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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建筑班结业
高岗同志对基本建设作重要指示
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建筑班八百多名学员于四月十一日结业；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参加了结业会，对目前基本建设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基本建设的重大意义
高岗首先阐述了基本建设的重大意义。
他说：基本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全。国防建设的重要，国防建设只许搞好不许搞坏，这些道理都是很明白的，不需要再加说明。
其次，基本建设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建设前途。我们修起了发电站，许多工厂方能开工；钢出得多了，才能够制造汽车、拖拉机；建设了亚麻厂、纺织厂，布就多了；修起了竖井和露天矿，煤就多了。国家要工业化，就要建设很多的工厂，安装很多的机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上社会主义，使人民过最幸福的生活。没有近代的大工业，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
基本建设还关系到我们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增长。我们要把工学院、农学院、鲁迅文艺学院、中学校、师范学校等等修好，培养出很多农业专家、工程师、艺术人才，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水平就提高了。把这些做好，就是给国家做了大事情。
基本建设还关系到人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职工宿舍，都市建设，疗养院，托儿所，俱乐部，文化宫的建设。高岗主席批评目前有些地方设计的二等砖房（比一等的还贵）有的把厕所盖在食堂旁边，有的大门朝着东北方，影响职工的卫生和健康。沈阳去年新修的无轨电车路，不合规格，今年到处翻修，形成很大的浪费。高岗主席说：宿舍、市政建设都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搞好。疗养院也要盖好，文化宫、俱乐部、托儿所、休养室都要修好。我们工人阶级给我们自己办事，一定要办好。
至此，高岗向全体学员说：你们看，基本建设是如何要紧吧！它关系着我们国防的巩固，工业建设的前途，科学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大家不应再以旧的眼光来看基本建设，认为只是盖盖房子，当一个瓦工石匠，没有什么。其实，基本建设的好坏、快慢，关系着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关系着社会主义前途。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得又快又好，不要浪费，不要让别人偷工减料。他勉励全体学员说：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好，就是为社会主义做了光荣的事情。你们的工作所以光荣，是因为你们直接给社会增加了财富，并不断为国家扩大了生产的力量。你们修好了竖井，就可以出煤；修好了发电厂，就可以出电；修好汽车厂就出汽车；修好纺织厂就出布。工厂建设好了，就可以不断地生产东西，人类的物质生活就会不断地提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总要发展和提高的，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建设新工厂，生产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基本建设这件工作是最有前途的，是前途最远大的工作。
因为基本建设这样重要，所以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作了决定，要各省市的人民政府和进行基本建设的一切部门，今年要把领导基本建设的工作提到与领导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要用一半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今年基本建设的任务很重，规模很大，国家的投资很多，但是我们的人手和材料都不充分。因此，建筑班的学员们回去以后，就要很好地起组织作用、教育作用与模范作用。
基本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接着，阐述了基本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高岗说：在基本建设中，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是第一位，轻工业与增长生产能力的建设是第二位，其他是第三位。政府对人力、材料、资金的分配，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
高岗说：基本建设部门的“老虎”是不少的，大家千万要注意。一发现贪污，就要把它搞出来。绝不允许他们卖钢筋、偷电线，以致修起工厂来不能生产。我们要号召所有的工人、职员，不拿公家的一块砖、一节电线、一点水泥、一个开关，不浪费、不贪污、不偷窃一点国家的东西、不偷工减料。在基本建设中要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劳动效率，节省原材料，保证质量好，要争取降低工程成本百分之十到十五。大家都要向“又快、又好、又省”的方向努力！
为了要达到上述要求，必须做好下面三件工作：
首先就要加强设计工作，要周密勘察地质，一切设计都要经过审查和批准的手续，以避免浪费。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工程，一律不许拨给材料和地皮。像去年农学院那样拆了又修，修了又拆的现象决不允许再发生。
第二就要加强工程的计划性与施工现场的管理领导。要准备好材料，保证不发生停工待料现象。要检查砖瓦、水管、电线、木材等是不是合乎规格。要整顿工程公司与工程队。去年有许多的奸商、把头、不懂得行道的骗子混到工程队里来，到处骗人害人，偷工减料、克扣工资。我们要把这些坏家伙洗刷干净，废除把头制度，从工人中选拔积极分子当组长。要实行组长制，取消把头制。要训练技术人才，鼓励大家积极钻研技术。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教育他们遵守劳动纪律，不拿公家一点东西，提高施工的能力。要统一劳动力的调配。要坚决执行政府颁布的工薪标准，消灭工人的流动现象。要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领导，要天天检查、时时检查，发现毛病立即纠正，不要修好了再检查，到那时发现房盖漏了，柱子歪了，已经迟了，拆了重修，就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贯彻责任制，消灭那种无人负责现象。至此，高岗主席又着重指出：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那怕是简单的木头房子也要盖，免得工人跑得很远，弄得很累；工人生病也要管；总之，卫生、医药、住宿等事情都要尽可能管好。
第三要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与青年团的工作。工会要大力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大力推广苏长有、谢万福、杨德重的先进经验，推动工人向先进的看齐，提高技术，把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组织起来。不仅要在组织上废止“把头”制，而且要从思想作风上反对“把头”制，发扬民主作风，注意建筑工人的福利。党的工作方面，凡是条件具备，能建立支部与宣传网的，都要建立。要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要统一党委、行政、工会与青年团的步调。要成立工地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实行管理民主化。我们就要以这种工作方法与组织形式，来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任务。
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最后，高岗说：今年东北已开始了有重点的大规模建设，不久全国就要展开更大规模的建设，到处修铁路、盖工厂、开矿山。将来炼钢工厂、石油工厂、机器工厂、拖拉机工厂、汽车工厂、火车头工厂，还有国防工业等等，都修起很多很多，经济更发展了，国防更巩固了，人民生活也就更提高了。基本建设的关系这样重大，我们一定要好好干。过去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八百多个人集中在一起，专门受训练搞基本建设。你们既然先受了训练，就要先摸出些经验来。高岗主席勉励到会的学员说：你们都是工程队长、组长、工会干部、劳动模范，回去以后，要像生龙活虎一样，完成任务，做出模范。一个工地有你们一个人发挥作用，今年就能搞好八百多个工地。一年搞好八百多个，再一年再搞好八百多个，一次比一次搞得更好，我们的基本建设任务一定是能够胜利完成的！
按：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建筑班系于今年二月初开学，学员共八百多名，都是由东北各省市建筑业中抽调的。其中除少数人是基层工会主席、工程队长、组长及技术人员外，大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工会委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著名的劳动模范苏长有、谢万福、杨德重、于东海等也都参加了这次的学习。现在这批建筑工人中的骨干已被分配到各个基本建设部门中去，其中半数以上将担任工会主席或工程队长、组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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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区基本建设准备工作大致就绪
基本建设工作已提到和工业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
东北区今年基本建设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许多工程已经动工。
东北区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基本建设工作已提到和工业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某些特定的基础工业部门中，基本建设的地位甚至已超过了生产。
为了加强土木工程的设计工作，各单位都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制订的“建筑物结构设计暂行标准”进行设计。东北轻工业管理局等单位更举办了土木建筑设计研究班，使所有设计人员的设计方法统一起来。各单位根据新标准统一了设计技术以后，设计效能都普遍提高。
今年各单位关于招收建筑工人和准备建筑材料的工作，一般都比往年更有计划，如松江省人民政府从去年十月开始就把流散在各地的两万多建筑工人统统组织起来，然后有计划地调配给各基本建设部门，克服了往年因各施工单位盲目招工，造成工资不一，又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缺点。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还预先和工地附近的窑业工厂订立了购砖合同，避免了往年因四、五月间发生砖荒而影响施工的危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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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借“公私合营”之名行“合公营私”之实
——四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
本报记者 林里
近半年来，“星四聚餐会”的违法资本家，极力想把自己的工厂变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出产石棉瓦的大川实业公司，为和西南工业部建筑公司“合营”，首先拿出七千万元的活动费，交给它安插在建筑公司的“坐探”分子牟三才，让牟三才做它策动“公私合营”的内应。顺昌机器厂经理余桂铨，竟把他活动“公私合营”的活动费，直接送到西南工业部某局长的手里。大来机器厂向西南农林部活动“合营”以前，先把他的厂名改为“大来农业机器厂”。上海机器厂为了活动“合营”，几次邀请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处的负责人去“参观”。到反盗窃运动以前，“星四聚餐会”的天兴厂，已和西南公安部某单位正式“合营”；恒顺、顺昌、协昌、惠工等四家工厂，已和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处签订了“公私合营”的协议书；渝鑫钢铁厂也已办好了“合营”前的准备工作；其他如震旦灭火器材厂，正和重庆公安局的消防队谈判“合营”；上海机器厂等不及机械处的回复，已改向西南水利部活动；修造船舶的民生机器厂，也在和国营长江航务局办理“合营”手续。为了策动“公私合营”，“星四聚餐会”曾计划把恒顺、顺昌、上海、合作、惠工、大来、协昌、中南等几家工厂组成垄断西南钢铁机器生产的“托辣斯”，命名为“西南机器厂”。它要把西南“大到火车头，小到一根针”的工程，通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估计，八厂联营以后，国家自然会来投资。否则，他们就以巨大的生产能力，迫使国家投资，达到他们所谓的“公私合营”的目的。但“星四聚餐会”的这个如意算盘没有能够实现。于是，他们就改用分头活动的方式进行。在分头策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星四聚餐会”一面唆使它的坐探分子做内应；一面展开宣传攻势，说“公私合营”是为了“执行共同纲领”，是为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更好地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
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是共同纲领所规定了的经济政策之一。一九五一年前，西南领导机关根据修筑成渝铁路和其他建设部门的需要，曾向重庆钢铁机器业中的几家大工厂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星四聚餐会”破坏了。当时，它说：“公私合营是国家吞并私人财产的阴谋。”他们预先窃取了国家建设西南的计划，特别是掌握了成渝铁路的工程机密。他们把国家计划和西南国营企业在当时的生产能力做了对比以后，得知国家必须在私营工厂定货，或者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工程计划。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是发财致富的良机，一定可以大捞一把。于是在拒绝和国营企业合营的同时，便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展开盗窃活动。据各方调查材料证实：“星四聚餐会”各厂规定的工程造价，一般都比实际价格要高百分之百。一些吊车、桥梁和船舶工程，竟高出合理价格百分之五百八十八。偷工减料的情况尤其严重。“星四聚餐会”各厂给成渝铁路制造的道岔、抽水机和柴油机全部不能使用；给中央纺织工业部制造的纺纱机，合同规定三个月内由制造者包修，不能使用时制造者负责；于是这些机器就造得只能用四个月。仅在制造纺织机工程中，“星四聚餐会”各厂就得到四十亿元以上的暴利。因此人们说：解放后的二年，重庆钢铁机器业交了空前未有的鸿运。
那末，“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后来为什么又积极策动“公私合营”呢？
当“星四聚餐会”提出“公私合营”的要求之初，先进的工人群众便向国家工作人员发出警告说：“千万不要上当。这是资本家想丢包袱。”近二年来，“星四聚餐会”的违法资本家，在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暴利，是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初期，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急需和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取得的。在国家经济逐步走上正轨，一切按着计划进行的情况下，“急需”的事实减少了；而且国营企业迅速发展，私营企业取得超额暴利的机会也不多了。有些工程人员，看见重庆私营工厂的出品，领料的根本不领，用料的根本不用。他们要求到国营工厂定货，到东北、华北等地购买。因此，近年来国家在私营工厂的定货，或委托他们的加工品相对地减少了。加以国营企业飞跃发展，就使资本家不得不把他们的利润加以收缩。然而，重庆的钢铁机器业，是依靠国家委托加工定货和在超额暴利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一切机器设备，劳力组织，供销机构，都是为加工定货和牟取暴利服务的。在这些条件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原有的制度就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就拿工资问题来看吧：当渝鑫钢铁厂包揽了成渝铁路的道钉工程时，没有打铁设备，也没有打铁工人。他们就以抬高工资的手段，到处拉工人。一时把普通打铁匠的工资，提高得比车床技工的工资还高了。在包揽纺织机工程中，各厂需要机器工，于是又把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得比工程师的工资还高。荣华铁工厂曾经一次增加工资百分之四十。某些工厂曾经隐瞒着政府和工会，暗地里给工人增加工资。资本家说：“只要有活做，不怕工资高。”“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额工资是以超额暴利为后盾的。现在的超额暴利不容易得到了，然而工资却降不下来。高额工资仅仅是资本家自己制造下的问题之一，其他一切设备开支等等，无一不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的路上种下的蒺藜。他们感到“扎手”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于是他们就叫喊着“无利可图”，说“办工厂是背包袱”；并决定要“另找出路”。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把这个在贪图暴利中造成的烂摊子、大包袱，交给国家去负担；或者借政府的权力，清除他们自己种下的蒺藜。荣华铁工厂厂长杜韵杰就说：“我们叫工人降低工资是不可能的，只能借政府力量；然而人民政府又不肯替我们背黑锅，只有公私合营才是出路。”这就是“星四聚餐会”策动公私合营的第一个阴谋。
当然，“星四聚餐会”策动“公私合营”，决不只是消极地丢包袱，它还有更恶毒的阴谋，就是“合公营私”。就以现在已经“合营”或正在办理“合营”手续的几家工厂来看，在“合营”之前，他们首先提高工厂的固定资产，借以加大股权。像渝鑫钢铁厂，把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现存物资和材料，作价为二百亿元，和国营企业“合营”。但经国家人员初步
计算，这个厂只值一百五十多亿元。这次反盗窃运动中，职工群众做了个精确计算，说这个厂顶多能值九十亿元。这就是说：渝鑫钢铁厂的老板把他的固定资产凭空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强。大川实业公司向国营建筑公司报价是一百多亿元，后经核定只值三十七亿元。恒顺、顺昌、惠工、协昌等四家工厂，在和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处签订“公私合营协议书”时，虽然特别注明不得借“公私合营”而转移资金或变卖财产；但在反盗窃运动中证实，仅恒顺一厂就把二十多亿元的流动资金转往他处。大川实业公司在重庆解放前后，就把大批黄金、银元和贵重机器运往台湾和香港附近；二年来，总是一有现金就汇往海外。在逃避流动资金的同时，他们又故意扩大债务，企图要“合营”后的新厂担负，资金则落入他们的私囊了。现在已经“合营”的几家工厂，几乎都是一堆破机器，立即要国家拿钱来支持。天兴厂拿到公安部的投资，没有开始生产就用完了。恒顺等四家工厂，刚刚和机械处签订了协议书，就不交税款，不发工资，不给工人分配生产任务；并且还向工人挑拨说：“公私合营了，国家不拿钱，也不给活做，因此开不了工资，交不起税款。你们看怎么办呀！”他们还挑唆个别职工，向国家工作人员威胁。说：“你们养活不起工人就不要合营；再合营我们就要回上海总厂去了！”恒顺机器厂的经理周英柏，还在资本家中散布谣言说：“人民政府有黑市政策。公私兼顾是假的。我的工厂已被国家‘合营’了。”“星四聚餐会”的违法资本家，既想在政治上中伤政府，又想借“公私合营”的便利骗取国家的大量投资，以做他牟取暴利的流动资金。他们说：“只要公私合营了，即便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我也不会赔本，而且肯定有盈余。”大川实业公司的老板就是这样打算的。他们说：“合营”的好处是“既没有劳资纠纷，又可以借国家权力迫使工人多劳动”。他们想利用国营经济的便利，贱价购买原料，高价推销成品。他们想借“公私合营”作积累资本的手段。重庆解放前后，他们已把大批资金运往国外。现在他们感到台湾、香港也不是久居之地，因此又把台湾、香港的部分机器设备运往他国，开办了分厂。这就是“星四聚餐会”的违法资本家所说的“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质。
为保证盗窃计划的实现，“星四聚餐会”在策动
“合营”以前，就内定了“合营”后的干部名单。大川实业公司设计了三种“合营”形式，但每种形式都要保持他们原来的人员配备和职工编制。有的资本家竟狂妄地指名要国家派某人为代表或接办人，否则他们不予接受。有的厂规定国家代表的工作范围是：管理工人，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他们同时计划利用“公私合营”的便利，再派一批“坐探”分子打入国营企业或政权机关，结成上下一体、纵横串通的盗窃集团，直到把“星四聚餐会”变成公私联合的“办私室”。到那时，一切经济情报、国家机密，再也用不着盗窃，而可以“名正言顺”地索取了。
根据各方面的调查证实：“星四聚餐会”策动的“公私合营”，是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恶毒阴谋，是他们在国家经济走上正常轨道时的新的盗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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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经济生活在上升中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经济生活在上升中
云南和西藏间贸易恢复正常
规模接近抗日战争前的状况
云南省和西藏间的贸易现已完全恢复正常。滞留拉萨的藏族、汉族商人，都先后到云南采购货物。他们的许多骡马队在去年十一月间就抵达云南西北部的商业中心丽江县，运到大批西藏土产如贝母、虫草、麝香、羊皮和氆氇等毛呢及其他货物共八百多驮，贸易规模已接近抗日战争前的状况。由于丽江国营贸易公司的协助，这些藏族汉族商人在销售和采购货物时都得到很大便利。目前正是春暖草长季节，这些商人正一面在丽江、下关等地赶备货物，一面按照往年惯例到云南鹤庆、洱源、邓川等县放牧骡马；一俟货齐马肥，即将向拉萨出发，赶往参加旧历八月半的拉萨贸易大集会。
驻防在丽江、拉萨间的人民解放军，对来往客商十分注意保护。云南、西康接壤地带的藏族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也消除了多年来“打冤家”的纠纷。来往云南和西藏间的商人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全和便利，他们对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致表示感谢。摩些族聚居的丽江城的商业，也因为云南、西藏贸易而繁荣。
昌都解放以来经济日趋繁荣
藏族人民购买力已大为提高
西康昌都市经济正在逐步恢复中。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挤倒的三十八家皮革作坊，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办事处的贷款后，已经全部恢复并扩大了生产。这些作坊出产的皮靴现已开始远销拉萨。昌都市开业商店已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倍以上。
昌都解放后，副业生产增加，人民差役负担减轻，藏民购买力因而大为提高。该市汉族商人李之方经售的铜锅，解放前几年内只卖出五口，现在已供不应求。过去被认为冷货的成衣业，营业额很小，但是去年一年内，全市成衣业就卖出三千多套衣服，其中大部为藏族农、牧民买去。
云南西部丛山中的少数民族
陆续迁移到平坝上安家生产
云南西部边境有广阔的山间平坝，像芒市坝、盈江坝和陇川坝都是富饶的地方，每年出产的粮食除供给山区各族人民吃用外，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制造民族纠纷，平坝上又流行着疟疾等传染病，山头、傈僳等族人民被迫到深山丛林中去聚居，过着原始的贫苦生活。因为无地少地，他们每年平均只能吃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而聚居在平坝的傣族和彝族，因为地广人稀，多半选择肥田耕耘，并且只种一季（当地每年可种两季稻子），荒芜了很多良田。
解放以后，各地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民族团结政策，消除了山区和平坝上各个兄弟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纠纷。从去年春天起，便有少数山头、傈僳族人民陆续下坝开荒耕种。在去年十月保山专区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上，山头、傈僳族代表又正式提出下坝生产的要求。经过各族人民代表协商后，陇川、盈江、瑞丽等县人民政府都决定把大力组织和帮助山头、傈僳族人民下坝生产列为重要工作之一。现在，陇川江两岸已建立起许多新的山头族村寨。
大凉山区彝族改进耕作技术
昭觉县已建立了国营农牧场
居住在辽阔的大凉山区的彝族人民，在解放前因为受了反动统治者的挑拨，常闹冤家纠纷，影响了生产，在耕作技术上也长期得不到改进。该地区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首先帮助彝族人民在大凉山区的中心——昭觉县建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彝民内部的许多纠纷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得到和解，农民都能安心生产，耕作技术也迅速改进，今年彝族农民已开始使用新农具。
为了帮助彝族人民提高农业生产，人民政府先后发放了大量的水利、农具、肥料、耕畜等项贷款，并曾培养了一批彝族水利干部。目前，人民政府正在给彝族农民贷放新农具。昭觉县并已建立了一个国营农牧场，将领导彝族人民进一步改进耕作技术。
青海都兰贸易公司贸易小组
深入藏区开展业务受到热爱
果洛藏民原居巴颜喀喇山北麓的黄河源头星宿海一带，一九一九年为了反抗马匪步芳的血腥统治，被马匪驱赶到深山荒野里去，从那时起一直到青海解放前的三十年中，他们不断遭受马匪的残酷屠杀和长期的经济封锁，过着吃厥麻喝牛血的非人生活。青海省都兰县国营贸易支公司，在去年五月组织了一个公私联合的贸易小组，首次深入到边远的曲麻莱果洛藏区进行贸易。贸易小组为了把大批的布、草、粮食等运送到曲麻莱藏民的帐篷里去，翻越了冰雪封冻的昆仑山，跋涉了一千五百多里。贸易小组抵达曲麻莱时，受到藏民热烈的欢迎。藏民们都把积存多年的羊毛送到贸易小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很多藏民把毛主席的像片贴起来，歌颂毛主席的恩德。
云南僰族人民组织骡马运输队
促进物资交流改善自己的生活
云南省普洱专区车里、佛海、南峤三县位于澜沧江以西的祖国边境，土质肥沃，气候良好，盛产棉花和稻谷，素有滇南谷仓之称。但在解放前，因交通阻塞，到处土匪出没，该地的各族人民轻易不敢渡过澜沧江到内地来，以致谷米不能外运，只好用来喂猪或任其霉烂，每年都要浪费大量的粮食。而当地人民所需要的食盐和其他日用品，也不能运进去，因而当地的各族人民长期过着淡食生活。
解放后，这个地区土匪已被肃清。占三县人口最多的僰族人民，在去年冬天，就自动把骡马和驮牛组织起来，趁生产间隙，把本地出产的棉花和米运到五六百里外的普洱、景谷两县，并从普洱和景谷的盐场运回食盐。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僰族人民的骡马队，对缺少资本的发给贷款。骡马队在购盐时，人民政府还给予减免盐税的优待。过去该区盐价非常昂贵，在南峤县要五斤米才能买到一斤盐。但把米运到普洱盐场，一斤米就可换回三斤盐。因此，现在该区米盐差价已大为降低，各族人民已都可吃到足够的食盐了。（据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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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各地中小学校的教师
决心进行广泛宣传，揭露美国强盗发动细菌战罪行
——读者来信综述
各地中小学校教师连续给本报来信，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平原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整风大会来信说：“我平原省中等学校教职员一千五百六十八人，希望全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制止美国侵略者惨绝人寰的罪行，向美国侵略者讨还血债。我们保证在今后很好地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中国教育工会辽东省岫岩中学基层委员会来信说：“我们岫岩中学全体教职员，决心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为扑灭美国细菌战的毒焰而斗争。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投入反细菌战的斗争中。”福建省泉州市私立西隅中学教职员王志平等二十人来信说：“我们是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用努力改造思想、提高教学工作、厉行增产节约等实际行动，和撒布细菌的美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河南省罗山县第七区各小学校全体教职员的信中说：“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的声明。我们保证，除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以外，并要加强宣传工作，揭发美国强盗的滔天罪行，为粉碎美国强盗的侵略阴谋而斗争。”苏北建湖县华林小学全体教师来信说：“我们决心发动全体学生，向群众揭露美国强盗的罪恶行为，使华林全村和附近村中的人民，都用实际行动为反细菌战而斗争。”
山东师范学院反贪污斗争极不彻底
编辑同志：我把山东师范学院反贪污斗争极不彻底的情况告诉你们。
山东师范学院的反贪污运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大家怀疑去年用七十多亿元建筑的新校舍中有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检查出问题来。新校舍建筑还不到半年，却已经是风吹瓦落，满屋地陷，门窗不严了。值得研究的是：原校方监工组同学收料验料都很严，但一请示到校部领导方面，就放宽了。总务科长吕巍峰贪污受贿，对抗“三反”，曾被撤职管制反省。起初他被“管制”在院长家里（他是院长表弟）。他一人经手公款达六十多亿，他和采购员张忠三（他的表侄，大贪污犯）经常一同去采购物品，和私商吃喝玩乐，但领导方面没有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就肯定他没有大问题。建筑新校舍雇请的工程师韩式庆（原系私商）原有贪污受贿五百万元嫌疑，并有机关检举材料，曾经大会正式宣布管制反省，但没有几天，就被放纵归山，最近却又把他当作“老虎”对象来追打。群众对这件事异常迷惑不解。
由于领导方面一向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用人又毫无原则（院长原兼总务长，总务科长是院长的表弟，采购员大贪污犯张忠三是院长的表侄，保管员吕子和也是院长的表侄，伙食管理员陈锡良是院长过去的学生，他同时是一个酱园的经理……），一年来使国家财产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三反”运动开始时，领导干部检讨得极不深刻，院长避重就轻地检讨了本位主义、官僚主义与铺张浪费现象。教务长在教务行政领导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但不进行深刻检讨。
领导干部也号召群众大胆提意见，但理论与实际在他们是不一致的。等大家一致要求参加实际工作，要求站在反贪污斗争的最前哨——参加检查组进行具体工作时，领导方面却在群众头上大泼冷水。教务长说同学普遍要求参加具体工作是极端民主思想；说检查组不是那么容易参加的，说要与资本家没有联系的；说要那么多人到总务科干什么？他并且公开为被群众检举的贪污分子辩护，说他们犯的错误是思想作风问题，不属于“三反”范围；并声言群众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邪气上升，正气下降”。有的干部向他反映同学意见，他说：“怕什么！提来提去不过是一条官僚主义！”
我们要求山东师范学院的有关领导方面，重视这个问题，并彻底加以解决。 杨易 陈玲等
门头沟私营煤窑两万多工人
当地党委应当加强领导
编辑同志：北京西门头沟有一百多座私营煤窑，约有两万三千工人。这些工人，有的半工半农，流动性较大；固定在门头沟工作的老工人占三分之一以上。中共门头沟地方组织很少考虑这些工人的教育问题，而把这个工作完全交给工会去做。实际上，工会做得极差，党委也从不检查。
门头沟共有五万人口，其中私营煤窑的工人占两万多人，所以工人工作是很重要的。门头沟的党、团员很多，他们都受街道支部领导，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要求党的上级组织重视这一情况，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和领导。
煤矿工会京西私营工委会 马 宁
太原面粉二厂全体职工
三月份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增产财富六亿多元
编辑同志：太原面粉二厂职工把打“虎”和生产结合起来，劲头挺大。他们自动坚持了上班前一小时，下班后一小时的打“虎”任务。在生产战线上，制粉组三班工人节省零修时间，多产一千一百多袋面粉。该组技术员霍玉林以水胶代替外货胶，全年可节省二千二百多斤小米。老工人乔基翔以全钢刀片代替拉丝刀的试验，已经成功。每把拉丝刀价值二百多万元，该厂每年要用十二把，现在只要花一把拉丝刀的代价买全钢刀，就够用了。由于工人们在“三反”运动中政治觉悟提高，该厂提前五日完成了三月份的生产任务，全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百分之十八点六，增产面粉一万零五百多袋，给国家增加财富六亿二千四百多万元。现在，全体职工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胜利的心情，准备用更好的成绩来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牛俊英 赵汉卿西直门工务机具保养修配厂工人
努力增产迎接“五一”节
编辑同志：北京西直门工务机具保养修配厂道岔组工人，在铁路劳动模范彭兴德领导下，在紧张的
“三反”斗争中，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生产上，工时缩短了，质量却提高了。过去制造一付辙岔心要十五个工，现在只要十二个工；过去生产一条尖轨要四个工，现在降到三个工。在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快要到来的今天，道岔组工人都表示有信心超额完成任务。他们提出了不出公伤事故，不出返手活，提高质量，利用废料（目标二千万元），减低成本，作好环境卫生工作，搞好追赃工作等条件，向全厂全地区各车间提出友谊挑战。他们并以多增产二十条尖轨、一付辙岔心（折合七千万元），共同献工一日，作为“五一”劳动节的献礼。
王绍民 刘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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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河北省衡水信托公司
对违犯物价政策高价出售小麦的检讨
编辑同志：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了批评衡水信托公司和石家庄市信托公司高价出售小麦违犯物价政策的读者来信。我们读了这封信以后，虽然在公司内部研究和检讨了这件违法的事，但是对它的严重性仍是认识不足的。因此没有在报纸上作公开的检讨。直到二月下旬，人民日报再一次督促我们检讨时，我们才开始注意起来。去年十二月二日，我公司有两万斤小麦需要出售，当时粮食公司的牌价是每斤一千一百元，市价是每斤一千一百八十元。我公司收进这批小麦的成本是每斤一千零四十元，如再加上营业税、印花税和搬运费等，成本就要超出牌价。为了不亏本，我们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在出售这批小麦时，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取牌价和市价的平均数，确定每斤售价一千一百五十元，因而违反了物价政策，影响粮食公司对粮食价格的掌握。我们诚恳地接受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保证在今后坚决执行政策，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
河北省信托公司衡水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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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
对迟付汇款的检讨
编辑同志：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小冯同志对北京地安门人民银行办事处迟付汇款的批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这件事和我部有关系，所以我们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检查。检查结果，我们认为迟付汇款应由我部负责。完全和北京人民银行地安门办事处无关。当时我部经办汇入的人员郭书礼，工作不细心，把抗美援朝总会汇往保定分会的信汇，误认为是保定的捐献款，因此，把这项款子收到保定分会上解款户内。一月中旬，人民银行北京地安门办事处来信，让把这项汇款正收条补盖收款人图章，我们才发觉这笔款项付错了，当即和抗美援朝河北省分会联系，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因“打虎”进入紧张阶段，直至三月四日，我部才把这笔款项由上解款项下转入抗美援朝分会往来账户，但补盖图章的正收条又被内收发李长科遗失了。三月八日和三月十九日，人民银行北京地安门办事处连来两封信追问；经我们查清确系正收条已遗失，即于三月二十三日让抗美援朝河北省分会开证明书，寄给人民银行北京地安门办事处。
这一问题的发生，说明我们工作中有严重的粗枝大叶作风，致使该款拖延三、四个月没有闹清。小冯同志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将更进一步深入检查工作，以免今后再有类此事件发生。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