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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沈馨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开除原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易吉光虽然是有着二十年党龄的党员，曾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坐过监狱，对人民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武汉市工作期间，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腐蚀，成为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利用职权滥用公款的罪人。并由此发展到丧失政治立场，以敌为友；对反革命分子信任，提拔，包庇；对阶级弟兄则仇视，欺压，驱逐。在工作中，则是违反党的政策，个人独断专行。为了个人的卑鄙私欲，在干部政策上，采用恶毒的手段，对顺从逢迎者则提拔，迁就，照顾；对于忠实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原则者，则打击，排挤，压制，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易吉光失掉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必须开除出党；否则就破坏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和严肃性。
但是有些人对于党的这个决定仍然抱着某些不应有的怀疑。
有人说：“易吉光的错误虽然十分严重，但尚可留在党内继续教育改造。”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从易吉光堕落蜕化，敌我不分等错误来看，易吉光的人生观已经完全离开了战斗的共产主义原则，他认为“人生”就是享乐腐化，不这样，似乎人活在世上是不值得的。因而他对他的奢侈生活还不满足，常说“这生活太苦了，你们不会照顾首长”。这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他已经变成在党内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腐蚀党的危险人物。对于易吉光这样的蜕化分子，如不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党的纪律，就等于纵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出党，正说明我们的党是有着严格纪律的党，这一具体事实可以教育全体党员，使每个党员认识必须时时刻刻为保持党的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而奋斗，绝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必须是全心全意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损害革命利益以满足个人欲求，必然遭到像易吉光这样可耻的结局。
有人说：“易吉光是一个老党员，对革命有过功绩，虽然作了些坏事，但应从轻处分。”这是不对的。正因为易吉光是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党员，党和人民对他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他不但应当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且要有更高的标准。易吉光没有用党的高度原则性对待自己；相反的，他把个人对革命的某些功绩变成包袱，骄傲自满，而这种情绪也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对象。因此对于倚仗自己功绩作坏事的人，就必须按照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的指示来处理，即“毫无迟疑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从前有过怎样的功劳。……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必须打破这些妄自尊大的显贵官僚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守己。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要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巩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纪律。”（列宁主义问题六三七页）
有人说：“易吉光是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市委会内部过去为什么不开展思想斗争，以致使易吉光一错再错，终至开除党籍？”我们首先需要肯定，易吉光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来负责。很显然，易吉光这样的党员决不是不知道党的原则的，也决不能不知道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全党应警惕资产阶级进攻的指示。但是因为易吉光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味追求个人享受，逐渐腐化堕落，让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毁灭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在武汉市党的组织内，为了反对易吉光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也曾有不少党员和易吉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些党员因此被易吉光扣押起来，或被调动工作，或被撤销党内职务。这能说党没有和易吉光进行过斗争吗？问题显然是在于易吉光坚持自己的错误，以致发展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武汉市委对这一问题就没有责任了。在易吉光的问题上，武汉市委同样应当严肃地检讨他们所犯的官僚主义错误，检讨他们纵容各种错误存在和发展的腐朽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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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忠友怎样陷入了奸商的阴险圈套
朱波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技术处处长于忠友，是被阴险而卑鄙的奸商董士杰拖到泥坑里面去的。
于忠友今年三十三岁，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转为共产党员。在过去艰苦斗争中，从没有动摇过。但在全国革命胜利后，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败。
一九四九年春天，于忠友到了天津。当时他是某部的油料处处长。因为业务上的关系，认识了奸商董士杰。从此，董士杰就把于忠友作为进攻的对象，常到机关来勾引于忠友。董说：“来到天津了，缺什么东西只要说出来，都不成问题。”于忠友没理他。接着董士杰又数次请于忠友吃饭、看戏，也都被拒绝了。后来，董士杰就重新研究进攻于忠友的办法。最后，他发现于忠友家里没有收音机，就要送给于忠友一部价值两千万元的收音机。为了麻痹于忠友，收音机是让运输部的采购员关树成送去的。关树成是和他一起做投机生意的。关树成找到于忠友，说：“于处长，别人都有部收音机，你怎么不搞一部呢？收音机一方面可以听音乐，娱乐娱乐；一方面还可以收听各种新闻，进行学习。”说着就把收音机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并且嬉皮笑脸地说：“我送给你的这部收音机，是美国造的，可以收听世界各国的广播。”于忠友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为什么要你的东西！你一个采购员那来这样多的钱、买这东西？趁早拿回去，我不喜欢这个。”关树成一时下不来台，这才照实地说：“这是董士杰送的。他看着你没有收音机，要我送给你的。”于忠友依然拒绝接受。但隔了不久，董士杰又拿了一部很漂亮的收音机叫关去送。这次进攻也没有成功。
在两次进攻失败以后，董士杰——这个无耻的家伙，并没有死心。他得到了于忠友要到南方工作的消息。于是在于忠友南下的头一天，又派关树成拿着水果、一个收音机、一两金子到了于忠友的宿舍。关树成一进门，就把东西放进壁橱里，说是一点给孩子吃的水果。后来于忠友一检查，发现有金子、收音机。当时他想：“作为交朋友来说，人家一次两次地给自己送礼，不应该再拒绝了。”这是一种完全丧失立场的想法。奸商决不是什么朋友，而是凶恶的敌人。他既然已经丧失了立场，所以后来虽然想到“接受别人的礼物恐怕影响不好，还是退回去吧”，但他仍然没有划清敌我界限。所以他拒绝贿赂的意志也是不坚定的。结果，在上火车以前，于忠友没有找到关树成，就带着人家给的贿赂品上了火车。这时他还有内心斗争，他想关树成一定会来送他，那时再给他退回去。但是在站台上一直等到快开车的时候，关树成才跑来，说：“那东西是董经理送给你的。那不是贿赂你，这是做为一个朋友送给你的。”于忠友原想把东西还给他，可是火车已经开了。这时，他就和奸商的卑污思想完全一致起来，所以他想：“人家一次一次地送东西，这是情义。一直拒绝不收不好，好像不懂人情似的。”
这一来，于忠友到汉口不久，董士杰等奸商也就跟着到了汉口。董士杰当天找到于忠友，厚着脸皮，要求“照顾”，要求给他一些生意做。于忠友因为收了奸商的东西，就不能不给奸商办事了。当时油料处有三万个油桶要重新喷漆，很多商人投标没有投上，于忠友就让董士杰做了这笔生意（董士杰从这笔生意中盗窃的国家资财没有办法统计）。
奸商的进攻是一步紧似一步的。一九五○年底，于忠友被调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工作。董也随着来了北京。这个阴险的奸商为了进一步腐蚀于忠友，便多方打听于忠友的社会关系。当他知道于忠友在北京有一个岳母的时候，就送礼物给于的岳母。另外，又送给于忠友的兄弟一桶煤油。董士杰看到于忠友的小孩没有床，就给买了两张床。后来，于忠友硬把二十万元的床钱还给了董士杰，董士杰就把这二十万元买成有奖储蓄券给了于的岳母。董看到于忠友的小孩坐的小车是旧的，马上就说：“小孩坐这样的坏车子多危险！送到工厂修一修吧。”结果送来的却是一辆新车。在奸商董士杰一连串的攻势下，于忠友不能不给奸商董士杰做更多的事情。有一次，董士杰和另一奸商从天津向汉口运十吨汽车零件，让于忠友写一封证明信。结果，董士杰就凭这封证明信白白用人民的火车运了十吨汽车零件，而且这十吨汽车零件应缴的税款也全部漏掉了。
奸商董士杰对于忠友的攻势，直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以后，还没有停止。在运动中，他企图和于忠友订立“攻守同盟”，因此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于忠友和他的弟弟，让于忠友不要坦白他们两人的罪恶行为。同时又找到于忠友的岳母，托她动员于忠友不要坦白，他说：“于处长胆子太小了，运动几天就过去了，不坦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董士杰还打电话给于忠友的弟弟，还让他拖于忠友的后腿。但是董士杰的可耻企图被粉碎了，于忠友终于把董士杰行贿的事实，在群众面前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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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守同盟”的瓦解
——记刘世铭工程师坦白贪污行为的经过
齐华瑶
刘世铭是北京市某公营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自一九五○年以来，即利用职权和私商勾结，接受许多家私营营造厂的贿赂，前后共达四千多万元。比如一九五○年茶淀国营清河农场盖房子时，刘世铭担任了总工程师，他便利用职权给私营中盛营造厂和大兴合记营造厂许多方便。当时中盛营造厂买了一批质量很坏的不能用来盖房子的石头。刘世铭却允许中盛营造厂用了一部分来修墙。那时，农场要增建两幢房子，位置在别的营造厂的工地内，照理应由这一家营造厂承建，但刘世铭却把它让给中盛营造厂承建，使中盛营造厂得以利用以前剩下的全部劣质的石头。屋顶大托（用三根木头夹成的）断了，刘世铭不叫中盛营造厂更换。中盛营造厂因为经过他得到了盗窃国家财富的机会，所以在工程完成时，就请他洗澡、吃水果，并行贿五百万元。刘世铭在这个工程中，还和私营大兴合记营造厂勾结，并受贿一千万元。
当这个公司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领导干部曾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并说明如果自动坦白，罪重者从轻处理，轻者免予处分。这时，坦白呢？还是不坦白呢？刘世铭便开始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坦白吧，面子上可真下不去；干了几十年工程师啦，盖过多少大建筑啦，这一坦白，身份名誉不就完了吗？还有啥脸见人？再说，如果坐了监狱，又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曾经贿赂他一千万元的大兴合记营造厂经理边宪麟由天津来看他，要和他订立“攻守同盟”。边宪麟对他说：“我们涿州的事恐怕要发生（被检举），但在清河农场作的事，则没有问题。你不讲，谁都不知道。你讲了，对我不利，对你也不利。”最后边伸出脖子说：“我掉了脑袋也不说。”接着聚兴永营造厂经理焦国英也来看他。焦国英曾送给他十袋面粉，一包大米，几瓶维他命丸，并帮他修理过房子。焦国英再三地对他说：“面粉和钱都出在我个人账上，维他命丸出在工人医院的账上，查不出来。如果我被抓起来了，也不说。”刘世铭一见奸商作了“保证”，就觉得没有坦白的必要了。
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各阶层中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公司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刘世铭虽然订了几个“攻守同盟”，但是有的还没有订啊！他想：“要是被检举出来，可不得了。”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最容易暴露的问题谈出来才好。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免除对他的怀疑，又不怕被检举。于是他提心吊胆地找领导干部谈了第
一个问题——受贿二十袋面粉，一包大米。
这以后，刘世铭的心里不是轻松了，而是更沉重了。他想，犯了错误，又欺骗了上级，查出来怎么办？上班了，他在设计部画图，脑袋里却老在想着
“贪污”两个字。在隔壁，领导干部在谈反贪污的事。刘世铭听到“贪污成性”几个字，心像刀刺一样难过。“人家从娘胎出来就没贪污过，我却是个贪污痞子，多么可耻！”他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一个星期日，刘世铭在家里看了一天报纸，读了高岗同志的报告，看了许多有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道，心里千头万绪，饭也吃不下去。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他还在捉摸：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它的反面？要死还是要活？突然，脑筋一转，想起了报纸上说的贪污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坦白。于是他决心跳出奸商新设的
“攻守同盟”的圈套，鼓起勇气写材料。但是当写到一次受贿一千万元时，就把笔放下来了。“会不会坐牢？”他害怕，又踌躇起来了。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把全部贪污事实写出来。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加上一连几天精神上的苦闷，支持不了，自己打了三次强心针，才把贪污事实写出来。第二天早晨，他拿着已写好的材料跑到领导干部那里坦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领导干部很欢迎他坦白，安慰他不要难过，回去好好休息。
他回到家里，心里像放下了千斤的石头一样轻松了。这一来，他的勇气也来了。最初，他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这些话，现在他能够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详细地报告自己贪污受贿的事实和思想斗争经过，并检举了另一工程师和某商人勾结受贿的行为。他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老实坦白，放下包袱，立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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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盟员应怎样具体地进行思想改造
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常务委员 邓初民
中国民主同盟就其性质说，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它的任务是要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民主同盟盟员的思想改造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有上、中、下层之分。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是应该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发展的；但目前的盟员成分还是上层知识分子占多数，尤其是上层领导部分。谈到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它的改造问题，可就不简单了。每个人的思想几乎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从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高等教育所多年培养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技术等——那一套），差不多都受着旧传统的影响。
所谓旧传统，一种是古旧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接受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人们，多半接受为封建地主阶级及为个人自私自利的企图服务的反动的坏东西。他们认为只有古旧的中国所遗传下来的东西是好的，而且愈古旧愈好、愈可爱、愈值得珍贵。接受欧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思想传统的人们，好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孟德斯鸠、卢梭等等的幽灵跟着他，坏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幽灵跟着他。这样，必然使得这些人的脑子里，不是腐朽的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想，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以及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所以发生的根源。
除了上述两种很坏的传统外（这两种传统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还有一些同情、拥护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不是没有起过推进革命的作用；但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究竟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有时表现出狂热、急躁；有时表现出悲观、失望。尤其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后，这些人被人民政府所邀请、所重用，一时趾高气扬。搞哲学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家，搞历史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家，搞政治和经济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他们看不起其他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过去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革命却也有过贡献的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的民主人士，无批判地否定一切旧大学里的大学教授，主张不应该再让他们走上讲坛。甚至看不起从农村来的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大以为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太长太广太杂，团结面过于“宽大无边”，因此，这些人一谈到思想改造学习，总以为自己应该除外。然而实际上怎样呢？当抗美援朝号召刚提出的时候，别人我不知道，起码我是动摇的。当“武训传”的批判初展开时，起码我也是动摇的。看不起人家，妄自尊大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抬高自己。这就是很沉重的包袱。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进步包袱”。这个包袱不决心丢掉，不但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而且妨害着一般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妨害着人民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人虽然主观上自高自大，实际上过去不过涉猎过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他们只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搬弄词句，故作高深。这样比过去根本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反而有某些危险，这不仅不能帮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反而可能歪曲淆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主观上不是如此）。所以，这个沉重的包袱，决不能再背上了。如果不肯割“爱”，进步就变成落后，正确就变成错误。
这样看，凡是上层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投身于这一思想改造学习的大运动中。学习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领导思想，肃清反动阶级的思想，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步地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加以改造，以便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标准。这里自然要防止“左”的偏向，要不妨害这些思想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所要求于它的合法性及其合法存在。但也要防止右的偏向，在一切皆变，世界在变，历史在变的发展规律下，也不能让任何合法的东西永久停留在固定的阶段上而一成不变。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哲学、科学即全部文化优良成果的唯一的继承者。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才能使自己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接近真理。
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论。我们上层知识分子要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而进行思想改造，首先（它的开始和下手处）就是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把多种多样的错误的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包括各种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除外）有出卖知识，不问对象（在反动统治下，大半乐于向反动统治卖身投靠，帮忙帮闲），一面标榜学术至上，自鸣清高，另一面却垂涎于反动派的荒淫无耻的腐朽的寄生生活，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哲学和世界观，他们往往看不见社会的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就不会了解我们国家社会的今天和明天，不会了解自己在国家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以致不能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事业，而阻碍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甚至发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可耻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思想问题，都是没有从根本上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的缘故。所以，我把改造思想问题，首先看做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加以强调提出。
改造我们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改造我们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可是思想的改变是以实践的改变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就非投身于各种火热的革命斗争不可；非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站在自己工作岗位，进行具体的实践不可；也非了解和推行各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可；尤其是非把共同纲领当做实质的国家法来忠实遵守不可。但这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一面。而其另一面，要达到真正了解政策、法令，拿理论来指导行动的目的，就还必须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尤其是要认真地阅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的、有系统的；我们不应该寻章摘句，一知半解。否则，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在一方面承认了“人的思想是求通的；通不下去，才变；变则通”。在另一方面又说“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我们的梁漱溟先生就是如此。）还有，“有人以为自己既赞同共同纲领并又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就无需强调沟通政策思想了，这是不正确的。要知道，我们对共同纲领不一定已经都懂得了，甚至自己的脑筋中可能还有某些非新民主主义的、非共同纲领的思想，例如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以至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因而不能正确地和全面地理解共同纲领。”（李维汉：“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本质上还是因为不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共同纲领。所以必须在思想上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又把这个理论变为行动，才能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求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不能有和平改造的任何幻想的。这正如在土地改革中不能有和平改革的幻想一样。我们脑筋里的一套旧东西，旧的哲学，旧的世界观——一切唯心论、偏见、成见、恶习，封建主义的传统，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这些都是过去反动统治者手中紧紧握着的为着镇压人民、麻醉人民意识的一条精神上的鞭子；他们自己惯于使用这条鞭子，同时也培养一批知识分子来代替他们使用这条鞭子。历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仆从们——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决没有一个是自愿放弃这条鞭子的。不管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既经“先入为主”，他总要“抱残守缺”；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思想改造也是不能完成的。现在也有人还这样想：以为全国革命既经胜利，蒋匪帮既经打倒，文化教育政策、各大中小学的新学制既经颁行，课程改革、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等等正在实施和逐步展开，各种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自然会遵循政府的政策法令，逐步改变，用不着什么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斗争，就会和平地达到思想改造的完成。事实怎样呢？这也是幻想。大家知道：对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不是没有抗拒的，或者明抗，或者暗抗。即令对于文化教育政策法令的执行，也不免要有一些花样，即某些人在奉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掩盖之下，来敷衍甚至阻碍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例如教育部有什么指示或指令一经颁行，不管是课程改革也好，新学制也好，学习运动也好，某些人都首先奉行，首先在学校里面搞起来，样样都接受，样样都搞，可是样样都搞得不彻底、不认真，不把它当作自己要做的事来做，而只是把它当作政府要他做的事来做。还有个别的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也来了一番沉痛的自我检讨，在报纸上也写了一些自我批评的文章；但也不能说这就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改造，是要看他是否彻底地抛弃了旧的思想、旧的观点，而真正地站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而要做到这样的思想改造，就必须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自我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把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旧思想清除出去，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装进来。我们不要幻想满身的烂疮疤，只要轻轻地用手巾擦一擦，就可洗清它（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思想改造要用粗暴的方法，要用打屁股和打手心的办法，要用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强迫的办法来进行，或把我们四个朋友的思想、都当作三个敌人的思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而只是说的自我思想斗争）。这一自我思想斗争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凡是诚心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就要真正地大胆地运用这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民主同盟要完成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这一伟大任务，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就要加强我们的领导机构，加强我们领导成分的思想改造。因为，加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在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中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分本身都不健全，都不能起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怎么谈得上来领导全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呢？所以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我们的领导工作，是作得不够的，我们的本身是不健全的。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得到必须的思想武器，然后才能进而学习和掌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改造全盟，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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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公审大会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一）
大贪污犯薛崑山，这个不同资本家，打入我们内部的经济内奸；大贪污犯宋德贵，这个资产阶级奴才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
（二）
大贪污犯夏茂如和杭效祖，因为他们能自动彻底地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当判决后，这两个大贪污犯走下台去的时候，台下响起一片吼声：
彻底坦白立功赎罪是贪污犯唯一的出路！
坚决镇压拒不坦白的贪污犯！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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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 邵国寰 作
（十三）他在陕北时，从没见过森林；可是到东北后，在短短的三个年头中，正像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说的一样，他已成为一个“中国的林业专家”了。
（十四）张子良是最懂得生活和真理的人。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苦的路程，应该坐下来歇歇了。他始终以非常饱满和乐观的情绪工作着，向着光明的远景前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