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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农村中的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领导农民防旱抗旱准备春耕播种
（本文可供农村党支部向党员群众进行防旱抗旱动员时采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二月八日颁布了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我们的党中央也发出了关于保证执行政务院防旱抗旱决定的指示，农村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应当根据政务院和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农民，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和春耕运动，保证不误农时，按时播种。
（一）防旱抗旱、春耕播种是目前农村中最紧要的任务
去年全国有二十二个省区，受了旱灾。受旱的地面有一亿二千五百多万亩，成灾的地面有三千五百万亩，少打了八十亿斤粮食。这不光是容易受旱的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受了旱，就连素来雨水充足的江西、川北也遭了旱。受旱最厉害的察哈尔，三十个县当中有二十五个县是大旱。六、七月里，庄稼正要雨的时候，天气干热不下雨，庄稼长出一尺高，就出了穗。结果全省少打了五成粮食。江西从去年五月到九月，很少下雨，有的河流、池塘、水井都干了，不少地方水田里的稻秧也晒焦了。这在江西，是十年来没有过的旱灾。
去年秋天，各地下雨不多。入冬到现在，雪也下得很少。今年二月十三、四日，各地下了一场雪，可是下得不大。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省份，下雪很少。二十三、四日，各地又下了一场雪，西北、中南等地方下得大些，华北地区雪下的小，察哈尔省的雪才刚刚盖住地皮。以上情形，可以告诉我们今年很多地方的土地是干旱的。
土地干旱，当然给春耕播种带来很多困难。现在已到春耕季节。北方开冻的地方，应该着手春耕了。如果我们不赶紧想法防旱抗旱，就无法保证按时春耕、播种，就会影响今年的农业生产，影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现在朝鲜前线还在打仗，国家也要进行建设。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志愿军”。今年的农业生产，要求在去年生产的基础上，增产粮食百分之八，增产棉花百分之二十。只河北一个省就要求比去年增产粮食三十四亿斤，棉花八十万斤。如果今年农业不能增产，甚至少打了粮食，少收了棉花，不光要影响农民自己的生活，而且要影响整个国家。因为粮食少了，就直接影响到全国人民和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志愿军的粮食供给；棉花少了，就影响到工厂的开工。这样不就减弱了抗美援朝的力量，减弱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力量吗？
（二）去年防旱抗旱的经验和今年的有利条件
防旱抗旱按时春耕播种的任务很紧迫，农村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积极领导农民向旱灾作斗争。去年各地抗旱的经验证明：只要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的水源，想各种办法防旱抗旱，是可以战胜旱灾的。比方河北省，去年大部分地方春旱，党和人民政府就积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抗旱种棉。全省一共种了一千八百万亩棉花，有一千三百万亩是抗旱点种或是抢墒播种的。像武邑县陈家湾的党支部，就在抗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家湾原来计划种棉花二百四十五亩，可是因为天旱地干，有些农民又怕点种费事、怕水不够用，想少种。眼看着种棉计划不能完成。这时村支部就研究出挖井点种的办法，去说服农民。在党员带动下，全村农民组织起十四个点种互助组，男女老少齐下手，很快把种棉计划完成了。陈家湾村支部只不过是河北省千万个村支部中的一个。由于河北省农村的党组织和党员去年领导农民用各种办法抗旱，使全省棉花在天旱缺雨的情况下，还达到了过去少有的丰收。察哈尔省的农业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李河旺，在去年大旱中，领导十多村农民蓄水养冰和打冰漕引水浇地，保证了两万零三百多亩耕地按时下种。后来他又带头浇谷保苗，组织农民修井、安水车和在河床上掘沟引水浇地。这样，他们就战胜了旱灾，得到了丰收，比前年多打了一万五千石粮食。甘肃省河西，因为向农民进行了合理使用井水、渠水的教育，只酒泉专区节省的水，就可多浇三十二万亩地。陕西省三个专区的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抗旱，一个月就打了六万眼井。去年七月，刚战胜了严重虫灾的广西鹿寨人民，在县委积极领导下，又同旱灾进行搏斗。只一个月，就在四个区、三个镇组织了一万三千八百多人，挑水十八万一千多担，筑新水堰八个，修水坝十三个，挖水沟三条，修水沟九条，挖井十一个，修水车六十九个，救活了一万一千四百多担凹地和旱田。湖南新宁县在抗旱中，每个乡、村的农民都组织了车水队。全县做到不闲一辆水车，有的地方还作到不闲一个人。二区小木乡组织了二千五百六十多人的车水队，用一百九十三架水车，日夜不停地轮流车水，共抢救了三万三千六百多石谷田。妇女也组织了挑水队，抢救谷田四百七十六石田。没有现成水源车水的地方，农民积极地开辟水源。三区烟村乡月塘村农民许盛亿，爬进一里多长的岩洞里去引水，解决了八百多石谷田缺水的困难，被群众选为抗旱模范。
今年防旱抗旱春耕播种，不光有了过去的经验，而且有了防旱抗旱的更好的条件。特别是全国已经在三万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生产劲头很大，再加上去年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农民受到了政治教育，提高了爱国丰产热情，这些情况，极有利于今年防旱抗旱春耕播种的工作，有利于一九五二年的农业增产任务的完成。因此，对防旱抗旱和春耕工作缺少信心，是不对的。
（三）对防旱抗旱春耕播种的消极态度必须纠正
现在农村里有些党员、村（乡）干部，甚至区干部，有着麻痹思想，觉得：“种地还早呢，现在为什么要抗旱？”“一年当中还能不下雨？”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如果不下雨，我们再不防旱抗旱，就不能按时下种，就要吃大亏了。另外还有一些区、村（乡）干部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认识不够，他们平日作风有些毛病，或者手头不干净，怕斗到自己头上，因而存在着消极疲塌思想，等待着换班，有的甚至躺倒不干了。他们不了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和党中央的指示早已明白指出：区级和村（乡）级在春耕以前，应该集中力量组织群众防旱抗旱进行春耕播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要等春耕播种完了再进行。少数曾犯错误甚至犯罪的人，如果在防旱抗旱春耕中，积极工作，可以立功赎罪。现在很明显地摆在这些人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在防旱抗旱春耕播种中，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多给群众作些事情，争取走立功赎罪的路；一条是坚持错误，在防旱抗旱春耕播种中躺倒不干，错上加错，走上自绝于党和群众的路。我们希望犯过错误的人，赶快觉醒起来，走立功赎罪的路，政府一定会从宽处理的。
（四）怎样发动农民防旱抗旱进行春耕、保证按时播种呢
农村里的党组织和党员应该怎样发动农民开展防旱抗旱运动，保证春耕和按时播种？
第一、告诉农民各地方受旱的情形和防旱抗旱的意义，说明现在春耕季节已经到了，时候不早了，应该赶快动手。打消农民麻痹和听天由命的思想。用各地防旱抗旱成功的事实，反复说明“人定胜天”的道理，增强农民防旱抗旱的信心和决心。共产党员要带头发动农民行动起来进行春耕，准备播种。
第二、党员和干部要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领导群众讨论和制订防旱抗旱计划，要用各种互助变工的办法，把一切人力、畜力、整劳动力、半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进行防旱抗旱春耕播种工作。主要要做：（一）充分利用一切地上地下的水源，兴修农田水利。当然这要按照各地具体的情况去作。靠着河近的可以开渠、垒堰、修滩；能够存储地面上的水的地方，可以挖塘、修坝、修小水库；有泉眼的地方，可以打井。还要组织农民大量买水车、水筒车和各种汲水的工具。已有的渠道、水井、塘等应该加强管理。在用水方面，共产党员应该起模范作用，带头互助互让，并教育大家合理用水，这样来扩大原有水利浇地的面积。（二）研究各种抗旱技术。北方首先注意保墒。争取按时播种。去年曾经进行秋耕的地，开冻就要细耕多耙；没有进行秋耕的地，春耕时要随耕随耙，这样来保持土地水分。播种的时候有墒土的地方，要抢墒、借墒进行播种，没墒土的地方，要组织挑水点种。庄稼出苗以后，要领导农民多锄草、减少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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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书
——评孟宪章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汪敬虞
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五一年九月
孟宪章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本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题而出现的专书。它的内容提要，揭橥了“用唯物辩证法，对百余年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加以系统的叙述”的目标。作者在自序里面，更缕列了许多过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著作，并着重说明“根据中国经济学者荜路蓝褛，辛勤钻研的一点成绩，整理出一部正确的详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然而事实上这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它是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写出来的。
首先，作者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首要条件便没有具备。作者虽然征引了一些毛主席的字句，但是在很多地方，却违背了这些字句的实质。许多错误和似是而非的论断，便从这里产生出来。例如在说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时，作者说：“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同工农大众一样，都受三重压迫”（第一三九页）。在说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时，他说：“知识分子群与青年学生群……从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起，历次群众运动，都无不有他们参加指导。”（第一三九页）。他把五四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认为它们同属于“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九页）。他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在五四运动中，“表现过他们的主导力量”（第二九页），但已不能“使之转变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第一一七页），于是“五四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不能不承认为流产了。”（第一一八页）
“以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直到人民解放战争，这种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由富有脆弱性、妥协性的资产阶级所单独领导。”（第三八五页）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明，都是在实质上违背了毛主席对历史所作的科学论断的。此外，作者把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两个步骤，归结为“一般经济落后国家，它不仅患正当经营的不均，更其患寡”（第三八四页）。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所以必需，作了极其庸俗的解释。如说四大家族“为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积累了很大的资本”（第三一八页），日俄战争“给东亚民族以鼓舞”（第七八页）；说鸦片战争“并不算得是怎样了不起的奇耻大辱”，把中国由封建社会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称之为“革命”（以上均见第二六页）。这些提法，都是有问题的。至于他以四个民主阶级为人民，而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一般并未丧失国籍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为国民（三九○页），则更充分表示作者的无知了。
其次，提要中说，这书“另一方面，叙述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民主政权如何正确的领导人民……为摧毁旧生产关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而奋斗。对于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解放区与蒋管区经济之适成一尖锐对照情形，尤有详尽的叙述”。但作者对担任这一工作的条件，是完全不具备的。他不但不能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甚至连对人民民主政权在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都没有理解。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对土地政策的认识上。虽然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说明这个问题，但他的认识却是非常模糊而零乱的。只须举一个例：他在阐述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竟丢掉“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外”一句，只留下“坚决主张必须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一句（第三七七页）。此外，在阐述抗战期间人民民主政权的财政政策时，他说：“新民主主义财政的特点，就是在于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为人民服务，替人民解决生产上的问题，然后只用百分之十的力量，去向人民要东西。”（第二六七页）这种说法，是十分谬误的。这里所提的“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为人民服务……然后用百分之十的力量，去向人民要东西”，是从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所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抄来的（抄的也不是原句）。但是，毛主席当时是作为群众观点问题来讲的；孟宪章把它当作“新民主主义财政的特点”来提，这是一种无知的歪曲。
我们说作者对待“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的写作，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还表现在他的大胆的抄袭作风上。这本书实际上是东抄西袭拼凑而成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由鸦片战争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部分可以说是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两书的摘录。）因此它在观点上，在史实的处理上，有许多地方，因袭错误，前后矛盾。例如大生纱厂、华盛纱厂、日晖织呢厂、博山玻璃公司、耀徐玻璃公司、醴陵瓷业公司、景德镇瓷器公司、中兴煤矿公司等，先称为“民族企业”（第八○—八一页），后又划归“官僚资本”（第九四页）。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原因是一抄自安原美佐雄的“支那之工业与原料”，一抄自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至于因袭错误的地方，我们也只须举一个例子：作者在分析“南京条约打破了中国关税对于外货的限制”时，说道：“英国的货物，一经在香港按例纳税后，即可在中国内地运行无阻”（第四五页），这是因袭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中的一个错误。此外，作者甚至在单纯地抄袭工作上，也产生了很多错误。如他既说“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第四七页）是由天津条约首先创立，却同时又说一八四四年“与美法签订”的“中美中法两约，确定美法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第四四页），拿这两处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二二页与第二五四页）对照，便知道这不仅是抄袭，而且是错误的抄袭！
由于作者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由于作者对待他的研究工作，采取了这样不严肃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一再强调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他这本书实际上完全没有达到他所悬的目标。它虽然着重说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如何透过不等价交换、投资、重租、重税、公债、高利贷、通货膨胀等方式，以压榨剥削中国广大人民”（见内容提要），但作者的说明，是极其表面的。例如作者在说明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时，特别指出两种“方式”：“一是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赊借，二是发行公债交由四行或央行垫借。”（第二五八页）人人都知道所谓“赊借”、“垫借”，实际上都是一个幌子。其次，作者在批判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行公债的政策时，特别指出“其中极大部分，亦并没公开发行”，“内战在战时财政所占的地位，是并不怎样重要的”（以上均见第二六二页）。好像如果公开发行了，或者内债在战时财政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了，就是好的财政政策了。这种单纯的经济分析，反映出了作者的立场。如在“反人民内战中蒋管区的农村经济”一章中，作者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统计”得出“若救济灾区工作不加紧进行，则中国人民之死于饥馑者将达三千万人”的结论（第三三四页）。是不是“加紧进行”了，蒋管区的人民就不会“死于饥馑”或者“死于饥馑”的要少一些呢？这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传声筒是什么呢？作者既然有了这个观点，所以在他评论抗战以前的“乡村改良运动”时，就说“除邹平、定县外，其他各地乡村改良工作……结果都归失败”的话来（第一八○页）。然而作者对邹平、定县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晏阳初这一派人统治下的定县，欠债者达四万六千户，因债务而破产者达二千家（参阅抗战前出版的“民间”第一期），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最后，这本书的组织编排，缺乏系统，有的只有题目而无内容，有的则同一内容，在各章节中互相重复。至于史实的错误，含义的模糊，则更表示作者粗枝大叶的作风。如称颐中烟草公司为“英美合营”（第三三○页）；“德国于一九一四年获得钦渝等路权利”（第一一二页）；如估计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私，竟用了益世报一九三六年的估计（第三四六页）。此外，前后互相抵触之处，更不胜枚举。如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九四四年的每月支出数字，在第二五二页和第二六二页是互相抵触的；同一个英帝国主义的金融侵略机构，在第九十页称为“远东银行”，在第九二页称为“东方银行”。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毛主席说：“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他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毛主席的话，虽然是在十一年以前讲的，但是到今天还是每一个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的指针。孟宪章不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不努力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不进行独立的思考，却用偷巧的、抄袭的、粗制滥造的态度来写作，这样做法是最要不得的，我希望他赶快彻底纠正。并望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工作者能够执行毛主席十一年前的指示，采取集中人材，分工合作的方法，共同研究，写出一些内容正确、材料翔实的书籍来，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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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于工商界反盗窃运动的认识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傅华亭
自从毛主席号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来，在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内部和全国工商界两个战场上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针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着工人阶级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这个反攻不仅促使资产阶级加紧进行改造，必须循着新民主主义道路前进，同时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因此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益将明显地证明其伟大意义。
（一）工商业者应深刻认识进攻人民的罪行
工商界反盗窃运动汹涌开展以来，仅就所发现的奸商罪行，已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他们形成了一条向人民进攻的战线，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手段，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丧尽天良，狠毒地暗害志愿军和破坏国防建设工程，这难道还不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反击么？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一切大贪污犯都是奸商们用卑鄙无耻手段勾引下水的，奸商们以此达到其牟取暴利的目的。奸商们不择手段的偷工减料破坏建设的事件，更是普遍的现象。他们盗窃经济情报所引起的几度物价波动，如果国营经济没有充分的物资以供应人民的需要，那会给人民以多么严重的损害！三年来在国家加工定货和收购中，奸商盗窃国家资财的数字，更为惊人，甚至有人认为“加工定货在一九五○年是政府照顾工商业，在一九五一年是我们照顾政府”了。忘恩负义地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权，妄想无限制地自由发展，难道这是应该允许的么？一切奸商的严重罪行，业经报纸陆续揭露，这引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恨，工商界必须深刻认识其罪行的严重。
（二）工商业者应在反盗窃运动中彻底改造自己
北京市工商界正处在紧张的反盗窃运动中，工商业者已经认识到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是彻底改造自己的唯一途径。自从去年十二月至本年一月十二日，是北京市工商界反盗窃运动的深入宣传阶段，宣传工作虽已家喻户晓，但工商界还只坦白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春节前后，是紧张检举坦白的阶段，由于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组成大批检查组深入工商户检查，人民政府并逮捕了不法商人，暴露了他们的罪行，这以后，工商界始被迫坦白自己的罪行，开始选择光明的道路，大部分认清了下述的道理：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就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否则是毁灭自己。因此重大案件和比较完整的坦白材料，才大大增加，运动走向高潮。目前阶段是广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坚决促使违法资产阶级彻底坦白的阶段。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大会已使违法资本家无从掩饰其罪行。在工人阶级乘胜穷追的形势下，工商界只有彻底交代，向工人阶级低头认罪，别无道路可走。这场斗争，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通过了这样的说理斗争大会，使违法资本家认识到只有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才是自新之路。对企业内部而论，也惟有把资产阶级嚣张气焰压下去，树立起工人阶级的威风，向资本家讲清道理，分清是非，实行民主改革，对过去违法资本家的一切罪行来一个总清算，才能真正树立劳资两利的关系。
这样的运动发展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一切违法的工商业者，除去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奸商外，大部分是会获得宽大处理的。一切说理斗争大会正是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违法工商业者，使他们放下沉重包袱，承认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循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并追随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无可讳言的，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抱着过关思想，向工人阶级伪装低头认罪，以便过关之后来个消极经营；有的则还在顽强抗拒，表现极不老实。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们：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积极改造自己，遵守共同纲领，从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才会有资格追随全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逐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堕落腐化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指针，才有我们的前途，凡是腐朽反动的思想，都是不允许存在的。今天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所举行的反攻，给予一切有改造可能的违法工商业者，指出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应该遵循工人阶级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三）今后工商界应树立新道德和新作风
这次运动，对今后工商业经营作风的改善，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商业，不但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现象，更由于欺诈和偷工减料的恶劣作风，对人民利益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求政府，对危害人民的工商业，应予取缔，对社会不必要的行业，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其转业，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加以改组并辅助其发展，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样才能符合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和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又说：“不能容许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漏，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此都是我们工商界今后树立新道德和新作风必须遵守的原则，否则违背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这种行为必将遭受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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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人皆曰可杀”
金克木
我们的最可爱的人遭遇到暗害了。一群万恶的奸商暗地里从各方面陷害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战士。这些奸商实际已经成了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卖国贼，成了与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无耻叛徒。对这些败类应该加上“人民公敌”的罪名，处以极刑。他们正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罪犯。
从奸商暗害志愿军的罪行中，我们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猖狂进攻的凶恶程度。他们不仅用“糖衣炮弹”攻打我们的革命干部，而且用烂棉花、臭牛肉、坏鸡蛋、坏饼干、坏铁锹、坏电线、假药等等来直接进攻保卫我们的人民志愿军。为了“一本万利”，他们害了一些从来在战场上和敌人法庭上没有倒下过的革命战士。为了“利上加利”，他们又害了一些美帝国主义所未能害死的志愿军战士。中国人民能够容许这样的事继续下去，而不加以严厉的惩罚和坚决的反击么？断然是不能的。
有人还怀疑资产阶级的进攻么？那么，他们怎样解释这些奸商的背叛行为？有人对贪污犯和盗窃犯还仇恨不起来么？那么，他们怎样看待这些在志愿军背后戳上一刀的民族罪人？有人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漠不关心么？那么，他们究竟还要不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人还觉得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回击“过分”么？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奸商破坏国防工程甚至暗害志愿军并不算过分？
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和腐朽思想的激烈斗争，就是我们的立场的考验。我们是站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志愿军一边呢？还是站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一边？我们是愿意我们的伟大祖国独立富强呢？还是愿意祖国遭受破坏，倒退回殖民地地位？每一个中国人，包括资产阶级的人在内，都要郑重地考虑一下。我们对当前斗争的态度就表明我们的立场。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
美帝国主义的炸弹要落到我们头上，机关枪要扫射到我们身上。志愿军挺身而起，为我们的和平生活挡住了敌人的炸弹枪弹。现在却有人在他们的光荣创伤上放毒菌，在他们的粮食里加腐败东西，在他们的作战工具上作种种破坏。我们对此能够无动于衷？我们增产、节约、捐献、到前线去慰劳杀敌；奸商居然要偷去一把，装进他们自己的口袋，我们对此能够毫不在意？我们断然不能容忍这种罪行。我们要求政府严厉制裁这些奸商，我们要共同来彻底扑灭这些罪犯。
工农兵、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在风里雨里，冰天雪地，起早睡晚，流血流汗，为自己的国家辛勤工作。且不必引他们和资产阶级相比，就看看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学生吧。他们在当前的伟大运动中已经能够毫无怨言地工作，毫不计较工作情况，一心只想斗争和胜利，充满乐观和信心，不怕挫折而笑口常开；他们已经知道把祖国前途和自己前途紧紧结合到一起；他们要求工作，他们要求“上前线”，他们痛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憎恶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他们要和工农兵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
再看看那些盗窃分子和奸商吧。他们只要钱口袋而不顾祖国；他们一心想不劳而获；他们为自己过腐烂的生活而盗窃国家财富；他们为赚钱而不惜杀人，甚至杀到保卫他们的人，杀到救他们的恩人；他们只要发财再发财，“日进斗金”，他们日夜为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拉拢干部下水而费尽心机；他们欢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如果放任他们发展而不加以限制，我们就会丧失自己祖国的独立，丧失祖国的美丽前途。
一边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祖国”。一边的口头禅是“先赚他一大笔再说”。谁是新中国的主人？谁是新中国的罪人？中国是要多出一些曲耀离、郝建秀，还是要再出刘元敬、李寅廷？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明白确定么？
大公无私的最好的榜样是人民志愿军；损公利私的极端表现就是暗害志愿军的这一群奸商。我们要求政府严惩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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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只是“纯技术观点”问题
纪初阳
“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加里宁曾对荣受勋章的乡村学校教师说过：“这就是影响学生们的心理和道德面貌，要在整整十年的学习期间内从一定方向上影响学生，也就是说，要把学生造就成人。”（见“论共产主义教育”第六十五页）
可是我们有些教师，是用怎样一种“观念”在“影响学生们的心理和道德面貌”的呢？比如一个教土木的教授经常飘飘然地和学生这样说：“搞好钢筋混凝土，就可以走遍天下，我就是靠这一套本领吃饭的！”
我们的高等学校，如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的决定中所说：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为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材”的地方。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所以不倦地关怀着我们的高等学校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也就正是为了这些。
但如我们有些教师那样，把学校只当成是一个“学本领吃饭”的所在，又将会把那些正在生长着的青年学生们“造就”、“培养”成为怎样的“人”和“人材”呢？请听一听在青年学生们中流行着的一句话罢：“学会数理化，谁来都不怕。”这也就是说，只要“搞好钢筋混凝土”或“学会数理化”，不仅可以“走遍天下”有饭吃，而且无论是国民党来还是帝国主义来“都不怕”，都可以有饭吃。难道这便是我们有些教师们“影响学生们的心理和道德面貌”的结果么？难道这就是我们的高等学校“造就”和“培养”“人”和“人材”的目的么？
有人说，这只是一种“纯技术观点”。但这种 “纯技术观点”可以使一个青年学生被“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也可以使一个青年学生被“造就”成为一个毫无民族气节的、背叛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所以，这其实是并不止于一个“纯技术观点”的问题的。因为这种“纯技术观点”，不是推动、领导青年学生们在趋向革命、并把自己的劳动献给人民，为我们的祖国服务；而是在鼓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宣传“有奶便是娘”的思想。
所以，这“观点”的本身，还应该说是包括着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这问题便是：我们的教育是在替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训练那种唯利是图的走狗和俯首贴耳的奴才呢？还是要为我们的国家培养那种既具备一定的建设技能、而又是具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和无限忠心于劳动人民事业的优秀干部？这个问题是必须弄得清清楚楚的。
第3版()
专栏：
反盗窃运动速写
李桦 蒋兆和作
（一）算盗窃账
（二）店员检举拒不坦白的奸商
（三）攻守同盟的瓦解（坦白后的贪污分子揭发奸商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