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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回忆“抗大”的教学生活
牛克伦
编者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中指出：“在国家财政尚有困难，国家建设又迫切地需要大量技术干部的情况下，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这一方面，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有不少的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今天我们在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就介绍了用革命的精神和办法办学的一些实例，可供各地教育工作者参考。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怀着满腔的热情，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去学习；但在我还没有去延安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陕北生活太苦，受不了，最好是不要去。”的确，有的同学跑到延安看了看，受不了苦，便离开了。当时我和几个同学（都是进步的青年）商量了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怕苦，一定要去。”因为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痛感没有民主自由的苦，我们连讲抗日民主自由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我们决心奔向延安。在西安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许可以后，我们便坐着长途汽车，只有一天半时间，便胜利地到达了当时中国人民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被分配到抗大第三大队学习。那时的校长是林彪同志，教育长是刘亚楼同志。这时已是第三期了，全校学员分编为三个大队，第一、二大队的学员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第三大队的学员是新参军的知识分子。
当时延安军民的物质生活确实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吃饭、穿衣、住房更困难。但同学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终于战胜和克服了这些困难，完成了教学任务。
我记得非常清楚，同学们为了克服校舍不足的困难，在校首长号召和领导下，和教职员一起，展开了挖窑洞的竞赛运动。许多在外面过惯学校生活的同学，都以钢铁般的意志、烈火般的劳动热情，参加了这个艰巨的窑洞建设工程。每天清早，大家荷着锄头、铁锨，推着小车子，走向工地，一边走，一边唱着“建设新校舍”歌：
“挖窑洞，建校舍，是我们伟大的事业。
挖窑为学习，学习为抗战。
我们不怕任何困难，
我们永远勇敢向前。
…………………………”
大家愉快地走向那指定的地区——延安附近的黄土山坡上，进行紧张而愉快的建设工作。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三百多个崭新的窑洞便整齐地排列在我们的面前了。
房子问题解决以后，同学们紧接着又响应了党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解决食粮和菜蔬困难。同学们一面坚持学习，一面上山开荒，播种高粱、谷子、棒子等作物，又种了萝?、白菜、南瓜、山药蛋。用我们的双手把荒地变成了良田。收的粮食、菜蔬，我们自己吃不了，就把多余的当公粮交给了政府，帮助政府救济了不少灾民。秋后，同学们又组织起来，用生产分得的红利，买了纺线车、棉花、羊毛等，进行冬季手工业生产。大家亲密地愉快地团结合作，纺纱的纺纱，织布的织布，仅仅一个冬天的劳动，每人便得到了一件毛衣、一双手套和一双毛袜。因为这是自己亲手劳动的果实，穿在自己的身上，个个感到格外的温暖。有些同志的毛衣和手套到现在虽已十几年了，但还保存着舍不得用，准备把它们当作永久的纪念品。
那时在学习用具方面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什么成本的书，只有些油印的教材和简单的文具。这些情况，说明了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多么的困难；但我们和延安人民一样，同艰苦，共患难，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无限的愉快。队首长经常给我们讲：革命工作总是有困难的，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决不能向困难低头，要发扬红军的坚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困难。尤其当我们知道和看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同样也住着窑洞，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的时候，大家对当前的生活不但没有感到苦，而且以能吃苦向困难作斗争为无尚的革命光荣。
在延安时，学校的最大困难之一是没有教员，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一个是聘请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兼教员，一个是请中央的首长作报告（上大课）。当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都曾给我们作过不少的报告。当同学们听说毛主席要来给我们作报告时，大家高兴得连饭都不想吃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了。纷纷议论着：毛主席怎么还不来呢？当毛主席来了，走上讲台时，有许多同学都跳起来，想看看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在有一次讲话中，指示大家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些宝贵的指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像潮水一样地涌向延安时，抗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扩大了学校的范围，在人多屋少的情况下，一、四大队从延安搬到蟠龙和瓦窑堡。这两个地方都是受过战争摧残的。但瓦窑堡的房子还是相当多的，本来我们可以少化费一些劳动，就能进行教学工作的，只因当时瓦窑堡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地区，国民党的县政府极端仇视抗大，不允许老百姓把较好的房子让给我们，只许把一些破烂不堪、没有门没有窗子的破房子或破窑洞腾出来，室内外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荒草。经过我们向群众宣传解释后，群众才自动地给我们让出了一些房子，但仍不够住。我们一方面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是为了和国民党的县政府进行斗争，全体教职学员和事务人员又一次发扬了坚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大家一齐动手，首先铲除了荒草，清除了垃圾，修理了房子，安好了门窗，然后又用石灰、白土、黄土把室内外刷洗得焕然一新，使破烂不堪的房子变成了一座座整洁的书舍。没有教室，同学们又用双手把破庙、羊圈改造成十分整洁的厅堂，里边挂着领袖像，贴着标语和墙报。在天气暖和时，就把教室安设在广场上或山坡上，用砖和石头叠成桌子和坐位。在墙上用烟灰涂上一片黑，作为上课用的黑板。没有粉笔的时候，就用从墙上拆下来的石灰块当粉笔。有的同学因为没有蘸水笔尖，就用苇子秆和乌鸦的羽毛，削上一个尖尖来代替钢笔使用；没有笔记本，就找一些破旧的书，利用行和行间的空白处和上下空白的地方写字，或翻过来写字。总之，一切可能利用的废纸都被利用了。为了活跃文化娱乐生活，同学们往往跑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沙子来做跳高跳远用的沙坑；利用旧木料自己制造单双杠、跳高架、篮球架。一句话，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克服了困难，改造了学习环境，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我们的阻挠。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和我们的学习生活，不让国民党反动派来侵犯、捣乱，我们经常地拿着武器，严防着敌人的袭击。
今天，中国人民胜利了，学校也更加扩大了。我们发扬了抗大的优良传统，建立了各种近代的军事学校：高级步兵学校、航空学校、炮兵学校、海军学校等。它们比起当年的抗大，不知要大多少倍；在教学条件上也不知优越多少倍。我想凡是住过抗大的同志们，一定会为学校的发展而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光荣。学校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毛主席的亲手培养下，同人民群众一起，共同战胜了困难，击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才获得的光荣成果。随着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学校也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了，它为人民的军队培植了成千成万的干部。（附图片）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们在集体学习生活中的一个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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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怎样用革命精神建设学校的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领导方面，二年多来用革命的精神和办法建设学校，为国家节省了五亿元以上的财富，并使学校不断发展；同时通过参加劳动，使学员们获得了更好的锻炼和改造的机会，成为国家建设的人材。
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延安搬到西安，借用裕泰纱厂和东北新村的一部分房屋作为临时校舍。这些房屋已经缺门少窗，破烂不堪；但是学校要按时开课，怎么办呢？领导方面就发动了全体干部和学员帮助搬运木料和砖瓦，修补校舍，铺平道路，开辟了运动场，这就保证了学校能够很快的开学。
不久，学校迁设永乐店和通远坊两地。在迁校过程中，干部和同学步行十里甚至三十里路，帮助学校装卸了六百丈木板和十二个车皮的校具。永乐店的校舍，原是一家打包厂的厂房，五幢库房里面积满了水，木材和破烂机器堆集一地，屋外长着一、二尺高的杂草。为了按时开课，领导方面号召大家动手，自己建校。同学们热烈地响应了这一号召，表现了很高的劳动热情，大家提出：“四天建校任务，争取三天完成。”同学们抬木料，搬砖铺地，很快修好了可以住一千多人的宿舍。这里没有操场，同学们自己找空地，动手除草平地，开辟了球场；井水不够用，同学们自动挖井。建校工作进行了三天，校院四周已改变了过去的荒芜面貌，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
为了建设校园，同学们找到空地，自己动手，挖掘水池，盖起茅亭，周围种植花木，把荒地变成了乐园——“新生园”。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一、三两部的周围，原先很多地方没有墙，同学们就自己动手打土墙。他们没有打土墙的经验，就向工人同志学习，很快地掌握了技术。校方为了照顾部分女同学的身体，不让她们参加笨重的劳动；可是她们仍然和男同学一样地参加了劳动。她们共打了一百多丈的土墙。第一部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种菜，供给下一期的同学们吃用。
去年春天，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批准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七亿多元的学校修建费。学校领导方面为了使这有限的钱，发挥更大的效果，便成立了修建委员会，负责计划建校工作。在建校过程中，学校领导方面动员学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搬运工作。大家共搬运了七万块土坯，二十万块砖，四十八万片瓦。另外，修建委员会派人到产地去购买建筑材料（那里，某些材料的价格比西安要便宜五分之二），以便为国家节省经费。开工之后，领导方面派专人进行监工和检查，结果新建了房屋一百八十四间，平均每间只花了四百多万元。若以当时的市价包给私营的营造厂，每间至少需要六百万元，则七亿多万元只能盖一百二十多间房，少盖五十多间。单以这一项计算，就为国家节省了三亿四千多万元。去年初秋，学校派人到汉中招生，共招收了一百多名新同学。在来学校时，这些新同学都是由干部带领从汉中步行到宝鸡的，这样就为国家节省了车费两千多万元。
直到现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设备仍然是简陋的。三个大教室还是用芦席盖成的。上课没有桌子，同学们就用二尺见方的木板——“学习板”纪录着讲课的内容。一、三两部的房屋，原是仓库，后来加以修补，上面没有顶棚，隔壁也是用芦苇作成的。宿舍内不能开小组会，因此，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同学们都在室外开会学习。严冬，一组在屋外，一组在屋内轮流利用屋子学习。尤其在雨天，芦苇棚漏水，影响上课（现在已加盖油毛毡，下雨也可上课了），为了不耽误学习，就将扩音器装在走廊下面，同学们坐在廊下听课。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这种坚苦朴素的作风，是贯串在各个方面和全体人员生活中的。如学校从西安迁到通远坊时，干部和学员的用水都在一块，开水经常供应不上。七个炉灶每天烧煤炭一千一百斤左右，消耗很大。后来为了节约用水，将灶分成两部：干部灶和学员灶；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炊事员李璔当时管理干部灶，他发扬了克服困难的精神，积极想办法，把炉灶改成长型，生一个火就能将三个锅的水烧开。这样供应开水要比过去快得多，而且每天只烧一百多斤煤炭。接着又把学员灶也改变了，两个灶每个月就能节省煤二万多斤。过去炊事员要到远处去挑水，李璔和其他两位同志在炉灶旁开掘了一口井，这样又节省了许多挑水的时间。后来，炊事员邢黑，又把井边的辘轳架装在一个高于炉灶的木架上面，架上设了一个木箱，箱的一端用竹竿衔接（竹竿完全挖空），从架上汲水倒入木箱，水就顺竹竿流向锅内。上面这一些的技术改进，不但节省了用煤，同时也减去了三个管理水灶的炊事员。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这种坚苦奋斗的精神，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它的前身延安大学的优良传统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主要干部是从延安大学来的，他们坚持了延安大学的教学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并由他们身上直接体现了延安大学的艰苦作风。（附图片）
这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们在听课作笔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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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学术界的蠹虫
柏生
在我们的文化学术界，有一些打着“专家”、“行家”的招牌，嘴里说着“研究学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人，却在那里做着盗藏或盗卖名贵古文物的勾当。有的善本“专家”就专门盗藏或盗卖善本，有的甲骨“专家”就专门盗藏或盗卖甲骨，有的金石“专家”就专门盗藏或盗卖金石。他们这种破坏学术研究和祖国文化遗产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们是文化学术界的蠹虫。
有一位研究员，先后盗藏古文物如唐代汉籍写本、唐绢画、唐代经济史料、古代各种西域文字写本等达二百余件。这些古文物长期地被他私自隐匿着，有的已达二十年之久。在解放三年后的今天，他仍然秘而不宣。有一个甲骨“专家”，不但偷盗公家的甲骨拓片百余件，用赝物来掉换；而且把它们当作礼物，随便赠送给亲戚和朋友。他把国家的古文物看成了私人的家当，随便偷窃和变卖。有些“行家”呢，也并不后于“专家”，他们大量地盗卖和盗藏国家的珍贵古文物。如某博物院的一些“行家”盗卖了大批古文物如金佛、银砖、玉器、古帖、佛幡、朱墨等数百件。
上面这种人，有的往往和书商或古玩商勾结起来，专作这类盗窃买卖，从中捞一笔钱。有的是把某种难得的古本和古物和研究资料，私自隐藏起来，独占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把学术研究工作当作猎取名利的手段。他们的盗窃行为被人揭发以后，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只不过是“公私不分”。试问：大量地盗藏祖国的珍贵古文物、破坏学术研究工作的行为，能说是“公私不分”么？尽人皆知，即使不是为了捞钱，而用盗窃的方法，独霸学术研究材料，一人专利，不让别人研究的行为，也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思想的露骨表现。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决不能容许的。
今天，在我们的文化学术研究机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这种恶劣现象必须彻底消除。盗匿古文物、破坏学术研究工作的蠹虫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省一下么？今天，每一个盗匿古文物的人，都应该为祖国的文化学术研究事业想一想，把自己盗匿的古文物，全部交还给人民，否则人民将强迫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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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区的妇幼卫生工作
解放前的西南的妇幼卫生状况是非常恶劣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妇女和儿童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妇女的怀孕、生产被认为是脏事情，没有人给以重视和关心。妇女在怀孕期间照常操作，因劳动过度，经常地、普遍地发生流产、早产等现象。生产时的处理，除少数操于没有卫生常识的旧产婆或产妇的亲友之手外，大多数产妇都是自己接生。分娩时多采取蹲、坐、站、跪等方式；生产后又不能卧床休息，许多妇女因大量出血而死亡。碰到难产，不是求神，就是用下八块的方法（即用刀子把胎儿的手、足、头等一块一块地割碎）将胎儿取出。产妇因而死亡或罹妇科疾病的，为数也不少；至于用肮脏的瓦片、镰刀、或生了锈的剪刀断脐而致婴儿患脐风死亡的，更是不计其数。产后母婴的营养方面，因生活贫困，有百分之九十的产母营养不良，影响了自己和婴儿的健康。
解放后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妇幼健康问题才被重视起来，“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已规定在伟大的人民宪章——共同纲领内。同时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也为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创造了条件。
一九五零年九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设立了妇幼卫生组，开始和各省市卫生厅、处、局发生联系。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妇幼卫生科。其他各省（行署）及重庆市卫生机构都设有专职人员办理妇幼卫生工作，川西卫生厅并设有妇幼卫生技正一人。这样，各地妇幼保健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妇幼卫生的业务机构，如妇幼保健院、保健所、妇产科医院、产院，妇婴医院以及其他妇幼卫生机构等，现在西南区共有九十八处，有产科及儿科床位一千六百五十二张（包括普通医院、诊所、妇幼保健站等所设置的床位），其中产科床位为一千零十四张，妇科床位二百七十八张，儿科床位三百六十张。此外，为了广泛地发展妇幼卫生组织，曾吸取了东北及北京两地的经验，号召各地积极进行筹设组织比较简单的妇幼保健站和接生站（或组），一年来已建立妇幼保健站七十处，接生站一百三十六处，妇幼保健组（接生组）四百二十五个。为了执行“卫生工作应面向工农兵”的方针，大力开展妇幼卫生工作，以保护妇幼和女工的健康，提高生产效率，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曾和西南民主妇女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市郊外工厂区筹办了一个联合妇幼保健站，除了解决大部分女工及工属分娩问题外，还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妇幼卫生宣传等工作。
要使妇幼保健工作就地生根，必须普遍建立和巩固基层的妇幼保健组织，西南区各保健站和当地行政组织取得了密切联系，站长多由妇联主席担任，以便号召农村妇女配合推进工作，站上的成员也多选择政治和技术水平较高的接生员来担任。在业务上，为了和群众密切联系，以获得她（他）们的信仰和支持，经常利用产前访视、检查，产后访问等进行宣传。在没有卫生所的地区，均由各县卫生院予以督促检查及技术的指导。通过这些作法，使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保障母婴健康，各地一方面积极培养产妇科医师、助产士和保健教育人员，另一方面对家庭妇女和农村中的女干部进行了妇幼卫生教育的训练，以灌输新法接生常识。此外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卫生工作队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卫生处等的妇幼卫生工作组，深入到工厂、农村，组织了接生员的训练工作，其中以川西和贵州两地训练的人数最多，开展的面也较广，共计训练了妇幼保健员三百十八名，初级接生员八千九百四十二人。由于教学的方式、方法切合实际，学员们学习以后，在工作中都能很顺利地完成任务，没有发现一个初生儿因患破伤风而死亡的。此外，各地都进行了旧产婆的调查和改造工作，全区共改造了旧产婆四百六十八人。
一年来西南各省的托儿所已较解放前增加了四倍。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区现有托儿所一百七十八所
（解放前仅有三十六所），受托儿童八千七百九十人，其中以机关托儿所为最多，工厂、农忙等托儿所次之。从托儿所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以来西南区的儿童保育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许多保育工作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观点，面向劳动人民。工厂中的女工因为她们的孩子得到了妥当的安置，都能安心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政治上她们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重庆市“六一零”纱厂一百一十个母亲中有两个光荣地入了党，十三个参加了青年团，二十四个当了劳动模范。川东长寿县的一个母亲，因孩子入了农忙托儿所，由每天只能挖一根田坎，增加到每天挖三根田坎。由此可知，托儿所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是何等重要。
在传染病的预防方面，全区接种牛痘的儿童（七岁以下的）共有一百六十一万多名，此外尚有将近七万个儿童获得了卡介苗的接种和白喉、百日咳、麻疹等的预防注射。全区各级卫生机关都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群众性的儿童保健运动，并和当地文教部门、团工委、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重点地进行了儿童健康检查（七岁以下儿童），全区共检查了儿童四万六千七百多人（未包括贵州、西康两地）。此外又为儿童免费治疗疾病，举办儿童健康比赛等有关儿童健康福利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儿童健康的重视。
（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妇幼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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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优秀的乡村女教师—田桂芝
卢抒
一九四八年三月，田桂芝刚从高小毕业，就在吉林省敦化县第二区胜利村永胜屯——她的家乡，参加了教育工作。这时她才十七岁。
永胜屯的群众听说派田桂芝来当教员，就哄嚷开了。有的说：“人要‘出息’真快，拖鼻涕的孩子也当教员了！”还有的说：“谁不知道她那点‘文化水’！几天的小丫头也敢教学！”更有的说：“快别叫孩子上学啦！要她能教出个什么来！”
当时校舍是三间草房，一头还住着老乡；五套破桌椅，零零散散地堆在墙根角；墙像锅底一样，一摸一手黑，这就是过去的代用黑板。她到学校时，五六个学生正在教室里滚成一团，看她进来，都嘻嘻哈哈地跑开了。她看到这个情况，真有些泄气。校舍破旧，学生淘气，自己文化底子浅，年岁又小，又是土生土长……这个教师可怎么“当”啊！寻思了一宿，她一想，一天工作没干就叫困难难住，今后可怎么办？终于她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学校办起来！第二天她把教室清扫了一下，把破桌椅修理整齐摆好，又从自己家里找了一块木板来，刷上一层锅底灰，挂在墙上（当黑板），看来像个学校了。然后她到各家动员学生上学，但费了不少唇舌，只动员来十八个学生。可是她仍然是很高兴的，于是决定开始上课。
这个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全屯。没等田桂芝上课，窗外就站满了人。等她站到学生面前的时候，窗外已经指手划脚、连说带笑地吵开了！这个说：“那像个老师样，都没学生高！”那个说：“一点儿‘压不住场’，看那些学生那里像个上课样啊！”田桂芝真羞愧得想哭。但她忍耐着，装着没听见似地继续讲课。课是讲下去了；但有时她在街上走，有的群众和学生却在后面叫她的“乳名”。差不多每天都有学生告诉她，不是这个要来考考她，就是那个要来试试她。有一天有个叫于泽民的二流子找来两个“画符念咒”用的古怪字问她，但还没等田桂芝响声，就一幌脑袋走了。不两天，小屯子各处哄嚷着：“女老师叫人考住了！”另外有个教过私塾的刘瞎子，趁这个机会也想挤走田桂芝，好来当这屯的教员，所以就背地鼓动学生说：“你们别上学啦，小毛丫头能会个啥，不信我出道算术她都算不了。等她走了，我教你们，一天只上两堂，保管比她教得好！”从这时起，上学的儿童一天比一天少，眼看学校就垮了。
有的屯干部也瞧不起她，学校是要啥也没有。她每次去找屯干部研究学校办公费用，屯干部总是说：“什么办公不办公的，两个半学生有什么教头，解散就得了！”再不就是一哼二哈地不理这回事。可是她并不灰心，一直坚持着。并表示：“剩一个学生我也教。”
村小学教员的薪资，当时都由群众负担，每月给一百斤米。可是每月都是只给一半。全家四口人真是难能维持。但她还要从微薄的薪金里，拿出钱来买办公纸和粉笔等等。
在夏锄农忙的时候，学校房子漏雨，她知道群众都忙着夏锄，就领着学生泥一把、汗一把地把校舍修理得里外一新。从此有的群众暗暗称赞：“真不简单，庄稼活还有两手！”对她的看法才算有些转变。一九四九年，群众开会决定给学校一垧学田地，打了粮食就作为学校经费。春耕时群众都很忙，她自己扶犁，领着学生种。铲地和割地时，自己带着头干。一垧多学田从种到收，没用群众操心费力。全屯都对她另眼相看了！佩服田桂芝这种劳动态度。有些老乡对本屯二流子说：“看，女先生都下地啦，你还游逛啥！”
冬天了，学校没炉柴，她领着学生自己砍，冒着风雪往回拉。她这样做，老乡们看不过去了，都纷纷自动地给学校拉柴火，并向田桂芝检讨说：“我们太不关心学校了！”
慢慢的，学校有些眉目了。根据全省新型正规化的要求，加强了课堂教学。她因为自己文化低，首先加强了课前准备工作，把“国语”上的生字，从头到尾都学会了。如遇到弄不通的地方，不管刮风下雨也要过江到五里外的临江村小学去找赵老师研究。有时区干部谭同志来屯工作，她总是找来研究询问些不懂的课程。她说：“只有自己学好，才能把学生教好。”现在她已把高小课本全部学完，正在学习初中课本，并下定决心，要在三、五年内，学完高中课程。课内，她想尽办法，使孩子们学习得好，达到全部领会的程度。课外，和孩子们一起活动，随时随地进行集体主义和纪律教育。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末，儿童的成绩和纪律性普遍有了提高：不爱学习的孩子用心学习了；多数孩子也能给家里记账了；打架骂人的孩子也帮助爹妈干活了。不少儿童考上了县城高小。这在永胜屯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样一来，小屯子又轰动开了。都说：“把孩子交给田老师没错！”这样，学校由一个班变成两个班，学生由十几名增加到八十名，全屯学龄儿童全部入学了。
在教学上，田桂芝是极重视学习和研究教育方针以及上级指示的。她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订出了具体的教学计划。她能够正确而有效地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她不把爱国主义教育局限在课堂或口头上，她还善于在各种运动中抓住典型事例去教育学生，影响群众。当抗美援朝运动掀起之后，她在本屯群众中找出在伪满受苦最深的实例，来说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她告诉学生和群众检举特务坏蛋就是爱国行动。因此，在儿童的思想感情上，是爱憎分明的。李德胜同学在“国语”造句中写道：“我抓住反革命分子，就送交政府！”此外，她还能根据孩子们的意志和性格，进行培养教育。李申德同学表示：将来要当一名保卫祖国的战士，针对他的这种意志，田桂芝经常鼓励他锻炼身体。李申德下课后就加紧运动，到现在小脸红润润的，已经成为一个很结实的孩子了。
一九四九年冬，开始搞冬学。这个工作布置下来以后，屯干部嫌麻烦，说：“学文化是学校的事，别找我们。”中心组长说：“冬学搞起来，又该费灯油了！”群众怕耽误活，也都不愿参加学习。但她毫不犹疑地接受了搞冬学的任务。这时她除去利用演剧和开家长会来宣传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以外，她还在课余时间和青年在一起，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讲故事。有时教歌教了几天大家还学不会，她就借此机会来启发大家：“不认字多不方便，你们要认识字，早就学会了！”由于不断启发，就有不少青年首先报名参加了冬学。冬学搞起来了，屯里有个大事小情，通过冬学一宣传，群众很快就会动起来。屯干部一看冬学真起作用，就都自动来找田老师，帮助解决冬学的两大困难——灯油和柴草。
冬学转为常年民校，有些地方转垮了。可是永胜屯的民校不但没垮，学员还由二十几名发展到四十多名。这一方面是因为田桂芝不断地鼓动，但更主要的是取得了村干部的积极支持。他们说：“民校垮了，事情就不好办啦！”她对民校工作一贯认真主动，不论刮风下雨，她都先到民校等着学员。民校没有灯油，宁可自己家不点灯，把灯油拿到学校来用。由于她把农民的文化生活，作为她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因而民校一直在发展，现在已有五十九名学员，全屯青年全部参加了学习。老年人也有半数以上参加了学习。有的学员已经认识了一千八百多字，最少的也认到三百多字。有二十个文盲到现在能看报纸和写便条了。因此，成为全县的典型民校。
屯干部王凤江，在屯里是最差的干部，一天游游逛逛，工作不起劲，群众称呼他是：“牌位”、“假积极”、“两面光”。田桂芝就经常和他接触，动员他上民校，提高他的文化，提高他的阶级觉悟，经过她不断地帮助和教育，现在王凤江已经成为永胜屯“呱呱叫”的好干部了。
现在，学校有事不用田桂芝响声，群众就主动地帮助办。学校增班后缺桌少椅，没过几天就全部添齐。有一天学校晒麦子，傍晚忽然下起大雨，田桂芝赶忙召集学生，这时早有三、四个群众顶着雨在帮助给垛麦子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过去考她字的那个于泽民。田桂芝百般叫他们回去，他们都说：“学校的东西，还不是和我们的一样！”一直把麦子垛完了才回去。
一九五零年春，田桂芝被选为全区的冬学模范工作者，同年六月便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担任永胜屯团支部组织委员）。从此，她成为全屯文化的领导骨干。
由于田桂芝辛勤地为群众工作，不能兼顾家庭的生产，于是群众提议：要在经济上帮助田桂芝，但被田桂芝谢绝了。群众就另想办法来帮助她。群众都知道她家缺少劳动力，就自动组织起来，轮流给他家挑水。她虽然一再阻止，但群众一直坚持到现在还这样做。
三年来，田桂芝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教育事业，并把一个落后的村庄引向了进步，受到了全村群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又被选为吉林省的一等优秀教师。人们都已经看到：田桂芝是乡村小学教师中的一个优秀的代表。她给乡村小学提供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她是用革命精神和革命办法办学的典型。她的经验说明：农村教师不仅要办好学校教育，更应该积极地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她肯定地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如果你看到群众落后，那正说明你的工作没有作好，没去了解、组织、教育和帮助他们。”所以，所有乡村小学教师，都应该向田桂芝学习，完成祖国给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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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百零二次例会决定从华东区各机关、部队的干部中抽调大批青年和积极分子到高等学校工学院和工业专科学校去学习；并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负责进行这一工作。委员会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孟宪承任主任。
▲第七期“时事手册”已经出版。这一期有中华医学会的“防疫常识”，以及两篇资料、一幅宣传画、一首歌曲。这一期还有李普的“处理贪污、盗窃的规定是不是‘太宽大’了？”，这篇问答解释了群众对于处理贪污、盗窃规定中的一些问题。此外还有两篇资料和一套连环画。
这一期还有两篇“时事问答”，一篇是关于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另一篇是关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的。
▲据调查，中南区荆江一带，地下所藏古物甚多，此次荆江分洪工程建闸修堤，取土面积广阔，因而必须在修建工程中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保护文物古迹工作。现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文物管理处已宣告成立。同时并发出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指示指出：文物古迹是我们祖国劳动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成果，从文物古迹中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并从而认识我们祖国的伟大可爱。因此，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干部、民工、军工在工作中遇到石碑、碣、石刻、石人、石兽及古代的建筑物（如亭、台、庙宇等）时，要好好地保护，同时报告上级及有关单位，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