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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画说明
坚决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压下去！
吕西安 作
这是一幅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举行猛烈反击的图画。
画中间是违法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他们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衰败和破产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并贯彻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帮助他们走上“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道路，他们却忘恩负义、以仇报德，肆无忌惮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用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破坏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的目的，他们采用了“拉过去”、“派进来”的方法，进行盗骗国家资财的罪恶活动。
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在“拉过去”部（左下角）里准备有酒席和礼物，有钞票和黄金，麻将桌上残留着通宵狂赌的遗迹，他们向革命工作人员进行着一系列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恶毒进攻。他们用“人情”、用“投其所好、供其所要”、用“捧你上天”、用“美人计”、用“大迂回”、“围攻”、“暗算”等等卑劣的手段来腐蚀革命干部，拖他们下水，以达到他们“拉过去”的目的。
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在“派进来”部（左上角）里，布置得五花八门，像个戏院后台，把他们化装成穿着“干部服”的“进步分子”。在“盗窃部”里（正上方），他们进行着并计划着布置更大规模的“坐探”网，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遂行其抬高物价、垄断市场，达到他们损公肥己的可耻目的。这些部门又和“偷工减料部”、“偷漏部”血气相连，他们接受“坐探”们和贪污分子拉来的“定货”，不惜用假药充真药，向全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进攻；以臭牛肉、烂棉花、硷饼干、坏铁锹去暗害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用烂木头、坏机器，用旧充新、偷工减料向我们修建淮河、建筑工厂等各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了“偷漏部”（右上角），使用各种假账，玩弄偷税漏税的丑恶伎俩，大量地吞没国家的财富。
总之，他们不愿规规矩矩地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他们一心一意要破坏这个优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企图把我们伟大祖国拉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我们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这种胡作非为的反叛行为，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反盗窃斗争的旗子，全国上下（守法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一致在毛主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坚强的反盗窃斗争的统一战线，为了卫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卫护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一定给予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强有力的反击，不把它压下去，誓不休止。（看！他们已经在发抖了。）这是热爱祖国的斗争，这是只许胜利，不许失败的斗争。这是保证我们祖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斗争。（原载二月二十七日南京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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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我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犯了右倾错误的检讨
甘肃日报社社长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阮迪民
在甘肃省级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发展到集中力量围剿大贪污分子的时候，二月四日，我接到中共甘肃省委的通知，要我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提出在我领导的各单位（包括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出版社，此外，还有新华社驻甘肃记者组），是否有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我大致考虑了一下这几个单位两年多来的经济情况以及解放时接收的情形，又回想了前两天我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研究制订“打虎”计划的情形（当时广播电台总编辑雪凡同志在提计划的时候，连是否有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尚未敢肯定），于是认为我们这里既不是“大深山”，是不会有“大老虎”的。觉得这种判断是非常有“把握”的，就提笔向省委写信说：“我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保证没有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如果查出大贪污分子，我愿受党的处分。”
事隔四天，到二月八日，广播电台的大贪污分子“突然”——对我和雪凡同志来说，都是突然的——在外部的检举下，被发现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完全说明我对党的“绝对负责”和“保证”是虚假的，我对资产阶级向党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我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存在着右倾思想的错误。
但是，这个事实发现以后，我的头脑并未立即清醒过来。当时，我只认为这是不了解情况的官僚主义，所以在给省委的请求处分的信上，只是说：“我对情况了解和研究得非常不够，官僚主义到了顶点。”因而当领导同志指出这是“右倾思想”的时候，还有些接受不了。经过几天来的思考和反省，回忆了反贪污运动开展以来我的思想状况，特别是从我自己处理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来看，证明我对资产阶级向党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资产阶级“派进来”“拉过去”的种种阴险毒辣手段，认识得非常不够，报纸上无数骇人听闻的消息和通讯，还没有彻底击破我思想上的麻痹状态和右倾情绪，具体表现是：
一、麻木不仁。我的思想受着“机关小、没有什么反头”的这种见解的影响，因此总是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在新闻部门里“大老虎”是藏不住的，可是事实和我的看法相反。现在事实教育了我，使我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营私舞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腐化堕落的反动思想，正像毒菌一样在侵蚀着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只要有机会，它就会钻进来，在革命队伍内部，传布毒素，安下进攻的据点，瓦解革命力量，把革命工作人员，拖进罪恶的泥坑，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因此，任何“太平无事”的想法，把自己的机关单位，和全体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整体斗争分离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那是典型的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右倾思想，如果再不警觉，将会得到事实的教训。
二、勇气不足。当问题要我自己去解决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不敢大胆搞下去的，常常发生信心不足、勇气不够、犹豫摇摆的现象，显然，这是对敌情的估计不足，采取了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右倾态度，是缺乏战斗意志的具体表现。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年来，我虽然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但由于若干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根除，这就容易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相投合，例如为了把报社和广播电台建设得像样一些，就想设法多赚一些钱回来。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在用人问题上，就曾发生过“只要能赚钱，我就敢使用”的错误观点。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实质上就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居起来，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斗争观念。至于我个人的生活，今天虽然没有贪污和大的浪费，但享乐思想是在萌芽的。这次反贪污斗争开始，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已经引起思想上的注意，但从参加这次向资产阶级反攻的战斗来看，证明还没有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中完全解脱出来，还没有严格地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但是经过这次教育，我相信：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我是能够战胜这个思想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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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不能看着丈夫走绝路
程淑君 口述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解放前整天关在房子里看孩子。解放后妇女翻了身，我参加了街段上的学习会，慢慢懂得了一些新道理。我常想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是我们妇女的大恩人。
我的丈夫杨嘉伦是重庆久记油行的老板。平时我很少到店里去，他回家时也很少谈店里的事，因此解放两年多来他干了许多坏事我都不知道。反盗窃运动展开后，大街小巷到处闹哄哄地在谈论，重庆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特别派了一个姓王的同志到我们段上帮助我们学习。第一次学习会上，王同志把为啥要搞这个运动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句句都说得对。可是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想：我的丈夫是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大概不会作那些坏事。那天晚上他从店里回来，我顺便问了他一下。他说：没有啥，只是行过一点点“贿”。我当时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一月二十三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拒不坦白的奸商，里面有几个都是我丈夫的熟人。第二天，裕丰油行经理李裕光也被人民政府扣押起来，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的妻子叫周凤莲，同我在一块学习。那天学习会上，周凤莲抱头大哭。大家说：你现在哭有啥用，早你为啥不帮助丈夫坦白，要不然那会有这一天。会上，民主妇联派来的王同志又反复向我们交代了政策，叫我们回去后赶快帮助丈夫把问题弄清楚。这时我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我回想起我的丈夫这几天行动很不正常，饭吃得很少，每天晚上一两点钟才回来，这里面一定有鬼，我一口气跑到店里。我的丈夫不在，我就问店员。店员告诉我说：“你的丈夫就是一只‘老虎’，赶快劝他坦白才有出路。”我这时又害怕又气愤。他从外面回来，我就问他：你过去一直瞒住我说没问题，现在我知道你的问题多得很。你再不坦白，人家检举你，我也要检举你。他听了皮笑肉不笑地支吾说：“我早就想坦白，你看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接着他把整理好的几份材料给我看，上面说除了行过一点点“贿”外，还偷漏了一亿多元的税款。我被他这一通花言巧语哄住了，心里虽然吃惊，但以为他既然坦白了就没有多大事。隔几天，报上公布了人民政府限所有违法工商业者在二月十九日以前坦白的消息，我又跑到店里找他。我问他上次坦白彻底没有，他满口答应说：你放心好了，我早已全部坦白。
二月十八日，我们的学习组和我丈夫参加的学习组合并起来。我和我的丈夫在一块学习，由重庆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检查大队一位姓徐的同志领导。学习会上，我看到徐同志老是盯着我的丈夫，并说：有些人谈了一些皮毛“挂个号”，就想用这来欺骗人民政府，这是不行的。明天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假如再不坦白，一定要加倍处分。这时我丈夫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但他还极力在装镇静。我由这点觉察出我丈夫的问题一定是很严重的。学习会散后，我守住他不放。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有空我就和他谈。但他一口咬定他已经坦白完了。我说假如你真的彻底坦白了，徐同志为啥还老是盯着你，就连我也看出你的神色不像个坦白完的。我又向他说人民政府过去办那件事不彻底，说那句话不算数，你为啥不相信呢？镇压反革命那么大的事人民政府都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咱们段上那个反革命分子那样厉害也没有跑脱，你为啥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呢！他没等我说完突然把脸一板说：“你不要多嘴，妇道人家，才参加两天学习，懂得个啥。”回到店里他往沙发上一躺不理我。
限期只剩明天一天，我看他准备顽固到底，一时急得哭起来。店里店员走来劝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跑不了他。你不要哭，你也仔细想一想看他还作过那些事，全部给他检举出来，非这样他不会老实。我这时深深领会到学习会上工作同志讲的话：“大奸商是非常狡猾顽固的，光是劝说不够，还得搜集材料压他才行。”在店员的启发下，我想起我的丈夫去年曾经交给过我二十两黄金，说是朋友存放的，这一定是假的。另外他经常鬼鬼祟祟和李裕光、王百揆（都已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在一块，这些都是检举他的好线索。下午检查大队徐同志特地又到我们店里找我的丈夫谈话，我在旁边听。徐同志谈话时态度一直很好，可是我丈夫还是东拉西扯，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把我和店员凑在一齐的材料全部说出来，我还说我愿意当见证人。徐同志根据这些材料一句跟一句地问下去，我丈夫面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只是不住地抽香烟。徐同志最后说：我们收到的检举材料多得很，你看你的爱人也来检举你，你能隐瞒下去吗？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这次以后，他的态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硬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吃饭，夜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在黑暗里他自言自语叹气说：一切都完啦，连我的老婆也不跟我一条心了。我知道他想得太偏了，我说：嘉伦，我们结婚十几年来，我待你怎样你是知道的。今天我所以这样做，是不愿学周凤莲看着他的丈夫走绝路。我又拍着身旁的孩子说下去。我说：一个人总都有点良心，你想人民政府待我们怎么样？刚解放的时候，生意钱不够，贷款给我们；货卖不脱，包收我们的。现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做，你为啥反过来干这些对不起人的事，到今天还不向人民低头认罪。他埋住头一气不响。停了好久，他长吁了一声说：你说的都对，我不是不知道干的事不对，也不是不相信人民政府说的话，就是心痛钱。我这时知道他的最大顾虑是怕倒赃。我又劝他说：我今天已不是从前那个旧脑筋，整天只想钱，也不管你从那里弄来的。今天只要你坦白，就是因为退赃家庭生活受了影响，我也甘愿忍受。偷盗国家的钱还给国家还不应该吗？况且从今以后，正正当当做生意不怕没钱赚。假如你坚决不坦白，一旦人民政府把你关起来，到那时一家大小五六口，可真要走头无路了。他受到我的鼓励后，转身从床上翻起来，打开电灯，叫外面来人帮助他整理材料。从深夜两点钟一直写到天亮。由过去坦白的一亿多元增加到二十四亿多元。
从那天起我的丈夫生活慢慢正常，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着了，见了小孩子有说有笑的。我看他脸色一天比一天转好，我心里也很高兴。检查大队和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同志见了我都称赞说：你真好，你帮助你丈夫坦白了一大部分材料。
（新华社记者刘宗棠、胡明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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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武乡县在婚姻关系上的新气象
武乡县是山西老区一个工作较好的县份，在抗日战争时期，封建的婚姻制度就已基本摧毁，近年来又推行了婚姻法，新的婚姻制度在该县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到处是团结生产喜气洋洋的新气象。全县自前年五月到去年十一月结婚的一千六百九十五对夫妇中，真正自主自愿的就占百分之八十二。青年男女自由结婚后，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白和村的李天荣和李凤兰结婚后感情很好，两人都积极劳动，三年时间就修了三间房。同村的革命残废军人王智庭和李先桃结婚后，在李先桃的帮助下，学会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王智庭也帮助李先桃认识了七百多字。下白漳村的李克书和暴仙则在自由结婚后被全村称为“模范夫妇”，两人一同下地，一同上民校。寨坪村人人称颂的一对好劳动张志荣和任桂花，自由结婚后，积极劳动生产，置办了不少傢具，还买下了一头牛。白家庄村长李长银和郝改英结婚三年，连当了三年模范干部。郝改英除担当全家生产任务外，还经常帮助村长把通知和报告等送到各自然村去。群众称郝改英为“村长的好助手”。
自由结婚在武乡县农村中已形成社会风气。父母对儿女婚事普遍听其自主自愿。五、六十岁的老年人自由结婚的也很多。白家庄一村即有十对老人自由结婚，老夫妇们互相帮助着度过他们的晚年。
青年男女正确的恋爱观正在逐渐成长。他们的爱情常常是在民校、互助组以及各种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白家庄村正在恋爱中的李月仙和李来旺，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又一同上民校学习，互相督促帮助。许多人爱慕地说：“这一对子结了婚，没问题，又是一对好夫妻。”洪水村也有一对正在恋爱着的青年，他们因经常一起开会见面，互相有了感情，恋爱已有两年之久。村里的人都说：“他俩结了婚保险过好日子。”社会舆论对这些正确的自由恋爱是赞扬的，过去未婚男女不能见面的封建旧习已经扫除干净了。
随着婚姻制度的改革，婆媳关系也有着显著的变化，婆婆打骂媳妇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她们都将媳妇看成自己的闺女一样。寨坪村六十岁的革命军人家属孙闺女常说：“媳妇和闺女一样，只是少生她一下，我爱她，她也敬我。”不少媳妇出去开会或上民校，婆婆就在家做好了饭，等媳妇回来吃。洪水村刘思明的母亲，将媳妇送到高级小学去学习，她说：“趁我这二年能动弹，让他们年轻人去学习学习，赚下文化没坏处。儿子、闺女、媳妇不都一样亲。”窑上沟村革命军人家属模范徐腊梅上地回来，婆婆就给她送汤送水，徐腊梅到县里开会，公婆就给打点盘川。白和村石存焕常教婆婆乔焕莲认字、学文化。
武乡县新婚姻制度的树立是经过长期的斗争才得来的。过去，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严重地统治着当地的农村，穷人做十多年长工积下的钱有时还结不了婚；童养媳制度很普遍；妇女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被杀的很多。北坡头村赵成管花了三百块大洋买下个妻子，婚后感情不好，又不敢提出离婚，后来女的跳井自杀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青年男女才逐渐争得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广大群众的婚姻自由更得到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新的婚姻制度已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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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组织作家到工农兵中去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最近组织了一批作家分别到朝鲜前线、工厂和农村深入实际生活，又动员一批作家到上海参加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求得文艺工作者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并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这是文艺界的一种可喜的新气象，是文艺界进行整风以后的第一个显著的成果。
近几年来，文学艺术创作是落后于迅速发展的现实的。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文艺工作者长期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这就使文艺工作者丧失了创作的唯一源泉，没有劳动的对象——原料或半制品，结果就只好或者停止劳动，放弃创作；或者凭着幻想制造出一些违反现实、歪曲现实的废品；而几乎所有的文艺团体都忘记了组织创作这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样，就使文学艺术创作衰微，作品贫乏，不能担负起反映伟大现实并从而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光荣任务。
这次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是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开端。经过文艺整风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许多文艺工作者都深切认识到必须长期深入实际斗争，必须和人民密切结合，才能首先改造自己，然后产生出优秀的作品，用以教育人民，成为帮助改造世界的“极大的积极力量”。因此，这一批作家都决心长期地深入生活，并将尽可能地担负工作，而不是采取旁观的搜集材料的态度，这是很正确的作法。同时，全国文联在这批作家出发前组织了许多报告会和座谈会，使作家们有了更明确的目的并加强了他们的信心。这种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作家下去的办法，是很好的。各地文联也应该仿照全国文联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作家到工农兵中去，并帮助他们完成创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