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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坚持坚苦作风的女共产党员董纯
杨澍
董纯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兼湖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远在一九二五年她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来她忠心耿耿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坚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董纯同志初到长沙的时候，省妇联筹委会的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没有房子，没有干部，工作任务又很繁重，但她乐观地肩负起这开创工作的重担。当时省妇联筹委会准备召开一个妇女代表会议，竟连一个送通知的人都没有，董纯同志毫不犹豫地亲自把通知逐户送到代表手里。第二天，妇女代表到得很踊跃，当她们发现省妇委书记就是头天上门送通知的人的时候，都很感动。
在工作中，董纯同志是全心全意地为妇女群众服务。她常说：“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群众，我们身为妇女，没有理由不做妇女工作。”当她听到妇女被虐杀的消息时，晚上睡不着觉，亲自督促各专区的民主妇女联合会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切实了解情况，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去年冬天，她到湘阴参加土地改革，领导韩湾、周济两个乡的工作。她深入到贫农、雇农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并特别重视妇女在土地改革中应得的权益。她的脚有病，下雨天也毫不顾及自己行动的困难，常常工作到深夜，并且亲自到十五里路远的区上去汇报工作。她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区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当土地改革工作结束时，周济乡的许多农民都赶来送她，一个从不爱说话的农民也流着泪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同志！”
董纯同志就是这样时时刻刻热情地、忘我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着，从没有考虑过个人的生活待遇。她的生活一贯是非常朴素的，进入城市后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优良的作风。有一次，省妇联机关给她买了一只热水瓶、一床毯子，她坚决拒绝收受，并对管总务的同志说：“组织上对我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不该再花公家的钱。”由于董纯同志的公私分明，直到现在，省妇联没有一笔“特殊照顾”负责同志的账目。
去冬湖南大学请董纯同志去作有关土地改革的动员报告。那天正刮着大风，她本来可以乘汽车去的，但是她想：“坐汽车除了耗费汽油以外，还要十几万元的轮渡费，为什么不替公家节省呢？”她终于冒着大风走了十多里路，虽然手脚冻僵了，还作了几小时报告。湖南大学三千多师生都被她这种坚苦作风深深地感动了。董纯同志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地替国家节省资财。
董纯同志这种为公忘私、坚苦朴素的作风，也曾有人讥笑她是“小气”，“保守”思想，但她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坚苦朴素是党的传统，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这种传统，不要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董纯同志坚苦朴素的作风二十多年如一日，她今年已五十岁了。过去她曾长期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地区做地下工作，遭受过反革命的多次的迫害和摧残，一九三三年她曾在上海坐了几年牢。在敌人的牢狱里，她粉碎了敌人的各种威胁利诱的阴谋，并和动摇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革命的利益。一九四一年党派她到衡阳农村工作，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董纯同志经常节制自己的食量，坚持工作。一九四六年，党派董纯同志到冀南财经部门工作。该处出纳溪桂珍，曾用公家的钱替自己修房子。董纯同志对她这种损害国家财产的行为，非常愤恨，她对溪桂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将溪桂珍的错误行为反映给党委，党委处分了溪桂珍。董纯同志爱护国家的财产如同自己的生命，她经常教育干部：我们要比工作、比进步、比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铺张浪费、享乐腐化、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董纯同志是坚持党的坚苦朴素作风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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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女职工和职工家属
积极参加反贪污反盗窃斗争
各地工厂企业广大妇女职工和职工家属，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广大的妇女职工和职工家属都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忘我的爱国热情投进这一斗争。太原铁路分局的女职工和男工人一道，分别担任斗争中的宣传、侦察、保卫等工作。该分局太北机务段女青年团员马润英和张彩兰，在作纠察工作时发现盗卖煤炭的大贪污犯把图章扔进火炉里，企图毁灭罪证，她们就奋不顾身，用手把图章从火炉里取出来。东北抚顺矿务局露天矿火药库女工周继芳，为了集中精力进行斗争，把她的孩子交给别人照管。
在斗争中，她们不仅勇敢、坚决，而且机智。上海铁路分局财务科会计员陈岫岑，在接到捕捉大“老虎”邓少周（轮渡股工程师）的任务后，细心研究材料，发觉邓少周和上海协大五金号老板李澄雄往来密切。她通过店员工会，得到协大五金号一位积极店员的帮助，终于揭露了邓少周贪污一亿二千多万元的罪行。太原铁路分局太原车站韩宝娟领导该站服务处小组打“虎”，用开“诸葛亮会议”的方法，研究“敌情”，发现贪污分子怕什么，就向什么地方进攻；因此连续捕获了大小贪污分子四名。
她们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斗争，还推动有关的人积极参加斗争。北京铁路分局永定门车站工人李耀宗在反贪污运动中被聘为检查委员后，因怕得罪人，没能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来进行检查工作。他的老婆刘玉兰知道了，就批评他说：“你这样还能工作吗？把挽救人的事看作是得罪人的事。”劝她丈夫要负起责任来。李耀宗听了老婆的话后，就表现很积极，后来每天夜里工作到十一、二点还不回家。
女职工认识到这一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积极向违法资本家展开坚决的斗争。天津私营华北橡胶厂老女工邢桂珍，是该厂的工会主席。反盗窃运动一开始，她就在党的领导下，着手发动群众。在第一次职工大会上，群众一下检举了该厂违法资本家蔡春雨二十四件违法事实。蔡春雨却拒不坦白，拉拢两个副理和职员梁铭堂订立“攻守同盟”，妄图抵抗运动。邢桂珍就抓紧教育梁铭堂，向梁讲解政策，说明利害。梁铭堂终于觉悟过来，谈出了“攻守同盟”的内幕，揭露了蔡春雨的部分违法行为。邢桂珍和全厂职工根据这些材料，进一步追究，使这个曾利用偷漏国税、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资财三十七亿一千五百万元的大“老虎”，暴露了真面目。上海顺泰才记五金号女会计方荟苓在反盗窃运动中认识到检举奸商是每个人的责任，她联合店内职工向违法资方开火。如资本家假造进货发票，抽走资金，还企图掩盖，被大家揭发了。该号职工现在已检举资方违法行为八十三件，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一些事实。
在斗争中，女职工和职工家属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她们检举她们的亲人和规劝她们的亲人彻底坦白的事，到处都有。东北满洲里铁路职工家属就已有三十个妻子检举了自己的丈夫。保定市三三烟厂女工蒋淑坤的丈夫何松涛，是河北省税务局印刷厂的会计兼管库员，曾在一九五○年盗窃印花税票五亿元。今年过春节时，蒋淑坤打扫房间，发现何松涛的一个包袱里有很多印花税票。她就把这些税票送给印刷厂厂长。到这时，这个为时一年半的大贪污案终于被揭发了。青岛造船厂王锡山的老婆想起她丈夫过去拿回家的钱比他的工资数多，知道其中一定有贪污。她便劝她丈夫说：“坦白了家庭会团圆，不坦白被检举了就要妻离子散。”结果她丈夫把盗卖国家铜条一百八十斤、铅皮一百五十斤、铆钉四十五斤、铜版五十斤的事实彻底坦白了。沈阳橡胶五厂贪污分子刘景和不肯坦白，刘景和的老婆张惠兰刚生了儿子，就冒着大风雪跑到厂里，劝刘景和坦白。刘初步坦白了贪污四千万元。张惠兰就对他说：“还不彻底。你有一次拿回家两千万元，那钱是从那里来的？”刘景和不得不又说出了贪污两千万元。
母亲也严格地督促儿子坦白。沈阳机械压力厂刘义基贪污受贿，并和该厂厂长王营安订了“攻守同盟”，拒不坦白。他的母亲就再三教育他，最后告他说：“你要是不坦白，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刘义基在母亲的劝诫下，坦白了受贿三千多万元，并揭穿了王营安和奸商勾结的事实。
职工家属们组织起来，便使奸商、贪污分子没有空隙可乘。沈阳南站第三十八组家属委员会，常开会研究各家的生活情况和社会关系。该会保卫组长胡明宜常看到一个大胖子商人到铁道部东北特派员办事处材料部采购员韩宗春的家去，她就特别警惕起来。有一天这个大胖子商人到韩宗春家去订“攻守同盟”，出来后便被胡明宜和家属们抓住了，破获了一件贪污案。沈阳机器一厂工人家属孙敬民发现该厂会计高佩儒每月工资一百九十分，一家八口，生活很富裕，吃豆腐还要放“味滋素”，买肉一次就是十来斤。她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该厂领导方面，经过检查，高佩儒确是一个大贪污犯。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了，许多女职工和职工家属都提出要进一步参加反贪污、反盗窃斗争。成都市邮电局杨竹芬向局内女职工说：“妇女节快到了，我一定要尽更大的努力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用实际行动来迎接‘三八’节。”张家口铁路工厂的女职工订出计划，争取在反贪污运动中立功，作为对“三八”节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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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女工控诉资本家虐待和迫害女工的罪行
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表现在女工方面是尤其严重的。违法资本家用尽种种卑鄙的、野蛮的手法，欺骗、虐待、压迫女工，从女工身上榨取了大批的非法利润。在当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各地女工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下，纷纷愤怒地检举了资产阶级的这些罪行，决心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残酷地虐待女工
解放以后，女工也和男工一样，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资产阶级不让女工翻身，他们仍采用旧社会封建野蛮的统治办法，继续欺压、虐待女工。苏南无锡市“鸿丰”、“协成”两个丝厂的资本家让管理员用铁钉、木棒打女工，用脚踢女工腹部。苏州新华丝厂管理员把女工李爱男的手放在水汀管上，打手心，上面打，下面烫，手都被烫焦了。丝厂资本家对盆工（女童工）的虐待更是惨无人道。资本家用铁丝刺盆工的眼睛、眼皮；拉着盆工的耳朵在车道里兜圈子；罚盆工在车间里立壁角
（即让女工面对墙壁角站立），不许弯腰，动了就打耳光；用筷子插在盆工的嘴里；用开水泼盆工的腰部、脚上和乳房；把滚烫的茧子丢在盆工身上；把盆工的手放在开水里烫。苏南和泰丝厂一九五一年开工后，资本家一个月左右烫打盆工三百三十次。祥记丝厂九岁的盆工胸部被烫得起了银元大的一个泡。苏州新华丝厂盆工杨金娣因受不了资方烫、打、骂，而投河自杀。
超经济的封建剥削
在某些私营工厂、商店里面，还存在着种种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资本家强迫女工给他们送礼；在工作时间以外，叫女工替他们干各种家常事务工作。济南市私营中华农具社的经理，叫女职员李联珍替他擦尿盆、洗衣服，晚上还要侍候“少奶奶”。苏南各私营缫丝厂的资本家，利用自己的亲信做管理员，任意打骂、侮辱、处罚、开除女工；并强迫女工缝衣服和做杂务等没有报酬的工作。北京同立线厂的资本家，为了要女工多干活，解放初期还有这样的规定：每人大便时间五分钟，小便时间二分钟。有的女工因此逼得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杭州市锦成祥绸厂资本家逼迫女工干活，把很多女工累病了，十三个女工就有四个女工吐了血。抚顺市一个奸商李国仁拖欠女工刘爱琴三个月的工资，他的小老婆又把钱借给女工刘爱琴生利。这实际上是奸商李国仁用女工刘爱琴自己的工资，向刘爱琴放高利贷。
任意解雇女工
某些私营企业任意解雇女工。许多违法资本家为了随时解雇女工或停止女工工作，长期雇用临时工。临时工继续工作三个月以上的，本来应该转为长工，但是，资本家千方百计地不让女工转为长工。天津私营染织厂中打轴、打穗女工工作了二、三年甚至十多年以上，仍被资方叫做临时工。工资低，没有福利待遇，休假期不发工资，资本家还可以任意解雇、停工。北京新声药厂有三十多名女工，资本家为了不让她们从临时工转为长工，每当女工将要做满三个月的工作时，就欺骗女工说没有活了，叫女工回家；另外再找一批女工来工作。这样轮流倒换，有的女工在这个工厂做了好几年工了，也当不了长工。哈尔滨市道外丰年糖果工厂的资本家张汉臣，强迫女工加班加点，谁要不愿加就要解雇谁。
同工不同酬
资产阶级为了贪图暴利、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故意违犯政府法令，采用同工不同酬的办法对待女工。资本家巧立名目，把女工叫做临时工、外工、日计工、短工等，以降低工资，残酷地榨取女工血汗，剥夺女工的福利待遇。如天津协丰化学厂把男工算作长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百七十斤玉米面，年底每人发四个月工资的奖金；把女工算作临时工，每月平均工资为二百斤玉米面，根本不发奖金。西安市私营中南火柴公司九十五个女工都以外工论，完全享受不到住房、水、电、理发、洗澡等一切待遇。工厂裁人时，给男工发两个月遣散费，女工则一文不给。苏南正泰丝厂男女绞丝工的工作能力相同，男工是月给制，平均月薪为四十八点八个折实单位，供给膳宿；女工是日给制，平均每月工资只合三十九个折实单位，而且不供膳宿。太原各私营厂的女工，不但工资比男工低，连计算工资米价的标准也不一致。男工按九百三十元的米价折算，女工只按八百五十元折算。济南市有的私营烟厂，一九五○年时，做同样工作的男女工人，工资竟相差三倍。
限制女工婚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可是，损人利己的资本家，恐怕女工生了小孩影响工作，便不惜破坏女工的一生幸福，不准女工结婚。福建泉州永惠医院（私人开办）有些女工进院十年，现已三十岁了，资方始终不准结婚，谁要结婚就开除谁。北京余蓝记糖果工厂的资本家，去年把四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工一齐解雇（工会提出抗议，资本家没有达到解雇目的），并且分化工人说：“厂内工作少，去掉几个人，你们可以多干一些日子。”违法资本家就是这样利用饥饿和失业的恐吓，来剥夺女工的婚姻自由。
侮辱女工
荒淫无耻、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从来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资本家对于新社会的妇女权利是丝毫不尊重的。他们对于工厂、商店里的女工、女职员，随意加以兽性的侮辱。济南市中华农具社近六十岁的资本家杨子明和他的两个儿子，曾先后强奸女职员某某十一次。北京市第八区九丰织布厂在这次反盗窃运动中，才知道好几个女工被经理强奸过。抚顺市奸商李国仁强奸一个十七岁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工。有的野蛮成性的商人，强迫女工出卖肉体，替他拉生意。青岛久惠堂饭馆的女店员张美蓝，在青岛食品业店员大会上控诉资方说：“我们凭自己的劳力挣钱吃饭，可是经理硬逼我出卖肉体来给他拉生意。当我赶走了那个侮辱我的流氓以后，经理就瞪起眼睛叫我离开饭馆。”有的私营工厂还存在着搜身制。北京余蓝记糖果工厂工人下了工，资本家的老婆就来搜查女工，连女工的裤腰带上的结子也要摸一摸，才叫出厂。
剥夺女工的政治权利
解放以后，一切男女工人都有申请参加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可是，资本家害怕工人团结，害怕工人觉悟提高。因此，他们不惜违犯国家法令，千方百计地阻止女工参加工会和一切政治活动。福州西门一家私人手工业毛巾厂，雇了四个女工在楼上织毛巾，不准她们下楼活动，不准她们参加工会组织。沈阳市南市区远东皮带卡子厂几个女工，一九五一年参加了工会，资方就要解雇她们，工会不同意，资方就以关门不干来威胁。天津市天利成地毯工厂资本家，竟威胁参加了工会的女工说：“你们入工会吧，早晚有后悔的一天。”并且辱骂女工说：“入工会的简直是疯子！”去年昆明市北区染织业女工参加“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游行回来，曾挨了资方的打。
欺骗女工、离间女工和政府的关系
损人利己的资本家，对于女工的福利待遇，是从不过问的。他们甚至故意曲解政府法令，欺骗女工。譬如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很多资本家不执行。北京大陆装订所过去一直把切下纸边卖的钱归工人分。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资本家欺骗女工说：“产假期间工资要从纸边里出。”他征求女工意见说：“你们愿意要产假工资；还是要纸边钱。”结果未婚女工要纸边钱，已婚女工要产假工资。资本家利用这个机会分化女工团结，决定给女工分纸边钱，不给产假工资，来拉拢多数未婚女工。武汉宇宙烟厂资本家为了离间女工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故意把女工工资提高一些，举办几件福利事业，来拉拢工人，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然后又在女工面前哭穷说：“政府税重啦！工厂要赔啦！”想欺骗女工替他向政府请求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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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发动职工家属参加反贪污反盗窃斗争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
反贪污、反盗窃运动开展以来，凡是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了教育，全面发动职工家属参加了斗争的单位，职工家属的阶级觉悟都显著提高，积极动员贪污分子坦白，提供贪污分子的线索，和职工一起围剿贪污犯，并起了很大作用。但还有许多单位，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充分发动职工家属是争取反贪污反盗窃斗争胜利不可缺少的一环，没有在职工家属中进行广泛的政策教育，没有全面地发动组织职工家属参加这个运动，只是在遇到问题时，对个别贪污分子的家属进行工作。有些单位的职工家属已经动了起来，但领导人员没有给予重视，而任其自流。职工家属群众不明了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方针和具体任务，忙于检讨自己的一些琐细小事，放松了对大贪污犯的进攻。有的工厂已经在追剿大贪污分子了，但没有在家属群众中搜集材料，因而使运动受到影响。有的单位甚至认为：“家属整天在家里洗衣、作饭，不了解贪污分子的底细，发动起来也没有用”，而不去进行工作。职工家属对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不了解，不关心，资本家就钻了空子，做了“家属工作”。奸商们用“饭碗”来威胁家属，用“情面”来欺骗家属，用“送礼”来利诱家属，想尽办法要家属来阻挠职工检举奸商。北京天泰五金行经理奸商赵济川，怕店员丁振瀛检举他，甚至派人到乡下把丁的父亲请来，说“祖父病重”，一定要丁回家。
现在，反贪污、反盗窃运动正在日益高涨地开展，全国的工人、店员都已和资本家撕破了脸皮，向违法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于这一斗争，各个基层工会必须加强领导，全面发动职工家属参加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并建议在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有专人负责做家属工作。如上海铁路局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家属工作组，北京门头沟煤矿节约检查委员会吸收家属委员会主任参加工作，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直接领导家属工作，都做出了成绩。为了教育职工家属爱护国家财产，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必须通过这次运动，使职工家属普遍提高阶级觉悟，并积极地动员贪污分子坦白，协助和鼓励职工大胆检举奸商，以争取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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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新中国女青年的伟大成就
文采琳、杨亚娣、祁密珈、石端 郭玛丽、梅维佳、江冬妮、萨安娜
编者按：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东欧留学生共有三十三人，他们是在一九五○年冬天到一九五一年八月间先后来我国学习的。这是他们当中的八个女同学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所写的文章。
我们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到中国来学习的八个女同学。我们感到非常幸福，能有机会来到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新中国，学习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光辉斗争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在短短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人民和青年怎样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斗争，知道了新中国妇女的生活情况，也知道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英雄的名字和事迹。
我们国家里的妇女也和新中国的妇女一样，幸福而骄傲地生活着、劳动着。我们国家的宪法上保证妇女们在任何场合下和男人们一样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并规定我们妇女有受教育、领养老金、休息等权利。政府为了照顾母亲和孩子，普遍设立了许多助产医院、托儿所、幼稚园，产妇在产前产后都有足够的休假时间，休假期间的工资也照样发给，并且可以享受免费的医药和护理。
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妇女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和男人们一样地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力量，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例如罗马尼亚的安娜·波克，她现在担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她经历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曾被法西斯强盗逮捕入狱。保加利亚的婥娜·德拉哥伊切娃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府的邮电部部长，她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并曾被过去的反动政府判处过死刑。匈牙利的安迪?是匈牙利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保加利亚有名的青年女英雄李良娜·季米特洛夫的名字也受人尊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她一人单独地和围攻她的法西斯警察作战十二小时，她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地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这些女革命家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她们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献给自己的事业。在工厂和农村中的妇女也和所有的人民一样忘我地劳动着，许多女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以高度的创造精神，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生产任务。波兰的齐克林斯珈在二年内完成了她六年的生产计划。捷克的一个女工伐茨克娃一个人就管理了六十台纺织机器。很多的工厂女工和农村中的妇女都光荣地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奖金”和“劳动英雄”的称号。
我们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妇女还清楚懂得我们一点一滴的劳动，都是为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为着巩固和加强着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我们相信我们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我们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破坏和平的阴谋一定要被粉碎。当着纪念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时候，谨祝贺新中国妇女、新中国女青年的成就，愿我们今后一起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祁密珈执笔）
（原载三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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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们用劳动创造着自由和幸福
——记吉林省敦化县的妇女模范屯
戴月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几天，我访问了东北著名的妇女模范屯——吉林省敦化县民主村成记号屯。
到处都是一片准备春耕的景象。在离成记号屯十二里的官地村，我意外地遇见了成记号屯的青年团员关秀珍和金景芳等八个青年妇女，她们正在这里拣粪。青年团员们争着告诉我关于她们完成备耕计划的情况。全屯五十一名妇女已选定了二十八石豆籽，另外还拣了十万零四千斤粪，小灰已积了一万零二百斤，鸡粪有三千七百斤。
现在成记号屯已有四十三个妇女参加长年劳动，凡是能参加长年劳动的妇女几乎都参加了。在劳动中，她们显示了妇女们的伟大力量。去年全村四十三个妇女共做了五千零七个工，并开了二十四垧又三亩荒地，增加收入二亿二千七百万元。吉林省二等模范互助组赵玉兰小组，去年改良了土壤，由过去每垧地打八百斤谷子增加到三千四百斤。最高的产量每垧达到五千五百六十斤。由于农业生产有成绩，除赵玉兰被选做模范外，还有三个妇女当选县劳动模范，其中有一个是团员。青年团员中还有一个当选了县模范干部，一个当选了省模范干部。
妇女和男子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得了幸福的生活，全屯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过着新中农的生活。全屯七十五户就有八十多头牲口、十八辆大车，每家都有一群鸡，两三口猪，家家户户都有余粮，隔三、五天还能吃一顿好的。妇女们每人还有两三套新衣服。在文化生活上，也有了新的气象，一九五○年屯里成立了农民业余学校，三十六个青年妇女参加了学习。老太太们也组织了读报组。青年妇女们并努力学习使用新农具，现在已有两个人学会使用“综合号”铲趟机。妇女唐雅臣回忆起过去在伪满时候七个冬天没有穿过棉衣服的牛马生活，激动地说：“要不是毛主席，那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毛主席发出增产节约的号召后，全屯妇女很快就响应了这一伟大号召，要在今年增产节约一千二百二十七石五斗粮食。 （原载三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附图片）
这是妇女模范屯中的妇女使用的新式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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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英雄解秀梅还乡记
新华社记者 文英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华北分团里有一位女功臣解秀梅，她跟华北分团一齐来到了保定。女英雄的家乡——高阳县于堤村和附近村庄的老乡们都被这个消息轰动了，大家想着：既然她来到保定，一定会到家里来看看的。于是人们就准备热烈地欢迎她。
这一带村庄的人民，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本来就出现过不少的英雄；但是，他们的姑娘，十九岁的少女解秀梅在朝鲜前线立了功，还算是头一个。所以老乡们欢迎解秀梅，真比过春节还高兴。几乎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院子都打扫过了。于堤村全村七百八十多户人家，有六百多家来了亲友。人们在村头搭起了台子，准备请秀梅登台讲话。秀梅的爸爸妈妈和姊妹们，不住地到村头眺望，看看秀梅回来了没有。
二月二十一日，解秀梅回来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代表们和朝鲜人民访华团的代表们也伴随着她来了。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保定专区专员和高阳县县长、高阳县妇联会的同志和电影队的同志也来了。
一位六十多岁的韩大娘挤到人群的核心去了，秀梅扑到她的怀里。大娘摸着秀梅的脸说：“丫头！我要看看你这个花木兰，该流芳百代吧！咱全村人都该光彩了！”解秀梅的母亲被人们挤在一边去了，她乐的说：“让大伙看看她吧，现在她不光是我的丫头了，她是大伙的香饽饽了！”秀梅的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早先老觉着闺女家不能上纸墨，如今看到这隆重的情景，听到人们说：“这真是咱毛主席领导的好！”也笑眯眯地拍着手说：“对呀！对呀！”
赶来参加庆功大会的有六千多人。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胸前戴花的姑娘和戴花的爸爸、妈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北分团团长田波在台上向大家说：“她是姑娘们的榜样！”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北分团团长沈国镇告诉人们：“朝鲜人民将永远把英雄和她的父母的名字记在心里。”
人们热烈欢迎秀梅讲话。女英雄介绍了她的事迹。她说：“我在前线是个文工团的团员。我也像同志们一样爬冰山，卧雪地，为战士们唱歌，为战士们演戏；在医院里护理伤员。一次，我刚从山上打柴回来，准备给伤员们烧炕；忽然九架敌机来了，汽油弹把病房烧着了。我马上丢下木柴钻进火里，背起一个重伤员向外跑，跑出来不远，敌机又向我们冲下来。那位伤员说：‘你放下我赶快躲开，别为一个受伤的人你再受了伤。’我说：‘我是青年团员，不能让你再负第二次伤，有我就有你。’我把伤员放在地上，自己却伏在他的身上掩护着他。一颗炸弹落在了我们的跟前，掀起土来埋住了我们。敌机过去后，伤员没再受伤，我自己的胳膊却出了血，我终究把伤员送到了安全地带。后来，我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秀梅最后说：“我不过按着祖国人民的嘱托去作事，谢谢你们这样来欢迎我，我一定为父老们继续立更大的功！”她的亲人们用更加热烈的鼓掌赞扬自己的优秀的女儿，解秀梅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代表们，来参加庆功的政府首长们和二十一个村的群众代表们，亲到解秀梅家里祝贺。两间小土屋早被人们打扮得喜气洋洋了。二十一个村庄的群众合送的“光荣之家”的匾额、代表团和政府送的贺词挂满了四壁。小房子里充满着笑声。妈妈太高兴了，告诉秀梅说：“不要挂念家，政府和乡亲们照顾得很周到。你爸爸能织布，公家供给咱洋线，他加工织成布，光工钱就够咱全家吃用了，地里的出产全是富裕。”五十四岁的农民解书元说：“秀梅在前方立功，是为的咱们能在后方生产。我家里有牲口，今后你家耕耕耩耩的活，我管起来。”志愿军三等功臣韩泉的母亲，让秀梅给他的儿子捎个信：“让他立个大功，赶上秀梅姐！”
（附图片）
解秀梅立功，给高阳县于堤村全村人民带来了无限喜悦。这是解秀梅和乡亲们欢叙的情形。 奇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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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为了肃清出版业中粗制滥造的邪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决定取缔北京市两家投机出版商新潮书店和火星社的违法经营。经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已由市工商局撤销其营业执照。
北京私营新潮书店是一家典型的投机出版商，它所出的书籍极多是谬误百出、粗制滥造、抄剪拼凑而成的。本报去年八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的“文化生活”栏，曾批评了这家投机书店。该店名为从事出版事业，却没有编辑机构，但在向政府登记时，竟伪报一些教授的名字，说是该店的“编辑”。该店负责人员中有不少曾经是敌伪时代的高级官吏，而该店在申请登记时，竟向政府隐瞒了这些人的姓名或履历。
曾为本报去年十月十二日“读者来信”栏所批评的火星社，也是专门从事投机出版的商户，所出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全部或局部剽窃他人出版物的内容，有的并连篇累牍地出现重大政治性的错误。而在此种严重侵害同业的正当权益和欺骗读者的丑恶行为被揭露后，该社负责人还企图狡赖，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处谎报印厂，假造原稿，捏造“译者”姓名，欺骗政府。该社也没有编辑机构，却向政府谎报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为他们的“编辑”、“编委”，来骗取政府的信任，借以投机牟利贻害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