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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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姜万寿是沈阳第一被服厂的副厂长,他用科学的方法,改进了被服厂的劳动组织,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姜万寿在车间中和女工研究连续操作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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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检查违法工商户工作获成绩
五百多违法工商户已破案
现又派出第三批有店员工人参加的检查组继续进行检查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检查不法工商户的工作获得显著成绩,到本月二十五日止,被检查的五百多家工商户,基本上都已破案,他们以各种违法手段盗窃国家财产近四千亿元。现春节后第二批派出的三百二十五个检查小组的工作已胜利结束,第三批三百多组又已出动。这一批检查组,除了原有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大批店员工人参加,检查的声势更为浩大。
北京市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自去年十二月开始以来,即在两条战线上迅速开展。一条战线是由市总工会发动店员工人对不法资本家进行检举、斗争,另外一条战线就是由节约检查委员会派遣大批的检查小组对不法工商户进行检查。
在春节以后,这两条战线的规模更加扩大,运动也更加深入。在检查方面,虽然资本家曾利用春节空隙,作了许多企图蒙混过关的准备,但检查组的工作人员紧密地依靠了工人、店员,争取和团结了高级职员,完全粉碎了不法资本家的阴谋,许多大问题都被检查出来。如启华营造厂奸商吴国桢,在第一次检查时,因发动职工不够,吴国桢伪装坦白,只谈出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六亿多元。检查组根据群众的检举,在春节后作了第二次检查。在这次检查中,因充分发动了职工群众,粉碎了吴国桢的“攻守同盟”,就又检查出他盗窃国家资财十三亿多元的事实。
在第二批被检查的违法工商户中,有一部分虽然罪恶很大,但他们迫于群众的压力,坦白得比较彻底,人民政府就予以从宽处理。如康宁营造厂经理黄钟琳曾以一亿多元行贿,盗窃国家资财八十八亿多元,但在这次检查中,他坦白得比较好;又如协顺营造厂经理周继昌曾以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财产三十四亿余元,他不仅坦白较彻底,而且带着工作人员到工程地点去检视他偷工减料的情形。他并检举了别人。因此,政府都给予了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第二次被检查的违法工商户中,现已有百分之八十取保听候处理。
但有一部分奸商却违法严重而又拒不坦白。检查组工作人员和店员工人在检查过程中虽曾再三劝告、揭发,但他们仍然拒不坦白,决心顽抗到底。对于这批奸商,人民政府已予逮捕法办。为了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派出了第三批检查组进行检查工作。检查组的工作人员已在过去的两次检查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又有大批的店员工人参加检查。所以,这一批检查组,无疑将要获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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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宽大处理坦白悔过工商户
凡真诚悔过并经过严格审查的工商户都可免予刑事处分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正对大批坦白悔过的违法工商业户进行处理。处理前,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通过各区分会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结论报告表”分发给有关工商业户填写。表内分行贿、偷税漏税等五项,并有行业评议组(由工商业户及检查组组成,或由资本家学习小组及检查组组成)、基层工会的评议审查意见及区节约检查分会的审查、处理意见等三栏。凡是真诚悔过,认真填写结论报告表,又经过以上三重审查通过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的违法工商业户,都可免予刑事处分。第九区节约检查分会日前曾召开了机器铸铁、五金熔炼等重点行业的处理大会。会上对二百五十六户在运动中态度比较老实,坦白比较彻底或罪情较轻的不法工商业者宣布宽大处理。其他各区的节约检查分会也大多采用了按行业召开处理大会宣布结论的办法;对某些户数不多的小行业便按公安派出所辖区召开会议进行处理。
动员工商业户认真填写这一结论报告表,并进行公正的评议和严格的审查,是做好处理工作的关键。在分发表格的同时,各区节约检查分会都以区或以行业为单位召开了违法工商业者会议,再次交代了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宽大与严办相结合的政策。所以发下表格后,一般工商业者都能坦白填写,同时评议组也能认真评议。基层工会审查时,工人、店员对资方所填写的结论报告表审查得很仔细,他们不但指出了资方漏报事项,促使资方按实填报,并且通过审查工作进一步加强主人翁的思想。
一般违法工商业者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以后很受感动,都表示今后要以积极参加检举和搞好生产的行动来报答政府的宽大。如九区私营振亚铁工厂经理张治怀和正大明记料器厂经理李金铎,盗骗国家资财都在六、七亿元以上,但因坦白彻底,决心悔过,因此都得到宽大处理。他们深为感动,在处理大会上争先要求讲话,表示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挽救,今后决定真诚地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依靠工人搞好生产,以抵补过去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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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谈判我方参谋人员奉命声明
我方绝不能容忍美方屠杀我被俘人员的罪行
美方必须对这一血腥事件负责交代和处理
【新华社开城二十八日电】二十八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对方继续毫无理由地拒绝我方在轮换和口岸问题以及中立国提名上所提出的合理解决方案,会议毫无进展。
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上,我方参谋人员严正指出对方企图以毫无理由的藉口和恬不知耻的当众撒谎,来逃避其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巨济岛事件的严重责任,是决不能达到目的的。我方绝对不能容忍这一野蛮残暴的罪行。全世界人民绝不能饶恕这一野蛮的残暴的罪行。我方参谋人员奉命声明:我方对对方二十七日的答复,认为完全不能满意。对方必须对这一血腥的屠杀事件,作负责的交代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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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毛主席致敬
西南各民族代表参观团启程来京
【新华社重庆二十八日电】西南各民族人民为答谢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兄弟民族的爱护和关怀,最近组织了西南各民族晋京代表参观团,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参观首都的各项伟大建设。参观团约有各兄弟民族代表二百人,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和土司、头人、活佛、喇嘛等。其中,西康、贵州、川南、川西、川北等省(区)的各民族代表一百零二人(有藏、彝、回、苗、摩些、侗、川青、傈僳等八个民族),已到达重庆,并已在二十七日搭轮东下。云南省和昌都地区的各民族代表现正在来重庆的途中。
二十六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晚会,欢迎并欢送西南各民族晋京代表参观团到达重庆的全体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舟,对各族人民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欢送。在会上,各民族代表都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要在参观时虚心学习,吸取汉族老大哥的建设经验。他们并向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等领导机关献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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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区各人民团体
抗议美军撒布细菌
【本报讯】华北区各人民团体一致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北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华北总分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北筹备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侵略者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直接继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衣钵的,德、意、日法西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制裁,今天美帝国主义已走上了这条老路,正义的绞索正等待着他们。声明号召全华北人民更加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彻底打垮美国侵略军而斗争到底。
山西、平原、察哈尔等省各人民团体在二十五、二十八两日先后发表联合声明,严正声讨美国侵略军的这种滔天罪行,并号召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各省医务界都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来还击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河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的声明愤慨指出:我们河北省定县有些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遭受过日本侵略者撒布细菌的毒害,现在这笔血债还没偿还,日本战犯还没受到应得的惩办,而美国侵略者又来行凶,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河北省的卫生工作者一定紧急行动起来,做好人民卫生防疫工作。山西大学医学院全体学生、太原市医务工作者和张家口市教育工会医务工作委员会一致表示,决心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朝鲜前线去支援朝鲜人民和中、朝人民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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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京台湾同胞集会纪念“二·二八”五周年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京盟员和在京台湾同胞及来宾等一百多人,在二十八日集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五周年。
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向“二·二八”死难烈士及死难同胞致哀。大会主席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驻京办事处代主任林云致开会词。他说:在纪念“二·二八”起义五周年的今天,美帝国主义正企图长期霸占我国的台湾,以作为进攻我国大陆的跳板。台湾人民和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共同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阴谋而斗争。他并说:为了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二·二八”,争取早日解放台湾,我们必须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在目前,我们必须积极投入反贪污反行贿斗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去。
接着,由亲身参加起义的台湾青年吴克泰报告
“二·二八”斗争的经过,他的报告说明了台湾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全国学联代表田德民应邀讲话后,曾参加起义的台湾青年彭克巽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田富达等相继讲话,他们一致表示要继承“二·二八”起义的光荣传统,为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早日解放台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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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镇压“二·二八”起义的罪犯
张匪兆焕已在福建伏法
【新华社福州二十八日电】在五年前曾参与指挥镇压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刽子手之一张匪兆焕,已在原籍福建省仙游县伏法。张匪兆焕是一贯屠杀人民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匪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那时,台湾人民不堪蒋匪帮的残酷统治,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举行了武装起义,此时,张匪即参加指挥蒋匪军和特务大规模地屠杀台湾同胞,造成了国民党匪帮一次屠杀三万余无辜人民的流血惨案。福建解放后,张匪携带电台潜伏福州进行破坏活动,终于难逃人民巨掌,在去年夏季,为福建省人民公安机关逮捕,经当地人民公审后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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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来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
本报记者 林里
在重庆,我访问了处理“星四聚餐会”案件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初步坦白了的参加“星四聚餐会”的不法分子谈了话,查看了有关这一案件的文件和人民群众的检举信件、胁从分子的坦白书、审讯首脑分子的记录和“星四聚餐会”秘密集会的四本记录。所有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都证明:资产阶级向人民民主政权和工人阶级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重庆的私营钢铁机器业,完全是靠着人民政府的扶助而恢复、发展起来的。解放以前,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在蒋美联合绞杀之下,已经衰败到破破烂烂,“一息仅存”了。重庆的资产阶级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一样,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抵御美货泛滥的洪流,许多工厂靠着卖厂房、卖家具,甚至卖工作母机过日子。如“上海机器厂”在日本投降前,有两百多个工人,但到解放以前,只剩了七、八个工人看厂子。解放两年多以来,人民政府为了扶助民族工业,给予这些工厂的贷款达二百八十六亿多元,给予他们的加工定货价值近三千亿元。仅
“上海机器厂”得到的贷款就在二十亿元以上。这些工厂的老板看见自己的“事业”获得恢复并发展了,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向人民政府一方面喊着“万岁”,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政府进攻。正像上海机器厂的董事、经理陈又新、毛毅可所说的:“我要多少价钱,你就得给我多少,否则,我就不作。”这个工厂的暴利,比成本高过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还多。这些工厂的老板们,为了更有计划地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因而组织了“星四聚餐会”。
“星四聚餐会”,最初是由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中的六家大工厂的负责人发起,又吸收了六家中型工厂组成的。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只有国营某工厂和成渝铁路在私营工厂定货并委托加工。当时,“星四聚餐会”以这个国营工厂为进攻对象,企图从垄断加工定货中牟取非法暴利。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它和这个国营工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周绍文、外包工程师陈松柏等勾结在一起,把监督和指导加工定货工作的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拉到“聚餐会”里,又把西南工业部经理处某科长钱绍武也拉过去,作为他们套取和垄断工业原料的内线。这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星四聚餐会”就张开血腥的嘴,向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这个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在周绍文操纵下,从来不用招标方式发包,而是交“星四聚餐会”去“统一分配”。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还在“星四聚餐会”第三次会议上保证:今后不采取开标比价方式,而采用周绍文所“创造”的“统一分配”办法。所谓“统一分配”,实质上是把国家的委托加工和定货,交给这一伙不法资本家去分配。“星四聚餐会”的强盗们得到统一分配国家加工定货的特权以后,便统一抬高工价,统一抬高材料消耗费用,统一偷工减料,统一拖延完工日期。在这一连串的“统一”下,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算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进展。只就 “星四聚餐会”部分人员坦白的材料计算,他们单从这一个国营工厂就盗去国家资财二百亿元以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星四聚餐会”的组织也日益扩大。成渝铁路动工不久,“星四聚餐会”便指派它的“干将”吴宗楷组织“星五聚餐会”。吴宗楷是荣华机器厂经理,素以“铁作业大把头”著称。他笼络了洪发利、川昌、公鑫、荣新、张端生、志华、恒大、协成等九个工厂,收买了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组成了包围铁路局、垄断铁路器材加工定货的垄断组织。一年多来,他们通过这个组织所盗窃的国家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还计算不清。只知道在制做三十一付道岔的工程中,单以抬高工价、多报用料两项来说,就使国家直接损失七亿四千多万元。
船舶是西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修船造船的工程相当巨大。在天兴机器厂经理石漱流主谋下,曾有十四家工厂的负责人为承做修船造船工程,组成
“星六聚餐会”(其中有些厂并不专门从事修船造船业务)。一九五一年冬,“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高功懋又亲自出马,把“星六聚餐会”的川昌、天兴、协兴、合众、公鑫、鸿昌等六家,加上民生、川江、建新、新泰、源记、惠兴等六家,组成“造船小组”,专门垄断国家的修船造船工程。这个“造船小组”曾经骗得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的“批准”,而且还吸收了国营川江船舶厂参加,并收买了航务局检查科长孙祺。因此它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个“造船小组”曾以“十二条意见”上书航务局,要航务局制订“营业许可证”,交由“造船小组”来讨论和分配国家的修造船舶的工程。它要航务局规定:凡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修造船时不得分散在一家以上的工厂施工。它要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必须按时交来修造工程,以便他们“有计划地生产”。它不仅要现在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机关迅速开列详细修船表,而且要国家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对于这个“意见”,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如何处理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资产阶级的进攻已经达到如何疯狂的地步!他们不光要把中小同业一下子挤垮,而且要把人民的国家机关变成他们牟取垄断暴利的工具!
一九五零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纺织机的消息传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余桂铨、顺昌厂经理和新民机器厂经理印仁基,立即召集协昌、合众、惠工、大来、大川、上海、合作、中国等十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会议由余桂铨做主席。他说要揽到政府的纺织机工程,必先“巩固组织,加强团结”。到会各厂负责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组织,坚决争取制造纺织机”。他们随即成立了“十一厂联络处”,由合作五金厂经理李汉湖任总干事,办理一般联络事宜;由印仁基等五人主持“对内”;由余桂铨、邵仁里和毛毅可为“飞京接洽承制纺织机的全权代表”。他们并决议在争取到纺织机工程以后,再在华东区所制订的纺织机底价上,要中央“特加照顾”。他们决定具体的照顾数目为:材料费比华东增加百分之三十;人工费在华东底价上加百分之二十;样板和特种工具津贴费加百分之十。他们经常的联络地点是民国路一六八号。从“十一厂联络处”成立到工程掌握在手,他们先后开过三十六次会议。他们派人在北京讨论的各种机件单价,要拿到这里研究;各种合同要经这里批准;工程任务由他们统一分配;所用原料由他们统一购买,甚至偷工减料的具体数字,也由他们统一安排。余桂铨等由北京返回重庆后,专门召开了“总结经验、布置任务”的会议。余桂铨在会上提出某种工程“在北京用工八万个,我们争取用六万个甚至四万个工交货”。在这个会议上,余桂铨还特别检讨了到北京谈判工作中的缺点是所谓“事前准备不够”,“和工业部联系差”。会议因此决定:“今后要靠拢工业部”,以便“向北京发展”。印仁基还提醒大家:“要做到组织上的一切保密”。在“向工业部靠拢”的方针下,他们要求西南工业部成立了“西南区公私营机器厂承造纺织机技术委员会”。他们特把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某副部长抬出来做主任委员,他们自己担任副主任委员。但实际工作是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委员会只是把非法的“十一厂联络处”换了个公开名义罢了。
以上四个组织,都是针对国家经济建设部门的工业加工和工业定货而组成的。一九五一年底,“星四聚餐会”又把震旦、中国、新民、大川、大来、顺昌、恒顺、大昌八家工厂的会计师联络起来,组成“会计师座谈会”。在“统一建账”的掩护下,这个“座谈会”专做偷漏国税和进攻国家税务人员的试验,准备以后在“星四聚餐会”的各会员厂都照样实行。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全国人民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就开始了。
“星四聚餐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向国家进攻的核心,已经由最初时期的十二个厂发展到四五十个厂(其中一半是外围,一半是核心),由一个组织发展到五个组织,由混合组织逐渐发展为几个专业的组织。“星四聚餐会”的组织极其严密,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要经过个别介绍,大会通过,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列席”,方能成为正式“会员”。它组织了各种不同的外围,目的是培养会员厂,在条件成熟时争取合法。
从“星四聚餐会”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盗窃国家资财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具有政治阴谋的野心集团了。它把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变成了它的傀儡,它有权“圈定”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商业界代表。加上被它收买的内奸和派进国家机关的“坐探”,若干政府部门已经变成了它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今天还有人硬说资产阶级没有进攻的组织,不可能有什么猖狂进攻,那就请他们看看“星四聚餐会”的罪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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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破获“星四聚餐会”经过
“星四聚餐会”被人民政府破获的经过,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任何严密的盗窃集团,都逃不出人民的巨掌的。去年八月,西南工业部发现国营某工厂经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厂内情况非常混乱,于是派遣了检查组,到这个工厂去检查工作。经过两个月的检查,发现这个工厂中存在着账目不清、很多工程不合规格、对私营工厂拖延加工定货的完工日期不加处理等严重现象。检查组向该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周绍文、外包工程师陈松柏探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周等不仅不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公开替私营工厂辩护。因此,检查组断定这个工厂不能完成生产任务的原因,绝不是一般的工程人员玩忽职守,而是有人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行动。
西南工业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并在原检查组的基础上,补充得力人员,继续到那个工厂开展查账目、查成品、查材料的“三查”运动。检查组把有重大舞弊嫌疑的陈松柏加以看管之后,西南工业部机械处处长唐某居然出面为陈松柏辩护,周绍文竟提出抗议,材料科、会计科和工程科的某些人员,也出来“保证”陈松柏“没有问题”。经过查账和厂内某些职工的检举,检查组终于发现了该厂某些工程人员和私商秘密组成的“星四聚餐会”,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西南工业部认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即将原案连同陈松柏、周绍文、郑志武三人,一并送交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处理。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会同西南工业部和重庆市人民检察署,分别调配专门人员,共同处理这一重大案件,一面侦察,一面在厂内继续开展“三查”运动。
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到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止,陆续发现“星四聚餐会”和西南铁路局等单位工作人员互相勾结盗窃国家财产的重大事实,人民政府遂将“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高功懋、印仁基、周英柏、李杭、刘雨三、闻人杰六人逮捕,并指令初步坦白了犯罪事实的李志亲等继续反省。由于广大群众的检举,又陆续破获“星四聚餐会”的外围组织“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十一厂联络处”、“造船小组”、“会计师座谈会”等组织,全案至此遂彻底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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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宫博物院暂停开放
【本报讯】故宫博物院因整理内部,自今日(二月二十九日)起暂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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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评“星四聚餐会”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说:“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武器,那里说得上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呢?”这种谬论,现在是逐渐消声匿迹了。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早已发动了并且还在继续着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面对着这种铁的事实,资产阶级代言人于是被迫地变换了一种腔调说:“好了,就算是进攻吧!资产阶级却是一盘散沙呀,总不会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攻吧!”然而,铁的事实终于又不容置辩地粉碎了这种胡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有严密组织的。重庆发现的“星四聚餐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的一批著名的资本家所组成的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这个机构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重庆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首先发起组织了这个机构,然后以它为核心,又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组织。所有参加这些非法组织的资本家,都要接受它的“考验”,遵守它的“纪律”。它经常召开“业务会议”,以“总结经验,布置任务”,以便使它所有的成员,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向国家进攻。
他们有组织地大举进攻的目标是国家经济的要害部门。谁都知道钢铁工业是“工业之母”,因此,
“星四聚餐会”的资本家们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对准了西南区钢铁工业的中心——重庆钢铁业来进行。谁都知道成渝铁路对于西南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一群资本家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星五聚餐会”,垄断了成渝铁路的加工定货。谁都知道船舶是西南区当前主要的交通工具,因此,“星四聚餐会”又专门成立了“造船小组”,企图垄断西南区的造船业。谁都知道在西南区创办和发展纺织工业,对于西南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星四聚餐会”又成立了“十一厂联络处”,垄断了纺织机械的加工定货。这样有重点、有目的地大肆活动的结果,就使“星四聚餐会”在短短的期间,发展成为西南地区资产阶级的垄断组织和大规模的盗窃集团;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了两三倍。这个盗窃集团,向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篡夺了某些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造成对国家机关进攻的里应外合的形势,“星四聚餐会”用“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内部布置了大规模的“坐探网”。为了进攻国营钢铁工业,它收买了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收买了监督加工定货业务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副局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经理处的人员。为了盗窃正在修建中的成渝铁路的工程经费,它收买了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为了进攻国营造船业,它收买了航务局检查科科长。依靠这些“坐探”,它取得了“统一分配”加工定货任务的大权,从而有计划地、统一地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狂妄地要国家向它填表报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这些胆大包天的资本家,就这样地操纵一切,为所欲为了。
这个资产阶级的盗窃集团,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之后,在政治上也日益猎取重要地位,并且迅速开始了它的政治进攻。它逐渐地用欺骗方法,操纵了重庆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为工具,并且公然敢于
“圈定”出席重庆市人民代表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它早已从一个经济垄断的组织和盗窃集团,进一步变成为一个政治野心家的集团,有计划地向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双管齐下的进攻了。这说明了这一班资产阶级的野心家们,组成这样的垄断和盗窃集团,操纵一切、无所不为的目的,就是在经济上要把国营经济置于私人资本的控制之下,在政治上企图使人民政府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他们口头上拥护共同纲领,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破坏共同纲领。 “星四聚餐会”的非法存在和它的非法活动,充分地显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罪恶用心。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的,因此他们必然要损人利己,损公利私;必然要采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满足他们扩大私有财产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但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他们自私自利的活动是不能畅所欲为的,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千方百计地企图打破这种限制,并且野心勃勃地施展他们所擅长的垄断操纵、投机欺诈的惯技,极力钻营,盗窃和篡夺国家经济权益,企图把我们的国家拉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去。资产阶级所以要非法组织“星四聚餐会”等,其目的就在这里,这难道不是极明显的吗?
类似“星四聚餐会”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其他各地同样存在。它们一般地都把持着工商业联合会、同业公会,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合生产处”、“联营社”等机构,以这些机构为阵地,向国家猖狂进攻。有些垄断组织,甚至公然把国家企业与合作社挤垮了。这些垄断组织,大规模地向干部行贿,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犯罪集团,让他们有计划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便里应外合,大量地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
同时,这种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对于正当的私营企业也是为害很大的。因为他们所以要组织这样的垄断集团,就是企图取得独占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的共同特性。他们所极力追求的是利己的目的,而不损人是不能利己的,所以他们要集中力量向国家大举进攻;同时也经常互相倾榨,彼此坑害,“大鱼吃小鱼”。重庆许多中小铁工厂,有的已被“星四聚餐会”挤垮了,有的被它并吞了。在“星四聚餐会”中发纵指使向国家进攻的首脑分子,如民生轮船公司所属的拥有一千多工人的民生机器厂厂长高功懋和拥有一千二百多工人的渝鑫钢铁厂经理李志亲等,就是依靠坑害别人和追逐暴利起家的。这也是中外一切资产阶级的“先辈”们“创业”的秘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高功懋李志亲等人早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很有“资望”的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物。他们排挤和并吞了许多中小工厂之后,资本愈雄厚,向国家的进攻的手段也愈毒辣。这是非常明显的了。因此,像“星四聚餐会”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不但是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守法的工商业家的敌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不仅已经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于人民民主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且证明了这种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他们进攻的最后目的如果实现,那末,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有变质的严重危险。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我们所以必须把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全部追查出来,予以坚决的反击,理由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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