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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张挹清团结店员向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店员支部书记张挹清，一贯积极地团结店员，向不法资本家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张挹清是上海大名路永利昌五金店的青年店员，今年二十三岁。由于他出身贫苦，并在当学徒时挨打受骂，自幼就养成了对剥削阶级深切的仇恨心理和顽强的反抗性。从学徒到跑街的十年店员生活中，使他深刻地认识了不法资本家的丑恶本质和卑鄙龌龊的欺骗手段。解放后，张挹清痛心地看到奸商陷害共产党员的事实，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憎恨，他下决心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扑灭不法资本家的非法活动。当时党组织给他指出：要有效地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必须团结基层组织中的每一个党员和党外的群众，并随时取得党的帮助。在党的教育下，两年来他领导虹口区店员支部，团结了很多党内的积极分子和店员群众，勇敢、机警地工作着，揭露了五金行业中许多不法商人丧尽天良、牟取暴利、陷害干部的无耻行为，并曾几次破获了巨大的贪污案，挽救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一九五○年七月的一天，张挹清看到报上登载山西太原煤矿因吊升降机的绳索中断失事，死伤矿工弟兄多人的新闻，立即联想到五金行业中资本家的恶毒的不法行为。如：兵工厂来买钢时，奸商就拿铁冒充；买坦克车零件时，奸商以假货冒充进口货；工厂中的锅炉管常因奸商以假货充真货而引起爆炸等严重事件。他又想到，五金业中的不法资本家专门拿硬性铅丝甚至铁丝用简陋的打绳机械打成吊绳，冒充进口货钢丝绳；或将一段段短的钢丝原料接起来掺进去冒充新货。至于这些吊绳在吊拉机器时，对于工人的生命会有着怎样严重的危害性，奸商们是从不计较的。更毒辣的是他们竟伪造保险单来欺骗来自东北、华北等地的采购员。张挹清心想：“山西太原煤矿的失事一定是五金奸商搞的鬼。全国各地都到上海来买钢丝绳，如果不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大胆揭发奸商的无耻行为，那么那些厂矿中的工人同志所遭遇的灾害将是不堪设想的。”他想到这里，决定对五金业中的不法厂商伪造钢丝绳的事件进行调查研究。首先他向绳索工人李耀金调查了奸商伪造钢丝绳的方法，并动员了五金业店员中的积极分子调查出售假钢丝绳的情况。果然发现上海均和、益昌慎等五金号，卖给太原煤矿采购员的钢丝绳，确是用铁丝打的；并且还正在接洽新的定货。张挹清立即把这件事情向党作了报告，挽救了这一场即将发生的灾祸。同时他又进一步把十多家打钢丝绳的厂子和伪造保单非法经营的数十家五金号详细地向党和政府作了报告，揭破了这些不法厂商危害人民利益的勾当。
在党的教育下，张挹清认识到：以现有的力量和不法商人进行斗争是不够的。因此，他又以党支部为核心，将区五金店员工会中大批青年积极店员团结起来，吸收他们参加夜党校学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起他们对不法资本家的强烈憎恨。所有团结在张挹清周围的店员，就成为五金业不法资本家心脏里的炸弹。他们平时冷静地观察资本家勾结国营企业中贪污分子的罪恶活动，发现可疑的线索时即进行调查并勇敢地检举。例如，一九五○年八月，张挹清发现中南工业部驻沪营运组职员杨光远、王灿文等和群益五金号共同从事非法活动。张挹清就动员群益五金号的青年工人王世云，注意杨光远的活动，从而发现贪污犯杨光远因受了奸商的贿赂，帮助成交竹节钢一批，而群益五金号在装运竹节钢时两次少运十一吨，骗取了大批的国家资财。又如去年五月，张挹清又领导利昌五金号店员陈志康勇敢地检举了老板柳启运攫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的违法行为。由于事先布置周密，陈志康把店里的全部逃税材料交给了税务局，并预先给他们画好藏“暗账”的地图，使税务局顺利地破了案。
张挹清的组织观念很强，时刻认真负责地进行工作。他随时细心注意各个时期的工商情况，特别是不法资本家的动态，搜集工会会员的反应，发掘有关全市经济管理上的重要问题，向党汇报。这都说明张挹清是认真执行着党交给他的任务，时刻关心着人民利益的。
当反行贿运动在上海展开时，张挹清又发挥了党员在运动中的先锋作用。他领导着全区店员向不法资本家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因为他平时对人诚恳、亲切，很多店员都主动地找张挹清商量事情，有的说：“和张挹清谈了话，给了我很大力量，使我站稳了阶级立场，我要勇敢地检举。”因此，虹口区的检举运动迅速地展开了，八天中检举信就达到了三千三百余件。现在虹口区店员支部的同志们，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决与店员工人们团结一致，以更猛烈的战斗来取得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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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
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
杨耳
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遇到了坚强的反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很不甘心，不肯老老实实地悔过认罪，还想继续进攻下去。于是，资本家自己，还有他们的代言人或辩护士，就大发谬论，当做对付工人阶级反攻的挡箭牌，继续进攻的烟幕弹。这些人想借此使得许多对阶级斗争完全不懂、或懂得甚少的老实人上当，对资产阶级表同情，对斗争守中立。
有各种各样挡箭牌的“理论”或烟幕弹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但又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坚决反对有所谓“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是资产阶级进攻呢，还是“个别奸商”进攻呢？
第一类说，“少数不肖不法的资本家是有的，但不能说整个资产阶级在进攻；不能因为有了害群之马，就说整个群也不好。”“说是进攻，有组织的队伍在那里？司令员在那里？枪炮武器在那里？”总之是说，所谓“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不过是一句谎话，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
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而且要无止境地发财，这就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中国的革命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获得成功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已经无疑地完全确立了。有许多资本家虽然表示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实还是想让自己来领导；虽也表示私人资本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其实还是想让私人资本主义来领导。三年来，中国有着空前宽广的大路，可以让私人资本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合法地正当地来发展。这样说来，资产阶级似乎应该依照许多老实人所想的和资本家自己口头上所表示的那样，“取得合法的利润”，“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了。可是不，偏要追求非法的惊人的暴利，偏要暗中挖国营经济的墙脚，偏要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违法犯罪、丧心病狂的方法，大量侵吞盗窃国家的财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各样卑鄙无耻的方法，实行“拉过来，派进去”，在国家机关里特别是国营经济机关里按上自己的侦探，变革命队伍里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成为自己的走狗，妄想在许多部门、企业、地区里，暗暗地就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行“偷天换日”，就是资产阶级所梦想实现的、所竭力导演的一出戏。我们说，这就叫做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进攻”，向我们革命队伍的“进攻”。
不仅是“进攻”，而且还是“猖狂的进攻”。这就是说，这个进攻不是零星的、偶然的、微不足道的，而是有系统的、大规模的、气焰高涨的，因而实实在在是猖狂的。从经济方面看，不法资本家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猖狂进攻在经济上获得的“战果”，仅根据初步的揭发，就已经是足够使人惊心动魄了。北京不法工商界一百九十多家就非法侵吞人民财富二千亿元，天津工商界漏税达到人民币八千亿，全国工商中心的上海，工商界漏税最普遍，单是奸商竺培农一案就偷漏税款一百十八亿以上。由此局部以推想全国，资产阶级非法吮吸的财富又该有多少？不法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钻在国家和人民肚里极恶毒贪狠的绦虫，它不仅要使我们衰颓疲敝，简直妄想致我们于死命了。其次，从政治上看，许多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已经不只限于“腹诽”“耳语”或“窃窃私议”了，已经不只限于妄发谬论曲解“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了，已经不只限于攻击国家对他们的限制政策为“眼光短小”了，他们已经公开要政府接受他们修改与破坏共同纲领的荒谬主张作为合法的主张了，去年秋季上海市工商局局长许涤新向工商界代表批评暴利思想，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商界代表嘁嘁喳喳，公开表示不满；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到要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工商界代表公然提出要修改，甚至狂妄到代为拟好了修改的文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发动的初期，有的地方工商界代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相约集体迟到，并对领导上的报告不鼓掌，以示“抗议”，有的地方，资本家在工商联合会中吵嚷叫嚣，或竟拒绝领导机关派人出席。至于许多靠了政府加工定货才转危为安的厂商，忘恩负义地公然拒绝继续加工定货或公然拒绝政府干部到厂了解加工情况，这种事实已经不止发生了三五起。总之，有些资产阶级已经公开表示要变成脱缰野马，气焰十分嚣张。第三，在劳资关系方面，许多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仇视情绪十分显著，他们不断地借端寻事，曲解政策，得寸进尺；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工会组织的派遣控制、利诱威胁、麻醉分化、打击陷害……种种不法举动，无所不用其极。至于资产阶级有意识的思想侵蚀，更是无孔不入。二月七日新华社转发了工人日报刊载的大量资料，不过是各种猖狂行动的一小部分，近来每天报纸揭露的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资料，比起现实存在着的事实，也还是沧海一粟。进攻的事实之多，名符其实的是多到“更仆难数，罄竹难书”的程度。不法资产阶级虽然善造假账，有时从两套多到四套，但在这些进攻事实的面前，要想另编假账或干脆翻脸不认账，那是办不到的。
除此之外，尤其使任何一个稍具爱国心肠的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不法资本家不仅要在垂危待毙的难民同胞的口中挖出续命的口粮，不仅要在国防工程和治淮工程上非法偷窃巨款，而且胆大妄为，竟然敢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灭绝人性的地下的进攻。说他们“利令智昏”是不够了，黄金已经使他们堕落得比蛇蝎更毒、比虎狼更狠了。他们用烂电线冒充好电线、用劣等胶鞋冒充好胶鞋、用软铁铲冒充好铁铲、用擦了便要生锈的液体冒充擦枪油、用坏的汽车零件冒充好的汽车零件……暗中破坏志愿军的作战行动；他们用假药、用不消毒的烂棉花的急救包、用霉米粉和臭蛋粉、用臭肉罐头、用石碱做的饼干、用掺了马粪和砂子的腌菜，残害和谋杀志愿军的勇士。他们和美帝国主义“里应外合”，并完成了美国强盗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出卖祖国、万恶不赦的罪行，难道还有可以不予以最严厉制裁的余地么？
所有这些，难道不可以叫做“进攻”或“猖狂的进攻”么？
确实不是资产阶级每个人都毫无遗漏地参加了进攻的行动，可惜明确这个目的、和不明确或不很明确这个目的、但在实际上参加或部分参加这些进攻行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数目并不是什么“少数”；相反，正是大多数资本家都参加了这一私人资本主义的“洪水泛滥”。如用北京和沈阳有不法行为的工商户的数目当做一个“参考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在北京是四万多家，即占全体户数的百分之八十，沈阳是二万一千余户，即占全体户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数目字，把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辩护士驳得哑口无言。真不幸，“不肖”“不法”的资本家和所谓“害群之马”，不仅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那样多，多到“成群结队”，多到了全体的“大多数”，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资产阶级也确实没有组成象军队那样的队伍，可惜谁也不能从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找出把全阶级每个人都象军队一样编成队伍再进行斗争的先例，更不必说是工人阶级领导权已经完全确立的今天，更不必说是在资本主义原来很不发达的中国了。
确实没有发号施令的司令员或总司令，但可惜许许多多工商界的领导人物，有的还是一个地区绝大多数工商界领导人物，某些行业的大多数甚至全体领导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的坏事，有的偷税漏税，有的利用职权偷取国家经济情报，制造物价涨风，牟取暴利，有的私立外账，套取外汇，……总之，在他们当中，有着重大违法行为的颇不乏人，完全没有违法行为的，倒是寥寥无几。任何一个阶级的趋向，不能不或多或少在它一定的代表人物身上反映出来。如上的许多工商界的领导人物或代表人物虽不一定是什么司令官或总司令，可是，一定要把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说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说他们丝毫没有代表性，怎能叫人置信呢？而且，为什么各个地区不法工商户的数目又是如此众多呢？不单这样，不法资本家在国家经济机关中暗设坐探网，规模有的竟达一二百人之多，重庆十二个大工商户还私组“星四聚餐会”，鞍山资产阶级暗中勾结成所谓“八大家”，这已经是在实质上设立小参谋部或司令台了。枪炮武器是没有的，但怎能说只有军事进攻才能算做阶级的进攻呢？
从大量现象看来，确实是“阶级”在进攻，不是什么“个别分子”在进攻；确实是“群”在进攻，不是什么“害群”的“马”在进攻。这就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做的结论。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呢？
第二类说：“就算是进攻吧，可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责任是物的先腐。”“你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你们对干部的教育太差，你们的制度太不完备，经验太欠缺，你们的警惕性太不够……你们被腐蚀了为什么不反躬自问，单单责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应该对奸商负责任，共产党应该对干部负责任。”总之是说，工人阶级和革命队伍要负被腐化侵蚀之责。有的口里虽说“双方负责”，实质上或至少在客观上还是说工人阶级和革命队伍要负责。这类论调有的好象也承认有“进攻”这回事，骨子里是说：所谓“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过是“迁怒于人”“诿过于人”的口实。
这一类论调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说：“贪污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工人农民也有贪污的。人欲是无餍的，贪多务得是人类的本性，只要人类需要衣食住行的消费资料，就一定有贪污的思想。贪污思想人皆有之，不过是多寡之分。”这样的论调实在比“物必自腐”论更要“彻底”，天下滔滔，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贪污动物，或至少也是满脑袋贪污思想、仅仅因为缺少机会而未能实行贪污的“思想贪污分子”，那么，所谓“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仅是为了“迁怒”和“诿过”，而且根本是“莫须有”的鬼话。
这一类论调从探究贪污腐化的根源入手，最后证明了贪污腐化是普遍的人性，从而推倒了“进攻”的论据。寻根究源自然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决定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面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什么阶级就有什么阶级的观点和意识。这是一条真理，不相信这条真理，任何人都要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
贪污腐化，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盗窃国家财富……总之，不论反贪污运动或反行贿运动所要反对的对象，能够从无产阶级里产生出来吗？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自己享受劳动的成果，根本不剥削别人。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或人生观的基础，就和损人利己绝对不相容。相反，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食，坐享群众劳动的成果，靠剥削别人过活。资产阶级的阶级思想，或人生观的基础，就是要损人利已。在这一点上，封建地主阶级也是一样。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世界，就象一个大染缸，这个染缸里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污毒，而剥削阶级正是这个染缸里一切污毒的总根源，也是这个染缸里最黑暗的核心。生在剥削阶级所统治的旧社会里的人，脱离了娘胎，就掉进了染缸。劳动人民虽然被人剥削，对沾染污毒虽有一定程度的免疫性和一定数量的抗毒素，可是也不可避免地要多多少少沾上些肮脏东西。而剥削阶级，却生长在这个最污毒最黑暗的核心里面，不但不嫌脏，而且正把这种肮脏的东西当作自己发育、生长、壮大的必不可少的营养料和十分有益的滋补剂。他们的意识就是剥削和兼并，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贪污腐化、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都是从剥削别人，不劳而获的思想根源上出发的，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工人阶级里确实也有犯贪污罪的，农民里也有犯贪污罪的，但那并不是从劳动人民本质上自发生长出来的，更完全不是工人阶级本质上自发生长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也是生下地就掉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也即充满自私自利的污毒的染缸里，沾上了污秽，后来又未做清除洗涤的功夫，遇到机会就发作起来了。有的人，沾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污毒，经过革命组织的教育和自我检讨、自我修养，把污毒洗净了，思想立场锻炼得坚定了，就能够抵抗剥削阶级的侵蚀了；有的人污毒没有完全洗净，甚至完全没有清洗，他们虽然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们的身上有弱点，或有严重的弱点，因而也就有被剥削阶级、敌人利用与进攻的可能性；有的人根本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一脑袋剥削思想，他们钻进了革命队伍，不仅自己要贪污腐化，还要在革命队伍的内部散布剥削阶级的影响，腐蚀周围的干部和组织。革命的队伍不能只吸收丝毫没有沾染旧社会污毒的人加入自己的行列，对于那些虽然沾染了若干旧社会污毒但愿意进步的人，还是要让他们来革命，并给以工作和锻炼的机会，而这些人在革命组织的不断的教育帮助之下，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是能够慢慢进步，直到完全摆脱旧社会加在身上的毒害的。可是他们既然身上有弱点，而苍蝇对臭味是敏感的，资产阶级对于进攻对象的弱点是钻头觅缝、毫不放松的，资产阶级就针对着这些身上有着缺点而且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施展出一切无耻手法，送礼行贿，恭维拍马，拉感情，美人计，……陷阱重重，天罗地网，把他们包围起来，使他们身上的破绽扩大起来，甚至溃决为无可救药的烂疮，使他们身败名裂，堕落为人民的敌人。固然，资产阶级的进攻在意志坚强的革命者面前是无效的，这些堕落了的贪污腐化分子自己身上原有可乘之隙，可是放射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难道可以对这种猖狂的进攻不负丝毫责任吗？难道他们反而可以把这种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教育不够、制度不严、警惕太差上面去吗？说什么“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且不说它在自然科学上的颠倒事实和持这种论调者可笑的无知，就算是它可以解释被腐蚀的对象有其主观上的弱点吧，可是没有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猖狂进攻，才使得许多虽有弱点但可能锻炼进步的、因而也是有用的干部，大批地在资产阶级恶毒的进攻面前倒了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不愤慨，不仇恨，反而冷言冷语，指手划脚，奚落革命队伍应负“物已先腐”之责，这就充分证明持这种谬论的人，没有丝毫革命热情，也许甚至还带有其他可怀疑的目的。如果他本身不就是奸商，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上的俘虏，或者是奸商和不法资产阶级所豢养的代言人或辩护士。
资产阶级竟然还要板着面孔教训人哩，“你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你们对干部教育太差，你们的制度太不完备，经验太欠缺，你们的警惕性太不够，……”这些话全都算说对了，我们正要全部按照你们的话来加强防备你们的进攻。可是，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让我们革命队伍的内部来进行吧。我们正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正在并将继续教育干部、加强制度，正在并将继续反对右倾思想，加强对资产阶级进攻的警惕性。这些事我们都要做，我们也欢迎人民的督促和提意见。前面那些批评的话，如果出之于好心肠的先生之口，我们是衷心感谢，并希望他们继续对我们提出批评。可是，如果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不法的资产阶级自己或其代言人辩护士，那么，还是快些收起吧。如果你们早些说出那些话，而且我们真的及早提防起来，你们又怎样能获得这么大的“战果”呢？那不是对先生们太不利了吗？我们现在，确实按照你们的“忠告”，确实提高了警惕性，而且我们要认真严肃地压服你们的猖狂进攻了。你们着急了，于是大叫大嚷了。这些对我们貌似批评实为攻击的谬论也就被发射出来了。可是我们要不客气地指出：你们用指出我们身上非本质的缺点的办法，企图在人民面前证明你们没有进攻，或企图证明我们被你们侵蚀、腐化、进攻，都是我们“咎由自取”，那么，我们一定要反问你们一句：难道强盗和小偷有资格批评你们的门户不严，证明他们的抢劫和偷窃是“合理”的吗？
这就是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或所谓“双方负责”论的实质。我们虽也赞成“不以人废言”，但对于不法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或辩护士的“言”，我们是一定要揭发其不可告人的动机的。
附在这里还要指出，所谓“贪污思想人皆有之”的谬论，正证明了讲这样话的人，头脑浸透了剥削阶级的污毒，他自己是“尔虞我诈”惯了，他相信他如果不损人就一定会被人损，他对剥削阶级思想已经是“久入鲍鱼之肆”而且甚至相信这种臭气就是空气本身所具有的了。他根本不懂得、也不相信天地间还有能以平等待人、大公无私、公尔忘私的人。他根本不懂得、也不相信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全体人类，都是这种平等待人、大公无私、公尔忘私的人类。这种腐朽思想本来不值得理睬，但是它偏要发散恶臭，并推论出更荒谬的“理论”说：“贪污之心人皆有之，贪污分子是运气不好，因为他不幸遇到了贪污的机会；所以贪污分子可怜不可恨。”这样论调，就是要为国家蛀虫的贪污分子张目，就是要松弛并瓦解我们反对贪污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阵线。一切忠诚积极的爱国者起来予以坚决驳斥，是完全必要的。
此外，还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呀，“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可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实际是刺激“剥削的疯狂性”）呀，“反对浪费会使得人生失去了乐趣”呀，……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不必细驳，明眼人不难一看就明白的。
谁自相矛盾？谁妨害团结？
第三类，也即最后一类，和前面两类不同，它不从究竟有无“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问题的本身着手，而是从侧面反戈一击。这种论调说：“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要妨害统一战线，对四个朋友的团结不利。”“说资产阶级进攻，是对资产阶级不尊重，违背共同纲领精神。”“又说是朋友，又说是进攻，自相矛盾。”总之是说，谁要说反对资产阶级进攻，谁就要负破坏团结，破坏统一战线的责任。
这一种论调虽然抬出了共同纲领、统一战线、四个朋友的团结、互相尊重等等严肃的问题，但是，持着这种表面上悲天悯人实质上意含威胁和挑拨论调的人，除了有些确实是幼稚的先生们以外，如果并非装呆卖傻、故意反诬，至少也是极端缺少“反躬自省”的精神。因为正是许多不法的资产阶级自己，对这许多严肃的问题采了极恶劣极有害的态度，并起了极恶劣极有害的作用。难道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会合乎共同纲领，有利于统一战线？难道只许资产阶级进攻、不许国家对它加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会更有利于团结？事实上，不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不能容忍，甚至大量的正当工商业者、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也站到拥护反贪污运动、反行贿运动的战线上来了，他们已经认识或开始认识到对那些不法奸商的改造和制裁，不但对整个国家人民有利，对他们自己的正当经营也是有利的。生意好做了，不用怕不法奸商的垄断操纵了，再不必用回扣、送礼等卑鄙手段，去和不法奸商争夺做生意的机会了。拥护工人阶级压服资产阶级进攻的人是绝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了。统一战线因为排挤了、改造与制裁了夹杂在其中的有害因素而更发展更巩固了。交朋友也是要讲道义的，只许进攻却不许压服无理的进攻，朋友也是交不好的。互相尊重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可惜许多不法资产阶级完全对不起人民对他们的尊重。有着若干不法资产阶级在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机构中担任重要负责职务，还有不少奸商充任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或担任人民团体、特别是工商业联合会或各行业公会的主要负责职务。人民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不可谓为不深不厚，然而，很可惜，这种尊重和信任，反而变成便于他们违法营私、干出各种进攻国营经济、进攻工人阶级的卑鄙龌龊勾当的武器。那些侮辱了和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尊重的人，大言不惭，还要人家保持对他们“尊重”，实在叫人齿冷。
这种以“政论家”姿态发出来的、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论调之旁，还有着另一种倒打一耙的伎俩。这一回是以谣言家的姿态出现了。他们说：“去年实行土改，今年实行商改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了。”“公私授受不亲（即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断绝联系）了。”“下一步要搞小资产阶级了。”还有更无赖的，说是“不许吃好的了，有钱不许花了”。然而，既然是谣言，市场、寿命俱都有限。人如堕落到靠谣言吃饭，也就证明他们已经没落到可悲的程度了。
各种辩护都无效，还准备下了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衔冤莫白，委曲难伸的“受难者”了；他们说：“资产阶级要有气量，今天听凭人家去诬蔑，明天总可以拿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清白的。”这里眼泪似乎“满眶”，可惜连老实人也看出那是挤出来的。明天改过，自然很好；过去猖狂进攻的事迹，铁案如山，班班可考，单靠挤出点眼泪，那是冲洗不掉的。
收起一切谬论，老实悔过认罪，这是一条路；散布各种谰言，坚决进攻到底，这是另一条路。前一条路是资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后一条路已经“此路不通”。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或辩护士应该猛省，这些继续进攻的武器还是放下为妙。（转载《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二期，个别字句曾经作者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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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垮不法资本家的狂妄抵抗
江横
在声势浩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有一些资本家已经认识和坦白了自己的罪恶行为，有的则已开始觉悟，愿意坦白悔过。他们表示愿意老老实实地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一步改造自己。这是好的。但还有一部分资本家，不仅不愿意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直到现在对这一运动还抱着抵抗的态度。他们公然违抗各地政府在运动中所颁布的各项命令，施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向人民政府和工人店员进行反扑。
这些不法资本家在运动开始时，不肯承认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但当大家揭发了他们用行贿以及其他手段腐蚀干部的事实后，他们又采取了躲躲闪闪或强词争辩的态度。例如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六个正副主委（代表公营企业的一人除外）、二十九个常务委员中只有少数人坦白较好，大多数人是避重就轻，说小的不说大的，妄图混过这一“关”去。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资耀华，一面假装积极，高喊“拥护”，表示“很是兴奋”，一面却匆忙地把保险库和仓库的后账烧毁，抵抗运动。川西彭县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张仕俊，为掩饰自己腐蚀干部和偷漏营业税约五亿元的罪行，竟非法组织“‘五反’学习辅导委员会”，纠集不法资本家四十多人，向小的工商业户展开“斗争”，企图转移斗争目标。上海民丰、华丰等造纸公司资方，诬蔑政府查账为“找岔子”，公然对抗政府的检查。成都市部分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借口“内部会议”，公开拒绝政府干部参加他们的“坦白检举”大会。还有不少人则以散布谣言、曲解政策、消灭罪证、暂停营业、出卖房子、潜逃“避风”、装疯装傻或伪装“自杀”等卑劣手法，向人民政府反扑。上海市常熟区同丰丝光染厂负责人、机器染织业公会染纱组副主任委员徐文德，假意留书“自杀”，让别人四出散布谣言，说“税务局逼死徐文德”。但为时不久，这个已经宣称“自杀”的徐文德，又落入人民的法网。仅仅根据以上的事实，就已经说明不法资本家顽抗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动是如何的猖狂了。
为了粉碎不法资本家的阴谋活动，各地人民政府分别颁布了关于制裁不法资本家破坏和抵抗运动的决定，并派大批干部深入群众，领导群众给不法资本家的反扑以坚决回击。例如川西彭县人民政府，即针对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张仕俊聚众“斗争”小商户和诬告区干部“包庇”、“受贿”的非法活动，派出干部，在群众中广泛地宣传了政策，表明了坚决给群众撑腰的态度，接着召开了城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张仕俊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解散了奸商的非法组织。象打垮张仕俊的这样的胜利斗争，到处都是有的。
不法资本家在向人民政府反扑的同时，还施用各种阴谋诡计，胁迫受贿赂的工作人员订立“攻守同盟”，阻止他们坦白，或只许他们交代小问题，而不准他们交代大问题，甚至鼓动他们潜逃。如果受贿赂的工作人员拒绝订立“攻守同盟”，这些不法资本家就以“坐牢”“全家大小没有活路”来威吓他们。但是这种所谓“攻守同盟”，正如薄一波同志所指出的：是最愚蠢的最反动的“攻守同盟”。他们所“守”的是个人的不法利益和贪污盗窃行为，所“攻”的是我们整个国家和人民。因而没有“活路”的并不是一般坦白受贿行为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而是自己不坦白并阻止别人坦白的大盗窃犯大贪污犯。这种所谓“攻守同盟”不仅是反动的，违法的，而且也不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神秘组织”。现在各地有不少“攻守同盟”，由于受贿赂的工作人员的坦白或群众的检举已纷纷瓦解了。天津市新北华铁工厂厂长刘桂馥，曾经胁迫受贿的干部即使“刀放在脖子上也不要说”，但结果受贿赂的干部还是说了。很显然的，不法资本家妄图以“攻守同盟”来抵抗坦白检举运动的诡计，同样是行不通的，而且是自寻绝路。因此，凡订有“攻守同盟”的人，必须认识所谓“攻守同盟”的反动性，清醒地选择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
不法资本家一面胁迫受贿赂的工作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一面则采用各种卑鄙的、野蛮的手段向店员工人进行反扑。资本家的行贿和盗窃行为，工人店员最为摸底，因而不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的反扑更为凶恶猖狂。他们反扑的方法，一般是先软化而后威胁，威胁不成即加以解雇、殴打，甚至加以杀害。这些不法资本家迫害工人店员的暴行，令人发指。在软化方面，他们有的是利用了贿赂、加薪加级、分红入股和聘请当经理等等的手段，有的是挑拨离间，或硬拉乡亲朋友关系，甚至施用美人计，引诱工人店员拒不检举。天津同胜号颜料庄资方刘锡祐企图拿一亿元来贿赂店员程连荣，北京市津隆汽车厂经理企图聘请工会组织员苏少清当厂长等等。在威胁方面，他们利用了降低伙食、取消福利、停发工资、解雇、关门歇业等等手段，甚至以“叫你家破人亡”的话来威胁工人店员。一旦利诱威胁失败，一部分人面兽心的资本家更凶相毕露，把检举他们的工人店员撵走，或竟加以殴打、杀害。福建协丰德水产进出口行资方陈荫荪，在利用解雇手段，威胁工人积极分子郑天来失败后，竟反噬郑天来有偷盗行为，即鼓动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店员开会“斗争”直至逼死郑天来。不法资本家这种迫害店员工人的暴行，在其他地区也曾不断发生，仅据最近一个多月来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天津，沈阳、杭州、武汉、无锡、南京、吉林等地，即先后发生二十多起。在这些工人店员中（有个别工属），有的是被逼自杀的，有的是被资方用铁锤打死，厨刀砍死，或用绳勒死的。不法资本家的这种无耻暴行，已经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进攻达到了怎样疯狂的程度，对于这样疯狂已极的不法资本家，是必须予以严惩的。
不法资本家对于坦白检举运动的破坏抵抗，不管怎样狂妄，但他们所玩弄的这许多阴谋伎俩，可以断言，是必定而且很多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杭州福华第一丝厂工人团结打败资方以“停工”手段抵抗运动的阴谋，以及拒绝受贿一亿元的店员程连荣的模范行动，都是对于不法资本家狂妄抵抗的有力反击。天津发动工人店员的经验证明，只要工人店员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再狡猾的不法资本家也只好低头认罪。
为了彻底打败不法资本家的狂妄抵抗，首先，在没有把私营企业工人店员普遍发动起来的地区应立即大力发动工人店员；在工人店员已经发动起来的地区，应即抓住店员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例如那些和资方有亲戚朋友关系的店员，特别是高级职员，把他们全部发动起来投入战斗。由于工人店员是最摸资本家“底”的人，因而，发动他们乃是继续巩固和壮大战斗队伍，完全孤立和打败不法资本家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对于一切敢于破坏抵抗坦白检举运动的不法资本家，必须要求人民政府予以法纪制裁；而对于工商联所属的同业公会，如有胆敢阻碍运动开展的，则应加以改组。同时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还应该继续加强宣传工作，揭发奸商的罪行，使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真正形成广泛群众性的运动，以取得运动的彻底胜利。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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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 钟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