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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华东文化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已充分暴露了该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领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从已揭露的事实中，明显地表现了该部政治思想领导的薄弱，和文艺思想的混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已在该部的各方面占据了领导地位，因而从上到下，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华东文化部负实际领导责任的第二副部长黄源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成天忙于琐屑的事务，对于重要的思想政策问题，却完全放弃领导。工作事前无计划，又无检查。下面来的报告不审查，积压的公文不处理。因为怕负责任，对许多工作都采取推、拖的办法来敷衍。出了问题手忙脚乱，临时抓一把，过后又烟消云散。这是一种典型的糊里糊涂的官僚主义作风。
华东文化部的工作方针是“普及第一，面向全区，加强思想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并没有很好这样做。这从经费的分配上也可以看出来：一九五一年的业务经费，华东文化部和直属单位就占去了一半，华东各省区仅占一半。经费的支配动用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谁能吵谁能闹就可多争一些。对财经制度他也是忽视的，如文化部每月补助“群众文艺”一千个单位，据最近检查出来，并不是必须补助的，但黄源一向不允许会审科去查账和了解开支情况，强调“政治担保”，每月仅凭一张收条就报销了。黄源个人也有许多地方公私不分，违反制度的情形。如从事业费内开支八千万元，从电影厂买来一辆汽车自用，但在报销的条子上却批着是作为给电影厂的补助费。另外他家里用了四个佣人，超过制度，党支部委员会曾向他提过意见，他不但不接受，还在群众面前用不满的口气责问提意见的支委，给群众影响很坏。
据华东文化部许多人反映，黄源的学习是很差的。解放以来，大家没看见他在报上写过一篇有关文化工作方面的指导性文章。电影“武训传”问题发生后，作为华东文化行政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带头检讨，却沾沾自喜地说：“过去亏得没写文章，否则也出毛病。”而从此他就更缩手缩脚，怕负责任，对许多工作尽量推掉，甚至放弃领导。如新闻出版局准备要美术出版社成立一个公私合营的连环画统一出版机构，由文化部领导，但黄源不同意，说：“以前出版过‘武训传’已经受了批评，以后再出问题，谁负责任？”又如音乐唱片制片厂请求文化部领导，文化部也一再推托，终于不管。影片“光辉灿烂”在上海放映后，舆论对这个影片评价不一，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邀集文化界领导同志看一次，准备在看后座谈研究。黄源接到通知后匆忙之间叫下面收集各报评论资料，拟研究后作一总结，但由于时间匆促，材料收集不及，他怕看了电影拿不出主见，就干脆不去看电影，也不参加座谈。
黄源把文化艺术事业看作“包袱”，“少背一个好一个”，或者是只知道出钱了事。当文化馆从教育部转给文化部领导时，黄源认为“这是包袱，最好不要管，只要在经费上补助补助好了。”松江地委文工团来上海演“农民大翻身”，及戏剧专业学校文工团演出“新沂河蓝图”时，卖座不好，文化部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加以帮助，却用包场来支持，花了二千多万元。
华东文化部铺张浪费交际请客的风气，从上到下都很风行。该部秘书处副处长钟林自己检讨时说：“文化部请客非锦江十三层或梅龙镇不可，有客人来就送上海大厦或乐义饭店住。”对于较有名的演员，也总以请客吃饭相交往。去年开华东文化行政会议，部里化了八百万元特地制了一套会议桌，开完会就堆进仓库。会议期间用各种名义请客四次，这些费用，行政费内开支不了，就违反制度在事业费中报销。部里现有钢丝录音机四架，照像机八架，从部长到各科，各有小图书室。各处盲目地买器械材料，买了没用，积压了价值好几亿的东西。造预算，尽量扩大。如华东戏曲研究院一九五二年预算原来不超过四十亿，黄源不是要他们尽量减缩，而是要他们增加，于是各剧团增加购买照像机、录音机等预算开支，硬凑满了六十亿。前年年底该部经费剩余一百多亿，领导方面怕上缴了要受批评，便苦心研究如何用掉这笔钱。于是该部所属各单位拼命购买东西，在一天内，部里会审科就开出了一百二十多张支票。该部秘书处副处长锺林给了电影处七十亿，要他们赶快向外订购大批电影器材。电影处用去的经费中有一百零四亿，事隔一年，到现在还没报销。去年年底，锺林为了逃避现金管理和怕资金被国家冻结，曾把一亿元现钞提出存在部里，又和该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把七亿元打埋伏存在电影处，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才提出，使一笔数目不小的国家资金停滞周转，严重违反财政制度。
华东的戏曲改革工作，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对华东戏曲研究院，华东文化部很少给以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实际上完全由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个人在管，而伊兵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是极严重的。他不正确地理解“国家气派”，以为国家气派就是形式上的铺张。在他的影响下，造成剧团演出时布景、服装、道具都力求豪华，而对戏的思想内容却不注重。如大众剧院装修费就用了二亿六千多万，化妆间一人一个灯头，一切力求“现代化”。越剧团来北京演出时，人和道具行李装了五卡车，坐火车包一节客车，一节货车，来回开支共四亿多元。
由于领导方面没有重视组织创作，又缺乏剧本审查制度，京剧团和越剧团演出的剧目，常常是在临演出前的彩排时才发现问题，临时手忙脚乱，匆匆修改，造成人力物力上的很多损失。如去年年底越剧团因长期未演出，怕受批评，而又没有剧本，临时想演“祥林嫂”，马上登报接受定票，定票后才开始排戏，却发现那剧本有原则性错误，只好决定停演，但已经卖出一星期的票了，全部损失共计二亿元。定出的票子退票，更造成观众不满。
华东文化部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初期，黄源有压制民主的情形，经领导方面纠正和群众批评后，他才表现了诚恳接受的态度。现在运动正转向普遍深入检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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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贪污反行贿斗争中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
泽然
反贪污、反行贿的运动，目前正在各国营企业、各私营企业中紧张进行。这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场剧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负，取决于领导方面是否坚决依靠工人群众，是否充分发动工人群众。事实证明：工人群众的充分发动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工作的，而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工人，则更是如此。因此，党的宣传部门，在这次运动中，必须十分重视工人群众的阶级教育，扫清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努力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这样，工人群众才能真正充分发动起来，才能使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取得彻底胜利。
根据最近了解的情况，自运动开始以来，无论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在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各种动员大会、代表会议、诉苦会、座谈会以及训练班等方式，已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教育，国营企业的工人，组织了“打虎队”，查出了许多贪污分子和资产阶级派进国营企业的坐探；私营企业中的店员和职员，勇敢地检举了大批不法资本家。仅北京一地的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来，店员检举案件即达二万一千余件。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大量涌进工人自己的组织，资本家打进工会内部的工贼，开始被清洗出去，工会基层组织呈现一片蓬勃气象。
但是，也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的企业和部门中，还只停留在讲解政策和简单的鼓动宣传上，还不能适应运动的需要做到比较彻底的去解决工人思想中存在着的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达到从思想上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的目的。比如在国营企业里，工人们虽然从“打虎”的斗争中已经认识了本厂贪污分子的可恶，但他们却还不了解为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工人们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感觉常常不是很直接的；他们不容易把一个工厂中的反贪污斗争和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决不是简单的鼓动宣传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在运动中，抓紧时机，对他们进行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应该告诉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消灭了、缓和了，而是加剧了。资产阶级向国营企业进攻的目的，就是企图搞垮国营企业，把人民中国拖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工人们今天搞好国营企业，不让资本家来破坏国营企业，就是打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每个国营企业的工人，经过这样的阶级教育以后，就会自觉地感到一种责任：中国工人阶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阶级，每个工人都应积极起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应以高度的工作精神和创造性，来迎接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广大的工人、店员和职员，由于过去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受着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许多店员又是资本家的亲戚和朋友，加之一部分职员（会计、跑外）还梦想着当老板、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思想问题比起国营企业的工人来，就更加复杂。他们和资本家撕不破脸，因为怕报复、解雇和失业。这些思想顾虑是他们积极起来和不法资本家斗争的障碍。因此，必须加强他们的阶级教育，以解除这些顾虑。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应该使工人懂得：工人、店员和资本家是利害关系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应当清楚地划清界限，绝不能因为个人亲友关系而模糊了阶级界限；同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又是具有两种不同前途的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快进博物馆的阶级了，那些现在还在梦想当老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在这种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才能使工人、店员和职员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积极地去和不法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今后又以国家领导者的资格去监督资本家，继续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斗争。总之，不管国营企业的工人和私营企业的店员和职员，只有向他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
在一个多月的运动中，由于我们宣传教育工作还存在着缺点，而且有些部门对宣传教育工作也有些放松，这就使得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在运动中仍有可能继续麻痹工人，分化工人和收买工人，继续从思想上对工人阶级散布恶劣的影响。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除了由于运动进行得太快，宣传教育工作有一时赶不上去的情形以外；还由于我们党和工会的宣教部门在这一运动中，只注意了“打虎”工作，而忽略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的重要性。在目前运动中，集中主要力量“打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打虎”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给予适当的注意，不仅完全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运动中或运动高潮之后，也不抓紧时机进行这种教育，必然使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失去一个极有利的机会，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有关部门应该立即重视这一工作，并着手布置进行。自然，另一方面，如果企图离开当前实际运动去单纯地搞系统教育、不把思想教育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的作法也是不对的。
为了适应进行这种教育的需要，各地党委、工会的宣教部门，除了注意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外，还应该注意结合当地工人思想，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材料，供给工人阅读或作为讲授教材，也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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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贪污运动中看“列宁在一九一八”
贾霁
“列宁在一九一八”，是苏联的一部不朽的传记影片。
这部影片，以它的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塑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立者和苏维埃国家的创设者——伟大列宁的崇高的形象。影片描写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怎样遭遇到种种严重事变，伟大革命领袖列宁怎样领导人民进行了最严重的斗争，度过了危急关头，怎样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影片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普遍地教育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而对于我们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今天，这一影片的放映，是有更大的教育意义的。
从开端到结局，每一个镜头，都使观众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底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保卫政权，保卫工人阶级领导权以建设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底明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影片揭示了伟大人民领袖关于这一方面的极端重要的指示。这就是在迈克仑孙工厂里，列宁向工人阶级号召保卫祖国所作的历史性的演说。列宁指出：“维持政权比夺取政权还要困难。”
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九一八年的情况吧。当时，人类的希望的曙光刚刚升起，周遭还浸沉在浓重的暗夜之中。影片的第一个画面，形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革命黑浪，正从四面八方冲来，企图吞没新生的苏维埃。反革命分子不独从军事方面，也从经济方面，袭击苏联，使“苏维埃共和国流了血，受了战争的苦刑，又被饥饿的毒手扼得转不过气”来〔注〕。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隐藏在党和政权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和坐探布哈林与托洛斯基分子，更用种种阴谋以至暗杀的方法——以至于罪不容诛地向列宁行刺，一方面企图在工农群众中制造饥荒、混乱与恐怖，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出卖祖国；一方面企图篡夺政权以恢复其资产阶级统治。在一九一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国内外敌人疯狂进攻下，是经历着最紧张最复杂的斗争的。
而今天，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已经愈加走近它的坟墓。同时，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和平阵营内，我们国家得到了在建国工程中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十分有力的支援；而久经毛主席所教育的、历次革命战争所考验的我国人民，则一方面已经深切地理解了我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的这个真理，一方面则以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保卫了祖国安全，提供了祖国建设底强有力的保证。因此，与一九一八年的苏联相比较，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建设进程中，难道是风平浪静、安然无事的吗？不是的。尽管在我国，决不会发生像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所揭露的那样危急的严重情况，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阶段，在国内的阶级关系上，也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当时俄国的情况，然而，在我国，被领导者资产阶级与领导者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深刻的，严重的；资产阶级要求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面貌，去改变世界，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向工人阶级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资产阶级的这种进攻不是公开的，是隐蔽的；不是用的武装叛乱，而是用的“糖衣炮弹”。他们利用了“朋友”的地位和面貌，利用了“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和手段，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等罪恶活动，使我们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遭遇到严重的阻碍。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就有莫大的意义。列宁为巩固政权所作的斗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反贪污斗争的借鉴。
贯穿在这部影片里的列宁底教导，就是：对于所有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所有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必需加以严厉惩处，必需执行铁的纪律，对阶级外部是如此，对阶级内部同样是如此。列宁表示：对于所有这些人，苏维埃政权决不会让步、也绝对不容许让步。
在影片里，列宁和高尔基有一段动人的著名插话，这对我们所有革命工作者和人民来说，都是有极大教育意义的。列宁指出：阶级斗争，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
列宁向高尔基举出这样残酷的一个事实：“即使每人每日发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所有麦子在两天内就要完了……。莫斯科的人们要饿死了。但同时那些垄断食粮的混蛋和富农却在做食粮生意。他们把麦子藏起来，投机取利……”相类似的情形在我国是：一些不法的工商资本家，毫不顾惜民生国本，盗公肥私，牟取骇人听闻的暴利，甚至暗害前方的志愿军。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老虎”，我们怎么处置他们呢？是“残酷”好呢？还是“怜悯”好呢？
列宁给予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答案。他以通俗的譬喻解释道：“两个人格斗的时候，你怎能分辨哪一击是必要的，哪一击是不必要的呢？”这就是说：处置那些混蛋和“老虎”，“残酷”是必要的，“怜悯”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列宁向高尔基这样说：“我亲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的人，伟大的人，但你被怜悯的锁链束缚住了。把怜悯丢掉吧！它用苦汁毒害你的心，用眼泪蒙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辨别是非就没有以前那样清明了。把这种怜悯丢开吧！”显然，这种告诫对我们也是适用的。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一些人们，是非不辨地叫喊着：“过左”了，“不要资产阶级做朋友了吗？”这个朋友“太可怜”了……等等；对这些人们，我们要请他们把他们那种种“怜悯”丢开！
而且，必需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具有工人阶级宝贵的政治警惕性，对于那些假装的“朋友”，那些伪装的“可怜”相，随时地予以揭穿！在影片里，列宁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做：“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啜泣去！……”无论他们怎样，总应该坚定不移地有我们自己的主张和办法的。影片里的一个彼得堡的老工人说的对，那就是：对于那些混蛋，“我们必须狠命打击他们的脑袋，使他们的魂灵脱离他们的躯壳！”显然，这句话对我们也是有用的。试问：对于那些不法工商资本家，对于这些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的罪大恶极的“老虎”，还不应该使他们的丑恶的灵魂脱离他们的躯壳吗？
为了我们的斗争的胜利，除了在一个战场上和资产阶级面对面地作斗争，坚决地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以外，还要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斗争。这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人民政府内部、人民军队内部，人民团体内部，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内外夹攻，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党是“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反贪污斗争中，已经有惨痛的事例，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确是这样毒辣地进攻工人阶级的，像薛昆山、宋德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等案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列宁始终为保卫党而斗争，始终为保卫党底纯洁性而斗争。列宁领导着党坚持不渝地在党的内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胜利地发展与壮大的最大保证。列宁对混进党内来的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奸细、蜕化分子以及官僚主义分子等等，是深恶痛绝的。在这部影片里，也有着不少描写。列宁对那原是隐藏在党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和坐探布哈林，尖锐地指斥道：“我们的每个弱点，我们队伍里的每个腐化分子立刻都被敌人利用来打击我们，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事么？你的唯一工作就是用腐化党、分裂党的手段来削弱我们的力量……”列宁的这种毫不隐讳地当面指斥布哈林，表明了列宁对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无情的原则态度，表明了他对腐化党以及分裂党的这一种罪恶行为不可容忍的愤怒。
在影片的另一个镜头里，列宁表明了他对那些由于种种无理的“理由”而不能完成国家任务的人，是毫不姑息的。他说：“……不管（那些人）过去做过什么革命的劳作，不管过去替党做过多少工作，不管年纪多么大，我们都不能加以考虑，绝对不能——如果他们做出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事情！……”对于那些由于贪污腐化、怠工浪费而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人，列宁主张即刻处置，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去处分他们。对于他们，谁要是流露一下官僚主义态度，列宁是不容许的。就在这同一个场景里，列宁批评了一个同志，并且说到他如果此后还不改正这个错误，那么：“我们非严厉惩罚你不可，虽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正是如同列宁所教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那些经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攻击而成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者的蜕化分子，是都执行了和执行着党的铁的纪律的。
为了反对一切卑污、一切贪污腐化、怠工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列宁向我们号召：要时刻不忘地和那些思想行为作革命的斗争，作“坚持到底的格斗”。同时，列宁又号召我们：要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建设生活。列宁指出：必须爱护国家财产，必须用节约的方法来积累国家的资金，必须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来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而列宁自己，是这些一切方面的典范。在这部影片里，在一九一八年那灾祸重重的年月里，列宁和一个红军战士一样，和一个苏维埃公民一样，每天也只领八分之一磅的面包；而他永远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他不容许国家的一斤粮食、一斤燃料被损害。他不容许一分钟的懒惰和怠工。我们都深深感动于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是那样无私地艰苦朴素地生活着、那样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工作着。这样生活着和工作着为了什么呢？它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斯大林，在向着一个小女孩谈话的一个镜头里，列宁所说的：“她将来的生活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要比我们好……”
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旗帜。在列宁底旗帜下，如列宁在影片的结局的镜头中所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的革命也同样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我们从“列宁在一九一八”，从列宁关于为维持与巩固政权而斗争的思想与经验中，获得有力的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予以反击的武器。让我们按照列宁的战斗思想和经验，为反贪污运动的胜利而斗争！
〔注〕见电影文学剧本“列宁在一九一八”；本文引文，多半均引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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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运动为什么停滞不前
白植品
编者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增产节约委员会成分不纯以及某些领导干部手脚不干净、领导运动严重右倾和限制记者自由采访等等的现象，已经引起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重视，进行了初步纠正。交通部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委员，已有九个被撤消职务，其中包括交通部副部长李秀山和文中所举的几个贪污分子。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并已派直属小组到交通部帮助领导运动。记者也已可以到交通部自由采访。但截至二月二十六日，交通部的运动仍无多大进展，没有捉到大贪污犯。我们认为：该部的领导人应该立即进行深刻的检讨，彻底转变对待运动的态度。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并应加以督促和检查，使其迅速转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开始到今年二月十二日为止，由于领导干部手上不干净和有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一直没能很好开展，停顿在混乱状态中。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动群众的主要关键，是要负责干部亲自上前线，由上而下，层层带头检讨，并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彻底清除一切贪污行为，捕捉大贪污分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不是这样，而是由下而上检讨，领导者检讨得又极不深刻，致使运动始终裹足不前。二月四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主席发出围剿大贪污犯的动员令后，交通部的运动仍未获得显著战果。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手上不干净和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作怪。
首先，群众怀疑交通部副部长李秀山手上不干净，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李拖了很久，一直到二月十二日晚上，才支吾其词地作了一番解释，只承认自己有过坐三等车报二等车的票价的事。交通部的群众认为，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六个人手上是不干净的。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是大贪污分子。有一个委员，已坦白了曾动用公款四千万元。但他还继续留在指挥部内（按：现已被撤消委员职务）。群众对指挥部的人选，一开始就有意见。这些意见，始终没有为领导方面所采纳，反而叫有贪污行为的人去动员别人坦白！
其次，交通部领导干部不敢在本部内认真检查，搜集材料，捉拿贪污犯。交通部每年都有一笔很大的事业费，但是账目混乱，大部分的支出没有原始单据，都是经手人自己开的白条子。这些单据中，同一个经手人的名字，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指印；也有同一个指印，而写好几个经手人的名字的。据查账的同志说：一百张单据中，就有五、六十张有问题的（有一个已被撤消增产节约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委员，已坦白承认自己假造单据两次，贪污一百多万元）。交通部在阿尔山买的铁筋，收、购、退、销，都没有账目。在采购当时，除了主要负责人以外，下面的干部则经常换人。这样就给贪污分子留下贪污的空隙。交通部向财政部领用木材，领、运都有详细账目，但木材究竟用了或被盗卖了，却不得而知。有一个女同志说：“领导上装聋又装傻。”正因为如此，交通部捉贪污犯是“剿外不剿内”：不先在本部内剿，而先剿在扎兰屯工作的贪污犯
（当然也要剿）；“剿远不剿近”，斗争本部运输处长时，不先从他的贪污行为清算起，却要他先坦白一九四六年和“光复军”有什么勾搭。连续斗争五、六天，没有捉到大贪污犯，却把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和精力消磨下去了。
更严重的错误是交通部领导干部纵容贪污犯、包庇贪污犯，麻木不仁。举几个例子：贪污分子包启文，在会上刚坦白了贪污二千多万元的罪行之后，立即让他当大会主席。围剿大贪污犯是多么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请来当指挥官？这种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错误，严重到何种程度！包启文表示不当大会主席，李秀山就把一个参加工作才几个月的女同志推上去当主席。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共产党员）在二月十二日下午宣布五个贪污分子从轻处罚时，李秀山在会上对大家这样说： “我们认为这五个同志坦白较诚恳，我们整个领导上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了。你们是否还觉得他们的尾巴没有割掉呢？”群众不响。接着他宣布了这五个贪污分子的名单。刚宣布完了，列在名单上的一个贪污分子，立刻站起来说：“我的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乌勒吉敖喜尔部长连忙改口道：“那就宣布四个从轻处罚好了。”这种错误的行动，怎么能够容忍！再举一个例子。群众认为包启文对自己的贪污罪行，没有彻底坦白，问题还很大。李秀山却表扬他的坦白是“诚恳”的。这样，就又有下一步更荒谬的事情发生：领导方面认为原来的伙食管理员有贪污嫌疑，要换一个人。换谁呢？就换为他们所表扬的“坦白诚恳”的贪污犯包启文。这种罪恶行动，怎么能够容忍！有一个同志说：“我提议让贪污分子继续说下去，直到把全部问题谈清为止。而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却要加以表决了结，还说我捣乱会场！”李秀山在斗争会上伏在桌子上睡觉，群众给他提出意见，他又是支吾其词地挡了过去，意思是说，这并不能算是不重视反贪污运动。
我是内蒙古日报的记者。当我在二月十二日下午发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有着上述这么多、这样严重的问题时，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搜集更多更全面的材料，当天晚上，我前去采访。趁休会十分钟的时间，我找了一位在会场上积极发言的同志谈话。我们坐下还没谈上三句话，就有个名叫邓玉五的来找我，说：“你到部长那个屋子去一下。”我立即跟他去。一进屋，邓问我：“你是那里的记者？”我答是内蒙古日报记者。他又问：“你跟他谈些什么？你跟他认识么？”我答：“想谈些你们这里的运动的情况。跟他以前有一点点认识。”站在我旁边的中共内蒙古分局派去参加交通部反贪污运动的巴音同志插上来问我：“你跟他谈话，经过乌部长批准了没有？”我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坐在沙发上的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向我抬起头来说：“你现在要暂时停止采访！”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要乱问，他谈的情况，不一定正确。”我说我会判断。他仍重复三遍：“暂停采访！”我再追问为什么。他答：“我要请示上级，看是否允许你这样活动。”我就告诉他：“我完全有这个权利。而且今天上午曾给你看过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介绍信。”我立刻又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给他看。乌勒吉敖喜尔部长看毕说：“我以为这个介绍信，只仅仅介绍跟我个人谈话，而不是跟别人谈话的。”
乌勒吉敖喜尔部长最后提高声音对我说：“你总不能阻止我向上级请示吧！因为我不懂记者的活动方式。现在你一定得暂时停止跟他谈话！”
从上述一连串的事实看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乌勒吉敖喜尔要暂时停止我的采访活动，用意在什么地方呢？事实已经很明显，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怕我揭露他纵容贪污犯的罪行；一是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怕我从群众中找到材料。此外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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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击退资产阶级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侵袭
不久以前，本报批评了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欧阳山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天本报又揭发了华东文化部第二副部长黄源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表现似乎有些不同：欧阳山是拚命地抓钱、抓摊子，以为摊子越多越好；而黄源却把文化艺术事业当作一种“包袱”，尽量推脱不管，“少背一个好一个”。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以极其腐朽的从个人打算的观点和庸俗的事务主义态度来对待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重大任务。而在热中于铺张浪费、大量挥霍国家资财上，他们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种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领导下，必然会使个别干部滋长恶劣的思想作风，甚至发展到混水摸鱼，从中贪污。从这次检查中发现，黄源只凭“政治担保”，每月补助“群众文艺”的一千个单位是并非必需的，这笔款子被该刊主编柯蓝，用私人名义存入银行，私自随便挪用，其中显有不干净的地方。他因怕华东文化部查账，曾让别人给他造假账。柯蓝的这种行为，以及华东文化部秘书处副处长钟林和该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的坏思想、坏作风能够长期存在，是和黄源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在官僚主义作风笼罩下，又必然会产生无原则的宗派纠纷。使推动文艺工作前进的、不可缺少的、严肃的思想斗争，淹没在小圈子的勾心斗角或所谓 “面子”“友情”的庸俗气氛中。据“文艺报”报道，武汉市文联主编的“工人文艺”和江西省文联主编的“江西文艺”，在处理稿件时，常常是从所谓“面子”“友情”出发的。太原文艺团体之间互相排挤，互相诽谤和攻击；某些文艺领导干部之间闹私人成见，见面“打哈哈”，背后乱讲，甚至谩骂。上海文艺界，某些文艺工作者中，此种现象也很严重。如上海诗歌联谊会就分成一些小圈子，闹无原则纠纷，或以庸俗的互相吹嘘来代替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这种恶劣的习气像毒菌一样侵害着我们的文艺战斗组织，如不彻底加以肃清，我们的文艺战斗组织就会陷于麻痹和瘫痪，文艺战线上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会发生动摇，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篡夺。
以上这些事例，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文化艺术组织中，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造成了何等严重的恶果。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文化艺术领域的显明的例子。这些现象是不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各地文化艺术机关团体，目前应集中全力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反贪污斗争获得全胜后，应该立即结合文艺整风，转入更普遍、更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把腐蚀文化艺术组织的贪污浪费现象，和严重损害文化艺术事业的官僚主义，以及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从文化艺术领域中彻底肃清！
第3版()
专栏：
粉碎资产阶级有组织的进攻
邵宇 华君武作
重庆市的十二家钢铁机器业奸商秘密组织“星四聚餐会”，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仅从一个国营工厂就盗窃了二百亿元以上。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没有组织的，“星四聚餐会”的罪行就是对这种言论的有力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