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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
北京市百货公司降低商品牌价
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最近降低了五百六十种商品的牌价，最多的降低百分之二十，平均降低百分之五。这是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绝大部分商品的减价是由于百货公司在向私营工厂进行加工定货和收购时，比较确实地核算了生产成本，因而规定了比较合理的价格。
在加工方面，过去违法资本家们虚报原材料消耗定额，以扩大成本，牟取暴利。如一捆纱本来至少可以织七打零九双袜子，但是过去他们虚报为七打半。一捆纱本来至少可以织十六两的毛巾八打零八条，但是过去他们虚报为八打半。为了掩盖他们这些偷工减料的罪行，他们在织造时故意多加浆水，或在浆水里搀砂子，或在交货时在袜子上喷水，以增加产品的产量。这样就不仅扩大了货品的价格，而且降低了产品的质量。违法资本家们的这些欺骗和盗窃行为现在开始得到纠正了。
定货方面，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减低了价格。百货公司最近定购的纸张，价格减低了百分之二十，火柴减低了百分之八点七，胶鞋减低了百分之十。此外，牙刷、肥皂、文具和其他日用品的收购价格都比过去降低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但是价格虽然降低，资本家们仍然有利可图。如该公司向新中国糖果工厂定购的各种糖果，订购价格比过去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但该厂至少仍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百货公司所以能比较确实地计算成本，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清除了违法资本家们派进来和拉过去的公司内部的贪污分子，另一个原因是公司本身改进了业务，特别是在和私营厂商的业务往来中紧紧地依靠了工人阶级。最近该公司在和私营工厂签订加工定货合同时，都事先取得了有关工厂的职工们的帮助，和他们进行了缜密的研究，然后再和资方协商。职工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各种原材料的新的消耗定额，都是职工们计算出来的。不仅如此，职工们由于清楚地了解了合同中产品的规格，在生产过程中，就能予以有效的监督。最近该公司收到的新的产品，质量都提高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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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广州分公司
经过“三反”运动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广州分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教育，增强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三月初，该公司提前完成了接收一批散布在广东省各江河面的一百九十多万根杉木的任务。为了要在春汛前将这批杉木抢运出去，该公司在广州、曲江、乐昌等地的工作人员，一面日夜冒着疾风暴雨在江边守望，不顾生命地和浪潮搏斗，保护着数十里长的木排，使它们不被水流冲散；一面日夜奔忙，装载抢运。到三月二十日止，他们已基本上完成了三月份全月的调运任务，计运出六十多万根杉木，供应西北、华北等地建设需要。该公司在广州南站的运输量也大大增加，最近几天已比“三反”运动前提高了百分之九十。
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原因，是工作人员在“三反”运动中不但改变了劳动态度，而且还开动脑筋来改善工作方法，例如广州南站工作组工作的码头，水退时泥深及腰，过去无法把水里的木排搬到岸上，现在他们就在河床上架了几道木桥，伸到江中，水退后也可以照常搬运。过去因杉木长短不一，装载时车皮留出的空隙很多，现在他们按尺寸把杉木预先调配好，填满车上的空隙，结果，每八个车皮的容量便等于过去的九个车皮。
该公司的其他部门也同样出现了改进生产的新气象。如煤业股原来有八个工作人员，“三反”运动后，只留下一个人维持工作，由于他能钻研业务，深入市场去推销烟煤，二月份在下午停止办公进行打“虎”的情况下，该股推销烟煤的计划还是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点五，三月份的推销计划，到三月二十日已基本完成。
现在该公司每个人的卖钱额（按原有全部人员平均）是中南区各企业单位中最高的。三月份到二十日为止，每个人的卖钱额已达九千二百万元，到月终每个人的必成数是一亿三千万元，而去年全年平均只有九千一百万元。当去年该公司增加调出运输量的时候，大家都说任务太重；现在他们自动提出的每月运输量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上级核减一半）。在三月份的二十天里，他们已超额完成全月运输量。
在工作人员新的思想作风的基础上，该公司最近修订了两个计划。一个是把今年销售和调出的货物计划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另一个是把今年增产节约的数字由二十五亿元增加到四十五亿元。当去年底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大家都信心不高，现在，他们说：“增产节约四十五亿元，实在是个最低限度的数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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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互助合作模范村——绥化县民吉村
刘晓光
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在全省第四届工农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决定评奖绥化县第九区民吉村为全省互助合作模范村。
（一）
民吉村共有一百八十一户，耕地面积五百八十三垧。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后，全村农民在共产党支部和村人民政府领导下，贯彻了组织起来、劳动互助的方针，开展了第一次大生产运动。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只有三石二斗，耕畜只有一百三十二头；到一九五一年，耕地面积扩大到六百一十六垧，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八石三斗，比一九四八年提高了一倍半；全村耕畜增加到一百九十四头；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农具、房屋也显著地增加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全村百分之九十八的户数的经济状况比土地改革时上升了。现在全村已有百分之七十九强的户数，提高到中农生活的水平，贫农和雇农只占百分之十六弱。村中一半以上农户有了余粮，群众购买力提高了。现在全村百分之六十的男劳动者已有两套棉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女劳动者都有了衬衣，全村平均每三人有两床被子。
民吉村四年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一问题，你随便问民吉村那一个农民，他便会很愉快地回答你：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我们村里组织起来，大家就富裕了！
（二）
民吉村生产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共产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全村贫农和中农全部参加了互助组，解决了没马户生产中的困难问题，也解决了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从此，农民经济普遍上升。
民吉村在土地改革后第一年大生产运动中，全村除了一百三十一匹马、十三辆车以外，其他生产工具很不齐全，有些户无力单独种地。当时村干部曾强迫分段编起了十三个互助大组。所谓互助大组，实际上只是两户到四户插犋的“挂勾组”，扣地时候联起来，种完地就散了。这一年，这个村大部分土地只铲一遍、趟两犁，没有上粪，到秋天每垧平均打了三石二斗粮。互助组在变工中没有记账还工制度，常常争吵。群众对村干部也有不少意见。一九四九年初改选村人民政府时，党支部检查了工作上的缺点，进一步认识到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搞好生产，是使群众由穷变富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于是支部便决定加强对劳动互助运动的领导，号召全体党员每人带头组织起一个互助组来，坚持自愿原则，实行两利的换工办法。党支部书记王喜明首先推动张文年互助组，实行了人马评功和工票制度。这个组很快提高了耕作技术，施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铲趟达到三遍。结果，每垧地比其他组多打一石多。
（三）
他们在生产中实行了农副业结合。常年互助组实行了分工分业、组织剩余劳动力以及农闲时的剩余劳动力，投向副业生产，发展了常年互助，增加了农民收入。一九四九年民吉村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以每一生产小组为一社员代表小组，有供销组长，按照组里农副业生产计划向合作社提出定货和推销产品的计划，生产和供销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合作社供销业务的发展。这一年，党支部还总结了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掌握了互助组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整顿互助组的口号，把二十六个组改变为二十一个组，并帮助孙山、于景滨、王永清等三个贫困户参加到互助组里去，全村农户百分之百组织起来了。在一九四九年冬季，就订出了一九五零年的增产计划，鼓起群众生产热情，有领导地搞起拉脚、打柴、积粪等副业生产，充实了互助组的内容。又有两个“三大季组”改变为农副业结合的常年互助组，季节组多到十一个，临时组减少到六个了。一九五零年，全村开了三十二垧荒地，施肥量和铲趟遍数都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七石三斗，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两石八斗。这一年全村添了十一辆大车、三十二匹马、二十四条牛，有的把软弱的牲口卖掉，买进了壮实的牲口，群众生活富裕起来了。
民吉村实行了男女劳动力结合，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并建立了分工分活的制度。这个村的妇女互助组是随着男子互助组的发展而逐年提高的。一九四八年有十六个妇女临时换工互助组；到一九五
一年互助组织逐渐巩固，变成十五个组（其中常年互助组一个，季节互助组六个，临时互助组八个）。参加互助组的妇女占全村妇女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六。由于互助组内实行男女分工分活制度，创造了提高技术、增加副业收入的条件。如赵永喜组妇女参加了拣槎子、扬粪、铲耨地、施追肥等十一种轻重劳动，节省了男劳动力，使地里活作到多铲多趟，精耕细作。妇女互助组特别根据妇女的生理条件，制订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王玉琴组制订了月经期和产前产后休息的制度，并实行了互助带孩子的办法。在互助组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学习，组内建立了民主生活，大家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了，养成了互助合作的习惯，更加巩固了互助组。
（四）
一九五一年春，在张文年互助组带头号召下，全村二十个互助组都参加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群众增产热情空前增高，全村订出了平均每垧地打粮八石的丰产计划。经过“五一”前后普及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的教育，全村群众认识了必须搞好互助组，保证完成丰产计划，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各户在爱国公约里都订出了搞好互助组和增产粮食的具体保证。全村四次丰产竞赛评比中，把搞好互助组工作作为主要项目进行检查，并以村技术委员会和互助组为核心，展开改进耕作技术的运动。全村施肥达到百分之百，精选种籽，耕作细致，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一九四八年，每垧地平均用二十二个半人工，十五个半马工；一九五一年平均每垧地用四十八个人工，四十个马工。产量普遍提高了。全村平均每垧地产粮八石三斗，超过丰产计划三斗。张文年等六个互助组，还创造了高额产量新纪录。但是，在不同类型的互助组之间，产量是不同的，大型的常年互助组比季节组和临时组产量都高。如张文年领导的常年互助组，每垧平均产量是九石二斗；三大季换工的于景芳组平均每垧打七石二斗四升。在爱国丰产运动中，这个村的群众更具体地看到较高级的互助组的优越性，都要求把互助组继续提高。于景芳组在搞副业当中，又增加了四户，而且变季节互助组为常年互助组了。
常年互助组内，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机构和细密的分工制度：它有农业组长、副业组长、“打头的”、代耕组长、供销组长、读报组长、信贷组长和技术员等等，各负专责。组内骨干增加了，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文化和政治，而且在生产互助之外，供销、文化、政治、技术学习和信贷等等方面，也都实行互助。村里的各种组织，都和互助组发生联系，如村技术委员会可以通过技术员直接和群众见面；党的宣传员也按互助组实行分工包干制进行宣传，互助组已成为村里最活跃的组织了。民吉村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相互推动，并紧密地结合了政治运动，因此形成了一九五一年丰产竞赛与爱国运动的高潮。
（五）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这个村的共产党支部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室主任张士英领导的工作组的帮助下，明确地认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支部领导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反复酝酿、讨论，订出了全村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五年新农村建设计划。到一九五六年，要求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十三石。要求在一九五三年全村消灭无马户，全部使用苏联新式马拉农具，发展牧畜业，修砖窑建设新农村……。在扶助贫农发展生产上，决定在供销合作社里成立信贷部，发展巩固和互助组之间的信贷事业，合理地组织、使用组内剩余资金。现在，全村互助组已经进行了整顿，决定以张文年互助组为基础，成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全村群众正为实现第一年新农村建设计划作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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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大奸商纵火诈骗国家资财
主犯周武彝和同谋犯郭嵩山已被逮捕
武汉市私营武汉锯木厂工人和兴华码头火灾区居民八百多人集会控诉纵火诈骗国家财产以致造成火灾的罪犯、奸商周武彝和郭嵩山。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接受群众的正义要求，当场将周、郭二犯逮捕。
这一阴谋纵火案的真相揭晓后，该厂全体工人和附近居民莫不愤怒万分，他们在十三日举行了控诉会。会上，武汉锯木厂工人萧树宽、罗治林、张正兴和被灾居民王凤莲、李桂英等都怒不可遏地控诉了奸商周武彝和郭嵩山的滔天罪行。张正兴指着奸商说：“那天我们工人都休假不在厂，你放火造成火灾后，第二天又召开职工大会，叫我们去宣传是棚户起的火，并叫我们威胁那些敢于说是武汉锯木厂起火的人。”工人罗治林说：“我听说厂里着了火，心里难受极了；奸商周武彝当晚却还带着他的姘妇去跳舞，逛街。”该厂会计汪长恒也当场揭穿了奸商在失火后叫他造假账的事实。被烧死儿子的居民李桂英控诉说：“奸商不仅烧死了我的儿子，而且使我们全家流离失所。”被灾居民王凤莲控诉时泣不成声，高呼：“人民政府要替我们报仇！”到会工人、居民们一致要求立即逮捕罪大恶极的奸商周武彝和郭嵩山。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当即接受群众的正义要求，将放火凶犯周武彝、郭嵩山逮捕，将依法予以惩办。（据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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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国营企业要检查第一季度计划完成情况
各地党的组织和企业领导机关分别发出在“三反”运动中加强业务工作的指示后，大多数国营企业的生产情况已经逐步好转。许多厂矿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三月份的生产计划。但是，也还有不少厂矿依然放松对生产的领导，以致三月份仍然不能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更无法补足一、二月份的差额。国营山东矿务局就是如此。该局虽然也成立了各级的生产办公室，但是这些生产办公室只是一个形式，其中干部很少，并且没有真正负起责任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些单位的负责干部，不是以战斗的精神，想出各种办法，克服困难，使生产迅速提高；他们却错误地继续放弃对于生产的领导。这个情况应引起各个厂矿企业领导干部的注意。三月就要完了，国营各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抓紧时间，检查第一季度生产计划完成的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争取在第二季度补足第一季度生产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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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纵火诈骗国家资财的大奸商周武彝的罪行
纵火诈骗国家资财的凶犯、大奸商周武彝，是武汉市私营武汉锯木厂的经理。解放前，他勾结伪汉口市长徐会之等反动官僚，经营兴楚公司、铭新盐号，专做金、银及棉纱投机买卖。解放之初，他隐藏占武汉锯木厂股份二分之一的官僚资产，并变本加厉进行投机活动，把厂内存货变换黄金、汇合兴楚公司一部黄金，在重庆、长沙等地大肆破坏金融、捣乱市场。同时，周武彝串通二十多家私营锯木厂奸商，在国际饭店密会合谋，乘湖北省公路局定购桥梁方木时，抬高木料价格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一次仅周武彝一家就盗骗了国家财产五千多万元。后在承做郑州铁路管理局大批定货中，他们采取集体抬标方法，诈骗国家大量财产。奸商周武彝玩弄手段，笼络同行，因此当选为武汉市锯木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做了奸商集团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主谋者和组织者。在和国家机关、企业木材交易中，周武彝以“小头量进、大头量出，广方量进、英方量出”的诈骗伎俩（按：广方较英方每百方多五十二方），以及腐蚀干部、偷工减料、延期交货等等，进行盗窃勾当。据初步统计，奸商周武彝曾行贿腐蚀河南省建筑公司、河南大学、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某兵工署等二十几个单位的三十几个机关干部。在奸商交给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修治淮河工程需用的一批木材中，就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霉烂的，百分之四十是边皮和次货；由于延期交货，并且影响了石漫滩水库不能如期完成。至于在偷税漏税中的花样，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奸商的利欲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一九五一年七月间，奸商周武彝勾通私营中南银行的龚献利，向中国人民银行介绍，把武汉锯木厂兴华码头材料厂木材的大部抵押了两亿元贷款。同日，他又把这批木材报高为三亿多元，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投保火险额三亿元。他一面以押款投机倒把，一面盗卖押品，先后盗卖杉木企口板一百七十英方、泥条一千二百捆、杉木齐板四十英方、松木六十英方，总值一亿多元。然后，通过龚献利刺探情报，奸商把厂内所有破烂木板和边皮废料，搬置抵押品内摆设妥当，由龚献利先行察看，再以此矇混人民银行的查验人员。这时，奸商就进一步实行他预谋的纵火诈骗计划。查验后几天，八月上旬，奸商亲自到材料厂，要管材料的人（他的亲信侄子周应新）为他盘算出这批木料总值不过一亿左右，让周应新“心中有数”。为了不使放火后牵涉面过广，便在八月九日和十一日，提前二十多天两次还清了人民银行的押款；并再次抽走一部木料出卖。然后嘱咐周应新说：“这些木材保了三亿元的险！你可不管在那天放把火一烧，我们得到赔款还怕没有生意做？要知道肉肥汤也肥！”并进一步指示周应新：“放火要从紧邻棚户的二号货栈放起，决不能说是我厂起火，一概推到棚户身上；不然的话，责任我厂是负不了的。”
八月十六日，也是奸商周武彝刚刚提前还清人民银行押款后的第五天中午，正值材料厂月中休假，放火凶犯周应新便按照奸商的指示，把预置在二号货栈的易燃的刨花和茅草冷棚上点了火，迅速回到宿舍佯装午睡。不久大火弥漫，把厂外棚户延烧一光。放火凶犯周应新故作惊惶，拿着灭火器救火，跑到厂里去报信。厂外被灾居民哭嚎连天，厂内许多职工的衣服、被褥也因无人搬运被焚一空。共计烧毁十九家居民的全部房屋，使男女老幼五十六人无家可归。幸经消防队救火车奋力灌救，才使火灾没有更为扩大。奸商周武彝闻讯时也佯装惊慌失措，但内心里却因阴谋计划初步得逞而自鸣得意，当天晚上就带着他的姘头悠闲地逛街。
次日，奸商周武彝马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向全体职工大喊：“不得了！厂是要垮啦！只看保险公司火灾赔款如何了！”并且四出宣传：“火是从棚户引起的。”奸商并叮嘱职工们：听到别人说火是棚户引起的，就把名字给他记下来，好做为申请赔款的证明；听到谁说火是材料厂引起的，就问他们“亲眼见了没有？敢不敢具结负法律责任！”周武彝就是这样一手遮天，诬陷无辜，把被焚一空的灾民王凤莲诬为“火头”。武汉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及胜利街派出所、武汉市第三区人民法院，不深入调查，听信奸商一面之词，处处为奸商辩护，使杨王凤莲身系冤狱达四个月之久。同时，奸商周武彝即令厂内会计三天三夜赶制假账，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虚报损失近六亿元；同时，通过中南银行龚献利，向到火灾场检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南区公司前副经理钱家泰（留用人员、大贪污犯）及防灾理赔股张昌达（留用人员、贪污分子）等大行其贿，互相串通诈骗国家财产。在出卖焚余木料时，奸商周武彝也不放过可乘之机，殷勤招待保险公司干部，同时勾结柴商，把每担最少要一万四千元一担的木材，压低为每担六千元，并以每担可多出四十斤的大秤秤出，以扩大赔偿额。大奸商周武彝就是这样有计划地纵火诈财，嫁祸于人，诈取了保险公司两亿六千多万元的赔款。奸商厂内资本和材料都增多了；那些遭受火灾的棚户居民，却遭了浩劫。姚老太婆的眼睛在火灾中薰坏了；被灾居民李桂英的小孩在火灾中连烧带病死去了；王凤莲不但被火灾洗劫一空，还被奸商诬陷坐牢四个月。这些贫苦居民，就成为奸商纵火诈财致富的牺牲者。奸商周武彝反而自鸣得意地说，他在火灾中赚了钱。人们应该永远记着资产阶级的这个丑恶脸嘴：“他在火灾中赚了钱！”
奸商周武彝对于工人的压榨和剥削也是极端凶残的。廖金章是个勤劳朴实的锯木工人，他在河下既要看管木料又要去锯木头。过度繁重的劳动把他折磨成了一把骨头，但他应得的工资永远是克扣在周武彝的手里。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放以后了）涨水季节，河滩进了很深的水，周武彝还强迫他在水里锯木，结果泡出了黄肿病。周武彝毫无人性地说：“活正忙，那有时间给他看病。病人晚上睡不着觉，躺在木簰上看守木料正靠得住。”工人廖金章就是这样被奸商周武彝活活地折磨死了的。一九五一年二月份锯木工人在工会号召下订立生产计划，周武彝强迫大家要把生产量提高五分之一；三月间接受河南大学定货时，又强迫大家在四天内完成十天的工作。一个锯台上应用三个人，他只准用两个工人。要两个人抬的木料他硬要一个人扛，累得许多工人吐血。奸商周武彝歪曲政府的号召，威胁工人说：“工人当了家，就是要加紧生产；抗美援朝积极生产，就是有活干不能休息。”当时工厂内正为某军需部门加工，奸商便强迫工人一连加了十天的夜班；工人支持不住要求休息一下，奸商周武彝就威胁大家说：“你们不加夜班，就是有意破坏军事任务，就是反革命分子。”
奸商统治工人的手段也是十分毒辣的。一九五零年八月，五福段锯木组工会基层委员会成立，奸商声言：“谁入工会就给我滚蛋！”对于具有亲属关系的王业华等六人则说：“在我这厂里，我不准许我的亲戚和我对立。”一九五零年底厂里工人觉悟提高了，二、三十个人团结一起，一块声请入会。奸商眼看大势难当，便改变方法说：“你们入会须经过我批准。”另一方面要股东苏维芝表面退股，打入工会；并以金钱物质引诱，把立场不坚定的工人王思礼收买，做为他的心腹。以后，周武彝又收买了建筑工会锯木业五福段委员会工会主席高华荣成立“劳资合办”的“生产交流会”。就这样，工人自己的阶级组织——工会的领导权，又被奸商用“派进去”和“拉出来”的手段篡夺了去。用他的这些狗腿监视工人。工人读报时，王思礼既不参加又不离开，窃听工人发言通风报信，听到谁发表进步的言论就冷嘲热讽。王思礼也照样威胁工人说：“对待工人只有专他们的政，不能跟他们讲民主。”
“五反”运动开始后，奸商还自以为他有力量压制工人，可以把自己的罪行隐瞒过去，所以，一面订立“攻守同盟”，一面软硬并施威胁利诱工人，企图狡赖混关。但检查组一到厂里，就陆续收到厂内外三百二十四封检举信件。在工人阶级严整和强大的队伍面前，奸商的罪行完全被揭穿了。现在，大奸商周武彝、同谋犯郭嵩山（武汉锯木厂副经理）在群众愤怒的要求下，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逮捕法办。
（原载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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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政务院公布的两大文件
鼓舞了各地人民“打虎”斗志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读者纷纷来信拥护政务院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
河北省高阳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郭宗尧、任谷风、蒋丙林等来信说：“学习了这两个文件后，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一步。许多贪污分子的顾虑也解除了。有的贪污分子说，‘一定要转变以前不老实的态度，向人民交代自己的问题’。有的贪污分子在学习会上，当场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行或以前的欺骗行为。”北京市邮局陈步湘来信说：“本局的工作人员普遍学习了这两个文件，许多贪污分子根据文件的规定，联系自己贪污行为，继续交代问题；有的表示，要尽速退赃，戴罪立功。这两个文件，大大地鼓舞了我们‘打虎’的斗志。”
北京市第五四六工厂职工业余学校张钧来信说：
“从这两个文件，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政府对于一切真诚坦白的贪污分子是多么宽大。一切抗拒坦白的贪污分子和盗窃犯，应该清醒头脑，不要再梦想钻空子，梦想‘运动就要过去’，很快就‘没事’了。现在是一切违法分子改过自新的最后的机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部高士刚来信说：“这两个文件，体现了政府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它又一次告诉违法分子：应该赶快选择坦白的光明道路；不坦白的必将受到严惩。”王俊明来信说：“我们有了这两个文件，能够更有保证地战胜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阵营。”
读者来信中，一致表示：要正确地掌握这两个武器，继续坚持斗争，争取“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彻底胜利，为我们今后的增产节约和国家建设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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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解放军各兵种战士、学员来信
坚决扑灭美国细菌战的毒焰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继续收到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广大读者的来信，声讨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表示扑灭细菌的决心。
人民空军某部许高恭等九人来信说：“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怒。我们一定要坚守工作岗位，练好本领，随时准备着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彻底消灭美国细菌战犯。”人民海军某部战士陈云鹏等十二人来信说：“为了伟大祖国和人民，为了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为了科学和文明，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怒和坚决的抗议。我们除了努力提高技术，保卫我们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海防外，我们随时准备到反细菌战的前线去，直接打击美国侵略者。”某战车学校第十一队全体学员来信说：“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毫无畏惧。我们决心练好本领，随时等待祖国的号召，为粉碎那吃人生番的美国侵略者而斗争。”华北炮兵某部战士高振英等九人来信说：“我们擦好炮，抹好枪，等待着祖国的召唤。不管美帝国主义搞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有把握、有信心战胜它。”解放军某通讯学校第四队全体学员来信说：“美国侵略者发动细菌战争，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怒。我们决心努力提前完成学习任务，随时准备打击美国侵略者。”华东炮兵某部卫生部李华民等二十八人来信说：“我们是一批卫生工作者。我们要求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去，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粉碎美国侵略者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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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峰峰车站和邯郸专署建设科
不该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国家财产
编辑同志：我们峰峰矿区在一九五一年冬季修理公路时，刨出四根铁轨。全体修路民工兴奋地说：“把它交给峰峰车站吧，这也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但是，当矿区政府工作人员王文清用电话要求峰峰车站的人员赶快接收这些铁轨时，峰峰车站的人竟回答说：“我们属太原铁路分局领导，你们到那边去联系吧！我们不管这种事。”工人们的无限热情换到了一盆冷水，因此，都非常气愤。有的人就告诉了邯郸专署建设科，希望他们转告太原铁路分局。不料，建设科常科长的论调，竟和峰峰车站那位同志完全一样。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对待国家财产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们应该进行深入的检查。现在这些铁轨仍放在原地，我们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处理。 王平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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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医务工作者必须学习政治
编辑同志：过去我常听到有的医务人员说：我们是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谁患了病，就必须去拯救他。我在初进医学校的时候，也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所以对于学习政治总是不大热心。当人们谈到“技术为谁服务”的时候，总觉得那是“抽象难解”的。
美帝国主义者残暴无耻地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发动了细菌战争。我所说的“抽象难解”的问题，被这个活生生的事实照得一清二楚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白求恩大夫为了我们的祖国，贡献了他宝贵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九四九年察北鼠疫猖獗的时候，苏联的防疫大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扑灭了这种疫病。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都永远地被我们记忆着。今天在我们祖国的科学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也喊出了：“我们都是扑灭细菌的战士！”的口号，决心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争。
但是在世界另一个角落里，却窝藏着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细菌学家”。他们伤天害理地制造大量的细菌武器，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刽子手。
我今天想起在医学校中不愿学习政治，理解不了“技术为谁服务”这个问题的情形，感到无限的惭愧。我愿意和全国医学界的同志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而贡献一切力量。
石家庄和平医院 张葆
第2版()
专栏：
“大众小辞林”有政治错误
编辑同志：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大众小辞林”
（姚乃麟编、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错误百出。例如，把阶级统治的机关的“国家”解释为“具有土地人民主权三元素的组织”；把阶级斗争的“政治”解释为“国家行政上的事务”；说绞杀人民革命的汉奸头子李鸿章是“清朝名臣，平太平天国有功”；说人民民主国家的保加利亚是“立宪国”等等。这本书在各地，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间，销路很广。因此，它所给予广大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我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对这本书作适当的处理。
崔怀谦 陈忠诚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唐山市总工会财务部长刘敬之
对挪用公款违法进行买卖的检讨
编辑同志：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对我挪用公款进行违法活动的批评，这个批评是真实的。去年，唐山市总工会领导方面批准我动用工人医院建筑基金二亿到三亿元，进行生产，而我擅自动用了六亿八千万元。我把二亿元交给工人被服厂经理李铭，由他在遵化搞皮毛加工及榨油业务。我把一部分款子投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机关生产利群土产贸易行，贩运生铁三百吨。我用一部分款子贩卖了土布二千八百匹，偷税漏税约九百万元。我不经批准，贷给启明工厂（公私合营）五千万元，又毫无原则地以利息四百九十万元贴补市总工会的经费开支。我受到批评后，才认识这是犯了失掉立场的严重错误，事实上，我是与资本家合谋欺骗了国家银行，破坏了货币管理制度。至于借给工人被服厂四十匹布的事，是经过领导批准的。据了解，这个厂在账上已有记载。
造成以上严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立场不稳，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以致发展到违反法纪的地步，严重地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由于我有官僚主义作风，所以，我所领导的经营机关生产的人员，发生了严重的贪污枉法的错误。我应受到最严格的处分，我决心改正错误，在今后工作中立功赎罪。
唐山市总工会财务部长 刘敬之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酿造学分论”作者对读者批评该书的答复
编辑同志：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读者批评我在“酿造学分论”一书中颂扬了美帝国主义研究细菌战的来信。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商务印书馆拟将“酿造学分论”再版发行，由我补充新材料。当时我因解放不久，认识模糊，随便取美国一九四七年七月份工业与工程化学杂志中的“第二次大战中发酵工业”一文，采为材料。经读者指出后，我有很深的感动。现在我已通知商务印书馆将这一段删去。今后我当挖掘自己的错误思想，痛改前非。
陈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