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天津砖瓦窑业奸商组织垄断集团
操纵砖瓦生产排挤公营窑厂
为首的大奸商王文科等已被逮捕法办
天津市砖瓦窑业以王文科、金文焕、李凤来等为首的大奸商拿联营作掩护，组织垄断集团，把持、操纵砖瓦市场，公然破坏共同纲领，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国家和人民猖狂进攻。这批奸商们严重的犯法行为，在反行贿斗争中已被揭露，为首的大奸商王文科等已被逮捕法办。
解放前的天津砖瓦窑业，在国民党匪帮的摧残下，早已奄奄一息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曾用很大力量，扶植各窑厂开工生产。人民银行合作部仅在一九四九年就先后发放了四次贷款，把奄奄一息的砖瓦窑业挽救复苏。就在砖瓦业生产刚刚好转、羽毛渐渐丰满的时候，大奸商王文科就利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职位，组织垄断集团。他利用发放政府的扶助贷款的机会，把全行业各窑厂都拉拢在他的周围，听从他的指挥。各厂户生产和向外卖砖都得通过他的手。接着，王文科就勾结了奸商金文焕、李凤来等，以组织联营为名，组成了垄断集团——砖瓦联营社，开始忘恩负义地向国家和人民进攻。
他们首先用请吃饭、行贿等方法，把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合作部营业主任冯化民和一个姓谷的副经理“拉过去”，以便利他们骗取贷款。在一九四九年末一笔定货贷款中，奸商运用虚报成本的办法，一次就盗窃了二十六亿元。随后又运用同样方式，在卖给华北纺织管理局的一千五百万块砖中，又盗窃了二十四亿元。王文科、金文焕等奸商就用同业联营的名义，拿盗窃的这两笔巨款分头到东北买粮食，到大同买煤，到无锡买面粉，从事非法经营，大量偷漏国税。当时，关内外粮价悬殊，东北禁止私商运粮进关。王文科等就拉拢天津市工商局的干部沈士英，把沈的哥哥介绍到砖瓦窑业同业公会作庶务，给沈顶兑房子住。结果，由沈士英想办法用工商局公函向贸易部要到证明，奸商得以把一百七十万斤玉米从东北运了回来，三百多元一斤买来的，七百多元一斤卖了出去，捞了一大笔钱。
这个垄断集团的势力壮大起来以后，就更加猖狂地向国营经济部门进攻，妄图脱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轨道，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如一九五一年春，各地修建工程日多，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天津分公司为了统筹调配砖瓦的供销，希望和砖瓦窑业订立包销合同，接洽过好几次，都被王文科等拒绝了。这些奸商一面伸手向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合作部贷款；一面却和私营行庄拉上关系，把款存入私营行庄生息，特别是每次卖了货时，就叫私营行庄在砖瓦窑业同业公会设立临时办事处，接受各窑厂的存款。
王文科、金文焕、周镇华等奸商的垄断集团——砖瓦联营社，曾一再利用垄断的方式，操纵砖瓦市场价格。早在一九四九年，王文科、金文焕等就利用人民银行的贷款笼络同业；同时指使砖瓦窑业中某些没有窑厂的市侩，租了公逆产清管局的六七家窑厂。这样，他们就把持了整个天津市的砖瓦窑业，垄断了全市砖的生产和价格。凡修建工程，都得求他们购货。他们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一九四九年他们攫取了高出生产成本将近两倍的非法利润。一九五零年五月，这些奸商曾数度向市工商局“建议”：“现在天津市砖瓦业产销已达平衡，不要批准新户开业。”当年春天，有少数新建的公营窑厂（没有加入同业公会，也没有参加联营）在市场低价出售一部分砖。王、金等奸商发觉后，便用同业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传同业公会廉价抛售红砖两千万块，把公营窑厂的砖瓦排挤出市场。事后，大奸商王文科还吹嘘说：“公营几家窑厂全年产砖超不过一千五百万块，咱们抛出去两千万块，一下子就能把他们给打回去。”
在名义上，砖瓦联营社是整个砖瓦窑业八十八个窑厂所组成的，而实际上一切大权完全操在王文科、金文焕、李凤来等少数大奸商手中。这群奸商一方面盗窃国家资财，一方面欺压小户窑厂，不论是贷款或是卖货，都由他们垄断牟利。一九五零年修建某项军事工程，需砖数量很大，联营社经理李凤来声称：“应首先供应军事工程需要，谁也不许私卖砖。”但是不久砖价上涨，他自己首先大量私卖砖，后被砖瓦窑业小户看见，向政府提出控告。他又设法拉拢小户，以把小户多年来残存的破砖旧砖全部卖给工地为条件，堵住了小户的嘴。这样，给军事工程造成很大损失。另外，他们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前半年，把持砖瓦的运输，共克扣运费十八亿元。
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运动中，这一垄断集团首脑大奸商王文科等仍拒不坦白，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捕获法办。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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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海关破获奸商大量偷运锡锭资敌案
要犯曾其滔和坐探梁德辉等已被逮捕法办
广州海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破获有计划地非法偷运大量战略物资——锡锭出口，供应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朝鲜战争需要的惊人案件。这一案件的要犯、奸商曾其滔和他安置在海关里的坐探梁德辉、锺伦生和杜荫菔已被广州市人民法院逮捕。
奸商曾其滔是德昌报关行经理，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就和梁德辉串同走私。解放后，他们继续进行危害祖国人民的勾当。一九五零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和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战争以后，在香港抢购重要的军事物资——锡
（制造炮弹和其他战争物资的原料）。曾其滔和其他奸商们竟不顾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安全，有计划地偷运锡锭出口，供应美帝国主义。他们在国内各地大量收购各种锡器，制成锡锭运来广州，再用镪水淋涂锡锭的外皮，使它变成类似铅块的颜色，冒充“杂铅”，向海关申报出口运赴香港。他们通过梁德辉的关系贿买了海关验估员杜荫菔等，约定了报关时的暗号，把这些伪装的“杂铅”交由杜荫菔一手“验估”放行。只一九五零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的统计，就偷运了冒充“杂铅”的锡锭十九次，计达五十三万市斤以上。当时上海有关机关发现了这种情况，当即转告广州海关。而广州海关领导方面竟又转令梁德辉等注意查验。这个密报因此马上就被奸商知道了。奸商们就又改变办法，把锡伪装成铸字粒用铅出口。但是他们的诡计逃不过海关工人的雪亮的眼睛，海关工人写了密告信寄给海关领导方面，揭发了这个阴谋。可是这时海关的领导方面还没有注意到梁德辉等的行动，没有认识到这些“坐探”的面目，将工人的密告又转告他们，以致梁等又再一次将这个重要消息通知奸商。
广州海关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这些唯利是图泯灭天良的奸商和长期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走狗们偷运战略物资出口供给敌人，严重危害国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的滔天罪行终于被揭发出来。广州市人民法院已将这批罪犯逮捕，决依法严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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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广德兴等十六家棉厂奸商
有计划地集体盗窃救济朝鲜难民的棉花
主犯孙博文、侯玉棠、韩聘卿已被逮捕法办
天津市广德兴棉厂经理、棉花联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博文等十六家棉厂奸商，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收购为朝鲜难民做棉衣的七十多万斤棉花时，有组织有计划地以坏顶好，偷工减料，大量诈骗人民资财。仅广德兴、义聚成、永太兴、慎昌源、瑞华兴、永聚等六家棉厂奸商从中诈骗的资财初步统计就超过十亿元。
去年十月奸商孙博文打听到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委托天津分会给朝鲜难民做棉衣，大量收购棉花时，即用广德兴、义聚成、永太兴等六家“联营”名义，通过天津市花纱布公司前往洽售。他们首先用蒙蔽手段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签订了合同。本来一般合同，都应规定货物的规格、原料的成分。但是这个合同完全没有这些规定。当时随合同附有货样，作为生产和交货的依据，但当各厂商取得货样后，孙博文竟通知他们说：“交货时候不要把货样交给收货处，使验收时没有标准。”奸商们就这样得以公然地送交坏货。
奸商们不但使用最坏的废棉和被火烧得变黑的棉花，连弹废棉时弹下的渣滓（多半是土）都用上了。他们在最坏的废棉里洒上百分之十几的水和大量的瓜绒、生皮等。弹的时候还偷工，据广德兴工人检举：应弹两遍的，孙博文只让弹一遍。奸商孙博文卖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津分会的棉花，据广德兴职工的计算，每斤约欺诈二千五百多元。
奸商们为进行这些罪恶活动，还对本厂职工进行欺骗。广德兴工人在弹制中听说是为朝鲜难民做棉衣的棉花，曾多次向奸商提议换好一些的，奸商孙博文说：“这样已经够‘好’了。”并且把合同藏起来，怕职工知道他以坏顶好。奸商们送交的棉花，坏到了不能再坏的程度，许多棉花就像灰一样，一动就飞，不能成絮。许多成色很次的废棉，或被火烧过的棉花，奸商都用多量的硫磺薰过，气味非常难闻，当这些棉花送到市民手里去做衣服时，许多人被硫磺气味和废棉臭味薰得头昏，他们怀疑为什么拿这样坏的棉花做棉衣，有的人还把自己的好棉花换上去了，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伤天害理的奸商们捣的鬼。
买棉花的钱，是祖国人民发扬高度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热烈支援朝鲜人民而捐献的，这些钱是祖国人民的血汗。当人民捐献的时候，热切地希望能够对朝鲜弟兄有所帮助。但是丧心病狂的奸商竟从中盗窃、破坏中朝人民的深厚的友谊，做美国侵略者的帮凶！据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初步计算，六家奸商在四十亿元的交易额中，盗窃资财达十亿元以上，其余十家盗窃数字还在彻查中。奸商们的罪恶行为，去年冬天就被做棉衣的市民和有爱国心的小棉商们检举了。当天津市人民检察署进行调查时，这些奸商不但毫无悔过之意，孙犯博文并召集各厂商开会，制做假配料单和假成本单欺骗政府。反行贿运动展开以后，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已将奸商罪行调查清楚，但奸商孙博文、侯玉棠、韩聘卿等犯仍图抵赖，拒不坦白，并用卑鄙手段抵抗。根据以上种种情况，天津市人民法院已将主犯孙博文、永太兴经理侯玉棠、义聚成经理韩聘卿逮捕，依法严惩。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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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西北铁路天水车站上
梁星
一千二百多公里长的陇海铁路，从东海边的连云港起，像条美丽的带子一样横过我们祖国的腰部，直到甘肃省的天水。
天水是西北铁路的重要联结点。未来的天成铁路就要从这里通到四川省的成都，和那边的成渝铁路碰头。而天兰铁路又是从天水作起点，西北铁路员工正在争取要在一九五二年底通车到兰州。
我站在天水北道埠车站向四面遥望。
“在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草。”车站上的一位同志这样告诉我。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一排一排的新建筑物，看到了仓库和铁路工厂。车站南边新的街道已经形成了，许多旅馆和客栈开张了。渭河桥上安排了三个交通岗哨，指挥着无数南来北往的载重汽车和胶皮轮大车。
这就是正在成长着的天水北道埠车站。
车站里一列列的货车排在那里，人们紧张地上上下下。当天的一次客货混合列车马上就要往东边开行了。有四个车皮上装着几十头牲口也正要往东边运，马在车上咴咴的叫着。一个铁路警察正站在车下仰着脸大声地对这些牲口的主人讲话，告诉他们小心照料这些牲口，火车一叫不要让牲口惊了。他还告诉他们到前边那一个站上可以有时间“饮”牲口。牲口的主人感激地点着头，听着他的指点。这些主人有很多都是从河南、陕西省来的农民。我认识了当中的一个，他是河南省灵宝县翻身的农民，叫许随众。他告诉我：他们十六个人从政府贷到了款，跑到甘肃来买骡子、马和毛驴。问起他们过去的光景，他说：“我们那边完成了土地改革。过去吗？过去我是个贫农，才二亩地。现在我家分到十四亩地啦！”
在车站上堆满了准备要往东边运的货物。从那些货包旁边走过，像走进了中国药铺一样，可以闻到浓烈的药味。这是西北的土产药材，有大黄、当归、甘草等等。看那货包上标出的它们要去的地方，是：西安、汉口，还有上海。
在车站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工友们正在滚动石油桶隆隆前进。他们正在把那排列成行的石油桶装车往东运。石油，这种动力燃料，对我们说来太宝贵了，人们把它比做身体里的血。有了石油，我们的汽车和拖拉机可以转动；有了石油，我们的坦克车和装甲车可以开行；有了石油，我们的飞机可以冲上天空。地质学家在西北石油区的地上地下诊断了以后，惊叹地说：油田这个字眼儿都不够用了，这简直可以说是油海——石油的海洋。但是过去由于西北交通的不便利，还不能够使地下的石油大规模地从几十个几百个井口冒出来。已经冒出来的石油，也因为交通困难，不容易运到四面八方去。现在，西北的大动脉——西北铁路的东段宝天路虽然刚刚通车，一部分石油产品就开始通过铁路这条脉管流向祖国的心脏了。虽然天水距离石油的产区还不算近，但是一部分石油在甘肃省就可以上火车往东运，这确是西北石油运输史上的新的一页。
西北铁路正在紧张地向西北铺修，因此宝天铁路的运输任务主要地还是运送铁路修建材料到西北来，利用回去的空车才把西北的土特产带出去。运料的车一列跟着一列开来了，从各路运来的钢轨到了！华北的洋灰到了！东北兴安岭上的木料也像黄色的河流一样流进甘肃省了，它们就要铺在西北的高原上，让火车向更远的地方开过去。
这里的车站都还没有电灯。当夜晚到来的时候，在铁路电务段办公室里点着煤油灯。就在这样微弱的油灯光下面，他们正在和天兰铁路工程线上几百里以外的同志们举行着近代化的电话会议。这个不调和的场面，正好说明了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开端。我们恰好在这里看到了苏联画家纳尔班甸画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一九二零年讨论俄国电气化的场面。当时莫斯科街上没有电灯光，在列宁的办公桌上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地那里摆着的是洋腊。但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苏联电气化建设，到今天给了每个苏联公民五百匹马力的电力。这幅油画在甘肃省的这个车站的油灯光下，闪着光辉。
一位工友这时候告诉我：“从天水到成都的铁路线已经测量定线了。我们不久就很可能从这里开始往那边架电线啦。”
这短短的几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听到窗外火车的愉快的吼叫，感到我们的祖国正像火车一样在勇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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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黄泛区农场创造了小麦的大面积高额产量
李春桂 柳培良
国营黄泛区农场是一九五零年秋天建立的。它的总面积共有六万三千多亩，是中南区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根据地；也是关内耕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国营农场。全场土地共分六区，分布在河南西华县的南部和扶沟县的西北部。那里气候良好，无霜期有二百一十天左右。土壤大部分是黄河淤积土，都很肥沃，最适于种植小麦，也很宜于栽培棉花。地势平坦集中，便于机械耕作。
谁都知道，黄泛区是蒋介石匪帮一九三八年在中牟县黄河沿岸的花园口决堤放水所造成的。一九四七年泛区全部解放后，流离失所达十年的泛区人民才得以开始安居乐业。人民政府实施了各种生产救济办法，黄泛区复兴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泛区复兴委员会下设置的机构）进行了许多泛区复兴工作，又组织机械耕作队给农民代耕，大部分荒废了的土地才恢复了耕种。广大泛区农民重建了家园。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们已有了部分生产资料，他们已不能满足于机械代耕，而是迫切要求改良土壤，改进技术来提高产量和增加收入。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就以复兴局机械耕作大队为基础，建立了国营黄泛区农场，一面向群众示范，引导他们逐渐向集体化前进；一面为国家完成一定的粮食生产任务。
黄泛区农场在一九五零年秋天一开始建立起来，就要完成播种八千四百五十亩麦田的任务。这时农场各项工作中的困难很多；首先，这大片土地才从当年秋季土地改革中调剂出来，需要马上调整土地、划分区段，以便进行机耕和播种。其次，在组织分工、机具配备和播种技术等方面，无论是领导干部或驾驶人员都还缺乏经验。种籽肥料也都来不及充分准备。种籽共用了徐州四三八、佛手麦、黄瓜先等六个品种，因为种籽庞杂，发芽率很难掌握。肥料根本就没有。至于农场的房屋等基本建设，更是没有基础。当时的工作同志都是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和离场较远的简陋的房子里。但是，尽管条件很差，一九五一年麦收时，却得到了很高的丰产成绩。在八千四百五十亩土地上，每亩平均达到二百零九斤的高额产量。比较河南全省总平均产量（一百零四斤）高出一倍，比较附近农民每亩地的产量（一百五十斤）高出百分之四十。
一九五一年秋季小麦播种，已由八千四百五十亩一下扩大到了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亩。虽然经过了一度的收获和播种，工作上的各种条件已有了初步的改善；但这样大面积的种植，在播种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又增加了新的困难。可是不管怎样，黄泛区农场的领导干部已代表农场全体职工在一九五一年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的冬闲集训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保证：在一九五二年，过去已种过的八千四百五十亩熟地每亩平均产量要达到三百五十斤，全部播种的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亩土地每亩平均产量要达到二百斤。就目前麦子整齐蓬勃的出苗情况来看，只要在防旱、抗旱、施肥、除草等方面不断努力，这个保证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为什么才成立起来一年多，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差的黄泛区国营农场，能够得到和保证实现这样大面积的高额产量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具备了在大片土地上使用机械进行集体劳动的优越性。
首先是农场的土地集中，不仅适于机械耕作，而且便于经营管理。机具配备，人员组织，作物栽培以至收割等一系列的工作，都可以在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有组织有步骤地完成生产任务。例如在一九五一年麦收时，农场根据具体情况，组织了由场长领导的麦收指挥部，通过了全体职工的酝酿讨论，拟订了详细的麦收计划，全场各单位，直到生产小组，都依次按照统一的计划来讨论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和工作进度，按时做好了拖拉机和康拜因的检修、运输工具的配备和康拜因试割等准备工作。因此，八千四百五十亩大面积的麦子，仅仅五天的时间，就顺利地及时地收获完毕。又如在一九五一年秋麦播种工作中，品种的选择、种子的采购运输和消毒等，都是根据统一的计划进行准备的。关于播种时期、数量、深度等，也都根据了科学理论，结合实际需要，拟定了详细的技术实施计划，交由各机耕小组研究讨论，贯彻执行。所以仅仅七天工夫，就及时地完成了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亩大面积秋麦的播种工作。假若这四万多亩小麦不是在集中的土地上和统一的计划下用机械播种，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播种完毕是很难想像的。
农场从耕种到收获的整个生产过程，所有重要农活都是使用机械。这个农场所有的拖拉机，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六匹马力，另有十一台康拜因收获机和足够的机械农具。在一九五○年秋种时，用一台拖拉机拖一付五铧犁耕地，每小时平均可耕八点七亩，每天工作十小时就可耕地八、九十亩，平均耕深在二十二公分到二十四公分。耕过后，用一台三十二片圆盘耙耙地，每小时能耙三十亩，每天平均三百亩。播种时用三台二十四行播种机连结播种，每小时可播四十亩，每天平均在四百亩以上。这种机械化作业，不仅工作效率比农民用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耕种提高了几十倍，而且可以做到深耕细耙，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减少虫害，保持水分。因此，虽然没有上粪，也得到了丰收。一九五一年的播种虽然土地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仍然耕深到二十到二十四公分，并在雨后用圆盘耙耙地二遍到三遍。为了保证出苗，曾用中型动力选种机进行了选种，共选出麦种四十七万九千多斤，并有百分之七十六的麦种采用红砒和氟矽酸钠等药剂拌了种。因为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械作业，不仅四万多亩麦子在十月一日到七日七天里全部下了种，而且播种量均匀，播种深度都在五公分左右，覆土的深浅也很一致。因此除极少部分土地因为没有及时耙地，土块较多，以致出苗不足外，绝大部分麦苗都茁壮茂盛。当地的农民都羡慕地说：“拖拉机就是好，种得又快又好，怎么能不多打粮呢！”
黄泛区农场的工人们，在国家的土地上进行集体劳动，时时在受着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每年冬季，要在冬闲集训班里受训三个月，学习政治和技术；加上在平时的机械作业中已经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已从分散落后的农民逐渐变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农业工人，在生产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农场得到丰产和有无限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在一九五一年的麦收、夏耕和秋种中，全场职工热烈地展开了爱国主义丰产竞赛运动。在每一竞赛阶段，都曾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和模范事迹。如在麦收时，屡夺红旗的孙海山康拜因小组利用六号拖拉机康拜因收麦，创造了二十四小时（包括保养、修理、交班、卸粮等所需的时间在内）收割小麦七万九千零五十斤的新纪录。司机高玉亭同志看到麦收时运输工具的缺乏，就自动地向领导方面建议把已报废数年的一辆旧汽车修复。修复时除部分新添零件外，大部分是利用旧料，节约一亿多元。修成之后，对于保证麦收运输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秋麦播种工作中，最初三台联接的播种机装添种籽需时十六到十八分钟，后来工人们研究出装添种籽的方法后，加种一次只需时间二到三分钟，提高工作效率六到八倍。竞赛中他们使用“纳齐”拖拉机拖带播种机三台，实施联结作业，创造了每小时播种七十点七二亩的纪录。第五耕作队利用“笛弗尔”一号拖拉机拖带播种机三台，十二小时内播种面积一千零七十亩，创每小时平均播种八十九点一六亩的优越成绩。这些先进的纪录，是工人们受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而创造出来的。在竞赛运动中，农场已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和分工专责制度，制定了定额、定量的标准，初步打下科学管理和经济核算的基础。
农场的丰产成绩，使附近的农民开始看到中国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美好远景。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学习采用农场的农业科学技术，并继续要求农场用机器代耕。在去年麦收以后，农场已用机器为附近农民耕种了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多亩土地。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和两次冬闲学习，现在黄泛区农场已初步学习到苏联国营农场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成功经验。为了有效地改良土壤培养地力，农场准备实行以棉花、麦子为主的草田轮作制；一九五一年春季，曾进行了苜蓿棉花洋麻等作物的试种工作，并已得到良好效果。农场除去年秋季播种小麦四万六千多亩外，今年春季还要播种大麦一千二百多亩。从去年冬季开始，农场正在普遍开展积肥运动，并向东北购买了大批硫酸錏肥料，准备今年春季配合中耕除草普遍施用一次追肥，保证完成今年的丰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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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五周年
烈士赵桐的弟弟来信表示保卫祖国的决心
编辑同志：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五周年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蒋介石匪帮屠杀台湾人民的血腥暴行。我的哥哥赵桐就是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运动中被蒋介石匪帮杀害了的。台湾人民受尽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压迫、屠杀。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匪帮又勾结美帝国主义，继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更加疯狂地摧残、压榨、屠杀台湾人民。
我是一个烈士的弟弟。我也是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解放台湾、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我决心在共产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教育、培养下，努力学习近代化的军事技术，争取早日完成学习任务，走上国防岗位上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通信学校 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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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省昌平县县长崔照华等
应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编辑同志：河北省昌平县人民政府总务科科长——大贪污犯锺岐章已被送交法院法办了，但是和锺犯的贪污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崔照华（昌平县县长）和张严（昌平县人民政府秘书），还没有交代他们的问题。
崔照华结婚时，大办酒席，随便到该县总务科支款，这些事情，都是和锺犯分不开的。崔县长每到该县小汤山“公和永”（杂货铺，县府的机关生产）时，锺犯就陪着，开支公款大吃大喝。一九五零年，崔县长的爱人生小孩，锺犯随便由“公和永”取牛奶、白糖等给崔县长。反贪污浪费运动开始，有的同志提到锺犯的问题时，崔县长竟庇护锺犯说：“贪污可能有点，不多；浪费不少。”崔县长作检讨时，对曾经收受锺犯贿赂的好些事情都没有交代，对县府用地方粮搞机关生产的错误，也一口推卸责任。
锺犯和秘书张严关系密切。他们假借县府机关生产的名义，私刻图章十四枚，用开假发票的方法，从中窃取公款，数目无法计算（因无存根）锺犯和某商人曾伙同出卖县粮库的粮食（因粮食有点发霉）十多万斤，从中渔利。但是主动主张卖粮的，还有张严。张严反省时，只谈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的问题没有交代。张严还做了昌平县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
锺犯是被逮捕法办了，但有人反映，锺犯在法院里却更享福哩。这也是和崔照华、张严分不开的。我建议有关领导方面检查。
中共河北省昌平县委员会宣传部 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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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公营榆次纺织厂经理
南步达包庇贪污应作检查
编辑同志：山西公营榆次纺织厂经理南步达领导的祁县公营益晋织染厂反贪污运动在一个多月来，没有捉住一个大贪污犯。该厂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花了八十亿元的巨款，难道里面没有一点问题？该厂厂长郭振邦等让供销科收下太原市利中五金行四百袋不能用的废洋灰，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郭振邦收受利中五金行八只游泳表，三码毛哔叽；采购员王振唐也收受了三百万元，难道这也不是问题？可是，南步达看到这种情况，却一味迁就。郭振邦检讨四次，只谈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工人们对郭的检讨很不满意，而南步达却认为工人提意见是对郭报复。南步达成了“老虎”群的防护洞，这是运动展不开的真正原因。我们迫切要求上级领导方面派人来厂督战，发动群众打破僵局。
武景信 薛家齐 贾不敬 孟野清 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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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电信系主任
田成文应彻底检查错误行为
编辑同志：北方交通大学京院电信系系主任田成文，又作教授，又作商人。他自己也说：“我是三分教书，七分做买卖。”去年中央铁道部拨了一笔公费给我校添置仪器，田成文主任心里就盘算着：“做买卖的时候到了！”经费一到手，他就立刻携款往香港购买仪器。今天我们才明白他一心一意要去香港，并不是为了购买仪器，而是为了去联系他那些留在香港的可疑的朋友和同学。在香港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商人家里，天天看戏打牌，游山玩水。临回来时，他从那个商人的店里运了一批所谓“便宜货”回来。事实上这批“便宜货”，根本是不能用的。回来后，他又把自己的一批破旧的电讯器材放到一个商人那里，然后叫学校以高价向他购买。田的错误是这样的严重，但是他在检讨会上，却轻描淡写地说：“我的思想是‘水过土湿’”，这句话的意思是：贪污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
田成文的牟利思想是十分浓厚的。他遇到有钱的教授就说：“你有资本，我有办法，咱们一起做买卖去。”对同学们也说：“我们学工程就是为了赚钱。”他对助教说：“你帮我忙，将来我开一个公司，一个月我给你一千斤小米。”他就是这样向我们散播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他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摇尾乞怜地要求一个英国资本家来北京开电气公司，让他担任公司的经理。这些事实在反贪污斗争中都被大家揭发出来了，田成文必须进行深刻反省，检讨自己的思想，改正错误。 森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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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华东工业部山东办事处
应检查山东窑业总厂的贪污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博山国营山东窑业总厂有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现在，该厂九个瓷窑的平均废品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损失三亿多元。他们所出产的高压电瓷的坯子，废品率约百分之三十，烧出后的废品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最多时竟达百分之八十；他们去年承制中央邮电部供应局大型双重绝缘子，就有废品十万多个，损失国家资财五亿多元。该厂还盲目生产，积压资金。如去年一年中，共积压了耐火砖（包括矽砖）八千多公吨，使将近四十亿元的资金不能周转。与此相反，他们对国家建设急需而自己又具有大量生产能力的“耐酸容器”“保险瓷盒”等，却生产太少，这也是一种浪费。其他如建设粉石窑时的返工浪费，以及管理方面的浪费，也是很多的。产生这些浪费的原因是该厂行政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不到下面调查研究，不采纳工人的意见。有些技术人员对工作不负责任，认为出废品是小事；行政领导干部也不予以纠正。山东大众日报曾先后批评过该厂的浪费，但该厂的领导方面却对此毫不注意。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今天，该厂的浪费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厉害起来。我要求华东工业部山东办事处迅速派人前往检查。 鲁华 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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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王毓珩偷工减料
使国家损失六亿七千多万元
编辑同志：去年五月，北京私营裕升营造厂奸商王毓珩承包我校教室大楼和饭厅工程。我校委托永茂设计公司负责监工。由于奸商偷工减料，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现在大楼地基已下沉，墙外裂缝有四十四条，墙壁向外倾斜。地面的洋灰用量和原规定相差数倍。奸商以细沙等代替洋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门窗已走了样子，原因是奸商用湿木、朽木、杂木代替红松。厨房屋顶因瓦的质量太劣，已经漏水。插销、房梁等料都是次货。根据我们调查，全部损失约六亿七千多万元，占总价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偷工减料，监工方面是应负一定的责任的。因此，我们除了要求政府严惩奸商王毓珩，由他赔偿国家的损失外，希望永茂设计公司从速追查责任。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节约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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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郑州市市长宋致和
对限制反官僚主义的范围的检讨
编辑同志：二月五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徐进同志对我提出的“不该限制反官僚主义的范围”的批评和编辑部的有关按语，我诚恳地接受。当时，我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认识很差。在主观上，我是想诱导群众着重反对作为贪污浪费温床的官僚主义，但未认识到这样会限制群众运动的范围。正因为我有这个主观意图，所以当不法资本家发谬论曲解官僚主义，企图转移斗争目标、抵抗运动时，我还没有从正面予以驳斥，仍想用“诱导”的方法提起其他人们的警惕。结果不但没有揭穿不法资本家的谬论，反而影响到群众的充分发动。又因为我的认识的片面性，所以在听取徐进同志引证薄一波同志的报告进行批评时，我仍然表现了不虚心的态度。另外，当时我对这一运动的规律的认识也是很差的，当时我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也是认识不足的。
徐进同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我提出批评和指正之后，不但帮助我提高了认识，而且引起我很大的警惕。除表示感谢之外，请继续对我检查、批评，以期推进郑州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郑州市市长 宋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