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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反”运动的胜利给成渝铁路带来新气象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胜利，给成渝铁路带来了新气象。
在“三反”运动中清除了不法资本家派进来的坐探和贪污分子后，成渝铁路职工们的主人翁感觉加强，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某桥梁工人说：“把贪污分子肃清了等于塞住了漏水窟窿，我们工作要更起劲！”他们革除了过去落后的桥涵安砌工作操作方法，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这种操作法不但可以延长桥涵的使用期限，并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五十，使每公方工程单价由三万三千六百元降低为二万六千元。某地临时铁路工厂的锻工场和机械工场的三月份任务，已提前十二天完成。机械工场打穿螺丝帽原定每组六小时打二百四十只，由于他们运用了郭瓦廖夫工作方法，工作效率提高很多，现在刘祝三小组在六小时打六百七十只，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二百七十九。列车乘务人员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制度、经验交流制度、三勤制度（即运转人员勤联系、勤检查、勤了望）和呼唤应答制度等，因而三月份做到了全月无责任行车事故。内江乘务室工作人员为了缩短车辆周转时间，已将列车速度从每小时十九公里提高到四十公里。二二六六号机车是成渝路上最老的也是最小的一台机车，一般情况牵引力不过四百吨，由于包乘组的乘务人员们提出“不怕机车老，只要保养好，一样多拉，一样快跑”的口号，在九天之内，就超轴牵引了一千八百五十九吨。
广大职工经过“三反”运动，加强了对国家财产的爱护，大家更加注意节约。他们说：“过去贪污分子到处进行盗窃，现在把那些家伙打垮了，多做活多节约，国家也就多积累财富。”从前管材料的人把材料乱丢乱抛，许多都作为废料浪费了；现在工人在工余时间把那些废料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使用。如广汉泥工队刘绍松、刘期顺、王正德、冯耀金四个人，发现一堆被土埋住的石灰，就在休息时间整理出了二千多斤。成都木工队的工人，用废料作瓦角子，给国家节省了许多一丈三尺长的杉条。
“三反”运动中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认识到计划和设计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着工程的寿命和安全，而且关系着国家资产的节约和浪费。所以他们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已有很大改进。如成都工务段过去在计划路基坡度时，没有研究土壤的性质，只沿用书本上的教条规程，结果许多地方塌方。成都工务段所辖某分段就塌了三万多方，浪费工程费二亿九千余万元。现在工程技术人员就根据挖方深度的不同来决定坡度的比例，这样解决了塌方问题。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已使这个工务段顺利地完成了过去未完成的土方工程。又如某地码头管理所，因原码头起卸笨重货物很困难，去年计划另修码头，这个计划的全部修建费约需一百八十亿元，修建工程也要很长时间。现在技术人员依靠工人想出了办法，把原码头加宽一些，上面用四十五吨的大吊车。这样就解决了起卸笨重货物的困难，全部工程费用只一亿一千八百万元。（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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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明破获盗窃重要国防物资的三大案件
昆明市人民政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连续破获了奸商盗窃国防物资的三大案件，并已将这三案的主犯逮捕归案。
其中一件大盗窃案的主谋者是奸商杨栋珊（昆明市中亚机器厂经理）、俞泽民（新民五金工厂经理）、杨名相（行商）、杨卓然（源慎昌经理）四人。他们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后与国民党空军人员相勾结，有组织地盗窃了大量飞机上的贵重器材，据初步查明的有发动机二百九十八具，螺旋桨七百四十四叶，铝条十五吨。将这些物资折旧计算，最低价值达人民币六百五十七亿元。如果以两部发动机加上其他机件装配成一架飞机的话，就可以装配一百四十九架飞机。
他们的盗窃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到贵州，云南酝酿起义的时候，奸商俞泽民等就设法和国民党空军昆明临时航空器材库库长王秉立（解放后曾逃往滇南为匪，后被我军捕获）相勾结，商量乘机大批盗窃飞机器材的办法。结果商定：由伪昆明临时航空器材库将这批航空器材“报废标售”，由奸商杨栋珊等投标套购，用这样的方式将物资盗窃出来。为此，奸商杨栋珊等就合资组成了一个名为“合记号工厂”的盗窃集团，由杨名相任经理兼账务，杨卓然负责财务，杨栋珊负责运输，俞泽民负责工务，他们并用“合记号工厂”的名义和伪昆明临时航空器材库订立了所谓标卖合同。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起，他们开始盗运螺旋桨和铝条；同月十七日开始盗运第一批航空发动机，十二月三日盗运第二批航空发动机。这时因解放军已快到云南，奸商杨栋珊等又以三十两黄金和三百块银元贿赂伪昆明临时航空器材库课长倪传久，用十八吨载重平板拖车（每车可装八部发动机）加紧盗运，直到十二月九日云南起义后的第三天，飞机场宣告戒严，他们的盗窃活动才被迫停止。
他们盗窃出来的大批重要国防器材，大部分是新的，可是这些奸商为了达到盗窃自肥的目的，同时企图湮灭罪证，专门雇用了一百二十多个临时工，把这批完好的航空器材拆毁，熔化成铝条。到一九五一年一月，盗窃分子们因分赃不匀而散伙时，还剩下一百具左右的发动机没有拆毁。奸商杨栋珊又暗暗把这一批发动机搬到他自己开设的中亚机器厂，继续拆毁熔化。工人回忆拆毁时的情景说：“打开箱子，撕开油纸，眼看崭新的发动机一次都没有用过，就要丢进熔炉去，老实叫人痛心。这批发动机用来装成飞机打美国鬼子，要发挥多么大的力量啊！”因此当时有许多工人向奸商提出了抗议，反对蹧踏这批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重要国防器材。可是奸商不但不顾工人的抗议，反而强迫工人把来不及拆毁的新发动机用泥巴涂脏，把全新的曲轴（飞机上拆下来的）用火薰黑，并对领班说：“如果有检查的人来，就说是废品。”到一九五一年六月，这批重要国防物资终于被全部破坏净尽。
另一个大盗窃集团所盗窃的国防物资，据已证实部分，价值就达三千亿元以上。这个大盗窃集团的主犯是奸商岳宗琦、赵贯一、王和甫、何灿文、吴祥光等。
他们的盗窃活动也是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后进行的。一九四九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兼程向大西南进军的时候，奸商岳宗琦、赵贯一等勾结了昆明飞机第一制造厂、霑益飞机场、巫家坝飞机场和某兵工厂中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巨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他们把三十个仓库的器材、物资倾库盗光，然后连续以两个多月的时间运回昆明。他们究竟盗运了多少国防物资，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单是已经查明的部分就有：汽车轮胎三万个，工字铁十多吨，各种机器三十部，全套大蒸汽锅炉，能带动二百至三百匹马力的大发电机及其全部器材，麻袋三十七万多条，麻绳三百六十吨，飞机头十个，飞机油箱二百个，橡皮艇八个，车辆五百八十部，其中包括装甲车、战车和拖重炮用的拖车，此外还有汽车零件和重机械零件达一千吨以上。
这批物资大部分是完好的，但是多数被奸商岳宗琦等在当时或解放后拆散变卖。奸商们把一部分拆卖所得的钱和留下来的机器开办了一家建云实业公司，由奸商赵贯一任经理，岳宗琦和吴祥光任协理。这个公司的主要营业分两部分：一是化工部分，就是用盗来的制氧机四部（按最低估价约值四十五亿元）和氧气瓶八百七十三个（按最低估价约值八亿七千多万元），制造氧气出售；另一是机械部分，即用盗来的各种机械及铁料，包揽各种机械工程。
赵贯一等奸商们就利用这一公司继续着盗窃活动。比如，他们看到氧气的销路很好，就认为奇货可居，高抬价格，有时每瓶售价要高过市价六万至十万元。他们在接受政府机关的加工定货时，没有一次不偷工减料。比如一九五一年建云实业公司卖给云南省文山专署三部雪佛兰引擎和三部抽水机，总价八千零四十万元。引擎上所配的零件全是旧的，三部抽水机也是已经用过四年的旧货。当时工人王鸿纪问为何要用旧货欺骗政府和农民，奸商吴祥光说：“我卖了三部用不成的，可以买回来四部新的。”这批引擎和水车一用就坏，结果，农民只好挑水灌田，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
这批奸商的罪行还不止如此，他们还行贿腐蚀干部，经常地偷税漏税，假造和贩卖行车执照，非法贩运黄金、毒品，以及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等等。
和上面两大盗窃案一样，另一个盗窃案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一盗窃案的主犯是昆明市华达五金工厂老板李祥泰。他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勾结国民党空军人员丰盛阳等，盗窃了飞机发动机三部，螺旋桨七十三叶，车床二部，油池皮十四吨以及大批国防器材，价值达二十五亿元以上。
这三大盗窃案的主犯们在“五反”运动中，对自己的滔天罪行拒不向人民坦白，并且企图破坏运动。例如奸商岳宗琦等曾威胁工人说：“谁要是敢去检举，将来就拿他做垫背（陪死）。”但是工人的阶级觉悟已经提高了，他们没有被奸商吓倒，许多工人都以确凿的证据检举了他们的罪行。昆明市人民政府根据确实的人证物证，先后将这三大盗窃案的主犯杨栋珊、俞泽民、杨名相、杨卓然、岳宗琦、赵贯一、王和甫、何灿文、吴祥光和李祥泰逮捕归案，将予以法律制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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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反”运动正在改造着上海的私营工商业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上海的“五反”运动已经进行了两期。它严重地打击了违法资本家向国家和人民进攻的“五毒”，空前地提高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的自觉，使他们积极起来督促资方改进经营管理和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民政府大力扶植私营企业。正确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正在建立着。
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清除了违法资本家的“五毒”
上海违法资本家的“五毒”是严重的。在“五反”第一期里，随便抽查七十四户工商户（还不是最大的户，也不是问题最严重的户），就发现各户盗窃国家的财产，都有数亿元、数十亿元以至数百亿元之多。在“五反”第二期里，更发现有些违法工商户盗窃国家财产在千亿元以上。这些违法资本家的盗窃行为，对于抗美援朝、国家建设、人民生活，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当“五反”运动还在准备阶段的时候，这些违法资本家曾经企图用各种狡猾刁顽的手段混过“五反”的“关”。但是，自三月二十五日“五反”运动正式开始以后，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积极发动工人店员，争取高级职员，并在违法资本家的家属中间进行工作，确实掌握了违法资本家的材料，宣传了政策，晓以大义。这一切就给违法资本家布下了天罗地网。绝大多数违法资本家不得不坦白认罪。例如安利公司副经理马子培，是区协商委员会的代表、里弄居民委员会主任；他企图利用这个政治地位，以假坦白等手段把检查混过去。可是，在检查队发动工人店员检举之下，在他的妻子女儿规劝之下，在检查队的正确材料对证之下，他终于无可抗拒，感到了自己的卑鄙龌龊，痛哭一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又如华新仪器文具厂，正副经理三人是一母同生的兄弟，他们订立的“攻守同盟”叫做“血统同盟”，他们曾认为这是再“牢靠”也没有的了。但是，当检查队发动群众之后，不仅职工和亲属起来检举，就是“血统同盟”里头的老大和老三也起来检举老二；“血统同盟”不得不宣告破产，大家坦白认罪。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粉碎了违法资本家抗拒“五反”的一切伎俩。违法资本家在这个教育之下，真正看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了今后的发展，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条正当的道路。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召集的七十四户已检查完毕的违法工商户的座谈会上，许多违法资本家就这样表示：“我伲今后要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下规规矩矩办事。”
工人阶级提高了主人翁的自觉，团结资方搞好生产
伟大的“五反”运动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上海违法资本家的“五毒”，更重要的是给了广大职工以深刻的阶级教育。他们坚决地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空前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自觉，发挥了领导阶级的积极作用。许多工厂商店经过检查以后，职工为了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成果，提出“五反打了胜仗，生产更要打胜仗”的口号。他们积极督促和协助资方改进经营管理。上海铅笔厂被检查完毕之后，这个厂的职工就向资方提出两点建议：一、组织生产成本研究组，研究提高成品质量、节省原料、减低成本，以供给人民以价廉物美的文化工具；二、建立成品验查制度，保证不让次货、劣货出厂，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两个建议得到了资方的赞同，并已开始实行。在中华铁工厂，检查队离开的第二天，工会生产委员会就召开生产会议，接受职工提出的改善生产制度、加强文化技术学习、树立劳动纪律、推进先进工作方法等许多意见。成立估工委员会，对今后的生产采取估工定额制度，以便进行合理的奖励，激发生产情绪。成立检查委员会，严格检查产品规格。华新仪器文具厂接受职工的要求，召开劳资会议，拟出一份生产过程表，使今后的工作能够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大鸣油墨厂在劳资协商会议上，研究如何推进业务，并订出八条爱国公约。包福记钢铁建筑工厂火工小组，在修订的爱国公约中规定，保证不代老板做偷工减料的活；如果发现老板有不法行为，立即向政府检举。以上这些措施，对于过去违法的资本家改进经营管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广大职工为了进一步协助资方搞好生产，更在生产过程中大大发挥劳动热忱。例如包福记钢铁建筑工厂，接到治淮工程的定货时，原料还没有到厂，工人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在工作过程中，机场工人陆新泉不断开动脑筋，改进了操作方法，使加煤机链条的产量比以前提高百分之七百。电焊工场工人姚金宝也改进了操作方法，一天完成二十天的任务。大隆机器厂接到治淮工程的定货时，由于职工忘我地劳作，把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程，十三天就完成了；检查结果，成品都合规格。在“改进技术”的口号下，新安电机厂老工人应顺年把刨刀由一把改装为四把，使刨床的工作效率增加三倍，解决了直流马达整流子铜排供应的困难。这个厂的工务科的职员沈君佩，主动地和翻砂工人讨论如何改善马达上的一种零件的品质，结果使这种零件的单价由每磅二万八千元减到一万八千元。许多店员积极设法改进业务（如检查售货规格，改变对顾客的态度等），商店的营业情况大为好转。如兴昌工业原料行，数月前，每月的营业额约六七千万元，现在十天的营业就有一亿多元。公裕颜料行二、三月份每月营业额都不过二三亿元，四月一日至五日就做了二亿多元的生意。
应当指出，广大职工这样积极督促和协助资方搞好生产，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还有无穷的生产潜力，将要继续发挥。“五反”运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自觉以后，对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是非常有利的。
政府大力扶植私营企业，初步建立正常的公私关系
消除了违法资本家的“五毒”以后，人民政府为了照顾私营企业淡季的生产中的困难，对私营企业大力进行扶植。三月份，国营花纱、百货、工业器材等十四个公司及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加工、定货、收购、贷款的方式，扶植五千多户私营工厂进行生产。四月份上半月，国营贸易部门及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又以这些方式，扶植了三十四个主要行业共三千多户私营工厂进行生产。在“三反”“五反”以后，人民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扶植是有特殊意义的：一方面，国营贸易部门接受“三反”的经验教训，在委托加工和定货时初步实行了认真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初步贯彻了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另一面，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真正看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必须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才有发展的前途。因此，在交易中就出现了正常的公私关系。比如国营百货公司委托私营厂商加工或向私营厂商定货，首先依靠私营厂商的职工比较确实地核算了各种商品的成本，然后根据资方的自愿，签订了比较合理的合约：一、约定交货日期不得变更。如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或延期交货时，必须事前申请并经委托加工和定货的方面同意。二、无故延迟交货日期者，每延迟一天，须缴纳当期货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三、定货品质和成交时样品要完全相符，不偷工减料，不掺杂掺次；否则，除赔偿一切损失外，并愿受国法制裁。四、成本价格必须正确合理，如有有意蒙混、投机取巧、追求暴利等不法行为，一经查出，按第三条同样处理。为了保证合约的执行，由基层工会作监证人。实行了这些措施，就把违法资本家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
正常的公私关系的建立，正在教育和推动着上海的资本家：他们要求得合法的利润，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改进经营管理。
“三反”“五反”以后，人民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扶植，已经更有效地发挥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这必然会促使私营企业向着正当的途径发展。
违法资本家开始端正经营作风
“五反”运动对于违法资本家是最有力的教育。他们经过人民群众帮助消除“五毒”，经过职工督促和协助改进经营管理并努力提高生产，经过人民政府大力扶植，并初步建立正常的公私关系以后，许多人开始认识：只要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老老实实做一个正当工商业者，自然有光明的前途。因此，许多厂店的资方已经安心经营业务。如永昌棉织厂，过去因有许多顾虑，逃避了机器十六部，现在决定全部拿回厂中。善裕泰绒线号也因有顾虑逃避了大批羊毛，现在已拍电报到外埠把羊毛收回。新大陆轮船公司为了搞好今后的业务，决定修好船舶，提高航运性能，减低航运成本。同时，许多厂店开始端正经营作风。例如华福工业原料行，过去一贯以投机取巧营生，以致原料不买，机器生锈。现在，老板决定收回债帐，帐外资产立即入帐；工厂添置帮浦、烘炉设备；停止出售一切不合规格的货品，单位份量不足的包装原料一概补足，假货、劣货一律取消。丽华药房决定把十几箱失效的配尼西林、沉淀的钙针及变质的六○六针剂停止出售。庄子记五金号过去经常把旧铁管冒充新货出售；现在出售这类货色时，先把实际情况向顾客说明，贬价出售。许多商店经职工和老板合理计算成本后，减低了商品售价。泰康公司已把各类饼干的售价平均降低了百分之十左右。有些罐头食品的价格照码削减了四成。丽华药房过去售出配尼西林十二片价值三万六千元，现减为二万五千元。庄子记五金号已把五分之四的白铁管每尺售价由一万五千元降为一万二千元。商品虽然减削了价格，老板仍然有利可图。以大中华电器公司所售的火表和千层纸而论，这两种商品的售价虽已分别降低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四十，但每售一只火表仍可赚四万元，每售一磅千层纸也能获得百分之十七左右的利润。同昌车行的情况也是一样，每部燕子牌脚踏车的售价虽然已由一百九十六万元降低到一百五十二万元，利润仍有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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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五反”运动，正从各方面改造着私营工商业。上海是中国产业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百余年来受买办和官僚资本毒害最深的地方。今天“五反”运动对于上海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对于全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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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决心把废品率降低到万分之二以下
重庆某工厂劳动模范 张少如
我这次到我们伟大的盟国苏联，参加莫斯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虽然我不能参加迎接“五一”的生产大竞赛，但是我可以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生产经验。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好好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迎接我国就要到来的经济建设的新高潮。
去年一月，我听见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挑战的消息，我很有意起来应战。但当时我们小组同志的意见不一致。有些落后的同志说：“应战干什么！照规矩生产就行了。”我找积极分子商量，说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道理。我们都从心里感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什么工作都得要带头干，抗美援朝还能落在人后面吗？我依靠积极分子，打通了落后的人的思想，使我们小组通过了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决议。那时候，在全西南地区，只有我们是唯一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小组。
“怎样才能做好呢？”我一直捉摸着。
有一次，我去领材料，我听说材料的价值很高，就想：少浪费一分材料，就等于多增加一分抗美援朝的力量。我问小组里的同志们：“怎样才能少浪费材料？”有一个老工友马上反问我：“我们常常出废品，还空谈什么少浪费材料？”大家都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废品。因此，消灭废品就成了我们应战的重要内容。为要减少废品，我们认真学习了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实行互助检查制，检查头一个产品，加强技术学习。这样，我们把废品率从百分之二降低到万分之三点八，打破了全厂过去必须以百分率计算废品的保守观点。但是，我们还是不满足，我们还没有完全消灭废品！今年我们决定再把废品率降低到万分之二以下。
我们在消灭废品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的工时过去是有很大浪费的。我和小组同志们商量怎样在工作时间不停车或少停车。大家决定：减少换工具的时间，利用空闲的时间修理车子的毛病。实行劳动互助，谁去小便，就帮助谁看车等。这样，我们就能以九小时完成十小时的工作。最近我们还在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减少了废品，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后，我们又感到自己的技术和文化程度还不够高。我们还要向全国先进的生产小组学习，把我们全组同志都培养成为能掌握技术的有文化修养的工人。
去年十月，我代表小组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又光荣地列席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看见了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当时我很惭愧，因为我对于国家的贡献太小，所接受的荣誉却太大。我回到重庆，见人就说：我们要好好干，响应毛主席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我们小组参加了
“打虎队”，捉住了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但我们并没有耽误了生产。我们的生产比过去更好了。经过“三反”斗争，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过去一向不愿积极工作的落后分子也转变了；不深入现场、不接近工人的技术人员的思想也改变了。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们小组同志都向我保证：要坚决完成今年增产节约一百吨粮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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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欢呼“三反”运动胜利声中纪念“五一”
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
工业劳动模范
汪菊潜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大获全胜。这个伟大的斗争，不但清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且改造了和改造着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我是个知识分子，又是个技术人员，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无疑问地有着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我过去以为自己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觉得很“清高”，对于自己的旧思想没有能深刻地检查和反省。我有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我错误地认为我所以被“留用”，无非是因为我有技术。因此，我想只是在技术方面多出些力就好了。对于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则少加过问，依赖老干部去解决。这种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一直阻碍着我的前进。处理业务工作时，我没有全面观点，仅仅根据片面的材料，不管客观实际情况，不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具体规律，不依靠群众，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地靠自己的狭隘的经验来处理问题。这次伟大的“三反”运动，犹如晴天霹雳，惊醒了我，教育了我，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的思想改造，使我认识到技术必然也必须为政治服务，技术必须服从政治领导，技术人员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划清界限，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人民国家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必须从增产节约中去寻求。这是不可怀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次“三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增产节约扫清了障碍。在我们的铁路工程建设中，曾经盲目地依靠私营包商，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充分地认清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人民铁路猖狂进攻的严重性，我们也更认清了要搞好铁路工程建设，就必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施工力量。通过这次运动，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在施工中实现企业化，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检阅自己力量的战斗节日，是象征工人阶级团结、斗争、胜利的节日。中国工人阶级在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下，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和全国人民一道，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在“三反”运动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来纪念“五一”，使我充满了信心。“三反”运动教育了我，也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在即将来到的伟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我一定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把人民铁路建设得更好，加强祖国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以实际行动来答复美帝国主义的无耻的细菌战，捍卫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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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张家口机务段两台机车超过安全行驶二十五万公里的目标
编辑同志：张家口机务段冖丂1一五一一号和一九四九号两台机车，到四月十七日止，三年来安全行驶了二十六万五千多公里和二十五万一千多公里。他们所以能超过二十五万公里的奋斗目标，是因为组内彻底执行了各种制度和遵守劳动纪律的缘故。一五一一号机车包乘组在定检内实行三检验收制度，始终没有发生过漏检。一九四九号机车包乘组在乘务中认真执行了呼喊应答，因而曾防止了两件妨碍行车的事故。他们经常和工厂联系研究机车情况，又有健全的给油制度，使两台机车保养得很好，效率很高。一五一一号机车包乘组的组员还有个优点，就是虚心钻研工作方法。去年段内学习把机车的硬水软化的先进经验时，小组内根据实际条件，研究出上下坡放水法，找出了施行软水后汽水共腾的原因，并加以改进。因此，该组在段内首创洗检公里七千六百多公里的新纪录，提高工作效率将近一倍。现在，这两台机车包乘组正提出安全行驶三十万公里的奋斗计划，作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献礼。 王建堂 康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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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电业局供电科职工
积极设法降低线路损失
三月份给国家增加五亿多元的收入
编辑同志：青岛电业局供电科三月份的线路损失比计划降低百分之三十二强，给国家增加了五亿元以上的收入。这是供电科职工“三反”运动以后阶级觉悟提高，积极工作的结果。供电科科长黄长敬曾亲自带领职工，实地试验了带电用水清扫高压线路的工作。这一试验的成功，不只保证了安全供电，还解决了过去非要停电清扫不可的困难，减少了不必要的停电，为增产节约运动打下了基础。工人王希山、杜升祥等在夜间走了二十多里路去观察线路，检查电线。如果发现有问题，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弄妥当才放心回去。工人王克友等检查出线路有喷火情况，他们立即反复查看，有时他们必须等到天亮，因为不停电不能修理。
钟树凤 迟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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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阳泉三矿南场的面貌改变了
编辑同志：“三反”运动把阳泉三矿南场的面貌改变了。过去，南场是一个“老虎窝”，一切领导大权都操在贪污分子手里。他们欺上凌下，压制工人，甚至积压工人工资半年多不发。装车工人因缺乏梯板，曾出过几次工伤。但领导方面熟视无睹，不采纳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工人们生产情绪低落，认为南场是个“三不管”。“三反”斗争中，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垮下去了。工人们马上选出了一贯负责、热爱工人的积极分子张忠善担任工会领导职务。新选出来的干部为工人解决了很多困难。装车工人宿舍拥挤，住不下，张忠善就主动地请求人民政府，把邻近村庄里的庙宇空出来给工人住。他领导修制了梯板，又建议行政方面补发了“三反”前积压的工资。工人们都爱戴他，感动地说：“老张把什么事情都办妥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榜样。”工人的生产热情大大提高。他们提高了装车效率百分之二十，并提前十天完成三月份的装车任务。
姚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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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一座新城市的诞生”一文闪耀着新中国建设的远景
编辑同志：我读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座新城市的诞生”一文后，感到无限的激动和兴奋。我认为，这确是一篇好通讯；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闪耀出今日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祖国辉煌灿烂的远景。
在这篇通讯中，我们看到四年前的伊春，还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凉地区。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四年中，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劳动人民创造了奇迹，伊春竟成了一座拥有现代化设备的一万二千多人口的城市了。而最令人兴奋的，是伊春还正在不断建设中。森林专门学校即将创办了，大批祖国的建设干部将从这座高等学校中培养出来。这种飞跃的进展，岂是四年前当地居民所能想到的吗？也岂是那些妄想用种种方法阻滞我们建设的敌人们所曾想到的吗？
我们确信，不久以后，从东北到西南，从新疆到海南岛，新中国到处都会涌现像伊春这样新生的城市。盼望新闻工作者，今后在这方面更多地为我们报道。 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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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东北机械八厂卫生所
部分医务人员忽视病人生命
编辑同志：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第八厂卫生所部分医务人员作风恶劣，对病人毫不负责。卫生所人员表面按时上班，但中间要休息三次。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就不管病人了，即使病人有急事，他们也说：“休息啦！等一会吧！”八厂职员荆茂珊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该所于亚文大夫不但不改正，反而写信给行政领导方面和工会说：“荆一贯在卫生所捣蛋，应对他加强教育。”五车间工人刘明久患精神病，曾亲自到卫生所去诊治。该所所长易克就对他说：“我们不能治。要治就得由厂长给你另雇几个大夫。”四月十六日，二车间工人王迪仁来治伤，那天很冷，冻得王迪仁直抖，所里护士有被子却不给盖。二月，于亚文大夫给工人张守训的孩子看病，他不按剂量开药，致小孩服药后中毒，急救无效死亡。他们甚至叫不懂医药常识的人给病人注射。在卫生所里，经常可以听到“拿钱请客，就给你配点好药”这句话，这是卫生所的老毛病。有一次于亚文大夫向病人硬要两包烟，否则就不给治病。八厂职工是非常不满意他们这种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作风的。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我建议八厂领导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批评，要他们转变作风，好好为人民服务。 王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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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热河省乌丹县人民法院对曲洪良母子打死孕妇案判处过轻
编辑同志：热河省乌丹县二道沟村，在去年二月间，发生了一件婆婆和丈夫打死孕妇年氏的严重事件。
被害妇女年氏，死年三十岁，乌丹县太平沟村小兰旗营子人。年氏十八岁时由家庭包办，和同县二道沟村曲洪良结婚。结婚后，年氏常受婆婆、丈夫、小姑等百般虐待，甚至连鞋袜都穿不上。前年旧历腊月年氏回娘家时，因天气严寒，才由娘家给做了一双袜子穿上。年氏自己曾搞副业生产编草帽，积下红高粱半斗（四十余斤）放在自己柜里，准备以后卖了钱买些布做鞋做袜子。年氏从娘家回来后，发觉红高粱不见了，问家里人，才知道是婆婆从柜里拿出来喂了猪。她非常气愤，但也没法。后来年氏的公公买了二尺青布给她，又被小姑子知道而抢了去，并告诉了她的婆婆。她婆婆知道后，用棍子打了年氏一顿，并唆使她儿子也打，叫着要打死年氏。于是曲洪良便举起锄头杆子狠狠地打她，把锄杆打成了三截，年氏被打得周身皮青肉紫，鲜血淋漓。身已怀孕七个多月的年氏，不断地向丈夫哀呼饶命，可是曲洪良仍不放手，越打越狠。打得年氏实在无法，便挣脱从窗户跳出，逃到邻居老侯家的园中。但曲洪良仍不放松，又从屋里举着铁锹追出去，用铁锹狠狠地连砍了三下，打得年氏再也爬不起来。老侯家闻声赶到，曲洪良才住打。邻居妇女把年氏扶到屋里，约过五分钟后，年氏便吐血不止。可怜的年氏和她所怀的孩子就被婆婆和丈夫活活地打死了。
事后，年氏的婆婆便拉拢村干部，致使案件未及时判决。经死者娘家几次申诉，于去年五月后，县人民法院才判处凶犯曲洪良徒刑二十年，但对曲洪良的婆婆却没有判处。对该村干部也没有处分。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应该受惩处的，希望该县重判该案，以平民愤。
年发 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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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王相臣来信承认错误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受旧社会毒害很深的商人，解放以来我也没有好好学习。我唯利是图，对其他事一概不问。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载的
“傅广庆勾结一伙奸商订假合同大量骗款”的消息中，提到“和奸商王相臣订的合同……，也是一砖未见。”我看了这段消息，便向你们追问，并要求更正。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误。三月十五日你报“读者来信”栏上张冀民同志揭发的事实，就证明我是企图狡辩。我行贿、漏税，本来是奸商；可是，我还不承认，反而向你们追问，真是可耻之极。现在我恳切地向你们道歉。我并愿努力改造，重新做人。
王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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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鱼台县民主妇联对姜玉兰被毒打重伤事件的检讨
编辑同志：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原省鱼台县民主妇联应当坚决保护妇女利益”一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县刘田铺村妇女姜玉兰，经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判准和马玉祥离婚后，曾到我们县妇联来，请求帮助解决离婚后的问题。我们为了“照顾”少数落后群众的“反应”，竟介绍姜玉兰到本县二区妇联，最后又让她回刘田铺村，致被马犯玉祥毒打重伤。这一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是由于我们对妇女的切身问题关心不够，对姜玉兰的痛苦体贴不够，而没有适当处理这件事所造成的。这一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将近二年之后，是更不应该的。我们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很大的教训。我们除了建议政府严惩马犯玉祥之外，今后决为保护妇女正当利益尽最大的努力。
以上是我们的初步检查。希望读者继续帮助我们。
平原省鱼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