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艾思奇
一
继去年的“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同志今年又重新发表了他的“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都是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论。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二及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关于辩证法问题”）。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辉煌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个遗示。它具体而详明地指出我们应如何来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各部分，它抓着了辩证法的这个核心问题给与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诚如毛泽东同志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它把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经验中所表现的一切现实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学习“矛盾论”不能忘记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作为基础的。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变关节上，毛泽东同志都抓着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具体变化，给与深刻的分析，并由此作出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结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是那么复杂，长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过程是那么曲折，如果不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科学分析，要想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规律，并对革命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正确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验，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与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也必然要作出哲学的结论。和“实践论”同样，“矛盾论”在指明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时候，同时就揭露了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哲学根源，并由此指出克服错误思想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一切错误思想都根源于两种思想方法上的偏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论“实践论”和
“矛盾论”都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在革命工作中常常（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产生错误思想的主要因素。但同时毛泽东同志也不放松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告诉我们：依据唯物论的原理，我们的认识必须从实践中丰富的感性认识出发，再把它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性认识，然后又把这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和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符合于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高到理性认识。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是违背了唯物论的认识原理。要纠正这些错误，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正确地依循着“实践论”所阐述的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就是要通过实践使我们的认识循环往复地不断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实践论的回答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何来正确地发挥我们的思考作用？如何才善于进行对感觉材料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
“矛盾论”里给与了详细回答的问题。“矛盾论”告诉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其根本方法，就是要从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详细揭发客观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但是由于违背了唯物论的原理，同时也由于违背了辩证法的原理，不“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研究“矛盾论”，在“实践论”所指示的唯物论认识原理的基础上来应用辩证法的方法，那“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
为什么学会了用唯物辩证法来具体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就使我们有可能善于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我们揭发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并由此获得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识；而理性认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列宁曾指出只有把发展看作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运动观，“才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连续性底中断’、‘向对立的转化’、旧的东西底消灭与新的东西底发生的钥匙”（“关于辩证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也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在“矛盾的普遍性”一章里，他又指出矛盾不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而且普遍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来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是应该贯彻在一切科学研究部门，应该贯彻在任何一个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全部著作，就是在各方面应用这个方法的范例。他不但在革命运动的各方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问题中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矛盾的方法，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的研究中，在革命形势变化的各个阶段和一切关节上，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掌握着分析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变化这一个基本的科学方法。
既然承认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是普遍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同时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来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给与的回答，和教条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教条主义一般地也承认矛盾，但它用公式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矛盾法则，即随便抓着几个抽象的矛盾原则来套在一切事物上头，而不问时间、地点等等的具体条件。他们把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革命问题和指导革命运动，就常常把革命当成儿戏，这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身上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方法与此相反，它要求对于每一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共产主义”）又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列宁上述的遗示，他的“矛盾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中间，充分发展了列宁的这个遗示。他用最多的篇幅详尽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并在这个问题上，特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条件，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指出必须联系着对矛盾的普遍性的认识，着重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符合于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才不至于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中不论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发展。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具体实际的研究的成果，都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我们应用这些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特殊问题，研究许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为我们指出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就事物的矛盾法则来说，也是同样，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物的各种特殊矛盾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矛盾的一些共同本质的认识。当我们把这矛盾的普遍法则作为方法，拿来研究一定的具体事物对象，例如说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我们又必须对于这具体事物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说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着重加以研究，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才能够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获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强调要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排除普遍性的研究。问题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为着要从其中概括出一定的普遍真理，以便用它来指导我们进一步研究新的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是不相同的。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同的特殊矛盾。同是近代人类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的过程不同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因为沙俄原来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则原来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中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当然也不能忽视两者中间也有其共同性、普遍性）。同一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矛盾特殊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已经过了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虽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些没有变的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要求我们具体研究这些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变化，不能希望设想一个永久不变的原理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只有教条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才会这样胡作乱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也就是说，科学是要指导实践，要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要解决矛盾，就不能不依据矛盾的特殊性质来规定与此相适合的解决方法，就不能不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各阶段之间的矛盾关系有着许多具体的变化，因此用以解决矛盾的指导策略上也有许多具体的差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要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其最主要的关键在那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研究那互相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只有认清了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才能认清事物矛盾的总的特点。例如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那样一方面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又认清了中国抗日人民自己的许多特点，总合起来才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个特点。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互相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常常在变化中的，即使是同一类的矛盾，其各个对立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之下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两阶级在矛盾内各自所处的地位以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样子（在这里资产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是
一个样子（在这里工人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表现着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在帝国主义国家又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
完全是反革命的、反动的）。这些对立的各方面的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特点，就构成同类矛盾的总体在
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特点。所以，分析事物的矛盾，决不是只就矛盾总体笼笼统统地作一个估计就能完成任务的。不能暴露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就
不可能暴露矛盾的总的特点，就不能理解发展过程
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同志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更把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特点作了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主
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反过来说，就是要对于
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研究。要避免片面性的错误，就必须研究矛盾的各个
方面或各个部分的特点而不是只去研究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要避免表面性的错误，就必须承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而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此，能够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也就可以保证避免主观性的错误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所以，必须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作为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的时候又着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客观事物里面去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以便进一步就其总体上和互相联结上来把握具体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才能把我们对于事物的研究和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三
为要使我们对于“矛盾论”中所包含的最主要、最精深的思想获得一个扼要的理解，最好是温习一下毛泽东同志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论到如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段话：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侧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还不能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与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不能发现基于基本的两个矛盾侧面所发生与发展着的许多次要的矛盾侧面，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地应用他所论到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来在中国革命的各方面斗争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他就创造了一系列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三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整风运动以来的十多年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追随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学到了他所指示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力地担当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获得今天的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指导，要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得到这样伟大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想像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上划时期的整风运动前夜写成的，它为我们党的一切伟大胜利事业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正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理论基础一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与我们实践方面的伟大胜利相适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还只是开始，前面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与我国的国土的广大和革命任务的繁重要求比较起来，我们现有的具备着足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干部还是太少了。广大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我们应做的工作。
特别是在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更显得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代表着我们党的最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就，并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很少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事求是地从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去研究它的具体矛盾，很少能够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来精密地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一般的理论工作还仍然停顿在一种十分空疏的状态上面。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这种空疏的状态发出警告，并向全党提出“依据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的任务，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废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的任务。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没有呢？没有人敢作完全肯定的答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是如何严重。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和理论工作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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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论共产主义教育”
张腾霄
“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著，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是加里宁在二十年内以他亲自经历过的革命经验，论述布尔什维克党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一本通俗的书。这本书收集了三十篇讲演和论文，其中除了几篇是讲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之外，大部分是给学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所作的讲演。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加里宁献给苏联青年和全世界青年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礼物！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加里宁以其特有的宣传鼓动的天才，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贯彻到苏联人民的生活、工作、斗争的各方面中去了。正因为如此，它便能够起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它便能够鼓励苏联人民更有效地起来同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作坚决斗争，并自觉地成为共产主义建设者。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怎样的人物呢？加里宁认为真正的革命者首先必须有巩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因为只有真正具备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政治家和社会工作人员才能正确地了解他的工作的环境，了解和规划今后的前途，并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去进行战斗；才能从公共的集体利益出发，把集体事业看作高于一切的，以集体事业为第一生命。
我们看到在革命队伍中，有一些人，甚至是参加革命许久的人，他们没有真正具备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高尚的理想，不是把“个人疾苦”作为“从属”的东西。这种人在初参加革命时，有的可能积极工作，但是他们往往是为了博得上级的称赞，自己能得到提拔；在工作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爱好时，还能敷敷衍衍地做一阵，一旦工作不能表现自己时，便会患得患失，甚至消极怠工起来。
在这次“三反”斗争中，这种人的毛病暴露得最明显不过了。他们有的平时也可以装成“革命”的样子，也好像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似的，其实，他们的脑子里装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羡慕资产阶级的堕落生活；追求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等等。而在复杂的城市环境里，他们经不起外界的引诱，于是堕落蜕化，以至和违法资本家勾结起来盗窃国家财产，竟变为人民国家的罪人了。
由此可见，对于加里宁关于巩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必要条件的见解，是应该如何地加以重视了。可是，怎样才能树立巩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呢？那就需要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底力量就在于它是由马、恩、列、斯底学说所武装起来的，并且完备地把握着这一武器。”（第二九页）这里所说的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仅仅是熟读马、恩、列、斯的著作；更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或是为装饰门面而学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这样的人。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后，曾经广泛形成学习的高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是有一些人，特别是
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而只是学习一些名词和术语，骨子里依然抱着旧东西不放。这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就不是要来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为了把自己装璜一番。还有的人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夸夸其谈，但其实是自以为是或似是而非，根本说不上他是个“真有学问的人”。
加里宁说：“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用生活来充实理论，就应该把日常工作与理论联系起来。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说，要成为创作家。”（第二十页）“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你们当前的具体现象，你们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管工作怎样简单，马克思主义者底思想永远应当奔放着，研究着，创造着。”
（第二一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生活来充实理论”，“把日常工作与理论联系起来”，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生活和斗争中去，用它来分析和认识生活和斗争中的问题。
为了普遍地在苏联人民当中树立巩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本书里，加里宁对于如何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这本书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加里宁认为在向群众作宣传时，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即使他所写的文章和所作的报告在外表上如何漂亮动听，“这都是无花之果”。对于宣传的方式他是异常重视的，他说：“用事实来进行的宣传与鼓动，是更加实际得多的。……用事实来进行的宣传及鼓动，乃是最有效的宣传工作。”（第二四四页）任何
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不论是写文章或作报告，都从你宣传的具体对象和具体环境出发。他认为在战前和战时的宣传工作所采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说：“例如，我们要是到某个大村庄的集体农民大会去发言，插上很多笑话，戏谑诙谐，有声有色，这类言词在两年以前，也许能受到欢迎，引起大家笑笑，鼓鼓掌，弄得听众高兴一番。试问，目前能够这样去讲话吗？当然不行的。”（第一六五页）同时，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即使你很有学问，如果你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待听众，他们是不会有反应的。加里宁是多么具体而微地教导我们怎样做宣传工作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学会有效地向群众宣传这种思想。
加里宁除了谈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外，还用很大篇幅来具体论述苏联人民所必须具备的共产主义道德。他指出阶级社会里的道德是有深刻的阶级性的。他教导苏联人民必须“摆脱掉那种种由地主资产阶级几百年来的统治所薰陶的精神、习惯和风俗”（二七四页），而树立新的道德标准。这新的道德标准就是：第一、对于劳动的新态度。在新社会里劳动是一种光荣和英雄的事业，人们必须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奋斗。他说：“共产主义建设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及苏联劳动者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中的雄强武器，便是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第九三页）第二、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加里宁转引列宁的话：“当一般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增加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是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是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千百万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又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人们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了的时候”（第二七六—二七七页）。列宁是把人们对于公共财产的新的大公无私的态度作为共产主义的开始来看待的。第三、是要爱护社会主义的祖国。苏维埃人们的爱国主义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而这种爱国主义又是和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着的。苏维埃人民有坚强信念，即在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日里，都相信胜利是一定属于他们的。第四、集体主义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都是有组织的集体，任何有才干的人，如果离开了集体和集体的力量，都将是一事无成的。第五、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加里宁说：“文化性能使一切有益工作卓著成效。工作愈复杂和愈精致，它也就需要更大的文化性。我们需要文化，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第一一一页）“为要完成自己这一使命（作者注：即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与集体农民一起，应该把握并精通人类文化的全部遗产，掌握科学与技术底一切精华，攀升到知识底极峰，成为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第四○页）
加里宁对于在青年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重视，他认为学校是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重要场所。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科学也日益向前发展着，科学的分类是越来越精细的，而研究科学的人也必然是越来越是专门化的，这是自然的趋势。然而这就隐伏着一种危机，就是容易走到观察问题的片面性。而资产阶级教育则是人工地扩大这种片面性，只给学生一些零零碎碎的、狭隘的实用知识。我们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使学生能全面地、科学地观察问题，就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综合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高的成果。所以任何学科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和说明。
加里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和资本主义的学校有原则的不同，社会主义学校不允许培养出“公子哥儿”来。他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认为俄文、数学、体育这三门是基本的课程。因为无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将来学习那一种科学，特别是将来要研究社会科学，是需要有很高的俄文程度的。数学它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和合理地思想，同时在实际中应用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它是研究一切科学的基础。体育为什么成为基本课程之一呢？加里宁说：“在人民中广泛发展体育和运动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可以使人们纪律化，增强人们的体质，可以激发自动精神和主动性，教会人们去协同动作。一言以蔽之；若要培养健康，强壮，灵敏，机智，勇敢，既善于克服困难，又卓有信心正视前面的人，则体育和运动乃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四页）加里宁认为必须把体育活动同社会主义的一般建设事业联系起来。这个教育方针也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我觉得我们新中国的普通学校也应以国语、数学和体育三门为基本课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七七页）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是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全国青年们和教师们从这本书里一定能得到许多他们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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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各高等学校的教师
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运动
在反贪污运动的基础上，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等四校院，已于三月中、下旬先后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目前运动已获得初步成绩。
在运动中各校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同学、危害人民教育事业的许多事实。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是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的。三月中、下旬，学委会派了干部到各院校去，帮助各校的学委分会进行工作。首先，各校都以一周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各种会议，酝酿讨论，使广大师生认识到这次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西北大学首先注意了发扬民主，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举行的座谈会上，学校的领导人先作了初步的检讨，好多教师向他提出了意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接着有重点地在某些系的某些教师中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起示范作用，然后全校以系为单位，全面展开。西北农学院先由负责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带头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对一般教师起了启发和推动作用，并首先在一个系里作示范性的检讨，取得经验，然后推及全校。西北医学院先进行了教学效果的检查，广泛地搜集了对教师们的意见，然后有步骤地分批进行检讨。
各院校在思想斗争中，由于领导思想明确，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民主空气空前高涨，因此运动的进行是顺利的。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教师们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大量地揭发出来，使大多数教师认识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危害性，感到不改造不但不能完成人民、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对不起广大的青年学生，而且自己背了错误思想的沉重包袱，不能进步，在学生们的觉悟和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也将不能照旧工作下去，因此，大多数教师都愿意参加运动，进行思想改造。西北医学院的一百一十八位教授、讲师、助教中，自动报名要求首先进行自我检讨的就有一百人以上；西北农学院的好多教师，包括院长在内，积极地找工作组的同志和学校中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征求对自己的意见，要求帮助自己分析问题；西北大学很多教师主动地、虚心地向学生征求意见，在公开检讨前三番两次地修改自己的检讨提纲。对这些愿意改造思想的教师们，学生们采取了热烈欢迎、积极帮助的态度。他们除了从各方面提供材料、意见外，并帮助教师们进行分析。西北大学的同学们，组织了互助组，每组帮助一位教师；西北医学院的同学们分班座谈，帮助教师们检查教学效果。西北农学院学生提出：“我们要抱着对人民负责，对老师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帮助老师进行思想改造。”在教师们进行检讨时，同学们一方面严肃地对教师的错误思想提出批判，同时对教师们的优点、长处也给以足够的估计和肯定。因此，教师们深深感觉到同学们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与人为善的，同学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正确的。他们感到不能不改造，不得不改造。但有少数教师，对这次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还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问题；个别教师甚至采取抗拒的态度。对这样的教师，同学们提出了尖锐、严正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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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上海各中等学校“五反”思想教育已于春假后开始全面系统地进行。第一阶段任务着重讲违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的罪恶行为，指出“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要求广大同学积极学习，正视“五反”运动的发展。经过各校师生收听陈毅市长广播和各方面的教育，这一阶段一般地已经完成任务，大部分学校都有学生劝说违法家长进行彻底坦白，或向他们家属宣传“五反”运动的动人事例。大部分学生都已了解“五反”运动的意义，拥护“五反”，积极学习。学生从校外带来的资产阶级谬论和谣言，已大大减少。“五反”宣传总队教育工作者大队已确定的“五反”教育第二阶段的目的和要求，是进行政策教育和立场教育，使学生在正确了解
“五反”方针政策之后，能向他们的家属亲友积极宣传。自本月十六日起，上海市中等学校“五反”教育已进入第二阶段。
▲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处在去年十一月编译并出版了“巴甫洛夫学说之发展”第一集，今年四月又编译出了第二集。这两本书包括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的论文共五十余篇。其中不仅对巴甫洛夫学说在生理、病理、免疫、药理等基础科学上的作用作了介绍，并且对巴甫洛夫学说在临床各科，如内科（特别是神经病科）、外科、小儿科、产妇科、五官科甚至保健卫生科等上的作用，也有着相当详尽的介绍。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合编的小型刊物“歌曲”，创刊号已于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出版。该刊为适应“五一”劳动节的需要，选载了十一首可供“五一”节歌唱的群众歌曲。这些歌曲包括有消灭细菌战，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工人增产，农村防旱抗旱以及抗美援朝斗争各方面题材，其中有两首少年儿童歌曲并可供“六一”儿童节歌唱之用。该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