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鲁迅和果戈理
——为果戈理逝世百年纪念而作
冯雪峰
“鲁迅和果戈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这是研究鲁迅创作的时候应该加以分析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明了果戈理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所最应注意的问题。但是，因为限于我的学力，现在又限于时间，我只能谈一点个人意见，说不上什么研究。
一、
鲁迅是中国文学工作者中接触果戈理最早的人。早在一九○七年，他写“摩罗诗力说”论文，介绍拜伦和雪莱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诗人给中国人民，以鼓吹反对满清皇朝的革命的时候，他已经提到了果戈理。他这时候是在日本留学。他知道果戈理以及读到果戈理的作品，当在一九○七年以前和一九○二年以后的期间，因为他是一九○二年到日本留学后，就开始研究俄罗斯及东北欧诸国的文学作品的。
这时候，鲁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已经具有明确和坚定的爱国意志，如他在一九○三年作的一首抒情诗中所说——“我以我血荐轩辕”——要做一个振兴祖国的革命的爱国志士。因此，这时候他所热烈地研究和阅读的作品，都是富于革命性的爱国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除上面所说的拜伦和普希金等以外，就还有波兰的密克威支、德国的海湼、匈牙利的彼得斐等。
所以，这是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鲁迅是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搜寻、选择、研究和介绍世界文学中的革命的爱国的诗人和作家的。凡不是这样的诗人和作家，都没有被他所留意。
鲁迅也就以这样的立场和用意去对待果戈理。他首先认为果戈理是一个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同样的爱国主义者；其次，他认为果戈理是秉于爱国的宗旨而从事着“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的。他认为这三个人就是十九世纪美丽而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鲁迅当时这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他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态度的根据。
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关于果戈理，鲁迅说道：
“……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儒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鄂戈理即果戈理—雪峰注）
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果戈理的态度以及他看重果戈理的出发点。
如鲁迅自己所告白，果戈理对于鲁迅在建立自己的现实主义上是有过比较明显的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就在他要作一个爱国志士的青年时候开始的，他是从他的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意志出发的，从开始就保持着他的独立的、主动的精神的。
所以，先注意到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第一，注意到了鲁迅的这种对待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财产的态度和精神，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借鉴”，鲁迅自己所说的“取法”，而不是因袭，那就能够弄明白鲁迅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曾经得到了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文学的影响的帮助，而它又是完全独立的、民族的、最富有鲁迅自己的独创性的这一个问题。由于鲁迅是以独立的态度去取法果戈理，同时又由于他是处于中国革命的时代，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又自然比果戈理等的现实主义更前进，更富有革命性。
第二，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明白：究竟什么是果戈理对于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的影响？那就是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和他对于社会黑暗的深刻的揭露和警辟的、天才的讽刺和批判。
二、
其次，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鲁迅——这个中国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开山祖和大师的创作上，看看这个影响的比较具体的情况。
如上所说，爱国主义者的鲁迅所看重的，是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因此，说到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首先当然在文学的精神上，即在对于文学的社会目的和作用的态度上去看；其次再在文学方法上去看。
鲁迅开始接近文学的时候，即认为文学是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认为文学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民意识的利器；于是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即把自己归属于所谓“为人生的艺术派”。他最初的这个文学态度的确立，根本上出自他的革命的思想，但也得力于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的文学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当然不是来自果戈理一个人的。
青年时期和“五四”时期的鲁迅，在人民的爱国事业和革命事业中为他自己所选定的岗位，是做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主义者。因此，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批判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批判人民思想意识中的缺点。这样，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普希金、果戈理等所开辟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这样的现实主义，就特别为他所看重和“取法”。这样，也就很自然地要摄取俄罗斯文学的方法上的特点。这当然也不是来自果戈理一个人的，但在这一点上和果戈理的关系，是比较的明显和比较的有迹象可寻。
果戈理对鲁迅的比较明显而有迹象可寻的影响，是一九一八年鲁迅用白话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鲁迅“取法”果戈理的一篇也叫“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作于一八三三——三四年，发表于一八三五年）而成的一个试作，在体裁上、解剖的深刻和锋利上，都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很类似。但主题、内容、思想和风格，却很不相同，我在后面将再谈到；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果戈理对鲁迅的重大的影响，但更看到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开始。
这是鲁迅的创作的最初的试验（他只在这篇小说的以前七年，用文言写过一篇小说），也是他的“取法”的最初试验，同时又因为同是“狂人日记”，所以体裁上的类似是在所难免的，但意义仍很重要，主要的是在这种取法是采取创作的精神，同时又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就是近代的“新颖的”短篇小说的体裁，是为中国旧文学所缺少的。文学体裁的仿效一定先有着文学精神上的感应才有可能，同时也必须是一种创作行动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有机地吸取外国近代文学形式的开始。这里，不用说，果戈理，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俄罗斯文学的代表者之一，对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在这一种比较具体的关系上有它值得特别记录的意义，这是鲁迅自己在自述中就明白地提到了的。其次，在鲁迅，他所要向果戈理“取法”和他取法得很成功的，还更在心理解剖的深刻和锋利及其批判社会的尖锐。这都为果戈理所专长，而鲁迅从这个老师这里又完全成功地学到了这些优点，并且在他的这第一篇作品里这些优点就显得不让于他的老师并显出他自己的优异，是由于他一开始就向着他独创的方向发展的缘故。
体裁上的貌似以及还留有模仿的痕迹，关系并不重要；我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是这种创造性的“取法”，乃是近代的文学形式和精神在中国的建立。这是要归功于鲁迅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的，但也得力于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的创造工作的启发和示范作用，这后者在我们文学发展上也就具有历史的意义。加以，对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精神的那方法上的特点，即心理解剖和社会批判的特点，这对于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发展上的启发作用是更大的。
总之，爱国主义的、独立创造的鲁迅，一生完成了他的伟大的人民文学事业，在其开始时，伟大俄罗斯文学和伟大果戈理，在文学精神和文学方法上给他的影响，显然是很大的。
我们说俄罗斯文学，是因为主要的还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综合的影响；果戈理只是在关系上对鲁迅比较地密切；如果说到个别作家，我们也不可忘记柯罗连科、迦尔洵、契诃夫、前期的安得列夫，以及波兰的显克维支等人对他的若干影响。
但是，无论为了研究鲁迅的创作，或为了研究这种影响，都必须特别看重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发展；因为没有独立创造，影响也不会深刻，不会生根，就是说，不会生效的；如果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无从了解真的影响之所在，更无从了解独立创造的精神了。
要研究一个作家在创造工作中如何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本来必须研究两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的条件等问题，但说起来话长，这里且从略，等有机会时再作历史的比较研究罢。
鲁迅的独立创造的精神的基础和关键，是在于他以文学作为对于民族和人民服务的工具。对于他，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的目的。无论是文学精神，文学方法，他的独立创造或“取法”于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这也就是我们了解问题的关键。
我们就把两篇“狂人日记”对照起来看一看罢。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一个“九品文官”的小官吏，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他所爱上的司长的女儿，就此忧郁而发狂。他在疯狂中也自觉他的生活和地位比司长的女儿所爱宠的一只狗还要卑贱得多多。于是他就幻想自己是西班牙的国王，把大衣偷偷裁成为“龙袍”，这样终于被关进了疯人院，而受尽了无数的虐待。但他在疯人院，也还以为是在西班牙皇室的“拷刑室”里，而不是在自己的俄国国土上。日记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左边是海，右边是意大利；俄国的房屋远远地可以看见了。那远方是不是我的家屋在闪耀着青光？我的母亲是不是正坐在窗前？亲爱的母亲呵，救救你可怜的儿子吧！……他们在磨折我！……世界上没有他站的地方！他被驱逐着！母亲，可怜可怜你这个病的孩子吧……”
这是果戈理同情被压迫的平庸的弱小人物的一篇杰作，鲁迅称这篇作品写出了果戈理对社会的“忧愤”。
但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写一个因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的可怕而发狂的人的，所以主题、内容都不但不同，而且都比前者有更广阔和更明确的社会性。思想的战斗性和主题目的性也都更强烈，因此，这作品就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的一声号角而出现。鲁迅自己也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非常真实的话。
同时，这内容思想的深广和战斗性的强烈，又是和文学方法上的优异与独立的特色而一并显示出来的。心理解剖的深刻和锋利，社会批判的深入和尖锐，比之果戈理的同题目的一篇作品来，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都有鲁迅自己的、富于民族色彩的辉煌的特色。风格也是大大不同的。我不在这里作对照，但可以指出：鲁迅的苍劲挺秀的风格是他由于现实的概括力之强和对于社会的感觉的尖锐而来的，这是鲁迅独创的结果，同时它的渊源是中国人民的语言和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在体裁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确实很类似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尤其在结尾处。但这也只是貌似，而精神又大不同。因为果戈理的是喊自己的母亲救救他这个被虐待的儿子，这当然也是代表了被虐待者的呼声；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号召，是对社会发出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号召，而完全不是求救的呼声了，所以且不说革命性，即在思想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也都“深广”得远了。这是由于全篇的内容不同，更由于两人的时代不同而来的，但因此，这个体裁上的貌似，关系就不大，而在鲁迅的独立创造性上说来也不足为病了。
我想，这一个对照和比较，已够说明问题的关键了。
除了“狂人日记”，鲁迅的其他的作品，我们就很难看见比较明显的、有迹象可寻的果戈理或其他外国作家的影响。这是因为：一、鲁迅从个别外国作家受了比较明显影响的就只有这一次；但如果说影响，则他受的是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文学的综合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精神上；在方法上他是分别地采取各个作家的各自的优长。如上所说，鲁迅是从开始就走独立创造的道路的，他自己也说过从“狂人日记”以后就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了。二、最主要地影响和推动鲁迅天才的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的实际革命斗争和鲁迅自己的参加斗争。
由于鲁迅是以文学为替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以独立的创造精神去对待世界文学上的优良财产，更由于鲁迅是亲身参与斗争的人民革命的战士，以及时代也不同，民族和社会等条件也都有不同，所以，鲁迅得力于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等人的影响而建立的现实主义，是完全独立的、中国的、并且比果戈理等人更前进的现实主义。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意见。从这里，我以为可以看见鲁迅的精神，也可以看见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意义。
关于鲁迅和果戈理的关系，当然也应该提到鲁迅是果戈理的不朽史诗“死魂灵”的翻译者的事情，因为鲁迅的天才的辉煌的译文实在不愧于这史诗的不朽的辉煌内容和风格，所以在果戈理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在中苏文艺交流上，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次，鲁迅在晚年关于果戈理有过一些评论，也值得重视和研究。但这里，我也不详说了。
（附图片）
果戈理木刻像 苏联 舍维尔佳耶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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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坚决斗争
北京市高等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正处在深入阶段，各校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贪污分子展开了围攻。
北京各大学从一月中旬起，即集中力量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已进入高潮。此次运动不仅揭发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深入地揭发了和扫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反动思想。因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成为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经验证明，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是可以做好的。
在思想斗争战线上，各校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教师、同学、职员、工友，都起来揭发某些行政领导者和一些教授中的许多有碍国家建设、有害人民利益的严重现象，使他们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架子”，进行检讨，揭发过去隐藏的不可告人的肮脏东西。许多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讲师、助教都在群众面前做了检讨，有的检讨了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有的检讨了互相倾轧的宗派主义、有的检讨了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有的揭发了自私自利的行为，有的批判了崇美、亲美思想。许多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教师，认识了自己思想上的毛病，愿意纠正错误，都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有着显著的进步。因此群众对他们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有些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某些教师，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群众面前敷衍，不进行深刻的检讨，有的甚至抗拒批评，因而遭到了群众的严厉指责和批评。检讨好的，由于丢掉了思想上的包袱，他们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那些检讨不好的，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们是落后了。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邱椿，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聂崇岐，辅仁大学化学系副教授董维宪、生物系教授鹿怀宝等，在这次运动中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抗拒的态度，他们不能认真地、老实地进行检讨、清算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因而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严厉批评。其中个别教授，在学校领导同志和同学的帮助下，虽然已经在群众面前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不彻底的、浮皮潦草的，必须继续深刻检查自己的思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文学院院长金岳霖等，敢于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错误，因而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欢迎。
经过这一次严重、激烈的思想斗争，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教师在思想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已开始从它盘踞的地方倒下去了。绝大多数的教师已认识了群众的力量，认识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认识了思想改造的伟大意义。他们切身体验到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他们的工作、前途是关怀的。有些过去在政治上很落后或是工作不负责任的教授，这次在群众的揭发批评之下，暴露了他们的错误，并有很多教授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了深刻检讨，表示要在以后的工作中间决心改正。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各校、各院系及教授间的本位主义和派系间互相排斥的丑态被公开地揭露出来，并受到了批判，大学中的家长作风也被打倒了。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间，长期闹不团结，互相打击，“一个教授，一座山头”，在教师学习期间，“你说你的一套，我说我的一套”，结果四分五裂，陷于混乱状态，使学习毫无收获。在这次运动中，这种闹不团结、勾心斗角的丑态被公开揭露出来了。保育系三个主要教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抢当系主任、学术私有等恶劣作风也被揭发了。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宗派斗争的现象，更是严重，这次运动中被尽情地揭露了。
在反贪污斗争中，各校揭露了大量的贪污事实。贪污分子中不仅有职员，而且还有教授和系主任。有的受贿，有的盗窃国家资财；有的窃取人民助学金和招生费；有的出卖试题；有的盗卖图书、仪器、药品和其他器材。各校有重点地、有步骤地向贪污分子发动了进攻。对那些坦白比较彻底的贪污分子，领导方面都给予从宽的处理；而对于拒绝坦白的贪污分子，各校都召开了群众性的斗争大会或交由政府逮捕法办。这些事实把“学校是‘清水衙门’”的说法驳倒了。
在反浪费斗争中，各校都举行了反浪费展览会。最近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又举办了全市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通过展览会，不仅揭露了各校行政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揭露了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也揭露了亲美、崇美的思想。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仓库里积压着大批的国家工业部门所急需的机器和工业用器材，但是院的行政领导人却不愿或拒绝把某些机器借给国家建设部门。北京工业学院在建设“延安大楼”中，由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被奸商盗窃了二十多亿元。在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仓库里积存着大批的朝鲜前线所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有的已经霉烂失效了，有的已经损坏了。燕京大学把可用二十多年的玻璃管当作“命根子”似地囤积起来，舍不得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美国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不少黄色的、反动的书刊。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就摆着内容极端反动的歌颂法西斯罪魁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让它们散布思想毒素；而大批新的政治书籍却被捆扎起来，埋藏在仓库里。在展览期中，各校都组织教师、同学前往参观，使每一个人对浪费现象激起了憎恨和仇视的情绪，树立起爱护国家、人民财产的观念，提高了教师、同学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认识和斗争情绪。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有一个教授在看了校内的反浪费展览会以后说：“看了初步检查的结果，痛心之极，对自己造成的罪恶尤为痛恨。”该校农业化学系一个教授在看了校内反浪费展览会以后检讨说：“我想起争经费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大把地抓来，又大把地花去，实在使我寝食不安。”
北京高等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要把这个斗争搞彻底，首先领导方面必须表示决心，公开宣布一定要把学校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到底，必须把高等学校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清除，树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其次，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全校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发动并运用同学的力量，自下而上地进行揭露和批评（大胆地公开地揭露，严肃地尖锐地批评）。第三，必须培养大批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推动运动前进的骨干。第四，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必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当运动展开以后，领导方面必须抓住思想斗争这个环节，决不能放松，因为思想斗争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方面。
目前，北京市各大学正在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引向更激烈、更深入的阶段，从三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是思想斗争，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把盘踞在学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清除，以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这是斗争的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反贪污斗争，继续对贪污分子进行围攻，把他们搜索净尽，不到完全胜利，决不休止。再一方面是反浪费斗争，用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的浪费事实向全校工作人员和同学进行教育，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亲美、崇美思想的严重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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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巡按”在中国
——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
陈白尘
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谈到“死魂灵”第一部所描写的大俄罗斯地主时，曾说：“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作家果戈理在中国人民当中获得普遍热爱和尊重的社会根源。而鲁迅先生的这一解释，如果引用在这位现实主义巨匠的另一辉煌制作“巡按”即“钦差大臣”上面，那也同样地甚至是更加恰当。作者从旧俄罗斯辽远的、古老的边境上一个小镇里所捕捉到的这个喜剧题材，不仅由于引起了旧俄罗斯整个官场的普遍愤怒和攻击而证明了它是尖锐而深刻地暴露了旧俄罗斯整个官僚政治的专横和腐败，而且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它的狂热喜爱上，更证明了伟大作家的如椽之笔所勾画出来的是全世界反动统治者的丑恶脸谱，而特别相像于中国官僚的脸谱。
在旧中国，远的不谈，单从反动的满清皇朝到蒋介石匪帮，整个统治阶级就是一个专横无耻、腐败无能、敲诈勒索、贿赂公行的强盗集团。当三十年以前，耿济之先生把“巡按”第一个翻译本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了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看到了流氓骗棍赫莱斯达阔夫，看到了警察署长、推事、邮政局长等等，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了。从此，作家果戈理就成为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人！
果戈理给予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以一种反抗的力量。对专横残暴的敌人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嘲笑，也就是对敌人的一种沉重打击。这种笑，用鲁迅先生的说法，传到中国人民的脸上，就不再是“含泪的微笑”，而是健康的笑了。这种笑，也正如帮助了俄国人民认清他们的沙皇统治下的官僚政治，并向之进行战斗，同样也在中国人民对北洋军阀以来的反动统治者所进行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作用，单从中国人民对于这一剧作的喜爱——特别是它的出版和演出上获得了强烈的反映。
在对于这一巨著的翻译工作上，在中国，包括上述耿济之先生的译本在内，已出版的就有三种以上的不同译本。而作为舞台上应用的台本还不在内，作为语文读本之用的对照本也没计算。这不同的译本之多，不仅仅表示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它的普遍热爱，学生们甚至拿它作为语文课本，而且表示着由于翻译文字口语化的困难，而每一个翻译者都有企图把他的本子更适用于舞台上的演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是渴望看着那些安东·安东诺维奇和赫莱斯达阔夫等等“有些熟识的人物”不仅在纸上，而且在舞台上原形毕露。
因之，在距离这个喜剧初次上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的九十九年，即一九三五年的春夏之交，它第一次在上海的舞台上和中国人民见面了。这次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成功一方面表现在观众数量之多和热烈的喜爱上，由于这次演出，为中国话剧舞台争取到一定数量的观众，为后来职业性的演出打下基础。因为在此以前，我们的话剧演出还停留在极少数知识分子观众身上。而成功的最主要的一面还不在此。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年代里的黑暗的地方。国民党那时正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而对中国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在上海组成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早遭到摧残和压迫，演员们被逮捕，戏剧团体被封闭，中国人民的戏剧被扼杀得近于无声了。但中国戏剧工作者们没有退缩，他们使用了一种新的战略，就是在演出旧俄和西欧的现实主义作品里，赋予一种战斗的意义：在剧目的选择里，特别找寻那些能够反映类似当时中国生活的，找寻那些对中国人民“有些熟识的人物”的。而“巡按”便是被找寻的第一个对象。因此，它的演出，是帮助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的官僚政治，认识了自己当前的敌人。因为他们已经把安东·安东诺维奇这些俄罗斯式的姓氏在自己的思想里换上中国式的张知县、或李县长了。
这种在舞台上介绍旧俄和西欧现实主义作品而赋予战斗意义的战略，一直被和蒋匪帮斗争着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当作了一种传统。从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到全中国解放以前，每当蒋匪帮一暴露其反动原形而向人民进攻的时候，比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我们的舞台上就又出现了“巡按”，所以在这期间，蒋管区的上海、重庆、成都、桂林、南京等等大城市都又一再上演这一伟大剧作，而中国人民对于每一次演出又都以新的喜悦来欢迎它。
中国戏剧工作者和上演这一巨著的同时，还进行了另一种工作，那就是“巡按”的中国化。由于俄罗斯式风俗习惯不能为一般中国人民所熟悉，改编这部剧作成为中国式的内容而演出的尝试也不止一次。而且不仅于在舞台上，史东山先生导演的电影“狂欢之夜”，就是根据它所改编。这部电影在接触观众的数量上更超过了舞台上的多次演出。笔者自己的习作之一——“升官图”，它的题材虽然发生在四川的一个僻远的小县城里，但我觉得和旧俄罗斯边疆小镇上所发生的未免太相似了！而更重要的是“升官图”在风格上也受了“巡按”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一点是我所不能忘怀的。
“巡按”及其作者对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此之既深且巨，这就不会奇怪，中国人民，尤其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位伟大的天才及其全部宝贵的文学遗产怀着和苏联人民一样的热爱与尊敬。而这种热爱与尊敬，必然地随着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而将普遍到全世界人民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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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戏剧电影工作的回忆中纪念果戈理逝世百周年
史东山
尼古拉·伐昔莱维奇·果戈理是俄国伟大文学家之一。他“是普希金的朋友、学生、和继承者，是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人们的精神战友……艺术家果戈理虽然与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观点有许多分歧，但是他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精神上的同盟者”（见一九五二、一、一七，苏联“文学报”）。他曾经被誉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奠基者之一。那一个时期，在俄国，凡作家中表现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人们都称之为“果戈理倾向”，甚至曾经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见何家槐译：“论俄国作家”中席达诺夫所作的“论果戈理”一文）。他有着一般伟大文学家所有的观察现实的锐利目光，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尖锐、幽默而机智的表现手法。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当反动派嚣张，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的时候，许多进步的戏剧电影工作者苦思焦虑地想用什么来突破那种低沉的气压，常常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果戈理和他的作品，要向他学习。
果戈理曾用了极其巧妙的表现手法突破当时帝俄“官厅”的检查，发表了他的具有强烈斗争作用的作品“钦差大臣”（或译“巡按”），并且演出了（一八三六年春首次在彼得堡的亚力山特林斯基剧场演出，接着在莫斯科的小剧场演出）。
“钦差大臣”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帝俄官场中的积弊——公然贪污纳贿，和一些“官吏”的昏庸暴虐、荒淫无耻的生活状态，以及商人行贿等情形。他所描写的人物，都是真实而生动的，不但令当时的俄国人感觉到“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亲友或邻人中遇见这类人物”（见“死魂灵”序言中所谈“钦差大臣”一节），而且，凡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里，读者或观众看到了这个剧，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果戈理笔下人物的那些丑态，在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当中也同样地存在着。伟大的俄国的批评家柏林斯基说：“果戈理作品中的讽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评价是不错的。
中国在一九三五年间，第一次在上海演出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尽管剧中所描写的是帝俄官场的事情，许多风俗习惯都和中国不同，甚至剧词的翻译有很多别扭之处，但当时也已经能够使观众感觉这个剧本的力量，果戈理的讽刺对于中国的社会同样也有其现实意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上海的戏剧界曾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了“钦差大臣”而打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巩固的事业基础，从而使那时文化比较集中的上海的戏剧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此后，果戈理的剧作在中国各地演出，都为观众所热烈欢迎。果戈理也曾经是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同盟者和战友。
凭借了“钦差大臣”在舞台上演出的成就，我曾经把它改编为电影，名为“狂欢之夜”（并由原来舞台剧的演员来担任表演）。在电影的演出上，曾把故事和人物改为中国的，把舞台剧所局限的、不得不借人物的对白来叙述或描写的许多情节和现象，都正面用场面表现出来，并且把剧词作了一番“中国语言化”的工作，而尽可能地保留着原作的精神和意味。这部影片在各地公映时，也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的三四年里，还在各地电影院中反复上映，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益趋于腐朽，而使这部影片在反复上映时所产生的效果也愈益强烈。
果戈理的作品，和其他俄国先进的文艺作品一样，在中国的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当中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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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对于文艺创作的认真不苟、虚心接受批评和勇敢改正自己错误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据“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书中所记，他曾经好几次烧掉他在朋友面前证明并未达到他理想程度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死魂灵”第二部残稿译后记中也谈到：“死魂灵”“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
在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中，一贯地表现着他那种重视批评的态度。他曾经写信给朋友说：“谁热中于自己作品中的美点，他就看不见缺点，而且失去了一切。若被激怒，那就是说，别人努力在我们身上挖掘一切的污渣，把它那样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我们便非得看看清楚这污渣是什么不可”，他说：“激怒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的作品一发表，总要写信给朋友们，要求给予他最严格的批评，说“对我，总应该比对别人说得更多些，需要更多指出我的缺点”。他听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加以赞美的时候，他总要说：“……可是，那些不应当赞成的地方呢……你不能把它们指出来吗？”当他的作品“钦差大臣”已经受到读者和观众热烈欢迎的时候，他还写信给朋友说：“如果严格地、正确地研究一下我在以前所写的一切，我觉得，好像翻阅着学生的或自己旧时的练习本，在那里面这一页是由于怠惰，白费了时光，另一页是由于躁急和潦草，是初学者懦怯的手和顽皮者大胆的恶习。”这样的认真、虚心并乐于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无疑是果戈理之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一种因素。
据最近苏联“文学报”的报道：果戈理有一千多封书信，都要放在他的全集里出版，我想这一定是很有益于我们学习的。
果戈理曾经在给他朋友的书信中写道：
“我们被召到世界上来，完全不是为了佳节和
酒宴，我们是被召到这里来斗争的。因此，我们
一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是走进了战场，而且在这
里，不可以单单选择较少危险的地带，而应该像
一个好的战士，把我们的一切投到那斗争正剧烈
的地方去。”——果戈理所写的这一段话，是更值得我们永远引为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