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
本报记者 田流
这里是在几年前还被人叫作“北大荒”的北满草原。就在这北满草原上，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已经开始出现集体农庄了。
这个集体农庄在松花江南岸，佳木斯市以东四十里的草原上，是松江桦川水利农场的第九农庄。其他八个农庄虽然都有或大或小的集体化耕作组，但还不是全庄集体化。因为这个农庄是去年新建立起来的，人们都叫它“新庄”。
我在二月十九日上午到达这个集体农庄。因为其他农庄有许多农民都要求参加这个集体农庄，农庄主席金白山同志到各庄接洽去了，只有副主席和财粮委员在庄里。庄员们正在打谷场上紧张、愉快地进行稻谷脱粒工作。农庄副主席告诉我：“去年秋天，接连下了五十多天的秋雨，稻子‘贪青’，熟得晚，十一月才收割完毕，脱谷工作也推迟了。现在庄员们正紧张突击。”
“轰轰”转动的电力脱壳机，把一个打谷场分成了两部分：这一边有十几个人从小山一样的禾堆上，把一捆捆稻子运到脱谷机旁，另几个人把稻捆解开，转递给在脱谷机上操作的人。籽粒累累的稻禾，刚放到脱谷机上，稻粒就像夏日的暴雨样“刷刷”地落到明净的场地上了。那一边正有人不停地把脱谷机下迅速堆高起来的稻谷用木锨推到打谷场中央去——场中央的大谷堆已经堆积得有一人多高了。五六个庄员站在谷堆上；更多的人站在谷堆旁，有的推，有的扫，有的装车。这真是一幅丰收的图画。
这是这个集体农庄成立的第一年的收获。这一年每个劳动力已经平均耕种二点五公顷土地；全庄九十九公顷土地，平均达到每公顷八千四百三十斤稻谷的高额产量。
走过的道路
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现在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一个整劳动力的庄员的个人收入，一九五一年，最低的有九千五百斤稻谷，最高的达到一万四千多斤；连他们的家族在内，每人约计有二千五百斤到三千三百斤稻谷的高额收入。集体农庄已经建立起巨大的公有财产：他们已经有二十八台锄草机、八台脱谷机、五台条播机和其他许多机具；他们已经建设了拥有四部电力制米机的制米厂、五部电动机、一部内燃机和一座铁工厂；他们还有四十六头耕牛和十口巴克夏种猪。
这个集体农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农庄主席金白山、生产小组长慎自成——集体农庄最早的两位发起人告诉我：“我们原来都是一无所有的农民，是一九四八年春天来到农场的。因为土地、房屋甚至自己的口粮都是国家供给或贷给的，我们就在农场的领导下，组织了共耕组。但第一年完全失败了……。”
这情形我在农场场部里已经知道了：还在一九四七年，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给摆脱了封建土地制度束缚的农民开辟一条通往无限幸福的道路，决定在佳木斯市东面的草原上建立一个示范农场——桦川水利农场，吸收附近农民参加农场耕作，由国家供给土地、房屋和机械，使农民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集体劳动、机械耕作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好处，从而自觉自愿地走向集体农业经济。当时农场干部缺乏经验，他们只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农民们“四户一组”编成耕作组，按各组的劳力拨给了一块土地，就开始了第一年的生产。事实证明，并不因为在国家土地上耕作，农民们就能立即丢掉那传统的、强固的私有观念。有许多组，把农场供给小组公共使用的土地，也像当时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一样，每人一份“平分”了。那些没有把国家土地“平分”的耕作组，劳动起来是你推我拖，偷懒耍滑；到秋天分配收获时又你争我夺。虽然形式上“组织起来”了，实际上没有起互助的作用。农庄主席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真是乱糟一团，活谁也不愿多作，收下来谁也想着多分。有些人当干部在跟前时，还勉强做两下；干部刚转身，就蹲在地头上抽烟扯闲天。”这一年生产成绩很坏，每个劳动力平均只耕种一公顷土地，虽然雨水调和，每公顷只收获了四千七百二十九斤稻谷。金白山和慎自成等四户编成的那个耕作组，像别的组一样，既没有制度，也不评工记分，平常胡里胡涂地干活，秋后马马虎虎地“人各一份”地“平分”了收获的粮食。
失败常常是成功的先导，农场干部和农民都从一九四八年的实践中得到了有益的教训。农场党组织针对农民中普遍存在着的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加强了党对农民的教育工作，加强了党在农民中的政治工作。农场行政方面组织农民劳动时，坚持了“自愿两利”的原则。一九四九年，川水利农场出现了三种劳动形式：少数落后的农民，认为“人多心不齐”，就“自愿”不参加互助组，向农场领了一块土地，“单干”去了。极大多数农民自找对象，两相情愿地组成了三、四户或五、六户的小型互助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性质的耕作小组。集体农庄的前身——第三农庄金白山、慎自成等五户组成的第五小组当时就是上述最后一种小组中最好的一个。
金白山是第三农庄的生产委员。他来农场后，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觉悟程度日高。在党和农场干部的宣传教育中，他开始了解到：只有实现集体化的农业，才能使农民真正走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一九四九年他组织第五小组时，就主张组织集体化耕作组，大家在农场拨给使用的土地上共同劳动，秋后按劳动分配收获物。农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多数人主张把土地按各户人口“分开”，但不划地界不定地段，只是各户有个土地“数量”，秋后按地分粮，出工多和出工少的人用工资找补。当时金白山虽然说这样不合理，既然大家都要那样做，也只好暂时迁就一下。这一年，因为组里都是对心思的人，又有了些评工记分的制度，有事大家开会民主决定，组员们生产情绪很好。虽然遭到严重的虫灾，秋天每公顷仍平均收获四千八百斤；没有受灾的产量达到六千四百斤稻谷，超过其他各组。劳动效率也提高了，每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由前一年的一公顷扩大到了一点七八公顷。他们这个组被选为桦川水利农场的模范组。
第五组的组员们在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这种不分地段不分地界的好处。慎自成说：“这样干起活来没偏心，没有你的种早啦、我的收晚啦的矛盾。遇到一两块地上有了灾害，也不致落在一家头上担不起。”他们也体会到这一年的办法的两大缺点：第
一，人口少劳力壮的人家吃亏。就像金白山，他只两口人，只能分到两口人的土地“数量”。但他和他妻子都是好劳动，一年多出了四十多个工，只得到八百斤稻子的工资；如果不按土地而是按劳动日分粮，他可以分到一千四百斤。可见这种组织形式里面有剥削。特别是在农场里，土地是国家的，这是用国家的土地剥削别人的劳动，当然更不合理了。第二，只有五户组织在一起，人手太少；农忙时节，常常顾东顾不了西。比方稻子灌浆后，常有成群成群的野鸭，飞到稻田里糟害庄稼。小组人少，地连不成片，看鸭子需要好些人，别的活就耽误了。如果组大人多，这矛盾就解决了。因此，全组决定，第二年要改变成集体化耕作组，完全按劳动日分配收获物，并且把小组扩大。
第三农庄的农民，亲眼看到金白山、慎自成领导的第五小组，庄稼收获的那么多，干部又领导得好，早已十分羡慕；听说第五小组吸收新组员，大家抢着参加，一九五○年就成立起了一个包括十四户的集体化耕作组。组扩大了，而且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组员们劳动热情很高，集体劳作的好处，一天比一天明显地表现出来。人手多了，可以按着各人特长分工，“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劳动效率高。遇有紧急农作时，有突击力量。像那年组里有七公顷稻田发现虫害，全组男女老少齐动手，一下子把虫子扑灭了，没有成灾。这一年的每个劳动力的耕种面积提高到一点八公顷，产量达到每公顷六千八百八十斤稻谷，是全农场产量最高的，比单干户每公顷多收二千八百斤，比互助组多收二千斤，比农业合作社或小型的集体化耕作组，每公顷也多收八百斤。这时，第五小组成了群众谈论的目标。农民们对它羡慕不已，纷纷要求参加。第五组一下扩大到三十六户。农场领导方面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投资一亿八千万元，为他们建立起“新庄”。于是，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桦川水利农场的第一个集体农庄便诞生了。
只有经济利益，只有物质生活的提高，也还不能使集体农庄顺利地建立起来，建立了也不易发展，不能巩固。由个人经济变为集体经济，由一个小私有生产的农民变为集体农庄的庄员，是个巨大的变革；不仅要同外部的阻碍和困难作斗争，还要同农民自己的传统私有观念作斗争。慎自成告诉我这样
一个故事：一九五一年初，第五耕作组要发展成为集体农庄时，许多农民，连那从来都不相信集体生产会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的姜东勋，都要求参加集体农庄时，五组一个老组员反而退了出去。这个农民没有认识到集体农庄制度是彻底解放农民，使一切农民永远摆脱穷困并进而获得一天比一天幸福的生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把它当成暂时搭伙发财的场所了。这个农民叫洪日南。经过三年的集体劳动，他有了一头牛一辆车，还积蓄了三千多斤稻子。他说：“我现在可以自己过活了。”于是，他赶上他的大牛车到松花江北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他在草原上开垦了两公顷半土地，像牛一样劳动到秋天；不幸得很，一场大水冲了，连种子也没收回来。人总是要吃饭的，没办法，卖掉了他的耕牛；到冬天连棉衣也穿不上，每天靠着在松花江上破冰捉鱼过日子。
我问庄员李成林：“集体农庄给了农民些什么？”他说：“那怎么能说清呢？”他从他的祖父的穷困说到今天的丰裕生活，又从他的家庭说到其他庄员的家庭——是的，怎么能够说清呢？集体农庄将给予农民一切。这个集体农庄走过的道路已经向农民证明：由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集体农庄，是农民走向幸福的文明的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党——集体农庄的组织者
共产党是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这个集体农庄的每一个成就，都和党在农民中间进行的巨大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分不开，都和党员的忘我劳动和模范行动分不开。
封建土地制度奴役下的农民，几千年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小块土地、一头耕牛。党为了克服农民这种“单干”思想，从一九四八年桦川水利农场开始建立时起，便在农民中间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工作：建立冬学、开办训练班，利用各种集会，向农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合作生产的好处，宣传大规模的、使用机械的农业生产的无比的优越性；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好的前途；使农民从社会发展律规中，认识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
党号召农村中的党员和围绕在党周围的先进农民，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对农民的具体帮助来团结和教育农民，以便逐渐地引导他们走向生产合作的道路。姜敬孝就是在党员金白山同志的具体帮助和兄弟般的关怀下参加集体农庄的。一九四八年姜敬孝来到农场时，虽然名义上参加了共耕组，实际上是单干的。那年，他劳动得很卖力气，但因为不会计划，有时作了计划，但因单枪匹马，力不从心，常常不能按计划实行，那年生产得很不好。夏天连条单裤也买不起，腰里围着条破麻袋，闪闪躲躲地混了一夏天。金白山同志帮助他把生活好好地计划了一下，把收获的稻子换成了小米、苞米等粗粮，准备下了第二年的吃粮。姜敬孝很感动，从此便参加了金白山同志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半集体化的耕作组。现在，姜敬孝已变成集体农庄中最好的庄员之一了。
农民是最实际的人，只有他在实际上看到集体耕作能给他更多的利益时，他才相信它、拥护它、参加它。党员带头，首先给农民作出榜样来，是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姜东勋是这样参加集体农庄的。一九四八年，他和别的农民一样被编到一个四户组成的共耕组里。组里的情况，使他认定了“三个和尚没水吃”是定而不移的“真理”。他那时说：“亲弟兄还有个争吵，素不相识的农民怎么能在一起共耕呢！”第二年，农场允许自愿组织耕作组时，他就“自愿”地回到老样子去了：向农场领了五公顷土地单干起来。他、他的妻子和十六岁的儿子，统统下地了。他看见那些虽有进步但还有些懒散的互助组，就微笑起来：“秋天看收成吧！”那年，他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每公顷收获了五千二百斤稻谷；除了比金白山的第五组较差外，比全庄任何互助组的产量都高。丰收使姜东勋的生活富裕起来，买进了一头大耕牛和一辆大车。他想：“我可以过活得更好些了。”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想的那样美妙。耕牛替他耕地、拉车、运东西；他也必须给耕牛准备草料和饮水。去喂耕牛便误了种地，去种地就不能照料耕牛。没办法，妻子留在家里，不能下地了。看看金白山他们的集体化耕作组，种田的种田，喂牛的喂牛，不慌不忙啥事也做在他前头。这一年姜东勋每公顷收获四千八百斤，比前一年减少了四百斤。金白山的集体化耕作组，每公顷收获六千八百八十斤，比前一年增加了二千多斤。这时候他才开始相信集体生产比他单干要好得多，开始相信农场干部一再宣传的“只有集体农业，才能给农民最大的利益”的话不是骗人的。所以，当金白山等发起组织集体农庄时，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党员的忘我的工作和模范的劳动态度，是鼓舞庄员们前进的巨大动力。支部书记李在根，农庄主席金白山，是两个很好的党员干部。李在根同志善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工作认真负责。去年春天集体农庄刚成立时，他带病领导群众兴建庄园，提前完成任务，被庄员们选举为出席一九五二年东北区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金白山同志考虑问题周到，领导全体庄员进行生产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使全庄九十九公顷的稻田得到了空前的丰收，每公顷平均收获八千四百三十斤。这样全农庄的、大面积的高额产量，不仅在桦川水利农场，在松江全省也是最高纪录。因此，庄员们选他参加了一九五一年度松江省的劳动模范大会，被评为全省的模范干部之一。
在集体农庄各方面的生活中，尤其在生产劳动中，党员的模范行为和忘我无私的劳动范例是很多的。共产党员孙景道同志从一九四八年起，就连续被选为农场的、全省的劳动模范。一九五一年，集体农庄成立后，他又被庄员们选举为农庄的生产委员。他不仅领导全庄三个生产分队，把土地耕作得很好，保证了稻田的丰收；而且从没有因为工作耽误了参加田间劳动。他把开会、计划工作、整理庄员的劳动账目等等一切工作，都放到劳动过后的夜晚。他在农庄的任何公共劳动中，都比别人作得更多、更好。去年秋天，农庄买来十口巴克夏种猪。因为庄员们墨守过去旧的饲养方法，也因为田间劳动疲劳，很多人都不愿参加建筑猪舍的劳动。他以身作则，首先动手修建猪舍，带动庄员们也参加进来了。他这种忘我的辛勤劳动，在群众中树立起光荣的榜样。庄员们谈起他们的生产委员时，都衷心地拥护和赞佩：“孙景道担负着那么多工作，劳动日作的比谁都多。”一九五一年他共作了二百六十八个劳动日，是全庄最高的一个。
集体农庄的建立、发展和巩固过程，也是克服小农思想和私有观念的过程。根据农庄支部书记李在根同志的经验，对农民进行这种教育，不仅在开始走向集体化的初期是必需的，就是在集体农庄成立以后，也是很重要的。他说：“这是长期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九月，大部分庄员已经有了两年集体化农业经济的生活之后，还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集体农庄在国家贷款帮助下，购买了四十六头耕牛。庄员们讨论如何使用和饲养耕牛问题时，不少人主张把牛分配给各户，“想在自己门前拴上一头大耕牛”。当然，这是农民私有观念的表现，是同集体农庄耕牛公有的原则不合的。农庄党组织从各个方面说明这样作的害处，并通过党员不要耕牛的模范行动，影响和说服群众。后来的事实证明，耕牛属于农庄公有，比属于庄员个人是好处更多的：饲养时，全部的耕牛，有两三个人就可以照管过来了；耕种时的效率比私人的耕牛效率更高出许多。现在，庄员们都说：“耕牛还是属全庄公有更好些。要不，顾了喂牛顾不了下地，费工多啦！”
和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同时，党和人民政府，给予农民的密切关怀和经济援助，也是使集体农庄迅速发展和日益巩固的重要因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几年来曾给予移来农场的农民，特别是对于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化生产的集体农庄的农民，以经常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除了像对移来农场的
一般农民一样供给土地房屋外，还给予大量贷款。仅仅在一九五一年内，国家就贷给集体农庄一亿八千万元，为全体庄员建造起新的住宅，购买了四十多头耕牛和许多农具。
新型的农民
党领导农民创造了幸福的新生活，也培育着新的农民。爱劳动、爱集体、爱护公共财产和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开始成为集体农庄庄员们新的特质了。
在旧社会里，在那人剥削人的封建时代的乡村里，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集体农庄那么多人，他们怎样生活在一起的呢？
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生活得很好，不仅没有发生“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事情，他们还把集体农庄变成了农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农庄主席在谈到庄员们的劳动情形时说：“劳动是出于自觉，庄员们在生产中没有偷懒耍滑的。”这个集体农庄是在换工互助、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农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里，认识了集体劳动会带给他们更幸福的生活以后，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庄员们知道：他们在集体生产中劳动得越好，生活也就越丰裕；他们的农庄越壮大，他们的利益也越增多。因此，每个庄员都把集体农庄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
在忙碌的打谷场上，一位脸上带着伤痕的老庄员，正在电力脱谷机旁紧张劳动。这就是从一九四八年搬到桦川水利农场来就一直单干，去年集体农庄成立时才参加集体农庄的姜东勋。不久前，他正在用脱谷机脱谷的时候，一不小心，挽在手上束稻禾的绳子，让脱谷机搅住了。脱谷机把他从这边摔到那边很远的地方去。他受了很重的伤：脸、眼摔破了，胳臂摔得不能动转。农庄管理委员会根据农庄的规定，让他休养五天，照样给他计算劳动日。可是，第三天姜东勋就又到打谷场上来了。庄员们都劝他回去休养，农庄主席也批评他不该忽视自己的身体。他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但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心烦比伤疼还难受。我在家闷不住，让我干点轻便活吧！”他就又站在那“轰轰”转动的脱谷机旁了。
去年夏天，稻田除过最后一遍草后，庄员们利用这短暂的“农闲”时间，转入割草、打柴、建筑本庄小学校舍的紧张劳动中。经过庄员们精心侍弄的稻禾，在热烈的夏日阳光照耀下，是生长得很快的。不几天，稻花的清香便随风飘荡在草原上了。正在草原上割草打柴的姜敬孝，闻到那沁人心肺的清香，便想起那正在成熟的稻子：“又到野鸭糟害稻田的季节了。”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姜敬孝不告诉别人，便自己到稻田里去查看。果然，成群的野鸭，正在稻田里“咯咯”“呀呀”地喧闹着，成串地吞掳着稻穗。姜敬孝就和野鸭斗争起来：他吓跑东群，又去驱散西群，轰走北群，又去追赶南群。他赶完野鸭回家吃早饭的时候，累得浑身大汗，精疲力竭。但他一声不响，吃过早饭就像平常一样地同生产组的人到草原上去割柴。第二天早晨他又早早地到稻田里。野鸭更多了，姜敬孝更加狠狠地驱逐它们。随着稻子的成熟，野鸭一天比一天更猖狂了，一个人再难应付那此飞彼落的野鸭群。第三天早晨，姜敬孝从稻田里回来后，不得不把这严重的鸭害情况，报告给农庄主席，农庄主席立时接受他的建议，加强了稻田的防害工作。
像爱护自己一样地无微不至地珍爱公共财产和全农庄的利益，已成为庄员们新的道德标准。晚上收工后，打谷场上总有不少人自动留在后边，清扫场院，把每一件农具都收拾得妥妥贴贴。那位会机电工程的、一只手的庄员郑求兴，到佳木斯市购买制米机上的零件，往返八十里，回来后不休息，连夜把电力制米机安装起来。这样的事体是说不完的。“每人为大家，大家为每人”，从哪一个庄员身上都可以找到爱劳动、爱集体、爱护公共财产的新品质。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关怀下，获得了丰裕生活，踏上了进往人类最幸福的道路的集体农庄的农民，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他们说：“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我们农民才能得到幸福。”一九五一年六月，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时，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决定：每公顷土地增产七十斤稻子、五百斤稻草，捐献给志愿军。秋收后，他们共捐献了七千斤稻子、五万斤稻草。女庄员们还另从她们的副业收入中，捐献了一口三百斤的大肥猪和一百四十三个草袋子。庄员们知道，他们的幸福生活，是靠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来保卫的，平常对于优待军人家属工作就作得很好。春节时，庄员们用五十四斤猪肉去慰劳第三农庄——他们的“故乡”的军属；用三十六斤猪肉，慰劳了本庄的九户军属。他们还向桦川水利农场中所有的军属写了祝贺信。
我在集体农庄采访时，住在庄员慎自成家里。每逢吃饭他就说起过去的穷困生活。有一次我插了话，和他谈起现在的生活来，我们谈的很多，很热闹。最后，他对着自己碗里盛着热腾腾的大米饭，下结论似地说：“这全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啊！”
一九四九年，金白山同志组织集体化耕作组时，他还不赞成，硬要按土地分粮；现在，他说：“如今你看看，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只要一号召，咱庄员们没有一个不是马上照办的。”
新型的农民有新的生活方式。农庄有很好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自觉的纪律。这些新型的农民，已开始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作为自己进步的动力。
二月下旬，集体农庄主席连续召开了几个夜晚的庄员大会，向庄员们报告附近农村的农民要求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形，并请庄员大会讨论批准。吸收新庄员的事情是和集体农庄的发展、巩固有很大关系的，必须由庄员大会讨论通过才行，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作主张。庄员大会是集体农庄最高的权力机关，它要选举集体农庄的主席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要讨论和批准农庄的生产计划；拟定庄员的工作标准和工作报酬；审查农庄财政开支和批准预算；听取管理委员会和主席的工作报告同总结等等。总之，集体农庄里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要经庄员大会讨论批准，才能实行。这个集体农庄的章程上规定：每一个农业季节终了和开头，都要举行庄员大会，听取上一季节的工作总结和下季的工作计划。因为集体农庄成立不久，各方面工作都是初创，需要庄员们讨论决定的问题特别多，一九五一年共召开过三十多次庄员大会，平均十天就举行了一次庄员大会。
管理委员会是执行庄员大会决议的日常工作机关，庄员大会的主席也就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管理委员会有主席、副主席、生产委员、文化教育委员、财粮会计委员等，分工负责管理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和财粮委员是脱离生产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他们的报酬，按照中等劳动力计算劳动日，秋后和庄员们一样，按照劳动日的“值”得到应得的报酬。在一个三十六户的集体农庄里，三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是否太多了？详细访问以后，知道这是不算太多的。集体农庄里是把过去每个农户需要自己筹办、安排的事情，像准备农具、种子、喂养耕牛、缴纳公粮等等，都由管理委员会集中管理起来。难怪庄员们谈起他们那自由自在的新生活时，总是炫耀地说：“从田里回来，愿意休息就休息，愿意看书就看书，随你的意，什么杂事也不来麻烦你。”如果计算一下三十六户个体农民在这方面化费的时间，是远比三个人多得多的。当然，随着集体农庄的发展和工作进步，脱离生产的专业干部是还可以减少的。一九五二年这个集体农庄庄员由原来的三十六户扩大到六十户后，专业干部还是三个人，并不增加。
因为农庄里一切重要事情，都是经过庄员们讨论决定的，因为农庄的干部都是庄员们直接选举的，所以庄员们都把农庄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对于整个农庄的工作，都自动自愿地作。就是有个别庄员违犯决议时，不仅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会劝告他，庄员们也会批评他。像去年春天，庄员们本来已经决定，下地时由生产委员敲钟为号；但女庄员崔明淑总是迟到，有时生产委员去她家叫她才来。庄员们对她提出批评后，她就改正了。现在，工作上的制度和纪律，已不再被庄员们觉得是拘束，而成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习惯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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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各地农村
应防止农民盲目扩大棉田
编辑同志：我们到河北各地农村去调查研究农业税问题时，发现不少农民盲目扩大棉田。举两个例子：在束鹿县七区北周家庄，去年政府号召多种冬麦，但农民种麦的不多，都留着地等待今年播种棉花。如农民许进三去年种棉花七亩半，计划今年棉田面积要扩大一倍；农民孔立柱去年种棉花二亩九分，计划今年要增种到五亩。定县吴家庄去年全村棉田占全村耕地的百分之三四点六八，计划今年要扩大到百分之四十五。
政务院陈云副总理去年十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白：“明年我国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播种的面积应该稳定于今年的水平，决不能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特别要严格防止棉田的盲目扩大。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因此我建议各地农村干部迅速注意这件事，并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防止“棉田的盲目扩大”和“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贯彻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农业税司 康立人
编者按：各地人民政府对农民盲目扩大棉田的现象必须严格防止。棉产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向群众说明：棉花和粮食，国家都需要大量增产，但目前应强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特别不应该因多种棉花而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现在不少农民还盲目地抱着扩大棉田的思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政策还没有被深入宣传和贯彻执行的缘故。各棉产区领导机关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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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揭发王福法等贪污救灾款的罪行
我们揭发平原省湖西专区鱼台县供销合作总社财务科长王福法、副主任秦连珠、推销科会计龙雪荣等贪污犯的罪行。
一九五零年七月，湖西专区合作社为了支持灾民生产，委托鱼台县社代购土布一百万平方尺。王福法勾结该社会审科总会计屈福连，从代购土布的款项中挪用八千万元，交给龙雪荣的哥哥到徐州去贩卖羊皮。当时鱼台县的灾情很严重，因此，政府又特别拨下一百万斤粮食，急救灾民。王福法等用改单据、多报费用、提高单价和以小顶大等卑劣手段，大量盗窃急救粮。其中，已查知王福法贪污二亿零九百多万元，秦连珠贪污一亿五千三百多万元，龙雪荣贪污八千六百多万元。前后总计国家资财损失五亿多元。
我们知道了这批贪污犯的罪行，非常气愤。过去，我们都是垅地皆无、年年逃荒要饭的灾民。毛主席给我们发了生产贷粮、救济粮、救济棉衣等等，我们才没有再过逃荒的日子。可是，王福法等贪污犯，为了他们可耻的目的，竟来剥削我们灾民，喝我们灾民的血。这怎叫我们不生气呢？如果把贪污犯们所盗窃的五亿多元，贷给灾民买苇子编席，可以养活多少人呀！
我们要求政府严惩王福法等贪污犯，并向他们追回赃款。
平原省鱼台县六区谷亭镇灾民
阎成德 李景隆 许廷相 马召然
许马氏 郭马氏 田赵氏
（郭信民代笔）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满洲里口岸站浪费运输力
编辑同志：满洲里口岸站在换装进口物资时，有浪费运输力的现象。一九五一年第四季度，该站发往某地的桶装油料，有三十五个车皮浪费的吨位竟达车皮载重量的一半。假如每个车皮平均载重三十吨物资，该站即浪费吨位五百多吨。有一次，该站甚至在载重四十吨的车皮上，只换装了十一吨多的物资。该站这种不负责任的作风，减少了铁路运输的周转能力，并使企业单位（货主）在运费上遭受损失。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竟发生在“三反”运动中，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希望该站立即改善这种情况。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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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彻底检查武安县长治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
编辑同志：国营长治汽车运输公司武安分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承运一批物资。这批物资的运费是三十七亿多元。这个公司用欺骗手段，从中获得百分之四十多的高额利润。公司雇用群众的车，每百市斤百华里的运费是小米十二斤，但公司和我们订合同时，却提高到小米十三斤半或十四斤。他们又不按合同规定，任意提高米价：合同规定米价以长治、武安两地的平均米价为标准，但这个公司结算时，竟把每斤米价提高一百五十元、一百六十元不等，而他们与老百姓结账时，每斤米价则比我们所付的米价低二百五十元。
我们清查账目时，发现这个公司曾请我部负责运输的干部吃馆子，公司经理刘中选竟贿赂某干部皮大衣一件。这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要求武安县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立即彻查这个公司的工作，清除污毒。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王正武 张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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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苏北盐城专区治淮指挥部
应检查开会时铺张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苏北盐城专区治淮指挥部，在一月份召开治淮总结大会期间，有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这次大会开幕前，就从扬州请“苏北实验京剧团”来演京戏。据了解，只剧团的轮船费、演出费就开支了二千五百万元，请喝酒、住旅馆费等还没有计算在内。也有的干部说：我们专区也有文工团，为什么要到远处去请京剧团呢？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里面，专区治淮指挥部对这件事并没有进行检查。我认为这是一种铺张浪费行为，建议盐城专区治淮指挥部作深刻的检查。
星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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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盗窃运动使我抬起了头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兴盛皮子铺的学徒，三年来我一直受着掌柜的欺压。打骂是家常事。有一次我烧火把两个麻绳烤坏了，他用棍子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他剥削我真厉害，我每月挣六十斤玉米，他就克扣二十斤。去年夏天，我每天干活十八、九个钟点，到夜里两点钟才能睡觉。解放以来，他从来不叫我参加工会，也不许我参加学习。他曾对我说：“别人没入工会，你怎么可以入工会！”他在反盗窃运动开始时给了我五十万元，说：“咱们爷俩好来好去！”就这样把我解雇了。我也不敢问他什么原因，只好回家。不久，说理队向他进行说理斗争，才把我找回来。我这回可高兴极了，我知道这是反盗窃运动解放了我，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我。当天晚上，我就参加了本店中的说理斗争会，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和掌柜进行斗争。掌柜的问题真不小，但他狡猾，不肯坦白。我已下定决心，不把他的罪行彻底搞清，决不罢休。 周江口述 马瑞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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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刘德相检讨扣留救济款的错误
编辑同志：我读了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五日刊载的读者对我非法扣留捐助上海市失业工人的款项的批评。这个批评完全正确，今作如下检讨：
一九五○年春天，通县专区工人为了救济上海市失业工人，捐献了二千九百多万元。这些款项都已上缴。之后，各县机关企业单位又零星缴来捐款三百八十多万元。我当时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认为我区已捐了不少，不如拿这些钱来救济我区的失业工人。但是，我扣留了这批捐款后，并没有救济本区失业工人，却用到其他方面。特别值得检讨的是，在去年十二月份，我曾企图拿这些钱作买卖，虽因其他干部不同意而未成，但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是严重的。
经过反贪污运动的学习，我认识到我任意扣留捐款，不报告上级，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除了要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外，并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清算错误思想，保持坚苦朴实的作风。
河北省总工会通县专区办事处 刘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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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潢川公营裕华烟厂经理
对不重视反贪污斗争的检讨
编辑同志：读了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五日刊载的裕华烟厂经理竟以应付态度对待反贪污斗争批评后，我认识到了我的严重错误。
进城后，我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逐渐失去了坚苦朴素的革命工作作风；以为自己是经理，是老干部，吃点喝点是应该的，慢慢地就腐化堕落起来。我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我作风不民主，不重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总以为自己懂得多。这种不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使我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由于我的思想已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因此，我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反”运动，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没有及时地把运动开展起来。
在反贪污斗争中，我才认识到我的错误。我过去犯了这些错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党和毛主席。除了请示上级给予应得处分外，我今后下决心要痛改前非。现在，我已毫无顾虑地亲自带头下水，洗除所沾染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划清界限，彻底改造自己。
河南省潢川公营裕华烟厂经理 韦金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