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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醴陵县三铺乡农民生产情况调查
编者按：湖南省醴陵县是湖南省一九五二年农业丰产的示范县。三铺乡是这个县生产工作做得较好的一个乡。不久以前，湖南省农林厅生产工作组和长沙专署生产工作组到这个乡去调查了春耕准备工作情况，现在把他们的调查材料整理发表在这里：
三铺乡在醴陵县东部。全乡四千七百多人，四千零六十多亩田，土质肥沃，农民有深耕细作的习惯。一九五一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生产积极性提高。水稻丰产模范李承桂的丰产事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去冬，这个县的领导方面结合土地改革复查，宣传了生产政策；加上两年丰收的基础，农民都要求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继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农民思想情况
总起来说，雇、贫、中农生产情绪是很高的。两年来的事实已使农民对人民政府的负担政策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去年劳动模范李承桂每亩产量高达一千三百一十四斤，人民政府并没有多征一颗公粮，这更消除了群众普遍存在的“多增产多征粮”的顾虑。其次，由于劳动模范李承桂的宣传和带动，部分农民已打破了保守思想，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作到多施肥和合理施肥，每亩田增产到一千四百斤是可能的。全乡已订出平均每亩田增产到一千二百五十斤的计划。互助组和许多单干户农民，都在努力积肥、修田墈。
另一方面，部分农民还有许多错误的糊涂的思想，综合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不了解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古村妇女张四方说：“我们加紧生产，将来就会变成‘新地主’，不知道毛主席对‘新地主’是什么政策？”这个村有的人说：“不劳动成了二流子，劳动赚来钱，放了债，又成了高利贷剥削者。这如何是好？”贫农周光银说：“这世道我看清了，有钱也不买田，生活搞好点还放心些。”南江村姓汤的农民问从省领导机关派来的工作同志：“华北是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工作同志回答“没有”。这个农民又问：“东北是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后经漫谈，才知道这个农民以为土地改革复查后就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排田村民兵队长在开会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他说：“大家来报名。各地组织起来了，一起吃饭，一起做工，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水口村彭庆棠等十三户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各人不再愁柴米油盐。他们已打好了一个大灶，选好了煮饭的人，就只等择好日子合伙。工作同志发觉给以解释教育后，才扭转了这个错误作法。
第二、保守思想。技术上的保守思想较普遍、严重。许多人不相信李承桂的经验，口口声声说“今年不吃他的饭也要给他扮禾（意思是看李承桂是不是真能扮那么多谷子）”。这些人也不相信科学技术。报纸上登出一个母猪生了二十四个小猪的消息；他们说“不如十二个好，多了没法喂养”。报上说一蔸红薯长了三十斤，他们说“没有那样大的锄头去挖”。“一作天年、二作运，三作田板、四作粪”，这是他们普遍的想法。这种思想，使他们抵制李承桂等的先进经验，严重地阻碍着爱国丰产运动的展开。
第三、部分雇贫农有单纯依靠政府思想。有些雇贫农讨论丰产时，先问政府贷多少肥料，而自己却不积极想办法。春耕生产的物质准备
三铺乡在土地改革复查末期，划分为保丰、茅坪、三铺三个乡。新三铺乡和保丰乡的自然情况大致相同，所以以下都以保丰、茅坪两乡所管的六个村的情况来说明问题，大体可代表原三铺乡的情况。
第一、水利工作只完成了几项较大的工程。保丰、茅坪两乡共有田二千六百五十三亩。原有塘六十口，新建二口，可灌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原有坝八座，可灌田九百二十三亩。有井十九口，可灌田五百八十一亩。圳三十二条，可引水灌田四十五亩。所有塘、坝、井、圳应加修工七千六百二十个，已做工六千五百二十个（主要用在修圳上），尚有大部分塘、坝没有培修。龟山村附近一连七口塘，只修了一口。就目前情况估计，平均可保证四十九天不受干旱。塘下村只能保持三十五天。几项大工程如下：
茅坪乡的田是山田，主要靠塘水灌溉，但所有的塘的水源都缺乏，去年遭受旱灾严重。农民刘正和说：“水利问题不能解决，就是有肥料也不愿往田里送。”群众普遍要求开辟水源。经在当地工作的工作组研究、勘测，决定从仙石乡开通一条大圳，引过水源来。大圳长六华里，面宽一丈三尺，底宽三尺，最深处一丈三尺，现已通水；再加四百个补修工，全圳即可竣工。这条大圳修通后，可灌满十八口塘，灌田八百一十亩，基本上解决了茅坪、贯古两村的旱灾问题。
保丰乡主要靠井水、坝水灌田。合理解决用水管理问题，抗旱就有了保证。夏坊村用水管理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但其他村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肥料不足。今年肥料一般比去年多，三铺乡百分之九十的田种了肥田用的红花草子，一般长得还好。前些时落雪，冻死了一些。农民积肥情绪很高，并有一定成绩，一般估计比较去年多积了三分之一以上。例如水口村贫农彭牛成去年每亩上了混合肥料二十三担，今年计划要上五十担。夏坊村贫农刘启逵去年每亩田下肥料十八担，今年计划要多下十担，并且已准备好了七十担人、猪粪和四十担牛粪。但各阶层农民准备的肥料距丰产要求（每亩田下六十担混合肥料）还远，以夏坊村为例，从现在继续积肥，到插秧时止，加上现有肥料，包括人、猪、牛粪、草子、塘泥、石灰、草木灰等肥料在内，只三十六户中农平均可达到每亩六十一点五担；九十六户贫农只能积到三十八点二担，十户富农四十七点九六担。至于地主则更少，八户平均只能积到三十四点九担。总计全村是四十七点四担。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缺肥料还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治虫工作不彻底。三铺乡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田拔了禾蔸；有些田拔得粗糙，禾蔸还堆在田中央，虫子依然活着。只几个互助组铲了田墈；一般农民不愿意铲，怕把田冻烂了。
农民不积极治虫，是因为他们有侥幸心理，希望今年“天”不生虫。这种思想是普遍的、严重的。须大力扭转。
第四、耕牛、农具、种籽问题。种子一般农民不感到困难。耕牛农具贫雇农民仍然缺乏。个别户有严重问题。例如水口村贫农吴相成家里，耕牛、农具、口粮均缺，现在每天靠推一石谷卖，赚三、四升米养活全家四口人。家里只有一只四十多斤重的猪，准备快插田时卖掉买谷种和作口粮。
保丰、茅坪两乡有耕牛一百九十七头，据老农谈，当地每条牛可耕十三到十五亩田，两乡二千六百五十三亩田，平均起来够用了。这二乡贫农有田一千四百九十亩，有牛七十头。中农有田九百三十一亩，有牛一百十六头。总的说耕牛是够用了，但必须很好地调剂使用。其次，耕牛犁田够用，但在夏坊等村有许多田要靠牛车水，这样就又缺少了，如果在这个乡推销几部解放式水车，牛力就可以省出不少。
经过土地改革和两年丰收，贫雇农都已陆续买了点小农具如锄头、耙头等。犁、耙等较大的农具仍然缺少。但无犁耙户的田大部分已包了，估计没有大困难。必须加强领导
总起来说：三铺乡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农民生产情绪一般安定，但必须加强领导，才能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这个乡领导生产的力量很弱，土地改革复查已基本结束，尚未成立专门领导生产的机构。乡主席和农会主席工作积极，但年纪轻，生产经验不足，这就使得生产受到不少影响。
这个乡生产机构没有建立起来，和区干部在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中不重视生产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为弥补损失，三铺乡应按照新划分的三个小乡，成立爱国丰产委员会，加强领导，抓紧准备春耕，突击完成水利、治虫工作。同时，仍在进行土地改革复查的地区，工作干部必须抓紧教育乡村干部领导生产，以免违误农时。
其次，要注意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现全乡已组织起三个互助组。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互助组组员的肥料比单干户积得多，治虫工作如拔禾蔸、铲田墈做得彻底，农具、口粮困难也解决了些。例如刘启逵互助组有七户贫农、三户佃中农，未组织以前，耕牛、农具不够用，组织起来后，将老牛卖了，买了条耕牛就够用了，农具也够用了，并添置了两条水车。原先肥料不足，组织起来后，车干了一口塘，挑出塘泥一千二百多担。他们还打算抽出六个剩余劳动力出外搞副业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愿意并要求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个乡应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首先将已经成立的三个互助组巩固起来，把互助组的好处和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普遍发展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这样，目前生产的困难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并可给将来的增产运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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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加强对新区春耕工作的领导
从湖南醴陵县三铺乡的调查材料看来，这个乡的生产工作中还有不少问题。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新翻身的贫雇农民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水利、治虫等工作还没有完成；有些农民增产的信心还不高，保守思想还很严重。三铺乡是湖南新区丰产示范县生产工作做得较好的一个乡；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广大新区农村一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便很难保证广大新区农民都能做到“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就会妨碍今年的农业丰产。
这些问题要怎样来解决呢？三铺乡的农民群众已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刘启逵等七户贫农、三户佃中农组织起来以后，耕牛、农具、肥料等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乡的三个互助组，治虫、积肥等工作都做得比一般农民好。只要组织起来，水利工作也是可以做好的。因此，在春耕季节，新区的领导干部必须领导农民，在原有的帮工、换工、插犋等互助习惯的基础上，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大量发展各种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这样既可解决目前的困难，同时也可以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生产打下基础。当然，在土地改革才完成不久的新区，农民还没有比较定型的互助习惯，普遍组织起来目前还不可能。因此，还要辅以其他办法，如提倡自由借贷、帮助农民集中游资伙买农具、组织人和牛的等价换工等，都是调剂和增加生产资料的可行的办法。此外，对一些困难特别多的地区和农民，当地政府应迅速在经济上给以帮助。
为了保证今年农业丰产，必须对农民进行爱国丰产和生产政策的教育，宣传丰产经验，使农民改变他们对爱国丰产的一些错误认识。翻了身的农民增产的要求是很迫切的，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克服他们的某些错误思想，树立了丰产信心，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上的许多困难也就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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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奸商走私集团的罪恶
两年来，广州违法资本家汇集大量资金，组织走私集团，破坏国家经济，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使用各种卑鄙办法引诱少数落后的机关工作人员和船员，收买水客，甚至勾结流氓土匪，以香港、澳门为根据地，以广州为主要转运站，从水陆两方面，偷运了大批西药、洋货、奢侈品甚至毒品进口，盗运大量金银外币和战略物资出口。
广州解放两年多以来，在人民政府的贷款及委托加工定货的各种照顾下，华南工商业已稳步地恢复和发展了，许多资本家加倍地扩大了业务。然而，不少资本家却打着工商业者的招牌，或明或暗地做着各种违法活动。在陆路方面，走私集团多利用广（州）深（圳）线铁路作为主要走私路线。据最近破获的案件及有关方面的初步调查，解放后仍然活动在铁路线上的大走私集团不下十五个。这十五个走私集团，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贿赂了许多铁路员工，据初步统计，走私货物总值一千三百多亿元，漏税七百多亿元。进口私货中包括大批吗啡、鸦片（约四千两以上）、西药、钢笔、手表、洋货、毒品等，其中手表就有十一万只以上。私运出口的物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其中黄金在一万五千两以上，白银在七万两以上。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十五个走私集团首领之一的大走私犯高亚美，接受了十九家钟表行和中药铺的委托，在解放后继续把大量的钢笔、手表、参茸等物，从香港偷运到广州、上海等地，并把中药材、黄金等偷运出口。为了达到走私的目的，她拉拢铁路员工入股作为内线。深圳驻在所司机叶鸿被拉过去以后，就在自己的木屋里掘了个大坑来藏私货。高亚美还在广州东站附近一座大楼设“走私公寓”，引诱了四十八个意志薄弱的铁路员工去吃、喝、嫖、赌，使他们腐化堕落，加以利用。解放以来，她偷运货物进出口的总值达二百四十二亿元，偷漏税款一百六十四亿元以上。大走私犯陈树在他的老板何某指使下，每天向香港用密码拍发金银行情，并勾结铁路煤台工长叶某在深圳窝藏私货，并偷运到香港。陈树用这些方法私运了四千两以上的黄金出口。另一贩毒走私集团主谋人奸商黎桂南利用他派进广州铁路分局广州机务段混充乘务员的侄子黎昆华、黎顺荣充其内线助手，勾引部分乘务员偷运毒品，危害人民。黎犯先后偷运烟土一千七百多两，吗啡一百零二磅，总值十亿二千多万元。
违法资本家从水路方面也同样进行了猖獗的走私。他们利用渔船和机帆从香港、澳门走私到广东沿海各地，然后把私货汇集到广州、江门等城市，再转运全国各地。他们腐蚀了政府工作人员，控制了国家的海上交通工具，在国营机构的招牌掩盖下，作走私以至叛国的活动。奸商何济平、冯耀
（又名冯球）等二十六人所组成的走私集团，在香港设立了指挥所，和香港奸商马四等取得联络，在广州设立了转运站，在黄埔设立了收货站，用金钱拉拢了华南海运管理局船员陶九龙、孙德庆等十多人，利用华南海运管理局的趸船和小火轮，借运输普通货物之便，把私货藏在双层船底及特制的救生衣、枕头、夹皮箱、灭火筒及其他船上用具内，逃避海关检查。由于海关缉私人员的努力，他们的走私案在去年十二月被广州海关大铲监管站破获。另外还有上海奸商张宝存（过去是上海CPC咖啡店经理）所指挥的走私集团。这个走私集团并派“坐探”医生金博仁（曾当过张宝存的咖啡店的副经理）混进华南海运管理局。张宝存在解放初期，通过金博仁的关系把制成的毒品海洛英交华南海运管理局的驳船或自行携带坐火车运进来，然后交金博仁保存，最后运到上海贩卖。据初步统计，上述两个走私集团利用国家运输工具偷运了糖精、奶粉、玻璃纸、人造丝等三十多种外国货进口，漏税达四十四亿元以上。更可恨的是这些走私集团还偷运进了武器二百多件，假人民币两千万元以上，海洛英近八百两，危害人民政权，扰乱国家金融市场，损害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冯耀等还丧尽天良，在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开始后，偷运钨砂六次计三万二千斤，锡八次近四万斤和大批金银米粮出口。另一个走私集团头子奸商温东，也是从事海上走私活动的。他在解放后逃到香港，设立走私的指挥机构，指挥他的爪牙王清泉在广州设立私货转运站，盗窃国家资财七亿元以上。
违法资本家同时指挥大批“水客”作为运输私货的大队，以达到攫取暴利的目的。解放初期，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水客”受违法资本家的委托，把各式各样的私货“化整为零”地带进口和带出口。这些水客也组成了各个集团，腐蚀海关职工，以取得走私的便利。女“水客”霍妙、六姑（原名美英）等所组成的六、七个不同的“水客”走私集团，解放后仍继续为违法资本家服务。具有三十年走私历史的霍妙凭借她的十多名喽囉，最近两年来代广州永大、胜利、百威等近十家药房私运大批西药进口和帮助这些药房逃避资金出口。霍妙又和海关的女查私员李葆清结拜为姊妹，并勾引其他女查私员，盗窃有关海关查私活动的情报，以便畅行无阻地走私。据霍妙自己供认，两年来她走私西药进口和黄金外币出口的总值达三十亿元。女“水客”头子六姑受广州某银铺指使，在广州解放后两个月就开始做白银走私的勾当。她手下的三个帮约十五人从陆路偷运出口的白银，六个月内就有五万四千多两；从水路私运出口的白银一时难以计算，但其中一次即达一万四千多两。同时，六姑等又私运西药和海味进口。据公安机关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
（走私远比一九五○年减少）缉获的“水客”走私的黄金就有十四万零八百七十八两，港币约六万五千元，美钞约三万七千元。上述三项总值即在一千四百亿元以上，还有大批白糖、海味、钢笔、日用品等没有计算在内。
为了取得超额利润，违法资本家更不惜勾结土匪流氓进行武装走私，破坏国防。如香港某些万恶奸商勾结土匪和国民党匪帮的散兵游勇，用武装从陆上和水上把牛只、米粮偷运出口，把毛绒和其他奢侈品偷运进口。在平海半岛附近活动的土匪“长发党”，在一九五○年九月一个月内就运出九百多条耕牛到香港，大大妨害了农业生产。
（原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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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违法资本家是怎样坑害农民的
司马进
强盗式的诈骗和掠夺
一九五零年秋天，东北抚顺塔峪区的烟农马景福收下了烟叶。他心想：“这样好的烟叶，不愁卖不到好价钱。”一天，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买主。马景福要十一万元（东北币）一斤，那人只给八万二千元。并说：“今年的烟收成好，可就不是行市。国家种了成万亩的烟，不收购了！”马景福一听八万二千元一斤，气坏了，连说：“不卖！不卖！”打发走了这个买主。接着又一连来了九个买主，都是出一个价，说一样话。马景福坚决不卖。第十一个买主来时，出价八万五千元。马景福犹豫了一阵，终于以八万五千元一斤的价格卖给了第十一个买主。这个谜，直到马景福送货时才识破：原来十一个买主都是一家，都是抚顺奸商李廷商派出去轮番围攻农民、压低烟价的爪牙。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不是唯一的故事。三年来，资产阶级在对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同时，也对农民举行了强盗式的掠夺。皖北滁县、肥西一带，常有商人拦住路用很少的钱强购农民运进城里出售的粮食、棉、麻、猪、鸡等。山东潍坊市“上海烟草公司”经理刘英民，在收买农民的黄烟时，指使他的助手们用脚挑着磅盘，用手顶着磅砣，不等磅杆平稳就关磅门，压低分量，劫夺农民的黄烟。垄断了全国菜籽交易、在菜籽行中号称“四大家族”的北京合记、文聚成、聚盛永、华康四家菜籽行，三年来曾卖给农民完全失效的菜籽四千七百多斤。很多地方的奸商都特别为农民预备劣货，花言巧语地哄骗农民，高价出售。东北和山东都发现木商用旧棺木做饭具出售。农民买回去蒸饭，弄得尸臭满锅。川西大邑县的农民在成都买剃头刀，商人说是“上海货”，“保险货”，买回去却剃不下头发。川南乐山县商州乡农民把竹参卖给商人，每两五百元；商人运到宜宾（距商州乡二百三十五里），每两卖八千元。违法商店的老板，以酒中掺水、白糖掺面、坏毛线织成新毛衣、十二两算一斤等卑劣手段，大量抢劫农民的劳动果实。
破坏农民的合作社
违法资本家十分敌视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摆脱商人中间剥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把合作社当成了眼中之钉。很多地方的商人组织了“联营社”，专门对抗农民的合作社。他们欺骗农民说：“合作社为社员服务，‘联营社’为群众服务。”他们把“联营社”称为“新合作社”。某地工商联负责人公开号召私商“组织起来与合作社斗争，和合作社拚拚”；并狂言：“非把合作社斗垮不可！”商人们看见社员在合作社买肉，就造谣说：“社员买肉记上了本本，将来要上税，要算剥削账，说你大吃大喝。”为了挤垮合作社，奸商们还用小恩小惠拉拢合作社的干部和区乡领导干部，或派遣“坐探”打入合作社，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里应外合地破坏合作社。在南京郊区的十八个供销合作社中，奸商们派进了二十多个“坐探”。天津某奸商钻入合作社，盗窃合作社大量公款，自己开工厂，做了许多劣货，再通过合作社系统高价硬售给农民。
破坏水利建设
兴修水利，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就大力兴修水利，扶助农民治河开渠，以提高农业生产。但是，违法资本家却在水利工程中肆意破坏，牟取暴利。治淮工程中，从测量、设计、采购、疏浚到做土方、修涵洞，无处不是资产阶级发财的机会。上海、汉口两地奸商盗骗国家财产及造成工程上的损失达二百亿元。奸商卖出的流速仪失效，使淮河及其支流水文记录不确，使治淮工程的设计失去可靠的凭据，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行。陕西省大荔县能灌溉四十二万亩田的洛惠渠，不少工程修成后发现漏水裂缝。田里需要水的时候不能浇，不需要水的时候，水却决口流到田里。这是承修这条渠的奸商勾结贪污分子进行破坏的结果。
破坏新式农具药械推广工作
人民政府几年来一直努力在农村推广科学药械，违法资本家却在破坏这一工作。哈尔滨、长春两市六十多家私营铁工厂在承制新式农具中，集体抬高标价，并破坏合同，任意修改图样以偷工减料。铲趟机的除草刀，合同规定用一分半厚的铁板，他们只用一分厚的铁板。结果角度不合规格，除不掉草。天津市私营平津工厂是制造农用喷雾器的工厂。一九五零年四月间，这个厂在承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一千架喷雾器的定货中，想尽办法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结果，一千架喷雾器有八百架漏气漏水，不能使用。去年夏季，山西省人民政府曾委托商人周连科等制造防治棉蚜的棉蚜皂和棉油皂。农民对这批棉蚜皂的评语是：“花了钱，费了工，治不了蚜虫。”苏南常州市的奸商更在肥田粉中渗入石膏粉，大大损害了农业生产。
对灾民也残酷掠夺
当灾区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全国人民像对待亲弟兄一样地尽力送款、送衣服；违法资本家却丧尽天良，把吸血管插到了灾民身上。苏州市的奸商把人民捐给灾胞的棉衣代金装起来，用报纸、破布做的衣服来充数。奸商们额手庆贺，“希望明年还有寒衣生意”。济南市各私营面粉厂在为政府的救灾粮加工中，攫取暴利在十亿元以上。蚌埠市奸商段君亭在救灾粮十九万斤大米的加工中，掺入泥沙七万斤。
若干翻身农民，在违法资本家的坑害下，重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潍县农民刘汉弟买的水车不好使，青菜干死了，豆饼白使了。交出水车钱，冬天没有饭吃。宿县农民杨义振在一九五零年秋大水后，全家只剩了三斗小麦。他卖出两斗，买了奸商王同宣的荞麦种。种了七亩地，一颗芽也没生。一家大小只好挨冻受饿。淮河某闸门失效，老王坡被淹没麦田两万余亩，农民衣食无着。
破坏政府的威信
资产阶级的龌龊行为，影响了某些农民对政府的信赖。镇江市郊京砚乡一带遭水灾后，奸商把发霉生虫的麦子通过政府之手交给农民做麦种，结果收成很坏，引起部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怀疑政府欺骗他们。青海省的奸商冒充人民解放军，强用低价收买藏民的羊毛；奸商卢进新又冒充政府税务员，敲诈了卖羊毛的藏民七块银元的“税款”；还造谣说路上不平安，勒索“保镖费”。这一事件，在当地农民中造成对人民政府与解放军的极坏的印象。还有的奸商把偷工减料、欺骗农民的罪行，说成是“工人做的事！”
粉碎违法资本家对农民的坑害
违法资本家对农民阶级的坑害，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有必要进行以下的工作：
第一，向广大农民群众揭发违法资本家的罪恶事实，使农民能正确认识违法资本家的罪行。要利用农民的集会和民校、黑板报、读报小组和口头广播，教育农民对奸商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要让每一个农民都懂得：只有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紧紧地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发展生产，才有美好的前途。
第二，要改善和扩展农村合作社的业务活动范围。合作社应该以一切力量组织农民的经济生活，保障农民应得的经济利益。对于那些受了资产阶级严重影响，不能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社，应当进行整顿和改造。没有合作社的地方，应该尽快地成立合作社，建立供销业务。
第三，国家贸易机构应当改进和扩展收购农副业生产品的业务，和对农民必需品的供应工作。反贪污斗争肃清了潜伏在国家贸易机构中的资产阶级
“坐探”和贪污分子，这是改进业务的有利条件。国家贸易机构应该尽可能在农村集镇增设分支机构，并加强下乡活动，随时满足农民对必需品的要求，并收购农村的土产特产和农产品。
第四，各地人民政府应该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工作。要以共同纲领为准绳，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实行正当的生产和交易。对于抢劫、掠夺农民劳动果实的违法资本家，应予以警告乃至依法惩办，尽到人民政府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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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留苏的中国学生郑直等来信
严斥美国侵略者在祖国东北撒布细菌
编辑同志：当我们听到美国侵略者在祖国国土上连续不断地撒下大量细菌的消息以后，真是气愤极了。我们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挽救它的侵朝败局的又一次穷凶极恶的行为。美帝国主义这种滔天罪行，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正义的声讨和严厉的制裁。
我们虽然身在国外，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祖国的建设，和关怀着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自己学习任务之重大。我们誓必全力支援为和平而战的中朝人民战士，以打垮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我们今后更要加倍努力，争取提前完成学习任务，早日回到祖国，为建设美好的幸福的坚强的祖国而斗争。
留苏的中国学生邱方鹏 张宗祜 司幼东
郑直 孙玉科 高云龙 翁礼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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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注意领导农民适时种棉
编辑同志：据沙河县人民政府三月三十一日向邢台专署报告，该县自三月下旬起，植棉已形成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只三区即已下种二万亩。这个区的西赵村，一村即种一千余亩，有许多群众说，今年墒好，要多种棉花。这个区的大油村原计划种七百亩，但二十九日一天即种了九百亩，超过原计划二百亩。我觉得这种盲目扩大棉田的情况应该纠正。
该县今年种棉过早，也是不适当的。邢台专区农场及我区农民种棉经验，都证明种棉不宜太早。专区农场试验结果，认为在谷雨节前后播种最好。这时播种，棉花出苗快，生长正常，不易发生病害。又据去年专区棉产改进指导区在南宫县调查结果，也证明在谷雨前两三天到立夏前七天的十几天内，播种最为适宜。播种过早出苗不全，过晚则霜后花多。
我们认为过早播种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沙河县领导干部不了解适时播种对于保证丰产的作用。他们曾布置全县从清明节开始到四月十四日，全部完成棉花播种工作，因此三月二十一日，沙河农民即已开始播种。县领导机关没有认真研究提早播种对棉花增产会有什么坏影响，就领导农民播种，这将造成棉花缺苗和发生病害的恶果，影响棉花丰收。
二、缺乏保墒经验。根据我区目前墒情，只要能把地耙好耢好，是可以保证把棉花种上的。但领导干部没有这样教育农民，因此造成提早种棉的现象。
我们建议：一、邢台专区及河北省南部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切实领导农民作好保墒工作，保证在谷雨前后适时完成播种任务。二、从沙河大油村情况来看，农民认为今年墒好，要多种棉花，一村即超过原计划二百亩。各地如对种棉计划不加控制，势将形成盲目扩大棉田的现象，影响粮食增产。因此，各地人民政府一定要教育农民，要求他们切实按照国家分配的计划进行种植。
河北省邢台专署农业科王凤秀 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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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党员学习高岗同志报告
编辑同志：中共山西省平顺县五区北甘泉支部的党员，学习了高岗同志“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的报告，揭发和克服了很多错误思想，提高了发展互助合作生产的信心。
这个支部共有二十九个党员，过去许多人都不愿意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有七个党员入了合作社，但思想上并没有搞清它的意义，只是纯粹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有的党员认为，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是件难事；有的党员不是教育农民自愿组织起来，而是实行强迫命令；有的党员搞互助是因为怕上级批评。另一方面，某些党员，却滋长了一种剥削思想，如王朝喜家里有几石余粮，就想借贷出去多得点利。
经过学习，党员认识了小农经济是很不稳定的经济，只有逐步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才能逐渐摆脱贫困。王朝喜说：“我现在明白了，党领导农民首先实行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农民土地所有制，第二步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达到丰衣足食。”经过学习，党支部加强了对全村农民的领导，很多同志表示：“一定要把咱村工作搞好。”靳安意同志说：“做好领导工作和自己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前年我没有参加互助组，麦子没锄也没上追肥，结果少打了两石八斗粮食，去年参加了互助组，产量就增加了。”
由于学习了高岗同志的报告，北甘泉支部的党员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信心提高了。关毛松同志说：“过去我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好处，现在可弄清了，真得好好地干。”支部全体党员纷纷向党保证一定要作到长年互助，遵守自愿等价的原则，为巩固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条件。乔高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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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新闻出版处
工作缺乏具体内容浪费人力
编辑同志：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自一九五零年春成立以来，一直缺少具体的工作内容。该处除秘书室外，还有四个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发布科，该科人数最多时有十一人（占全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该科任务是发布公告性的市政新闻，但这类新闻并不是常常有，于是只好采访一般性的市政新闻。每天七、八个人外出工作，回来后不过写一两条短短的消息。有时这些人还和报社记者们抢消息，如抢赢了，消息送到报社不见得能登，抢输了就更泄气。出版管理科是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的，但工作上往往和文化局、美协等发生争执。有些事情，你说应该归你管，我说应该归我管。值得注意的是，该处工作已停顿将近一年，但对各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建议这些机关都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检查人力浪费的现象，结合“三反”运动，展开讨论，提出意见，作为精简机构时的参考。王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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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
发电机箱件放在月台上一年来未见运走
编辑同志：一九五○年年底，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奉上级命令，在二十天内把四号汽轮发电机装箱待运。我厂职工冒着大风大雪在两星期中完成任务。但是，这批箱件却放在我厂月台上，至今一年多了，还未运走。其间为搬运垫高并开箱检查主要机件，曾花了不少钱。主要箱子虽都加了防雨装置，但一些管子，尤其是用铁板烧焊制成的冷凝器和分水器上面的防锈漆皮，已渐脱落了。我们曾屡次向领导方面反映这个情况，但仍不见搬走。这种不重视国家资财的官僚主义态度应加检讨。鲍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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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煤建公司门头沟支公司经理
对砸死工人事故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二月三日对我公司第一煤厂发生砸死工人事故的批评是对的。我公司所属西新井第一煤厂，因厂地窄小、煤堆过高，在装车时，随时危及工人安全。据统计，去年和前年两年中，因此受伤的已达十五人。但我对这种情况依然未加重视，存在着麻痹思想。我在布置工作时，没有把上级注意安全工作的精神贯彻下去，也不到现场深入检查，只作了一般性的草率的传达布置。这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按：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此已给予当众警告处分），今后我一定要改正。
现在，工人李文明的善后问题，已由有关方面处理。为使工人能在安全条件下进行工作，经各方面研究，已规定了下列办法：（一）二月四日起，我公司和车站装卸供应社各派干部在厂内指导监督放堆工作，使煤堆经常保持安全坡度；（二）厂内再增设照明灯一盏；（三）我公司与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干部共十五人组成联席会议，确定固定会期，随时研究解决工人安全问题及装卸办法。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门头沟支公司经理 张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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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
对检查贪污犯张爱民的答复
编辑同志：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读者郭兆惠对我公司小汤山工地主任张爱民的批评，除了他盗卖三百六十袋洋灰的事实还没有查明外，其他各节完全属实。张爱民自到公司以来，浪费了很多人民财产，他本人是一个大贪污犯。反贪污运动当中，他已坦白出接受私商、把头的贿赂八千多万元。我们清点该工地结果，发觉缺少很多材料，显然这里有严重的集体贪污情事。现在，我们正在作彻底检查，我们感谢郭兆惠同志的批评。
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节约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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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语建议的反应
北京市九区联社领导干部
检查忽视政治的错误观点
编辑同志：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邓士铨同志的来信，指出我社工作人员“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业务观点，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我们认为“只要搞好业务就行，学习差一些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自己轻视政治学习，对干部的时事政治学习更是不关心的。一般业务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学习报纸多有困难，有些人对政治学习不大感兴趣，这都是事实；但是领导方面没有设法解决困难，对他们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却是造成忽视读报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这里的学习一直是自流的。
为了扭转这种忽视读报的错误倾向，我们首先从领导方面检讨了轻视政治学习的思想，认识了读报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决定立即纠正这一缺点。我们已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建立正规的经常的读报学习制度，把各分销处的干部按地区组成学习小组，各组都由区联社派人辅导；每星期进行两次有计划的时事和政治学习，每月测验一次，并将测验的结果公布，以鼓励干部的学习情绪。
北京市九区联社主任 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