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百花争放的苏联的科学和文化
苏联 米丁
几天以前，苏联部长会议按照苏联的光辉传统，以斯大林奖金授予一大批苏联科学、文化工作者和国民经济工作者，以奖励一九五一年中他们在科学发明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贡献。斯大林奖金的颁发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蓬勃高涨和百花争放的又一次表现，也是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一件喜事。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艺术和文学都是统治的剥削阶级的婢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些所谓资产阶级文化工作者扮演着一种特殊阴险的作用。帝国主义者利用文化来实现他们掠夺的和侵略的目的。他们强迫“科学家们”制造最凶恶的武器来大规模灭绝人类。在今天的帝国主义世界里，科学和文化是处于极端堕落和腐朽的状态中。
苏联不仅是最完美和最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楷模；并且是具有最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的一个国家，国家、人民、科学和文化间的关系空前融洽的一个国家。列宁说过：
“……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在我们的国家里一样，人民大众是那么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在我们的国家里一样，人民大众对于文化问题讨论得那么深刻彻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类智慧的一切成就，人类天才的一切创造，文化上的一切成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社会主义给科学开拓了无限天地，给它规定下既艰巨而又辉煌的伟大任务。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科学是对于改变宇宙征服自然有积极贡献的、尽力为人民服务的一种科学。科学共产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科学发展上的一个新时代才会开始，这个奇妙的时代将使过去任何一项科学成就都黯然无光。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预见现在已变成一种现实，苏维埃国家就是例证。
伟大的科学领袖斯大林所指导的苏联科学是以绝对的忠诚为人民，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服务的。荣膺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的新的科学著作和发明，证明了苏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显著进步。苏联科学家致力于创造性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不断前进，不断加强科学和劳动的力量。苏联科学家成就的特点，就是它们并不是为了消灭人类累积起来的价值，并不是为了灭绝人民和加紧剥削，而是为了伟大的创造，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和减轻人的劳动。苏联科学家和发明家最关心的、鼓舞他们的思想的是人类，是人类精神上的需要，人类的创造性的工作，人类的愉快而幸福的生活，人类的健康。
苏联科学家的成就是和下面各点密切不可分的：他们的崇高努力是以最进步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他们的研究途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光芒照耀之下的，他们不是脱离人民侈谈科学的“传教士”，而是把全部知识、全部创造力量都献给人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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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一篇报纸文章的篇幅，要胪列一九五一年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荣获斯大林奖金的苏联工作者的成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只举出几位来。贝洛夫以他对于结晶体的原子构造的辉煌工作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种研究中可以发现支配矿物学上这一重要部门的规律；对于许多有价值的技术上的原料，可以知道如何就其性质和质料，得到实际应用。苏联卓越的科学家、已故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以他的两部著作“光的显微结构”和“眼睛与太阳”，被追赠斯大林奖金。在化学方面，车尔尼雅耶夫院士以其对所谓综合性的化合物这方面的研究而光荣获奖。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教授以研究植物盐基性化合物而获奖。科学家们是以直接有助于改造大自然的工作为研究工作的目标；而这是极端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有波达波夫关于水流规律的研究；科斯甲科夫的“土地开垦原理”；贝—比恩科和米申科两位教授的“苏联及其邻国蝗虫志”；以及其他许多研究工作。斯大林奖金又授予克拉斯诺哥尔斯基和科湼夫。克拉斯诺哥尔斯基是伟大的巴甫洛夫的学生，为苏联年岁最高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是“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科湼夫的研究工作是关于骨骼和关节结核症的。科学家赖浦尔斯基的论文“胃腺病”获得斯大林奖金。湼哥夫斯基、斯米伦斯卡雅、盖耶夫斯卡雅—索可洛娃和安得烈耶夫以精密的方法使有机体在垂死或诊断死亡的状态下恢复生机，因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还有一大批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这些先进的生产工人的成就，显示出苏联工人们在爱国思想上和技能上，是如何不断地在提高和发展。这许多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根本改善了生产技术，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大地增加了苏联的财富。这方面获得奖金的有：张达罗娃和斯列德科娃（即阿加芬诺娃）；这两位是“优等地完成每一个生产操作”社会主义竞赛的发起人；另外是列甫钦卡、穆哈诺夫、萨瓦德斯卡雅和费多谢耶娃，他们是“降低每一个生产操作中的成本”社会主义竞赛的发起人；还有因为在库兹巴斯煤矿使用采煤联合机而获得了打破纪录的产量的采煤联合机的司机特列菲洛夫、朱索夫里扬洛夫、契弗拉诺夫和别尔乌辛以及其他人等。
大量的新发明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这一事实，突出地说明了苏联人民是富有创造能力的；苏联的生产在伟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鼓舞下，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技术的基础这一任务的鼓舞下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的特点，就是科学工作者和生产工作者的合作。从今年的斯大林奖金的颁发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合作目前是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
苏联文学在一九五一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的文学作品不但在国内的读者中间享有它应得的荣誉和地位，就是在全世界的读者中间也同样受到重视和欢迎。斯大林奖金授予两部重要的史诗式的文学作品。一部是兹洛宾的“斯台班·拉辛”。斯台班·拉辛的起义是苏联历史中最有意义的史实之一；作者根据他对这一历史事实极其渊博的知识，以伟大的艺术力刻划了它。另外是拉齐斯所作的“到新海岸”。这是拉脱维亚人民真实的史诗。这一著作概述了过去三十年拉脱维亚人民——拉脱维亚农民们的生活；关于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情形，以及拉脱维亚发展集体农场的胜利，作者都有生动的描写。
苏联作家奥勒斯特·马尔捷夫的小说“南斯拉夫的悲剧”也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这本卓越的小说以伟大的热情描写了为反抗德国侵略者而英勇战斗的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战士和指挥员们的高贵品质，表现了他们对苏联人民的热爱。这本小说同时也描写了卖身投靠为美英情报机关效力的铁托特务分子在当时一意孤行的叛逆行为。
在文学方面，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的作家们：丁玲的小说“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歌剧“白毛女”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匈牙利作家阿捷尔的作品“在自由的旗帜下”和那基的作品“和睦”，法国进步作家斯提尔的小说“第一次打击”也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所有这些作品都有了俄文译本。
今年为卓越的散文和剧本而授予外国作家的斯大林奖金，说明了苏联人民对于其他民族一切具有真正的艺术性和高度的思想性的创作是密切注意和热烈推崇的。这对于各国进步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苏联电影的特点是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苏联人民——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的生活和劳动业绩是苏联电影工作者取材的中心。苏联电影起着重大的教育作用：它生动地表现了苏联人民，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愿望和劳动。苏联电影不但在苏联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获得了它应得的热爱和成功。许多国家中的千百万群众每年都以极大的兴趣渴望着苏联的电影。去年的电影出品如“谢甫钦科”、“金星英雄”、“珂尔基之光”、“顿尼兹矿工”和纪录片“苏联捕鲸船”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描写各加盟共和国的最优秀的电影“灿烂的乌克兰”、“苏维埃塔吉克斯坦”、“苏维埃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土库曼斯坦”和“苏维埃立陶宛”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去年分十二辑摄制的五彩新闻片“农业新闻”也得到斯大林奖金。
苏联正全力从事和平的创造劳动，全力从事共产主义建设，它一贯执行和平政策；因此，苏联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满足人民在艺术方面不断增加的要求，积极帮助人民建设新生活。而苏联的各种艺术就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道上迈进的有真实的思想性、有真正艺术性的模范。我们还应该提到苏联的绘画。湼普宁柴夫的“战罢歇息”（根据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凡西里·捷尔金”画的）是苏联绘画的一幅杰出作品。凡是看过这幅伟大的画的人都会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苏联士兵充满生命力，富有深刻的表情。他们的勇敢、欢乐和对胜利的信心，他们的威力和精力，都卓绝地被刻划了出来。这幅画是苏联绘画的伟大成就。以穆希娜为首的一群雕塑家，由于他们雕塑了矗立在莫斯科的高尔基纪念像，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形象，争取人民的幸福和世界和平的热情战士、反抗一切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无畏的斗士、为全世界人民所热爱的高尔基的形象，在这些天才的苏联雕塑家的作品中以突出的风格体现了出来。
苏联的建筑艺术在去年也有显著的成就。莫斯科地下铁道的新火车站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这方面的成就。莫斯科的地下火车站是全世界最宏伟华美的，特别是“大环行线共青团站”和“大环行线白俄罗斯站”；前者是依照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希楚塞夫和科宁的设计建筑的；后者的设计者是贝科娃、塔拉诺夫和奥普雷式科；他们也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斯大林奖金授予了一九五一年的戏剧和舞台艺术方面的优秀作品，这不但会改进苏联首都各剧场演员的演技，而且——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会大大促进苏联其他城市各剧团的舞台艺术。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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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衷心欢迎以斯大林奖金授予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们，这些人在提高科学和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使苏联人民感到应有的荣耀。但是，苏联人民永不会满足于已得的成就，不论这种成就是多么伟大；他们把尚未完成的任务交托给苏联的科学家们，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们。这些任务就是：消灭仍然存在着的一些缺点，进一步改进技术，进一步提高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扩大科学工作的规模。苏联人民是创造家和建设家，他们为和平而工作，为全体人民的生活和幸福而工作，为科学和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而工作。
列宁说过：“从前，人类全部智慧与才能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果实都只是为少数人享用，而其他人则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但是现在，一切技术的成就，一切文化的果实，都将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从现在起，人类的智慧与才能永远不会成为暴力的手段、剥削的手段。”
这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的。苏联在整个时期中的发展过程，就是科学和文化的成就如何被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政权的人民民主国家，也正在走着同样的道路。
出现于苏联的一群光辉灿烂的新慧星——斯大林奖金获奖人，再一次显示了苏联的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情况的天渊之别。苏联的科学改造大自然，创造精良的机器和机械，尽量减轻人的劳动，发明战胜疾病的有效的方法；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却在研究大规模屠杀人类的问题，遵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命令来精心制造最恶毒的大规模毁灭人民的凶器，如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使人民获得知识，培养他们的正直、劳动英雄主义、道德上的纯洁和高尚品质。至于帝国主义的腐朽的“文化”却摧残人们，毒害他们的思想，在人民中间培植仇恨人类的思想，宣扬道德的堕落，迎合最低级的本能，鼓励犯罪。我们可以从描写土匪流氓的美国电影、歌颂罪恶世界的“幸福”的色情和犯罪文学、儿童“连环画”和原子玩具中找到这种文化的令人作呕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各国进步的人民以厌恶和仇恨的心情唾弃这种腐蚀生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湛深的钦敬之心欢迎苏联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更加昌盛的消息。（译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第一七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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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工作者应站在反细菌战争的最前线
中华医学会总会副理事长 陈文贵
我们中国卫生工作者，以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以对和平的热爱，以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对科学和正义的尊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采用极端残暴野蛮的细菌战的罪行，一致表示义愤填膺。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兽，只有给以迎头痛击，打得它落花流水，迫使它在人民的铁拳下低头。我们坚决拥护周外长三月八日的声明，热烈响应傅连暲理事长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走上反细菌战的最前线。我是一个鼠疫专家，我的职责是要消灭一切鼠疫的危害，对美国侵略者人工制造鼠疫和其他传染病的阴谋绝不能坐视。我即将奔赴前线，竭尽我的知识能力，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而斗争！
远在中世纪时，欧洲曾发生过恐怖的“黑死病”传染，死亡的人民很多。当时在罗马黑暗时代，人民没有掌握科学的消灭细菌的方法，因此这次传染病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正由于这样，却推动了无数科学专家竭尽他们的智慧，从事研究防治细菌的工作。人类的健康慢慢地在科学的帮助下得到保障，“黑死病”的大流行在人类的历史上已成过去。从这里可以证明，具有战胜任何自然阻力的广大人民是创造人类幸福的主宰，这里有许多正义的善良的科学家也得到了历史的赞扬。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寡头们却为了掠夺和侵略，企图把文明、把科学篡窃作为杀人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很多迹象中证明德国法西斯想利用细菌战争来挽回它的失败命运，但它的迅速失败，使得它的罪恶企图未能实现。这教育了很多正义和善良的人民，必须有效地制止这种侵略的狂妄计划。一九二五年六月，四十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开会，共同签订了议定书，明确规定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禁例。这是符合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意愿的。但美国和日本对这一议定书却未予批准。这象征着不幸的事件，终究会要发生。这个不幸的灾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由日本强盗加诸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了。和平的中国人民遭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工细菌的毒害。今天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前后方，在我们祖国的东北撒布细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但敌人的这种罪行只能说明它的软弱，并不能表示它的强大。不管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当他们使用毒气和细菌来作战时，它们已经到了垂死的挣扎阶段了。因为用飞机打飞机，用大炮轰大炮，用刺刀拚刺刀，美国侵略者早已不是英勇的中朝人民部队的对手了。
但细菌战又有什么用呢？细菌战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敌人想用细菌昆虫来捣乱和破坏我们的后方，那简直是梦想。细菌毕竟是细菌，它是我们卫生人员所要扑灭的对象。很多护士、医生天天在消灭细菌；很多专家、教授天天在研究彻底消灭细菌昆虫的办法。它不过给我们添了一层麻烦，就是要更紧张地和细菌作斗争。我们要警告美国强盗，今天的中国人民不是生长在古罗马黑暗时代，而是生长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祖国的人民能够战胜日本强盗，能够修建成渝铁路，能够兴办治淮工程，能够在东北内蒙防治鼠疫的流行，难道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使用细菌的敌人和这些微小的生物吗？
全国成千成万的医药卫生科学工作者踊跃报名参加志愿赴朝防疫检验队或在本岗位上积极参加各种有效的防疫工作的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正义和善良的医药卫生科学工作人员的优良品质。我们要更积极地行动起来，目前首先要做好防疫的预备工作，充实每个人的各方面的防疫技术和专门知识，把愤怒化为力量，向广大人民即刻展开宣传，随时准备着响应祖国的呼唤，走上反对美国细菌战争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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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有力量扑灭细菌战
马加
三月四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厚颜无耻地说：“美军过去未进行，现在也未进行任何细菌战。”他的这些无耻谎言，是掩盖不住他们的罪行的。就在他说话的这天上午十点钟，在安东九连城一带出现了八架美国飞机，撒下黑色的蚊虫，像一条黑带子，顺着鸭绿江水飘下来；接着在安东附近的山上也发现了各式各样带着细菌的昆虫。现在，想在安东看见这种毒虫，比在朝鲜看见美国的俘虏还要容易。
我刚到安东，就看见了黑色小蚊子。在一个同志的家里，我还看见了大苍蝇。那苍蝇要比东北的苍蝇大两倍半的样子，长腿，大翅膀，黑灰色。我看见这样的毒虫，并不觉得可怕，只觉得讨厌，憎恶，愤恨。这不能不使我把它们和杜鲁门、艾奇逊、李奇微这些使人可憎恶的名字联在一起。
艾奇逊的抵赖和说谎是不足奇怪的。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狗嘴里掏不出象牙来。”同样，要从艾奇逊的嘴里吐出实话来也是不可能的。当美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时，不也曾说过那不是侵略的行为么？
战争贩子们的罪行是瞒不住人们的眼睛的。他们罪恶的尾巴很早就露出来了。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委员会主席墨尔克在“关于细菌战争给陆军部长的报告”中就曾透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已有一个以“军事研究处为名的机构，开始研究完备的细菌武器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福莱斯特尔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研究说明，细菌或者它们有毒的生成物可以有效地用作战争武器。”曾在狄特黑克营参加制造细菌武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奥多尔·罗兹伯里，在一九四九年写了一本名叫“和平或是瘟疫”的书。在这本书的第六十一页上写道：“它可以消灭人或剥削他们的劳动能力，而不破坏他们的财产。”大家听听，这多么像独占资本家奴才的口吻！正如艾奇逊是摩根、杜邦、洛克菲勒三大家族雇用的律师的口吻一样，再露骨也没有了。曾经贩卖黑人，征收人头税，制定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中国抗日时期，把废铁运到日本，帮助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不就是这些吃人生番么？
艾奇逊是抵赖不了的。在安东市这地方，到了五月间才有苍蝇，八月才有蚊子。当美国飞机撒下细菌昆虫那天，安东市的天气是零下八度。从历史上，本地昆虫就不能在这样的气候下生存。
美帝国主义撒了细菌，抵赖，耍死狗，企图逃脱全世界舆论的斥责，但死狗是耍不了几天的。美国侵略者不是在朝鲜吃了败仗才拿出这个“新武器”么？这个“新武器”也同样不能挽救美国侵略者的失败命运。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侵略者曾经花样翻新地使用过许多新武器，如什么定时弹、四角钉、汽油弹等等，但并没有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去年春天，美国侵略者从北朝鲜撤退的时候，曾经撒了天花细菌。去年三月十九日那天，我从安东到朝鲜新城川，正是深夜，我投到一个空屋子去住宿。到了第二天，我才发现隔壁也是一间破屋子，里面堆着破棉被、破衣裳、破裤子。在破烂不堪的家庭中有三个孩子，小的有两岁，从破被里露出小脸蛋，直是哭。大的孩子才有六岁，长头发，光着屁股，爬起来哄他的弟弟。第二个孩子生了天花，昏昏沉沉，不能动弹。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的妈妈叫美国鬼子强奸死了！他们的爸爸在不久以前叫美国飞机炸死了；在他们的家里，还扔下大人穿的长裤子，和一册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画报。这就是美国侵略者推行他们“生活方式”的写实，这就是名符其实的宣传，难道还要用语言和文字来说明么！
垂死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就是瘟疫，就是细菌。只要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历史，想想希特勒和东条这些魔鬼，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会更清楚地认识美帝国主义。
伟大的中朝人民是不会被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吓倒的。我们有信心也一定能扑灭它，获得胜利！
三月十八日，安东全市人民举行了反对细菌战的示威和誓师大会。群众带着捕杀细菌的各种武器，排着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到扑灭细菌的前线！
农业生产模范曲明山告诉我说：“浪头区浪头街十七板居民，在三月十九日那天，扑了毒虫七斤”。
安东市拥军模范缴大娘，当美国飞机撒了细菌毒虫以后，她给她的在朝鲜的儿子写了信，和儿子挑战。决心用积极行动来打击美国侵略者，她把妇女组织起来了，一百二十多个妇女，打着旗子，带着各种扑灭毒虫的武器，去扑杀毒虫。缴大娘动员妇女说：“咱们多抓一个虫子，就是多消灭一个美国鬼子。大家把虫子装到小瓶里，贴上自己的名字，美国鬼子不承认也不成，这就是人证物证”。在她的影响下，妇女们纷纷跟着她去扑杀虫子。
我到安东市已经有几天了，我不仅看见了美国飞机撒下的细菌毒虫，我更看见了中国人民对敌斗争的气魄，这是胜利者的气魄。我们完全有决心有力量扑灭美帝国主义恶毒的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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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四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四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论，并刊载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格罗提渥的“德国爱国者争取德国统一及全德选举的斗争”，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高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军事化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瑞典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海尔曼逊的“高涨中的瑞典和平运动”等文章。本期在题为“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新罪行”的消息中，报道了美帝国主义者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和各国进步人士一致声讨的情形。本期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息栏中，报道了我国“三反”和“五反”运动开展的情形。
格罗提渥在文章中指出：德国人民正在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取统一的德国及缔结和约。德国人民现在认识到：要达到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德国人民获得彼此谅解的和平道路，是导致全德选举、并通过选举导致签订和约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已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去年九月所发表的宣言中明白地说明了。根据政府的建议，人民议会曾向西德联邦议会建议举行全德大会，以确定全德选举日期，成立国民议会；从速签订对德和约和撤退一切占领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在去年十一月，就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自由选举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法草案。但是，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了西德阿登纳政府的拒绝。为了转移注意力和欺骗西德的爱国志士，阿登纳在今年二月初向西德议会提出了一项虚伪的“全德选举”草案。实际上阿登纳是反对全德选举的，他希望通过征兵法来发动自相残杀的斗争和新世界大战。格罗提渥强调说：但是，德国全体爱国志士都开始体会到了这个危险。反对无耻的西德傀儡政府的政策的愤怒风暴正席卷全国。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高兰的文章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扩张军备运动已使赋税增加，并使原来已经不够的社会福利事业更加减少，剥削变本加厉。这个计划使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程度和相对贫困程度更为增加，群众购买消费品的数量减少。例如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中，英国的实际工资已下降了百分之五到七，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间，英国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九。在美国，现在的赋税比朝鲜战争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领补助金的人差不多六百万人，许多完全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根本还没有包括在内；至少有一千零五十万个美国家庭过着仅能餬口的生活。高兰强调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的军事化政策和使群众贫困的政策，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从意大利的有力的罢工浪潮，法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罢工运动的高涨，以及澳大利亚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海尔曼逊在文章中说：瑞典人民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过和平的生活。但相当大一部分的瑞典人民仍然受到唯美国之命是从的报纸、电台和电影的不断宣传的影响。可是，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已使瑞典的许多人都痛感到有积极为和平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必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已逐渐把反对物价高涨、反对捐税加重以及争取生活水准提高的斗争，与反对扩军运动及准备战争政策的斗争联系起来。瑞典舆论界已逐渐明白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国际局势紧张、战争威胁及经济困难的主要根源。瑞典资本家也激怒地反对美国减低货物的价格，不想服从美国关于完全停止把重要出口货运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命令。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上，瑞典代表团在若干问题上都反对美国。这一切都是瑞典广大群众愈益坚决地抵抗美国的战争与讹诈政策的结果。海尔曼逊接着指出：瑞典全国和平委员会最近已向爱好和平的人们发表宣言，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斗争，以免和平和瑞典的民族独立遭受到严重的危险。共产党人必须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光荣地执行他们的伟大任务。（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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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年儿童春节慰劳烈军属运动结束
全国各地少年儿童春节慰劳烈属、军属一件事运动，已经在三月三十日胜利结束。仅根据二十六个省的四十四个城市的极不完全的统计，参加这个运动的少年儿童在八十三万人以上。这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爱国主义的社会活动。参加这个运动的少年儿童们给了烈属、军属生活上和精神上以亲切的帮助和安慰，同时使自己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个运动是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联名发起的。各地少年儿童在当地抗美援朝分会、青年团组织、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和民政部门和人民广播电台所组成的统一机构的领导和学校教师特别是少年儿童队组织的直接帮助之下，热烈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一般编成十人左右的慰劳小队或小组，作为活动的单位，首先从对烈属、军属的访问中，了解烈属、军属的情况和需要，然后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做好烈属、军属们所需要的“一件事”。他们把自己从学校里学得的知识和本事像手工劳作、养猪、园艺、作幻灯、作矿石收音机等方法，应用到工作中去。他们帮助烈属、军属写信、缝洗衣服、磨豆腐、做煤坯、修理门窗家具、为烈士和军人的子女做玩具和补习功课等等。农村的少年儿童帮助烈属、军属拾粪上肥、拾柴禾。在春节以前，他们普遍地帮助烈属、军属大扫除、写春联。在春节中，他们为烈属、军属演剧、扭秧歌，并向烈属、军属们拜年，送光荣花、光荣灯、光荣匾。他们还向烈属、军属们报告前线的胜利消息和部队里面的团结友爱的生活。烈属、军属们都十分感激少年儿童对他们的慰问和帮助，认为他们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新中国的好孩子。他们纷纷写信给在部队中的丈夫和子女，鼓励他们多多立功，争取做英雄模范。
少年儿童们从烈属、军属的谈话中，听到了许多关于烈士们、战士们创造和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的英勇事迹，看到烈属、军属们为了减轻政府负担过着勤劳刻苦的生活，因而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他们在运动当中，还大大锻炼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体会了劳动的光荣和愉快，并且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
各地都评选了优秀的慰劳小队或小组。抗美援朝总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将发给这些优秀的小队或小组奖状，并选出最优秀的小队或小组的工作报告，从四月一日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节目中陆续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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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小学教员贺剑仪改进教学方法
在半日制教学中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西安市尚德路小学教员贺剑仪在半日制教学中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西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在去年暑假后，为了解决失学儿童入学的问题，把全市大部分小学二年级以下的学级改成了“半日二部制”。贺剑仪是尚德路小学一年级丙班的班主任。那一班的六十四个学生，都是每天下午到学校来，只上半天课。
贺剑仪以前没有教过半日制的学生，没有经验，很怕教不好。果然，开学不久，困难便发生了。上课时，学生们总是零零落落地来到，打架、吵闹的事不断发生。本来，半天的教学时间已经不够，每节课还要花很大时间来整理课堂秩序，学生们的学业自然受了影响。有的学生上学一个多月还不会把十个数目字写出来。有些必须指定学生回家去做的作业，全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经常交不上。贺剑仪虽然曾经去访问过学生家长，要求家长们协助管理和教育儿童。可是这一班学生的家长极大部分是摊贩和搬运工人，整日在外面劳动，学生的母亲们又多忙着家务，都没有可能很好地督促孩子们在家作功课。因此，许多学生在上完半天课以外的时间，都是在外边玩耍，有的还天天上“民乐园”去看三花脸演戏，谁也没有养成爱好念书的习惯。
贺剑仪研究了这种情况之后，认识到改进的办法是“必须有指导地把学生组织起来，进行课外学习”。她就向学校领导方面提出在学生中间组织“自学小组”，这个计划得到批准后，她便按着学生的家庭住址，把全班编成了十一个“自学小组”，指定了小组长。每天下午她给小组布置好作业，第二天上午便一个个小组去巡回指导。
“自学小组”组织起来后，有的小组学习得比较好，有的小组学生到不齐，有的小组学生们到一起后又玩起来，不好好学习。贺剑仪就在上国语课
“要见毛主席”的时候，向学生们讲了一个毛主席幼时学习生活的故事。她又在课堂上表扬了课外学习得好的金凤仙小组，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同时，她也对那些不遵守学习纪律的小组提出了批评。她又指导学生们订立了“自学小组学习公约”。公约上还订出小组在那一家学习，就要听那一家大人的话。贺剑仪接着又给大家规定了课外作息时间表，规定每天做一个小时功课，中间作半小时集体游玩。此外，贺剑仪还领导各小组长组织了定期的小组长会议，随时解决各小组发生的问题。
贺剑仪一方面督促儿童执行学习公约和作息时间，同时更注意把课堂教学和“自学组”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她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向儿童作生活指导讲话。这样，“自学小组”一个个都逐渐上了正轨，学生都能到齐，作业也都不缺。在学校中上课时，课堂秩序也好了。“自学小组”成绩好的金凤仙小组，现在每天做完功课，还和学校中一样，排着队唱了歌才散学。
贺剑仪还注意指导各小组长要特别帮助有缺点的同学。如张秋香小组的韩佩正爱逃学，爱打架。同学都不喜欢他，叫他“二流子”。张秋香听了贺剑仪的话以后，便天天找韩佩正一块玩，一块学习，建立了感情。别的同学也都帮助韩佩正。韩佩正感到有人爱他，也就开始爱学校，爱同学，一天天把逃学和打架的坏习惯改掉了。这件事，使学生们都知道应该热心地去帮助落后的同学进步。
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尚德路小学一年级丙班在纪律上表现了优异的成绩，在十四个班中，得到“纪律第一”的红旗。全班学业成绩平均达到了七十九·四分。贺剑仪这种教学方法，曾得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的帮助和直接指导。据西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的检查，尚德路小学一年级丙班实行这种“半日制教学法”的结果，已完全赶上了全日教学的成绩。对于这种成绩的获得，贺剑仪在总结她的经验时说，主要是运用各种方法培养了儿童们自觉的学习和生活纪律的缘故。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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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严肃慎重地对待影片上演问题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及时纠正了对待“无罪的人”影片在上海上演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方面所发生的错误，给了该局副局长赵清心以处分。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无罪的人”是俄罗斯伟大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这一作品异常成功地搬上银幕，曾获得斯大林奖金。这部电影有力地揭露了旧俄贵族和资产阶级丑恶腐朽的面貌，描绘了备受损害和侮辱的俄罗斯人民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崇高形象。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却无视苏联影片“无罪的人”的积极政治意义，竟将它当成消极影片来看待。不予减税。这是何等荒谬的行为！
这一错误表现出：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及其他有关单位，对待这一部重要的影片上演的问题，缺少政治的热情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没有充分正确地利用这部影片上演的时机，向人民群众负责地指出：正是这部杰出的影片，使我们能够把中国的违法资本家和旧俄贵族、资产阶级对照起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违法资本家的丑恶的思想行为。相反，如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这样的机关，对待这部影片竟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仅派了地方税科副科长和几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去审查；该局的领导人员又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影片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主动地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取得联系，就错误地片面地认为该片和当前政治任务没有直接关联，因而提出不予减税的意见。
这一错误又表现出：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不能够坚持真理，严重地缺乏纪律性。它虽曾不断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对该片减税的意见，但却没有将此事向北京中国影片经理总公司或中央电影局请示，就在当地轻率地将该片上演，这就在实际行动上附和了错误的意见。中国影片经理总公司及其所属各部门，应从这一事件中得出足够的经验教训，改进自己的工作。
上述的错误也表现出：当地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不够坚强。在上海那样通讯联络极为便利的城市，竟能发生那样的错误，人们不禁就会问道：“当经理公司、文化部电影处和税务管理局的意见各不相同的时候，党组织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作用到那里去了？”在电影工作的领导上，党组织应该是灵敏地察辨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把影片发行上的每一重大工作都提到原则的高度上来观察，反对任何人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任何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像这次对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这样。党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不仅应该亲切地抚育和仔细地培养电影创作，而且还需要极为关怀地去了解和检查影片的发行工作，尤其应该经过有关行政单位和电影批评的群众组织，去亲手安排那些重要影片的上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