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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盗窃犯贺衡夫已被逮捕归案
中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大家一致拥护政务院命令
邓子恢副主席号召接受教训争取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中南军政委员会在四月五日举行了第七十六次行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处理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检举出来的大盗窃犯贺衡夫的严重违法乱纪和祸国殃民的罪行的问题。这次会议，邀请了武汉市、湖北省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武汉市工商界人士列席参加。
会议首先由武汉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魏今非报告在“五反”运动中被店员、职工检举揭发出来的贺衡夫的大盗窃集团的罪恶事实；并转达了国际贸易业全体职工希望人民政府予这个大盗窃犯以严厉惩处的要求。
关于贺衡夫的大盗窃集团罪恶事实的报告，引起全体与会人员的震惊和愤怒。水利部刘斐部长、农林部陈铭枢部长、参事室聂国青副主任、彭一湖副主任、民政部李明灏副部长、张难先副主席、张执一秘书长、司法部黄琪翔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李一清副主任、交通部贺贵严部长等相继发言，一致表示应当立即撤销大盗窃犯贺衡夫在人民政府的所有职务，逮捕法办，并予以严厉的惩处。张难先副主席说：“贺衡夫贩卖毒品，危害人民，数量之大，极为惊人。仅仅这个罪恶，已是死有余辜了。”刘斐部长说：“贺衡夫披着民主人士的外衣，却进行着这样骇人听闻的勾当。他的罪行，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五毒’之外。他所给予中国人民的损失，也不是几千亿或几万亿元的数字所能估计的。”陈铭枢部长说：“贺衡夫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是个叛卖人民、危害国家、毒害民族的万恶的魔鬼。这样一个穷凶极恶向中国人民进攻的大盗窃犯，万死也不足辞其咎。”黄琪翔部长和聂国青副主任都说：“贺衡夫的案件说明，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奸商，一个通常的盗窃犯和走私犯，而是一个严重危害国家人民的重大罪犯。”李一清副主任说：“二年多来，我们有关财经问题重大措施的会议，他都参加了，国家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损失，是不能用数字估计的，我要求将这个人民的蟊贼予以严厉惩办。”贺贵严部长说：“贺衡夫盗窃集团的被揭露，是我们在五反运动中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除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外，应首先归功于广大职工。”张执一秘书长说：“人民政府对贺衡夫已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对这样的人再宽大，就毫无道理，就不能说服人民与干部，也不能教育工商界本身。因此，我也主张予以严厉的惩办。并且希望还没有彻底坦白的工商界人士能以此为鉴，迅速交代自己的问题，不要再走贺衡夫的道路。”
武汉市人民政府陈经畬副市长在会上报告，他曾代表市长和贺衡夫恳谈过六七次，劝导他坦白悔过，人民政府之对他仁至义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却坚持错误不肯认罪。陈副市长说：“贺衡夫的犯罪行为，不仅伤天害理，而且毫无人性，他所贩运的大量毒品，不知杀害了我国多少同胞！他不仅是工商界的敌人，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我认为，除了逮捕法办、予以严惩外，必须将他盗窃国家的财产，全部追回。”
各民主党派人士发言，反映了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分部负责人之一耿伯钊说：“像贺衡夫这样的人，不严加惩办实不足以平民愤。”农工民主党湖北省负责人施方白说：“群众对于贺衡夫的罪恶，是极度愤恨的，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从严惩办。”民主同盟武汉市支部主任委员马哲民说：“我们不仅要严厉惩办贺衡夫，而且必须从这个案件使人民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向国家人民进攻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坚决打退这种进攻，并从根本上肃清这种罪行的流毒。”
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代主任委员华煜卿、秘书长吴传启和委员余金堂的发言，列举事实，说明贺衡夫两年多来一贯破坏和抵抗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破坏群众运动，并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华煜卿说：“贺衡夫在工商界中散布的毒素，是至深且巨的，我们一定要逐步和彻底地肃清他的反动影响。我们也建议人民政府严厉惩办这个大盗窃犯，以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武汉市工商界。”
至此，邓子恢副主席作结论指示。他说：“贺衡夫身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犯下了这样大的罪恶。他明目张胆地、大量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用‘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许多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大量的盗窃国家财产，而且更伤天害理地大量地走私贩卖黄金毒品，毒害人民。这些罪行都是不能容忍的。在案情暴露之初，武汉市工商联和武汉市职工代表即曾提出撤销贺衡夫在人民政府中一切职务并将其逮捕法办的要求，我们为了慎重处理，并希望贺衡夫能够彻底坦白悔过，一方面积极考察案情，一方面耐心进行劝导。希望他能够翻然改悔，争取从宽处理。除了陈经畬副市长代表市长的几次规劝，张执一秘书长还代表我亲自晓以大义晓以利害。但是贺衡夫狡猾绝顶，拒不坦白，坚持抵抗我们对他的挽救，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今天这个大盗窃案虽未完全结案，但案情已经大白，性质极端严重，如不严肃处理，不足以申国法而平民愤。大家在讨论中的发言都是好的，我们必须立即撤销他在人民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并立即予以逮捕法办，这种处理我们已事先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待案情最后查清后，再依法治以应得之罪。”
会议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撤销贺衡夫在人民政府的一切职务，并立即予以逮捕法办。
邓子恢副主席在结论中继续指出从这个案件中应该汲取的教训。他说：“贺衡夫及其所领导、指挥的奸商集团的被揭发检举，再一次证明了不法的资产阶级向共产党、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的严重性，这是铁证如山、无可置辩的事实，并不是夸大其词或危言耸听；也再一次证明了不法的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从经济、政治、组织和思想等各方面来进行的。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再接再厉，彻底打垮不法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取得‘五反’斗争的全部的、彻底的胜利。”
邓子恢副主席指出：“贺衡夫的下场，工商界特别要引为殷鉴。大家不要再走贺衡夫的道路。谁要走这条道路，谁就一定要像贺衡夫一样的身败名裂。人民政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共同纲领也没有修改一字，今天还是新民主主义，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四大朋友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要贺衡夫那样的朋友。守法的、依照共同纲领办事的、进行正当经营、服从国家和国营经济领导的工商业者，人民政府仍然坚决予以保护，并保证其正常利润。因为中国人民今天需要这样的私营企业，它的存在和发展符合于中国人民当前的利益。今后工商界要改善经营管理，树立新的商业道德，真正做到物美价廉、货真价实，从加速资金周转和薄利多销中去取得正当的利润，决不要再想做一两笔生意就可以发横财。同时，工商业者还必须依靠工人、店员，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监督，实行真正的劳资两利，借以积极改善经营、发展生产。现在武汉市有将近三万工商户已经分别作出了结论，应当鼓励他们积极恢复业务和发展生产，特别是支持春耕生产和荆江分洪工程，努力恢复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繁荣经济生活。国家银行、贸易部门也应坚持和迅速恢复业务，并予正当工商业者以必要和可能的支持。
“从贺衡夫大盗窃集团的被揭发检举，我们也应当再次看出依靠工人阶级这个伟大的真理。贺衡夫大盗窃集团，规模庞大，组织不可谓不严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的他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暗的他跨着‘青’‘洪’两帮。几年来他指挥这个奸商集团肆无忌惮地盗窃国家财产，进行走私贩毒。但是由于充分发动了职工，终于被揭发出来。这又一次具体生动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今天‘三反’和‘五反’运动，要发动群众；明天进行生产建设，更是要发动群众。在‘三反’运动中，许多干部垮下来了，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新生力量的成长。‘三反’运动，正是一付良好的清泻剂，把一些坏的残渣清洗出去了，同时即生长和发展着健康的肌体。历来革命工作的经验证明：干部不是从训练班里出来的，而是从革命运动中考验培养锻炼出来的。让那些堕落腐化的分子倒下去吧，让那些新生的力量迅速成长起来吧！我们一方面要精简机构，一方面要大胆地、越级地、破格地提拔在运动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到新的、领导者的岗位上去。过去，我们没有把店员和工人充分地发动起来，这次‘五反’运动中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这是我们一个极其伟大的收获，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干部源泉。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工人阶级，而且，一切工作也都是为了发动群众发动工人。发动群众，从当前的任务看是革命的基本手段，而从革命的长远任务看，则是我们在一切运动中的基本目的。为了取得‘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完全认清‘三反’、‘五反’的目的性，必须继续深入地发动群众，并从运动中继续发现和培养大批新生力量，源源地充实我们的干部队伍，准备和参加我们即将大规模展开的伟大建设事业。”
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议，已于四月六日下午三时把贺衡夫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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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大奸商贺衡夫的盗窃集团
顾文华
贺衡夫的大盗窃集团，不仅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而且大规模地走私贩卖黄金、毒品，私运战略物资到国外。他们的业务是：桐油、鸦片、吗啡、黄金、钨、锑、锡、水银、汽油和纱布等等；几乎凡是能盗窃者尽量盗窃，凡是能够经营者都要盗窃。
贺衡夫大盗窃集团为了进行这些勾当，用尽了一切奸计。国家的经济情报，他们是要偷的；国家经济机关的业务领导权，他们是要夺的；国家经济机关的干部，他们是要勾引的。至于一般的行贿、偷税漏税，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贺衡夫表面上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其实是国民党的忠实门徒，“青”“洪”两帮的要人，“善堂”的点传师。奸商集团中人尊称之为“七爷”（他排行第七），广大工商业者背后叫他“火雀子”、“水晶猴子”，因为他是杀人放火起家，又是“四面取巧、八面投机”的人物。正如汉口大成分行职工检举书上所说：“大奸商贺衡夫，披着‘民主人士’的外衣，窃踞工商界领导地位，混入了人民政府，他口里喊着为人民服务，暗地里却干着危害国家的勾当。以贺衡夫为首的盗窃集团的罪恶，正是资产阶级有组织有计划地疯狂地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的典型例子。” 一、贺衡夫的真面目
武汉是我国最大的桐油集散市场，也是出口桐油最便利的口岸。
贺衡夫于一九零八年就在武汉荣昌油行当学徒，当时的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祸害”的绰号。贺衡夫的父亲也是个店员，服务于军阀吕超伯（又是当时湖北盐务局长）开设的维新当铺。贺衡夫因之攀上了军阀吕超伯。贺衡夫做了三年学徒以后，就在汉阳黄陵矶开了一个油盐坊；油是向荣昌油行借的，盐是偷盐务局的。但偷窃还嫌不足，他曾经杀人放火取得“横财”。一九二一年，他卖出了三百吨桐油（合六千担），当时每担四十八两银子，他就掺假掺杂攫取暴利，将二十两银子一担的杂油（豆油麻油梓油的脚油）放在桐油里面，掺假成分达到百分之六十。他一次获得暴利一万一千两银子，但这两个买主因为上当太大，不好回去交货，因之跳海自杀。这个时期，他每天跑洋行，又结识了帝国主义商人。据他自己供认，他曾先后放了三次火，而以在汉阳放的一次“得利”最大。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他在汉阳木架栈房中堆油，他把客户的存油和自己的油一共保险十一万银元，保险之后订下放火计划。放火之前两天，他把厂中的存油全部下走。到那天晚上，他指使为他看管坟山地脉的一个“阴阳”先生放了一把火。这次他依仗商会势力，胁迫保险行赔偿，他实得保险费十一万银元；至于他暗吞客户桐油所得，还未算在内。贺衡夫就是这样巴结军阀、洋商，祸害祖国同胞起家的。
贺衡夫由于手段圆滑，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在武汉市工商业界任要职。一九二七年左右是油业公会理事长、汉口市商会常务理事，一九三一年左右是商会理事长，解放后又是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他在一九四七年还做过国民党“戡乱委员会”委员、伪武汉市参议员，真是“亦商亦官”，“亦官亦商”。解放后，他用欺骗手段混入了人民政府。人们称他为“不倒翁”，又名“老狐狸”。
他之所以能够混入人民政府，是安排了巧计的。当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逼近武汉时，他盗窃了一批物资，转运到香港。这批“财产”要处理，又要看风色，于是他就串通国民党军队，在他“藏”在朋友家里的时候，“抄”了他的家，他就用“避乱”为藉口到香港去，也以此假装进步，讨好于即将获得解放的人民。人民政府宽大为怀，争取他回国参加工作，企望他领导武汉市工商界，好好为人民服务。但他看见诡计已经实现，就大胆地重干起盗窃勾当来。
他以多样的两面手段，取得了武汉市工商业者中的落后分子的拥护。他对人表示：“公开场合要讲政策话，背后要讲老实话。”他为了破坏人民税政的信誉，在一九五零年三、四月间叫嚣说：“张罗先进货，五月定能光。”（当时武汉市税务局长是张先进同志，财政局长是伍能光同志；他借这两个同志的名字的字音，叫嚣说资本家“五月就要完蛋了。”）他喊叫“税重”，骂人民政府是“杀鸡取蛋”，以掩护他们的盗窃勾当。他的政治进攻还不止此。他竟猖狂到在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破坏。他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接着就回过头来对工商业代表挤眉弄眼说：“伙计们！我们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了。”他这些政治进攻的阴谋，紧密地结合着他的经济盗窃活动。
直到这次“五反”运动中，贺衡夫还猩猩作态地说：“不求实学而求虚名，必遭奇祸。”其实，他的盗窃罪行已经震惊全国，这已不是“虚名”所能掩盖的了。他一面主张工商界要“争取主动，早日坦白”，一面放出上边这种玄妙的遁词。他在这些
“政策话”之外，暗地里造谣说：“五反就是要钱。”“人下水，钱起坡。”以此指示他的盗窃集团转移财产到国外。他的两面手腕还不止此。他一面“带头检讨”，一面在听到他的集团中的重要分子刘艺坦白套取外汇后，警告刘说：“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知道我贺衡夫的厉害，我是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又是‘青’‘洪’两帮的要人。”
二、组织秘密集团
贺衡夫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从香港回到武汉，就召集他领导的奸商盗窃集团的班底，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宣称：“现在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原班人马加强起来。”所谓“原班人马”，就是七家油行和两家国际贸易行；所谓“加强起来”，就是后来奸商们分别以“派进来”“拉过去”的手法组成的巨大的盗窃网。贺衡夫在二、三月间第二次秘密会上郑重交代：“我们这个组织已经健全了，不过要注意今后的工作，特别谨慎和检点。”这个集团的组织严密，计划周详，贺衡夫的阴谋进攻、布置盗窃是蓄谋已久的了。
贺衡夫大盗窃集团在解放前的班底，原是有名的
“七家油行”，即：乾昌、永生、晋昌、其昌、源昌、春源、同义。这七家油行是可以左右武汉的桐油市场的。它们组织了“七家油行聚餐会”，计划着投机买卖。一九四九年初，义瑞与华年两家国际贸易行又加入了；因为义瑞与华年在与帝国主义进行桐油交易中是有牌子的，可以担负把盗窃所得直接输往国外的任务。当时，淮海战役胜利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全线崩溃，贺衡夫在他的私宅“怡庐”召集奸商集团会议，商讨盗窃即将归于人民所有的敌伪物资。这个集团以贺衡夫为首脑，张利生、李景文副之，会计是刘艺，总务是张利生兼，财务是贺荷荪（贺衡夫之长子），业务是张达生，秘书是刘心如（一九五零年三月以前为刘艺），以上都是核心人物。其他还有事务朱显之，参议俞秀庭，帮助总务与业务者为叶教菴、唐友于、周德玺、吴雨庭。这个大盗窃集团的成员即为上述七家油行和两家贸易行的老板、经理等。贺衡夫是乾昌油行的老板，张利生是永生油行的老板，贺的外甥李景文是义瑞行的经理，刘艺是华年行的协理。这个大盗窃集团汇同伪中国植物油料厂经理杨守衍、副经理朱庭漠、高级职员孙光裕、孙家松等，以及粤汉长运输行的汪柏青及其他有关人物，盗窃了伪中国植物油料厂的大量物资。
贺衡夫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回武汉后，就逐步扩大了盗窃组织。他们继续拉进去的人有湖北省贸易公司业务科长杨孝炎（叶教菴的内弟，由叶派进去的），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许锺毅，该局进出口代理科长严格，该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倪同甲（由贺衡夫指使李景文派进去的），中国银行副理陈安性（贺衡夫要他“留”在中国银行里的）、柯云程，武汉市税务局的薛吉罡、熊惠群，中南油脂公司的汤舜耕等。此后七家油行为了便于盗窃和走私，先后转营国际贸易业，便把集团名义改为“国际贸易轮餐会”。国际贸易商业会成立后，这个集团就以该会的“油脂小组”的面目出现，以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便于隐蔽走私盗窃活动，也便于向国家经济机关及国营贸易进攻。
三、极尽盗窃之能事
以大奸商贺衡夫为首的盗窃集团组成了，他们干些什么事呢？他们盗窃了大量国家资财和国家重要经济情报，他们胆大包天地走私黄金出口和贩卖毒品进口，他们还把战略物资钨、锑、锡等大量私运出口。
这里先说一说他们的盗窃勾当。这个问题分两方面来说：即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盗窃物资。
贺衡夫大盗窃集团利用他们的爪牙及贺衡夫的职位的方便，曾经盗窃了国家的重要经济情报。贺衡夫于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参加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时，盗窃到手的经济情报有：中南粮食产销情况及调剂办法（并附有粮食产销参考材料十二份），关于公私企业领导问题的指示，中南区一九五零年合作工作计划纲要，中南区纺织、卷烟、煤炭、火柴、榨油五大生产事业概况及一九五零年下半年产销计划，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的参考资料等等重要文件和参考资料十七种。这些文件是发给出席会议的委员们准备讨论意见的，规定要第二天交回。奸商贺衡夫把这些文件带回工商联去，要二十多个职员一夜抄下来。一九五一年二月九日下午二时，中南财经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委务会议，农林部朱江户副部长报告中南一九五零年林业总结一九五一年林业生产计划的文件，也被贺衡夫偷去了，他送给汉阳竹木商传阅，便于他们进行投机活动，使湖南等地国家林业受到重大损失。
人民政府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曾计划采取“以货易货”政策。在公布之前，贺衡夫就从许锺毅那里获得了这项情报。他一面派专人把这个情报及易货详细项目送往香港，以便使美帝国主义立即对我加紧“封锁”；一面又在国内市场大肆造谣诋毁，称这一办法为“死办法”。当时奸商们正有一批桐油要想出口，他们就叫嚣限制桐油出口为“桐油悬案”。后来允准出口，“国家财产损失达八十亿元”（李景文自供）。
武汉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许锺毅等加入盗窃集团后，这个局实际上就被篡夺了。中央及中南拟议中尚未公布的某些重要经济情报均由许锺毅供给奸商，这个盗窃集团中的刘心如可以随时到倪同甲那里看秘密的国际经济情报，并且可以抄写带回。
一九五一年贺衡夫在中南财委参加会议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一九五一年的贷款计划的经济情报以后，就组织他的盗窃集团向国家银行积极进攻。其中仅乾昌一家，一九五一年就从中国银行得到贷款二百四十多亿元。贺衡夫除了利用经济情报组织进攻外，并且结合他的坐探陈安性、柯云程的奸细活动，得到贷款特别方便的机会。例如他押款的桐油大都是空桶，只在周围用些装了桐油的桶打打掩护，贷款就可以骗到手里。
现在再说他们盗窃国家资财——桐油的部分。贺衡夫盗窃集团在解放前后盗窃的桐油，根据检举材料初步统计，即达五十二万六千七百担以上；按每担五十四万元计，共值人民币二千八百四十四亿一千八百万元。这五十几万担桐油中，约有三十五万担是伪中国植物油料厂的敌产。当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的时候，伪中国植物油料厂分散在武汉市民生、三北、招商局各公司仓库趸船上的，以及存放在各家油行和三十只民船上的存油，眼看就要归人民所有。贺衡夫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奸商秘密会议上说：“这些物资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留一点给他们。”于是，他们以如下的方法把存油盗运一空：一、伪中国植物油料厂向各油行所购存的桐油，直接由各家油行运走；二、各家油行以买廉价油的名义，直接到伪中国植物油料厂下油，或者把伪中国植物油料厂由各产地来的油，直接在河下改换唛头过驳运走；三、来不及抢运的，即以各家油行名义分散存放，解放后陆续装运出口。
解放后，这一盗窃集团胆大包天地盗窃中南油脂公司和湖北省贸易公司（先是土产公司）的桐油。他们盗窃的方法有这样几种：一、把公家存油私运出口，作为他们的资金周转。二、抢夺。如一九五零年十月，油脂公司在其昌油行存油五千三百担，贺衡夫指示其昌行奸商朱显元，勾结贪污分子汤舜耕，趁油脂公司大批油脂涌到的机会，采用“赶马混骡子”的办法，干脆把其昌的这笔仓单圈销完事，这批桐油就成了奸商的财产，改换唛头，运出国外。又如，一九五零年六月初，湖北省贸易公司由产地到有木船二十多只，共装桐油二千七百余铁桶（十万零二千六百担），计二十车。当时贺衡夫集团派出大批人员，两天功夫，就把这批油中的十车刷成“华年”唛头，把十车刷成“义瑞”唛头，各样手续齐备，几天后就把这批油交给长城、粤汉渝两家运输行，运到天津转口运往香港。三、串通内奸，以坏货充好货，盗窃加工油，以坏油作好油的样品，使公家不要便于收购。
这个盗窃集团所有一切出口货物应办的货物证件，全是由内奸伪造包办的。盗窃集团重要分子李景文、刘心如伙同派进对外贸易管理局的坐探倪同甲和被拉过去的陈锺毅，盗出了这个局盖了印的空白进出口许可证正本一百张，分给各家油行。汉口中国银行的图章由陈安性盖好，用时自行填写。税务局内被拉过去的贪污分子薛吉罡、熊惠群负责供给假发票、动向书和空白税票，要用就填。税票上所需要的人民银行收款图章，他们把图章样式寄到香港，在香港照刻一个带回存放在薛吉罡、熊惠群手里。运输由粤汉长运输行奸商汪柏青包办。广州出口深圳方面海关由广州义瑞行负责，在香港方面勾结了检验人员。这个盗窃集团的严密组织，使所有盗窃走私物资出进通行无阻。
他们除了盗窃桐油之外，还曾盗窃棉纱、棉花、棉布等物资，数目也很惊人，这里不再详举。至于其他物资私运出口的也很多，如土产中的五棓子、木耳、猪鬃、牛羊皮、生漆、豆饼、苎麻、白木耳、豆油、生仁、麻袋、芝麻、茶油、香油、菜油、皮油等，贵重药材如当归、麝香、伏苓、大黄等，再如军用物资水银、钨、锑、樟脑油、机油、汽油、铁桶等。
四、走私黄金贩卖毒品
贺衡夫大盗窃集团所盗窃的物资数量是惊人的，而他们走私黄金出口，贩卖毒品，为害的严重性和数量的巨大，更要惊人。
贺衡夫大盗窃集团在走私贩毒方面，曾经大量私运黄金、白洋、美钞、金钢钻、白金出口，贩入烟土、海洛因、吗啡、白面、红丸等毒品。他们在桐油桶里装入黄金等出口，用奶粉、罐头等装进毒品来。他们进出口走私伪装的方式是说不完的。他们把这些违禁品放在桐油、药材、麸皮、生漆、芝麻、青豆、五棓子、包谷等物资内出口，也曾在打字机里装烟土进口，也有的放在颜料内、立德粉内甚至汽车胎内。有一次，他们在印度产地即以“高级保险粉”为伪装运入国内六万两吗啡。
要统计他们私运黄金、毒品等出进口的数字，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据李景文的坦白，仅他所知者，解放后就贩运进口白面五十万两、鸦片三百五十万两，出口黄金三百万两；解放前进口的有鸦片四十八万两，白面六万五千两。据晋昌贸易行高级职员朱伯誉的检举，解放后偷运出口黄金八十六万两。
在黄金出口、毒品进口的时候，这个盗窃集团的成员在香港、广州、汉口等地用一套密号联系，黄金的代号是“黄岑”，鸦片的代号是“油墨”，吗啡的代号是“奶粉”等等。
奸商们贩卖大量的毒品伤害了多少善良的人民，是无法统计的。他们的这种滔天罪行，怎能不引起全中国爱国人民的义愤！
五、必须彻底制裁
以上所说的贺衡夫走私贩毒大盗窃集团的罪恶，还仅仅是全部案情的一小部分。对于贺衡夫盗窃案的控诉，正如有些工人店员所说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武汉市七家油行联合举行的斗争大会，一连开了四天，但是检举还没有结束，还有六十多人要求检举。贺衡夫大盗窃案的破获，使我们增加了斗争经验，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他们猖狂进攻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武汉市参加“五反”运动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店员们，有决心有信心弄清这一盗窃集团的全部案情，并且一定要很好地制裁这批奸商们。以贺衡夫为首的这一个走私贩毒盗窃集团，对共产党、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的进攻是极其猖狂的极其严重的。他们把国家的人民的财产大量偷盗到香港、台湾、美国去，这些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奸商，而是一伙凶恶的强盗，一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为了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了保障革命胜利果实，我们全体爱国人民应该一致起来围攻大奸商，彻底肃清一切奸商的盗窃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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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清华大学外籍学生江冬妮等
抗议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生。我们和全世界和平人民一样，愤慨地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大规模屠杀和平人民的、为国际公法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美帝国主义这一疯狂行动，是它企图奴役爱好和平的朝鲜人民的阴谋被粉碎之后的狗急跳墙的表现。这些所谓“文明”的野蛮人，在怡然自得地焚毁、破坏朝鲜的城市、乡村、学校、图书馆、纪念碑和文化宫等等之后，又发动了细菌战争，妄想杀尽全朝鲜人民和屠杀世界上更多的不愿意受它们奴役的人民。但是，我们确信，美帝国主义者一定要被全世界和平人民所击败。全世界和平人民必将斩断美国细菌战犯的无比罪恶的毒手。
全世界和平人民的正义法庭必将给细菌战犯们以严厉的制裁！留清华大学的东欧学生：江冬妮 贾学烈 发思 亚诺斯 李希孟
柯来曼 伊达和 郭玛丽 董伯若 廖宁 黄健 吴光启 石端
施乐文 齐乐夫 史涤凡 文采琳 路爱德 史以锐 叶安多
尤山度 高思德 鲁塞克 米伯尔 毛多恕 季连绰 张玛亚
罗明 梅维佳 戴伯纳 杨亚娣
萨安娜 海兹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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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战胜凌汛
绥远境内黄河水害将变成水利
编辑同志：我们绥远省的春季凌汛，由于全省党、政、军、民的努力，已经安然度过了。在最紧张的阶段，沿河的农民日夜监督防范，人民的炮兵日夜轰击冰桥、冰坝。更使我们喜欢的是，毛主席派飞机给我们办了好事。包头、萨拉齐、托克托三县之间，曾结了几处大冰坝，由于飞机和大炮的轰击，只一天的工夫，冰坝就给轰开啦。这一伟大的胜利，保障了沿河两岸二十五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四十六万二千九百亩耕地的及时播种，给今年争取农业丰收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在反动派统治时，绥远省境内的黄河春季凌汛年年成灾，蒋介石的飞机炸死过绥远省的人民，却没有见他们来炸过冰坝。解放以来，毛主席在去年和今年已派过两次飞机来绥远炸冰坝，给我们办好事，还领导我们修黄羊闸。黄河这个大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将要被我们征服了。它再不能卷走我们的牛羊，淹没我们的田园了。我们将使它驯顺地流到我们的地里，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光景。
我们感谢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坚决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 张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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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皖南广德县领导干部思想麻痹
境内山林地带连续发生烧山事件
编辑同志：皖南广德县山林地带，自三月三十一日起，二、三、五、六、八等五个区二十个村，连续发生纵火烧山事件，山林损失极为严重。以六区茆林村为例，就烧毁山林一万二千多亩，树苗二百四十余万株。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四月一日，洋河村的农民张学良，因上坟烧纸，引起林火，共烧了茆林村的山林七千多亩，树苗一百四十余万株。同村农民傅光弟（青年团员），为了开荒种烟，曾经放火烧山。大家扑灭了他放的山火，并且规劝了他。他不听村民的劝告，再度放火烧山，这次火势很大，共烧毁山林五千多亩，树苗一百多万株。此外，该村农会主任王成材，因点火吸烟，烧毁山林一百多亩，树苗二万多株。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县的县区领导干部思想麻痹。他们既没有向农民进行深入的关于护林工作的宣传教育，又忽视对护林组织的领导，因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建议有关部门除给破坏山林者（已拘捕）以应得的惩处和教育外，并予失职的干部以适当的处分。
芜湖专署生产防旱办公室 陈信之 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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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固始县人民政府
应即制止群众烧山开荒
编辑同志：河南固始县某些乡干部，带领群众烧山开荒，这种现象应即制止。该县八区长江河乡乡长张士国、副乡长张贤才等，于三月十四日带头在五十度以上的高山上放火烧山，大火燃烧一天一夜，波及面积约二千五百亩。这一带的农民，有的还在烧山开荒，有的在乱伐林木。
我建议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政府迅速制止这种违法行为，以贯彻政府封山护林政策。 何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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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认识了造林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绥远凉城农民保证造林四万亩
编辑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绥远省凉城县召开了全县林业会议。林业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青年妇女和热心林业工作的老农共一百零六人，在会上经过热烈讨论，订出了今年全年造林护林工作计划，并向全省各地提出挑战竞赛。由于他们认识到森林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所以提出今年全年保证完成造林护林四万二千余亩，育苗二百亩，零星造林八百一十五万二千九百九十苗的任务。并且保证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们提出的这一计划，超过上级分配的任务的五倍以上，等于全省全年造林任务的半数，并且不向政府要求任何经费。凉城是一个只有十三万九千人口的县份，在气候不良，土质贫瘠和劳力、秧苗缺乏的条件下，勇敢地提出了这个造林计划，并保证完成，我们觉得这对其他地区是会发生很大鼓舞作用的。
绥远省人民政府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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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山西河津县人民政府
应领导农民合理地使用政府贷放的豆饼和黑豆
编辑同志：三月三十一日，我们学校有的同学在河津县奕村集会上进行宣传工作，听一位农民反映说：“政府贷肥为了增产，可是有些人把豆饼拌菜吃了。”在宣传总结会上，阎便子、王国栋等同学也反映说：“芦庄、西崖底等村部分群众见棉田已有肥料，都把黑豆喂了牲口。”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政府贷给农民豆饼，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肥料问题，协助农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政府应当认真领导农民合理使用贷肥。我建议有关部门检查并制止这种现象。
山西河津第三完全小学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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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城子煤矿三反后出现新气象
创造了京西煤巷掘进的最高纪录
编辑同志：北京京西矿区城子煤矿工人，在反贪污斗争中，创京西煤巷掘进最高纪录。“三反”运动以前，由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使贪污分子掌握了经济和工人福利部门，长期吸吮着工人血汗。如合作社的“老虎”，贪污的数字大于原资金数倍，物品比市价还贵；卫生所人员歧视工人，影响工人生产出勤率。“三反”运动开始后，行政领导方面片面强调打“虎”，忽视安全生产，致连续发生工伤事故，工人生产情绪低落。该矿党、工会领导干部看到这些偏向，立即想法纠正，抽调专人领导生产，及时解决安全问题，并有计划地推广马六孩快速掘进经验。他们同时大力发动职工，围剿出十多只大“老虎”。在这期间，工人福利也改善了。如疗养所病人的饭菜已得到改进，成立不久的劳动模范休养所，每月也可有三十多位先进生产者去休养了。
“打虎”和“生产”结合，工人们生产热情高涨，自动提出了“下井搞生产，上井捉老虎”的口号，组与组之间展开生产竞赛。生产战线上因而产生一片新气象。工人们努力的结果，已把第一季生产任务超过百分之十六；试验马六孩快速掘进的生产十二组，在三月二十三日创造煤巷掘进二十一公尺八的京西煤巷最高纪录，还保证了安全生产。
佟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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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就能写出好作品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读后
编辑同志：我读了四月九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巴金先生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以后，受到很大的感动。像这样正面表现人民志愿军领袖形象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其中很多简练、细致的描写，是很值得文学、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巴金先生参加了抗美援朝前线实际斗争之后，就写出这样有力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只有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坚决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魏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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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希望赴朝作家多写好作品
编辑同志：我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后，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到了朝鲜，在那飘雪的黄昏看见了温暖的山洞，看到了这位功勋卓越、被全世界人民敬慕的司令员。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和朝鲜前线的消息后，同志们见了面都要谈论几句，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件大事。我们都在引首翘望我们的作家多多寄回好的文章来。
李效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