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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人民的忠实女儿李秀真怎样向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
黄友兰
党和人民的忠实女儿、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李秀真，最近谈了几段和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的故事。事情看来似乎简单，但确实表现了她热诚为人民服务，高度爱护国家财产，大胆进行斗争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平原省协商委员会有个会计叫曹克功。他每月薪金十二万五千元，除食用吸烟以外，还养活着不劳而食的老婆。平日生活又很奢侈：喝酒、吃挂面、买糖是常事。去年给他老婆买了四套单衣，又给亲戚买了一套，他自己作了几件府绸衬裤。平时在言谈中，也表示了他的“大方”、有钱。一次要送他老婆到医院去生孩子，别人问他住得起吗？曹说：“住个十天二十天，才花几十万元！”
这些事，在去年夏季引起了李秀真的注意。她想：一个月收入十二万五千元，他为啥还能这样铺张浪费？这里边一定有贪污行为！革命刚刚胜利，人民的生活还很苦，单拿平原省来说，还有三百万灾民；另外国家需要建设，又要支援前线。如果被贪污分子盗去一百元，国家就少一百元。她越想越觉得不能容忍，不能缄默。他于是下定决心要把事情弄明白。开始时，她把曹克功的情形反映给省协商委员会的杨科长和赵秘书长；因为他们没有重视，后来她又和省人民政府行政处孔百川提到这事，也没有引起对曹的注意。在这种无人理睬这事的情况下，李秀真感到自己力量有些单薄；但她仍旧没有灰心。因为她认为真理终会战胜错误的。后来她找到中共平原省委组织部刘宴春部长和前省委书记吴德同志。吴德同志认为她这样作是正确的，并给她以鼓励：“对，必须把问题弄清楚！”于是立即停止了曹克功的工作，清查他的账目。仅从账目中初步查到曹克功贪污车票、饭票及家属救济粮等约一百一十多万元；他甚至连省协商委员会同志为抗美援朝捐献的三万元也贪污了。曹克功还狡猾抵赖，拒不坦白。后被开除党籍，并在去年十月送交人民法院法办。
在李秀真和贪污分子斗争的过程中，除某些同志对她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外，还有人向她“善意”地进行劝阻，说什么“这样搞不好，会影响干部团结”等等。但这些错误论调，没有减弱了她的斗争意志。她说：“别人无论怎样说，我心中有数。只要阶级立场站稳，是非总会划清。”因此，她向劝阻的人解释：“毛主席说，要团结就要有批评，如果连是非都搞不清楚，还说得上什么团结；同时这样对他（指曹）也没有好处，就像生病一样，重到起不得床，就难治了。”曹克功也曾对李秀真表示不满，但她也没有妥协。
去年八月，平原省召开第二次协商委员会，到会八十多人，三天时间吸烟四十五条。这使李秀真十分吃惊。于是她就向负责同志提出：凡开会议，用烟必须检查用量；平常招待，无论何人必须开条才能领烟。负责同志采纳了她的意见，以后就避免了乱取乱用纸烟的浪费现象。十月间，平原省协商委员会又召开县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劳动模范代表联席会，共五十多个人，开会五天，仅用烟十八条。有时在会后，李秀真还把桌面上的零烟收拾起来装到盒里。她认为：“十多个人的小单位，必须从这些地方节约才行。”
李秀真平时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阶级本色。她说：“我万万不能让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沾染上我。”在她非用钱不可时，也都是极力节约。一次因丈夫年老多病，她回家探望。别人给她买了客车的汽车票，她就觉得太贵。回来时，自己改乘木炭敞车，省去一半的钱。去年十月下旬，她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因事到其他机关去，多是步行。她去北京开会时，只带了条棉裤。会议招待部门给没带棉衣的委员筹备了棉衣，别人再三劝她穿一身，都被她婉言谢绝了。他儿媳妇和一个小孙女和她在一起住。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她就让儿媳妇给别人当褓姆，自食其力。上级为照顾李秀真年高体衰，早就批准她吃小灶，但她不肯。后来在别人再三劝说下，才在两月前由大灶改吃中灶。
前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作战，过着吃炒面拌雪花的艰苦生活，这些事情深印在李秀真的心里。当赴朝慰问团到平原省报告朝鲜见闻时，她感动得热泪交流，感叹地说：“前方这么苦，咱们怎能在后方贪图享受和奢侈浪费呢！”她也时时想起自己幼年时的困苦情形：“好年月吃稠糊粥，坏年月喝双人头（稀菜汤能照人影）。”她常说：“全国人民生活提高了，咱们的生活自然会提高；全国人民生活目前还不富裕，咱们决不能贪图享受，不然就是‘忘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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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房地产管理局两个贪污集团“攻守同盟”的瓦解经过
南京房地产管理局的两个贪污集团，共同串通订立了“攻守同盟”，拒不坦白。这个“同盟”，由于贪污分子陈景农在被指名坦白和妻子儿女再三劝说的情况下进行了坦白，才被彻底拆散。
陈景农是南京房地产管理局秘书室管理员，平时和会计毛松杰相互勾结进行贪污。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两人以为只要设法躲过这阵“风”，就可太平无事了。毛松杰对陈景农说：“只要我们二人咬紧牙关，至死不说，别人不会知道的。”为了不使别人看出他们互相订“同盟”的破绽，毛松杰和陈景农事先商议好，假借领取零用金的事情，故意在同志们面前吵架，企图以此来蒙混大家。虽然这样，毛松杰和陈景农还不放心，他们还怕“人少势孤”，于是又和另一个贪污集团陈亦仑等结成了“同盟”，相互订了“山盟海誓”，抵死不吐露任何贪污事实。
可是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这阵“风”却愈刮愈大，群众反贪污的斗争情绪愈来愈高涨。陈景农做贼心虚，只要听到“贪污分子”四个字，心中就一跳。他不论走到那里，都看到那触目惊心的大幅标语——“不肃清贪污行为决不休止！”在这样浩大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陈景农整日坐立不安，痛苦之极，但总想侥幸地逃过这一“关”。
但是事与愿违，自己所认为最秘密的贪污事实，却被群众写成检举信，投到了柯庆施市长所设的一○一四四号信箱中。领导方面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立即派出检查组跟踪追击，同时找陈景农谈话。陈景农更加不安了，但是总认为领导方面不会全部知道自己的贪污事实，还是打算咬牙过“关”。
在房地产管理局的反贪污斗争坦白大会上，方副局长点了陈景农的名限他在第二天坦白。陈景农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会一散，就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跑。他一路上痛苦地问着自己：“事情暴露了，我往那里躲？往那里逃？”他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关’怕是躲不过了。但是，假如自己坦白了，是不是还要坐‘老虎桥’（监狱）呢？”坦白和不坦白，在他内心里剧烈地交战着，打得不可分解。
陈景农回到家里，妻子王桂珍看到丈夫的惊慌脸色，就问：“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陈景农痛苦地说：“不得了，我没命了，领导上点名要我坦白贪污事实。我坦白以后，不要坐‘老虎桥’吗？怎么办？……”若是平时，王桂珍见丈夫不高兴，总要说几句安慰话；可是，今天情形不同了，听到丈夫陈景农说出贪污的事情，脸立刻沉下来，气得坐在一旁。更奇怪的是儿子陈国经和女儿陈玲，平时见到陈景农都是亲热地叫着“爸爸”，今天也冷冰冰地用眼睛狠狠地看着父亲。陈景农深深感到外面群众的压力大，回到家里连自己的亲人也这样仇恨自己，不禁全身战栗起来，头上冒着冷汗，嘴里喃喃地说着：“我该死，我该死……”陈国经这时放下钢笔，用从未有过的严厉态度对父亲说：“你不坦白，我就不认你这个老子！”接着又说：“你不但要坦白自己的问题，而且还要检举和你共同贪污的人。你要是不谈，我就要到你们局里去检举。”陈景农以非常吃惊的眼光看着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惭愧地想：“我今年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都不如这十六岁的孩子，自己怎配做父亲……”女儿陈玲这时也插进来说：“你赶快坦白，悔过自新，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贪污沾污了全家。”正说时，贪污分子毛松杰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一见陈景农就急着说：“老陈，你要坦白吗？我劝你不要谈吧！看在十几年老朋友的交情上，不要谈，谈出来连累一大帮子。”说着就要拉陈景农到另一贪污分子陈亦仑家中去。陈景农不去，但经不住毛松杰的死拖活拉，终于被拖到陈亦仑家里去了。陈亦仑见了陈景农就问：“你想坦白吗？为什么自己连一点主见都没有？我们都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你不能害我们。我劝你还是咬紧牙关，不谈为好。”接着就是你一句他一句地要陈景农不要坦白。陈景农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痛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两点多钟。家里人一个也没睡，妻子王桂珍看到陈景农回来了，就哭着说：“你不要再做迷梦了，赶快坦白吧！你要再不讲，我也不认你这贪污的丈夫了。”儿子女儿也在一旁耐心地解释政府对待贪污分子的政策，再三劝告父亲只有大胆坦白，才能挽救自己。并且表示：如果陈景农再不坦白，就不要他再回家来。陈景农心想：再要不坦白，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认自己了，只有坦白、没有第二个办法。于是经过剧烈思想斗争后，终于深深叹口气说：“走头无路，只好坦白。”王桂珍看到丈夫答应坦白，就马上督促丈夫写反省报告，并且帮助丈夫仔细地检查贪污事实。第二天，天还没亮，陈景农就跑到学习组长龚秘书家坦白了自己的贪污事实，并且检举了毛松杰、陈亦仑等八九个贪污分子。房地产管理局的两个贪污集团的“攻守同盟”，便这样瓦解了。
陈景农坦白后，没有被撤职，也没有被送“老虎桥”监狱。当天回家后，陈景农愉快地把这些情况告诉儿子陈国经。陈国经笑咪咪地说：“这就是自动坦白的好处呀！”在吃饭时，陈景农感觉到二十几天来，从未吃过这样香甜的饭。 （原载二月一日南京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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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猖狂进攻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 孙起孟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所作的“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报告中，号召大家反对“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这个号召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同意这个号召的；在一部分人们中间，因此而头脑大为清醒；在又一小部分人的中间，则不但不能接受，甚至加以抗拒或诽谤。
有人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怎么能把贪污、浪费的账写到资产阶级的头上去？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这一句话只能适用于反动阶级专政的国家；把它应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谁能证明资产阶级以外的劳动人民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谁能证明优越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会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内在规律？这是敌人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薄一波同志说得很对：“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在党、政、军、民各个系统中，坚决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上是廉洁的、健康的、强大的、正确的原故。”去年我国曾经进行了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发现了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我们的国家机关。正因为我们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所以不管在机关中，在社会上，我们都能取得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绝对不容许把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革命政府看成自身会滋生反革命分子的政府；同理，也绝对不容许把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空前廉洁的政府看成自身会滋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政府。把“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一句话来解释这个运动的荒谬就在于此。
又有人说：即令不是“物必自腐”，商人行贿，干部受贿，也只应各责五十大板，叫资产阶级负主要的责任，似乎不公道吧。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也完全不对！高岗主席把资产阶级的侵蚀方法综合成主要的两条：拉过去，派进来。这是资产阶级在东北进行不法活动的方式，也是在全国范围的侵蚀党和政府的方式。请问：“拉”和“派”不是资产阶级的责任是谁的责任？能说这是被拉、被派的人的责任？被拉过去的人中有一小部分是老干部，他们在被拉过去的过程中思想上、本质上起了什么变化呢？简言之，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革命思想，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当他们一经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关、人民企业中的暗盗”时，他们便立即丧失了革命工作人员的身份。他们和被派进来的人完全一样，仅仅是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富的工具。不管是被拉过去的，或是被派进来的，总之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进行罪恶活动的一伙中人。这些人自有其各自应负的责任，因而国家对他们当然也会分别予以应得的处分。但是，主要的责任，应该属之“拉”而又“派”的资产阶级，却是很明显的。
又有人说：责任尽可如此分派，总不必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吧？什么叫做进攻？进攻就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消灭对方的防御力量，以便把它占领下来。这三年中，资产阶级对于我们祖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这种情况呢？是符合这种情况的。资产阶级的侵蚀不是个别行业的，个别地区的，而是具有全国规模的。它向人民经济事业部门进攻，它向我们的国家机关进攻，它向人民的军队进攻，它向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攻。它用糖衣炮弹进攻的结果，使我们一部分的国家机关和其干部蜕化变质，变成不是依照人民的意旨办事，而是依照资本家的意旨办事，以致如中共江西省遂川县委员会的那些坏干部，被遂川人民咒骂“比国民党还厉害”。以遂川为例，这等于一个县城被攻下，使人民民主的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政权。请问：这不叫进攻叫什么？这种进攻如果不立即予以反击，任其扩而大之，的确有使我们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事实上，已经有某些国家机关或其某些部门，某些党派组织，若干革命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毁灭。这样的进攻如果还说不猖狂，请问：要到什么境地才能说是猖狂的进攻呢？
又有人说：即令事实上是猖狂的进攻，不这样公开地提出不是比较“策略”一些么？这样一说，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刺戟未免太大了。这样的看法对不对？也是完全不对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一个民主阶级，也即所谓“四友”之一。什么是“四友”之间最好的相互对待的“策略”呢？最好的策略就是依据事实，推诚相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指示为“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事实是“猖狂的进攻”，不说成是，说成什么好呢？说成大于进攻，言过其实，这是不对的；说成小于进攻，那是什么？反而把问题的真相弄模糊了，这也是不容许的。是“猖狂的进攻”就应该说成不增不减的“猖狂的进攻”。根据事实，把警钟敲响起来，来一个全国动员，组织坚决的反攻，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压下去。这样做，只有使我们的国家机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更为强化，而不会使它削弱。这样做，只有使我们的统一战线更为强化，而不会使它削弱。对于工商业界，这也只有使他们从错误中及早自拔，增强自我改造的决心，把自己的工商企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为国家建设而服务。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国的工商业者面貌也将为之改观。在他们的队伍中，现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界限分明。而真正危害人民利益受到政府制裁的究竟只是少数。这样就足以说明，认为公开指出猖狂进攻的说法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刺戟太大，全然是错误的见解。刺戟了谁？刺戟了不在进攻队伍中的人们？刺戟不到他们。刺戟了反攻队伍中的斗士？这种刺戟叫做鼓舞。刺戟了组织、参与猖狂进攻的资本家及其爪牙、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人，为什么不刺戟？在这里不是应不应刺戟这些人的问题，而是对他们刺戟够不够的问题。确有这么一些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他们的心目中丝毫不受刺戟，思想深处简直认为理所当然，反而是把猖狂进攻的事实揭露以后，他们倒觉得太刺戟了。对人民进攻，似乎连刺戟也说不上；揭露事实向人民（也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敲警钟，倒认为是过大的刺戟。在这样想法后面有一条顽强的“道理”：就是只许刺戟劳动人民，刺伤刺死都不要紧，但是不许刺戟资本家！不许在人民面前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活动！所以，“不要刺戟论”实质上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抗拒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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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各地报纸应该集中火力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目前各地报纸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集中火力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根据对五大行政区的报纸（上海解放日报、汉口长江日报、西安群众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沈阳东北日报）及天津日报的检查，从一月一日至三十日（重庆新华日报至二十一日），各报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一月上半月各报都先后报道了各大行政区、省、市党政机关及各地国家企业机关开始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传播了首长带头、层层检讨、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检查和动员坦白检举的经验；也批评和打击了机关内部某些人员压制民主、抵抗运动和放弃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从一月中旬以后，各报又开始报道各大城市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并揭露了一些不法工商业者的犯罪行为。天津日报曾为此在十五日和十六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除号召工商界参加这个运动外，又严厉地驳斥了某些不法工商业者为抗拒运动所发出的种种谬论，向那些企图公开抵抗和逃避罪责的不法工商业者提出警告。华东解放日报自十八日以后先后报道了上海和华东各大城市的店员动员起来检举不法工商业者的浩大声势，坚决打击了资本家用威胁利诱手段阻挠检举运动的阴谋。在发动社会群众检举贪污、行贿方面，各报纸也做了许多工作。西安群众日报在“读者来信”栏内辟有“人人检举贪污浪费”、“人人检举贪污行贿”专栏，以支持群众的检举运动。另外还设有密告箱和读者接待室以组织群众检举。经过上述方法，读者已检举了很多贪污浪费的事件。汉口长江日报也用同样的办法发动读者检举，曾由读者检举出大贪污犯孙宝生和奸商勾结舞弊的重要案件。重庆新华日报在第一版设有“人人都来检举贪污分子”专栏，并有时在第一版重要地位发表读者信件，揭发某些负责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了在运动中对群众进行思想指导，汉口长江日报的“思想杂谈”一栏，用短小有力的文字批评各种错误认识，帮助群众解除坦白检举的思想顾虑。重庆新华日报在二版设有专栏，专门揭露和打击阻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言论和行动，以鼓励群众的斗志。上海解放日报通过王灿文贪污案件和第一仓库物资霉烂事件，连续组织读者讨论，先后登载有关文章达四十多篇。这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和作风。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的糖弹进攻，并揭穿他们在进攻中所用的卑鄙手段，沈阳东北日报发表的“奸商怎样陷害了我”、天津日报发表的“我怎样在奸商的引诱下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道路”等通讯，都具体说明国家干部的贪污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也指明了这种腐败思想侵蚀的严重危险性。
虽然各报在打击资产阶级进攻中，已经做了上面所说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报纸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宣传的火力还不够猛烈，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腐败堕落的一面及其侵蚀作用，揭发批判还不够，打击还很不彻底。在过去这一个月中，虽然多数报纸已经揭露过一两个大的贪污案件，如沈阳东北日报在一月三十日所披露的东北荣军工程公司铁西分公司经理蓝拥民的贪污案件，汉口长江日报揭发的腐化堕落分子易吉光的案件，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的贪污浪费案件……等；然而大多是零星的，不是有系统地有重点地从揭露大贪污案件中生动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攻，暴露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的深重罪恶，并以此反复地去教育人民群众。这固然和运动初期的实际状况有关系，但对各地已经露头和已经被捉到的大贪污犯，报纸也往往报道得不够具体、不够生动。至于揭露不法工商业者的犯罪行为，指斥他们抗拒运动的阴谋和谬论，还表现得不够有力。上海解放日报一月十五日号召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运动的社论中，对于当地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对于他们对待运动的不老实的态度还根本没有正面的批驳。沈阳东北日报去年九月就提出了反对贪污蜕化运动，走在各地的前面；但是在最近时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却还没有做到大张旗鼓的地步。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报道中，小事多，大事少，某些已经发现的大贪污案件尚无正式报道。
各地报纸要更加发挥指导作用，更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在今后的宣传中，首先，必须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的高涨，集中力量来揭发那些大的贪污案件，揭露那些大贪污犯的严重罪行。那些大贪污犯不仅是在盗窃国家大量财产以后，在生活上浪费挥霍、腐化堕落，而且又利用这些财产去和私商合伙做生意，并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等各种非法活动。他们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用国家资金，并非法取得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和奸商共同进行种种营私舞弊的勾当。各地报纸必须抓住这些事实来说明大贪污犯对国家经济事业的严重危害性。还要用具体事实指出，这些大贪污犯就是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有的是资本家派到我们内部来的，有的是不法资本家从我们内部拉到他们那边去的。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大贪污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战线上的最危险的敌人，造成了我们国家经济事业的严重损失。各报必须把这类最典型的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群众面前，使群众触目惊心，造成仇视和愤恨贪污罪行的广泛的社会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群众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围剿和追击大贪污犯，把不法资本家在我们内部所建筑的堡垒——大小贪污分子——彻底摧毁。其次，还必须不断地痛斥不法资本家所散布的各种谬论。现在他们正在散布着一种新的论调，这就是薄一波同志在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斥的那种论调，即是说资产阶级根本谈不到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动进攻。各地报纸不仅要用证据确凿的事实来驳斥这个荒谬的论调，而且应该用十分严肃的态度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攻对国家和人民的危险性，如果不坚决打退这个进攻，不仅要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会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一切爱国的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这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再次，各报还应注意根据各地运动的发展，向群众宣传解释政策。不仅要一般地说明我们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的政策，而且要着重用实例来宣传解释政策，用人民政府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的各种不同的处置，来教育广大群众，同时向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指明出路。必须及时地有力地宣传解释我们对某些罪大恶极、拒不坦白的贪污犯和奸商坚决采取逮捕法办的严厉措施；同时，宣传解释我们对于某些虽然犯有严重罪行而肯彻底坦白的贪污犯和奸商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孤立并打击罪大恶极的分子，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最后，各地报纸要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宣传中，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不仅一般地说明检举贪污浪费是爱国的行为，因而也就是一切爱国者的责任；而且要以群众在运动中的爱国行为的实例，来教育群众自己，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勇敢勤劳的中国劳动人民，认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工人阶级，认识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认识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认识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认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认识我们伟大祖国的光明前途，并树立对待劳动、对待国家财产、对待国家和人民的各种建设事业的正确的真正爱国主义态度。这些，就是各地报纸在这一严重政治斗争中必须担当起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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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对我的宽大坚定了我立功赎罪的决心
杭效祖
编者按：杭效祖是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被审判的大贪污犯之一。他因为自动彻底坦白并立功赎罪而被免予刑事处分。下面是他被释放后所写的感想。
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我是被审的七个大贪污犯中间的一个。我被人民警察押进会场，腼腆地站在愤怒的群众面前，等待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我作最后的判决。当我听到审判长宣布判处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死刑的时候，恐惧的心情使我全身战栗。我想我的贪污罪恶太深重了，虽然我已经自动作了彻底的坦白，也是难以被人民原谅的。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人民却给予我最宽大的待遇，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决我免予刑事处分。当我被机关内的同事带回到群众队伍中间的时候，感激，惭愧，悔恨，痛改前非等等复杂的情绪交织在我的心中，我有很多话想说。
我是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过去在伪中央航空公司担任电讯总工程师。我自以为是留学德国的高级技术人员，一向标榜“不问政治”，自恃
“有技术，谁都要央求我”。一九四九年伪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时，我暗中吞食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共为一亿一千多万元）及钢丝录音机一架。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起义失败，那么我手头有一笔钱也可以在香港过些日子；即使起义成功，那么回国以后待遇必然很低，这笔钱可以作为我生活上的补贴。在这种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思想驱使下，我就犯了极严重的贪污行为。
一九五一年初整风的时候，在上级和群众的启发下，我对我的贪污行为作了初步坦白，并交出了钢丝录音机。但是我还没有能够从思想本质上来挖掘我错误的根源，我的单纯技术观点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导向我贪污的铺张浪费的思想和行为仍未得到克服。我曾经有一次出差往上海，就挥霍了四百万元。一年来，我在工作上虽然也获得了些小的成就，但这一点是远不能弥补我贪污的罪愆的。
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挽救了我，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所以堕落为盗窃人民财产的蟊贼是和我自私自利，铺张浪费，享乐腐化的资产阶级思想分不开的；但是更严重的是我的单纯技术观点。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使我在起义的中间动摇不定，立场不稳，产生了极可鄙的投机取巧思想。回国以后，我仍然一贯轻视政治学习，片面强调技术的重要性。直到这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才使我猛醒过来，才使我认识到单纯技术观点行不通了。没有政治的领导，技术是没有前途的，特别像我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贪污分子，是并不难被敌人收买的。我认识了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后，才第一次激起我要求彻底改造思想的决心。因此我痛切地在思想上批判了我的贪污罪行，在一阵剧烈的思想斗争以后，我主动地向组织和群众作了彻底而沉痛的坦白。
坦白以后，我静待组织上的处理。我想在这样猛烈的反贪污斗争中，以我一个罪恶深重的大贪污分子，即使已经作了彻底的坦白，也断不会完全免于人民的惩罚。正在春节中间，我接到局长的电报，令我立刻离开天津到北京来。我预感到我应得的惩罚来了。
但是在公审大会上，我却受到了人民最宽大的待遇。当我重新回到照满阳光的群众队伍中的时候，我眼睛中噙满了泪水，我重新变成一个人。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政府对于一个自动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是多么的宽大。我想起多少天来人民政府一再号召：凡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一定从严惩处，凡自动彻底坦白并能立功赎罪的贪污分子一定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分。在这个大会上就鲜明地体现了政府的这个政策。人民政府不断号召贪污分子坦白，一再给予反省的机会。薄一波主任在会上还宽逾贪污分子的坦白期限到本月十五日为止。人民政府对于启发贪污分子的坦白，可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一切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应该从我的例子中选择应走的道路；如果再不悔悟，那么只有得到和薛昆山、宋德贵同样的下场。
这个大会极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看到无论是党员或是非党员，无论是高级干部或是下级干部，无论是历史上有功或是没有功，只要是盗窃国家财产的蟊贼，他们的待遇只有一种：凡是自动彻底坦白者一定予以减罪或免罪，凡是拒不坦白者一定加重处分直到枪毙，除此以外再无例外。从这里我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和光明磊落，这充分说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是一定能够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的，是一定能够迅速地走到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更坚定了我立功赎罪的决心。我除了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贪污行为和把全部赃款交还国家以外，并要求民航局行政方面给我以应得的处分。今后我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彻底改造我的旧思想。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到，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就更迫切了。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克服不分敌我的单纯技术观点，并坚决向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和行为进行反击，决心把我全部的技术和能力贡献给祖国伟大的建设事业。
最后我希望一切还在犹豫彷徨的贪污分子赶快醒悟过来，在免刑、徒刑、死刑之间选择你们应该走的道路。方向已经指明了，时间已经不多了，走那一条道路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第3版()
专栏：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 冯真 邓澍 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庆 梁玉龙 韦其美
黄均 作
（四）刘正明和会计周先生听了许多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消息，想到柜上过去的做法是违法的，应该向政府交代。
（五）第二天刘正明和会计周先生忽然被徐仁德请去吃饭。徐仁德和他老婆笑容满面地招待他们，刘、周二人真有点莫名其妙。
（六）饭后，徐仁德拿钱给会计周先生，软里带硬，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大套。周先生当时勉强地把钱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