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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思想怎样腐蚀着北京大学的同学
北京大学通讯组
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看见了一种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一方面，全国第十五届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要求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秀干部”，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是在这个号召之下努力前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些教师却听不见或者不愿意去听一听这个庄严、响亮的号召。他们仍然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教育”“培养”同学。他们没有去想一想人民交付给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去想一想自己担负着的重大责任。说得更清楚些，他们在人民的大学里“贩卖”危害人民教育事业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同学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很深的毒害。
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学校里怎样腐蚀着同学呢？这里有一些活生生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名”和“利”的诱惑
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里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给同学们的危害比较显明的，便是腐朽的名位观念。例如东语系越南科的一位教师，向同学们夸耀自己的著作，沾沾自喜地告诉同学：“稿费一来就是三百万！”他又经常从这一点上“鼓励”同学们当一个越南问题的“小专家”，可以“名利双收”。因此，有一个同学就“苦心孤诣”地死往书本里钻。政治活动、群众工作一概不参加。脑子里每天想的就是“专家”、“稿费”、“手表”，等等。不到半年，他就变了样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自己沉痛地说：“我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鼠目寸光的庸才了。”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在这种所谓“学术空气”笼罩之下，东语系的一部分同学竞相“钻空子”，“找冷门”。怀着“物稀为贵”、“奇货可居”的投机心理，要想“割据一方”，“独占鳌头”。学越南语的一个同学为了钻冷门，当“专家”，赚稿费，竟至考起古来。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功课，整天埋在图书馆里“考证”。更惨的是一位姓李的同学，他被一个“南洋问题”教授看中了，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小“南洋通”，经常对他说：
“钱是很重要的，赶快写书吧！”“我替你设法出版，稿费来了就好办。”这位姓李的同学终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过问政治了，他日以继夜地搜集材料；只想写书卖稿费，这样不到两个月，他就患了肺结核，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这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类似的情形还很多：当地质系二、三年级的同学满怀热情地准备提前一年毕业、踏上祖国建设岗位的时候，系主任却向同学们说：“你们三年毕业就可以和四年毕业的同学有一样的资格，有一样的待遇。多好的运气！”这种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青年学生的毒害是罄竹难书的。二年级同学中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子，他在来地质系以前，曾立志要到边疆去，为开发祖国的地下资源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但当他第一次走进地质馆时，一位助教就告诉他：大学四年毕业以后，三年助教，几年讲师，熬上十年就可以出头，当教授。另一个助教也说：
“毕业以后，留校当助教是第一，其次是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最糟糕的是到矿山去。”这些话便腐蚀了那位同学。他便渐渐地为“教授”的头衔，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所陶醉了，慢慢儿把“到边疆去”的志愿改变了。
植物系的一位教授用资产阶级思想向同学进攻的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为了搞小圈子，闹不团结，和系主任分庭抗礼，曾大肆拉人加入自己的集团。拉教授，拉功课好的同学，还拉会翻译俄文的青年团员。正如他自己所检讨的：“……见某同学懂俄文，就要他翻译俄文的有关生理、橡胶植物的书籍。对其中译得比较好的一篇，我想用我的名字发表，钱给他。”
在工学院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土木系的一位结构学教授常常这样“鼓励”同学们：“学好结构，出去挣八百斤小米不成问题。”卫生工程系的教授们则说：“卫生工程是冷门，你们将来出去一定可以当局长。”这种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破坏了同学们积极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寒假期间，祖国号召同学们到东北去参加建设工作时，土木系的一些同学就为了想在营造厂或其他部门找点工作、多赚点钱而不想到东北去了。
“超政治”“纯学术”和脱离
爱国主义的教育
东语系有一位教授说：“现在只要有本事，至于政治那倒没有什么。”还有一些教师更公开地说：
“把国文、政治放在次要地位还可以，对技术就不能马虎了。”看了这些教师的“论调”，资产阶级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单纯技术和单纯业务观点”的大量而普遍地泛滥在我们高等学校中，也就不值得惊讶了。
这些教师从他们所谓“超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出发，不问同学们的政治思想情况。机械系三年级个别同学一再大发谬论，但是，他们却受到某些教师的赞扬，说他们是“优秀”的学生。他们有了教师做靠山，就越发嚣张起来了。在他们那一班，正气被压抑，歪风被助长。这样，所谓“超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就不但是反动言论的防空洞，而且成了滋长反动思想的温床。
而对于某些积极参加校内工作、功课一时受些影响的同学，这些教师却摆出另外一副面孔。如机械系三年级的一个同学，在去年国庆节前后负责校内的安全工作，接连几夜没有睡觉，耽误了一些习题。这时候，就有一位教师竟讥讽地问他：“你对念书有兴趣吗？你在政治方面可真有天才！”
然而还不止此：有少数人更打击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要同学们脱离各种政治斗争。
一九五○年，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延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同学们都热火朝天地卷入了抗美援朝的运动。但是，工学院的一位教师，竟在课堂上大骂因工作而迟到的同学。另外一个教授对一个同学大发脾气：“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我还在防空洞里念书。现在美国人还在朝鲜哩，你们在这儿急什么！”在化学系一次批判单纯技术观点的大会上，系主任说：“政治活动是少数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政治专家的事。”这样，不少的同学便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看成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些教师还直接从政治上拖同学的后腿，要同学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反对同学响应祖国的号召、服从政府的分配，他们不愿意看到同学成为热爱祖国的战斗的青年。
物理系的一位同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想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而有的教师却对他说“呵！你也要参加军干校？”有一个教师到他家里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很宜于念数学，还是继续念数学吧！”当天晚上，这位同学就不愿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了。有的教师甚至公开主张：“功课好的不必参加军干校。”
人民政府大力培养各种建设干部，为的是适应祖国最迫切的需要，毕业同学服从政府的分配便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但我们物理系有一位教授却对一个同学说：“你将来毕业出来还要服从政府分配，真倒霉！”
脱离实际的“天才”教育
资产阶级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教育。中过这种毒的教师，言必欧美，口口声声“国际标准”和“世界水平”。他们无视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
物理系的一位同学在一年级的时候，便被某教授的资产阶级科学家的“成功”历史所迷惑。他整天神魂颠倒，把德国哥庭根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以下所有的教授，依着顺序，从头到尾地背得烂熟，一点儿也不含糊。甚至连他们的生平、家谱、嗜好等都能源源本本地说出来，真是如数家珍。结果身体损坏了，完全脱离了政治：不看报纸，不听政治、时事报告。还有一位为物理系多数教授所公认为“天才”的同学，他听了“我们应当学习欧洲作风，从古典开始”的话以后，便在日记本上写道：“因为我是青年团员，为了祖国的科学，我应该踏踏实实地从古典做起。”人民所要求于祖国未来的干部的是从实际出发，具有坚苦斗争的精神，而某些教师却坚持要引导同学们学习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作风”。这不是背道而驰吗！
在建筑系，一位教授曾对同学们说：“北大重视实际已经很够了，太实际了。”这里，让我们就从他开的一门“预级设计”来看一看所谓“实际”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同学们在第一次校门的设计中，曾充分地照顾到实用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然而这位教师觉得太“简单”、太“庸俗”、太没“趣味”。她告诫同学说：“如果四个柱子两扇铁门就算校门的话，那就算不得建筑系的学生了。”一个同学草图上的一盏门灯，因既无“艺术”的白瓷罩，又无华贵的萤光管，这份设计便受到了教授的嘲笑和申斥。那么，什么样的设计才合教授的心意呢？大伙儿通过一位同学的草图找到了答案：他用两根半径一厘米的钢杆，挑着八米高的校门。虽然教师在表面上不得不劝他另换一个，但评语却是“想像力丰富”。摸着教授的底了，“疯狂”“奇特”的结构相继出现：一个同学想起教授曾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因此而联想到：建筑也应该有韵律和节奏。
“窗子不是立面的灵魂吗？所以大的窗子和小的窗子，和它们的错综排列，可以造成栩栩如生的感觉，甚至显示着无声的旋律，好像哼着华尔兹舞的拍子。”一个同学设计的小住宅，屋顶尖到三十度角，跟卡通差不多了，甚至还异想天开，在这卡通式的屋子后面来个庞大无比的月亮。这就是所谓“已经很够”的“实际”！这不正是资产阶级的“趣味”吗？它把同学们高举在虚无缥缈的云雾之中，大做其美丽的“白昼梦”。
以上仅仅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同学的几个例子。这和“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标准有什么相同之处呢？这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有什么共同之点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致唾弃这种丑恶的思想，并彻底加以批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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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三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三三期已在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坚决地和不倦地揭露战争贩子”的社论，并刊载了下列重要的文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查佩茨基的“捷克斯洛伐克二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科隆比的“反对右翼社会党、争取意大利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法国共产党书记马尔梯今年二月间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法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为争取自由与和平而进行伟大的斗争”，波兰保卫和平全国委员会主席德姆鲍夫斯基的“波兰人民以最大的决心支持和平事业”，匈牙利“自由人民”报总编辑贝特伦的“‘自由人民’报为和平与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等。
本期的社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正在加速进行罪恶的准备新战争的工作。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强迫西欧各国政府成立所谓“欧洲军”，同时希特勒“国防军”正在重新建立起来。美国统治者蛮横地要求马歇尔化各国的政府进一步压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增加战争预算，要求它们镇压民主力量，放弃国家主权和加速供应炮灰。但是，过去几个月的事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正在展开一个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运动，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政策。他们坚决主张他们的政府放弃战争政策，并要求成立和平的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中，愈来愈多的知名人士和政治、宗教及其他观点不相同的人们，已开始看出“大西洋”决策者企图把全人类投进万丈深渊，他们日甚一日地斥责准备战争的政策，并力促建立各国间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社论强调指出：但是，帝国主义者仍在不断散播谣言和诽谤，来掩盖他们的侵略计划，竭力以谎言的罗网来欺骗人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伟大任务，就是坚决地和不倦地揭露新战争的鼓吹者，帮助人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坚决斗争！
查佩茨基在文章中说：自从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挫败国内外反动派企图以反革命政变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以来，已经有四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断地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团结，巩固自己队伍的团结，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过去四年来的局势清楚地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赢得的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在二月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条件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仅把工业、运输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资本主义废除了，而且正满怀信心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使工业、农业和文化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查佩茨基指出：但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看到了这些情形，就充满了愤怒和仇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已在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公开敌对活动中表现出来；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绝不会让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事件的制造者重新进行罪恶的活动。他们正在二月革命的胜利的旗帜下，揭露帝国主义罪犯的假面具，击败反动分子，并以更勇敢的步伐，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
科隆比在文章中指出，今年一月初，意大利右翼社会党人在波伦亚举行了代表大会。会后该党再一次改换了招牌，改称“意大利社会民主党”。虽然如此，右翼社会党依然是美国的政党。党内的各个集团不是属于美、英的各种谍报机关，就是属于意大利各资本家集团或者属于教会。它已丧失了在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方面的重要地位，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主要敌人。科隆比在论到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团结时说：在右翼社会党党员群众的要求和叛逆的领袖们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愈来愈表面化了。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已逐渐认识到，在团结的旗帜下并在共产党与社会党人的领导下，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的斗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每一个企业里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支持社会民主党一般党员要求团结的愿望，争取他们加入要求增加工资和要求进行基本经济改革的斗争。最后，工人阶级也必须用坚持不懈的和灵活的斗争，来克服经由右翼社会党人侵袭进来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影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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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深刻认识石凌鹤的错误的严重性
本报三月十五日登载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对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这个检查有其一定的教育意义。但必须指出，这个检查是不深刻的。这不是说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对于石凌鹤所犯错误的事实揭发不足，而是指对于所列举的那些错误的严重性和对于那些错误的思想实质的认识和分析非常不够。
检查中说：“由于他（指石凌鹤）自己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放弃了思想改造，因而和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阶级思想和平共居。”说石凌鹤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根据检查中所列举的那些事实看来，石凌鹤决不止于是“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阶级思想“和平共居”的问题。他的思想错误的性质要严重得多。请看这几桩事实吧：
一、石凌鹤为他父亲做寿，大发启事，广征贺寿诗文，并将他父亲的宣传封建思想、甚至歌颂美帝国主义、歌颂大地主而诽谤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诗词”，汇印成册，到处送人。
二、反革命分子陈文龙被捕，石凌鹤因和他认识，就要江西省文联秘书长季夫民写信去慰问或保释，而季夫民不答应，石凌鹤竟责骂季夫民为“不服从组织领导”。
三、石凌鹤跟一个女同志闹不正当的恋爱，因受到批评，在他所写的情诗中，竟有所谓“冲破黑暗和恶势力”等词句。据检查报告中说，石凌鹤所说的“黑暗”和“恶势力”是指党的组织纪律而言。
散播反动“诗词”，袒护反革命分子，抗拒党的组织纪律，像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怎么能仅仅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包括呢？显然地，这已经是严重的反动的言行了。检查中所说的“和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阶级思想和平共居”，也是不正确的。事实说明石凌鹤本人的思想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阶级思想严重腐蚀而蜕化了。他的思想实质原就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阶级的，而不是跟它们“和平共居”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对石凌鹤的错误的严重性的认识是十分不够的，对于他的思想性质的分析是不深刻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石凌鹤也就不可能有更为深刻和彻底的批判。
必须深刻地、足够地认识石凌鹤错误的严重性，指出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反动性质，才能教育他本人，并警惕其他和石凌鹤有相似的思想行为的人们。因此，我们认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应该对石凌鹤的错误再作深刻检查，加以彻底批判并予以处理；同时，还应该深刻地检讨江西省委宣传部自己对于江西省文联和整个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所存在的问题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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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号召之下，协同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宣传处，组织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参加武汉市的反盗窃运动，以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并及时地创作出一批反映反盗窃运动的戏剧、美术、音乐作品，以供各地在反盗窃运动中进行宣传活动的需要。
这批文艺工作者已在三月十八日集中起来。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主任王任重就反盗窃运动中发动工人群众的意义，和如何发动工人群众，以及如何进行创作活动等问题，对他们作了原则而又具体的指示。
这次文艺工作者参加运动进行创作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中南文联副主席于黑丁、中南文艺学院院长崔嵬、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宣传处处长王天铎等直接领导这次创作。现在已经正式组织了戏剧、美术两个组。音乐方面则将由莎莱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创作。此外，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将要一面直接参加“打虎”战斗，同时也要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和演唱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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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死神与巫婆的合谋
冯雪峰
我们驳斥一切无耻的谎话，原不是为了证明事实，事实是不可改易的，再也用不到什么证明。但是，驳斥一切谎话，却也使事实更明显，尤其这是为了揭穿阴谋的。从来没有例外：每一句谎话总代表着一种阴谋，虽然说谎也有狡黠和拙劣的不同。
美国强盗们制造出来以抵赖罪行的一切谎话，都被粉碎了。这样，就使这些战犯们的罪行更明显，等待他们的只有世界人民法庭的裁判。可是，一个阴谋被揭露而破产了，第二个仍然要破产的阴谋又会产生出来，而且仍然要包裹在新的谎话的外衣里。
譬如近日来，在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正义的吼声之中，李奇微总部和华盛顿都有些慌乱了，这是强盗们自己的宣传机关也掩盖不了的。但是，慌乱什么呢？据美联社本月十九日东京电讯看起来，这是由于艾奇逊及其一伙的罪恶阴谋已被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类所揭穿了。而据伦敦本月十八日的“每日先驱报”看起来，则由“东京观察家”所反映，这种慌乱更显然是由于美国捏造“共产党想把瘟疫的责任推给美国人”的谎言已经骗不了人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愤怒是不可遏止的，事情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了。
谁都能正确判断，这都是美国强盗头子慌乱的原因。朝、中两国的政府和人民不用说，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可抗拒的强硬的表示。世界和平理事会已向全世界发出战斗的号召；就是联合国秘书处也不断地接到从各国来的人民的抗议书。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又已经在联合国裁减军备委员会上，提出要求讨论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了。
美国强盗难道事前没有想到过马立克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么？从那为马立克的声音所震动而惊惶的情状看起来，好像事前没有想到过，正如他们事前没有想到过朝鲜、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会发出如此强大的声讨一样。美国强盗是不会去想世界人民正义力量的强大的。但这样，新的破产的一幕，就又围绕着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裁减军备委员会会议而展开了，那主要的节目仍然是艾奇逊所叫嚷和念念不忘的一个不能如愿以偿的阴谋——要求朝、中两国答应国际红十字会到北朝鲜和中国来“调查”。这是颇“有趣”的一幕，假如你有兴趣把它看作
“有趣”的话。
起初，艾奇逊叫嚷着这样的“调查”，原是想进行一个“一箭双雕”的勾当。本来美国准备细菌战已十年了，而在朝鲜还是初次“试验”细菌武器，这个“试验”的效果如何，不仅关系着过去的十年准备，并且关系着今后的侵略战争计划及其外交恐吓政策的。虽然在一九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间在朝鲜撒布了天花细菌时，赛姆斯已经潜入北朝鲜调查过效果了，然而显然还不够确切；这一回又是更大规模的“试验”，要知道效果，自然是更迫切的。这样，如果“调查”的奸计真的实现了，则不仅可以借国际红十字会的说谎证明了“自然原因的瘟疫”或“共产党无力对付其控制下人民的健康”之类为“真实”，而且也就“调查”到了细菌武器的效果如何了。而如果奸计不得售呢，也依然不失其为抵赖罪行的一个藉口。但这些都并不“有趣”，“有趣”的是他的奸计终于卖不到一个钱，也依然不能作为抵赖的藉口。
但现在又怎样呢？不过心没有死，还想继续已经破产的阴谋而已；而其实，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法宝了。然而现在却是更处于被迫的状态，因此也非嚷得更响不可。事实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已经揿住了美国的咽喉；因此，它不大嚷，就可能被揿死。这就是出席联合国裁减军备委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柯亨所以在纽约虚张声势地咆哮，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也在焦急着的缘故。
马立克正面提出问题，确实使美国强盗心焦的。马立克宣告：“我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心情向美国代表和委员会提出下列问题：‘既然裁减军备委员会不能避而不问军备方面最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像美国军队在朝鲜和中国使用大批屠杀平民的细菌武器这样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能置之不理。难道裁减军备委员会不应该因此立即考虑关于违犯细菌战——与正直人的良心、文明人民的良心不相容的十分可耻的战争——禁令的问题，使今后不得使用细菌武器，并使违犯细菌战禁令者受到审判么？’”
美国的惊惶失措，当场就由美国代表团表现出来了。
但美国代表团当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其代表之一柯亨却在第二天（三月十五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和十九日的裁减军备委员会例会上，以一大堆诬蔑苏联的谎话来代替回答。在十五日记者招待会上，柯亨说：“马立克没有要求进行调查，但是一般地要求斥责美国并宣布这种武器为非法。”“美国已经请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实地调查。”“美国要坚持要求进行一次调查，不管苏联合作与否。”……总之，就是“调查”，“调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旁的依靠了。
这确实有些被迫得手足无措，而不得不语无伦次，但在语无伦次的抵赖中，也仍然露出了真实。例如这个美国代表责备马立克“一般地宣布这种武器为非法”，那就是说，美国至少也一般地承认这种武器为合法了。那么，“调查”，“调查”，究竟还要搞什么，又能搞什么呢？
谁都知道美国强盗们就是要如此叫嚷，也只能如此叫嚷。真的，除了如此叫嚷，又能做什么呢？一切都尽于这里了，接下去就是完全的失败。不是有过一个关于魔鬼的最后如何收场的故事么。这是大概所有民族都曾经大同小异地流传过的：魔鬼立意要谋害正直的渔夫和他的美丽的女儿，因为渔夫家里有一颗明珠，这是渔夫为了他心爱的女儿从海里采来的。魔鬼认为那明珠对它大不利，因为在晚上，明珠安放在渔夫女儿枕边，发出明亮的光，照耀着渔夫的小屋，使魔鬼害怕。可是，魔鬼每次走近小屋去，都被那明亮的光吓得退回来了，终于达不到杀害渔夫父女和偷窃明珠的目的。后来，它就垂头丧气地去求助于它所姘识的一个巫婆，想靠巫婆的巫术去达到它的目的；但巫婆也害怕那光亮，不敢走近去，只是远远地站着咀咒，结果也徒劳。最后，魔鬼和巫婆都因为失败而害羞，投海死掉了。
确实是优美的故事！
但对于美国，魔鬼应换为死神或瘟魔，才更切合于杜鲁门、艾奇逊之流的职业。同时，美国强盗也除非被打死，决不会因害羞而投海的。除此两点，其它就都很符合美国现在的情景，因为使它害怕的罪证，是像渔夫的明珠那么明白得无法消灭的，而况渔夫的明珠也确切地象征了中朝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由愤怒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艾奇逊之流手足无措，于是它只好请巫婆也来帮忙，一同咀咒。
柯亨自然不是扮的巫婆的角色。他是艾奇逊的直属的小魔卒。柯亨的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幽默感”，在于他的谎话的反面就是真实，而他又恰恰表现了美国的慌张。
但所谓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可就正是艾奇逊们所姘识的巫婆了。艾奇逊说：“我们已经请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公正的现场调查，而国际红十字会已经答应。”这是颇为“幽默”的。但最为“幽默”的，还是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它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无偏无党的组织”。听到过没有？和魔鬼姘识的巫婆在替魔鬼出售奸计，却说是“无偏无党”，而且“完全”、“唯一”！
赖伊说：“马立克提出美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指责都是假的。只有苏联和中朝方面允许调查团入境，到现场去调查这种指责的真实性，那才能最好地表明指责人的诚意。”赖伊的“幽默”也就在于他做巫婆做得很好。
艾奇逊们就是这样地在和巫婆演着接近末场的丑剧。失败是当然的，因为这合谋的奸计是无法售卖得出去的。
虽然美国的反动科学都在堕落到制造集体杀人武器，而像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罗兹伯里之类还在宣传细菌武器之后又宣传这样的死亡“福音”：“人轻松地死或痛苦地死，有什么区别呢？他同样都要死，到头不过是尸体。”但是，到失败的时候不是连魔鬼也都要投海么？而且，究竟由不得美国强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我们很明白，从强盗那里是得不到正直的，只有捉住他，打死他！从死神那里也同样求不到人道和生存，也只有捉住它，绞死它！为了不使人类所不容的魔鬼们漏网，只有进行一切的斗争；而世界人民的力量已经使这些强盗和魔鬼离受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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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家庄优良品种出了名
彭彬 任迁乔 彭翰春 作
（四）吕家庄大转变，
家家户户把种籽换。
为了庄稼收成好，
都到田里把种选。
（五）吕家庄多打了粮，
把办法传给外庄上。
好种籽换出去一万五千斤，
推广到大小二百五十个庄。
（六）勤宣传多推广，
优良品种走四乡；
年老的、年轻的，
谁见了好种谁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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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时报捷
周路石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