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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范长江
一、川底村的一般情况及当地
农民的基本要求
为了研究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问题，我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山西平顺县的川底村，调查这个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这次调查的，有中共平顺县县委书记李先唐、县委秘书李玉贤等。调查时，曾先和这个村的中共支部书记、党员骨干，亦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组长等骨干分子座谈，然后和全体社员座谈，然后和这个村尚未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八个互助组组长或代表座谈，然后约八户过去曾与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同在一个互助组、但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抱怀疑态度、因而未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座谈，最后约社员中五个妇女代表座谈。
川底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华北老解放区的山区村庄。它位于太行山区中，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饮水问题也靠窖水解决，生产条件比较困难。现在全行政村共有九十四户，三百六十六人，七百二十四亩地。全村早已中农化，共有中农九十三户（其中旧中农九户），另外一户生活较差的，是过去被斗争过的旧富农。全村党员二十九人，团员十四人。一九五一年四月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全村已有十个互助组，共包括八十八户，即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已经用互助组的形式组织起来了。一九五一年春，两个互助组合并起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还有八个互助组，包括七十户。这个村的互助运动开始于一九四三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全村农业生产在一九五零年平均已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十。战前每亩平均产粮二百一十斤（一石四斗），一九五零年每亩平均产粮三百一十六斤半（二石一斗一升）。一九五零年全村共有耕畜五十八头，羊二百零一只；一九四三年时，耕畜不足二十头，羊只有三、四十只。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山西省劳动模范大会上评选的十一个全省生产模范村中，川底村与同县李顺达的西沟村、杨峰山的斜道坡村同被评为生产模范村。全村现在已有若干公共财产，计：（一）农具：五寸步犁三张，铡草机
一架，温度表两个，小型玉米脱粒机一个，喷雾器三个，旧式耧五个；（二）房屋及其他设备：房二间，窑五孔，水池三个，水井十五眼，碾九盘，磨
五盘，板凳十九条，桌二十四张；（三）公有山林
四、五百亩，小树约三十万株（主要是松、柏、
桃、杏）。
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小学，民校，图书馆各一所，图书馆内有书四百四十本，订有时事手册、宣传手册五份，人民日报一份，山西日报二份，山西农民报若干份，山西青年报一份。全村并有许多黑板报；每晚都有口头广播。
川底村现在最受群众尊重和向往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中共山西长治地委所试办的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成立时，有十八户，七十六人，内二十一个全劳动力，十六个妇女劳动力。全村的党员骨干分子大部入了社。全社有地一百五十二亩七分，入社地共一百零七亩，社员自留地共四十五亩七分，其中在一九五一年实际由社内统一经营的是九十二亩（有十五亩麦地系一九五零年秋季下种，一九五一年仍由原种户收割）。这个合作社是由两个互助组合并成的，一个是郭玉恩互助组，一个是郭小有互助组。郭玉恩互助组成立于一九四三年，那时耕畜只有三头，羊只有七只，
一九四四年当选太行区二等模范互助组；一九四六年因组员增至二十四户，分出十二户，另组郭小有互助组。郭玉恩互助组在一九五零年的平均产量，每亩三百四十二斤（二石二斗八升），超过战前百分之六十三，到一九五零年，耕畜增加到八头，羊四十三只。在一九五零年，郭玉恩组已有公积金粮食一千二百四十五斤（八石三斗），公有旧式农具十五件；郭小有组已有公有旧式农具十九件（尚无公积金）。组织生产合作社前，两组共有二十六户，组社时退出了八户。
此外八个互助组的简单情况是：户数最多者十三户，最少者四户；平均每组有六、七件公有旧式农具，其中有一组有公有母马一匹。
调查时，我们首先注意研究了川底村农民的基本要求。所谓“贫雇路线”的倾向在一九四八年被纠正后，从一九四九年起，川底村农民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原有的互助组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但是，互助组的组织形式，已基本上不能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六年期间，互助组对于农民的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关键是解决了劳畜力困难，其次是解决了若干农业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如浸种、选种、换种、推广金皇后玉茭、大垅谷、两脚耧等）。但是，一九四八年后，劳力畜力的困难一般地解决了。上述技术改进也一般能实行了。农民生活中“糠菜半年粮”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这个村的农民在生产上主要有下面这样一些要求：第一、是深耕，但畜力不够，要买好牲畜，单个农户没有资本；第二、是增加肥料，但买不起羊群（当地农民主要用羊的粪便作肥料）；第三、由于互助组集体劳动的结果，劳动力有剩余，但不能有计划地使用这些剩余劳动力于副业生产，因为每个人必须照顾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第四、农民已不满足原来的土地使用方法，因为土地太分散，而且不能因地制宜地实行种植，只能按照自己小家庭的生活需要，在十分不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第五、买不起较大较好的农具；第六、对于较大的土地加工，无法进行。但是，互助组这样的经济组织却不能根本解决上述的问题。因而互助组普遍发生涣散的现象。连郭玉恩那样比较进步的互助组，虽然比当地一般互助组好一些，但是照郭玉恩自己的说法：“也形式主义化了。”正如互助组组员李喜存所说：“互助组就是这个样了，永远也提不高了。”在一九五零年二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针，曾对那时开始涣散的一般互助组的提高和巩固，起了显著作用。但如果把“组织起来”仅仅限于“互助组”这样的形式，而不包含更高级的形式，还是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的。就川底村来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可能采取的技术，大部分都采用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看不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前途，因而自发地走单独发展生产的道路。他们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自满情绪和自以为可以自己独立发展的情绪。他们说：“早起圪塔地蔓（即玉茭饼和山药蛋），晌午老瓜闷饭（老瓜即南瓜），黑夜豆面稀饭，行了。”但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农民单独发展的道路是很小而且很短的，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在政治上，当地农民从一九四九年起滋长了“革命成功”的思想，失去了敌情观念，他们以为地主阶级、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打倒后，已经没有敌人了。因而对参军冷淡起来，对于缴纳公粮等很不热心，对于工作干部也疏远起来，干部到村上派饭吃已经很勉强了。这是农村工作松懈，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感到十分苦闷的时期。一九五零年冬季开始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和继之而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树立了农民新的敌情观念，鼓起了农民新的战斗意志。在经济上，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长治地委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决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川底村农民才又发现了走组织起来的路以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广大前途。在这个合作社筹备试办时，村里个别主要干部最初还有些犹豫；而互助组的绝大部分组员们，则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表示了热烈拥护的态度，正反映了农民要求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情况。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显著地提
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满足
了农民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的要求
根据一九五一年四月至十月七个月来的总结，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获得了远超过互助组的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表现在三方面：农业方面，副业方面，扩大生产投资方面。
首先，在农业方面：单位面积产量是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量是四百五十四斤（三石零二升六合），比一九五零年每亩多产一百一十二斤（七斗四升六合），即比一九五零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比一九五零年川底村的好互助组郭海北组的平均产量三百八十一斤
（二石五斗四升）超过百分之十九点四，比同年川底村的强单干户郭天福的平均产量三百一十五斤
（二石一斗）超过百分之四十四，比战前多产二百四十四斤（一石六斗二升六合），即增产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高产量，每亩产金皇后玉茭一千零五十斤，比互助组最高产量每亩六百十五斤多产百分之七十一，比单干户最高产量每亩五百二十五斤多产一倍。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九五零年互助组每亩地十八个工，一九五一年十四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而且耕种质量比过去都好。
耕地面积也扩大了。由于取消了同一平面上社员土地间的七条土垅，因而取消了二十八个地角，扩大面积半亩，省工四十五个。不过，为了保障土地私有权，经过社员公议，在合并地的地下埋了地界。
其次，在副业方面：七个月，共生产粗粮一万零二百五十斤，比一九五零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二千一百斤粮，多生产百分之三百八十八，占全社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占全村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一年从事于副业生产的主要是八个整劳动力，主要副业是木工。
第三，在扩大农副业生产投资方面：七个月已投资于扩大再生产粗粮一万三千二百八十斤。此外，还有公积金粮三千五百三十二斤，即将大部投入扩大再生产。
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是因为它有下述各方面的优越性：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民土地私有的基础上空前地解决了全社土地在统一经营的原则下合理使用的问题。农民第一次从“吃甚种甚”的被动的生产情况转为“宜甚种甚”的主动局面。这就大大地发挥了土地的生产效力。其次，对土地普遍进行了加工，逐步进行了土地的基本建设。这个合作社计划在一九五一年冬一九五二年春，把十一亩坡地改为梯田，并把二十一亩凹凸地修成平地。
第二、在劳力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了。社员每天都要求分配工作，没有工作时就感到不满，而且不愿休息，原来的懒汉也不懒了。原来互助组中零星的剩余劳动力现在集中了，并且扩大了剩余劳动力，为有计划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于副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这个合作社一九五一年共集中了八个剩余劳动力长年从事副业生产，一九五二年计划把剩余劳动力使用在副业和土地基本建设两个方面。各个社员在劳动上的特长，现在可以实行合理的分工了。全社共分三个组（两个农业组，一个副业组），每组中又有具体分工。如：有木工技术的，从事副业；在农业生产上，长于犁地的负责犁地，长于播种的负责播种，长于养牲口的负责养牲口，技术经验丰富的担任技术指导，力气大的多作重活，力气小的多作轻活，妇女的劳动积极性也充分发动了。这个社一九五一年共有十六个妇女从事农业主要劳动，有七个老年妇女从事于打场等次要劳动。在七个月内，妇女共作了三百个“劳动日”，最多的做了三十四个
“劳动日”，一般的二十来个“劳动日”。妇女和男子同工同酬。妇女也按身体强弱、特长，有适当的分工。在家庭劳动上，过去一向由男人负责的挑水等重活，现在许多妇女都负担起来了。
至于耕畜使用问题，这个合作社现在用折工资的办法；将来打算一律入社。现在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论。
第三、在肥料问题上，也有了下述的变化。首先，用作价投资的方法集中了全社大部分的肥料，计九千零一十六担。社的羊群、牲口共积肥一千九百余担，增加了肥料来源。因而施肥增加。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施肥九十八担，比一九五零年平均每亩超过十三担，即百分之十五强，比同村好的互助组每亩超过二十三担，即百分之三十强。比同村单干户每亩超过四十担，即百分之六十九。社地每亩最高施肥量是一百二十三担。由于土地统一经营，肥料集中使用，可以因地施肥。如红土上绿肥，黄黑土上人粪、羊粪，白土上骡马粪；背阴地上人粪、羊粪、油饼肥，朝阳地上牛粪、猪粪等。在往地里送肥料时，则可以就近运送。如村北头的粪，即运到村北面的地里；村南头的粪，即运到村南面的地里。因此省工五十四个。一九五二年，这个合作社的羊群将要就地卧肥，省工将更多。
第四、在耕种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改进。最显著的变化，是普遍使用了新式农具，克服了某些社员的保守思想。他们已作到普遍深耕、多耕。过去一般耕深三寸，一九五一年一律耕深四寸。过去有的耕三遍，多数耕两遍，一九五一年一律耕三遍。过去由于劳畜力分散使用，秋收和秋耕不能及时结合，地力不能早日恢复。有些土地在地冻前还来不及耕完，要第二年春天才能开始耕种；现在已能作到及时秋耕。他们普遍采用了优良品种，并统一用进步方法，实行药剂拌种。锄地遍数也加多了，留苗普遍合乎规格。过去多数锄两遍，一九五一年普遍锄三遍。而且实行了因地留苗的办法。秋收时间也缩短了，减少了遭受灾害的可能性。打场时，把过去的十八个场合并为一个场，节省了大量劳力畜力和农具。
在耕地、播种、锄苗、收获四项工作的时间问题上，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有根本性质的优越性。在农忙时，为了争取“及时”，互助组往往因此发生不团结甚至分裂的现象。这也是互助组领导上一个最感困难的问题。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实行了统一经营、及时耕作，各户争夺时间的问题，已不复存在。
此外，在耕种问题上的另一个优点，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设立了小型的农事实验场。这个实验场有一亩四分地，一九五一年曾作了十种作物试验，为一九五二年选种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社员的生活显著提高
社员的生活一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纯收入方面：全社人口每人一九五一年七个月平均纯收入（包括自留地，除去公积金）为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元，一九五零年全年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三十五万一千元，前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十八点七，其中最高者超过一九五零年收入的一倍。如果一九五一年以全年计的话，比例还要大一些。一九五一年同村的好互助组每人平均七个月纯收入为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元，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人平均比互助组多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五一年同村最强单干户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三十三万元，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人平均比单干户多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由于收入的增加，社员的生活有了这样一些变化：每户都存了半年煤。燃料问题，在整个平顺县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农民平时每天都要上山割柴作燃料，这是农民生活上一个巨大的负担。煤是最上等的燃料，过去普通农民只能在过年时用上一、二百斤煤。现在社员每户存半年煤，是互助组员和单干农民办不到的。全社多数社员都准备了一身过年的市布衣服，小孩都准备了花布。全社各户现共添置四条毡子、四条被子、两条线毯、一条褥子。在吃的方面，细粮比过去多了，饭的花样也多了。一九五零年每天三顿饭只有两顿吃盐，一九五一年秋收后，三顿都吃盐了，而且都有了咸菜。过去过年过节才吃醋，一九五一年平时都吃醋了。社员已普遍地点煤油灯，把剩下的麻油改善了伙食。盖房的人也多起来，一九五一年有两家盖了四间房，还有两家准备一九五二年春盖房，有一家糊了顶棚。
由于生活的显著改善，社员们都热爱着农业生产合作社。新死了父亲的青年郭圪毛的母亲，对郭圪毛说：“孩儿啦！你在社里可得好好干呀！要好好服从领导。咱们入了社，就有了靠山；过去咱的玉茭一只手捉三个，现在两只手才能捉一个呀！”
十八户社员中，十七户一九五一年都有余粮，一九五零年只有六户有余粮。一九五一年余粮户中，余粮多的六、七石，少的也有三、四石。
四、社内社会主义经济成份
显著增加
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原则为主的分配方法。农业纯收入中，劳动的报酬占百分之五十二，土地的报酬占百分之四十，公积金占百分之八。劳动报酬以“劳动分”为计算基础，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够一个
“劳动日”的标准时，计十分以下的分数；超过标准的就给予十分以上的分数。如有特殊技术或从事特别繁重的劳动时，一个“劳动日”往往计十二、三分。农业劳动和副业劳动都按“分”计算。计
“分”方法，采用“工票制”。“工票”每天发给一次，平均每十天结算一次。“工票”由组长负责分发，组长的“工票”由副组长发。根据一九五一年七个月的总结，每个“劳动日”报酬为十四斤粮。这个村的互助组和一般雇工的工资每天是七斤粮（即五斤米），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少一半。
土地报酬的分配方法，是先把入社土地按常年实收评定产量。全社农业总收入扣除全部农业生产投资后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土地报酬。分配时，用全社入社土地的评定产量的总和平分土地报酬总额，再乘以各户入社土地的评定产量，即得各户应得的土地报酬额。
副业纯收入，除公积金外，与农业纯收入中按劳分配部分合并，全部按“劳动日”分配。
公积金定为百分之八。分配方法是从农业、副业纯收入中各提出百分之八。公积金的使用方法，这个合作社规定：生产投资不能低于百分之六十，其他用于社员公益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按照这个合作社一九五一年分配的情况，劳动报酬占农业及农副业总纯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土地报酬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劳动报酬和公积金合计，共占总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点五。
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加，还表现在社内公有生产资料的增加上。这个合作社新添公有生产资料，计有大黄牛三条、铁轮车两辆、羊四十五只、农具八件、大锯五条、麻绳四十五斤。全社合作造林约三十亩，其中主要是榆、槐、椿、桃、杏。公共财产，特别是公有生产资料的不断增加，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因素。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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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退出“身股”“财股”，再不上当了
——记张家口市面粉业工人退股大会
汪圻 李孝诚
二月二十六日，张家口市面粉业工会第一、二、三、四、五、七分会和永丰面粉厂基层工会的全体职工四百余人，开了一个工人退股大会。德明旺、世兴魁、永丰等二十个面粉厂的经理，亲自捧着从不轻易拿出来的“万金宝账”，听候工人的正义控诉。二十多个工人代表控诉了资本家拉骗工人入股，残酷剥削工人，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分化工人阶级团结等罪行以后，五十四个有“身股”或“财股”的工人，亲手用蘸满浓墨的毛笔，当场在资本家捧着“万金宝账”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回到工人阶级的本队来。
工人代表们在大会上揭发了资本家拉骗工人顶股的阴险毒辣手段。
张家口市私营面粉业共有职工三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五十四人顶了人股或财股。顶股一般是在“专东”和“合东”制的商店发生的，所谓“专东”就是一个东家出资金，聘用经理，三年分一次红，如德明旺面行。“合东”是几个东家出资金，兼任经理、副经理，每一年分一次红，如德庆恒面庄。
“顶股”分为顶钱股和身股两种。资本家让工人顶身股，主要是要叫工人做他的忠实奴才，任劳任怨地为他效劳。一般方法是“名利双诱”。资本家说：“顶了身股，店员也就成了东家了，生意发了财你们也沾光。”德明旺面行六十岁的老工人王棫说：“一九三二年掌柜的把我正式顶了二厘五的身股，我觉得这买卖可就有咱的一份了。可是，这些年的劳动都被资本家剥削去了。”工人如不愿顶股，资本家就采用强迫办法。如永丰面粉厂老工人陈果不愿顶股，资本家就不许他继续工作。所谓钱股，一般是资本家拖欠工人的工资，在年终算账分红时欺骗工人入股。德庆恒面庄张安等都是被资本家用这种办法强迫入了钱股。也有的资本家在工人入工厂时强迫入股，不入股就不许工作。义兴昌面行在一九五○年雇用的工人必须拿一匹布入股才能工作。工人被欺骗、胁迫顶了身股、钱股后，就履行签订的“万金宝账”的规定。“万金宝账”实际上是给工人套上的一条铁锁链，使顶股的工人为资本家效劳到死。工人上了“万金宝账”之后，就要：（一）减低工资：凡顶了股的工人都要被减低工资二分之一甚至更多。德明旺面行的王敬贤在一九四四年每月只挣四十五斤莜面，但一般工人最少挣一百二十斤。（二）受奴役：顶了股，就是资本家的奴隶，得服服贴贴地给他做活，甚至打更、看院、伺候内掌柜的。世兴魁面庄的六十岁的老工人胡尚宝在大会上控诉说：“每年掌柜的孩子病了，就叫我上赐儿山求‘娘娘’，生孩子要我去请老娘婆，我成了他家的老‘薛保’（老‘薛保’是‘三娘教子’京剧中的忠实奴仆）！”
（三）模糊了阶级意识：工人顶了股以后，资本家就阴谋以都是“东家”为名，使工人看不到资方的罪恶。在解放之后，就被迫帮助资方捣鬼。资本家利用工人“顶股”之便，大肆造假账，偷税，少报资金欺骗政府，用大量资金做空头买卖，隐匿敌伪物资和账外财产，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德庆恒面庄的资本家把张安等三个老店员和会计王瑞雨拉下水后，就在一九四九年物价波动时大做空头买卖，还隐匿敌伪物资四亿多元。（四）延长工时：凡顶身股后就得成年成月每时每刻地为资本家工作。因为顶股时“万金宝账”说得明白：“身在号顶股”，当然如果不在就没有了。资本家就抓住了这点，把工人当牛马使用。德庆恒面庄的工人张安痛心地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星期日！”可是，厂里赚了钱，资本家只告诉工人盈余的一小部，而在“暗账”上独吞盈余的大部。德庆恒面庄在一九四九年共盈纯利三千万元，资本家在明账上写一千二百万元。一千八百万元被资本家独吞了。而且，顶股的工人就是忍受了上面这些苛刻的条件，也不能算顶稳了股子。顶股还得先“夹条”，夹上一年、两年、三年，直到资本家认为可以了才算顶上正股；否则往外一抽，什么都没有了。永丰面粉厂的王继贤、时俊山、赵占瀛、阎子中四人，至今还都是“夹条股”。德明旺面行六十岁的老工人就夹了三年“条”还没顶上正股。顶了正股又怎样呢？肉肥汤也肥吗？事实上顶股还不如当工人挣得多。顶股的老工人王棫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四年中，就比普通工人少挣六千斤莜面。
反盗窃运动开展后，资本家并没有放松对顶股工人的统治，而且变本加厉地欺骗、愚弄、统治“顶股”的工人。资本家的一切违法行为的真象和底细，顶股的工人都了解，于是，资方利诱威胁并施，讲面子，套交情，送钞票，送衣服，更以“违法事都是你们经手搞的”相威胁，以图达到压制工人检举和掩饰违法行为的目的。
但在共产党和工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职工的觉悟迅速提高，反盗窃斗争的现实教育，更使顶股的工人认清了资本家利用顶股来分化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工人的狠毒手段。他们提出了“在运动中立功，光荣地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口号，把资本家一切罪恶都揭发出来。仅德庆恒面庄资方就被检举出偷税、隐匿敌产等共九亿元以上。
被欺骗而顶股的工人在资本家的“万金宝账”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以后，都感到特别愉快，他们说：“我们真正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
现在，退出“身股”、“财股”的工人，正和老板们详细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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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纠正某些干部对生产领导的自流现象
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许多国营企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员，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心大大加强了。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一方面改变得很少，有的甚至产生了另一种错误思想，对生产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放弃领导责任，不按照计划督促检查生产情况，不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畏首畏尾，唯恐“多事”。结果，使劳动纪律废弛，使生产受到损失。如：东北抚顺机器修理厂锻造车间的班长，眼看着出了废品，也不做声。哈尔滨制烟厂配烟车间抽梗组，过去是全厂执行操作规程的模范小组，现在也不执行操作规程了。该厂某些干部对于这些偏向，不但不进行说服，予以纠正，反而采取了迁就的态度。
有这种态度的人，大多数是对“三反”运动认识不足，或者是没有主动地参加运动的。他们看到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愤恨，对官僚主义者斗争的火力十分猛烈，就怕犯错误，怕又受到群众批评，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听任工作遭受损失。其实，这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对生产的危害是很大的。如不彻底改正这种错误，将要给国家建设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人民决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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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要求到前线去扑灭美国细菌战的毒焰
编辑同志：残暴透顶的美帝国主义在无法挽回它的败局的时候，竟用绝灭人性的细菌战来残害我们中朝人民。我们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我们医务工作者是反对细菌的战士，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扑灭敌人所撒布的带菌毒虫。我们要求立刻到前线去参加医疗工作，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恶毒阴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郭琦元 王宝立
管耀秀 徐秀荣 戴斯桂
张景和 朱邦仁 谢纯珠
孔宪富 陈觉民 汪文豪
何漱文 杜美卿 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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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粉碎美国侵略军的细菌战
我们对于美国侵略军的飞机在我东北地区和朝鲜前线疯狂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无比的愤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细菌屠杀我国人民的惨痛事实，我们记忆犹新，而美帝国主义又在灭绝人性地发动新的细菌战争了。我们决不允许血腥的历史重演，我们誓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抗议和愤怒，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并服从祖国的需要，随时到需要我们的岗位上去，彻底粉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狂妄阴谋。
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全体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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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要求到前线担任运输工作
回击美帝国主义的无耻罪行
编辑同志：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登载志愿军四位汽车女司机，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安全完成了行车八千公里的任务。她们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行动，使我无限崇敬。我又见到报上登载着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争的消息，愤恨之极。一九五一年三月，我在列车上因公负伤，组织照顾我真是尽心周到。先把我送到医院里治疗，以后又送我到设备完善、风景幽美的青岛“中华全国总工会疗养院”休养。对工人这样优待，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怎么可能呢？现在我要安心休养，出院后我要要求上级批准我去朝鲜前线，担任运输工作，向孟庆云等同志看齐，以实际行动来回击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的滔天罪行。
郭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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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热河群众日报
不该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关于“三反”的报道工作
编辑同志：热河群众日报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作了许多宣传工作，对运动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但是，热河群众日报在某些报道中，有客观主义的表现；在群众工作上，还有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热河群众日报在一些大贪污、大盗窃案件的报道中，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如二月七日该报刊登了题为“领导干部孤军作战，店员工人没动起来，承市土木建筑业运动差劲”的消息，这个标题本身，就有客观主义的毛病。这个消息说承德市人民政府只派了一个干部去领导土木建筑业的运动，结果被奸商李永珍钻了空子，使“运动差劲”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但该报并没表示自己的态度。
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热河群众日报表现了混乱和不负责任。例如，一月二十五日，该报对我部的反贪污运动提出了批评。二月九日，我们就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信，经由中共热河省委办公室转给该报处理。这封信直到二月十三日还没有登载。从十三日到十五日，我们以电话向报社询问四次。接电话的同志，有的说没见到稿子，有的说稿子找不到了。最后，报社田果如同志来电话说：“请你们再写一份吧，那份稿子已找不到了。”这种现象实在是不能容忍的。希望热河群众日报纠正这种官僚主义作风。
东北军区热河军事部政治处 韩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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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海震旦机器铁工厂
制造的灭火车大部不能使用
编辑同志：去年六月间，我公司委托华东区公司向上海震旦机器铁工厂定购“二○七”两用轻便救火车七部，价格一亿八千九百万元。双方所订合约规定：厂方应依规定规格交货，并担保质料精良坚固；如偷工减料，不合规定，应负责赔偿损失。七部救火车在去年冬先后运抵西安。经我们逐一试验后，发现大部分救火车不能发动，其中有一部在初次发动时，就把马尼度甩盘内的线圈烧坏。原来这部救火车是用旧机器改装的，根本无法使用。震旦机器铁工厂以坏顶好，以假充真的犯法行为使人民财产遭受很大损失。要是一旦发生火警，它的后果更不堪设想。我们要求上海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 冯九如 顾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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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检查上海工业试验所的工作
编辑同志：去年十二月，我部派员在上海鑫昌机电号买了一台发电机。我部人员因不懂机械，曾缴了二十多万元，请中央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加以检验。但机器运回后，我们发现机器是由两极直流机改装成交流机的，加装的某电环、炭刷架等都不能固定运转，机内绝缘已不堪再用；此外，磁场线圈等部分已破坏，是奸商用松脂等混合物把它涂好的。发动机也是东拼西凑而成的。机器有这样大的毛病，而上海工业试验所的试验员刘某竟在试验报告单上写着：发电机绝缘良好，温度正常，油温正常……。我们要求政府惩办偷工减料的奸商。同时希望上海工业试验所领导方面也检查这个问题。 张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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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应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反盗窃运动
编辑同志：我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检查小组的一个工作人员。三月十三日，我为了了解已被冻结账目的一家违法纸行的情况，经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介绍，到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看了介绍信在信上加盖了“冻结组”的印章，告诉我说：“账不在这里，你可去京都公易行找武局长接洽”。我到了京都公易行，把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给接受介绍信的同志。那位同志在原信上批了字，要我到信一烟厂找杨殿文同志接洽。我找到了杨殿文同志之后，他又告诉我，他们经管的范围内没有这家纸行。
我们从已有的材料得知，这家纸行的账目肯定的是被冻结了。因此，三月十四日我又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去问这件事，终于查到了，这家纸行的账目仍然在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我再到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去。会见我的一位同志又说：“我介绍你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说：“不要介绍了，账在你们这里。刚才我在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打电话和你们这里一位韩同志联络过了。”他说再问一问。最后，他们把有关的账目拿出来了。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京都公易行的某些工作人员对工作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账目明明在自己机关内存放着，自己竟不知道。像这样不应该有的事，竟发生在反贪污、反盗窃的伟大运动中，是惊人的事。希望有关领导同志和工作同志们很好地检查。 郭子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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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
对不重视反贪污运动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二月一日刊载了读者王希荣的来信，批评我处不应把反贪污运动推迟，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春节期间，我们考虑了休养员等问题，未经上级批准，就决定把反贪污斗争停止四天。所以发生这种无组织的行动，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思想上对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认识不够。我们对这件事已向上级作了检讨。
读者的批评中指出，谁有意见，我们就叫谁出院。我们对这一点也召开会议作了检查，证明我们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着嫌麻烦的思想。一般规定，休养员住院期为两个月，但在执行规定时，我们没有向休养员耐心详细加以解释，这种旧的医疗作风是不对的。我们对这种作风，也在这次运动中作了初步的批判和检讨。
现在，我院的反贪污运动已达高潮，积极分子都参加了打“虎”队，群众情绪高涨，正深入地向大贪污分子围攻。这和报纸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感谢读者对我们的批评。
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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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北京东四人民市场唱机业
接受读者批评，保证不再放送有毒素的唱片
编辑同志：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内登载了宋奇同志对于东四人民市场唱机业放送黄色唱片的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唱机业全体摊商，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专门进行了检讨，并在会上提出保证：今后不再在市场里放送有毒素的唱片。我们东四人民市场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业务指导组对此不良现象未能及时发现和加以制止，是不对的，当场作了检讨。希望大家对东四人民市场随时提出批评，我们一定诚恳接受并努力改正。
北京东四人民市场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