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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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一定要做好院系调整工作
燕京大学副教务长 褚圣麟
我国正在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建设干部,因此工业人材的培养是急不可待了。但是我国高等学校在已往反动统治时期是没有统一发展计划的,因此院系重复,人力物力分散,加以旧思想和旧作风的恶劣影响,造成凌乱和浪费的现象;这些现象若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原有的高等学校决不足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所以全国大学的院系需要调整,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工业人材的培养很迫切,人民政府今年调整各大学院系以工学院为重点,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院系的调整,包括在北京的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的全面调整:就是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我知道我们燕京大学的同人都愿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为祖国多做一点事;对于这个调整方案,是以兴奋热烈的心情来拥护的。
在开始谈到调整计划的时候,燕京大学同人都已表示拥护,但思想上是否完全没有顾虑呢?可能有人会有的。那时也许有人会想,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调整后在新机构中是否还能继续做这些工作;现在的发展计划是自己愿意进行的、是适合自己的能力的,调整后是否仍能实现。也许还有人会想到:在新环境中人事关系又怎样,有否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但这些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想法在“三反”运动中都已受到批判。大家都认识到,部分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才是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大家都树立了为人民为祖国服务的思想。从前可能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都是会逐渐消除的。
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同在首都,相处那么近,而大多数的学系是重复的。有些学系因为人力物力有限又未能发挥国家需要的高度效率。例如燕京大学的工程三系——化工、机械、土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学院中都有的。虽然燕京这三系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如化工系在猪皮制革、绝缘磁、耐火材料和化学实验磁器等实际制造研究方面已有成就;机械系在工具机制造方面亦有相当成绩;土木系计划着向公路工程发展。但三系因教员人数不足,校中房舍有限,近年来仍不能多招学生,而且有些工作是和别校重复的。调整后,三校工程各系的人员、设备都集中在清华大学里,在统一的管理下,把机构和人事重新部署,不但学生名额可以大量增加,以应国家的急需,而且教学效率也一定可以提高。这个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将为祖国培养出大量的建设人材。再,三校文、理、法方面各系都归并在北京大学里,教员更集中了,图书、仪器更丰富了,它将成为首都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它对我国学术上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现在教师都已经过一定的思想改造,在新组成的两大学里,一定能把课程作一番革命性的改革,把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理论和教学制度剔除出去,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课程和新研究计划,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建设和工业建设服务。
现在三校调整工作已在进行了。许多具体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在大家思想普遍提高后,一定会发挥高度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同心协力来做好这个重要的工作。我想,包括在调整方案中的各地有关学校也都在积极进行他们的改组工作。让我们教育界同人大家都瞻望着祖国建设的光明前途,欢欣鼓舞地一致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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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重新作人
吴枫 自述
傅冬 记
我叫吴枫。虽然我才二十岁,却已经犯了严重的贪污罪。我是一个贪污了一亿二千万元的贪污犯。感谢上级和同志们,把我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当上级宣布我因自动坦白,而且还检举了别人,决定免予刑事处分时,万感交集,我哭了。我要继续立功赎罪,重新作人。
现在,我每次想起自己是怎样走上贪污道路的时候,浑身就要出汗。一九五零年上级派我到北京西直门建仓工地做验收材料工作。承包工程的永泰营造厂副经理刘艺,见面没几天就在背地里问我:谁是团员?谁是党员?家庭状况怎样?总之整天在“捉摸”我们的心理和爱好。一口一个“大工程师”、“总工程师”。他知道我爱跳舞,就叫他的老婆穿着新衣服来陪我们跳。他真会找缝下蛆。有一天在验收材料时,他拿坏木料顶好木料,我不同意,不给打印,他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小弟弟,这料子也能使。”说着就往我手里塞了一卷票子。他笑着说:“这是点小意思,以后还请小弟弟多多帮忙!”我心里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七上八下像一锅滚开了的粥。明知这样作是违法的,可是又不愿把钱退回去。我心里正在打转,私商就趁机把着我的手,在木料上盖了“合格”的印记,并且说:“算了,算了,小弟弟以后再说。”快完工的时候,营造厂的一个监工员给我送来两百万元,还说:“这是我们经理借的你的钱。他叫我还你。”其实是向我行贿。这是我一连串贪污行为的开端。六月我被调到进出口大楼工区工作。包商陈成德抓住了我以及和我同案的贪污分子的享乐思想,你想要什么他就给送来什么。他的工地主任从上海带来的一个照像机,他知道我喜欢这玩意儿,就对我说:“借给你用。”过了一些时候,又对我说:“如果你喜欢,就算是你的。”我被他俘掳了。以后,凡施工中不该停工的事,我就报该停工,来减少他们的误工罚款。该用私商的石灰,我却让他们用公家的洋灰。石子洗不干净,我也不管。以后发展到工程室的主任、华北工程处处长和我共十四人串成一条线,盗卖了国家价值六、七亿元的钢筋和洋灰。那次我分得四千万元。前前后后奸商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一亿二千六百零五万元。
“三反”运动开始后,我心里发慌,偷偷遛去找工地主任(贪污集团的头子)问他怎么办,他满不在乎地说:“你放心好了,今晚我们找包商来谈谈,让他们给组织上写封信,表明没向工地干部行过贿,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就这样我们和包商订了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我在大小会上就一口咬定“我没问题”。同志们耐心地动员我坦白时,我甚至说:“如果查出来我贪污,我情愿被枪毙。”并且提出要向组织上控告动员我坦白的人。我的嘴这样硬,心里却直发抖,我一天到晚心里在念叨:“运动就快过去了,不谈也许不要紧。这么大的问题谈出来怎么得了呀!起码也得判个无期徒刑。”于是我就咬紧牙关不坦白。
我看到坚决不坦白的贪污犯被逮捕法办了。我迫不得已在小组会交代了一小点我个人的小问题。贪污集团的头子暗地里叫我少说话。后来我的同谋者有的被捕了,有的被管制了。我想起夏茂如、杭效祖的路,我鼓起勇气,想坦白。但贪污集团的头子对我说的话,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如果你谈了,我就把我的问题扣在你身上。”于是我又想:“不,还是不能谈。如果把问题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那就准死无疑了。”我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贪污集团总头子(他那时是贸易部工程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又“指示”我:“只许说你自己的,不许说大家的。”我回到小组又坦白了一些我个人的问题。群众还是通不过,意见像浪潮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打来。说呢,不说呢?内心的矛盾使我抬不起头来。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得了盲肠炎。我心里想:像我这样一个犯有严重贪污罪行而又不想坦白的罪犯,他的死活,是不值得谁来关心的。可是,上级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想起妹妹去年参军时家里获得的光荣匾,想起新起的一个个工厂,想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想起治淮民工……我又想到我负责修建的那些房子如果塌了压死人怎么办?我不是和陷害志愿军的奸商一样的可恨吗?我恨我自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又想起,自从运动开始以来,六、七位领导同志和我作了二十多次诚恳严肃的谈话,他们反复地向我说明政策,指出前途;又想起他们为鼓励我而画的“小吴枫走在光明大道上”的漫画,他们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的叫我重新作人!
慢慢地,我想通了。就在坦白期限前,我把我所有的丑脏东西,都摆在群众面前,我退了赃款。我检举了其余的十几个贪污犯。这是我重新作人的开始。
我从小过着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生活,我关心的是:如何把衣服穿得漂亮些,吃得讲究些。参加革命工作后,拿起报纸也只是看看电影和戏剧广告,把学习看成痛苦的事!所以很快地被奸商拖下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继续立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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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七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七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制止细菌战犯!”的社论,并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全世界人民愤怒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和残酷远超过希特勒野兽,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能够阻止光荣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抵抗,因此就使用了最卑鄙的屠杀平民的手段。但是,各国人民一致反对这种蓄谋已久的可耻罪行。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能够而且必须终止美国强盗们的罪行,使进行细菌战的美国煽动者和组织者的名字遗臭万年。
本期的重要文章有: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朗哥的“为意大利的和平、工作与工人阶级的团结而奋斗”,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尼斯库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币制改革和减低物价”,米丁的“百花争放的苏联的科学和文化”等。
朗哥在文章中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意大利政府继续采取走向战争的危险步骤。它不但根本不制止美国的扩军备战的政策,而且比别人更加甘心充当战争贩子的走狗。每一个意大利人都可以看到准备战争和扩张军备的政策,使得国家格外贫困和反动。群众要求成立一个和平政府的愿望日益增加了。在广大群众的反对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负责执行这种政策的统治集团企图掩饰他们危害国家的行为,加紧笼络人心。但是,这些办法是阻挡不了全国规模的和平运动,阻止不了和平战士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来保卫和平而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实现的。在一九五一年最后几个月中,工厂工人进行了顽强艰苦的保护工业的斗争。劳动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击败了政府企图分化农民的阴谋。总工会所发动的反对超额剥削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要使这个运动扩大规模以取得胜利,就必须团结对于这个运动表示关切的全体劳动人民。朗哥强调说:意大利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民主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活动,在保卫和平与意大利劳工和自由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康斯坦丁尼斯库的文章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颁布命令,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国内实行币制改革并减低大宗重要消费品的价格。改革币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列伊(罗币)的购买力、提高列伊对外币的比值、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并改进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物资供应。同时,物价的减低对于人民是很大的物质利益,它提高了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康斯坦丁尼斯库接着指出:一九五二年的币制改革在经济上增强了罗马尼亚的国力,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并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因此,它受到一切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与赞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再一次看到工人党和人民政府是关心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的不断改进的;而劳动群众则越发兴奋地执行一九五二年的经济计划。
米丁在文章中论述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发一九五一年科学发明和文学艺术方面斯大林奖金的决定。米丁强调说:斯大林奖金的颁发,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蓬勃高涨和百花争放的又一次表现。出现于苏联的一群光辉灿烂的新慧星——斯大林奖金得奖人,再一次显示了苏联的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情况的天渊之别。苏联的科学改造大自然,创造精良的机器和机械,尽量减轻人的劳动,发明战胜疾病的有效方法;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却在研究大规模屠杀人类的问题,遵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命令来精心制造最恶毒的大规模毁灭人民的凶器,如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使人民获得知识,培养他们的正直、劳动英雄主义、道德上的纯洁和高尚品质。至于帝国主义的腐朽的“文化”却摧残人们,毒害他们的思想,在人民中间培植仇恨人类的思想,宣扬道德的堕落,迎合最低级的本能,鼓励犯罪。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各国进步的人民以厌恶和仇恨的心情唾弃这种腐蚀生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以钦敬之心情欢迎苏联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更加昌盛的消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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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各地区在追赃定案工作中应该互相协助
“三反”、“五反”运动已进入追赃定案和处理问题的阶段。这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很多贪污盗窃分子,把赃款赃物分散在外地;能够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的人证物证,也有许多是在外地。这时候,任何一个单位要想追出赃款,获得定案的真凭实据,都必须到外地进行切实的调查。而调查工作要想迅速获得结果,就必须取得当地领导机关和各种工作机关的协助。所以,不同地区在这一工作中的互相帮助,就成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
在这一方面,各地区的机关单位一般地都是这样做了的,因而使追赃定案工作取得了许多方便。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四月八日,中国粮食公司陕州分公司给扬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发了个电报,请扬州市工商局协助调查某贪污分子汇存扬州某商号赃款的情况。显然,扬州市工商局完全有义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但是,就在当晚,扬州工商局却这样答复了中国粮食公司陕州分公司,说这事“与我无关”,拒绝协助。这种情形现在并不是个别的。有的机关,甚至在外地有人来逮捕罪犯时,也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错误态度,拒绝给以任何助力,宁让罪犯逍遥法外,继续危害国家和人民。这些同志不是把革命工作看作统一的整体,把别人所担负的工作也看成和自己的工作密不可分的革命工作,而是目光如豆,只看见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情,因而看不见自己所采取的错误态度会给整个追赃定案工作造成多么严重的困难和不良的后果。
为了把追赃定案工作迅速做好,争取“三反”、“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有必要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各地区各单位都应该深入地检查一下,看本地区、本单位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无类似的本位主义现象。如果发现这类现象,就应该对干部进行必要的教育和批评,并及时纠正这种现象,发扬革命的互助精神,加强政治责任心,以保证追赃定案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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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浙江省杭县的四维区和运河乡、新登县的龙羊区、富阳县的青云区、安吉县的昆铜区等地,已自一月中旬至三月初,先后建立了工农速成初等学校。
不少工农群众在认识到开办工农速成初等学校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加速培养建设人才之后,就设法克服各种困难,踊跃报名入学。
各校的整个开办过程,都贯穿着革命的精神和运用了革命的办法。如为了解决部分学生的生活困难,安吉县昆铜区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就采用了工读办法,把星期日定为生产日,组织学员手车队去运柴。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各校都开展了课余生产,以课余生产收入来减轻学生负担,充实学校设备,或改善校中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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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查小组走向“五反”前线
顾群 梁玉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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