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廖家骥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br/> 张光泉 吴亦中<br/> 共产党员廖家骥，现任湖北军区后勤部军需处长，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队伍，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廖家骥始终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br/> 廖家骥从作部队后勤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认清了必须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作好自己的工作。进入城市以后，廖家骥还保持着这种光荣的传统。他穿的衣服已经是补钉加补钉了（这些补钉都是他自己亲手补的）现在他穿的一件大衣，也是一九四六年上级发给他的，去年发大衣给他，他不要，说：“我有一件就行了。”廖家骥虽然因为长期辛勤地工作得了慢性气管炎，肺门有些肿大，腰、腿也经常痛，可是他并不因此叫苦，还经常和全处干部利用工余时间进行生产。去年全处就生产了两千多斤蔬菜交公。<br/> 廖家骥负责军需工作，跟商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很多的，资本家的丑恶的面目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常说：“资本家是一心想多抓几个钱，那能安着好心！”一九五○年，廖家骥在合作社当副主任，每次购买货物，他总是亲自了解情况，调查成本。因此从没吃过商人的亏。去年十月，军需处在某雨伞店定做了两万把雨伞，订合同时规定每把雨伞要有四个钉子，上两道油。但奸商偷工减料，没按合同办事。廖家骥发现这件事后，坚决把坏雨伞退回去，并通过工商局根据合同令奸商赔偿了损失费二千八百万元。<br/> 廖家骥十分爱护国家财富。他到军需处后，经常到仓库去督促检查，使霉烂的物资比以前少得多了。去年棉鞋只坏了八双。廖家骥经常对同志们说：“公家的东西要爱惜，损坏一件很容易，添一件就很难了。”<br/> 在后勤部，上至部首长，下至工作员，没有一个不称赞廖家骥是一个好党员，是一个好干部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自满。他常说：“我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都很低，学习不够，没有给人民作多少事情，今后还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有人要求他讲一些关于他的模范事迹，他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咱们人民解放军就是一个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部队。”
第3版()<br/>专栏：<br/><br/> 韩迪生时时考虑着人民的利益<br/> 徐杰<br/> 共产党员韩迪生，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br/> 抗日战争时期，韩迪生在山东莱芜雪野区当区长。当时韩迪生为了解决群众吃油的困难，曾领导区干部和区游击队开荒种地，以收下的粮食开办了一座油坊。韩迪生每天除了掌握全区的工作以外，还照看着油坊，领导大家种地生产，使油坊规模扩大到有了四条骡子、两盘碾。当时曾有人主张从油坊里提出一笔款子，改善大家的生活，韩迪生反驳了这种意见。他说：“我们生产是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决不能这样作。”从油坊成立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清理资财全部交给县里为止，韩迪生从来没有动用过一文钱。他认为，把自己劳动创造的财产献给国家，是最光荣的事情。<br/>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就在这年的三月，韩迪生进了泰安城，担任了泰安贸易分公司的副监委。韩迪生刚去，公司就给他收拾了一个“监委宿舍”。他在里面住了三个晚上，就搬到集体宿舍去住了。他对旁人说：“在农村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晚上躺下还可以啦啦工作，听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叫我一个人住一个房子，很不方便。”韩迪生在抗日战争中曾三次负伤，身体很弱，公司里的工作人员一致同意他吃细粮，保养身体。但他拒绝了。<br/> 韩迪生早在进城以前，思想上就做了准备——“和资本家打交道，可得小心些，错一步就会迷失方向。”因此他在担任泰安专署工商科长的时候，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合乎政策，对党对人民是不是有利。有一次，韩迪生和泰安监业公司副经理贾明泉一起去澡塘洗澡，被贾明泉的一个姓王的亲戚知道了，这人就赶快跑到澡塘里替他们付钱，并买了许多苹果请他们吃。韩迪生估计这里面一定有“鬼”。果然，王某向韩迪生要求准他开设一个杂货代理店。韩迪生马上拒绝了。贾明泉替王某讲情，韩迪生也对他进行了批评，说明：“私人感情是不能用在工作上的，否则就会犯错误。”又一次，中共泰安地委机关的一个干部给自己的亲戚写了一个证明信，说他家里要用棉纱，请求工商科批准到济南去买。韩迪生知道奸商很会钻这种空子，当时没有答应。经过深入了解情况后，果然是奸商企图用这个办法，作投机买卖。韩迪生就向这个干部讲明工商政策，并斥责了这个奸商的可耻行为。
第3版()<br/>专栏：<br/><br/> 郑光兴打退了奸商的进攻<br/> 张先<br/> 郑光兴是西北军区某部后勤运输排副排长，从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以来，一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入西安以后，有很多人都不愿吃小米，郑光兴就说：“这比过去在山沟里生活好多啦，现在吃米还有菜，再苦还能有过去苦吗？”<br/> 郑光兴是不受资产阶级引诱的。一九五○年，他在元丰面粉厂监视磨粉时，厂方想掺土面来欺哄部队，但是郑光兴看管很严，只要发觉厂方掺假时就给以严厉的批评。于是厂方设法拉郑光兴下水，经常请郑光兴看戏、看电影等。可是郑光兴警惕性很高，都坚决拒绝了。奸商还不死心，仍然千方百计地来拉郑光兴下水。有一次，郑光兴病了，元丰面粉厂经理乘机来看他，说他没人照管很苦，要请他到饭馆吃饭。郑光兴同样拒绝了。又有一次，奸商公开对他说：“我看你穿得很烂，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说着，又拿出五万元来给郑光兴。郑光兴又拒绝了。经理便硬往他口袋里塞，郑光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用不着你送钱！”奸商还是把钱给了他，他就把这钱交给了上级。<br/> 郑光兴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处处为公家打算。一九五○年部队在山上生产，他一人负责保管、转运粮食，给上下山来往人员和运输班的七个人做饭，给山上的人发面，还种菜供给大家吃，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苦。<br/> 郑光兴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他时时记着：今天的胜利是从艰苦中得来的，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3版()<br/>专栏：<br/><br/> 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br/> 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 李春 谷雨<br/> 编者按：从李春、谷雨所揭发的事实来看，弓彤轩不只受过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贿赂，而且有包庇刘、张的行为。这证明了弓彤轩过去的检讨（见一月十五日本报三版）是不诚实的。弓彤轩应该迅速地毫无保留地坦白和批判自己受贿和包庇贪污分子的一切错误行为。<br/> 我们在人民日报上读了弓彤轩写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一文后，发现这一检讨和她的真实思想、行动是不符合的。<br/> 弓彤轩是中共保定市委会委员、宣传部长，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的爱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曾对她大行贿赂。弓彤轩不只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受贿赂。而且公然包庇刘青山、张子善。去年弓彤轩得悉中共中央华北局发觉刘、张有贪污行为时，便写信给负责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的康光宇，企图和他商量包庇和掩护刘、张错误的办法。后因康被逮捕未逞。此后，弓彤轩曾说：“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批评，不必过于严厉。”直到河北省第三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揭露了刘、张的贪污罪行，并逮捕了张子善后，弓彤轩还在保定代表团小组会上散布空气说：“河北省的工作，数天津专区好，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只不过是偶然的错误。”在保定市召开的第三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弓彤轩依然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保定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弓彤轩只作了一个肤浅的检讨，勉强承认自己有受贿的行为。但到第二天却又把受贿说成“受礼”。她到处“听风声”，研究如何“下台”“过关”。总之，弓彤轩在检讨中所说的“刘、张事件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已初步认识到自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等等，完全是不真实的。弓彤轩不只没有老老实实地向党向人民坦白、批判自己的错误，反而拿这些冠冕堂皇的字句，掩盖其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错误行为。这是党和人民政府所不能容许的。弓彤轩应立即醒悟，彻底向党和人民承认错误。
第3版()<br/>专栏：<br/><br/> 介绍亚马多和吉里安——拉丁美洲的两位杰出的文化战士<br/> 萧三<br/> （一）<br/> 离布拉格四十多公里的多布日史小镇上有一所富丽堂皇的宫院。里面的许多房间、厅室又高又大。壁画啦，风景人物的油画彩色画啦，大大小小的镜框啦……挂满了房间和走廊。梯阶上铺的是红绒地毯。擦脚的大块粗毯上织的是主人名姓的简写。但那是过去的主人，捷克的一个贵族。现在呢，这宫院的主人是捷克作家协会。<br/> 捷克的作家、艺术家有机会和权利到这清静安适的地方来从事创作，或者休养。卡尔大学的校长，人民戏院的名演员，杰出的政治漫画家，电影导演……都来这里小住或长住。说它是创作之家也可以，说它是文化之宫也行。<br/> 在这里还定期开办初学作家训练班，报刊编辑训练班等等。<br/> 在去年的夏季，笔者也到这里小住。<br/> 在非常广阔的后院里，在花了匠心栽培的花丛和喷水池的前面，在长凳、躺椅、围椅的中心，一张铁桌的圆面当中插着一把宽条花布块作的大伞。我们几个人在伞下遮荫。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从玻璃的铁框大门走出来，一直往桌子底下钻……一会，走出来一个面色有点黝黑，黑头发和黑胡子的中年人，嘴里不断喊：“若望！若望！妈妈叫你回去……”孩子顽皮，从桌子下钻出来又跑掉了。浓黑胡子的父亲两手一摊，说声晦气。一眼看见了新来的客人，他含笑地、热烈地跟我们握手。这就是若时·亚马多。<br/> 一个夏天，我们和这位巴西卓越的作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在这“作家堡”住了不少年月，也写了不少作品。他是非常热诚的人。他对人生热诚，对人民热诚，对革命事业热诚。这热诚见之于他的谈论，见之于他的创作，见之于他的社会活动。他不只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是一个活跃的战士。他被逼离开祖国几年了，但他没有一天不为他的祖国工作。他的工作能力是惊人的。二十年之内他写了十五部作品。临离开布拉格的先一天，还挤时间写完新著小说《石壁》的最后一章。<br/> 让我们看看他的简历吧。现在不满四十岁的亚马多一九一二年生于巴西巴依亚州一个主要出产可可的地方。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后来他写了三本关于这些可可农场工人的生活的小说。青年时期他和一些黑种工人及搬运工人住在这个州的都会里。巴伊亚州生活的气氛，后来时常被描写于他的几部小说里面。<br/> 一九三○年他到了巴西都城里奥热内卢。在一九三二年他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接触，从此他成为参加实际斗争的作家。<br/> 亚马多在一九三一年，十九岁的时候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了《可可》。这本小说把过去巴西描写田野生活的小说及爱好歌咏农村美的假传统打碎，老老实实地把农村里残酷的痛苦暴露出来。因为参加“人民解放同盟”的运动，亚马多在一九三六年第一次被捕。<br/> 一九三七年他曾到美洲各国游历。当回巴西的时候，他在阿马松尼省又被捕。一九三七年法西斯政变后，政府下令禁止亚马多的著作，并搜集起来在广场上焚毁。<br/>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他被逮捕了好几次。于一九四一年逃至阿根廷。他在那里写作了《路易·加尔洛·普勒斯特的生平》。这部书大有助于营救被判决监禁四十八年又八个月的巴西人民伟大领袖的工作。从回到巴西本国后，亚马多又于一九四二年被捕。由于群众的声援和全美洲大陆文化界团结力量的营救，他被释放。但警察局指定巴依亚城为亚马多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强迫居留地。<br/> 一九四五年初，他到圣保罗居住。那时共产党已成为合法的政党。他便成为圣保罗报纸（共产党报）的主编。一九四五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一九四八年一月被国会开除。<br/> 他到欧洲游历，并参加了弗洛茨拉夫世界知识界和平会议。巴西政府不高兴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便在法院向他起诉。他最近写完了一本关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的书，名《和平的世界》。他所写作的文学作品译成过二十二国的文字。主要著作如下：《尤比亚巴》《死海》《凶地》《金果之地》《饥饿的路途》《沙滩顽童》及《普勒斯特的生平》，他所写作的《石壁》，是描写巴西政治生活的小说。<br/>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亚马多荣获斯大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他自己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评判委员会的负责书记。<br/> 今年，一九五二年，是亚马多从事创作的二十周年，也是他加入巴西共产党的二十周年。<br/> （二）<br/> 也是在多布日史这捷克作家之宫里，我们认识了吉里安。他紫铜色的面孔，和善的眼光，微微灰白的头发，谦虚长者的风度，使人一见如故。<br/> 他是拉丁美洲享有盛名的民众的诗人，歌手。他的诗作被千百万人民歌唱着。他的《水手之歌》，每次集会时我们总要求他诵读，百听不厌。<br/> 尼古拉·吉里安现年五十岁，一九○二年生于古巴加马垓邑。他的父亲是上议院的议员，在一九一七年反对保守党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吉里安在他的诞生地开始念书。一九一九年得获中学文学和科学文凭。他马上就考入拉·哈瓦那大学。是在那里他开始研究法学。但一年后，他改学诗歌和新闻学。<br/> 一九三○年他发表第一本诗集。这是平民的诗歌，包含着西班牙相思曲传统的音节，也是古巴诗歌的一个革命。一九三一年出版《松哥罗·可松哥》，也是平民的诗歌，获得同样的欢迎。一九三四年“西印有限公司”又出版他的一本诗集子。这时他已针对着社会问题写作，这是向帝国主义抗议和斗争的诗歌。一九三七年《为兵士的歌和为旅行者的歌》出版。这本诗集的第一部分是号召兵士和他们同样出身的平民并肩作战。在第二部分里写的是冈大力斯哥平民的典型人物在拉·哈瓦那酒巴店里对着美国游客唱歌。但不是为他们娱乐的歌声，而是被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古巴人民穷苦和饥饿的呼声。同年吉里安到西班牙去，那正是反佛朗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亲身参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那里他写成《西班牙，四种忧虑和一种希望之诗》。<br/> 一九四七年在伯诺塞地方普列阿马书店出版吉里安诗选，名为《诗歌大全》。<br/> 吉里安周游了从加拿大到智利的南北美洲。在欧洲他游历了西班牙、法、比、德、奥及人民民主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一九四九年他观光苏联。他曾参加过在西班牙举行的一九三七年第二届保卫文化大会。一九四九年参加过纽约美洲大陆和平大会。同年参加过巴黎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在墨西哥召开的美洲大陆和平大会。他是古巴人民社会党（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曾代表党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捷克共产党代表大会。<br/> 吉里安的著作曾由美国黑人诗人休士译成英文，阿拉贡译成法文，爱伦堡译成俄文，阿伦特译成德文，恩德尔译成匈牙利文，斯勒延译成波兰文，苏格拉特译成意大利文，亚马多译成葡萄牙文……<br/> 在散文方面他写了《忠实于西班牙的人们》，又和马利内罗合作写了黑人提琴家伯兰地斯·德·莎拉斯的传记。<br/> 现在他是拉·哈哇纳古巴人民社会党机关报《今日》的编辑。<br/> 吉里安和亚马多马上就要去中国。（编者按：亚马多和吉里安已于一月三十一日抵北京。）在动身的前一天，亚马多告诉我吉里安写了一首很美的《中国之歌》。我向他索读，他用西班牙文抄给我，并写着“献给Ｅ·Ｓ·”我不懂西班牙文，但经译者口译成法文后，我禁不住把这首歌转译成中文，现在寄回国去，以饷读者。 <br/> 中国之歌<br/> 我愿意到中国去看看，<br/> 和那条老龙〔注〕去谈谈……<br/> ——和老龙去谈谈？<br/> 你用不着去了：<br/> 那条龙已经飞走了。<br/> 抽着烟斗我悠然地作梦，<br/> 想在烟雾里忘掉我的苦痛……<br/> ——忘掉你的苦痛？<br/> 你用不着抽烟：<br/> 在生活里醒过来——更甜。<br/> 呵，会再来吧，会回来吧，<br/> 我那稻田的可怕的主人！<br/> ——你那稻田的主人！<br/> 他用不着回来了：<br/> 人民在田里种上他的意见了。<br/> 我想在枯萎的荷花中间游荡，<br/> 和留恋它们过去的辉煌……<br/> ——它们过去的辉煌？<br/> 你用不着游荡了：<br/> 看那荷花：画在拖拉机上了。<br/> （三）<br/> 亚马多、吉里安和他们的夫人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飞机，我的心也随着他们飞去，一直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愿他们一路平安，并欣幸我国人在见过了南美洲另一杰出的文化战士，智利的名诗人聂鲁达之后，又得以和这两位真诚的朋友倾谈一切。我在此含着妒意地欢送他们，相信同志们一定用无比的热情欢迎他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也很快就会感觉到：他们实在可爱！<br/> 〔注〕龙在西方各国常被当作凶恶的象征，这里又比古老的中国。
第3版()<br/>专栏：<br/><br/> 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端正立场改造思想<br/> 周建人<br/> 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无不知道，中国人民历年来所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全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基本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中国人民谁能不热爱这新的政权，谁能不热爱我们的新国家呢？<br/> 但要真正能爱护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必须分清敌我，站稳立场。要明白这一点，只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非常明白地分析了中国的各阶级，指示了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哪些是中国革命的友人，哪些是革命的敌人。每个中国人都应决定一下：站在人民一边呢，还是站在反动派一边。我们的国家现在虽然还有四个阶级，但只有工人阶级是前途最伟大的阶级，非工人阶级出身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站到这一阶级里之后，才能和广大群众真正站在一起，才能更大地发挥他的科学才能，才能真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br/> 有一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自然科学既然本身没有阶级性，无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都可以；因此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就没有什么端正立场、改造思想的必要了。自然科学当然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全书》之类，跟着反动阶级的垮台而宣告完蛋。反动的阶级统治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在人民政权下面仍然可以采用。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虽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但研究者却是有阶级性的人，研究的成果不可能不是受某一阶级支配的。在阶级社会里的自然科学仍不能不包含上层建筑的因素。例如在解释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时候，常要以某一哲学观点为根据。自然科学中的带宇宙观性质的结论，或是辩证唯物论的，或是机械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目前的自然科学书有不少是带着资产阶级观点的。过去时候的某些书，或者竟是法西斯的假科学。所以应当重复地说：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有较大的成就，于人民更有利，就须端正立场，换句话，须进行思想改造，把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br/> 据我所知，现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还有不少人对于政治认识不够，漠不关心。首先应该说到的是有一派人用一种托词或遁词，避开不愿意关心的事情。或者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已够好了。例如有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说“讲新民主主义，是毛主席好；讲力学，却非我不行”，“共产党什么都有办法，只是对于自然科学没有办法”（意思是少不了我）“你们做抗美援朝专家，我做原生动物学专家”等等，都属于这一类。<br/> 这一类话和“不懂马列主义，我也一样治病”的话相像。就这种思想来看吧。不错，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固然也能治病，但他是给什么人治病呢？是给地主、买办、官僚、反动派的少数人治病呢，还是给劳动人民治病呢？在给劳动人民治病的时候，他是用漠不关心的态度呢，还是用热诚救人的态度呢？不先端正立场，这些问题是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医生改造了思想，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把业务作得很好。从事其他科学工作的人也一样。<br/> 还有一点须加以说明的是：和在国内阶级关系上分清敌我，端正立场同时，在国际关系上也必须分清敌我，端正立场。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国际上的分清敌我，端正立场就是一边倒，倒在苏联这一边，以苏联为友，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为敌。如果这一点不想通，国内阶级关系上的阶级立场也分不清。在这一方面，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还有不正确的见解。有的盲目认为美国货品好，非常依恋美国货。有的盲目崇拜美国的自然科学。和美国没有断绝这样的“血缘”关系的人士往往连带地怀疑苏联的自然科学。这思想也是整个的，不是偶然的、片断的。其实苏联的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向来就很高的。学过化学的人无不知道周期律，它是孟特来夫发见的。他还在俄国很早的时代。在生物学方面，梅契聂科夫的名字也是大家常常见到的。此外如生理学方面的巴甫洛夫等等都是世界推崇的。英文的书刊上虽然向来对德法两国方面的学说讲得多些，俄国方面讲得较少，但那只是他们的偏见，并不表示俄国科学的成果少。米丘林学说在英文刊物上介绍得也不多，现在国内人士已都知道米丘林的功绩了。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科学及技术，学习苏联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br/> 基于上述，可见自然科学工作者端正立场万不可缓。这立场就是由人民的立场尽可能地进步到工人阶级的立场。讲到立场很像指用脚站在一定的地位上。“立场”确实也含有这意思，就是指站在哪一边。不过这里是指在脑子里用思想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阶级社会里，每一阶级的个人都有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思想。思想和感情本有密切的联系。脑里如何想，常常用感情的形态流露出来。对于人民政府和新国家如果在感情上淡然漠然，就是表示在思想上对于人民还有距离。所以要做好工作，热心于为新中国建设，处处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着想，就必须改变脑中的思想立场，即改变阶级意识，换一句话，就是改造思想。<br/> 实际上，真正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人是没有的，正如真正没有立场的人是没有的一样。对于政治的见解、观点和立场是互相联系在一起，显然分不开的。今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大抵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出身于地主阶级或富农家庭的也有，出身于工人贫农的极少或者竟还没有。出身于非工农阶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除开经过学习改造的以外，即使没有有意识地迷恋旧社会的制度，对于新的政治制度却感觉到陌生，不习惯，或者还有某种程度的抗拒。在人民的民主政治下面，如把自然科学业务工作和政治隔离开，认为可以不问政治，或者认为学习政治会妨碍科学研究，都是错误的，有害的。<br/> 思想是不是可以改造的呢？当然可以改造的——虽然要改造得彻底比较难一点，但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可以的。从实际的革命工作里可以改造自己，例如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等，是大家知道的；但通过理论学习来改造思想，如学习毛泽东选集，也是一种必须的方法。只要努力来学，会把脑中原来的旧意识逐渐扔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步充实进去，从非工人阶级立场改变为工人阶级立场，由非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学习改造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当前的历史任务，大家必须担负起来的。
第3版()<br/>专栏：<br/><br/> 诗三首<br/> 吉里安作 袁水拍译<br/> 一、甘蔗<br/> 黑种人<br/> 匍伏在甘蔗田里，<br/> 美国人<br/> 雄踞在甘蔗田上，<br/> 泥土<br/> 在甘蔗底下。<br/> 鲜血<br/> 冒出我们的背脊！<br/> 二、甘蔗刀<br/> 太阳烤焦你的皮肤和四肢，<br/> 你的车子里光光的什么也没有。<br/> 你咳呛，<br/> 吐出了痰和血，<br/> 你咳呛，<br/> 吐出了痰和血啊！<br/> 一天工作，<br/> 三角钱，<br/> 砍啊，砍啊，<br/> 用你的甘蔗刀砍啊！<br/> 三、希望之歌<br/> 我们都已经认清了这条道路，<br/> 我们的来福枪已经擦亮，<br/> 我们的武器，准备得好好。<br/> 我们向前进军！<br/> 如果最后我们死了，<br/> 那算得什么！<br/> 这样的死是伟大的光荣。<br/> 偷生苟活，屈服为奴，<br/> 比死坏得多了。<br/> 有人死在床上，<br/> 挨受苦痛十二个月；<br/> 有人唱着歌死去，<br/> 十颗尖利的子弹穿进胸膛。<br/> 可是我们都已经认清了这条道路，<br/> 我们的来福枪已经擦亮，<br/> 我们的武器，准备得好好。<br/> 我们向前进军！<br/> 我们的队伍前进，<br/> 庄严地前进，在晨光里前进。<br/> 我们的靴子发响，<br/> 在回声的树林里，<br/> 我们高唱：“我们向着未来，我们前进！”<br/> 我们的道路，已经认清……<br/> 我们的来福枪，已经擦亮……
第3版()<br/>专栏：<br/><br/>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br/> 顾群 冯真 邓澍 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胜 梁玉龙 韦其美黄均作<br/> （七）徐仁德的老婆也甜言蜜语地在一边大捧刘正明，刘正明就哼哼哈哈应任着，也没有要他的钱。<br/> （八）临走，徐仁德和他老婆又嘱咐了刘正明一声。<br/> （九）徐二德对刘正明很不放心，又去找刘的介绍人张耀庭来商量。张是刘的姑父，是个贫图小利的商人。徐把一垒钞票放到桌上，声色俱厉地说：“我和他吃饭的时候把话都说清楚了，出了什么事我可找你呀！”张陪笑说：“包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