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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破获两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
主犯张涛等七个黄金毒品贩子已被逮捕
武汉市最近破获两个大规模走私黄金、毒品的集团。主犯张涛、张伯樵、沈绍敏、芮世玉、陈时彦、李朝宗、陈荣福等已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一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的组织者是武汉市行商商业会主任委员张涛。张涛本是武汉市有名的金银贩子，同上海、天津、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的金银贩子都有勾结，解放前就长期在粤汉、湘桂铁路上走私。一九五零年六月，他勾结刘维华、张良浩等一批金银、毒品犯成立走私集团，由其弟张伯樵出面负责，张涛本人在幕后策划指挥。走私转运站设在汉口大董家巷公亚新商行。由三十多个金银贩子从外地和本埠大量贩进黄金，由张良浩住广州负责偷运黄金出口和毒品、手表、糖精等进口。为便于走私，张涛利用解放前旧关系，用分赃、搭股等手段收买某些铁路职工为其接货、交货、带钱。据初步材料统计，解放以来，张涛走私集团即贩运黄金一万四千八百多两，白银二千三百两，银元一千四百块，吗啡、糖精、手表、西药等无算。
另一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是由沈绍敏（武汉大黄金贩子）、芮世玉（裕华纱厂财务专员）、陈荣福（上海大棉纱投机奸商）、陈时彦（汉口合昌花号经理）、郭驹（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财务会计处副处长，原伪中央信托局副经理，留用）、周祖诒（中南贸易部科员，原伪中央信托局储信科主任，留用）、李朝宗（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之侄）等七人组成的。他们集股二千两黄金为资本，利用汉口胜利街二十三号的“合昌花号”为掩护，由沈绍敏负总责，芮世玉为总账房，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开始走私活动。平时主要是私运黄金去香港。一九五零年下半年，他们往香港私运黄金四次共一万二千多两；在香港向日本洋行购买毒品白面，封装成瓶，假充日本产品“胃活”运回。他们又将黄金夹入废棉中，由汉口运至上海两次，计一千七百两；又以价值五百两黄金的大烟夹入废棉中运往上海。这个走私集团和陈荣福另在上海组织的黄金、毒品走私集团有联系。陈荣福曾将黄金夹入火腿中由上海运到香港两次，为数达二千八百两；另外又运往香港价值一千七百两黄金的金钢钻戒一百六十个；在香港换成毒品白面后偷运回国。陈荣福在上海并大胆地以替新建公司运废棉出口为名，窃取护照，做他自己私运黄金去香港的勾当。沈绍敏等所组织的走私集团，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纱价波动时，还利用郭驹、周祖诒窃取“中南花纱布机密措施”的重要情报，由上海、汉口两地运棉纱一千二百件去广州牟取非法利润。
这些奸商扰乱金融物价，扰乱棉纱市场，使国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损失。现这两个走私集团的主犯张涛、张伯樵、沈绍敏、芮世玉、陈时彦、李朝宗等六人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予以逮捕法办；陈犯荣福也已在上海被逮捕法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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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市破获私宰耕牛的封建性集团
他们从南昌解放到去年年底，私宰耕牛一万多头
南昌市最近破获了九记屠牛场非法屠宰耕牛的巨案。九记屠牛场是南昌市九家屠牛商集资组成的，它是一个封建性的私宰耕牛集团。这个集团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就已秘密组成，一九五一年春，他们借联营为名取得了合法的名称。据目前已查获的材料，从南昌市解放到去年年底止，九记屠牛场奸商私宰的耕牛已达一万多头。
九记屠牛场为了达到他们私宰耕牛的目的，除了把屠牛场设在市郊较冷僻的地方外，还用各种办法来隐蔽他们的非法活动。他们的内部组织非常严密，场内人员禁止互相过问宰杀情况，并威胁职工不准走漏消息。现在在南昌大学做校警、曾经在该场做过宰牛工人的胡冬孑说：“我在离开屠牛场时，贾寿山对我说：你出去后如果让政府知道了我们的私宰，就把你杀掉。”他们还拉拢查验人员。从一九五零年春天起，他们每天以银元三十元贿赂南昌市人民政府建设局负责查验的干部胡厚茂。一九五零年冬，南昌市人民政府曾破获这个集团的私宰耕牛案一起，但由于其内部组织严密，未能全部破案。当时贾寿山指示其党羽邓金根、黄金根投案自首，以蒙骗政府，使政府不再继续追查全案。
九记屠牛场私宰耕牛都是在深夜进行的。私宰时，他们在牛场周围设有“哨口”，并规定了发现查验人员时的通讯暗号。一个曾经在该场守过二年“哨口”的工人乘建中说：“每日晚间我都守二小时以上。守哨时如果发现检查人员来时，即以放射手电筒为暗号，里面就把私宰的耕牛藏起来。”他们在深夜把耕牛宰杀后，牛皮、牛骨、牛肉都是有组织地出售的，他们和许多家牛皮坊及料骨店订有专利合同，将牛皮和牛骨卖给这些坊店。他们又将一百五十多个牛肉商贩组织起来，专门销售他们私宰的牛肉。
九记屠牛场私宰耕牛所给予国家的损失是惊人的，单是偷税一项就达十七亿元。他们大量地私销牛皮，破坏了人民政府对牛皮实行统购的规定。特别是他们在农村中大量收购耕牛，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南昌市反盗窃斗争开始后，这个集团的首领贾寿山烧毁账簿，企图顽抗。九家屠牛场的老板集体订立了“攻守同盟”，威胁检举他们的工人，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的一切挣扎都归徒然，全部罪行还是被屠牛场的工人检举出来。南昌市人民政府根据工人的检举材料，已将这个私宰耕牛集团的首犯贾寿山逮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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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口市工人店员在“五反”运动中组织性和阶级觉悟有极大的提高
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张家口市私营行业的工人店员已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的强大队伍了。
张家口市和其他中小城市一样，私营小工厂商店占绝对多数。全市共有工人店员七千一百多人，雇用工人店员五人以下的工厂、商店占全市工商户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三。违法资本家利用职工分散和一厂一店不能单独形成工会组织的弱点，肆意欺压工人，并用种种威逼利诱手段破坏工会组织。皮毛业大奸商孙阴樊派遣他的亲信窃取了皮毛业工会主席的职务；五金电料业工会也被新华电料行经理许建农、五洲电料行股东王钧等钻了进来。有些奸商拉会计、老店员“入股”，以便阻挡他们加入工会。皮毛业六十一个会计、老店员中，就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被拉“入股”。许多违法资本家甚至不给工人店员报户口、强迫工人店员填写“临时工志愿书”的办法，限制加入工会。在建筑、木器、粗皮、铁工修制、铸造等手工业中，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统治。这些行业中竟有半数工人学徒解放后没有开过一次会和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不少工人学徒还给资本家写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资方有任意开除权”等的卖身契。厂主任意打骂虐待工人学徒的现象十分严重。魁顺昌木器厂工徒安富善，一年中竟遭毒打三百四十多次。同时由于职工人数少而又分散，市总工会长期忽视对私营行业工人运动的领导，三年来竟有二千多店员一直未被发现。因此，在这次“五反”运动以前，张家口市私营行业工人运动的基础十分薄弱，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许多行业三年来根本没有建立起工会组织，已经建立的也大部分流于形式主义。“五反”运动开始后，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中共张家口市委员会、张家口市总工会等领导机关，即从各个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各行业普遍发动工人店员。各小组首先以本市违法资本家的具体违法事例，揭穿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号召广大店员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成“打虎”队，突击组。在战斗中，以战斗的成果鼓舞工人店员的斗志。在战斗的间隙，又对全市工人店员普遍进行阶级教育和前途教育。工人店员觉悟逐渐提高。永兴隆杂货店会计主任马荫麟在“五反”运动刚开始时，曾给资方烧掉十二本假账，当时他想：“我来到柜上不久，经理就提拔我当会计主任，还给顶上股子，真是恩情难忘！”经过工会干部再三耐心教育，帮助他细算账，他才认识到资方的阴险毒辣，因此他勇敢地检举了违法资本家三年来利用他造假账偷漏税款七亿多元的罪行。在那些至今仍存在着残酷封建统治的行业，工作组便领导广大工人店员结合清除违法厂商的“五毒”进行诉苦。木器、铸造、建筑等行业，都以行业为单位召开大会，当场焚毁了“卖身契”，并对那些残酷打骂虐待工人学徒的违法厂商，进行了控诉斗争。曾经被吉兴魁面庄奴役了三十多年的六十岁老工人胡尚宝，解放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这回也在面粉业工人大会上检举了资方的违法行为，并诉说了他被资本家蒙蔽摆弄的情形。裕成泰绸布庄的会计王吉恭，解放后曾被该号经理拉拢，用他多年来的劳动所得一百多万元入了股，三年来不但没分一次红，还给违法资方造了许多假账。这次运动中，该号经理仍然企图拉拢他，王吉恭参加学习后，坚决地对该号经理说：“三年来你利用咱为非作歹吃肥了，咱再不给你背黑锅了！”当下他就向检查组检举了违法资方的罪行。
广大店员在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之后，都纷纷参加“打虎”队，投入“五反”战斗。气势之猛，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运动。从一月中旬到二月初的半个多月中，就有二千多工人店员组织起二百多个“打虎”队。在全市一千多会计、跑外人员中，有七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打虎”战斗。原来以青年团店员第一支部十四个团员为基础组成的“打虎”队，不到一个月就壮大为拥有一百多青年店员、会计、跑外人员的战斗大队。他们两个多月来揭发违法厂商的违法事实九百五十多件，这些奸商盗窃国家资财达四十四亿八千多万元。
张家口市总工会领导工人店员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和整顿了工会组织。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五十个行业基层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已达六千一百三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四。针对过去在组织工作上的缺点，他们将过去许多性质不同的混合成立的行业基层工会，另行分别建立，并在工人店员二十五人以下的厂店里建立组织员，以加强工会的基层组织活动。
目前该市正计划随着“五反”运动的深入，继续领导广大店员和资本家订立集体合同，调整劳资关系等，以进一步巩固现有成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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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在“五反”战斗空隙整训工人工作队
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在三月中旬利用“五反”战斗空隙整训工人工作队，巩固和扩大了这支战斗队伍，为继续深入开展“五反”运动和今后大量选拔工人干部准备了条件。
武汉市工人工作队是在二月初成立的，到三月中旬已发展到三千多人。队员们在运动中积极地带动工人群众，团结高级店员和职员，向违法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五反”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这支工作队由于成立不久，战斗频繁，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一般工作队员的政策思想都不够明确。又因为工作队是在各行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其中有些工会组织不纯，为阶级异己分子所把持，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窃踞了工作队的某些领导岗位，这就使工作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联业（包括文具仪器、纸张、皮货、照相四个行业）工会主席詹敏夫，曾经当过国民党匪军团长，副主席陈恒和委员熊克明、李培堃等都是解放前伪工会的理事，他们在“五反”运动中和奸商勾结，压制群众，阻碍了运动的开展。针对这些情况，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决定在“五反”运动第二阶段结束，集中全力围攻大奸商之前的这一战斗空隙，将全市工人工作队普遍加以整训，并提出创模立功的号召。从三月十六日到二十日，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各行业分会和各区办事处分别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工作队员在整训中提高自己，同时号召工人群众大胆向工作队员的思想、立场、作风等提出批评。这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交给工人群众掌握后，立即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一部分工作虽积极，但作风不好的工作队员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工人群众对立场坚定、工作负责、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作队员提出表扬，对于工作态度不好的队员提出批评，对于那些混入工作队的阶级异己分子一致要求加以清洗。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即根据群众意见，开除了詹敏夫、陈恒等阶级异己分子的队籍，对其他错误严重的也分别给予留队察看或当众警告的处分。
经过这次群众性的整顿队伍，工人工作队更加巩固和扩大了。队员们在整训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一步，斗志高昂，各人纷纷订出争取立功做模范的计划。组与组之间也提出了争取做“模范小组”的具体条件，展开了热烈的挑战应战。各分队都设立了记功员，有的分队并已初步评选出“五反”战斗模范。队员们都一再表示在和大奸商的最后决战阶段中，一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经过整训后，队员们的政策思想也更加明确了，如联业第二十六组的九个工作队员明白了扩大“五反”统一战线的意义后，他们就把纸业中已作结论的十一户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学习，动员他们和大奸商作斗争。工作队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许多参加整训的工人群众认识到工作队员的光荣任务，纷纷申请入队。领导方面经过慎重的评选以后，吸收了一批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工作队扩大到四千多人。工作队中并有一百多个队员被吸收参加检查组的工作，还有八十二个优秀的青年队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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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消极怠工到猖狂盗窃
——记上海违法资本家三年来的罪恶行为
新华社记者 徐中尼
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情况，十分凄惨。当时上海私营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占全市私营工业总值一半以上的棉纺、织、染及其复制工业，历来情况比别的行业好些，这时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已停工。棉纺业除欠交的纱布外，负债达六百多亿元。商业也十分萧条，老板们只能叫职工去马路上摆摊叫卖，几家大百货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只够买小菜等日常开支。这是他们长期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垄断压榨的结果。在蒋匪帮溃退时，他们又曾遭受一次劫掠。
上海和全国大陆的解放，不但从此消灭了美蒋匪帮的罪恶统治，同时也使上海资产阶级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市场。解放了的新中国，对他们提供了真正能发挥潜力、为祖国服务的光辉前途。
但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被美蒋匪帮的封锁轰炸所吓倒，有一部分人反对全国实行财经统一时的巨大改革，或者经不起这种改革的考验，对前途缺少信心。他们中许多人在解放前后向国外逃避巨额资金，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零年五月，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逃跑的资本家约有二百四十多人，向工商局申请停工歇业的案件，工业有一千八百多件，商业有七千一百多件。上海失业工人曾因此突增至十九万多人。
就在上海资产阶级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实行怠工的这段时期，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尽了最大的努力鼓励和支持他们恢复生产。国营贸易部门在解放后到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十一个月中，匀出了足够维持一百万纱锭两个月生产的棉花来委托私营棉纺工业加工，供给橡胶业百分之九十的原料，在旧历年节前后又收购了六千多亿元的各业滞销货物。国营五金机器工厂让出了自己承受的定货总额三分之一给私营工厂承制。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在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贷款余额即达二千六百多亿元。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工人自愿减低工资，甚至拿出积蓄或应领的工资来替资方垫款，其中许多工人并自愿地遣散回乡。
一九五零年五月开始，全国实行调整公私关系和工商业，上海工商业从维持到好转。这一年八个月中，全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都是委托上海私营工商业加工或向他们定货收购的。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城乡交流扩展了，加上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物资的加工、定货、收购，上海资产阶级都首先受惠而且受惠最多。他们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二十二年期间从未有过的利润。
这里就是他们获得空前利润的纪录：在下半年才逐步好转的一九五零年一年内，根据偷漏十分严重的税收纪录来看，他们的账面纯益就在三万亿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同样是记载极不老实的账面纯益，初步估计至少在六万亿元以上。两年合计净赚九万亿元以上。这不是上海资产阶级两年来实际利润的全部。根据全国各地“三反”“五反”斗争中发现的税收被偷漏、国家资财被盗窃以及他们偷工减料的一般比例作最保守的估计，他们两年来营业所得利润加盗公肥私的违法利润，至少达十五万亿元。
十五万亿元，可以买九千九百架战斗机（他们在抗美援朝捐献中只捐了三百多架），可以办三十个像上海申新第九厂那样全国最大的纱厂，等于一百五十亿斤粮食（以最近受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奖励的苏南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那样的耕作水平，要种一千零五十万亩田才生产出这样多）。
上海资产阶级在解放后起死回生了，壮大了。但他们当中的违法分子不但不感激救命的恩人——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政府，而竟忘恩负义地实行猖狂的进攻。这十五万亿元，大部分是恩将仇报的不义之财。他们进攻之猖狂，对国家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破坏之严重，对人民生活为害之烈，都是全国违法资产阶级的魁首。
这里随便举出几家厂商的五毒例子和别的城市比一比。老闸区一个有两家铁厂的老板，对十多个税务人员行贿金额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上海一个资本家的行贿数字就达重庆市违法资产阶级两年来行贿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家规模中等的宝威药房，偷漏税款达一百亿元，民丰、华丰造纸厂仅一九五零年一年所得税一项的偷漏就有一百十八亿元。这两家的偷漏都抵上内地几个城市应收的全部税额。正泰、大中华橡胶厂两年来用虚报轮胎成本的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达五百二十三亿元以上。新艺营造公司仅仅在营造石家庄某国营工厂、承修一处国防工程、承修上海浦东海塘三项工程中的偷工减料，就使国家损失达九十四亿八千多万元。盗窃经济情报的范围更是全国莫及。上海某机器厂老板以十亿元的“酬劳”，去辽远的东北抚顺矿务局机器厂盗得某种刨床的图样。另一造纸机制造厂的老板，趁在广州国营某厂装配机器的机会，把许多机器图样抄来了。人人企业公司副经理陶颖中混入国营进出口公司后，专门盗窃经济情报，欺诈进出口公司一万二千多英镑、十四万元美金、一万三千多元港币。上海市一级九个国营公司的重要营业部门，多数被违法资本家的“坐探”所篡夺。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初步的检举和坦白材料中随便举出的事例。全国从中央到各地机关企业部门“三反”中擒获的大贪污犯、破获的大盗窃案，大都和上海违法资产阶级有关。
必须说明，解放以来，上海资产阶级曾普遍受到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起死回生的救助，但是上述十五万亿元的巨额利润，并不是所有资本家平均地沾得的；获利最大、盗窃最多的是其中少数的一部分人。上海资产阶级违法行为也是普遍的，但是严重违法、为害最烈的也是其中最少数的一部分人。
这一批盗窃最多、为害最烈的违法资本家，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盗窃起家的流氓资本家，他们是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培养的上海的“特产”，他们提倡“白手成家”，不务正当经营，而全部依靠撞骗和盗窃。奸商李乐平请别人代制一批笔尖，买通国营百货公司的贪污分子为他高价推销，骗取非法利润后办起一家“文华笔厂”，现在已经有二十亿元资金。解放时只有五六个工人、一千五百万元资金的华兴农具五金机器厂老板孙达凯，用贿赂干部、占用国营工厂工具和厂房、在别家工厂门口挂上自己招牌等办法骗到两批超过他资产好几百倍的定货，从中大肆盗窃，不到两年发展成有一个总厂两个分厂的“大老板”，他并公然对厂中职工说：“三年之内打垮华东农林部的病虫药械厂。”他们中最有势力的分子，就是封建帮会中的恶霸，拜师父，收徒弟，控制同业，无恶不作。
一种是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大户。他们强烈地追求垄断，妄图独占市场。解放初期，米商业中的大户就叫嚣过“没有我们，上海米市场就没有办法”。他们曾狠心地吞下国营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以掀起食米涨风。造纸工业要求政府迅速颁令禁止洋纸进口，政府实行后，他们就拒绝政府委托加工文化用纸。在全国卷烟纸生产中有独占地位的民丰、华丰造纸厂，更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漫天讨价，最近已初步承认过去的盘纸利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铜料冶制工业和其他几种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中，都曾有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或以高价相要挟，极力争取“自由市场”，恣意破坏合同、偷工减料、以次货抵充好货等行为。在上海，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危险的趋势了。这一类型的违法资本家，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发生严重阻力。
还有一种是掌握游资的投机家，他们独资或合伙开一家资金不大的字号，但是狡兔数窟，账外资产很多，有的就完全没有什么企业。他们只要一有空隙，就大肆投机。三年来他们曾掀起过米、纱、煤、糖、盐、五金、西药等涨风，波及全国。举几个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说明上海奸商是如何惯于投机了。一九五零年江西某机关一个采购员到上海买四架收音机，因为多跑几家探询价格，该业就轰传
“大批交易来到”，结果几天内收音机从每架三百万元陡涨到四百六十万元以上。玻璃业奸商卢耿臣听到公营耀华玻璃公司暂停开售玻璃的消息，立即勾结一批人去外埠抢购，同时在同业中互相哄抬门售价，一天把售价变更七次。曾掀起过三次五金涨风的五金商业中几家大户，对供过于求的货物也能掀起涨风。他们派出一批“采购员”四出“询价”，造成市上“买气很浓”，煽动同业竞相抬价，他们就乘高价抛售，大赚一笔。这一类投机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三种违法资本家，“有的都一身兼备三种性格”。他们为了攫取非法利润，就无所不用其极，任何伤风败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的已十足成为祖国的叛徒。危害志愿军的有西药商王康年和牛肉商张新根、徐苗新以及其他几个承制志愿军供应物资的奸商。暗害解放战争的有五金商赵金峰、新华电机厂老板顾本善等，他们用劣质的绳索、废料做的轮船推进器，使解放舟山的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承制解放舟山部队所需蓄电池的王仲记蓄电池厂老板对职工说：“横竖要沉到海底里，拆烂污不要紧。”
上海违法资本家中具有强烈的垄断欲望的一批人，不但在经济上破坏国计民生，而且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一股狂妄破坏共同纲领、对抗工人阶级领导、抗拒国营经济领导的力量。上海市工商界某些代表人物在上海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上曾要求修改陈毅市长开幕词中关于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的词句。在“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有一个在造纸机工业中具有地位的违法资本家，在蓬莱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决议案时，还坚决要把决议案中关于“少数政府人员受剥削阶级坏思想……腐蚀”一句中的“剥削阶级”四字删去。违法资本家并在同业公会之外朋党结社，操纵同业，圈定代表，策划对抗工人、对抗国营经济的办法。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从共同纲领中断章取义地要求“自由市场”，要求国家改变性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上海的经济地位和上海资产阶级三年来从消极怠工到猖狂进攻的罪恶事实，说明了上海展开“五反”斗争，对全国经济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再让他们的进攻自由泛滥下去，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可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前途就不可能实现。上海私营工商业必须去除五毒，实行改造。现在，为实现这个改造的“五反”运动，已经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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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志愿军归国休养员来信
抗议美国侵略者谋害我被俘人员的罪行
编辑同志：看到人民日报三月十八日登载的美国侵略者将我志愿军被俘人员送往台湾的消息，我们万分愤慨。万恶的美国强盗为了达到这个无耻的目的，竟勾结蒋匪特务，强迫我方被俘人员签写“自愿遣返”的血书，并在臂上刺上极端侮辱的字句，这种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卑鄙手段，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美国侵略者的无耻阴谋，说明了他们在停战谈判中提出“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的目的，正是企图大批杀害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只能激起中朝部队更大的愤怒，并遭到世界人民的严厉惩罚。
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养下，从来不曾在敌人面前低过头，他们坚定的阶级立场是永远不会动摇的，美国侵略者和蒋匪帮的阴谋诡计，必然要完全失败。
我们是回国休养的志愿军，我们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抗议美帝国主义的暴行，粉碎敌人的无耻阴谋，给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休养员 王永哲 杨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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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山东某些县区领导干部
严重压制群众批评必须检讨
编辑同志：自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后，山东省某些县区领导干部对人民来信工作以及人民的批评，继续采取置之不理或打击的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
去年九月，汶上县二区东芦庄农民通讯员王革底来信，反映汶上县张吾乡合作社干部借公款给私商投机倒把，和大秤买小秤卖等违法乱纪的事实，本组即将来信转至汶上县联社，请他们调查处理。该区区长张仙瀛知道此事后，不但不检查合作社的问题，反把来信人王革底叫到区里，要他反省、检讨写稿的出发点，并说王革底“自高自大”“超越组织”“立场不稳”等，强迫他承认错误，使王革底在区政府饿了一天。这事经我们调查证实后，就在本报上开展了批评。先后有一百六十多人来信发表了意见，要求汶上县领导机关认真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仅县政府、县委员会宣传部长和张仙瀛自己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此事便不了了之。
再如去年七月间，桓台县五区东沙河村部分群众曾联名来信控告他们的乡长、党总支书记有贪污违法行为。本报把信转给桓台县府调查处理。至今已八个月，我们先后催过五次，桓台县府既不处理，也不来信。今年三月一日，我们接到山东省长清县四区周王庄村李宝玑检举村干部李宝林贪污六千多斤粮食的来信。长清四区房子恒区长接到我们的调查信后，竟把反映意见的民兵指导员李宝瑢（李宝玑是根据他反映写的信）非法传至区政府扣押五天，令其“反省错误”。最后撤销了李宝瑢的指导员职务。区干部还说李宝林贪污这点算不了什么。写信人李宝玑对此极为不满。
领导干部严重地压制批评，以及对人民来信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在山东省来说，并非是个别地方干部的问题。我建议有关机关对于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决定的情形，来一次彻底的检查，作出必要的规定，使人民群众和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济南市农村大众报大众来信组 郑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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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沂水地方委员会
不该忽视对党报工作的领导
编辑同志：山东沂水农村报是中共沂水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但沂水地方委员会从不重视运用报纸来指导工作。地委、专署对当前各项工作的指示、计划等文件，发到县级机关以下，但不发给报社。如地委对防旱抗旱春耕工作指示是二月二十二日发到县的，但报社不知道。直到三月七日，报社才从地委的档案里找到一份发表了。专区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互助合作计划等都是拖到半个多月才发到报社来。专署开种棉丰产代表会议、互助代表会议、评产会议，报社的工作同志都是在会议结束了才知道。虽然中共沂水地委也曾做出关于创办沂水农村报的决定，但由于地委本身不重视，下面各级党委也就忽视它。如莒南县一区区委宣传委员到现在还不知道地委有这个决定。
在报纸创刊时，地委宣传部长狄生同志曾表示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领导报纸”。但实际不是如此。狄生同志没有负责对报社工作提出系统的指示，根本忽视了对党报的政治领导。有一次，报社的收音机坏了，为了不误工作，报社向狄生同志借用他的收音机收音，却遭到他的拒绝。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机关的干部不看自己的报纸。地委、专署机关就没有正式订阅；指导全区农业建设的建设科，在报纸出刊一个月后，还不知道有这个报纸。地委农委会书记也不看报，报纸在一月份连续报道沂水专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丰产户情况，他就不知道。地委书记、专员对报纸刊载的本区农民的重大活动也不知道。
为了改进我们的报纸，发挥报纸的作用，我们建议沂水地委应认真检查对报纸的领导，具体订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有效办法。
张爱群 于朴农 高振东 邹 安
刘庆诗 朱孟明 李 华 王立芬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卫生领导部门应该严格
审查开业医生的医疗能力
湖南平江县庸医易简清，伪造药品，招摇撞骗，屡次贻误人命。二月下旬，有一个病人腰部微痛，服了他的两包药，顿时呕吐发汗，四肢冰冷，手足发青，继而不省人事。人们把病人抬到人民医院，经急救后才转危为安。三月初，居民李浣清服了易简清的两包药，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有一位妇人乳部生一瘤子，易简清用“修脚刀”替她割开后，水流不止，后来伤口溃烂，随之身死。又一病人李校老，全身发肿，上午吃了易简清的药，下午就死了。农民赖抗仇患淋巴腺结核，易简清说：非吃“画符水”不能好。第一次他给病人吃了一杯冷水，骗了人民币八万元；第二次给病人两包药，又骗了人民币十四万元。病人服药后，中毒身死。人民政府从易简清家里查出了假药十多种，其中有一瓶“点眼水”，是用烧酒作的。用它治眼病，很有使人失明的可能。易简清招摇撞骗，危害人民健康，已由人民政府逮捕。
像易简清这种以骗财害命为业的“医生”，并非是个别的。为了确保人民的健康，各地卫生机关应严格地审查医生，对无医学知识、又无临床经验、专门欺诈人民钱财的庸医，应禁止其开业。
湖南平江县卫生科长 郭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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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潢川专区人民医院
玩忽人命抗拒批评不可容忍
编辑同志：河南省潢川专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不关心病人，工作粗枝大叶，表现了浓厚的单纯营利观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病人孙世典自入院以后，身体已逐渐恢复健康。有一天，雷作霖大夫给他多注射了一倍的“六○六”，当时病人便觉得心境烦燥；大夫又叫他服了七粒?胺药，病人当晚就气绝身死。病人闻素芝和孙耀三，因大夫治疗错误，成了残废。诸如此类的错误，真是举不胜举。
该院院长李槐保对待批评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病人向他提意见，他就说病人“调皮”、“难伺候”，甚至说：“非整他一下不可”。因此，病人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他提。他知道了有人对他提意见，马上就召集病人开会，说：“好，你们告发我，但是你们须知道，告掉我的院长，告不掉我的科长（他根本并不是什么科长）；告掉我的科长，告不掉我的处长（他兼任治淮指挥部卫生处长）。”
潢川县有一干部害急性病症，中共潢川县委介绍他到该医院医治，但院方不肯接收。有一位工作人员竟说：“管他是谁，先交六十万元才得入院。”有一次潢川县人民政府介绍一位荣誉军人到该院医治，李槐保说：“先交三十万元再说。”
潢川县的群众对该院非常不满。我希望有关领导机关，派人对该院的工作进行检查。
中原 先觉 良才
兴武 徐原 于晖
编者按：河南潢川专区人民医院这样玩忽人命和抗拒批评的极端恶劣态度，是决不能容忍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派人彻底予以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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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上海新民报晚刊
对刊登“百丑图”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对于我报在二月二十三日刊登的“百丑图”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接受。
我报采用该画，事先未予审核。该画作者江栋良于画好后，直接送制版公司制版。我报编辑同志以为江栋良是经常投稿者，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因此发刊前也未仔细复审。出版后，总编室才发觉错误，当即通知主编人员，不得歪曲题材，侮辱工人阶级。此后作者江栋良又送来类似画稿，总编室即指出其错误，令其重画。
这一重大错误的发生，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思想上的麻痹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发稿、审稿制度不严格，只知道抢时间，早出版，多销几份报。因此，失去了政治警惕性，竟在“三反”斗争时，使代资产阶级辩护的图画出现在报纸上。这种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我报一定依照人民日报“简评”中的意见，提高警惕，不让那些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图画侵据报纸的篇幅。除我报各级有关人员进行检讨外，并以此事件教育全体工作人员。
上海新民报晚刊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