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给诗人们
——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二周年
田间
编者按：四月十四日是苏联伟大诗人符拉其米尔·符拉其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二十二周年忌辰。这里我们发表了田间同志为纪念这位伟大诗人逝世二十二周年而写的“给诗人们”，和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生平的文章，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不用我来介绍，大家早已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
现在，当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二周年时，当美帝国主义正在使用细菌武器威胁全世界的和平、我们要坚决保卫世界和平时，我们生活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诗人们，要更好地学习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在“给文艺队伍的命令”中说道：
“把钢琴抬到大街上，
让战鼓敲裂空间。
街道将是我们的画笔，
我们的调色板是广场。”
在另外一首诗中，马雅可夫斯基又这样说：
“列宁在我们脑中，
枪在我们手中。”
在另外一首诗中，马雅可夫斯基又这样说：
“一万万五千人，
从我咀唇中说话。”
我们的诗人们，看吧，马雅可夫斯基对诗的主张，对诗人的号召，从这几行诗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诗人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我们的诗歌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品，是保卫和平的号角。
从这一方面说，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由于他献身于无产阶级，在他的诗歌中，战斗、劳动、保卫和平、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热情，变成了永不熄灭的火焰。他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出色战士，他站在一座诗歌的高山上，高呼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路前进。
他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有资格向人们骄傲地说：
“读吧，
羡慕吧，
我——
苏联的公民。”
他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语调是群众化的，他的政治眼光特别锐利。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就向资本主义的制度挑战，并对和平人类的远景做出预言，他说：
“布尔乔亚，你可不要忙。
荒凉的小村将有纽约，偏僻的地方将有天堂。”苏联诗人阿盖也夫说，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人民的儿子。这里请让我说吧，马雅可夫斯基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儿子。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已经写在苏联的广场上，写在苏联的飞机上，写在格鲁吉亚的葡萄园和丛林之中，写在坦克上；这里请让我说吧，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也要写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文化宫里，写在我们的工厂中，写在全世界和平战士的心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大诗人，还因为他在多年以前，在他的诗篇上，他就向我们说过：“数万万劳动人民的中国，为了永恒的友谊，让我们携手吧！”诗人们，我要再说一句，我们要更好地学习马雅可夫斯基！
今天在我们的诗坛上，我感到，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加强诗歌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生活和热情。我不是说它一点没有，是说它不多，是要它更多，越多越好。没有革命生活和热情的诗，是不能算作武器的。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没有一句废话，每一诗句，每一个字，都像读者所称誉的，像炸弹在爆发，像旗帜在飘扬。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能够这样，他自己也告诉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法术，就因为他时时刻刻要为无产阶级说话，他要用劳动人民的声调写诗。可是在我们的诗歌中，有许多废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在玩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把诗歌当成玩具。前些日子，有两位戏剧家碰到我，一个说，写诗的人要好好研究马雅可夫斯基；一个说，诗人们要注意群众创作的快板。我很赞成这样的意见。他们这两个意见，精神上有一致性，意思都是说诗人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为了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我在这篇短文中，也把他们的意见转告给大家。
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我希望诗人们能这样，我也希望自己能这样。我写过一些政治诗，有一些也是写得很无力的，这种无力的表现，也就是革命生活和热情不足的表现。诗人们，我们都来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吧！我们过去曾经学习过马雅可夫斯基，现在我们要更好地学习马雅可夫斯基！（附图片）
马雅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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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
符拉其米尔·符拉其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于一八九三年诞生在乔治亚的巴格达地村。他先在库泰伊西男子中学念书，后来入莫斯科中学，就在这个学校毕业。一九○八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同年三月，他因参与一种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活动而被判徒刑，囚于布图尔斯卡雅监狱；一九一○年，因他年幼而获释放，但他仍旧受警察的监视。
马雅可夫斯基把他的整个生命和他那光辉的诗歌天才都贡献给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他的文学生涯一开始时，他就显出是一个诗歌形式的卓越的革新者，一个新的诗歌形式的开拓者。
这位充满革命热情的年青的诗人，在文学上是站在极左的一边的。他最初的诗集印行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八年，他以年青的未来派的一员，出现于文坛。他尖锐地攻击颓废时期的柔弱的诗歌。
可是，作为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却走着和其他同伴们不同的道路。他不能仅仅为了创造一种新诗形式而写作，虽然这种形式，也是用来反对装饰上流社会的象征主义者的“抽象的”词句的。他不再迷惑于未来主义的那些无内容的形式，无意义的音韵等现象。他的诗歌在当时已经以具有社会内容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著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表达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热情。
马雅可夫斯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他从这革命中见到了人类所盼望已久的解放。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十月……接受呢或是不接受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是不存在的。这是我的革命。我到斯莫尔尼去了。”
年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大地扩展了诗人的视线。他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的几天起，便站在这个国家的保卫者的最前列。他以充沛的力量，天赋的才智，运用一切不顾他人认为是高级或低级的文学形式，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世界的建设而服务。他十分感动地写道：“我把我全部诗人的嘹亮的力量都贡献给你，进攻的阶级。”他在他热情的、不朽的诗句中歌颂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力而热情的歌手。他在许多诗中，在“符拉其米尔·依里奇·列宁”“好啊！”
“放开嗓子唱”等诗中，以天才的艺术手腕阐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也表达了诗人对伟大革命领袖列宁的最深厚的热爱。
一九一九年，他在俄罗斯电讯社的一个部门中工作。在那里他不但写诗，还写剧本，画许多配着诗句说明的政治讽刺画。他以激动的、精选的字眼，带着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去写他的诗句。这些诗带着很大的鼓动性在群众中流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给予了无情的攻击。直到一九三○年他逝世时为止，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多产的辛勤的报纸撰稿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事件，都会引起他的诗句的反响。
在苏维埃政权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谐和成为他的诗歌的最卓越的主题。他的抒情诗从不歌唱那些自私自利的与世隔绝的滥调，他的诗是战斗的号角，它号召苏维埃人为走向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勇往直前。他的每一行诗，每个字里，都灌注了真纯的、积极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高贵感情。他胜利而满怀自豪地高呼，他是一个
“苏联的公民”。他高声地唱道：“我歌颂我的祖国，人类的斗争与劳苦换来的春天，我的共和国，我向你歌唱！”
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访问西欧和美洲各国。他善于揭破美帝国主义的伪善的假民主的面具。他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时写道：“人们并不想像地说着你，使听众绞尽脑汁来猜想你是诗人、美术家、哲学家。美国人一下子就准确地确定：这个人值一百二十三万美元。这句话就包括了一切：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你在什么地方受人招待，……等等。你的百万金元用什么方法弄来，在美国是不用管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幕。
马雅可夫斯基坚决地提醒苏维埃的诗人们，要在工人群众中发挥鼓动的力量。他轻蔑地攻击那些以甜蜜的玫瑰花和夜莺的小说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马雅可夫斯基替诗人定了一种困难而光荣的任务：“人民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人民的仆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句话。他的创造性的一生，他的诗的作用和意义，在斯大林同志所给予的估价中，被彻底阐明了：“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并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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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和现在
马雅可夫斯基
编者按：这是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一年所作的诗和插画。
（一）
我们说：“我们将战胜。”资产阶级说：“乌托邦！我们能把你们压成灰尘，但是不值得这么费力做。”
（二）
电气化使他鼓出一点眼睛。他说：“乌托邦，什么都搞不成。”
（三）
不久那个乌托邦使他看见了星光。
（四）
“资产阶级，你可不要忙。荒凉的小村将有纽约，偏僻的地方将有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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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六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六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和平预算和战争预算”的社论说：三月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的法律，又一次极其鲜明地证实了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爱好和平的。苏联的预算是和平的预算，它显示了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威力不断增长，它的生产力迅速发展，它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日益加强。在苏联一九五二年预算中，预算收入是五千零九十九亿卢布，支出是四千七百六十九亿卢布，收入超过支出三百二十九亿卢布。预算的全部支出中有近三分之二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在预算的收入中，人民的税收只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点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预算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措施上。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预算完全相反。它们是战争的预算。例如，即使按照官方的材料，美国的直接与间接的军事开支就占全部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法国占百分之五十，英国和意大利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同时，诸如社会和文化需要的拨款，却被削减到微不足道的数目。社论最后强调说：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预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的比较中，各国人民可以清楚地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在维护和平、谁在疯狂地准备战争。
本期刊载了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谷尼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基础的光辉著作”一文，纪念列宁名著“做什么？”刊行五十周年。谷尼欧说：自从列宁的著作“做什么？”问世以来，已经五十年了。列宁这部光辉著作的国际意义，实在是无法估量的。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倚靠着这部书里阐发的充满活力的列宁主义思想，在不倦地学习着，而且将来还要继续学习怎样建设和巩固共产党和工人党。谷尼欧接着分析了列宁这部名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他指出：列宁的“做什么？”是一九○二年出版的。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了。俄国工人的斗争愈来愈带有革命性质。工人们已经从经济罢工进到政治罢工，进到政治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创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显然成了头等迫切的需要。但在这时，俄国机会主义主要代表“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事情是组织经济斗争。他们崇拜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而否认党的领导作用。经过激烈的原则性的斗争之后，列宁打败了机会主义，并和斯大林共同奠定了一个新型政党的思想、组织、策略和理论基础。列宁的著作“做什么？”对于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锻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谷尼欧强调说：列宁这部著作的论点，在一九○二年固然适用，但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斐盖尔发表了题为“越南、高棉和寮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促进了和平事业”的文章。斐盖尔首先叙述了印度支那人民在战后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高棉、寮国成立民族政府，并和法国侵略者进行胜利斗争的情形。他接着说：印度支那人民近年来已经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到一九五二年初，越南领土已有百分之九十在民主政权之下，或被人民军与游击队所控制。高棉与寮国的大部分领土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民主政府享有巨大的威望。三国人民都意识到他们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一部分，并且正在进行一场英勇的斗争，深信最后必能战胜外国侵略者。斐盖尔强调说：多年以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公然支持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对印度支那进行干涉。千百万法国人民现在都已认识到这场“肮脏的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为结束这场战争而奋斗已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毫无疑问，法国、越南、高棉和寮国人民，以及各国的一切和平战士所进行的联合一致的斗争，一定可以制止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迫使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从这个地区撤退。
本期还发表了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其前身为工人党）总书记布克的“加拿大工人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等文章。（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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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珍爱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军属 顾仲如 述
岳君记
我能够生活在这样幸福、自由的新社会里，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感到无限的光荣和愉快。
我在旧社会里过了六十多年的困苦日子，可真难熬呵！那时候经常吃了这顿缺那顿。我的第四个孩子刚刚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得了病没钱医治而死去了。临死的时候他还哀求我：“爸……爸，给……我…找…个大……夫吧！我……挺不……住啊……”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我恨我为什么不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由于生活的多难，我的第二个孩子还不满十六岁就下窑挖煤去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尽了苦头儿，但是为了养活家里的人，他从来不抱怨我。我的第五个孩子正在求学的年龄，由于无力攻读被迫辍学。他年纪小，刚刚十一岁，还不懂得是谁使他失学，只以为有我这样的父亲太不幸运了。他光知道反对不让他读书的父亲，于是偷着跑了。跑出去了三年多，在外面做过苦工，也当过乞丐，同样受尽了千难万苦，侥幸没被冻死饿死。还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旧社会的苦难。我以为永远也不能翻身了！我恨自己的寿限太长，干吗六十多岁还不死，那时候我总希望早些离开那个腐烂的社会。
天亮了！北京解放了！毛主席的光辉照耀到北京了！我没有想到我能熬过来，能熬到这一天。我简直不能说出我是怎样的高兴。
我鼓励我的孩子参加革命，不久他们陆续考上了革命大学。我真没料到我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顾家的祖祖辈辈也没有上过大学的呀！难道我有这么好的“德行”吗？不是的，这是毛主席、共产党要培养教育我的孩子。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我的第五个孩子顾义乐颠颠地跑回来告诉我：“爸爸，组织上批准啦。批准我南下，您可有了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儿子喽！多光荣呀，我给您恭喜啦！”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南下大军。这以后我就被人称为“光荣军属”了。逢年过节，不知有多少人来慰问。扎着红领巾的孩子们，看着我满脸白胡子管我叫“爷爷”；热诚的青年学生们，到家慰问时对我说：“您的儿子参军了，家里有什么零事儿，您上年纪腿脚不伶俐，叫我们办，不用客气，我们像您的儿子一样。”区人民政府和派出所的工作同志代表政府经常到我家问寒问暖。过节过年一点儿也不用自己操心，什么面啦、肉啦送得全全的；有病时拿着介绍信到指定的医院去治，也不用花医药费；政府为了军属的文化生活，还经常给家里送来电影票、话剧票……这些事儿说也说不完，真像有个歌子说的：“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我从来都不会唱歌，但是现在我总哼着这句歌儿。我的女儿一听见我唱，就说：“我爸爸真是反老还童啦！”是的，我的确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我觉得新社会什么都可爱，那一点儿都值得高兴。看吧！多少穷人都翻了身做了主人。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的做过乞丐的儿子怎么能上大学做解放军呢；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这个在旧社会被贱视被压迫的老头子，怎么能受到尊敬呢；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人民哪里会当家做主，工人怎能会领导国家政权呢？……这一切都使我越想越高兴，越觉着活得起劲儿。我再也不恨我的寿限长了，相反地，我希望多多活几年，好好看看新社会的发展。我愿自己能有这样的福气。
现在我的生活比解放前改善了几倍。孩子们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也不用我多操心了。他们来信这样告诉我：“爸爸，您不用惦念着您的儿子，革命的大家庭可比个人的家庭要温暖得多，爸爸妈妈只能关心我们的寒暖饱饿；而革命组织却时刻关怀着我们的进步成长。”其实我知道我的孩子在革命的队伍里要比在家里好得多，组织上关怀他们正像政府关怀军属一样。我那个当解放军的儿子顾义曾在一封信里满意地告诉我：“爸爸，您的儿子现在再不为失学叫苦了，他已经能写会算啦！他已经是军报的通讯员了。”我的二儿子顾众也在一封信里高兴地告诉我：“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我已经是沈阳日报（他在沈阳市机器十二厂当工人）的通讯员了，上次开评选劳动模范会还把我评成三等模范通讯员呢。”小学都没毕业的两个人，今天居然能成为报社通讯员，这真是共产党教育的好啊！三月二日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我的二儿子顾众的一篇短文：“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奸商是最可恨的人”，当我的女儿念给我听的时候，我真高兴极了，他写得挺生动的，好像代我骂了奸商一样。这些都是在从前梦也梦不到的事情。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的时代里，一切都成为事实了。竟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能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不能忘记，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光荣幸福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
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正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胆敢要破坏我们这幸福的生活。它狗急跳墙、穷凶极恶地在朝鲜、在我国东北撒布细菌，这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愤怒。美国强盗想毒害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想毒害我们祖国广大的人民。它拿出这么毒辣的一着儿，妄想挽回已注定的失败的命运。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决不能饶恕这个跟蚊子一样阴险的、跟跳蚤一样卑污的美国强盗，决不能让它破坏了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决不能！
我年纪老了，自己的力量有限，我要把我的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部贡献给祖国，如果他们能被分配到消灭细菌的最前线，我将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和快慰！因为：我珍爱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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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
苏联“文学报”社论
今天是苏联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一个盛大节日：政府授予一九五一年杰出作品的作家们以斯大林奖金。我们的人民，都热爱祖国的文学，因其新的成就而欢欣，并将从这些杰出的作品里，看到自己正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国家的艺术和文学的不断的成长。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和乌兹别克的，以及其他各民族的因其作品而荣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家，他们都是有权利获得全苏联读者的热爱的。
苏联文学所打开的那个人民劳动和斗争的世界，是多样性的，因此它周围的形象也是丰富的，它的艺术资源也是各种各样的。
过去这一年的优秀作品，都具有一种广泛的、史诗般的叙述的性质，这种叙述包括着许多人的命运和性格，现实主义地创造了人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胜利斗争的一些完整而丰富的画面。
史诗般的叙述形式发展的成功，是根据苏联文学的主导的主题——表现人民在他们的那些最重要的阶段和转变关头的生活和斗争——的要求而产生的。
只有人民，才是兹洛宾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拉辛”、拉吉斯的长篇史事小说“到新岸去”、瓦西列夫斯卡亚的三部曲“水上歌声”、波波夫金的长篇小说“鲁班钮克的家庭”，以及一九五一年其他一些杰出作品的真正主人公。
人民的三十年来的生活——自二十年代起到我们今天——这就是拉吉斯这个长篇小说故事发展的历史范围。这部作品，鲜明而真实地反映了拉脱维亚人民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生活；它告诉我们拉脱维亚人民是如何坚决地和资产阶级断绝了关系并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因此这本作品的巨大意义，不仅限于对苏联的读者。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的朋友们，也一定都是带着注意和兴趣来读这本书的，因为在这本书里，是艺术地具现了历史的经验——它告诉我们各种生活命运不同的人怎样经过了艰苦的历程进入新世界，怎样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波兰人民在人民民主的波兰建立之前的光荣而艰难的道路，各斯拉夫民族命运的富有历史性的统一，波苏两国人民的友谊，瓦西列夫斯卡亚都在她去年出版的三部曲，长篇小说“江河怒吼”里告诉了我们。
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为争取各民族间的和平与友谊的斗争，——这就是鼓舞苏联作家精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苏联的诗，也是站在争取和平斗争的最前线的。诗人吉洪诺夫在他的组诗“两条巨流”里，沉痛而热烈地写出了遥远的巴基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他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呻吟于本国的和美英帝国主义奴役者的双重压迫之下；他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日益蓬勃的反抗和斗争的意志；他激动地告诉了我们巴基斯坦的劳动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谊；此外，他在献给参加华沙世界和平大会人们的那些诗篇里，也创造了一些为和平而斗争的勇敢斗士的鲜明的形象。
叶列明的中篇小说“罗马在威胁之下”，则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奴仆——梵蒂冈罗马教廷和右翼社会党人士的丑恶面目。
被铁托法西斯匪帮所出卖的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悲惨命运，在玛里采夫的长篇小说“南斯拉夫的悲剧”里，描写得很清楚。
对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来说，写历史小说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因为这样就可以去歪曲历史，诬蔑人民大众的伟大运动，贬低这个运动的领袖的价值。可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武装了的苏联作家，却都是创造着过去的真实的画面，首先就是描写人民大众争取自由的斗争。兹洛宾的这部有才华的、革新的作品“斯捷潘·拉辛”，是有权利列入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之内的。作者是以深刻了解历史过程的态度去描写拉辛起义的力量和弱点的，他指出在由拉辛所率领的哥萨克自由散漫的人群与农民大众斗争之间的区别。运动的领袖——斯捷潘·拉辛的强有力的，同时又是悲剧的形象，是完全表现出来了。
我们的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走的都是研究家和艺术家的困难的道路。对于远东的过去的情形，我们很少有人去研究它，但查多尔诺夫创作了三个长篇：“黑龙江——亲爱的爸爸”、“遥远的边疆”以及“走向太平洋”，这三部作品显示了俄国人民的才能。
尼库琳的那个写一八一二——一八一四年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是对那些力图贬低俄国把欧洲各国人民从拿破仑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的作用的历史伪造者的有力的答复。
艺术性的素描，已经成了苏联文学公认的、流行的体裁。对现时生活的敏锐的感觉，善于选择一些最富于特征的事实，并把它们提高，概括地加以描写，这就是波多拉茨基的素描所以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原因。
我们的整个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为了儿童的文学。诺索夫的中篇小说“维加·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在家里”，奥谢耶娃的“瓦小克、特鲁巴切夫和他的同学们”，以及别里亚耶夫的三部曲“古老的堡垒”，都证明了儿童文学的新成就。
在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中，有两部论述苏联文学卓越的大师的专著。在果尔卡柯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教程”和布莱尼娜的“康士坦丁·斐定”两部作品里，我们可以得到对于天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著名语言艺术家之
一斐定的重要的和多方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的道路。苏联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成就，迫切要求这种同样的专著出现，好帮助我们艺术得以顺利地发展。
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文学成就时，我们就不能不为苏联作家的日益成熟的技巧而高兴。
古典传统的发展和革新——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不可分割的特点。就是这种有机的结合，才能够完全表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性质和为完全表现艺术的特征、为自由发展创作的个性打开无限的可能性。……
描写西伯利亚乡村的长篇小说“斯特罗哥夫一家人”的作者莫尔柯夫的那种平静的、不慌不忙的手法，激动着、洋溢着抒情的独白和政治性穿插的瓦西列夫斯卡亚的散文，创造了格鲁吉亚妇女——人民之母的综合形象的列昂尼则的诗的现实主义的象征，描写诗人沿着全国困难道路旅行的卡普奇卡恩抒情诗，——上述这些作家的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怎样地各有特色！
全面地为我们文学的多样性而奋斗，是文学批评重要任务之一。
斯大林奖金的授予，永远使我们想到，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什么事情应当做好，以便使成就更加显著。向文学提出高度的要求，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法则了，因为苏联作家现在是面向着为过去文学从来所不知道的广大读者群众。千千万万的读者群众，不仅只意味着作家的巨大幸运，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巨大的创作责任。提起文学家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我们就不能不经常想起马克西姆·高尔基。他说：“你们是为千千万万的人而写作，因此，这种事情就不能马虎。这要你们对严格的工作负责任，对字句一定要用老老实实的态度使之非常清楚明白，你们所有将借以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达自己的经验、印象的方法，一定都要特别地准确。”
高度的要求，这是我们文学经常不断改进的保证。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艺术文学的意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关于意识形态诸问题的决议，都是贯串着这种要求的精神。
任何打算降低对作家的要求与这样的或那样的打折扣的企图，无论是怎么样的想法，对文学都是不会有好处的。过早的和不应该得到的高度的评价，只能妨碍作家远大发展的前途，产生一种使创作遭致灭亡的自满。
一如以往的那些年头一样，工人阶级的主题是我们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近来出现了不少的作品，其中主要的主人公都是工人革新家。但是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未能达到我们文学的一般高度的水平。这是因为作家们在描写工人时，总还不能把自己的主人公的精神、兴趣、个人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完整地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文学不断的发展告诉了我们，有些艺术家在表现工人阶级时，还是已经获得了成就，因为他们是完全按照生活的真实描写苏联工人和现实的各方面的不可分开的联系的；因为他们是把苏联工人当做一个引导的和推动国家全面前进的决定性的力量来表现的。
在谈到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所给予苏联作家的崇高的要求时，日丹诺夫说：“我们武器的种类是很多的。苏联的文学有一切可能按照这些武器（文学创作的种种样式、体裁，以及手法）的多样性和完整性来采用它们，并把过去各个时代在这一部门中所创造出的最好的东西选出来以供使用。”（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辞）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这样说，我们的作家都是同样成功地采用着文学武器宝库的所有武器的种类了呢？不，暂时还不能这样说。如讽刺作品的那种战斗式样，就远落后于生活的要求。最近我们就找不出那样著名的讽刺作品——用无情的嘲笑作武器，去鞭笞人们过去的落后的意识，鞭笞所有我们生活中还常常遇到的那些落后的、异己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妨碍我们前进。
真理报在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的社论中说道：“要胜过果戈理和锡且德林！”把讽刺作品拿起来作为我们的武装！这是苏联文学家重要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是负有显示共产主义真理的胜利力量的使命的，它一定要无情地揭露过去的那些残余，大胆地描写这些残余的代表人物。只有不聪明的人，才去干那种妨碍书中、舞台上、银幕上否定现象的尖锐的揭露的事情。绝不许可这些人用什么在我们的现实中并没有冲突做“理论”上的藉口，以伪装自己的短见和怯弱。
这种论调的危害性，在戏剧部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戏剧部门中，“没有冲突的戏剧”的解除了武装的“理论”，已经成为剧作家和剧院工作的障碍物了。
在指出祖国文学今天的成就时，对于向来还未能克服的落后的一面——文学批评也不好缄口不言。这种批评的落后，首先可以从这一方面看出来：就是有很多批评家，不去很好地认识和研究生活，在判断事物时，不是以生活的真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知识为根据，而是以那些杜撰的教条和公式为根据。
要求在生活的发展和运动中作深刻的研究——这是所有的作家都必须要做到的，文学批评家也不能例外。
今年，还有一些外国进步作家的杰出作品，也首次和苏联作家们的作品同时地在苏联报纸上公布荣获了斯大林奖金。这一非常合理与富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证明了我们文学家友谊关系的扩大和我们外国朋友的伟大的成功；在他们的作品中，全都鼓舞着为争取和平与民主斗争的伟大思想。
同时，正当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背叛自己民族文学的传统，用一些按照美国标准而写出来的作品沾污祖国语言的时候，西方的那些进步作家仍在继续着并发展着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传统。
有才华的艺术家、现实主义者斯提尔的那部描写法国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反对美国占领者及其法国的那些忠实的奴仆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打击”，是法国进步文学的伟大的政治和艺术的胜利。
在自己命运里反映着伟大的历史变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文学，现在正体现着壮丽的繁荣。
曾不懈地在本国宣传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卓越的作家，民主主义者鲁迅，曾在他的一篇充满了烈火般的热情的论文里说过这样的话：“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鲁迅全集第六卷四八四页）自从这些话说过了以后起，中国文学就富有成果地研究并利用着苏联文学的经验，根据这种经验在自己工作中创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
苏联作家和观众，都非常喜欢贺敬之和丁毅等合写的“白毛女”。这个剧本初次上演，就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反对历来的人民的压迫者——地主——运动的普遍的高潮。
此外，描写中国农民阶级觉悟和农村土地改革的，还有丁玲和周立波的两个长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也有巨大的成就。这些由于积极研究新的现实和不断地向苏联文学学习的结果而获得的成就的具体表现，那便是匈牙利作家亚采尔的长篇小说“在自由的天幕下”和纳第的短篇小说“和好”。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掌握，正在全世界进步作家的面前展开着新的、广大的视野！
苏联人民，正以苏联的科学、技术、艺术、以及文学的成就而自豪。斯大林奖金之授予那些学者、研究家、发明家、文学家，——这就是我们祖国不断进步的见证。
为共产主义思想所鼓舞，以有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而奋发的我们的作家，正在创造着新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颂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领导全世界进步人类为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而斗争的苏联人民的。
（蔡时济译自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苏联“文学报”，原载一九五二年第七号“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