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学习列宁关于党的学说
许邦仪
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是建设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的无限活力和正确性,已为革命斗争的实践所证明。斯大林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党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曾说: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列宁、斯大林式的党。所以要认识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事业,要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建党的学说,必须同时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
列宁在一九○二年二月出版了他的著作“做什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这个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给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规定了思想的基础。列宁在这本著作中彻底地批判了被称为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机会主义者并不想建立一个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以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用社会主义的意识来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必要性,也就是否认了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坚持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应当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列宁粉碎了那种轻视理论的作用,低估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错误意见。因此,列宁的这本著作,如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指出的:“灿烂地论证了认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列宁又在一九○四年五月出版的名著“进一步,退两步”中,透澈地说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理。在这本著作中,列宁给了孟什维克分子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以彻底的打击。这本著作的意义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指出:
“这本书底意义首先就是它反对小组习气而捍卫住了党性,反对捣乱派而捍卫住了党,粉碎了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而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底组织基础。
但这本书底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历史意义,就是这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说明党是无产阶级底领导组织,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便无法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获得胜利。”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的中心问题。在这问题上,列宁和各种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原则的斗争。
依据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去建党,那就是要建成一个思想上混乱和组织上涣散的党。显然,这样一个党是不能担负革命的战斗任务的。依靠这样一个党,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只有被敌人打败。
列宁的观点与此相反,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才能够有能力担负革命的战斗任务,才能够将革命斗争引向胜利。这样一个党的特色就是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团结。
思想上统一,就是说,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没有思想上的统一,也就没有行动上的一致。可是,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没有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也是不行的。列宁认为必须用无产阶级“组织的物质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详细地论述了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展开是在党章第一条的条文上。
列宁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以物质办法和亲自参加党内某一个组织的办法来帮助党者,皆得为党员。”
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用物质办法帮助党,并在党内某一个组织指导下经常亲自援助党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条文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加入党的,不是任何人自己报个名就可以加入党的。一个党员要加入党必须承认党的纲领,一定要由党的某一个组织接收入党,并要亲自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一个党员加入党就要为党工作,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这样,党就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
根据马尔托夫的条文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管什么人,谁高兴谁就可以把自己“列名”入党。这种人可以只是口头上承认党纲,但在事实上并不为党的纲领而斗争,这种人可以不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也可以不做党的工作,不服从党的领导,不遵守党的纪律,而他自己可以自称为党员。不履行党员的义务,而享受党员的权利。这样,党就是一个没有定形的东西。
显然,列宁的条文的精神是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组织严密的战斗性的党。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辈的条文的精神,是要建立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的党。这就是根本的意见分歧。列宁的思想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按照列宁的思想去建党,党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战斗的队伍。马尔托夫的思想是适应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的,按照马尔托夫的思想去建党,党就会成为自由出入的宴会,成为俱乐部式的组织。机会主义分子马尔托夫辈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本就没有打算为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因而他们就不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
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指出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破坏党性,仇恨无产阶级纪律,反对集中制,拥护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列宁充分地揭露了孟什维克分子的分裂行为和反党活动。列宁全面地阐明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和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联系之体现;党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党要有全体党员——无论是党的领导者或普通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党的纪律等等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组织原理。这些原理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中特别注意到党的队伍的纯洁和党的质量的提高。如同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所指出的,“党是靠清除自身中间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这是列宁建党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联共(布)党的经验证明,这个原理无论在革命胜利前,或是在革命胜利后都是正确的。党要能够巩固,就必须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假如在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党不把孟什维克叛徒们从工人阶级政党内部驱逐出去,那么,就不能建成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自然也就谈不上领导工人阶级去实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不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么,也就不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党应该摆脱这样一些党员,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能遵守党的纪律,不能自觉地实行党的政策。列宁指出:“世界上唯一不关心于增加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注意清洗‘混进党来’的异己分子的执政党就是我们的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列宁文选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六三一页)“应该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诚实的分子、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装过‘门面’,但内心里还照旧是孟什维克的那些人从党内清洗出去。”(同上,第九○一页)清洗不可救药的坏分子是巩固党的重要条件,是保持党的纯洁,提高党的质量的必要措施。
列宁对于党员的条件从来就是十分重视的。列宁曾说:“装饰门面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我们也是不收的。”“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壮耀观瞻,而是为了进行森严的工作。”(同上,第六三一——六三二页)列宁认为只有那些真正有觉悟的、真正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真正忠诚于工人阶级国家的人,才能入党。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党员。至于降低党员条件,只追求党员数量,而不注意党员质量,广泛地对一切愿意加入党的人开门,“党员名称散布得愈广愈好”的观点,列宁认为是不正确的。党的队伍的壮大决不能够用使党的质量降低,使党的成分复杂的代价来达到。
列宁关于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斯大林在他的伟大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其他很多著作中全面地深入地阐发了列宁的思想。斯大林指出,没有一个新式的、马列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党必须是精通了马列主义的党。斯大林更指出,这样的党不但必须粉碎那些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必须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斯大林又指出,党必须时时刻刻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锻炼自己,党必须和群众发生广泛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使自己成为真正群众的党,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历史的总结成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指针。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论党的部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和“论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特别对于中国党的整风运动起了伟大的作用。
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对于共产党人是无价之宝。按照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所建设起来的党,就是战无不胜的力量。联共(布)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学说为南针,以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共产党为模范而进行建设的。
毛泽东同志运用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又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建党,从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就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这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集中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党。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在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原则下,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以坚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又领导进行在政治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在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以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性和纪律性。这种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按照中国党的建设中的某些特殊条件,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我们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即整风运动的形式,并使得整风运动成为党内生活中的一种经常的制度,用以保障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体现在我们党的党章内。我们党的党章规定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组织原则。党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党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每个党员都必须承认党纲党章,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做党的工作;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统一,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纲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党要求每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完全符合于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原则,也适合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实际情况。这些规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学说,在和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的不断斗争中,使自己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成为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只要我们全党遵守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党就将继续百战百胜地领导人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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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思想的胜利
杨甫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者、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诞辰的八十二周年。
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世界无产者解放事业的列宁,对于饱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奋起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寄以无限的关心和同情。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初步展开,在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事变,都曾受到列宁的关心。列宁曾以高度的热情来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列宁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对于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悲叹自己成百年的奴隶地位,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还善于同中国成百年的压迫者作斗争。”
列宁认为,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次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没有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摆脱成百年奴隶地位的真正解放。”(同上)这个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革命人民群众底英雄主义才能‘更新’中国,它能够在政治方面创造‘中华民国’。”(同上)
列宁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只是限于热烈的同情和关心。由于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中国革命人民得到无限的鼓舞和启发,并获得了很多实际上的帮助。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而也发展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光辉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面貌就为之一新。列宁指出: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和主要是每个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的,这一革命将是一切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论东方各民族底觉醒”)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列宁指出: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首先应当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底自由发展;因此,革命底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在这种精神指示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列宁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这个革命不但不应当袖手旁观,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底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但不要和他们合流起来,必须无条件地保持甚至在最萌芽的形式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底独立性。”(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斯大林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就越能保障工农大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越能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列宁反复地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基础。列宁指出“落后国家人口底主要群众是农民”,并说:“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一般地能产生的话——不与农民运动成立一定的关系,不实际上援助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这不免是空想。”(列宁:“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底战略和策略”)列宁又在另一地方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是为民主主义而彻底奋斗的战士。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个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胜利的战士。”(“两个策略”)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派说他们的错误之一就是“忘记了农民”。斯大林无情地揭露过托洛茨基派对于农民看法的反动本质。
谁忘记了农民,忽视农民的作用,谁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列宁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也是极其宝贵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是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进行民主革命正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列宁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无条件地只是社会主义者底短暂的、临时的任务,可是在民主革命时代中忽视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两个策略”)同时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一种反动论调,这种论调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无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了后,这时候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许多科学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等,以及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都启发了中国革命人民来正确认识自己的斗争道路。而毛泽东同志就是杰出地把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具体而生动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死板硬套的公式,而是革命的指南。即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通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来应用它。如果不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那么就会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把马克思底理论视为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底理论,因为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局部说来,在英国是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是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是与俄国不同的。”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底理论”,就是由于考虑到俄国的具体特点。
毛泽东同志正是善于考虑到中国的具体特点,善于独立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列宁提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时,这样说:“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由于东方的共产党组织(在这里你们便是这些组织底代表者),你们有了联系,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关心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语言来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了。”(列宁:“论东方各民族底觉醒”)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善于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地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中国的典型,和善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语言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模范。
毛泽东同志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后的国际的和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按其性质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就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它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使它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及西欧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加以左、中、右的区别。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而是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它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上还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害怕群众;一方面要求革命,另一方面又对革命动摇——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中国无产阶级既要联合其要求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要斗争其害怕群众的动摇性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情况,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创造地规定了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既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只联合不斗争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反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只斗争不联合的,否认统一战线的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列宁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基础。“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也不愿了解这个真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害怕农民革命“过火”,“刺激”了资产阶级,会使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使统一战线破裂,因而帮助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在革命初期则只强调搞工人运动,而实际上否认了农民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路线和以王明同志等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忽视依靠农村根据地,而专心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的中心——大城市作冒险的进攻,以及后来在中央根据地所采取的许多过左的政策,都是忽视了农民作用的重要性。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真正理解了列宁、斯大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一句名言,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加以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热烈地歌颂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并和机会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里看见了列宁所说的“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毛泽东同志就一贯地把发动农民和领导农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革命任务之一,并为此不断地和忽视农民运动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照顾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规定了中国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民主专政下从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经过中国人民三十年伟大的英勇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了。新中国在世界上出现了。这三十年来伟大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出现,正是伟大的世界革命导师列宁的思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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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的伟大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
龚士其
列宁于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出的科学著作。这一著作,在俄国革命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它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指出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使党对于革命的指导,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它又给“资本论”的理论以新的论证和发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列宁主义阶段的新发展。
列宁的这一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这是因为当时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俄国工人运动最重要阶段所提出的中心任务——把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起着妨碍作用。
民粹派以唯心主义眼光考察当时的俄国的经济现象,完全错误地把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看成正在衰落、退化,并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完全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因而,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就进入社会主义;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被他们描述成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的“农村公社”和农民身上。这样,他们就“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事业”,“因此,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只有同民粹主义作斗争,才能成长和强固起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要彻底粉碎民粹主义思想,就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指南,“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整个地加以考察并描述出来”(序言)。如此,才能达到武装自己,从思想上粉碎敌人的目的。在这一情况下,政治经济学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就肩负起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克服了在监狱和流放期中的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它。
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能发展起来。其所持的理由是:俄国农民日益贫困和破产,这就缩减着国内市场,而国外市场又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的俄国所能取得。因而,和民粹派在经济理论上斗争的集中点,就是关于国内市场形成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否发展的问题。
列宁从马克思底再生产理论出发,并发挥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实质和意义。他指出: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分开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就创造着国内市场。立于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底发展,必然又加深社会分工,并把小生产者分化,分成资本家和工人。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并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成为资本时,无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都成为商品,生产者也都从事于商品生产。国内市场正是随着这一分化过程的进展而日益扩展开来。
列宁从各个方面以巨量的统计数字分析了俄国的农村经济,无可辩驳地指出:农村已处于商品经济的环境,农民间已经发展了巨大的分化,分成富农和贫农。仅占百分之二十的富农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和耕畜,使用着新式的改良工具,大量雇用长工和日工。这一切,都表明了“公社”不是别的,正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因而,“公社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力量,但相反的,是它的最深刻最巩固的基础”(一四六页)。这样,列宁就把民粹派歌颂“农村公社”、农民小生产的反动论调彻底粉碎,并且揭露了民粹派的富农立场。
在分析资本主义已经在迅速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着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性和它的进步性。这一进步,主要的在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底提高及社会化。列宁同时又指出:承认这种进步性,和承认资本主义的黑暗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和其内部深刻的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民粹派完全违背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企图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的空想,也被列宁击破了。
列宁说明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时,分析了地主经济制度,这种分析,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对于封建经济的实质,俄国地主经济正在发展的趋势,以及封建残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等等的论述,就指出了俄国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工农结成联盟以反对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同时又使我们认识到俄国历史过程的中心问题,是推翻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彻底扫清封建残余的革命道路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又是决定俄国民主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的革命策略,正是根据这一分析而正确规定的。
列宁对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有力地击破了民粹派关于所谓“国民生产”,关于俄国工人阶级数量减少或者发展很慢等等虚伪的谰言。
工业发展的事实是: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正如在“农村公社”那里见到过的一样,不是什么“国民生产”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初幼芽。这样的小商品生产,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在作坊内,工人们是在小老板指挥下实行资本主义的协作。民粹派人为地把小商品生产和其他工业形式的联系割断,把资本主义工业只看成工厂工业,是完全错误的。
在研究大机器工业底发展一章中,列宁在规定“工厂”这一科学概念之后,就以各个工业部门的统计数字,指明了工业增长尤其是工业集中的情况。列宁指出:大企业的工人数目,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比全体人民增加快得多,而且甚至比城市人口都要快。”民粹派应用错误的统计方法,以为俄国工厂数目在减少的胡说,完全破产了。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俄国国内市场形成的概论,也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总结,同时,也就是最后宣布了民粹主义思想的全部歼灭。列宁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统一的观点,揭示出运输、商业、工业人口,雇佣工人数目以及城市大量发展的情况。这就清楚地看出:俄国不论在农业和工业,都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正在不断增涨着。但同时,列宁又着重指出了封建残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阻碍作用。俄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国家。
列宁在本书中所展开的全部论点,都是以“资本论”的原理为基础的。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整个地观察俄国经济发展的全部事实,研究它的各方面极其复杂的内在联系,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完整的描述。就是这样,列宁表现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拥护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这本著作里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列宁根据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已确定的观点加以论证,发挥,并且具体化;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俄国经济的具体分析,又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在一起的,体现了理论和实际,一般和个别之间的相互联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初版序),主要的就是解剖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及其在剥削阶级间的分配。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把前资本主义的种种因素舍掉,并以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英国为主要例解。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则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正是在这一方面,列宁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附图片)
这是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座房子,一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伟大的列宁就在这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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