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赖若愚
继“实践论”之后，又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另一哲学著作——“矛盾论”。这两篇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作了重大的贡献；对于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怎样善于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并依据中国革命斗争的生动的生活，来深入浅出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一、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分析中去领会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矛盾论”告诉我们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又说：“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根据这一论点来分析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各种矛盾，就会了解：新中国和旧中国的质的区别，主要就在于：旧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反动统治是站在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中国是过去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做了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镇压过去的压迫者，对此而说，人民大众是站在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人民大众包括各个革命的阶级，这些革命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有的是领导的阶级，有些是被领导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领导的阶级各有不同。当我们用“矛盾论”作为思想武器来分析革命的领导问题时，就一定会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质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前者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后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由此看来，处在决定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革命的性质也就不同。所以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的精髓和根本标志。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管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斗争战线上，我们都必须十分注意发展和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从各方面来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忽视了最根本的事情。如果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资产阶级所篡夺，那么，处在决定地位的革命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起了变化。而在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我们如果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势必会断送了革命的前途，使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又占了上风，使人民大众又回复到奴隶的地位。南斯拉夫的情况就是如此。
从中国近代史各种运动来观察和证明，工人阶级是完全可以把革命领导到底的，而且只有它能够把革命领导到底。可是，工人阶级能不能实际上巩固自己的领导，又是决定于工人阶级自己，即决定于工人阶级的内在的因素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所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引导中国革命得到胜利。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今天，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是通过机关工作人员的不纯而起作用的。我们要打退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只有依靠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的我国工人阶级及一切觉悟群众的伟大力量。
由此可见，要巩固和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并以此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必须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党内的一切不良倾向，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必须随时把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清除出去，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
由此可见，要巩固和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还必须十分注意发动、组织和教育广大的职工群众，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不断地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同时必须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吸引、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影响，摆脱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影响。
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始终使自己居于领导的地位，促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促使我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转向到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
二、掌握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矛盾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我们就可以领会：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并且努力解决主要的矛盾。解决了主要的矛盾，其它的矛盾就要随着变化，另一个矛盾就成为主要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中心环节”。只要能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就可以推动整个的链。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能有几个中心。这从工作的全局来看是如此，从工作的各个局部来看也是如此的。
即使在一个工厂的工作中也是同样要在各个时期，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条件，着重解决主要的矛盾，抓住中心的环节。解放后工厂工作的总目标是搞好生产。在这个总的目标之下，需要进行很多工作，也就是说要解决很多矛盾。而首先要解决的，却是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刚解放时，工厂的主要矛盾是“交”和“接”的矛盾，中心工作便是接管，接管是把官僚资本的旧企业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企业，解决这个矛盾乃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为我们管理企业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接管好了，才能迅速恢复生产，不使它遭受破坏或停顿起来。解决这一矛盾时，对于旧人员采取了原职原薪包下来的办法。在“交”和“接”的矛盾解决了之后，生产恢复了之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旧的制度、旧的人员、旧的作风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矛盾，所以民主改革就成为中心工作。采取民主改革的办法解决了这一主要矛盾之后，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经营管理、技术指导等方面的资本主义观点——这一个矛盾如果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主要矛盾，那么生产改革也就可能成为中心工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运动就是中心工作。
如上所说，当事物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之后，事物的其他矛盾也必然要起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某一个或某几个次要的矛盾可以同时获得解决或获得部分解决。那么，我们在进行各种工作中，就可以把某些工作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了。比如民主改革过程中，可以结合进行整顿工会、整顿关系，也可以结合进行一些生产方面的改革。再如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许生产改革不单独成为一个中心工作，但仍可以结合民主改革和生产竞赛求得适当的解决。
各种工作的结合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必须了解：由于条件的不同，各个矛盾在互相联结中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那么，解决的办法也就应该有所不同。
再进一步说，各种矛盾，既然都不能脱离事物的总体，那么，我们可以体会：在工厂中，各种矛盾，都是和生产相联系的。工厂工作中的各个矛盾的总体，就是要克服生产中的障碍搞好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离开了这个总体，即离开了生产，一切就都会失掉它的意义。掌握中心即是掌握生产这个总体的每一个阶段的中心环节，而在这同一时候，这个总体除了这个中心环节以外，又还有其他种种有关的环节，因此，掌握中心环节，不是说就应该完全不顾其他必须加以注意的有关的环节，而是还应该照顾其他必须加以注意的有关的环节；并且要随时注意那原来不是中心的环节而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变成中心的环节，从而注意推进由一个中心环节到另一个中心环节。这也就是掌握全面，即掌握各个矛盾的相互联结。只有掌握了全面，才能很好地掌握中心，而掌握了中心才能很好地推动全面。所以，实际工作中所谓“单打一”的做法是不对的。
三、必须注意新事物、新问题，才能掌握矛盾的变化
在复杂的事物中，主要矛盾不是很容易就抓得住的。尤其是在前一个主要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还不会是很显著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密切注意情况的发展。当一个新的矛盾，尤其是新的主要矛盾还不很显著的时候，就要看见它、抓住它，以便在工作的前一个阶段，就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而不为后一个阶段制造困难。
“矛盾论”这样启示我们：“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善于辨别这些变动，即不但要看到当前矛盾的解决，更要善于认识统一物的分解，认识工作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
例如农业生产上的互助组织，在战争时期，是为了克服当时在生产中的困难（战争环境，人力、畜力不足）。在当时，生产和战争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当战争结束，战争所造成的人力、畜力不足也得到相当的解决之后，互助组内部原来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而另一个曾经是相对静止的矛盾——工人阶级领导的合作化方向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趋势之间的矛盾，就显著起来了。由战争时期到战争结束以后，互助组的形式上还没有变化，但它的矛盾却起了某种的变化。在战争时期，互助组主要是生产和战争的特殊的对立的统一。在战争结束之后，互助组主要是集体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特殊的对立的统一，即工人阶级领导的合作化的方向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趋势之间的特殊的对立的统一。不注意这一变化，就不能很好地转变对于互助组的领导，就不能克服战争结束以后互助组的涣散趋势，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虽然战争结束以后，农民的人力和畜力的不足得到相当的解决，但是互助合作仍是农民所需要的，原因即是由于土地改革和国内的统一与和平，农民的需要大大增高，因此，迅速地发展生产以满足需要乃是农民的要求，而生产的互助合作恰恰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以适应农民这样的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乃是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地（而不是粗暴地）把互助组加以提高，使合作的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充分地显示它的优越性，来吸引农民群众倾向于它。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一个前进的形式，也就是走向农业集体化、近代化的一个过渡形式。
又如：当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封建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之后，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便是发展生产，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生产落后的矛盾。在解决这一矛盾中间，又有两条道路——合作化的方向和农民自发趋势之间的矛盾。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矛盾也是很重要的，即新的经济基础和残余的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中，封建的主要上层建筑——旧统治阶级的政权已被推翻，随此而来的是土地改革——即封建的经济基础的摧毁，但是人们精神生活上的封建残余，毕竟要比经济生活上的封建残余来得更顽强一些；而农民的小生产经济，又影响到家长制的存在和官僚主义的产生。正因为这样，所以妇女群众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大的反抗，也遭受到不小的牺牲。残余的封建上层建筑（封建的婚姻制度、家庭关系、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等），对于新的经济基础起着消极的反作用。因此，在广大农村中，努力扶植新生的上层建筑（新的婚姻关系、民主和睦家庭，等等），宣传这些新的典型，发展文化科学教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抓不住这些新的变化、新的问题，工作就要走弯路，受损失。
四、必须具体地对待矛盾，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矛盾论”告诉我们：“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那么，对于每一种工作每一种斗争，都必须研究它的特殊的矛盾性，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或斗争形式。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根据其不同的性质和条件，而有其特殊点。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根据其不同的性质和条件，而有其特殊点。所以盲目地搬用经验或公式是有害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要求实事求是地具体地对待问题。对待资产阶级不能采取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对待农民不能采取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情况，是一个根本性质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一方面要发挥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当“经济落后”这一个矛盾的方面发展成为它自己的反对物，经济落后变成经济繁荣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不再是“前途”而是现实了。所以在现在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发展生产上是有进步作用的，而他们当中有许多又具有“五毒”，本能地企图越出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必须发挥它的生产积极性，又必须打击它的反动的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确保工人阶级对它的领导。这种做法乃是适合我国现在的情况，适合于中国现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的。
以农民阶级来说，工、农之间是有差别的，也就是有矛盾的。但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它是一个劳动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它可以走到社会主义去。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民所走的道路，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组织起来”的道路，是合作社的道路。农业互助组或合作社是“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在这一个对立统一体里边，私有财产和集体劳动是矛盾着的两方面。工人阶级及国家的领导和帮助，透过它内在的斗争，就可以逐步地使集体劳动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配合国家工业发展的条件，根据农民的自愿，逐步地促使土地和主要的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走向社会化的道路。所以解决工农矛盾，只能采取教育、引导的方式，而不能采取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不同性质的斗争，具体地研究斗争形式，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五反”斗争的形式只能用来对待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用来对待职工群众。“三反”运动适合于国营企业，却不适合于私营企业。不具体地研究斗争形式，就不免要犯政治上的错误。
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具体地研究自己的工作方式。政权机关的工作方式，不适合于工会工作，工会工作的方式也不适用于党的组织。如果不具体地研究工作方式，就不能使工作者和他的工作对象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具有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完备的条件，就不能使两方面联结起来，工作就作不好。正因为我们不能常常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所以就常常犯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错误。
可见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地对待问题。而所谓具体，决不是根据事物的外部标志，琐碎地罗列现象，最主要的是抓住矛盾的特殊性。
和“实践论”一样，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我们在各个斗争战线上的一个锐利武器，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小学生，我在努力学习。当然，由于自己理论基础的浅薄，领会是很不深刻的，但如果这篇习作发表，能帮助实际工作者提高对“矛盾论”这一伟大哲学著作的兴趣，触发他们来研究“矛盾论”，并总结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来加强实际工作和发挥“矛盾论”的基本内容，那便是一件极其可喜的事情了。
第3版()
专栏：
优秀的乡村教师石丕君
松江省文教厅初等教育科
庆兰村是松江省宝清县的一个山村。在这里，从来没有人提过设立学校。一九四八年春，农民们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也迫切地想学习文化，要给自己的子弟成立学校，但苦于没有教师。当时村内虽有几位念过六、七年书的人，可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落后，群众都不愿意让他们来教育自己的子弟。最后，经村人民代表会的推选，这一光荣而重要的职责就落到石丕君身上了。
石丕君是农民出身，给地主放过牛，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当过苦力。
一九四六年来了共产党，石丕君才和宝清县人民一同得到了解放。清算斗争一开始，他就带头参加了农会，在民运工作团不断地教育下，他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成为村内有数的积极分子。
当群众一致拥护他担任村的小学教师时，他感到很不安，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文化程度低（念了不到二年半的书），唯恐教不好。工作团李同志鼓励他说：“没有干不了的工作，就看肯不肯干，肯干就行。”经过工作团同志的帮助，群众的鼓励，他答应了。
一九四八年，翻身后的群众生活仍很困难，学校成立时只有三间破旧的草房。但石丕君体会到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就主动地提出不要工薪。在建设学校中，他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凡是能够自己想办法或自己能作的，如扒炕、抹墙、打间壁等活，从不麻烦群众，都是亲自动手领着学生干。没有书桌子就找来些板子，钉上四条腿当桌子；没有办公用的东西就从自己家里拿。因之就有人说：“你这个教员当的真没有意思，挣不着啥倒把自己赔上了！”但他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认为咱们穷人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共产党领导着咱们，前途是远大的，将来不能总是这样困难呀！”
学校建立起来了，学生要开始学习了。但是没有书，念什么呢？他便从城内的完小那儿借来一本国语，抄一课教一课。一共三十八名学生，教一课就得抄三十八份。有了书，就开始上第一堂了。可是怎么讲呢？算术不会，国语课本上的字能认、能写，却不能讲。最后只好不教算术，国语只教认字，要求学生会念会写就行。这时石丕君真是到处是难，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受了多少打击。别村的教员认为他没有先生的样儿；地主、二流子在暗地里说：“谁还不知道他那两下子，他还能教学！”但是，这并没有动摇石丕君的意志。他说：“当我回想到过去的痛苦，又见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我就立时有了力量。”
除了平时刻苦学习外，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零年，他共参加了七次教师寒暑假学习，都是一天不缺席。每次学习都给石丕君在政治上、业务上、文化上以很大的帮助。比如在一九四八年暑假学习中，第一次算术测验是零分，但学习结束时则得了四十分。
石丕君不只是注意文化业务学习，对政治和时事学习也特别关心。阅读报纸已成为他的习惯。每次收到报纸，他都精心地阅读和研究。应该向群众进行宣传的，就交给宣传员、读报组、或者写在黑板报上。这样不只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一九四八年下学期学校添上了算术，按规定课程进行教学，学生由三十八名增加到六十二名。学校从开办到现在，共培养了十六名初小毕业程度的学生，有十一名已考入了完小，还有一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
石丕君很注意研究人民政府的文化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并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工作。他积极响应了健康教育工作的号召。他认为要使学生的身体健康，除了开展体育活动，还必须改善学校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状况，并应改进教学方法和减轻学生的负担。在开展体育活动等方面的困难本是很多的，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例如：学校教室狭小，阳光不充足，他就在和村干部研究了办法以后，利用课余时间领着学生重新修整了间壁，扩充了教室。没有运动器具，他就到完小参观，把自己能作的画出样子，回校号召学生搜集材料，在村干部和家长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制作。没有绳子自己制；没有球网子自己织，铁圈、铁钩自己打。到现在，校内的院里布满了自己制作的秋千、单杠、乒乓球案子，另外还有了网球场。他说：“我除了教学以外，还兼三匠：泥匠、木匠和铁匠。”他克服了体育设备不足的困难后，又创造了游戏方法。现在学生普遍练习着保健体操，并学会了六七种舞蹈和集体游戏方法。打架、骂人等现象不再发生了。
石丕君的工作特点是善于联系实际。他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有一段时间，他了解到学生中有看不起农民的思想，经过研究，知道造成这种思想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经常向孩子们说：“好好念吧！念好了书可以不当庄稼人。”根据这个情况，他就经常从学生的生活中举例说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世界，有了劳动才有衣穿、才有饭吃。并给学生介绍劳动英雄、战斗英雄的事迹，同时指出志愿军所以能这样勇敢杀敌，就是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了保卫人民的劳动果实。这样就逐渐使学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伟大，消除了学生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由于石丕君很善于在课堂教学和各种活动中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有一名学生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有四名学生动员了二名村内青年到县里报名参军。
他很注意学生的实践。他经常说：“对学生的要求不能太高，一定要根据学生的能力提出要求；如果对学生的能力估计过高，向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一次做不到，下次再动员就困难了。”他有时发现学生放学后不愿意回家，经过了解，知道他们怕放学后回家干活。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一般的家长对学生的劳动要求没有正确的目的，而且劳动太重；结果造成学生在口头上讲劳动光荣，在思想上是厌恶和轻视劳动的。他根据这一情况，就召开家长座谈会，说明了这一问题，打通了家长的思想。他并征得家长的同意，把学生按住所组成小组，负责家庭的铡草、挑水等零活，这样学生很愿意干，再也不怕放学回家劳动了。
石丕君工作的另一特点，是肯钻研问题和富有创造性。一九五一年春天，他看到县里新从省里买回来的幻灯，觉得这个东西是向农民和学生进行宣传的良好工具，羡慕得很；但买不起，所以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为了创造幻灯，他整整在文化馆研究了一天，最感困难的是没有材料。回校就发动学生搜集凸透镜和制造幻灯的材料。材料搜集来了，就开始制作，作成以后就把它试验一下，不好使，又琢磨着重新作，前后经过四、五次的试验，终于成功了。当第一套幻灯影片在庆兰村小学校放映时，受到了学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幻灯的制成对教学、对农民的宣传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石丕君对于生产和识字运动是非常关心的。他时常说：“只有把生产搞好，一切工作才有条件。”因而春耕一开始，他就向群众宣传多种商品粮和使用王铜施肥等。今春组织生产，他就主动帮助村干部制订生产计划，并根据去年村互助组没有建立起来的经验，建议干部应分工集中力量搞好两个“点”，以推动全村的生产，纠正去年区干部把生产组建立起来，村干部不积极领导，结果使生产组垮台的偏向。并主动和武装委员、村长搞一个史树春小组，以推广经验。他经常利用空隙时间，深入小组帮助订立生产计划、爱国公约，介绍报上的生产经验。并根据政府的号召，针对群众在生产方面的顾虑，进行宣传。比如，政府号召“多施肥、多打粮”，群众觉得“地有劲，上粪白费，有上粪的时间不如多开点荒”。石丕君就和村干部研究办法，组织老农介绍经验。同时以史树春小组为重点，首先完成了追肥，结果推动了全屯。由于石丕君这样进行生产宣传和鼓动教育，协助村干部参加生产小组进行指导，因而使史树春小组成为全村的典型小组，推动了全屯的工作，使它成为全区先进的生产屯子。
他很注意宣传工作，他不只是在本屯进行宣传，他还利用课余和假日到兴隆沟、郝家村，高家园子等地进行宣传，他放演的幻灯，也受到附近各村群众的热烈欢迎。凡群众有不明白的问题，他总是设法给他们解决和进行说服教育。政府为了改进农村的旧接生法，动员几个妇女到县里去学习，群众都不愿去，石丕君就向群众讲新旧接生法的利弊，并搜集有关材料，制成幻灯片进行宣传，结果动员了四名妇女去县里学习。
在一般群众的文化教育方面，石丕君也是做得很有成绩的。在一九四八年刚成立冬学时，群众认识不够，干部不积极参加，二流子捣乱，说怪话，学习搞不起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上级号召组织识字组，石丕君首先在村里的积极分子中建立了三、四个人的识字组，后来扩大到七个人。由石丕君每天晚上教二个字到三个字，一直坚持到冬学开始时。一九五零年春，冬学转入识字班的时候，群众都没有信心，石丕君就组织了一个男子组和一个妇女组，以这两组为骨干，推动了全村的学习。现在全村参加常年学习的有六十二人。一九五零年参加冬学学习的共有四十三名，冬学结束后，最少的认一百字，最多的认六、七百字。石丕君说：“过去这村算账看条子都得找我，现在他们都能自己看条子算账了！”
因为他是这样地关心群众，所以群众也很关心他。村干部说：“学校和政府就是一回事。”政府、学校有事就在一起商量，学校有困难，政府和群众都想办法解决。演剧、演幻灯没有幕布，群众就主动地给学校作了两块镶黑边的白幕。
几年来，由于石丕君忠实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一时一刻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翻身所得到的幸福生活，工作一贯地积极，埋头苦干，曾创造出卓越的成绩，所以在这次松江省首届小学优秀教师奖励大会上被选为特等优秀教师。他的事迹和经验，鼓舞和教育了到会的三百名教师，大家纷纷表示要向石丕君学习。但他对自己的成就毫不自满，当他总结自己的成绩时说：“我本来是个穷苦的庄稼汉，要不是共产党救了我，还得受压迫，那能为祖国从事文化建设事业呢？解放后，要不是共产党和上级领导我，教育我，同志们帮助我，也不能获得今天的成绩。我的光荣就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光荣，今后我还要向大家学习，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奋斗到底，我一定争取入党，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八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八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纪念世界青年周的社论，题为“青年和平战士的活动日益加强。”社论说：亿万民主青年群众是世界和平运动中一支积极的、战斗的力量。在全世界人民当中，青年是首先直接地、最严重地蒙受战争的祸害的。资本主义国家青年都在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化措置，反对征兵和延长服役年限，反对参加军事团体和派遣军队到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社论在叙述了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附属国家青年的困难处境，并指出他们正被苏联、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美好远景所鼓舞之后，接着说：青年运动的越来越带有组织性，青年团结的日益加强，这些保证了青年们争取和平的斗争必将获得胜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是目前世界的一个重大力量，它团结了八十四个国家的七千五百万以上的男女青年。今年世界青年周是在伟大的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的，各国的民主青年们与爱国青年们在扩大争取和平的斗争、反对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的阴谋这个口号下，庆祝了自己的节日。各国青年们痛斥散播鼠疫和霍乱的当代的吃人生番们，要求立即制止细菌战，并严厉惩办对朝鲜、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们。全世界青年并拥护在一九五二年召开国际保卫青年权利会议的建议。社论最后指出：劳动青年是补充共产党和工人党队伍的无穷无尽的后备部队，因此，给予进步的青年组织以经常的指导、帮助和关怀。也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重大的工作和责任。然而，在讨论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青年中所进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好些党组织对于青年们的生活和斗争，仍旧是不关心的；对于地方的青年组织的帮助，是不够的；对于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体中的工作，很少监督和领导。共产党和工人党要求它们的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多做青年工作——进一步巩固民主青年的组织，使它们变成为战斗的、真正的群众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帮助民主青年的组织培养大量的积极分子，并且帮助这些青年积极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而把这种理论介绍到青年群众中去。革命的青年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把常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自己，撇开了任何宗派主义的倾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他们将不分畛域地深入到各种组织的青年男女中去；他们将揭露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们的一切欺骗，尽最大的努力来保卫青年们，使青年们不致受到法西斯、右翼社会党和铁托分子的毒害，同时给千百万青年人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走上为反对战争贩子的罪恶计划而作积极斗争的道路。
本期其他重要的文章有：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论印度大选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马杜斯杰夫斯基的“与苏联的友谊——人民波兰的力量和发展的基础”，劳兰的“铁托法西斯匪帮摧残国民教育”，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总编辑斯托依科夫的“‘工人事业报’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等。
高士的文章说：印度大选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开始，到今年一月底，大多数邦都告结束。共产党和统一阵线的候选人，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在国会中赢得三十七席，在各邦议会中赢得二百三十四席。共产党领袖拉维·纳拉因·莱迪得到拿尔刚达国会议员选区三十万张以上的选票，占这个选区选票总数百分之七十八，印度的任何候选人都没有得到这样多的选票。这些胜利已使党的威信大大增加，使统一阵线更加巩固。广大的群众信赖我们，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并走向胜利，我们必须不辜负这种信托，必须实现这些期望，使我国人民获得幸福和繁荣的生活。
马杜斯杰夫斯基的文章说：波兰人民和苏联人民间的友谊，已成了我们恢复独立和巩固独立的坚实基础，也成了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基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签订的苏波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已经在实现，其表现就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日趋密切，波兰自苏联获得了而且现在继续获得原料、机器和贷款的援助。马杜斯杰夫斯基的文章并指出：复兴后的波兰是成长壮大了，因为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以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人阶级，教育他们对波兰的命运负责，教他们充分了解到工人阶级靠着和人民的密切联系而强大有力的道理，因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倚靠人民大众的支持，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有着强固的联盟。人民的波兰愈来愈强大，这是因为反动分子逐渐孤立，因为我们不断地从经济机构中清冼出一切异己的敌对分子，因为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盟的政策取得了胜利，阻止了帝国主义者对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武装干涉，阻止了他们在这些国家制造内战。
本期并在“美帝国主义者逃不了惩罚”一栏下，刊载了印度、英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人民抗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消息。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天津市四、六、七、十一区
工农师范学校开课
天津市教育局为了大量培养工农教育师资，拟在全市各区设立工农师范学校，现在六、七、四、十一等区的工农师范学校已正式成立，开学上课；其他各区正在积极筹备中，日内亦将分别开学。
各区工农师范学校都是本着以革命方法办教育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各校设备虽较简陋，但各校师生在市教育局和有关领导方面的领导、教育之下，初步认识到工农师范学校的职责是造就工农教育的师资，为祖国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创造条件，因而都感到自己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教学情绪很高。各工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都是由各小学调来的，有的每周担任十八小时的功课，工作比较累，可是他们依然坚持集体自学，认真预备功课、批改学生作业。工农师范学校的学生大部兼任群众业余学校或识字班的教员，因而教师们还要利用暇时到分散在区内的群众业余学校或识字班去听课，深入了解学生教课的情况，及时加以指导。六区工农师范学校的教师积极搜集教学参考材料，研究教学方法，互相听课，交换意见，讨论如何使课堂教学切合学生的实际需要，以便迅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业务水平。该校算术教师正在试编一套适用于识字班的算术课本。七区工农师范学校教师除听课外，并指导、组织学生自己作教案、作示范教学，从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又因学生的年龄、出身等比较复杂，教师们还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在校方的领导下及时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辅导学生开展读报、自修及文娱等课外活动。因此，学生的学习情绪随时受到鼓舞，除特殊原因外，缺课、旷课的非常少，出席率一般均在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以上。学生们大都订立了爱国公约或班公约，保证坚决、认真完成学习任务，努力培养、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和业务水平。有些失学失业青年考入工农师范学校，原来为的是暂时安身，现在经过学习，开始树立了为工农教育服务的专业思想，打消了企图转换职业的念头。七区工农师范学校四个班分散在该区四处上课，其中初级丙班因无教室，在开学七周内，连续换了四个地方，桌椅和其他教学设备都相当简陋，但学生们学习情绪一直很热烈，他们认为在这种条件下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是光荣的。
各工农师范学校分设初级、速成、预备等三个班；入校学生主要是各识字班教员。初中程度及高小毕业或初小四年级的失学失业青年和家庭妇女，毕业年限初级班为三年，速成班为一年，预备班满一年后转入初级班。学员均系公费，初级和速成班学员每人每月的公费为七十斤小米，预备班学员为四十斤小米。毕业后由教育局统一分配至各职工业余学校工作。
工农师范学校因系初创，各种条件都待改进，天津市教育局准备进一步缜密研究如何使它巩固和逐步提高，使能很好地满足正在发展中的工农教育的迫切需要。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的第一期学员，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已在四月十五日毕业。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该院院长王维舟在全体学员举行毕业典礼的会上，勉励大家说：各民族学员到各地工作，要尊重组织，联系群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继续学习，依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开展各民族的建设事业，为建设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而奋斗。这一期毕业的学员包括藏族、彝族、苗族、回族、侬族等二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子弟，共五百多人，除少数学员留校深造和分送北京、重庆等地工作外，大部分都将回到云南、贵州、西康、川西、川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为了推动教师的思想改造，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所领导的剧艺组最近在校内上演了西蒙诺夫的四幕六场话剧“异邦暗影”。由人民剧院话剧团的五位同志协助导演。剧情是这样的：细菌学专家特鲁布尼柯夫以数十年的工夫，研究了如何把细菌传染性提到最高度，又如何削弱细菌传染性及制造防疫血清。但他所考虑的是他个人在世界上的“名誉”和“地位”，因而将数十年来研究的成果的一部分写成书交给一个美国间谍带到美国去出版，他这种行为遭受到了他周围的人的反对。特鲁布尼柯夫因此受到了教育，认识了错误。这个话剧给了热中“学术”，而对祖国和人民、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专家”和“学者”以可贵的教训。它形象地说明了政治和学术的正确关系，可以帮助教师摆脱英美帝国主义在文化思想上所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