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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供认罪行愿意赔偿损失争取戴罪立功
天津市一批违法工商业者已被释放
天津市人民法院本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日前先后释放了三十三个违法工商业者。这些违法工商业者被逮捕后，比较迅速和彻底地供认了所犯的罪行，表示愿赔偿国家所受的损失，有的并积极检举别的奸商，争取戴罪立功。因此，人民政府对他们采取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关于经济上的退赃与罚款等问题，另行议处。这些被释放的不法商人中，如东南雨衣厂总经理冯守南，曾在接受国家加工定货承制雨衣时，以坏布顶好布，偷窃原料，虚报成本，并贿赂人民银行干部，骗取国家三亿元的贷款；被捕之后，在审讯中供认了自己的各种不法行为，并主动向法院提供有关材料。建元工业社经理李养和经常偷漏营业税，在这次运动中为该社工人检举后，不但不老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意图借故歇业，以解雇工人进行报复；被捕后，他供出了自己的偷税罪行，还供出了自己承制加工活时尚有偷窃原料的行为，并表示愿意向检举他的工人低头认罪，保证不再用非法手段威胁工人，决心努力经营，经十区节约检查分会征得该厂工人的同意，当由法院令李犯取保后予以释放。庆和织布厂经理林兴文，隐匿敌产棉纱及偷窃为花纱布公司加工的棉纱共达八十二件，总值在六亿元以上。该犯被捕后态度比较老实，愿意悔过自新，赔偿国家的损失。益善麻绳庄经理王凤林，在代华北区原麻联购处收购原麻时，虚报损耗，偷窃原麻六万多斤，在上缴原麻时又以坏货顶好货，造成国家很大损失，在这次运动中也不老实交代问题；被捕以后，在第一次审讯中即将全部问题供认出来。这批奸商被释放后，对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感戴万分，均表示决心悔过自新，要作一个老老实实的正当工商业者。（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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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不少违法资本家走上自新立功道路
斗争火力更集中在罪恶重大拒不坦白的大奸商头上
南京市已有不少违法工商业者坦白了自己的犯法行为，走上自新立功的道路。从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一面继续深入发动并组织店员工人，一面整理各方面的材料，对罪行较轻、坦白较好的违法工商业者分别宣布免予刑事处分。这一正确措施，促使坦白得较好的工商业者更加认识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下定决心在运动中立功赎罪。运动的阵营因而已更加扩大，包围圈逐渐缩小，火力更加集中在罪恶重大又拒不坦白的大奸商头上。
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对坦白较好决心悔过的违法工商户的处理过程，一般是经过工商户学习小组讨论，由店员工人积极分子审查通过，增产节约委员会缜密研究，然后派人在以行业为单位的会议上郑重宣布结论。有些行业由增产节约委员会派人召开民主审查大会，根据店员工人意见和不法资本家坦白的情况宣布处理办法。
受到宽大处理的不法工商户一致表示要立功赎罪。畅通汽车行经理戴元龙曾行贿四百万元，盗窃国家资财两亿元以上。他坦白较好，获得宽大处理后，检举了其他不法商人重大犯法案件二十六件，并表示今后还要继续检举，立功赎罪。获得宽大处理的源昌木工厂经理卞尊昌在报上公开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犯法事实。华新电焊厂经理蒋锡祥获得宽大处理后，检举了同业不法商人的罪行，并揭发了他和何永兴铁工厂经理何阿佛订立的“生死同盟”。他说：“我要跟着政府和广大人民走正路，不再背着那臭包袱往泥坑里钻了。”
各行业中违法行为较少较轻的工商户原来有种种思想顾虑，不敢坦白，更不敢检举别人。他们有的顾虑是：大奸商有大问题，但自己也有问题，检举了大奸商，怕他抓住自己的小辫子。有的顾虑是：检举了大奸商，以后做生意要更吃他们的亏。这些顾虑，都在人民政府宣布宽大处理以后消除了。他们坦白了自己的犯法事实，并控诉严重违法而又拒不坦白企图作恶到底的大奸商。斯为美鞋店经理印德华控诉久昌皮鞋店经理的罪行说：“有一次我接了一批棉鞋定货，定钱都已交了。但久昌皮鞋店的老板竟贿赂干部，把生意抢过去了。我们吃到嘴里的饭，大奸商都能逼着我们吐出来。他从中偷工减料，发了一笔横财。”万盛皮鞋店经理倪惠民控诉皮鞋业奸商把持公会，操纵评税的罪行。他说：“评税时，要我们拿多少我们就得拿多少。谁若提意见，就加上‘违抗税收，不服从组织’的大帽子。他们却连账都没有，集体偷税分赃，影响国家税收，又害苦了我们。”
南京市各界人民对工商界犯法事实的检举以及工商界自动坦白的材料已达十四万多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法较轻的工商业者，大部分的问题已经坦白了。他们已更加认识到：只要自己彻底坦白就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同时，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也就不怕抓小辫子，有勇气向大奸商进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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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推广先进经验和培养劳动模范工作中的问题
中共华北纺织管理局委员会
去年十月人民日报对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以下简称二厂）不重视工人先进经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以后，为了帮助二厂彻底改正错误，我们曾对二厂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我们发现二厂的领导干部在培养先进生产者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二厂织布工人王德山，是一九五零年天津市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天津解放以后的两年多中，他从来没有出过一匹次布。但是在王德山所在的工作班内，别的工人每天出的次布，常有十多匹以至几十匹，后来甚至多至一千匹左右。很明显的，假如二厂的领导干部很好地总结和推广了王德山的操作经验，这种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进。
去年春天以来，二厂的领导干部开始注意总结王德山的工作法。但部分干部还认为王德山的工作法不过是“精、气、神”和“劳动态度好，干活总是一股子劲”而已，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甚至认为王德山的工作法还不如别人的好。对于这种错误思想，二厂的领导干部没有及时地给以批评教育。因此对于王德山的工作法虽然前后测定了两次，但是毫无结果。
以后，华北纺织管理局曾一再指示二厂总结和推广王德山的工作法。但是二厂的领导干部却错误地打算调他做管理工作，想以这种方法“保持”王德山的劳动模范的光荣。去年秋季，天津市各企业单位普遍地学习郭瓦廖夫工作法。王德山把自己和本组几个人的经验作了一次总结，并在小组内加以推广。以后华北纺织管理局工作组虽然又帮助二厂把王德山的经验总结了一次，结果，只总结出一个“三勤工作法”。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和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总结郝建秀工作法中，批判了“三勤三快”的错误的方法。在这以后，二厂领导干部才派专人研究总结王德山的工作法。但是由于领导干部忙于事务工作，这次总结还是没有做好。直到十月间，中央纺织工业部派人到二厂协助进行测定时，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不重视先进经验的情况在二厂不是偶然的。细纱间挡车工王淑兰（天津市的劳动模范）每天只出二、三两皮辊花，最多不过出半磅（一般细纱工人的皮辊花有一磅到两磅的）。但二厂领导干部却从没有测定和分析过王淑兰的工作法。筒摇间张秀兰（劳动模范）的产量很高，每天能打一百八十绞至一百九十绞（当时定额为一百四十七绞），并且从来没有出过坏轴。车间管理员也曾对她的工作法作过一次测定；但是测定后只说了一声“接头快”，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为什么二厂的领导干部这样不重视先进经验呢？
第一、他们对于培养劳动模范的目的认识模糊。从一九五零年五、六、七月二厂发动劳动竞赛以来，厂里曾出现了不少劳动模范。二厂的领导干部也曾经注意了对劳动模范的培养，并作了一些“总结经验”的工作。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培养劳动模范，二厂领导干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他们常常是为了保持劳动模范个人的“光荣”和“成绩”而去做培养工作。这样他们也就必然忽视了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对于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他们也就不可能认真地对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并把它推广。因此，二厂的劳动模范被选出以后，大多是传颂一时，而后消声敛迹。
第二、二厂的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有事务主义的倾向。虽然他们也想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但事实上他们却整天纠缠在事务的圈子里而不能自拔。二厂的领导干部曾经检讨说：“我们整天忙忙碌碌，送往迎来；工作干起来有前劲没后劲，有布置没检查；在各种运动中，群众已经动起来了，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目标；运动过去了也没有收场。”领导干部经常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锐敏了，对于技术人员的保守思想也就不能及时地进行批判教育。工人提了合理化建议，领导干部并不重视。工人催问时，他们总说“预算没批下来”；或者是把合理化建议报到上级去就算完事。
二厂党的总支委员会和行政领导干部应该彻底转变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把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观点贯彻到每一件具体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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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老实坦白，就别想通过！
——记天津飞龙橡胶厂等厂职工审查资方坦白材料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目前正采用填写“‘五反’结论报告表”的方式处理坦白悔过的违法工商业者。每一个违法资本家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实坦白出自己的违法行为交职工审查通过。以下是天津日报记者报道的第十一区飞龙橡胶厂等厂职工在日前分别审查资方坦白材料的情形。
各厂工人把车间或柜房临时清理出来，作为开会的处所，墙上贴着“只有坦白才有出路”“要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等的标语。全体职工坐在一边，另一边是职工推选出来的审查委员会（或审查小组）——包括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干部，职员，老技术工人和女工。
资本家进来了，开始坦白自己偷税漏税、行贿、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审查委员随时翻阅查对资方的坦白材料；每一个职工都仔细听着，不放过一句话。
坦白以后，职工发现有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不符的，或有怀疑的地方，马上提出来，向资方提出质问。
国光橡胶厂的职工曾提出质问：“给铁路局公安部做的一批绿跑鞋，为什么含胶量只有百分之四十呢？”
万源橡胶厂的职工提出：“还有一笔税你没有谈呢！”
对这些问题，资本家必须真实地交代。资本家把偷工减料的原因说成是“对成本计算不内行”，立即遭到了职工的驳斥。当天审查不完，职工宁肯第二天继续审查，决不马虎过去。工人说：既然犯了法，就应低头认罪，态度不老实，就别想被通过。
各厂职工还在审查会上控诉了资方的罪行——他们向国家、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罪行。 “刚解放的时候，厂里只有一个小锅炉、几个滚子；不多久就添了一个十四吋压胶机，一台刮布机，两个浆子锅，还盖了楼，盖了仓库……这些都是工人流血流汗，都是政府扶助的结果呀！ “可是，一九五零年遇到一点暂时的困难，你们就把钱藏起来，口口声声哭穷叫苦，张开两只手：一只手伸向政府，一只手伸向工人。政府照顾你们；工人自动减去一半工资，还把存在柜上的小米借给你们周转，总算对得起你们了吧！
“但是，这样还不行。你们还要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你们还有良心吗？”
这是国光橡胶厂工人陈文起说的话。
也有不少工人，由于长期地被压迫，被虐待，过去有苦不敢说，甚至不敢见资本家。经过这次运动，他们的觉悟提高了，产生了应有的勇气和气魄，敢于面对面地指斥资本家的罪行了。国光橡胶厂的女工王淑琴控诉说：“解放后女工有病不管治，歇一天工还要罚三天工资，有一次我剪海绵底把手剪破了，烂得生痛还得忍着干活。”
许多高级职员和工人一起，也当场揭发了资本家的罪行和阴谋。过去，他们大多是被资方紧紧拉住，和工人之间有些隔膜的。在这次运动中，经过团结和教育，他们觉悟了，归队了。譬如飞龙橡胶厂跑外的周志超、万源橡胶厂会计李正元等，就都积极参加了检举工作。现在，在审查会上，工人和职员都当面向资方提出来：
“把工人分成日工、里工、外工、件外临时工等多少等，是不是有意破坏工人的团结？”工人问。“改变药方不让我和工人说是什么意思？”技术人员问。
“偷偷摸摸给我们加钱，这不是分化职工吗？”高级职员问。
职工提出来的，每一件都是铁的事实。资本家无言答辩，只有连声说：“是，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广大职工的揭发和指责，压下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的气焰，在真理面前他们低头了。
审查结果，资方坦白比较彻底，可以通过了，但今后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是飞龙橡胶厂职工提出的问题和该厂经理魏昶斌的保证： “打算怎样退还赃款？” “我盗窃的国家资财，已拟定了一个退还给政府的办法，将来政府给我什么处理，一定遵照执行；我并且要尽量不动厂内的财产。”
“以后加工定货怎么做呢？” “决不再蒙骗政府和偷工减料。我愿意把成本计算公开，今后订合同时一定要公开，接受大家的监督。”
“目前的不合理制度呢？” “是，不合理的制度很多，我保证通过劳资协商会议，和职工共同研究，逐步改革。”
最后，经全体职工同意，审查委员会（或审查小组）在“‘五反’结论报告表”的审查意见栏填上了类如“坦白比较老实，通过”等字样，并签名盖章。
工人阶级的胸襟是宽大的。每一个工厂的职工，在审查会快结束时都向资方反复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你们改正错误，只要你们今后奉公守法，作一个正当工商业者，依靠全体职工，积极经营，职工就一定更进一步团结资方，努力生产，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这些工厂的资本家，感激政府和职工给予他们的教育和宽大处理。他们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经营，立功赎罪。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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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笔可怕的账
——奸商勾结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干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任志浩
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或听人说到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了国家多少万元多少亿元的财产时，总是十分痛恨，愤愤不平。但是，这些数字只是摆在桌面上的，一眼就看透的一小部分罪恶。更大更严重的罪恶是隐蔽的，一眼看不出来的，这就是贪污犯和奸商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吧：
去年六月，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储运科储运股副股长霍凌云，到上海和周茂兴机器厂订了一项三十台“双箱顶力打包机”的合同。“双箱顶力打包机”是一种很小的机器，也仅仅才三十台。按当时市价来说，定价也还不算太贵。可是，由于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受贿，奸商周兴隆从中偷工减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受的危害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把这样一宗小的定货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计算一下，就可以明白，贪污犯和奸商的罪恶决不仅仅限于他们直接盗骗所得的那一点。
霍凌云是一个品质恶劣、意志薄弱的分子，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在上海第一次发现大轮子上的砂眼很多很大时，曾向奸商提出质问和抗议。但是，当周茂兴机器厂经理大奸商周兴隆把一卷票子（四十万元）塞进他的口袋里，并哈腰打躬地说“这是大机器，和钟表上的零件不同。咱这小厂子，揽这批活就吃了亏，霍先生你多多原谅”时，他就不吭声了。之后，周兴隆一再延期不交定货，霍凌云闹着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告状，但在奸商又塞到他腰包里五十万的一卷票子之后，他就“原谅”过去了。以后，每发现一处大的偷工减料，奸商就贿赂他一次。机器完工后起运太原时，周兴隆耽心一亿元的定款不能到手，因而又“大大”地给了贪污分子霍凌云一个“甜头”。他说：“多劳霍先生驾临光顾，太原汇来一亿元欠定款结账后，我再给你一千万元的‘好处’。”并随手给了霍凌云五十万元的“路费”。总共奸商周兴隆给了霍凌云二百零九万元，再加上那一千万元的空头黑钱，就堵死了霍凌云的眼睛和耳朵，收买了他的嘴巴为奸商周兴隆说话。因此，在安装机器中，发现不少轮子没有轴，木箱上没有三角铁时，他就说是“路途遗失”了；百分之三十的零件是废料新用，他说是“中途生锈”；齿轮一转动就磨出粉末，不少链条一用就断（合同规定保证不断），他说是“包装工人转圈多，拧得过紧必然要断”。机器使用年限要缩短，已经是很显然了。据有经验的人估计，最多只能用三年，比规定年限缩短了七年。连延缓交货日期十八天，给国家的直接损失就是八亿九千四百二十一万元。比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到手的大了四百多倍。就连未到手的一千万元的“好处”也加上，还大七十多倍。
上面是就机器本身计算的。再请看由于机器包装效能减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吧。合同规定每包扎花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如果以合同的最高标准计算，每包就少扎六十斤，以最低标准计算也还少扎二十斤。现在我们以最合理的平均数字二百八十斤和每天包装四十包计算，每天就少扎一千六百斤棉花。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三个月，山西花纱布公司共扎花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八包，因为机器包装效能减低就少扎了五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二十斤棉花。仅这一项，国家就要多付出扎包费和扎包工资费九亿八千七百七十五万元。由晋南运往天津多用了三百六十五个窄轨火车皮和一百九十九个宽轨火车皮，国家又多付出运费十亿九千六百零四万元。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国家已经损失了二十亿八千多万元。这仅仅是就三个月计算。如果这机器用三年的话，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呢？亲爱的读者们！我想用不着我去计算了，你们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如果按合同规定“保用十年”，又会造成多大损失，你们也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
这样一计算，有些资本家一定要问，“账怎么能这样算呢？不合理！”但是，对不起，这个账只能这样算，而且必须这样算！合同规定扎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棉花，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每包扎得少，就要多扎包，多出扎包费，这是谁也懂得的粗浅道理。二百四十斤棉花占了二百八十斤棉花的体积，装在火车皮里多占地方，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一车皮少运了棉花，而增加车皮，多出运费，这不也是很明显的事实吗？而且，棉花车次运输的增加所招致的国家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不仅仅是少数的运费，而是本来可以出口的农产品和土产品被积压起来，不能扩大再生产，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更为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和不可补偿的损失！一则是国家已经收购起来的棉花运输不出去，积压了大批资金；再则是农民手里的棉花无人收购。一个农民想也想不到，那么一宗小的定货，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的又只那么一点钱，会影响到他们农产品和土产品的推销。现在可以明白了。要想把剩余的产品卖出去，使生活宽裕，就必须对贪污分子和奸商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山西省土产公司去年十二月份就计划出口的桃仁、核桃、红枣、柿饼、麻皮和石膏等等，直到现在还堆积在车站上和仓库里没有运出去。资金被积压了，不得不少收购甚至停购了。桃仁价格因此已由五千五百元降到五千元，核桃价格也由二千五百元降到二千元。仅这两种商品给农民生活的影响就很大。假如以年产千斤核桃的农户计算，则不知不觉地被贪污分子和奸商轻轻地掠夺了五十万元。把全省每个农民所受的损失加在一起的话，那又是多么大的数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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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反对培养劳动模范中的锦标主义观点
大多数的工矿企业及其领导机关，为了提高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和推动广大职工共同前进，因而努力培养了许多劳动模范。他们重视劳动模范在生产上的成就。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去总结并推广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
但是，也还有不少的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是为培养劳动模范而培养劳动模范的，是为保持劳动模范的个人光荣（实质上是为了本单位和领导干部自己的“光荣”）而去培养他们的。有的单位为了要出席某一个会议而让工人去突击一个“新纪录”，“培养”出来一个劳动模范，以便在会议上炫耀本单位的“成绩”。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已经看到工人们创造出了先进的经验，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本单位的劳动模范没有别的单位的劳动模范那么出色，于是就没有“兴致”去总结劳动模范的经验。这些都是以个人主义、锦标主义的观点去“培养”劳动模范的。这样“培养”的结果，纵然自己的单位也出现了几个劳动模范，但是生产中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目的只是在本单位培养几个足以夸耀于人前的劳动模范，他们对于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却是兴趣不大的。有的企业中的劳动模范并没有什么先进经验，他们的光荣称号是企业领导干部要他们单纯地加强劳动强度而得来的。
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认识，对企业领导工作有没有成绩，主要的标志在于是不是依靠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和合理化建议而提高了生产，改进了经营管理，而不是其他。那些虽然“培养”了几个劳动模范，但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都没有搞好的企业单位，所得到的只应该是严厉的批评，而不是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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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无耻之徒赵明之应该向人民作公开检讨
编辑同志：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上曾指出：曾有无耻之徒，在纪念党的生日的大会上，领导群众高呼：“向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这个无耻之徒就是前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现在在青年团华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赵明之。赵明之既然在纪念党的生日的大会上高呼这种荒谬的口号，散布这种可耻的毒素，我们可以断言：他受叛徒刘青山、张子善的反动思想影响一定很深，并且可能受了贿赂。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叛徒早已被处决了，但赵明之这个无耻之徒却一直没有作公开检讨。我们相信人民是不能让他不声不响地混过去的。
张克勤 康拓南 皇甫文 于山 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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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东北某国营木厂应检查木材损失情况
编辑同志：据天津机关生产管理处干部仇有石坦白，他替刘青山、张子善去东北国营木厂非法盗买木材时，原向某厂盗买木材四千立方公尺，因厂方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在装车时，他又偷偷的多装了三十立方公尺（每立方公尺合二百多万元），使国家遭受了六千多万元的损失。我认为：这个木厂的有关负责干部，应检查自己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应对全厂木材的损失，作一全面检查。铁路负责运输的部门，多运输三十立方公尺的木材竟未发觉，也应作检查。
魏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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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浙江省人民政府干部去年观潮时铺张浪费
编辑同志：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去年发动了“观潮运动”，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
去年八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观潮运动”。在观潮之前，办公厅负责干部和有关单位，曾经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备观潮事宜。凡是在杭州的地委一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三张观潮票（妻子、儿子和本人）。除了使用杭州所有的小汽车外，又向浙江省交通公司租用大卡车十辆（每辆租费九十六万多元）。观潮那天，从杭州市到海宁县，沿途一百多里路上，由公安厅负责，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并且出动了摩托车队，真是“警卫森严”。另外，还动员了沿公路的民兵、妇女、儿童放哨。这样，为的是“保卫首长观潮的安全”。观潮之后，又大吃一顿。群众反映说：“过去从没看过这样大场面。这样多汽车去看潮，多么浪费！”我认为有关领导方面应该深刻检讨这件事。 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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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张有智偷工减料贿赂干部
编辑同志：北京私营玉恒源营造厂经理张有智是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的大奸商。他以金钱财物贿赂干部，甚至勾引干部去玩妓女。只华北军区某部一个单位，就有七个干部受了他的贿赂。张有智承包华北军区某些单位二十七亿多元的修建工程时，用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的卑鄙手段，使国家损失了四亿七千多万元。某单位的二十五间教室工程，因地基打得不实，墙壁已下沉，并开始裂缝；顶棚和洋灰地都崩裂了；有五间教室的洋灰地整块下沉了半英寸；房子也已下陷。另一单位的二十一间房屋工程，门窗现已全部翘裂，没法关拢；全部室内水沟不能使用。我要求政府严惩奸商张有智，并要他赔偿损失。
张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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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要求政府严惩奸商杜振
编辑同志：杭州市强力汽车修理铁工厂奸商杜振，贪图暴利，破坏解放战争。一九五零年二月，浙江军区某兵团机械处向杜振定制某项用具二千个。杜振知道这是解放舟山群岛的用品，就乘机欺诈，每个要价二十万元，但以十万元一个的价钱转包给上海一个小铁工厂，从中盗骗了二亿元。这批用具的质料很差，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废品。同月，他又向浙江军区承接军用洋锹二千多把，每把九万二千元。他又施故技，以每把七万零八百元的价格包给某厂，一下子又捞了五千多万元。这批洋锹很多是次货，一用就坏。他在承包军区洋镐、大刀等活中，也是层层转包和偷工减料。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杜振和同伙奸商订立“攻守同盟”，两次赶到南京和贪污分子商讨对策。对这种罪大恶极破坏解放战争的大奸商，我们都切齿痛恨，要求政府予以严厉制裁。 沈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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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注意马戏团中儿童演员的健康
编辑同志：一月八日，我在离山东新浦市不远的猴嘴镇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使我很难受，特写信来告诉你们。
那天，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去看。开始是玩的大桌子。不久，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走到桌子边，一个大人提着她的小辫子将她提到桌子上，叫她头向后弯，一直弯到脚跟，还叫她用嘴衔起铜板。接着，又在桌上放一只凳子，叫她爬上去做同样动作；最后在凳子上又加上了凳子，做完同样动作才罢休。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大人在旁边说：“她这样是不疼的。”并且似乎很亲密地问孩子：“我的乖乖啊，你疼不疼哪！”“不疼！”孩子答着，可是孩子眼中含着泪水。这时，大人就向观众讨钱了。看到这里，我心中十分难受，也非常气愤。我想起几年前，在我们家乡有一个马戏团表演，在演出所谓“三上吊”的节目中，用钩子钩着孩子的辫子，把孩子吊到半空。有一次，这个孩子竟被钩子钩坏了下颚而送了命，这是一件多残酷的事情啊！
编辑同志，不顾孩子的健康，用孩子的痛苦来换取金钱，这是非人道的行为。新中国的孩子已经解放了，他们愉快地在生活、学习。可是，马戏团里的孩子们（据我所知，他们绝大部分是贫苦人家的子女，被马戏团买去的），依然没有解放，他们终日受着痛苦的折磨，偶一不慎，就有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我希望各地政府，劝告马戏团的负责者，不要让孩子参加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如果不听从劝告，就予以禁止。 王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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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对王保林同志意见的答复
王保林同志对山东新浦市猴嘴镇的一个马戏团迫令幼年儿童作残酷痛苦的表演借以敛钱的批评，我们认为是很正确的。
为了肃清杂技团马戏团中残留的封建制度，保障儿童艺人的人权及其心身的健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各大行政区文化（文教）部，华北五省二市文教厅（局）、内蒙自治区文教部，提出处理办法如下：
一、各地文教部门应即调查本地区马戏、魔术、杂技团的实际情况，有无将儿童抵押、贩卖及其他类似的行为？对儿童的训练或演出，有无强迫或非自愿的现象？如有这种现象时，应加纠正并作适当处理。
二、对于儿童艺人，其志愿留在原杂技团服务者应予以一定的合理待遇。不愿留者应允许其有选择职业或参加其他剧团的绝对自由。
三、对于儿童艺人的训练与表演，必须注意其身体与精神上的健康，不得施以体罚或其他残酷的非科学方法。
四、各地主管机关对于儿童艺人，应给以定时的学习机会，加强其政治和文化教育。
以上规定均通知进行调查处理在案。现在我们根据王保林同志的意见，已呈报中央文化部请再通知各地，促起对这一问题予以切实的注意和调查处理。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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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教师月报”社对忽视政治的检讨
编辑同志：夏江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教师月报”的主要缺点是政治性思想性贫弱，战斗性差，指导性不强。这些缺点在去年年终作总结时虽已提出，但直到现在还是克服的很少。第十一期“教师月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文章分量那样少，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上一期刊物截稿时，北京市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努力组织指导这个斗争的稿子，认为这一期赶不上就等下一期再说罢，因而只写了一篇十分无力的短论和发表了两篇有关节约的文章。这充分说明我们对这个伟大运动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足的，说明我们对国家当前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是不够重视的。
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刊物所做的工作也很不够。我们没有把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中所表现的爱国行动反映出来。关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教师月报”既不是一般综合性的刊物，又不是北京市文教局的机关刊，如果也常登一些政治宣传性质的文章，岂不和报纸、其他综合性的刊物重复！这种认识显然也是错误的。这正说明我们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单纯业务的观点。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来纠正这种严重的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
教师月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