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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新乡地委在追赃定案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工作
中共新乡地委副书记 张俊卿
中共新乡地委会领导的追赃定案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截至四月五日止，已对证的赃款（包括来路和下落）已近贪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现在斗争正在迅速发展，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情绪大大提高。少数单位（武陟、原阳、延津三县）的追赃定案工作则已基本结束，即将转入民主建设阶段。
根据新乡地委的经验，要取得追赃定案斗争的胜利，必须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这是取得追赃定案斗争胜利的主要关键。在反贪污斗争进入追赃定案的阶段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群众的右倾思想又有抬头，严重地障碍了斗争的前进。这种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一）缺乏争取反贪污斗争彻底胜利的观念，他们错误地认为：既然已经把贪污分子搜捕出来，而且贪污分子又已供认了贪污数字，这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企图结束运动。（二）对于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表示畏惧，有的则轻敌麻痹，因而对追赃定案斗争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三）缺乏对贪污罪行的深刻仇恨，对祖国财产不够十分爱护，因而有的竟然同情和怜悯贪污分子，为贪污分子所设的疑局和所装的可怜相所迷惑；更严重的是错误地认为搞追赃斗争会出“偏向”，因而犹疑动摇，松劲厌倦，缺乏积极的顽强的斗争精神。这种右倾思想的抬头，充分反映了有些同志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顽强性，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如不坚决克服这种弱点，要取得反贪污斗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为了扫除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新乡地委曾用较长时间（一般五天到七天）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整顿队伍，发动群众，反对右倾思想，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顽强性。具体作法是：（一）发动群众具体分析当前斗争情况，肯定已得的胜利，指出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同时分析斗争的有利条件。（二）领导人员带头，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思想，并提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来分析批判，以发扬群众的革命要求，反对使运动半途而废的思想和作法。（三）用具体的实例进行反复的深入的教育，借以提高干部觉悟，统一思想，把斗争坚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提出防止急躁情绪以及硬逼硬追等等的错误现象的产生。
二、加强党的政策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策思想和策略思想水平，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所颁布的有关文件，以利运动的开展。新乡全区追赃定案斗争的新高潮就是因为正确地贯彻了这两个文件的精神而形成的，但是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了一些障碍：有一部分群众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强调惩治，忽视改造。这部分人对贪污罪行和贪污分子有仇恨和义愤，这种情绪是可贵的，这是严肃国家法纪，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树立新社会的廉洁朴素的风气的群众基础；但我们还须要进一步引导他们从人民的更大的更长远的利益上和发生贪污的社会条件上来理解中央所规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精神，纠正那些认为政策“太宽大”等等的片面性看法。另有少数人则从右的方面了解中央的政策，无原则地迁就贪污分子，为贪污分子的狡赖阴谋所蒙蔽，不注意贪污分子是否真正决心悔过，常常草率地轻易地给予贪污分子以无原则的宽大处理，因而脱离了群众。有部分人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是具体地分别贪污分子犯罪行为的不同性质和贪污分子的具体思想状况，决定分别对待，而是千篇一律地向贪污分子说教，因而不能有效地粉碎贪污分子的阴谋，正确地贯彻执行政策。
对加强干部的政策教育，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我们曾采取了如下的具体办法：（一）从领导干部起直到每一个干部，抽出足够的时间学习政务院颁布的有关文件，结合运动情况和干部的思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以批判错误思想，深刻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二）教育干部具体地了解和分析贪污分子的思想状况及其思想变化，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三）组织有准备的坦白检举退赃处理大会，大规模地用活人活事进行政策教育并以贯彻政策的效果来教育干部。
三、强调进行调查研究，树立重材料重证据的观点，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实行查账对证。这是追赃定案的中心环节。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把“火力”“政策”“材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到不纵不枉，有理有据。注意用两种典型对比的事例，教育干部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克服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中的忽视调查研究的倾向。在调查研究中，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并防止和纠正调查研究工作中的简单急躁、硬逼硬追的错误作法。另外，提倡细致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多方查对，克服盲目性和片面性及轻率作出决定的偏向。再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做好贪污分子的家属工作和私商工作，事实证明，从这些工作中是可以获得不少的材料和线索的。最后要注意教育干部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不断地进行检查总结。
追赃定案斗争必须发动群众才能把斗争进行彻底。领导方面要善于把群众自己的亲身经验引导和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教育群众，以便提高群众的觉悟，统一群众的认识，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也只有采用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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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工矿企业党委怎样向职工群众进行阶级教育
宝伦 彭静
北京市工矿企业各单位在“打虎”斗争告一段落时，一般地都抓紧时间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阶级教育。使职工群众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认识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重大意义。凡是进行了这种教育的单位，一般地都讲述了以下的几个问题：（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和它的两面性。（二）三年来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对工人阶级举行的猖狂进攻及其危害性。（三）“三反”运动的实质。至四月五日为止，已有十一个工矿企业单位对职工群众上过大课，有五个工厂企业单位对党员、团员、宣传员、宣传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上过课，其余七个工厂企业单位虽然没有专门给职工群众上大课，但一般地也都进行了阶级教育。有的单位，正准备上大课。
为使各种理论问题可以比较容易地被职工群众所领会，在具体进行教育时，各单位都采用本厂的实例做教材。如门头沟煤矿党委抓住了奸商李承志曾用各种办法拉本矿十二个干部下水，盗取国家资金进行投机倒把的事例，做为教材。北京机器厂党的总支委员会，用大兴铁工厂的不法资本家腐蚀北京机器厂工长邓玉祥的例子，使大家认识了违法资本家的毒辣手段。本来大兴铁厂只有一个铁厂子，几年来由于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该厂已拥有三十四亿的资本。这些真人真事是进行这次阶级教育时最有力量的材料。通过这些材料，使职工群众认识到三年来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无时不在侵蚀着工人阶级；对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及其两面性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很多单位在讲课之后，又都用其他办法向职工群众进行了教育，这就使职工群众对讲课内容的了解更加具体。电业局总支曾组织了小型座谈会，会上有些曾在私营企业，商店中做过活的工人，控诉了不法资本家怎样用恶毒的违法手段残酷地压榨工人。五四六工厂在每日印发的“打虎战报”上，都用三四百字的篇幅解释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工人们由此获得经常的学习材料和宣传资料。汽车公司党总支讲课之后，领导全公司职工进行了个人思想总结。总结时，每个人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详细地检查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个别幻想发财，企图当资本家的职工，在思想总结之后，坚决表示要和资产阶级思想斩断联系，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人民印刷厂党委会在给职工讲课之后，还给宣传员、宣传工作积极分子讲了补助课，并印了宣传提纲、要点等参考资料发给他们，以帮助他们学习和进行宣传。电业局规定每周给宣传员上一次“小课”。每两周“打虎”队长给“打虎”队员上一次“小课”。很多工厂的宣传工作都注意了掌握丰富的材料，采取新颖的方法，都有着明确的阶级性。
经过这次阶级教育，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五四六工厂的很多工人说：“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我们的领导权，就是要破坏我们的革命建设，我们要划清界限，对它提高警惕，使它没有空子可钻。”电业局有一个老工友说：“咱们和资产阶级的合作，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可得随时警惕啊！”
整个的“三反”“五反”斗争是对工人阶级极其生动有力的阶级教育；在实际斗争进展到一定阶段，抽出一定的干部，向职工群众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这不仅能够提高职工群众的认识，而且对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推动运动都有很大的意义。事实证明，结合实际斗争对职工群众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是容易取得更大的成果的。因为群众在斗争中有了很多实际的体验，同时，斗争中又有丰富的教材，这都是进行教育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最后，应当提出：这次北京市工矿企业党委在职工中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并不是毫无缺陷的。有的单位因讲课之前未做认真的准备，对有些问题做了不适当的或者是错误的解释，例如完全抹煞了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性。这是值得今后在宣传教育工作中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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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电影在印度受到热烈欢迎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代表团
印度国际电影节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孟买揭幕，于三月六日在加尔各答闭幕，共有二十三个国家的影片参加展览。其中派代表团参加电影节的则有中国、苏联、捷克、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十二国家。各国参加展览的影片，共计故事片及大纪录片（八千呎以上）六十二部，新闻纪录片六十三部。在印度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展览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影片。捷克和匈牙利的影片也都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我国电影代表团是由吴印咸等六人组成的，带去影片四部。在电影节期间，以公映和招待形式，依次在孟买、马德拉斯、德里、加尔各答等四城市共映出五十四场（“白毛女”二十八场，“中国民族大团结”十一场，“钢铁战士”九场，“光芒万丈”六场），观众五万五千六百多人。
“白毛女”受到了印度各界的普遍赞扬。“钢铁战士”得到了很高评价。当银幕上出现英雄们历受磨难而英勇不屈的场面时，观众都赋与英雄们以莫大的钦佩和同情，并且被英雄们感动得落了泪。当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镜头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们则由衷地兴奋鼓舞，报以热烈的长时间不息的鼓掌。在“中国民族大团结”中每当毛主席出现时，观众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崇高的敬意。甚至在“光芒万丈”中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挂像时，观众也热烈地鼓掌。
印度电影界的朋友们对我国的影片表现了真挚的热爱。马德拉斯的著名电影导演沙布拉马尼亚说：“新中国影片给了我以智慧，我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感动，我们一定要向新中国学习。”印度政府对中国影片也十分赞许。在加尔各答由印度政府所主办的救灾映出选映之十部各国影片中，单是我国影片便被选映“钢铁战士”、“白毛女”、“光芒万丈”等三部。加尔各答的工人们对中国影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说：“新中国影片是我们自己的影片。”印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我国影片中所描述的英雄人物发生了深厚的感情。马德拉斯的一个大学生向我们说：“钢铁战士绝对的好，大家对扮演小刘的演员更有好感，我对他非常钦佩。请你们回去时告诉他，全马德拉斯的人对他都是非常钦佩的。”几个大城市中的市民，不仅对“白毛女”的故事感到兴趣，而且也受了“钢铁战士”的感动。德里公民协会的一位先生看了该片之后说：“从这部影片里，我看到中国人是怎样斗争过来的，怎样解放的，我真正地受了感动。”在印度的华侨，对祖国影片极度关怀，他们扶老携幼地从很远的地方到电影院来。看了影片之后，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祖国，在毛主席领导下，真正比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作一个中国人真是光荣。”
为什么印度观众这样地喜欢中国影片呢？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缔造了中印两大民族的深厚的友谊。印中友好协会会员巴尼班那姬说：“中国和印度都在亚洲，和平相处数千年，所以印度人对中国特别有好感。”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曾经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有共同的命运。如今，每一个印度人都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因此，他们都渴望着从影片上来增加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我们的影片恰好又正是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所以能够满足他们的渴望。在马德拉斯由各群众团体召开的十数万人的欢迎中、苏、匈、捷等国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主席在欢迎词中说：“在你们的国家，你们已经使艺术服务于人民，解说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愉快；但你们不仅限于解说，你们已经使艺术成为一种生命的力量，艺术和每个人的关系已经是像面包和空气似的不可分离。”这正是代表千百万印度观众对我国影片的意见。
总之，这次我们参加印度国际电影节，不仅在中印两国电影艺术交流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增进中印两国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上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马德拉斯的群众大会上，主席的讲话便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我们迫切地需要和你们建立更紧密更深厚的联系，要更多地了解你们。借此，我们可以建立起更熟识的友谊，这种时机我们是一向得不到的。”
我们非常感谢在电影节期间印度政府对我们的招待，更感谢印度电影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观众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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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女教师史瑞芬
白原
加里宁同志有一次在苏联“教师报”编辑部所召集的城乡优等教师会议上说：“一个真正的教师，不仅是要造就成，而且还是要天生成的。”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教师，不仅要精通教师的业务，而且要具有为人们所尊敬、为人们所仿效的高贵的品质。新中国的优秀女教师史瑞芬，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民女教师。
史瑞芬虽是一位年青的女教师，但由于过去在旧社会里所受的压迫，以及解放以后两年多以来的艰苦的工作，她显得这样坚毅、热情而老练。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虽然她也曾经进过几个免费的师范学校，而且在师范学校里毕了业，但是她所受到的教育，却是那个黑暗的社会给她所受的折磨。解放以前不久，因为她家欠了一个叔伯家里的钱，这一个叔伯的老婆就作媒把她嫁给一个男人，从中赚一笔钱来抵偿她家所欠的债务。因为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生活，结婚以后才几个月她就离婚了，回家过着失业和穷困的痛苦的日子。
史瑞芬的家乡——苏南溧阳县戴埠镇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她到县里所举办的冬学教师学习班学习，学习的时间只有十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让史瑞芬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她在这十天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做一个人民的教师。了解如何做一个人民的教师，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的人，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在这十天的学习里，使史瑞芬懂得了人民教师这一个称号的意义。冬学教师学习班一结束，她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戴埠镇办冬学，在大风大雪的天气里，她辛勤地工作着，一开始就表现了她的人民教师的品质。一九五零年四月初，县人民政府派她到苏南溧阳城西北三十里一个叫做清水塘的偏僻小村庄去工作。这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全村七十六户农民，贫农、雇农就占了七十户。他们租种着地主的土地，而且土质都很不好，加以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各种天灾人祸连年不断，有些青年农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感到生活的绝望，无心生产，并且渐渐染上了各种坏习惯，因此全村就有十八个二流子。全村一共四百六十个人，只有十个人稍稍识些字，此外全是文盲。过去村上虽然也有一所小学校，但是校长是一个整天吃酒、睡懒觉的人，校舍是一间破旧的祠堂，连一扇门板也没有，黑板和棹凳也残缺不全，学校里只有十来个学生。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把这一个校长撤换了，让史瑞芬来接办这所小学校。
当史瑞芬从自己的家乡戴埠镇步行了六十里路来到清水塘的时候，正是灾荒非常严重的时候，虽然人民政府想尽办法来救济，但是由于过去受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剥削和统治，村里农民的生活还是穷困不堪，许多人吃不饱饭。史瑞芬看到了这样的困难情况，就想着：怎样来办学校呵！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的思想在考问着史瑞芬。那时候村里的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忙着生产度荒的工作。史瑞芬一面在村里一间矮小的茅草屋里住下，用一个小泥灶煮饭，和群众一起吃着糊汤度灾荒，把自己的薪金省下来为学校添置校具，订购报纸和书刊，为学生们准备课本和练习本；一面便在村里的生产救灾会议上、到每一个家庭里去宣传和动员学生来上学。但是等到学校开学的时候，来上学的一共只有十八个学生。许多家庭的孩子因为怕买不起书本，交不上学费没有来上学；也有许多人看不起史瑞芬，不相信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教师能够把学校办好。那时候，史瑞芬常常要从清水塘跑到区人民政府去开会。有些干部也看不起她。开会的时候，许多学校的教师都分组讨论问题，可是没有把史瑞芬分配到组里去。没有一个人去理会她。等她跑到人家面前去询问的时候，人家就哼一哼，用鼻子来回答她：“呵，…你？……”从区人民政府到清水塘要走十九里路，史瑞芬常常开完会，深更半夜里一个人跑回来。路上一边是池塘，一边是河水。史瑞芬常常跌到河沟或者池塘里去，带着一身的泥水爬起来，走回她的小茅草屋里去。但是，史瑞芬不管这些。她继续在村里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把书本发给每一个家庭，叫每一个家庭的孩子到学校来上学。学生交不上学费，学校在一个学期里就不收学费。学校办起来以后，史瑞芬又把村干部和一部分学生家长请来，组织校务委员会，大家共同负责来办学校。这样，学校的学生很快就从十八人增加到三十一人。有几个小孩因为在家里没有吃饱饭，上课时晕倒了，史瑞芬就省下自己吃的麦糊来分给他们吃。有的学生病倒了，史瑞芬就跑三十里路到城里请人民医院的医生来给学生治病。有一个时候，史瑞芬的麦糊也吃完了，自己就光吃野草。为了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史瑞芬就带领着学生开荒种地。
当时清水塘的灾荒主要是虫灾，田里的庄稼大部分都被螟虫吃光了。当时人民政府号召大家来捉螟虫，但是农民们不相信这个号召，他们说那是“天虫”，捉也捉不完。史瑞芬想了想，向她的一个弟弟借了三万块钱，买了些灯油，点了两盏灯放在两个盛了水的瓦盆里，在黑夜里送到田地上去，结果一夜捕到了二千多个螟蛾，于是农民们才相信了人民政府的号召。接着史瑞芬就动员村里的群众来捉螟虫，自己也赤着脚带领着学生在课余及星期日到田地里去捉螟虫。于是村里的群众，连所有的妇女、儿童、老婆婆都一起行动起来了。在受灾的田野里泛起了一片生活有希望的浪潮。捕捉螟虫的运动结束时，史瑞芬被群众评选为特等模范。
在清水塘的十八个二流子中，有一个名叫毕小保，今年二十四岁。他原是一个劳动农民，从小在外村给人家放牛，十七岁的时候回家种田，后来欠下很多的债，由于过去在旧社会里感觉到生活的绝望，不事生产，终日在村里游游荡荡，赌博，甚至偷人家的东西。他的老婆杨令娣，因为穷得过不下去，跑到上海做工去了。史瑞芬在村里了解了毕小保的情况以后，一面向他进行教育，一面在村里设法向一个中农租了三亩地给他耕种。慢慢地，毕小保就对生产积极起来了。村里的人们也就慢慢地改变了过去对他的看法。于是史瑞芬就请乡人民政府给他的岳母家写了一封信，叫他的老婆回来。过了一个时候，他的老婆杨令娣果然从上海回来了。回来是回来了，但是杨令娣一回来就到了娘家，依然不肯和毕小保一起过日子。史瑞芬将毕小保现在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杨令娣，说他现在已经转变了，再也不是二流子了，但是杨令娣还不相信。后来经过史瑞芬对杨令娣不断地劝说，全村群众也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就在村里一连开了整整三个晚上的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最后毕小保在会上向大家保证自己今后和大家一起积极生产，努力求进步；村里的农会也在会上替毕小保作了保证。从此杨令娣就和毕小保重新建立了夫妇的感情，一齐努力生产和学习，成为一对新社会里的幸福的夫妇。在村里发动群众捕捉螟虫的时候，毕小保因为积极努力，被群众评选为头等模范。不久，毕小保被群众选为村农会的副主任，大公无私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生产。杨令娣也参加了村里的妇女会，和大家在一起积极工作、生产和学习。这一件事情，教育了全村的农民，也教育了其他的二流子，使整个村庄变成了一个团结和睦、不断进步的幸福的家庭。
为了紧密地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史瑞芬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群众的事情。村里的人们有了什么纠纷，她就去解决。村里的农民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她就想出最易懂的语言去给他们讲解。妇女要生小孩了，她就去给妇女接生。学校里的孩子们，在史瑞芬的教育下，也一天天地进步，一天天地懂事了，于是许多家庭就不断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交给史瑞芬。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的学生就已经从三十一个增加到四十一个了。学期结束以后，县人民政府为了使史瑞芬能有更多的提高自己水平的机会，调她到苏州“苏南暑期教育研究会”去学习。村里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高兴，他们说：“我们小村上的先生也调到省里去学习了，这是村上大家的光荣。”史瑞芬临走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来欢送。有一个老农民送了七里路，在一个村子里和史瑞芬分别时，亲切地对史瑞芬说：“史先生，你到省里要好好学习。现在你是我家的先生了。你早点回来呵！”等史瑞芬在苏州学习了四十天回来，还没有走到村里，就听说清水塘小学的校务委员会早就做完了招生的工作，学生已从四十一人增加到五十五人，全村的学龄儿童统通进了学校，只等着她回来上课了。当史瑞芬走到村边的时候，全村群众站在村头上放起鞭炮来欢迎她，并且在欢迎的队伍中高举着一面全村群众送给史瑞芬的锦旗，上面用群众自己的话语写着：“史瑞芬先生：你帮我们文化翻身，我们帮你办好学校。”史瑞芬和大家一起走到她离开了四十多天的学校去一看，教室里的棹凳已经修理得整整齐齐，连菜园的篱笆也都编好了。一九五一年二月里，村里的群众还给学校献了二十个木工，四十个泥工，一百五十个小工，为学校修建校舍，并且为学校开了八亩荒地。当学校建立起来以后，史瑞芬又在村里发动群众举办了冬学。参加冬学的人们每人自动拿出十五斤谷子；农会会员二十五人用水车车水打了四天鱼，换成了点灯的煤油；乡妇女代表给冬学送了几十个鸡蛋；还有许多群众做鞋、打柴卖了钱来捐给冬学，解决了冬学经费的困难。全村上冬学的一共一百多人，连外村也有二、三十人到清水塘冬学来旁听。在上冬学的农民中，有十五对夫妇一同上学，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
也来上学。
艰难的事业开创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但是这个日子并没有完结，它还需要我们许多人的艰苦的工作和努力；为了这一个庄严的神圣的日子，需要我们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虽然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并没有吝啬我们的力量，”史瑞芬曾经说过，“但是和我们的整个事业比较起来，自己还是做得多么不够呵。我在清水塘所做的成绩，都是完全依靠群众，自己摸索出来的。在群众的面前，自己连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还不够，最多还只能说是一个半年级的小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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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
——论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革命
苏联 巴维尔·尤金
掌握着政权的资本家和地主们企图独占全部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成果。为了更有效地剥削劳动人民，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只留给劳动人民以很少一点“开化”他们所必要的文化。
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是在顽强的斗争中来争取得到教育和文化的。在力求掌握知识和文化方面，任何社会阶层所费的力量都不能和工人阶级相比。工人们为了使子女受教育，要忍受沉重的牺牲。那些为进步人士所领导的职工会，为了满足工人这种求知的欲望，组织了一些夜校、训练班、讲演会和图书馆。工人们在长时间的繁重工作之后参加这些业余自修组织，但资本主义的老板们却想出各种方法来破坏这些规模虽小、但却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基地的组织。
恩格斯在他的时代曾指出过，现代社会的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对理论知识的真正渴望和爱好。这是意味深长的事实！它说明工人阶级是一切人类进步思想成果的真正继承人，是把劳动者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并能保证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唯一阶级。
培植奴役和贫困的资本主义，在工人农民寻求科学和知识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企求掌握文化的努力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碍。在革命前的俄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文盲。中国在革命胜利前，文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旧日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一半左右的人口没有文化。印度、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直到今天仍被命定在黑暗和愚昧中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后，他们面前才开拓出一条走向知识和文化、走向基于科学和技术最新成就的最进步的生产方式的自由而广阔的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经验，极明显地证明了列宁所说为了社会主义胜利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的话是如何正确。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斯大林全面地研究了文化革命的理论。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苏联变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我们不仅早已消除了文盲，而且大部分人民都至少受到过七年教育。我们从工农中培育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已经掌握到科学和文化的最高成就。绝大多数的政府的、经济部门的、党和工会的工作者以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的领导者们，都是受过普通和专门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几乎没有一个工人或集体农场农民的家庭中没有曾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或是在中等或高等学校中学习的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已被彻底消除。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有这些方面的任何重大区别，都将进一步减少和消逝。
这样的过程在历史上还是空前的。
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个人民民主国家说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文化革命的学说是它们的指南，而苏联文化建设的经验则是它们的榜样。
各人民民主国家从以前的反动制度中接受了沉重的遗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它们都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大多数人民都是文盲。为了消灭这些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后果，工人阶级面临着一项真正的艰巨工作。
现在，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人民民主制度，正在成功地实行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建设。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已远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目前则正在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这些计划的实现将使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在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中将自己的生产力提高
一倍，把自己变成具有以现代技术和集体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发达的工业国家。
真正的文化革命是伴随着经济上升而俱来的。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和全民文化的增长密切相关联的新的辉煌确证。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等国的人民政权曾与文盲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它们在这方面拨出了很多经费并动员了所有能够教书的人。例如在波兰，为消除文盲而开办的识字班便有六万多所。目前在这些国家中，文盲现象已基本消灭。
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年代中，学校网的增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保加利亚建立了七百五十四所新的学校，另有一百六十五所学校正在修建中。四年以来，罗马尼亚修建了两千多所校舍。以前，波兰有四千四百三十所七年制的学校，可以容纳全国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到一九五○年时波兰已有一万零一百所学校，在这里学习的儿童已达全国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点四。现在七年普及义务教育制已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普遍实行了。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宣布过实行普及教育制。但是这些宣告都不能认真执行。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实际上并不关心学校的建设，而劳动人民，则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也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在意大利缺少七万所校舍，失业的中小学教师有十万人。根据美国政府的教育特派专员格里斯比所发表的官方数字，美国全国还需要六十万教室。由于这一原因而不能入学的美国儿童达四百万，而很多儿童每天只上二——三小时的课。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农村里，由于学校的缺乏，课程时常是在牲畜栏、农民的房屋和露天中进行。
在帝国主义者从事扩张军备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情况更加恶化了。例如美国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的教育经费就比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的教育经费还少。
但是，连劳动人民很困难地获得的一点文化，资产阶级“传播文明的人们”都要利用它来反对劳动人民自己！他们把充满了仇视人类的、充满了战争狂暴气息的报纸、书、电影和使人类心灵腐朽的“精神食粮”的臭恶洪流，倾倒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具有使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中受教育的实际的、而不是虚构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新的学校数量已经激增并且还在继续增加。工人和农民的物质情况空前地改善了。人民政权在修建大学生宿舍和发给学生助学金方面用了很多钱。结果使这些国家中的每个家庭的子女都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大多数家庭的子女则可以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主要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例如，在旧的波兰，大学生中的工人子弟在百分之五以下，农民子弟在百分之九以下。在新的波兰，则百分之六十的大学生，都是工人和农民。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展开了自工人和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巨大工作。在波兰，一九三九年有二十八所高等学校，其中有四万八千名大学生；现在在波兰则有七十二所高等学校，其中有十二万人在学习。在捷克，一九三八年只有十所大学和专科学院；在人民政权的时期，又开办了十八所新的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数目扩大了一倍以上。在匈牙利，除去高等学校以外，又开办了八十二所技术专科学校，为国民经济培养专家。在各企业和各农村中有技术专科夜校，千万工人和农民都不脱离生产而学习各种知识。
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文化革命，带有真正的全民性质。这种革命普及于全体居民和生活的各方面。各地都建立了大量夜校和训练班。人民的自学也广泛地展开着。建立了数万各种学习最新科学成就的小组。例如，在罗马尼亚有一千三百多个米丘林小组，参加的达二万人。在波兰，举行了米丘林科学研究者的全国代表大会。各人民政府，都拨出了巨额款项来建筑文化宫、剧院和电影院。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妇女是没有权利的。但社会主义则给妇女带来完全的平等权利，吸收她们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妇女已成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她们和男子同样地参加了管理国家，参加了政治和文化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只有二年多，土地改革还没有在全国完成。但是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由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了。在自由独立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劳动农民，是决定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人们现在正在为顺利地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创造前提。
在短期中，新中国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已达到了真正卓越的成就。封建领主使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近百年来，美英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封建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压制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和文化的愿望。中国人民所实现了的最伟大的人民革命，给人民带来了自由并为文化革命开拓了道路。
伟大的五万万人民已在奋起从事自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他们在建筑架上一边不停地工作，一边坚持学习。在工厂中，工人面前每天挂起新的字牌，于是这些字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了。在淮河的水利建筑工程上，从前不识字的农民现在都开始亲笔向本村写信了——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在工作的第
一季学会了二百到三百个字……。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入冬学的人有二千五百万，而今年已经是三千五百万人了！
过去，教育在中国一向只是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财产。而现在，百分之八十的小学生是工农子弟，为他们还创办了专门中学。学生得到国家的物质援助。政府制订了一个在五年之中培养出二十万国民经济所需专家的计划。
文化革命引导各自由民族到最先进的、最有教养的民族队伍中来，这些民族的水平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达不到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新的文化。它的科学基础更是最进步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它是建筑在最纯洁最高尚的道德基础上的。一切反对人类的思想和理论：如种族主义、民族不平等、剥削者的道德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和它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符合于劳动人民的希望、要求和道德标准的：就是要求和平、要求各民族间的友谊、要求劳动中的创造精神和不断前进。它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化并优越于后者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推翻剥削者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民，迅速地把本国历史和全人类历史中一切最先进和最进步的事物变成社会的财产，这并不是偶然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短短数年中出版了过去数十年和数百年中它们所未曾出版过的那样多的科学、文艺和其他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学、艺术进入了人民的生活，它们已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马列主义是新文化建设的灯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宣传，正普及到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去。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地出版，但总是供不应求。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被译成各种语言并出版了数十万和数百万册。在波兰，斯大林同志的作品的总发行数是六百万部。在罗马尼亚仅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印发了近一百万册。对人类天才的创作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人民民主国家中主要知识分子干部的马列主义世界观。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文化建设，是在苏联所创造的伟大社会主义文化的良好影响下，在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科学和文学作品博得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热爱。近年以来，在匈牙利，俄国和苏联作家的作品共出了二千三百万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中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有着原则上不同的特点。各自由民族间的文化合作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明显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民族形式和高度国际性内容的。
苏联文化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东西方各人民民主国家新文化建设的成功，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较资本主义制度远为优越的证明。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死亡的时期。它在死亡中还在散布有害的毒物。现代资本主义的美、英、法、意等国中的所谓文化，实质上则是反对人类的东西。这种文化之所以不能不如此，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一切都服从于它的那个目的，便是无限制地追逐利润。为了这个目的，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使他们本国的和被他们奴役的国家的人民陷于破产和饥饿的境地。为了这个目的，美帝国主义进行着全部经济的军国主义化，并为争取世界霸权和毁灭社会主义进行新战争准备。主宰着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反动派正在各处培植“美元文化”，企图从道德方面毒害人民，使他们屈服自己的意志。
但是历史的法则是铁面无情的。历史已作出了它的判决辞——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人类的新文化，这样的一种新的文明，在它的旗帜下已团结了将近八亿人。全体人类已把这一新的文化，看做是由贪欲的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救星。
（原载三月二十五日苏联“文学报”，张振亚、君强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