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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打击顽抗到底不肯坦白的大盗窃犯
北京市继续逮捕大奸商十六名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前一时期的检查结果，在本月一日、二日又先后逮捕了罪行严重而又拒不坦白的十三家私营工厂、商店的十六名奸商。这些奸商一贯卑鄙无耻地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盗骗国家资财，偷漏国税，而且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开始后，还多方掩饰自己的罪行，不肯坦白。据初步检查出来的材料，他们的主要罪行如下：
三阳面粉厂副经理李继高勾结粮食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窃取粮食公司的粮食，已查明的有一万六千多斤。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他在给粮食公司加工时用口小麦偷换花小麦约二十二万斤，获取非法利润约计八千多万元。李犯先后偷漏税款共一亿多元，隐匿敌产面袋、小麦等约值两亿元。
德昌玉记营造厂经理朱玉佩、副经理李如山和会计陈国贤，在承做国家的建筑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大量窃取国家资财，据现有材料统计，就有十二亿八千多万元。为达到这个卑鄙的目的，朱犯等曾向九个单位的十三个工程师和监工人员行贿五千四百多万元。朱犯等又大量偷税，数达四亿六千万元。会计陈国贤参与上述各项罪恶活动，在检查时也拒不坦白。
同来商行经理孙?，先后曾向一百多人行贿，数达九千多万元，借此窃取国家资财五亿六千多万元。如他在和某机关的一次交易中，因破坏合同应受罚四亿元，但因孙犯向那个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行贿二千七百多万元，结果一个钱也没罚。孙犯曾偷漏税款一千七百多万元，隐匿敌产两万美金，并非法捣卖黄金四十三两。这次运动开始后，孙犯假装积极，假意地号召店员检举；他向店员摸了“底”以后，便一面假坦白，一面到处订立“攻守同盟”。检查组去检查时，孙犯妄图抵赖，竟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这一家向来不行贿。”
普利营造厂经理宋潮清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多估少用或公开偷材料，盗窃国家资财三亿六千多万元。仅在承包邮电部一处工程中，偷工减料、盗窃材料就值近二亿元。宋潮清先后偷漏税款
一亿八千多万元，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三千八百多万元。
启明电锯木厂经理孙少垣在给公家加工时，偷盗的木材约值二亿三千多万元；他还偷漏税款一亿九千多万元，并非法捣卖金银，扰乱国家金融。这次运动开始后，孙犯事前玩弄阴谋，布置好了“防线”，把熟悉内情的会计打发回家，焚毁单据、信件、图章等罪证，并召集职工开会，压制检举。
迎世铁工厂经理张凤岐，曾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七千五百多万元。在承包工程时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六亿六千万元。张犯还用转包工程的办法，非法地残酷剥削工人。另外，张犯偷漏税款五千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张犯一面和受贿的工作人员建立“攻守同盟”；一面还无耻地用一千万元收买店员，压制检举。
吉贵铁工厂经理朱贵辛，在一九五一年承做抗美援朝军事定货时，以坏料顶好料，盗窃人民大量资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五亿三千多万元。朱犯并以两千多万元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初步查出，朱犯曾偷税一千多万元。他还曾用八千多万元收买职工，企图掩饰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一年，他曾以虚报工资、订假合同、套取税务局行商发票和利用假户头活动等卑劣方法，先后转移资金八亿一千多万元。朱犯在运动中曾和贪污分子缔结“攻守同盟”。在检查过程中，朱犯态度狡猾，蓄意顽抗，并一度乘机潜逃（后又畏罪返回）。
采风木器行经理李彩章，一贯用“小恩小惠”引诱机关工作人员，曾向三十六人行贿四千多万元。李犯又以销毁账目、进货漏账、以物易物和伪造单据等方法进行偷税。据初步查明，偷漏税款共一亿三千多万元。至于他一贯用次料顶好料、用湿料顶干料、小材大用、用胶水代替油漆等办法盗窃的国家资财，更难计算，仅他自己承认的就有一亿多元。在运动中，李犯和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威胁学徒，压制检举，并把账本投入井中。
锦祥茂木号经理王静圃和公家交易时，几乎每次都向负责采购的职工行贿。据初步材料，三年来，王犯行贿的钱数达两千多万元，偷漏税款至少二亿八千来万元，盗骗国家资财值两亿五千多万元。当检查组工作人员前往检查时，王犯还一字不吐，拒不坦白。
宝隆商行经理吴蕴蚨、副经理董宝义，曾向四个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七千七百多万元，并公开用次货顶好货，盗骗国家资财，给国家造成难以计算的巨大损失。吴、董两犯用座商搞行商、外埠进货不走账等办法偷漏税款四亿多元。去年十一月，吴、董二犯就把两本账烧毁。运动开始后，他们有计划地和政府对抗，曾亲自跑到沈阳和某受贿干部订立“攻守同盟”；并威胁职工说：“账本上有的才许坦白。”
文兴洋纸行经理李清波是被斗争的地主、一贯道坛主。在日伪时期，他和汉奸勾结着开了纸行。解放后，他一贯偷漏国税，勾引干部，盗骗国家财产。如去年三月，文兴洋纸行通过北京仪器行代人民解放军某部向香港订购三夹化学玻璃板一批，李等串通香港商人把每磅价值二十五元港币的玻璃板，在发票上开为四十元港币，并且延期交货，货品质量也坏。李犯在这一笔交易中，就盗窃了国家财产约二亿多元。
济仁药房经理翟兴权，曾向国家机关、企业的许多工作人员行贿，以低价骗取国家药品，随后以高价售出，从中攫取非法利润。据已查明的，翟犯曾向二十多个工作人员行过贿，折款有五百多万元，得非法利润四千万元。他还偷漏税款三千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翟犯一面藏匿账本，威胁、利诱店员，压制检举；一面和受过贿赂的税务第一分局工作人员梁振宗、人民药房工作人员魏玉波等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
共和药房经理李咏章，是靠勾引贿赂机关工作人员、窃盗国家财产起家的。他曾行贿三千多万元。李犯通过受贿的工作人员大量盗卖公家器材，约值一千四百多万元。他并窃取国家资金进行投机倒把，总计盗用国家资金一亿三千多万元。此外，他还偷漏税款一亿六千多万元。李犯还曾非法贩卖麻醉药品，获取非法利润一千六百万元。
在逮捕上述各犯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于罪行虽也严重，但在检查时已承认错误，并有悔改表现的四家不法工商业户，令其取保听候处理。这四家不法工商业户是建平营造厂、大成电锯木厂、庆记木厂和兄弟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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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泰丰等进出口贸易行诈骗国家巨额资财
大奸商钱灏如沈尔昌徐为勋等七人被捕
其中一家就非法获得暴利一百五十亿元以上
天津市私营进出口贸易业奸商泰丰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钱灏如、出口部经理沈尔昌、进口部经理徐为勋，丰昌行经理李蔚青、副理兼会计麦君麟，辛中公司经理张吉云、副理黄培生等七人，一贯用卑鄙手段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偷窃国家经济机密，大量诈骗国家资财，并非法逃汇、套汇、捣卖黄金、美钞，开设“地下钱庄”，获取巨额暴利。在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开展后，钱犯等不仅拒不坦白悔过，反而隐匿罪证，抗拒运动。经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调查属实后，已由市人民法院把钱灏如等七犯一并逮捕，将依法严惩。
泰丰进出口贸易行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开业的，丰昌行和辛中公司则是解放前成立的，都没有什么资金。这些奸商们打着贸易行的招牌，玩弄投机手段，通过旧的同学、同事、“把兄弟”关系，收买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留用人员，骗取国家贷款，牟取暴利。沈尔昌、麦君麟两犯，就是用这种卑鄙手段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股副股长蔡秉衡、放款股质押组组长赵学恭勾结上，使蔡、赵两人变成他们在国家经济机关的“坐探”，骗取大量贷款。总计三年来，泰丰贸易行就骗取中国银行贷款二百九十亿元，丰昌行骗得贷款三十二亿元。泰丰贸易行仅出口花生米一千二百吨，向中国银行贷借一笔美金折合人民币六十亿元，除出一切费用和银行利息等，即获暴利十五亿元。
泰丰贸易行并利用业务上的方便，大量诈骗国家的资财，套用公款。如一九五一年九月他们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进口一批橡胶时，许可证上是三百长吨，实际上该行只交了三百公吨，把多出的三·七二八公吨用高价卖给了其他橡胶厂。他们除在这批货上获取暴利十四亿一千万元外，货物本来规定在天津大沽坝交货，后来改在上海黄浦卸货，沈犯尔昌等竟丧心病狂地仍按原定在天津卸货的情况多收保险费港币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多元，约折合人民币九亿多元。又如北京粮食公司托他们代购麻袋的定金二十二亿多元，虽早于一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付清，言定三个月内交货，可是他们竟迟至一九五一年一月才交清货物，长期套用了公款。这批奸商另一个牟取暴利的办法，是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盗窃国家经济机密。如辛中公司奸商张吉云、黄培生，曾利用封建的“把兄弟”关系，勾引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外汇管理科科长倪邦逵（留用人员，已被捕），并通过倪的关系，拉拢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进口组组长林观善（留用人员，因其他贪污案被捕），大量盗窃经济机密。倪、林二犯曾把外汇牌价的变动趋势、出进口货物的限价与利润、内部刊物出进口商情等给张吉云看，张犯等得知这些情报后，就投机倒把，获取暴利。
沈犯尔昌等更进行大量的逃汇、购买黑汇等非法行为，泰丰贸易行经常派人到汉口、广州、上海等地买入黑汇，并不断在出口物资中夹带大批美钞去香港。据不完全统计：泰丰贸易行一九五○年以后逃汇数字竟达港币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元；辛中公司私自揽收外汇，经营黑汇等勾当也有港币十五万元之多。此外该公司竟公然开设“地下钱庄”，仅在一九五一年内即付出利息八亿之多。
奸商沈尔昌、麦君麟、张吉云等运用这些非法手段，三年来获得大量暴利。据初步估计：泰丰贸易行近三年来所获的暴利，约在一百五十亿元到二百亿元之间。辛中公司张吉云等已经供认他们这个公司所获暴利达四十多亿元，仅一九五一年盈利就有人民币三十一亿元。丰昌行所获的非法利润，一时无法计算；仅近两年来，该行任意挥霍支出的款项就有七亿四千万元。
此外，泰丰贸易行钱灏如等还把大部资金陆续逃到国外，仅上述所逃的港汇一项，按目前牌价计算，即达人民币六十六亿多元。
在这三年中，沈犯等为了顺利地诈骗国家资财，通过他们在国家机关的代理人赵学恭、蔡秉衡、倪邦逵、林观善等所腐蚀、拉拢的干部，至少有四、五十人。除经常请客、送礼、玩舞女、嫖妓女外，仅丰昌行行贿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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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等奸商是怎样偷漏税款非法牟取暴利的
诸有琼
北京前门外西珠市口的永安茶庄，在北京要算是最大的茶叶庄之一。就拿今年春节前一个月来说，每天上这儿来买茶叶的人，从早到晚在柜台前面挤得水泄不通。每天的流水额都在三千五百万元以上。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永安茶庄的经理有着一贯欺骗人民国家、违背政府法令、偷漏国税，并在茶叶中掺假的丑恶罪行。
这个茶庄是天津永安茶庄的分店；经理李瑞棠和武星臣，都是从天津总店派来的代理人。他们通过账上和货上来偷税的方法就有十几种之多。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两年当中，据已经查明的，永安茶庄就偷漏了税款六亿七千多万元。永安茶庄的账目一向就很混乱，一九五一年开的统一发货票的存根就有五大箱，可是“卖钱账”却没有一笔是根据发票写的。据会计员说，“卖钱账”只是为了应付政府查账用的。奸商李瑞棠等为了便于随便抽调资金、逃避所得税，就实行所谓“小传票制”。他对售货员们说：“我们用‘小票’，大伙儿可以比赛，看谁卖得多，将来就根据这个来发年终奖金。”他把售货员编成号，让他们把每天每人售货的总钱数写在“小传票”上，交给会计。会计从这些钱中抽出一部分，留下一个整数，记入“卖钱底账”，然后再在“卖钱账”上分笔拼凑，并把“小传票”毁掉。账面上数字很整齐，连万元以下的零数都没有。这样，经理和会计就可以随便拿钱，因此“漏柜”的数字很大。总会计靳德林在初步检讨中，就承认自己用这种方法拿了一千八百万元。
永安茶庄在“货”上捣的鬼把戏更多，他们用在账面上“加大成本，减低纯益”的办法来偷漏所得税。他们每次从“折货”（折箱）到“成货”（配制）都多报货价，平均提高百分之四十八，最高的竟达百分之二百二十。如有一次用二十五万元一百斤的茶叶，配成各种茶叶后，于是成本就“变”成八十万元一百斤的了。鲜花的账更是随便乱报，一九五一年全年平均总数多报百分之七十，有时甚至多报百分之四百八十以上。如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配货实用鲜花六千八百五十朵，而“配货账”上却写的是四万朵。薰茶叶用的鲜果和木瓜，有的可用五、六次，有的可用十五、六次，但他们却每用一次就报一次账。
掺假也是他们谋取暴利的卑劣方法之一，他们在配制茶叶时，掺入“草茶”（桑叶、枣叶等）。一九四九年就用了“草茶”七千斤，一九五○年用了五千多斤；而这些在账上却是没有的。还有，从天津总店拨货来时，除了进货价以外，还要给总店提一成“好处”。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一年底，提成就达六亿五千多万元之多。同时，总店又给分店打回扣，一九五○年底就是两亿多元，这些都完全漏税。他们还经常以“假进货”的方式
（由总店开“空货单”）抽调资金，逃避所得税，如一九五○年一月发给职工“年终奖金”四千六百多万元，就是用这种方式把纯益抽出来的。另外，他们还利用期初盘存打折扣、“加大成本”、期末盘存打七折（税务局规定要打八折）、“减少纯益”等办法，“两头沾光”，来偷漏所得税。李瑞棠等并非法倒卖黄金三十五两，银元三千元。
永安茶庄为什么竟能这样长期地欺骗政府胡作非为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税务局的干部来帮助他们达到偷漏国税的目的。税务六分局专责组的副大组长张建安，就是被他们收买、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的一个。永安茶庄是税务局的“典型户”之一，张建安经常上那儿去。去时，李瑞棠、武星臣等总是以烟、茶、鲜果等招待，还时常请他吃饭。于是张建安在查账上就松了。一九五一年一月里，永安茶庄缴给税务局的开支报表，帐目本就是不真实的，而张建安又给加上了原未列上的运费、鲜花、纸绳等三笔账，这就增加了开支款额，这样永安茶庄就又少缴了七千六百万元的税款。张建安为永安茶庄做了这件事以后，永安茶庄为了酬谢他，就由经理李瑞棠和总会计靳德林亲自给他送去四百万元人民币和十二万八千元一斤的茶叶。奸商李瑞棠等为了蒙蔽店员的耳目，先让一个心腹的店员骑自行车把“礼物”带到张建安家附近的胡同口等着，然后再由他们带进去，回来就下了买“面粉”的账。这四百万元和一斤茶叶就收买了张建安，张建安就这样背叛了人民，俯首贴耳地受奸商李瑞棠等的使唤，包庇奸商偷漏的税款数百倍于这个数字。
奸商李瑞棠就是这样想尽各种办法来逃税的。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时候，他不但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坦白，反而千方百计地来抗拒运动。在北京市工商界第四次展延坦白期限快满时，他找了被他收买的“工人代表”来共同假意进行查账，结果是“没有”漏税问题。他还狡诈地用永安茶庄全体职工的名义写假坦白书交给工商联和工会各一份，实际上店员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李瑞棠还对“工人代表”说：
“除了那四百万元的事（指给张建安的贿赂）以外，我们柜上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查出来，枪毙我也没有关系。”检查组在这个茶庄进行检查期间，李瑞棠的态度极端不老实，一味耍赖，不肯坦白。他还奸猾地向检查组的同志试探说：“我坦白什么呀？你给我提个头儿吧！”吃饭时，他偷偷地用腿碰一个会计，低声问：“你看我坦白什么好呀？”他又对总会计说：“我们就是那四百万元的问题，别的可没有啦！”他除了谈他在柜上随便“借”钱的事外，什么问题也不交代。等到检查组具体给他指出来时，他又装模做样地打着脑袋说：“哦，对了，是我忘记了。”店员工人们在检查组进行检查期间，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对于李瑞棠那种死不坦白的态度异常气愤，屡次要求政府逮捕他。当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政府依法把这个奸商逮捕时，大家都高呼“共产党万岁！”店员陈玉山说：“政府给人民作主，给我们撑腰，今天我真痛快。”萧月清说：“资本家不但欺骗政府，也欺骗我们工人；逮捕他正是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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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不法资本家大量偷税漏税
实缴税款一般只占应缴税款的一半左右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不法工商业者，偷漏国家税款的情况十分严重。仅据自广东解放后到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不完全统计，广东各地工商业主瞒报营业额共达一万五千亿元以上。据各地工商业税典型调查结果，工商业者实缴税款一般只占应负税款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十。据广州市税务局初步统计，两年内查获的违章案件就有三万五千八百多件。
不法工商业者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偷税漏税的罪恶活动：（一）造假账；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为了应付税务工作干部查账，设置两套或两套以上的账簿，隐瞒真实营业额，以达到少纳营业税及所得税的企图。如潮安庵埠一家经营饮食品的商号，起初自报营业额仅为二百万元，经检查，发现瞒报营业额高达一百倍（二亿元）。中山县石岐镇某进出口业商号瞒报营业额达一百六十亿元。江门有一家商号，保留了三套账：一套人民币假账，一套基数账，一套港币账。基数账和港币账合一才是真账的一部分，另外再用小簿记载进销私货。合并起来才算一套完全的真账。广州市有些不法商人，不论批发或零售货物，都以五成货额开立发票和登入账簿。（二）行商与座商互相包庇，偷漏临时商业税：行商运货入市，座商作为自己进货以逃避临时商业税，如汕头市一家布业商号一九五零年及一九五一年共包庇行商营业额共十五亿多元，偷漏临时商业税在七千万元以上；或者直接开发票给进货商，掩蔽行商的交易行为，借以逃漏临时商业税。目前这种方式最为普遍。（三）侵吞国家税款，移作资金：有些行栈把代扣的临时商业税款，设法隐瞒侵吞，不按时解库，并移作资金，赚取非法利润。（四）秘密制造商品，逃漏税款，攫取非法利润：中山县石岐镇查获一家商店私蒸米酒，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店内建造密室，设置较新式的蒸酒工具，并经常在楼上配备监视哨，了解税局检查人员动向。他们共计私蒸米酒三万五千九百四十二斤，逃漏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等共八千三百三十八万五千六百元。（五）伪造税局查验印证：江门一家屠宰商用萝卜和蕃薯伪造屠宰税查验印，盖在私猪皮上，偷漏屠宰税款。（六）有些不法厂商以少报出厂货物（没有税务人员驻厂时），或私运货物出厂（有税务人员驻厂时）的办法偷漏税款。也还有把纳税货品以高报低、低报批发价、造冒牌货、用假查验证，蒙蔽关于货品实际产量等方法，及偷漏地方税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偷漏货物税。广州市的酿酒业曾集体逃税三百亿元以上；文教用品工业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逃漏所得税占应交额百分之一九七。（七）用各种方法麻痹、引诱、腐化税务工作干部，达到偷税的目的。这些不法工商业者，常以少数贿赂而偷漏国家巨额税款。广州市税务人员一次受贿一百一十万元，就使国家税款损失一亿多元。
此外，不法商人还利用走私，逃汇，违犯海关监管章则和破坏对外贸易法令等非法手段，使国家财产遭受很大的损失。
根据广州海关所掌握的材料，有些不法商人不但以走私的非法行为偷窃国家财产，甚至私运战略物资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广州市德昌报关行（原敏捷报关行）奸商曾其滔在一九五○年八、九月间，唆使助手江洪，向黄沙车站海关办事处主任梁德辉及验货员钟伦生等数人进行贿赂，前后偷运锡（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之一）二十七万公斤以上出口。去年海关工作人员在广州市金龙百货公司钟表部的保险箱和特制的藏私坐凳内查获走私手表三百一十七只，表带一百零八条。广州市万国百货公司在一九五○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一年内就先后买进走私手表八百六十八只，卖出六百九十八只。在逃汇方面，一些不法商人用偷渡出口、低报货价及伪报货名等方式盗偷国家外汇。广州市海关曾在某行代理的经常经营国际贸易的一条船上查出一批图谋偷运出口、逃避结汇的粮食。违犯海关监管章则和破坏对外贸易法令的情形更为普遍。根据去年五月到十一月的不完全统计，这种案件便有四十四件。这些不法商人多半是在申请国外输入已税货物分运转口时超报数量和无许可证而运入禁止进口的货物。国外输入已税货物放行后，如果想分批转运，一定要和原报数量、规格等相符；但是有些商行却在国外输入已税货物全部转运完毕后，又用其他货物顶替，企图偷漏关税。广州市忠信行、新华行、仁康药房、金美药房等类此行为，都超过五次以上。
广州海关为了严格执行政府法令，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对于上述的不法商人已经或正在根据他们坦白的程度和罪行的轻重，依照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分别进行处理。对于不肯承认错误、顽抗到底的不法奸商，坚决从严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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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私营启新纱厂资本家
一贯偷盗国家原棉
上海市私营启新纱厂由中国花纱布公司华东区公司委托代纺，以扶植它度过困难。代纺量曾达这个厂实开纱锭的四分之三，从而业务情况渐趋好转。但这个厂的代经理朱立德、厂长唐孟雄，经营作风极为恶劣，一贯地盗窃代纺棉花。从一九五○年八月份起，更变本加厉，以收购下脚棉花冒充次泾阳棉，混入代纺棉中，有计划地盗窃人民财产。华东区花纱布公司根据密告，初步查获这个厂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盗用代纺原棉共计八百二十五担。偷换代纺优级棉，平均每天达五、六担之多，最高曾达十五担以上，最低也有二、三担左右。
这个厂盗用代纺棉花的情况如下：一九五一年二月份，全厂自纺自售的棉纱（“比”级廿支纱一百二十件，廿支纱十二件，卅二支纱二十件），共需用棉六二六·二四担。据当时栈务日报表记载：全月共存棉（包括上月余存及本月购入）四五一·七八担。其中有卅二支及廿支纱原棉二一三·三七担，除去三十二件棉纱用棉一三二·一六担外，尚余八一·二一担；加上“比”级廿支纱原棉，共有“比”级廿支纱原棉三一九·六二担。但“比”级廿支纱纺制一二○件，需用棉四九五·六○担，计缺原棉一七五·九八担，其中盗用了代纺棉七九·一一担。其他月份的盗窃情况大都如此。
在偷换代纺原棉方面，是用下脚花衣，冒称次泾阳棉混充。例如一九五○年八月十四日，花纱布公司配棉成份为八分之七吋美棉百分之一百；而该厂工务日记所载，和花成份八分之七吋美棉仅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余百分之七十五的美棉，竟被悉数抽盗调换，另外又掺入坏棉百分之十。
私营启新纱厂在国营贸易公司多方扶助生产下，竟欺诈政府，违反合约规定，不断地盗窃人民国家财产，这种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现在这个案件已由上海市人民法院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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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张永茂等卑鄙地陷害工人
工人方福江被逼得神经错乱
编辑同志：北京私营德义木厂奸商张永茂等使用各种无耻手段，竟把工人方福江逼得神经错乱了。方福江知道资方有偷工减料的行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他就打定主意，要检举资方的犯罪行为。资方看见形势不对，就连忙拉拢他，要他只说小的，不谈大的。方福江坚决拒绝了。第二天，奸商逼问他知道那些材料，还说：“你跟我说，工会知道不了，你如有问题，你的工资我全部负责。”接着，奸商又用“我常和解放军来往”来威吓他。这些办法都失败后，奸商又向他央求。但方福江抱定决心，一句话也不被他套去。一月十二日晚上，奸商策动一群爪牙，召开所谓“同人检讨会”，要摸他的底。在会上，他一谈偷工减料，大家就驳斥他，并用其他方法孤立他。这样闹了一个通宵，闹得他不能支持。当他看到管账先生所写的纪录全部不对头的时候，他气急了，往外就走。奸商拉住他不放，并嗾使那些爪牙包围他，你
一句央求，我一句打击，把方福江逼得神经错乱了。我们要求政府立即制裁采取这种卑鄙手段、破坏运动的奸商张永茂。 刘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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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铁路分局老工人张心泉
说服儿子坦白违法行为
编辑同志：张心泉是北京铁路分局北京车辆段的老工人，他的儿子张文孝在车辆段当乘务员。一九五○年六月，张文孝认识了一个走私黄金、白洋的奸商。经过奸商的不断利诱，张文孝被拖下了水，共走私十次，得到赃款六百多万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他有思想顾虑。这样，他就吞吞吐吐、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些，始终不肯彻底交代。老工人张心泉听了大会的动员报告，了解了政府的政策。他对儿子说：“你的问题，你自己要弄清楚。”五天的短期学习使张心泉的认识更提高了，他在小组上提出保证：“回去一定帮助儿子解决问题。”一月二十六日，他根据过去所知的材料，一件一件地向他的儿子追问，问得他儿子满头大汗，无法掩饰，才把所有问题谈明白。他还要儿子立即交出赃款黄金一两七钱和二百块白洋。张文孝在他父亲帮助下，放下了包袱。 冯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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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展览会
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编辑同志：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展览会，用实物、漫画、数字、说明、统计等方式，揭露了校内的严重贪污浪费现象，教育了全校师生。
我校有些教授，用学校的名义，在校外经商，逃税达一亿多元。铁木工厂主任蒋汝舟串通不法商人营私舞弊，有一次他接受了商人的贿赂，买了九个发动机，能够勉强使用的只有一个。现在蒋犯已被人民法院逮捕法办。
我校各系有本位主义思想，致使许多仪器不能物尽其用。物理系、水利系、化学工程系、土木工程系、航空系各系都有一两部钻床、刨床、车床，但是各系使用的时间每星期至多只有两小时。在国家这么需要器械的今天，这种浪费现象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卫生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共存二十具显微镜，而卫生组又花了八百万元买来了一具。保管制度不严密，也引起很大的损失，化学系有四十多瓶药品丢了标签，无法识别是什么药，损失很大。有的系根本没有领取药物的制度，只在药品箱上贴着
“各凭良心”的条子。这些现象暴露了我们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人力方面也有很大的浪费，好些单位力争多派工友去，但是工友派去了，却无事可做，致使有些工友上街做小工、看弄堂、卖馄饨。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艾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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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蔡县第七区人民政府
修建楼房浪费很大
郭永山违法乱纪应受到制裁
编辑同志：河南省上蔡县第七区人民政府，在去年原预算修补费为小麦五千斤（实际上是计划盖楼）。当他们用合法手续领到小麦后，就把旧房拆掉（该房并不破漏），建筑上下共十四间的楼房一栋。为了要用砖瓦木料，他们曾经把张寨、黑翟、珠湖三寨墙拆毁。因为修建这项工程，他们停止了三个乡的治淮民工的工作，每天让一百个左右民工
（大车和零工还不在内）参加修楼，为期一月。这项工程，至少浪费小麦四万四千斤（砍用的公树不在内）。他们动用民工不但不给吃，而且不给工资，所以群众大为不满。新任区长翟相灵怕受处分，中共第七区区委书记郭永山说：“不要怕。有一百分错误，我负担九十五分。”
郭永山的爱人先后从河南省泌阳县引来两个姐姐和两个姐丈。其中“三姐”一家来历不明。依靠郭永山的力量，他们在黑翟乡安了家，并且分得了三份土地（九亩二分）、一处院落、三间瓦房和一些日常用具等。这些“亲戚”所分到的东西，比一般贫农还多，群众很不满意。那位“三姐”，依仗郭的“势力”，横行霸道，群众给他取个外号叫“三皇姑”。郭永山又为了照顾他妻弟和丈母娘，藉口“调整”，强把当地大翟村贫农丁长瑞分到的土地，换给他丈母娘。郭又在翟棚集上挪用公款买一个牛犊、一个驴交给他妻弟王元臣拉走。那位“妻弟”也依仗郭的“势力”，欺压群众，强迫群众给他做活、跑脚，群众称他为“狼猪子”。郭永山经常到大翟村中农翟满家大吃大喝，翟满还给他养着一个猪、两只羊。翟满任该村合作社经理时，有贪污嫌疑，群众要求算账，而郭永山却不让算。郭永山在工作上不民主，欺上压下。区干部对工作有意见不敢提。因为提的多了，不是被调动工作便是受到打击。
以上情况，请有关领导方面迅速检查处理。
河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 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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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大众日报修盖楼房工程有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济南市大众日报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很大浪费。大众日报在去年六月开始修建大楼一座，在修建以前，领导干部也不和报社职工商量，只凭自己的意见办事。开工后，只大楼基础打小了一点，就浪费了大量人工；其他如修盖俱乐部、伙房等都有返工浪费情形。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成，已经花了二十七亿元。行政部主任周铁民一贯不重视公家财产，去年他擅自把公款五百二十多万元借给私商（他的朋友），算作八百个折实单位。当私商还款时，因折实单位牌价下跌，凭空损失了八十多万元。 霍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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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湖南机械厂铸工场领导方面
应彻底纠正返工废活现象
编辑同志：湖南机械厂铸工场的返工废活现象很严重，只一九五一年九月到十二月四个月中，就出现了二百九十一件废活，浪费的铁达十五吨，共损失一亿二千万元。铸工场所以产生了许多废活，主要是因为厂的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比如：有些工人还有保守观点，他们说：“翻砂如赌博，盖下去就听天由命，谁也没有把握。”各生产班的工作互不连结，开炉之先，各班长也很少一起计划浇铁水的次序；当开炉时，各生产班就抢着浇铁水，以便早去休息。这样，铁渣、煤渣被带进活里，影响了产品质量，就产生了废品。但是，这个厂的某些领导干部对这种现象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如生产课负责干部从来没有下去检查过产生废活的原因，更谈不上研究改进的办法。两个工场主任对这件事也熟视无睹，不发动群众想法补救。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领导方面还没有想出切实改进返工废活的办法，只一月份以来，就又损失了一千多万元。 刘城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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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榆次专署粮食局局长武子亭
私改中央建库计划是错误的
编辑同志：山西省榆次专署粮食局局长武子亭私改中央建库计划，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寿阳分粮库的建库工程，是由榆次专署粮食局领导的。中央原计划拨款四亿一千万元，建筑一个钢骨水泥（墙基用砖）仓库，可容纳粮食三百五十万斤。但武子亭不按计划办事，竟把一个库的款子，建两个库，现在已花了三亿六千九百万元，只建了一个半库。墙基中间放土坯，在库顶上也用土坯。库顶因没有用钢骨水泥，浮面已冻裂，顶处豁开两条大缝，很可能在几年内倒塌。如果要再建一个库顶，至少需款两亿五千万元。另外，砌墙的土坯不干，致使存放的粮食发生了热气。据估计在一年内很难干透。因此，我建议：榆次专署粮食局局长武子亭除了对这一工程迅速想法补救外，并应在报上作公开检讨。 刘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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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峰峰矿务局副局长陆泽中等
不按国家规定进行工资改革
编辑同志：峰峰矿务局副局长陆泽中、工薪科副科长杨培五在进行工资改革时不按照国家规定办事。去年九月，峰峰煤矿开始测算工资工作。按国家规定，现行工资应把入坑费及其他工资性质开支的“变相工资”加入在内。陆泽中和杨培五竟不按规定，把没有计算“变相工资”的平均工资分数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河北省总工会工资部长李金榜和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劳动局知道这个情况后，向他们建议：“变相工资”应计算在现行工资里。他们却用这是中央批准的工资分数，以及向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请示来做挡箭牌。等到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批示应按规定执行后，他们既不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补交预算，也不按规定执行，而用换算方法来克扣工人。如国家规定“七、八、九三个月的平均分值作为基本分值，并一律按河北省地分值计算。”但他们不这样做。以后虽经省总工会等再提意见，他们仍消极抵抗，故意拖拉。对这件事，工人们都感到不满意。我建议上级立刻检查这个矿的工资改革工作，并处理有关的违法人员。 洪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