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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团长爱丽娜
记者访问了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斯托雅·爱丽娜。她首先对记者说：她能够作为罗马尼亚工会的代表，到新中国来参加“五一”劳动节的典礼，感到非常的愉快。因为她可以在访问伟大的中国时，从实际的接触中了解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情况。
她说到北京时，在车站上受到中国工人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动。她说：中国工人兄弟这种情谊，证明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特别是象征了罗中两国人民亲密团结的友谊。
她特别表示：她到新中国来，处处感到温暖和友爱，不仅在车站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参观各机关、学校时也得到了同样的欢迎。她亲切地感到和中国兄弟在一块欢庆“五一”节，将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她谈到这几天参观大学、中学、公园、托儿所和历史古迹的情形时说：在大学里，从教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她认识到新中国的学校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有着密切联系的。她说代表团已经参观过毛泽东同志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北京大学，体会到中国学生是有革命传统的，他们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的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的革命运动。
她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争取独立自由。现在这种独立自由已经争取到了；而且在短短的两三年当中，各方面的建设都显出了惊人的成就。譬如在学校方面，就看见了以苏联先进教育为基础的新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学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青年学生的。从教授与学生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对比来看——无论学校的设备和生活上的照顾——处处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教育的关心。
她衷心地赞赏中国北京的历史古迹。她说不管当年封建帝王、统治阶级建造它们的时候有怎样的目的，这些历史古迹光辉地标志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她说从这些优美的风物上看出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不但是历史悠久，而且是先进的。
他最后说，自从伟大的苏联红军解放了罗马尼亚以后，又经过苏联不断的帮助，罗马尼亚的人民在党和领袖乔治·乌·德治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有五年计划。党和政府把全国人民的劳动组织起来了，已经建立了和正在建立着工厂和运河，有更多的水电站、疗养所、学校、工人宿舍，和剧场在建设中。
五年计划正在热烈地进行着，通过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斯达哈诺夫运动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新的生产记录正不断地创造出来。罗马尼亚的劳动人民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巩固祖国，巩固世界和平的。罗马尼亚人民正像其它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的各国人民，例如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懂得怎样保卫和平的。 （萧凤）（附图片）
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团长斯托雅·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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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代表团团长尤莱·逊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代表团团长尤莱·逊同志，亲切地接待着我们的访问。
尤莱·逊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二十九年来，就以他的全部精力献身于捷克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尤莱·逊同志刚从飞机上走下来，欢迎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同志就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招待有不周的地方，要请你原谅！”尤莱·逊同志笑着说：“我们到了北京，就知道朱学范同志的话不大‘正确’，你们对我们的招待是太隆重了，太好了。”
捷克工会代表团的同志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抵达北京后，就忙着参观学校、名胜，和欣赏我们的人民电影。尤莱·逊同志说，特别是看了“中华民族大团结”这部电影后，很感兴趣。他告诉我们：很久以前他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可是，他只看到在苏联的国土上，许多民族都团结在一起，幸福的生活着；而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这些兄弟民族是如何生活的，就知道得不多。他说：“在昨天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电影上，我看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很久以前就在中国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尤莱·逊同志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高度的理论水平；也证明了中国人民卓越的领袖们是最优秀的组织者。”
尤莱·逊同志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代表团的同志们参观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这两个学校里，他得到一个很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用他的话来说，这些青年，是“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培养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新青年。”
他十分兴奋地说述着他在参观中的最深刻的感想。他说：这里每一个青年，都深深地知道党和政府对他们的爱护，有着极大的学习热情。他们深刻地体会了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关怀，准备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内，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正作着十分重大的贡献。尤莱·逊同志说：“在这里，捷克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以捷克国土的面积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是有着巨大的工业。这一点，美英帝国主义也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他们害怕这一点，他们就想尽一切方法，派遣特务间谍，来企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告诉我们，捷克的工人阶级和捷克的所有劳动者，已经在一九五一年就把工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比一九三七年提高百分之六十。特别是重工业的水平，提高得更多。
“到一九五三年年底，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五年计划最后的一年，”尤莱·逊同志以有力的声调说：“那时，我们的重工业品生产量，将要占全世界的第六位。那时候我们捷克的发电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将大大地超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的水平。这就是我们巩固和平事业的最大贡献。”在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上，在捷克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口中，有九百五十万人在宣言上签了名。剩下的就是孩子。
捷克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国内建设着社会主义，而且还帮助着兄弟国家，其中就包括对新中国的兄弟般的帮助。尤莱·逊同志说，捷克的工人兄弟，不仅为兄弟国家制造全套的工厂设备、发电站、火车头和拖拉机，而且还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兄弟国家去；而且还要在兄弟国家内把机器装好，教会兄弟国家的工人兄弟能熟练地使用了，才算完事。正如尤莱·逊同志说的：“捷克的工人阶级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教养出来的。”
他说：“我们完全能够砍断敢于发动战争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魔手。”
（郑笑枫）（附图片）
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代表团团长尤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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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兰线上的文化战士
——记天兰路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
丰野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天兰线上的文化战士”，记述了天兰路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的创造性活动。他们在设备十分简陋和人力异常缺乏的条件下，为修筑天兰铁路的工人们演出了许多戏，同时也锻炼和提高了他们自己。这一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某些文艺工作团、队片面强调技巧、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我们修筑天兰铁路的工人同志，不但在建设祖国上是生产能手，在文化娱乐和艺术活动上也是热烈的爱好者和智慧的创造者。天兰线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化教员又是这个业余文工队的队长郭健同志，非常热情地引导着我去参观了这个队的驻地。我们走进了一座破旧不堪的院落里。那是傍晚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最高兴最愉快的时候，院子里敲打得很热闹，他们刚刚从工地回来，吃完了饭连休息都不休息一会就到这里来练习演唱节目。十字镐和铁锤被整齐地排列在院子里的一角，它们的主人，那双粗糙的手现在正拿着手风琴、胡琴和提琴在演奏着，有的背着腰鼓到外面广场去练习刚刚学会的新花样去了。“不上地主当”歌剧的演员们和乐队，把谱子和唱词写好挂在墙上，正在屋子里专心一意地练习着，院子里蹲在地上围成一堆的人，忙着为一个什么剧在对台词。
“我们准备在‘五一’节演出，”郭健同志说，“所以现在得加紧排练，硬是得挤着时间搞。”
“你们白天生产，晚上还要排剧，也真够累了。”我说。
郭健同志笑了笑，说：“常是这样，你看，大家简直像不知道累似的，劲头高得很。排上一会儿戏，他们还要去开会，因为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参加了打虎队。现在，噢……”他看了看表，“只有一个来钟头的排练时间了。”
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墙上挂的，地上放的，桌上摆的完全是各种乐器和道具。郭健同志拿过一个胡琴叫我看：
“自造的土货，不好看，声音还对付。”
接着他给我讲起来了，说这些乐器和道具，都是在山地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制造出来的。一年来他们就用着这些简单、粗糙的但很实用的一套所谓设备，排演了几十个大小剧本，可以说勉强地满足了广大职工文娱生活的需要。
文工队的队员绝大部分都是原来一字不识的文盲。都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间爱拉爱唱的人自动组织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来的刻苦学习的结果，说他们是“文盲老粗”，这已经是不公正和不合事实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现在都学会了至少两种以上的本领——拉、唱或者表演，普遍地都能认简谱、打腰鼓，学会了认字和书写，阅读简单通俗的书报。
腰鼓队在外面广场上打得挺热火，在这里郭健同志特别向我提到史进财这个人。史进财正在为腰鼓队敲锣鼓，他是那样专心地对待着自己的工作，以致我们叫了他两声都没有听见。
郭健同志说：“他是我们队上的炊事员，现在已经学会了拉胡琴，不过还不熟练。”
“演出时他也参加么？”我吃惊地问。
“要参加，我们人手少，一个人都得顶几个人用。”
开会的时间到了，腰鼓队停止了练习，他们把腰鼓解下来，一面擦着满脸上的汗一面跑步向会场赶去。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史进财，这个认真负责的炊事员，把他的铜锣拿回院子里向墙上一挂，按照着他的工作规律，从墙角里挑起水桶担子就担水去了。因为大家明天一早要去工地劳动，他得提早准备作饭的水。这个业余文工队的组成，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一段艰苦过程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第二工程队修完了保石段的工程之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开到北同蒲段进行抢修工作。这个工程队的队长
（即现在武山工程段段长）丁万臣同志，觉得工友们一天辛勤劳动需要有文化娱乐来调剂生活，就向处里要了几个文化教员，分配到各个中队去教歌子、识字，慢慢提高了工友们的学习兴趣，接着就建立了正规的文化学习制度。一九五○年七月队伍来到西北，先在宝天段作工，以后又来到天兰段，担任了南河川一带的工程任务。工地离城市太远，电影、戏看不上，任务又艰巨，工友们的文娱生活要求就更迫切了。工友们一下工就嚷嚷着说：“电影队怎还不来？该叫咱们看看戏呀！”当时有些工友们就说：“不来，不要紧，咱们自己搞！”就这样，各个中队的爱拉爱唱的人，在文化教员郭健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集合起来编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队，在不影响生产任务的原则下，成立了这个业余文工队。
业余文工队刚刚成立的时候，除去三十几个人
（几乎全是文盲）和两把胡琴而外，再没有什么设备。但是，只要有了人，什么都可以造出来。文工队员们的劲头真高极了，白天到工地里去修路，晚上回来，一放下工具就拿起乐器学开了。唱歌子不认识简谱，就用耳朵听，一句句的教，非把歌子学会不可。要对台词，不识字，也是叫别人一句句的念，记熟之后，再按照对话配上表情。乐器不够，自己当木匠制造；没有幕布，就把奖金拿出一部分，把每月吃伙食剩下的洋面口袋卖出，用这笔钱去缝了个外幕和内幕。（工友们还因此给他们起了浑号叫“面袋剧团”）先是光唱唱歌子、扭扭秧歌，这还容易，但是工友们说：“没意思，要看又说又唱的戏。”于是他们编戏了，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看见过的有趣的事情讲出来，想个人物故事，把它连接起来，再把记得的什么剧本上的插曲或听过的调子往上一配，一个戏就编成功了。要演出了，没有女演员，男的顶。没有假发，把麻绳梳开用墨染成黑色，披在头上就上台了。工友们看了挺高兴。但是时间长了，老是这一套，大家又不满意了：“多多搞呀，编个新鲜的看看呀！”文工队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回答说：“要搞好的，以后看吧。”但是大家为着这么一个问题在发愁：“男装女总是怪蹩扭的，得弄几个女演员来。”
这问题还要靠自己解决。没有妻子的队员对那些有妻子的队员说：“去！把你老婆找来参加剧团！”有妻子的队员说：“啊呀，乡下土包子怎么能成！”“能成，学两天啥都会了，你还不是老粗过来的？”就这样向家属发动起来，有些妇女怩忸着不肯来，丈夫就说：“这就是抗美援朝，多光荣的工作，去参加吧。”为了带头，武山工程队队长丁万臣首先把他的爱人张月荣说服动员参加了；郭健同志把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爱人王树祥也动员参加了。于是邵春亭、刘淑华、郝淑芝、李焕珍等等都参加了剧团。经过大家的帮助学习，这些原来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进步很快，不但能出台演戏，快板、相声、独唱、大合唱也都参加了。
演员的问题一解决，文工队的排练、演出工作就更频繁了，大家的热劲也像火一样。简单短小的剧可以演，就是复杂的多幕剧也大胆地排出来演。如最近他们正在排练的“不上地主当”就是个四幕大歌剧。前些时候他们还排了“群众日报”上登的话剧“圈套”。
一年来，他们演出的剧本是很多的，如：“学习好”、“干活要认真”、“一把钳子”、“十个滚珠”、“带头干”、“内外夹攻”等等够几十个；自编的还有：“不识字的害处”、“破除迷信”、“改造思想”、“新劳动态度”等。这些剧在安定工友的生产情绪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热忱上，是起了作用的。同时，也正是由于通过了这些辛苦的排练和演出工作，提高了他们自己，学会了认字和识谱。
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上级交下了紧急任务：年底前必须铺轨到一二○公里。以丁万臣为首所组织成的钉道队接受了这个铺轨任务。十二月初业余文工队奉命跟着钉道队出发了，从南河川开始，就过着野战式的紧张生活，跟着钉道队住帐篷，冒着寒冷，沿村沿站作演出活动，一直到陇西。几位女同志在这里更表现了坚强战斗的精神。如李焕珍，已经怀了孕，跑来跑去很不方便，还坚持着工作；王树祥带着两个小孩子，常常是把孩子在后台哄得睡着了，她才赶紧化装出台去演戏。剧团常常要移动，东西很多，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搬行李、背道具，从来没叫过苦。
“同志们就是用着这样的热情来工作的，真使我越干也越有劲了”郭健同志最后这样说。
“是啊！这里太需要文娱活动了，应该多有几个剧团才好。”我接着说。
“西安怎么样？剧团多吗？他们应该来几个呀！怎么不来呢。”
“是应该来的，我想一定要来的。”
郭健同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
“来了就好了，也好让我们观摩观摩，学习人家的技术。你真不知道，戏看不上，又没有电影，我们简直在瞎摸索。最近我们买了一批电影连环画，就是为了要研究、学习人家的表情和演技，……”
这时，从那面屋子里传来了歌声，清脆优美的嗓子使我不能不停下来静听。
“我们的女演员，邵春亭。”郭健同志夸耀似的微笑着向我说。
“也是农村妇女吗？”我问。
“是啊，可现在什么都学会了，还常常出台独唱哩。”
（原载西安“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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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武汉市文联秘书主任王采在组织原则和文艺思想上都有严重错误
武汉市文联前秘书主任王采（共产党员），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堕落腐化，品质恶劣。他在文联工作期间，更公开敌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宣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则对抗上级领导，发展成为山头主义，组成宗派集团，施行家长统治。他的这一连串错误，最近已为武汉市文联许多干部揭发出来。
王采在武汉市文联任职期间，曾公然收容了一个逃兵——他的侄子王利伦到文联来工作。别的同志批评他，还遭到他的讥讽，他说：“原则问题谁都会说一套，碰到实际问题谁都行不通。”又说：“自己年过三十，老婆、孩子一大群，万一病倒不幸死亡，或工作中犯了错误，应该有个安身之处；我家乡还有三、四十亩地，不收容王利伦，对不起家乡父老，田地也将保不住了。”待此事被上级发觉后，他又三番两次地抗拒上级命令，并在群众中间散布不满言论，说上级决定要将他的侄子送回原部队处理是“党对年青人何其残忍”。最后，他见实在隐瞒不住，又串通落后分子，盗用文联公章，暗地里为他侄子作鉴定，转介绍到新华书店工作。表面上则诿称不知道他的侄子上那里去了。
王采在这一事件中对党所采取的阳奉阴违、坚决抵抗的态度，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不能允许的。其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已达到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
王采之所以敢于采取这样错误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他在文联工作期间，一贯地企图培植私人势力，以求达到其施行家长统治的目的。那一个干部若对他的恶劣作风提出批评，他就视之为“眼中钉”，认为别人在和他“争权”，轻则扣帽子，说是“有政治问题”，重则独断独行，“开除”了事。为了施行家长统治，他采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流氓手段，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他曾对那些向他提意见的干部说过：“你们要暴动，我就要镇压。”还说要用“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另一方面，又拉拢落后分子，组成宗派集团，和上级领导人员以及机关群众相对抗。为了培植私人势力，他对历史不清的人无限信任，并互相标榜，互相包庇。文联的图章保管，机密档案及公文处理，经费开支、人事问题等等，都交这些人包办。这些人倚仗王采的信任，平常在机关内部便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弄得机关内部邪气冲天，正气不能伸张，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王采在生活作风上也是贪污浪费、腐化堕落，一心一意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和生活方式。他一个人掌握了文联的全部现金以及会计、出纳工作，一只手批条子，一只手拿钱，滥发滥用，随心所欲。他私人请客上馆子也都要由公家报销。明明工作上并不需要，偏要花很多钱买个照相机，经常背在身上摆样子，装阔气。平素更吃喝逍遥，不务正业。常常白天酗酒睡觉，夜晚灯火通宵，酒醉后抱着椅子跳舞。他不但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经常打骂自己的爱人，有一次竟把他的爱人朱益珍的脸打得青肿。他高兴的时候，就仰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捧着一本“唐诗”，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王采是我，我是王采，王采好快活！”一九五零年秋，王采闲极无聊，叫一个卖唱女子上楼到房里来弹曲子给自己“欣赏”，为了表示“大方”，当即“赏赐”一万元人民币，还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学习民间艺术，照顾女艺人生活。”这一万元也要上到公家账上。别人批评他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时，他还振振有辞：“文化人是有些自由散漫的。”
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武汉市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王采，特别严重的是，他还公开敌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自己的工作中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在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群众中间散播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方面，王采的错误主要地表现在创作思想、创作态度、接受批评的态度、对普及和提高的看法、对中外文学遗产的看法等等问题上。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明确指示，并已为多年的事实所证明：没有长期的深入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不能创作出有生命的作品的。但是，王采却公开宣称：“创作可以不要生活。”他在一次市文联干部业务学习讨论会上说：“创作可以不要生活。即使要，那么什么地方都有生活，文联即生活……”他认为：“文艺，是人底感情的高度升华。”“诗，是诗人底感情的高度升华，是诗人底感情发展到忘我的、类乎疯人的境地时的产物。”但是，这种“感情”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说教，这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荒谬性、反动性是尽人皆知的。而王采正是借着这种荒谬的论点来掩饰他生活的极度贫乏，脱离人民的本质问题，抱残守缺，死不放松，并日甚一日地陷入脱离政治、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的泥沼中。
王采一贯地看不起中国的民间文艺，看不起通俗文艺作品，甚至在解放区多年来实践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受群众欢迎的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也受到他的轻视。他说：“中国的打击乐器是最原始的、野蛮的东西，根本没有艺术价值。”他认为学习民间的诗歌会流于庸俗；学习传统形式就是“复古”。他说“东方红，太阳升”等句子不好，大呼“救救诗吧！”而沾沾自喜于他自己的作品。对于工人群众的作品，他是不关心的。
王采的创作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式的。在王采的眼中，文艺创作正是“赚钱的工具”。他称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是“卖出去了”，他说：“创作必须要站几个地盘（发表作品的地方）”，他把文艺创作当成一种可以“名利双收”的“营业”。
王采对待别人对他的批评采取了非常粗暴、野蛮的态度。如“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栏对他的一首诗提出了批评，他不但不虚心考虑别人的意见，还大发脾气，并把该报藏起来，唯恐别人看到。
王采对于今天人民的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用无产阶级思想、用毛泽东文艺方针去衡量的，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用他自己那种庸俗的宗派偏见，去颂扬或诽谤一个人或一篇作品的。
他认为某作家的成名“完全是被捧起来的”。
难道说今天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底作品的成功和被人民欢迎，都是什么人“捧”起来的吗？难道我们今天对一部作品的推荐或批评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名为利因而互相攻讦、互相标榜、吹嘘的宗派纠纷有任何共同之点吗？
王采的错误，是极严重的。他已经丧失了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资格。王采应正视自己的错误，深刻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有关部门对于王采的问题也应作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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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建筑师要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
正建筑师 戴念慈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们建筑事业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我们看到很多旧的营造厂把偷工减料当作“理所当然”的经营方法；很多建筑师事务所和营造厂勾勾搭搭，狼狈为奸，有些人甚至在设计上故意提高造价，以便按照“成”数多收设计费。在公营的建筑机构里，贪污盗卖的现象，以及由于不负责任的雇佣观点和追求形式、表现自己的杰作思想所造成的损害和浪费，也是大得惊人的。
“三反”和“五反”运动给这些腐朽的东西以一个狠狠的打击，因而使我们的建筑事业可以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发展壮大，有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建筑师应当怎样在这个新基础上改进我们的工作呢？从“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根本问题还是我们的思想改造问题。
去年我们曾提出了反对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杰作思想和雇佣观点的问题。今天想来，当时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并没有真正平心静气地拿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因而使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仍旧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例如去年我们经手设计的一个工程，光是钢骨水泥挑檐一项就费了八亿元。而这样的挑檐，其实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为什么把人民的血汗钱拿来做一个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呢？当时自己竟没有好好地想过。过去我们做建筑设计时，习惯上从来是不大盘算这些问题的。通过了“三反”运动，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建筑工作者正是直接经手给人民办事用钱的人。应当把人民的每一个钱都化在要紧地方，这才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我们很多同志在这次运动中提出了“精打细算，谨慎下笔”、
“可省可不省的要省，可要可不要的不要”的口号。这样的口号，我以为正是我们设计工作者为国家人民节约的具体方法之一。
除了节约之外，我们还要积极地增产。两年来的工作，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人民摆在我们建筑设计工作者肩膀上的工作分量，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的。而在今后经济建设的高潮中，这个生产力不够的问题，必然会更加严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不可能大踏步地前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有的。我们的领导机关早就指出了“规格化”的设计方向。这样，就能节省很多设计工作。但是，像我这样执行具体技术工作的人，却总不能接受这个新鲜的事物。最初，我认为“规格化”是机械化大生产的产物；在目前我们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谈不到“规格化”的问题，也发挥不出“规格化”的效能来。后来，我虽然认识到我们应当主动地改进建筑工作以解决工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建设问题，而不应当等待工业发达以后，再来谈建筑的“规格化”问题；但是，一碰到实际的工作，我们就又强调每幢房屋都有他的具体的特殊情况，用这个理由来反对规格化。因此，两年来虽然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方向，而我们竟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手工业生产就不可能“规格化”呢？是不是“规格化”不能解决每幢房屋的特殊性呢？答案应当是“能够的”。我们中国过去的旧式建筑就是“规格化”的。它不论在构造方法和平面配置上，都是既有一定的规格做法，又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具体变化。四合院的布置形式和立柱的木架结构不但能适应不同家庭的需要，也能适应各种不同基地和各种不同的建筑规模。由于构造的简单，这种建筑技术上的规律，便很容易被设计者所掌握。过去我国劳动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我想还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借鉴。（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建筑也应该是立柱构架和四合院的布置形式。）
建筑物设计规格化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客观困难，而是我们工程设计人员的思想毛病。旧社会的技术工作者们常常过分地相信自己，对别人的工作成果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任何设计工作最好是自己一手做到底。只允许别人照我的意思做，而不愿意遵照别人定出的规格来设计。这些就是“规格化”的主要障碍。
“三反”运动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我们认识了增产节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后在工作中怎样真正做到增产节约。问题认识了，但是做的时候，我们的具体行动往往还是会和自己的认识背道而驰。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坚定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旧的思想意识还常常占上风的缘故。例如我自己去年虽然认识到杰作思想和雇佣观点的危害性，但在以后工作中仍旧重复地犯了很多错误。虽然认识了“规格化”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做到“规格化”。这都是由于我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害太深，在思想改造方面努力不够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我觉得建筑师面前的增产节约问题，不仅是技术上如何多动脑筋想办法的问题，而且是坚决地、不断地从思想上改造自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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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疆通讯
从封建旧家庭到和睦的新家庭
——记新疆一个回族家庭的变化
本报特约记者 姚文
阿衣洗汗是新疆省吐鲁番五区一乡四行政村在减租反霸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回族妇女积极分子，是乡政府委员、农民协会委员会保管委员、乡妇女联合会的福利委员。她的丈夫喜马，年轻的儿子木塞和儿媳赛迈都是农会的会员。假如村里有什么集会，一家四口全体参加。阿衣洗汗常常带着媳妇去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家里再也听不到阿衣洗汗的叫骂，也听不到小媳妇赛迈的哭泣了；喜马老汉和儿子木塞，也不再唉声叹气地喊叫家里的事没有办法管了。四口人都感到家里有了欢笑，有了温暖，有了老人的慈爱，也有了儿、媳的尊敬。大家努力干活，又一同去积极参加农村的社会改革运动。
这是一个刚在成长中的和睦的新家庭。
可是在四个月以前，在减租反霸运动还未推进到这个村子里来的时候，阿衣洗汗的家庭，却是一个黑暗专制的旧家庭，四口人的心是分离的、苦痛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行为，给这个家庭和阿衣洗汗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时，阿衣洗汗就像旧社会其他的恶婆婆一样，经常虐待自己的儿媳赛迈，好像看不见媳妇的哭泣和痛苦她就不舒服似的。去年十一月下旬，我曾到她家访问过她。她身材魁梧（比起一般女人来说），话声宏亮，看起来动作利洒，显得泼辣，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老太太。每年过了冬天，她的丈夫同儿子都到迪化去做活，她同媳妇就在家里闹生产，成天忙碌，是一个闲不惯的劳动妇女。可是，群众都说她的脾气坏得很。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怕她，媳妇是更不用提了。赛迈十六岁到她家，已经快两年了，群众没有看见赛迈出过门。她经常在阿衣洗汗恶婆婆的淫威之下饿肚子，挨打受气，一句话答得不合婆婆的意，就挨一顿耳光。据赛迈说，有一次她打破了一个碗，阿衣洗汗就拿上木棍打肿了她的脚，好多天不能走路；每顿饭，虽都是吃的公婆的剩饭，但还要侍候公婆吃完以后婆婆叫吃才敢吃。赛迈的公公喜马，丈夫木塞都同情她，但是谁也不敢说一句公道话。两年的悲惨冷酷的媳妇生活，使十八岁的赛迈，就像一个傻子和哑吧一样，不但失去了青年应有的生气和喜悦，而且也失去了说话的声音。在她的这种痛苦被解除以后，我同几位女同志看到她时，她还不能高声说话。
新疆省人民政府减租工作团工作小组刚深入到四行政村的时候，阿衣洗汗的态度还毫无改变，有一天，赛迈由自己的亲生父母陪同从娘家回来，刚进门，就被阿衣洗汗打了一个耳光，并臭骂了一顿，怪她到娘家说了坏话，怪她到姐姐家去住了几天。并且对她说：“你去告诉干部，我也不怕，你敢把我怎么样！”赛迈不论说一句什么话，她都会恶狠狠地给她碰回去，再坏一点，就是给她一阵耳光。
我们工作组的干部曾到阿衣洗汗家去访问，问她家的情况，问她同媳妇是不是去参加过群众会。阿衣洗汗利利洒洒地回答说她每次都去开会，媳妇不懂维族话才没有去。但是问到赛迈——她的媳妇，却一声不响。过了几天，赛迈同她娘家的父母亲一同去找工作组干部，赛迈的妈妈流着眼泪诉说女儿当媳妇的痛苦，要求工作组帮助解除这种痛苦。工作组同志也已经有帮助赛迈解除痛苦的打算，可是阿衣洗汗的儿子木塞用着不大相信的口吻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有办法把我妈教育好。”阿衣洗汗的丈夫喜马也抱着希望，但又不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党真有办法把她教育好的话，我家就省好多事了。”喜马老头子同木塞都是忠厚勤劳的劳动人民，但是因为阿衣洗汗的脑子太封建，虐待儿媳妇，弄得大家的劳动情绪都不好。阿衣洗汗自己呢，也常在恶骂媳妇之后还生气、发怒，弄得一家四口都很苦恼，大大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和生产的积极性。
不过，阿衣洗汗是一个受过压迫、受过剥削的劳动妇女，只要给她讲明劳动人民内部的男女老少应该团结和一同争取解放的道理；说明家庭男女平等，尊婆爱媳，民主团结，才能闹好生产的道理，挖掉她传统的封建思想，批评她虐待媳妇的封建行为，提高她的阶级觉悟，她是可以改变过来的。因此，工作组同志经过和农会主任、妇女代表的研究讨论，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群众会议，对阿衣洗汗进行了批评教育。参加会的男女群众共七十二人，赛迈娘家的父母也在场。赛迈在会上诉说了两年媳妇生活的悲苦以后，一位回族的男人发言说：“解放以后，阿衣洗汗这样打骂媳妇是不行的，这是国民党的反动作风，应该承认错误。”接着男女群众都向阿衣洗汗提出“不许打骂媳妇”、“要同桌吃饭”、“准许媳妇开会、上识字班”等意见，要阿衣洗汗写在自己的保证书上，工作组同志也向她讲了许多道理。阿衣洗汗自己承认了对虐待媳妇的错误，向大家保证改变对媳妇的态度；媳妇赛迈也表示要听公婆的教导，自动找活做。媳妇的娘家父母更兴高采烈地向大家表示要消除过去对亲家的怨恨，重新作亲家。当场两家互相握手恭贺，会场上充满了和睦团结的空气。到会的男女群众都受到了教育和启发，议论纷纷：“以后家里不论什么人犯了错误，都开个家庭批评会来纠正，这办法可好哩！”
从此以后，阿衣洗汗不但变成了善良的婆婆，而且成为四行政村减租反霸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媳妇赛迈获得了行动自由，穿上了新的棉衣，参加了农会和生产小组，又参加了识字学习。阿衣洗汗本人当选为第二届农民代表会的代表，又被选为农民协会委员会的保管委员，对于农民斗争果实的保管非常认真负责。在被选为乡妇女联合会的福利委员以后，她调解群众的家庭和婚姻纠纷，更是热心而慎重，深怕做错；做过以后就找省妇联参加工作组的李玲汇报。同时，在纠纷和解以后，怕人家不实行保证书上的条件，还常去查看。阿衣洗汗愉快地对工作组同志说：“我整天工作不吃饭都行，只要能把工作做好；我有什么毛病，你们给我提意见。”在减租反霸工作快结束时，她还计划组织维吾尔族妇女学做布鞋。她说：“我这福利委员，就要为妇女谋福利。”
阿衣洗汗的家庭，现在变为民主和睦的快乐的新家庭。她的儿子木塞，从她两月来的实际行动中相信了共产党是真正能够改造自己的母亲的。他们一家人都怀着感谢的心情对群众说：“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才能来帮助我们解决家里的问题。”群众也因此更加称颂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党真好，连老百姓的家务事，也给办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