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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建立农村宣传员传授站的基本经验
孙衷文
一年来，随着宣传网工作的发展，建立农村宣传员传授站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华北区已建立传授站七千六百个，在河北省的农村宣传网组织中，有一半以上已有传授站；东北区有传授站四千六百八十三个，其中分布最普遍的黑龙江省平均每三个半村即有一个传授站；其他各大行政区的农村宣传网组织中，传授站的数目也增加得很多。目前许多县区党委已经重视了传授站工作，建立了传授工作制度，能够保证经常向宣传员进行传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就开始看到传授站在推动农村宣传工作上所发挥的作用。这表现在：首先，县、区党委通过传授站经常向宣传员供给宣传资料。在农村因为环境分散，一般支部领导能力比较弱，不识字的宣传员又看不懂文字材料，所以宣传员最感困难的是没有东西向群众宣传。各区及时地分片建立起传授站，并由县区报告员直接向宣传员进行口头传授，这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困难。宣传员反应：“宣传有本钱了。”“经过上站听课，知道许多国家大事和党的政策，宣传时不发愁了。”第二，县区党委通过传授站检查和指导宣传员的工作，组织他们交流经验，学习工作方法，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各村宣传网的工作，提高了宣传员的工作能力，也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例如在河北省肃宁县西郭庄传授站的传授会上，西郭庄宣传员报告了他们在捐献飞机大炮宣传工作中，能抓住重点，分清对象，并用群众各自的知己人去宣传动员等成功经验，各村就很快地运用了这些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捐献运动。第三，县区党委在传授会上听取了宣传员的汇报，又可以了解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并通过宣传员再去解答群众的疑难问题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县区党委通过传授站的工作，又能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上的经验证明，传授站不仅是县区党委领导宣传网工作最基本的环节，也是保证农村宣传工作经常化的一个重要关键。
不过，目前各地传授站的数量还是太少，分布很不普遍。许多传授站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有的没有固定地点，也没有专人负责；也有的只是来了中心工作才传授一次，中心工作过去又往往中断；还有的只在国庆节、党的生日等节日的突击宣传时，才进行传授，中心工作忙起来，传授反而停顿。这样就不能保证农村宣传网经常起作用。所以，今后必须在发展和整顿农村宣传网当中，同时建立和加强传授站。目前农忙季节来临，更迫切需要通过传授站来布置防旱、抗旱及春耕、播种的宣传工作，并领导宣传员研究在农忙时结合生产互助组织、结合田间劳动的宣传方法，为争取农业产量在今年内达到并超过战前水平而斗争。为了发展和提高传授站的工作，现特将过去一年来各地建立传授站的基本经验介绍如下：
一、县区党委必须重视这一工作。这不仅要求对整个宣传网工作的意义有统一的认识；而且要弄清传授站这一环节对加强宣传网工作、对教育和提高宣传员、对推动中心工作等方面的作用；要弄清传授站的具体任务和具体工作内容。不弄清这些问题，有的地方就往往把它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强调工作忙，嫌麻烦，不愿去管这个工作，或者觉得和自己担任的工作无关，用不着自己去关心。也有的地方把传授站和干部联席会议混同起来，传授时既布置行政任务，又传授宣传内容。这样，宣传员听了以后，只记得完成那些行政任务，而没法记得那些宣传内容和宣传工作，结果传授站也就不能起它应有的作用。以后为避免再走这些弯路，县区党委应联系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把建立传授站的意义切实加以讨论；并要实行重点示范，领导区干部进行传授试验，用实际效果来教育干部；在山东莱西县的福山区，区干部在开始建立传授站时，大多没有信心，认为工作太多太忙，没有时间传授；但在经过传授试验以后，一致认为：“无论什么任务和政策，只要被宣传员接受就会很快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所以他们无论工作怎样忙，都能坚持经常的传授。
二、必须认真建立和坚持传授工作制度。区委负责直接领导传授站，首先要负责经常计划布置和检查总结传授站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黑龙江省的办法是：区干部每月两次下乡，两次回区里，每次回区住五天，这五天汇报、布置全区的工作，就在这个时间里把布置传授站工作列为一项。在布置传授站工作时，先由区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的宣传要点做出计划，按照题目分别指定报告员准备中心发言，然后集体讨论。这样既推动了区干部的学习，又做好了传授的准备工作。在必要时，可以单独举行报告员会议，专门交流工作经验，研究传授内容和方法。该省某区有的区干部反应：该区王区长的传授，宣传员听不懂。区委书记就主持举行报告员座谈会，会上先由王区长进行传授讲话，再由大家讨论，大家就具体指出那些地方还应举什么例子，那些地方还应换个什么讲法，还应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经过这样具体帮助，就大大提高了传授报告的质量。第二，区报告员要实行分工负责制，每一人或两人包一个传授站。这样能加强工作责任心，也便于熟悉宣传员的情况，并可使传授内容和当地工作相结合。第三，各区要酌情规定每半月或每月定期传授一次，报告员必须按时到站传授。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传授，得声明理由，事先通知改变日期，或者临时找人代替。在传授人调动工作时，必须把传授工作交代清楚。对无故不按时上站传授的人，要给以适当批评，对热心负责者要给以表扬。
县委要加强检查和领导。抓紧各分区委的定期汇报，可印发“区委传授结果汇报表”，由各区委定时填写交回县委，县委根据汇报材料定时讨论，并按期供给区委宣传要点或讲话材料。县级报告员的报告对象要按地区分工，在到自己负责地区工作或向群众做报告时，必须协同区报告员到站直接传授，并随时指导传授站的工作。县委宣传部要定期派人下去检查，并根据检查材料做出总结，印发通报，对工作好的要表扬，对工作落后的要批评。
三、必须切实研究传授内容。负责传授的报告员，一方面要对上级发下的宣传要点和材料进行研究，一方面又要掌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切身要求，必须使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传授的效果。为了搜集实际材料，区报告员要和宣传员取得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下乡工作时，要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情况。在传授前，应由宣传员或支部委员做汇报。通过这些方法掌握实际情况，再针对这些情况去讲解时事、政策或工作任务，才能使传授内容切合实际、生动有力。例如山西平定县第十区的区委书记郝春生在传授秋征宣传工作时，他事先了解到群众想扩大报告灾情，减少负担，他就特别讲了现在的负担和蒋匪帮统治时代有什么不同，今年的秋征有些什么重大意义。经过宣传员再去宣传，这八个村都是两小时就缴完了公粮。山东莱西县福山区在响应去年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时，起初从区委到宣传员的认识都很模糊，以为这次捐献运动单纯为了要钱。宣传员只会向群众说要钱买飞机、大炮，讲不清道理。因而在捐献中产生了“挤”、“摊”等脱离群众的偏差。后来区委根据上级指示，充分研究了增产捐献方针和通俗讲话的内容，分点召开了宣传员会议，进行传授。宣传员懂得了捐献意义和宣传方法，都说：“上级这个办法好，咱这次可有办法对群众宣传了，保证能宣传得好。”经过宣传员的宣传，群众纷纷订出增产捐献计划。他们说：“早知道是这样，思想早通了，再多捐几个也愿意。”
传授内容还必须做到少而精。为了把问题讲解透彻，每次传授只能集中讲一个或两个问题。内容过多，宣传员记不住、消化不了，费的时间太长，他们的精神也容易涣散，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四、应该掌握正确的传授方法。现在各地一般所用的传授方法是：第一步先由支部委员或宣传员代表汇报各村上半月或上月的工作情况。若时间不够分配，也可以抽出不同类型的典型村或人来做汇报。汇报以后，主持传授会议的报告员给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对好的经验加以推广，模范例子加以表扬，工作缺点和错误加以适当的批评。第二步是报告员进行传授材料的讲解，讲解以后，报告员根据讲解内容提出几个讨论题。第三步领导宣传员讨论。报告员可从讨论中检查宣传员对讲解内容的理解程度，发现宣传员有疑难问题时，可在最后给以解答。用这个传授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在传授前宣传员交流了工作经验，区报告员了解了各村宣传工作情况及群众反应，并对宣传员的工作给予指导。第二，在传授中做到讲解和讨论相结合，使宣传员对传授内容得以温习和消化，以真正领会传授内容的精神。不过，这个传授过程所费的时间不能过长，以两小时到三小时较适宜。因为时间过长，会使宣传员疲倦，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这是必须注意的。
五、传授结束以后，区干部要及时帮助各村支部向全体宣传员传达和组织全体宣传员加以贯彻。在事先组织传授会议时，一定得要求各村都有支部书记、支部宣传委员或有较高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宣传员代表等骨干分子参加，以保证他们在回村以后能够传达传授内容。下乡工作的区干部在传授结束以后，应即深入到中心村，参加他们传达布置宣传工作的宣传会议。平常住在村里要一面做中心工作，一面观察支部如何领导宣传员活动，宣传员怎样进行宣传，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帮助支部加强对宣传员工作的领导。山西平定县第十区区委副书记就这样在下东寒村运用宣传网，推动组织了七个互助组，一个信贷社，一个生产自救社。该村群众一个半月就赚了四万七千斤米。这样区干部一面学会运用宣传网去推动工作，同时又可检查传授的效果，借以改进传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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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一封对党不负责任的“保证书”
甘肃日报社社长、甘肃省人民出版社社长、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阮迪民，在二月四日给中共甘肃省委写了一封信，内容十分荒谬，证明他在反贪污斗争中麻痹右倾达于极点。他在这封信里说：
“省委：在我领导的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出
版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以及西藏驻甘肃记者
组，我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保证没有一个一
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如果查出大贪污分子，
我愿受党的处分。”
当时，省委轻信了阮迪民所提出的“保证”，没有派人到甘肃日报社等单位去检查。不想过了三天，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阮迪民的“保证书”，同时也打击了省委领导方面的麻痹思想。三天前曾经向党提出保证的阮迪民不得不承认错误，自请处分了。下面是阮迪民二月八日给甘肃省委的信：
“省委：今天广播电台突破了两个大贪污分
子：一个是工务科技工王育棠，兰州解放时，他盗
窃器材，总值达一亿四千万元。另一个也是工务
科技工，叫朱传勤，兰州解放时，他偷窃器材，总
值达三千万元。这都是我未估计到的。大前天，
我向省委作了保证，说我领导的各单位没有一亿
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现在事实摆在面前，证明
我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非常不够，官僚主义到了
顶点，特请省委给我以处分。”
而在阮迪民请求处分以后，不久，在他领导的单位又查出了一个大贪污分子，叫做方应茂，贪污达一亿四千万。
事实看得很清楚：以前阮迪民对党所提出的“保证”，原来是对党的欺骗和撒谎。他的这种欺骗，姑不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掩护了大贪污分子。
是什么原因使阮迪民做出这种对党不负责任的事情呢？照阮迪民说，是因为“官僚主义到了顶点”、“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不够”，可是，人们要问：既然“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非常不够”，为什么又“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提出“保证”呢？这是很难说通的。事实上，阮迪民根本就没有敌情观念，根本就没有上前线，因而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各单位，当作“清水衙门”，这样，他虽然坐在作战指挥部或者也在叫喊着捕捉贪污分子，却看不到贪污分子就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不了解资产阶级向革命进攻的严重事实。因此，阮迪民自请处分的报告，对他的错误的认识也是极不深刻的。
一个战斗的指挥人员的职责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部署战斗。可是，直到现在，有的人对本单位有无贪污分子还不敢肯定，有的人则以多报少，有的人则“保证”没有贪污分子。这些都严重地表现了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必须及早纠正，以免重复阮迪民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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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
——谈绥远省违法资本家的罪恶行为
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杨植霖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所发现的许多贪污案件，都和大量行贿、偷漏税款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资产阶级有关。这使我们弄清了一个本质问题：资产阶级在向我们进攻。遭到反击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并不甘心认罪，他们说：“资产阶级进攻”的说法是“无的放矢”。可是，资产阶级进攻的事实却是如此之多，他们要想矢口否认，能骗得了谁呢？我们只从绥远一地来看，就可见一般了。
资产阶级进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归绥市一次小型工商界代表会上，资本家们就坦白、揭发了三百八十四件违法事件，其中牵涉到七十五个单位的干部。归绥、包头两市工商界坦白和被检举出来的近万件的材料，都证明他们是惯于向干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奸商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攻的办法大体是：思想劝诱，生活腐蚀，打入国家机关内部。思想劝诱必伴以物质引诱和生活腐蚀。他们在进攻时，是有软有硬的。包头市十九岁的青年税务工作人员郑成城在反省时写道：“我到义和永粮店查税时，他们很殷勤，并让到柜上吃饭。奸商说，你们整天辛苦，伙食又不好，在这儿吃点没有什么。又说，没花的，从咱们这里拿上。他们除贿赂外，还给我介绍爱人。”民生面粉厂的武经理对前往工作的干部王涵天说：“你工作这样卖力，身体那么瘦，注意点，到我这年纪就危险了！”资本家在拉干部下水的同时，拚命用欺骗方法和贪污分子勾结，派遣“坐探”，打入国家机关内部实行进攻。包头畜产公司营业员金万发，接受商人送礼七千万元，使国家损失三亿元。归绥复和兴货栈经理王映星向干部白光斗等行贿一千九百万元，偷漏税款、盗窃国家财产三亿元。大奸商雷沛三窃取包头畜产公司经理职位后，带进五个旧商号经理，仅他一人便在广恒西皮毛栈立了十七、八个户头，一年中盗窃国家财产达二十亿元。包头市广恒西皮毛栈副经理杨映湖，一贯主谋进攻国家机关，去年给张家口信托公司购买十七亿三千多万元的绒毛时，他竟把掺砂百分之五十的绒毛，当百分之七十五的净毛交货。只这一宗就窃取国家财产五亿七千多万元。归绥面粉厂委托义聚、协成二粮店代购小麦时，勾结干部掺砂掺土，使归绥面粉厂一年损失九亿元。
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归绥市新兴营造厂经理张仲权，在包工中每天从近二万个工人中克扣工资五千一百多万元。更坏的是包头新义森经理许良，竟拿毒品给工人顶工资。资产阶级对农民是怎样的呢？请听天元公粮店经理陈景录的自供吧。他说：“我在为公家收购一万七千六百石粮食中掺了五百吨坏小麦，窃取公粮七千斤。在五百八十石小麦中多报了六千斤。收购期间还压低农民的粮食价格为本店买了一千六百石。”各地都有资本家压低粮价抢购农民粮食的事情。私商还用欺骗的办法收购蒙古牧民的牲畜、皮毛，残酷地剥削牧民。许多城市居民也受了奸商的害。某私营粮食加工厂给粮食公司加工，在三百石小麦中掺了八十石莜麦和两车土。许多人买回去，莜面不像莜面，豆面不像豆面，不能吃。去年绥远省受灾成荒，归绥、包头等地的奸商乘机囤积粮食，高抬粮价，使粮价一天数涨。若不是国家拨来大批粮食，灾民不知要饿死多少！归绥奸商王映星给解放军做“毛咯噔”，偷工减料，一次就盗窃国家财产三千八百万元，使解放军穿上不能取暖。包头茂森工厂卖给后方医院的棺材实价二十万元，却开了七十万元的单据。有些药铺向干部行贿，用坏药顶好药，把许多病人都治坏了。总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解放军、工人、农民、牧民、城市居民、学生、灾民、病人乃至死人，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进攻了！
在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中，奸商们又无耻地组织“攻守同盟”，和国家对抗。丰镇的一个奸商对贪污分子说：“交朋友要交到底，谁也不要说。”归绥的一个奸商对贪污分子说：“行贿受贿都有罪，不说两家好。”包头一个皮毛店的经理，每月给税务局干部李某一百五十万元。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以后，他每天在西北剧院门外等着，吩咐李某不要坦白。运动不断深入，群众的压力不断加强，“攻守同盟”一个个被攻破了，奸商们就提出另一个口号：“宁死刀下，不死话下。”及至人民政府对证据确实、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不法分子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他们就使用起逃跑、暗害等手段来了。
当运动在工人店员中展开以后，资本家更着急了。到处发现有威吓、收买工人店员的，动不动就提“歇业”、“解雇”。包头一个皮毛店的经理威吓工人说：“你们闹吧！蒋介石回来再看！”某制革店的经理张成富威吓工人说：“谁跑工会，砸断谁的腰！”他们对人民是多么仇恨！绥远省百货公司有奸徒放毒，四十八人吃饭中毒。奸商们便抓紧宣传：“闹吧，到处都有人放毒！”想以此威吓人们，不要斗争。更多的情形是耍滑头，假坦白，真一阵假一阵地故意搅混水，最后他来个一脚踢翻，推卸罪责。人民和政府已防住了这一手，奸商怎样撒赖也不行。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手段，也逃不出人民的手掌，逃不出人民的法网。除非他们真正坦白，悔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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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中国民主促进会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成立后，就开始推动会内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运动开始的时候，会员们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有着右倾思想；以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成分大多数是文化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会很严重。当时节约检查委员会虽然组织了检查小组，在总部及北京市分会机关内部开展了运动，并向各分会发出通知，说明这一运动的意义；但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运动没有猛烈展开。直到今年一月六日和二十日的两次大会以后，运动面貌才有所改变。在这两次大会上，马叙伦主席、王绍鏊副主席及北京分会正副主任理事林汉达、冯宾符、总部文教部长周建人、宣传部长董秋斯、秘书处主任葛志成和北京分会组织处主任温崇实先后作了自我检讨。与会者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发表了意见。大会整整开了两天，大家还嫌时间不够，要求继续开这样的会。这两次会暴露了民主促进会领导方面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其特点为：（一）缺乏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政治思想的领导不够；（三）一团和气、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后许多会员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加入民主促进会的真正意义。”“我今天才感觉到组织生活的可贵。”
为了继续贯彻负责干部层层检讨的原则，中国民主促进会决定再由中常会各部、各委员会负责干部、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进行自我检讨。准备继续进行自我检讨的为严景耀、雷洁琼、梁纯夫、余之介、毛之芬和寿墨卿等。
由于马叙伦主席、王绍鏊副主席的带头检讨，各基层组织也开始展开了思想检查，并已有了如下的初步收获：（一）会员间互相帮助，检查了自己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二）帮助了手脚不干净的会员彻底坦白自己的问题；（三）加强了会员的组织生活。截至最近为止，在北京市分会会员中，已发现某些人有贪污和严重浪费行为。其中几个是文教工作者。个别会员甚至可能是私商派入的“坐探”。由此可见，过去认为“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多为清苦的文教工作者，不会有什么贪污或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中国民主促进会决定进一步猛烈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彻底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总部已在一月二十二日向各分会发出紧急指示：凡有贪污或盗窃国家财产罪行的会员，必须及时予以处理。
这一阶段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是有许多缺点的，如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思想检查还没有全面地在基层组织中展开；对于在工作岗位上犯了贪污罪行的会员，还没有迅速决定处理办法；有些小组会原为帮助有问题的会员彻底坦白的，但因火力不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我们今后一定要纠正这些缺点。（中国民主促进会约节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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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上海几次物价涨风中看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新华社记者 徐中尼
全国物价所系的上海市场，解放以来受到不法商人无数次猖狂的扰乱。人民政府和国营贸易部门在和他们斗争中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取得了物价基本稳定的局面。但是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因此受到不少损失。在历次斗争中，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上海不法商人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进攻，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到一九五○年三月全国实行财经统一的一段时期中最为猖獗。当时社会生产还未恢复正常，国家财政还未稳定，国营贸易的力量还小。上海不法商人曾大规模地组织了对人民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疯狂冲击。
对人民币的冲击，是一次对新中国币制的颠覆活动，先后半年才基本上被平息。上海不法商人开始是操纵银元投机，贬低人民币的购买力，掠夺人民应得的生活资料。在刚解放时——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到九日八天内，每枚银元从折换人民币六百六十元跳到一千八百多元，物价因此在半个月内暴涨三倍。为首的不法商人在当时的投机中心“证券大楼”用电话指挥，派出大批“黄牛”四出造谣，低收高卖银元，满街满巷叮叮当当地兴风作浪。银元价格一天几变。工人职员们领到的工资原可换十枚银元，第二天只能换到七枚了。等到兑出使用时，“黄牛”又每枚扣去他一二百元，要买的东西却又涨了几成价。遭受不法商人野蛮掠夺的上海人民，愤怒地起来协助人民政府抄查了“证券大楼”，逮捕了二百多名奸商，消灭了公开的银元投机活动。但是上海不法商人迅速转入地下继续破坏金融。许多商号、银行、钱庄都在暗中买卖黄金、美钞，私营拆放，高抬暗息，私套外汇。有些奸商如源大布号、华盛新棉布号等，甚至拒绝以人民币作价。人民币被继续人为地贬值，物价继续跳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协助下半年内先后破获了“金钞案”三百五十件，搜查了二十多家“地下钱庄”，制裁了五十多家不法行庄，没收黄金二十多万两和美钞一万九千多元。这些被惩处的行庄和没收的金钞数字仅是从事颠覆活动的集团中的一部分，但已足够说明上海不法商人当时猖獗的程度了。
上海不法商人的金融投机虽然连续受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但是他们对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冲击仍是很凶狠的。这就是上海人民忘不了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月、一九五○年春节三次以米价为先导的物价涨风。上海不法商人中最凶恶的分子狂妄地叫嚣“吃脱侬（吃掉你）！”意即要打垮刚刚进入市场的国营贸易。著名“米老虎”万墨林的余孽们公开说：“没有我们，上海的粮食就没有办法！”一九四九年有灾荒，大陆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人民政府从遥远的东北、甚至从四川调来了大米在市场上无限制地抛售。但其中有不少却被“米老虎”套购去了。上海不法商人第一次是趁国营贸易部门调度不及的机会囤积拒售，在七月十六日把米价哄抬到六月底时的十一倍。第二次他们看准国营贸易部门对零售控制较弱，组织力量整个地吞下国营粮食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的米。虽然国营粮食公司好几天抛售的米量超过全市每日正常的需要量，如十一月七日抛售量超过正常需要一倍以上，每石售价是五万八千元，但不法商人吞下后仍把当天零售价提高到八万元左右，到十六日竟抬到十六万元。国营粮食公司接着采取在一百多家米店实行特约零售的办法，牵制他们的零售价。受不了奸商剥削的广大市民欢呼“国家的米平粜了”，齐到特约米店去买米。但不法商人派出大批“黄牛”去排队抢购，一部分特约米店并卑劣地偷换、盗窃国营公司的米，破坏国营零售业务。第三次在春节的涨风延续日期更长，国营粮食公司损耗很大，平均每天抛售了市场实际成交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一直到大批开设了国营零售店直接供应民食，才渐渐把涨风抑平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金融投机或民生必需商品的投机，并不是有关行业中少数不法分子的单独行动。银元、金钞等投机犯遍及各行各业是毋需证明的；在民生必需商品的投机方面，也可以随便拣出许多例子。从事金融投机的不法银行恒利和大中两家，前者曾抽集客户存款参加一九四九年七月的棉纱商套购国营棉纱并哄抬纱价的活动，后者通过“大生贸易行”勾结了大批米商参加哄抬米价的破坏活动。七月、十一月米价涨风中，上海米商业户曾大量发展。新老大房糖果店奸商郭永庆在十一月积极参加抢购，曾连夜把糖果店改装成“京沪米店”。在米市场中兴风作浪的大米行裕盛、中汇两家的老板都是著名的黄金、美钞投机奸商，后者还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卖淫组织“陶陶向导社”的主持人。
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颠覆国家币制、进攻国营贸易部门，企图达到继续肆意掠夺广大人民的活动，是上海资产阶级中许多不法分子一般性的活动。而且从银元、金钞、食米等此伏彼起接二连三的投机活动中也足以证明：他们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也许有人会辩护：当时国家财政还未稳定，通货还在膨胀，不完全是奸商的兴风作浪吧？那就看一看一九五○年三月全国实行统一财经，通货从此稳定后奸商们的作为吧。上海许多商人不愿从事正常利润的经营，他们和物价稳定是不肯两立的，两年来仍然毫不放松向每一次市场的空隙袭击。一九五○年五月，国营百货公司向私营内衣织造业定购大批内衣，不法商人便乘机拒售内衣原料六支粗纱，因此制造了历史上罕有的六支粗纱价格高过二十支纱的“奇迹”。一九五○年秋农村丰收，上海不法商人便伙同外埠粮商钻入农村，杀价收购早稻。苏南镇江一带各县农民每斤大米只售得四百多元，低于国营牌价三分之一。
这些事例是列举不完的。
一九五○年六月，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强占台湾、加紧对我国经济封锁，上海许多不法商人正如最近坦白自己罪行的大德化学厂负责人顾嘉龄所说的一样：“我看中投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大家都知道的两次糖价涨风，就是以糖商业同业公会的主要负责人程顺康、李梅泉等为首有组织地进行破坏的结果。他们盗窃国营公司的经济情报，合力套购国营公司食糖以篡夺糖价的领导权。化工、五金等原料器材的几次涨风的内幕，人们也在这次反奸商斗争揭露的一些案件中看到了。上海不法商人和香港的投机家勾结一起，制造了多次涨风。当国营公司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帮助下进口大批五金器材、化工原料供应市场时，不法商人们就反过来破坏牌价。
抗美援朝中的物价投机，并不限于进口货。上海不法商人在一九五○年十月份又疯狂地向人民日用必需商品之一的煤的价格袭击。当时国营公司因运输阳泉白煤不便，改供焦作白煤。不法商人就群起抢购白煤，囤积拒售。华通煤号奸商朱道中等到处造谣说：“煤业公司停止供应了。”几天内把阳泉白煤的零售价哄涨约一倍。煤球厂商也乘机抬价三分之一，甚至一度使市民买不到煤球。
进口物资和其他民生日用品的投机，也不仅是有关行业中少数不法商人的个别行动。聚康兴钱庄假借“投资生产”为名囤积了烧碱一百桶。仁泰米店和美丰纸烟店在白煤涨风中也积极参加囤购。这些都是很寻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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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蓄谋暗害
张致祥
不法资本家们对于志愿军的暗害，假如不是彼此事先商量好的，至少也是“心心相印”的、蓄谋的暗害。
他们用劣质的胶鞋，来阻碍志愿军的胜利进军；他们用劣质的防滑练，来迟滞志愿军的运输供应；他们用只能挖豆腐的铁锨，使志愿军不能顺利构筑工事，增加伤亡；他们用沙子掺炒麦，臭肉装罐头，来危害志愿军的健康；而在志愿军同志伤病之后，又用假药、假血清、烂药棉，来制造不应有的残废和牺牲。
中国人民以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贡献于伟大的和平事业，但这些恶魔们却死死地盯住我们最可爱的人，在英雄们胜利前进的道路上，用恶毒的谋杀，来寻找生财之道。
不法资本家们虽然分做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在上海，有的在武汉，有的在广州，有的在天津……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向志愿军放射暗箭。此无他，因为他们是同宗同谱同姓“虎”；伤天害理，唯利是图，是出自家传的。
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阶级属性来看，从他们普遍的大量的走私漏税、盗窃国家资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偷工减料……罪恶事实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商人、资本家，不法者多，守法者少。他们心心相印地向国家进行着猖狂的进攻，向志愿军所进行的蓄谋暗害，即是他们猖狂进攻中最典型的一部分，只要不是瞎子，是谁都可以看到的；他们竞赛似地向社会散布着腐朽霉烂的风气，只要不是感冒鼻子不通，是谁都可以闻到的。假如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失之于笼统，一定要把资本家分个半斤八两，要承认“资产阶级中也不乏明哲之士”，那倒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必须首先承认这个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然后再去分析不法程度有轻重，有的伤天害理，有的害理而不到伤天等等，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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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来！ 苗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