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北京细菌学专家和医药卫生科学工作者集会
愤怒抗议美军撒布细菌的罪行
美国侵略军公然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以大规模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和朝中人民部队为目的的细菌战争，引起北京细菌专家和医药卫生工作者的无比愤怒。中华医学会总会于本月二十二日邀请在京细菌学专家及部分医药卫生科学工作者三十余人，在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大家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前线和后方使用细菌武器的无耻暴行一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傅连璋指出，美国侵略者这种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的滔天罪行，是为医学界人士所不能容忍的。他代表中华医学会总会号召全国医药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打击美国侵略者。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北京市志愿赴朝公共卫生工作队队长、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何观清说：我们在朝鲜前线亲眼看到了美国侵略军所撒布的这些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的小虫。据我们细菌专家的检验结果，发现除鼠疫、霍乱等病菌外，可能还有兔子身上的病疫。他认为美国侵略军散放细菌不是偶然的事，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发展到日暮穷途时所必走的道路。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细菌学专家汤飞凡说：我们卫生科学工作者有足够的力量搞好防疫工作。美帝国主义要想挽回它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对美国侵略者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广泛地在群众中普及防菌知识。中央卫生研究院菌苗室主任陈正仁说：我们菌苗室工作同志在看到今天报上的消息以后，已经动员起来了，我们一定服从政府分配给我们的任何工作任务。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科教授谢少文说：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作化验工作。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说：美帝国主义是非常恶毒的，它公开勾结日本细菌战犯在朝鲜发动细菌战争，但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它的死亡。美帝国主义已走到穷途末路了。今天我们要向全世界人民控诉美国侵略者的无耻罪行，给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说：我们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的罪行，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美帝国主义这种恶毒的手段。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钟惠澜说：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已接近了死亡。它这种卑鄙的兽行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一定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制裁。
会上发言的人非常踊跃，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研究员方纲、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系研究员杨恩孚、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张孝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林士炎、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教授周金璜、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会长严镜清、北京大学细菌学科教授陶善敏、中华医学会总干事方石珊等都一致提议，要立即把卫生科学工作者动员起来，打击美帝国主义无耻地发动细菌战的侵略行为。
最后，会上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进行细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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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议侵朝美军的滔天罪行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一面拖延谈判，一面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在朝鲜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用飞机连续大量撒放传布细菌的各种毒虫，妄图大规模地毒害朝鲜和平居民和朝中人民部队，不仅如此，并且还勾结早应加以逮捕交国际法庭审判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来干这些惨无人道的勾当。不仅如此，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来进行细菌试验，我们对于这些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提出严重抗议。
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们，由此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战争贩子们怎样地用科学作为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罪大恶极的美国战争贩子，曾经将原子能用来大规模屠杀人类和敲诈恫吓要求和平的人民；曾经投掷马铃薯甲虫来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作物，并且长期地研究和制造屠杀人类的细菌武器。美国侵略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坚决打击下，曾经多次地违反国际公法可耻地施放毒气；而现在又妄图以“细菌”来挽救它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无法挽救的惨败局面。这些利用科学来进行惨杀人类的血腥事实，都明白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同时也是人类和科学文化的死敌。
这些罪行证明疯狂的敌人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就是为了准备更残酷的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很显然地，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走着德、日法西斯的老路，一定要受到中朝人民和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声讨和严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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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略者必将自食恶果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朝鲜居然疯狂地干出灭绝人性的暴行。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一日电，已对此作了确凿的报道。美国兽军们从飞机上散布大批的小虫中，含有鼠疫、霍乱等等病菌，初步检验的结果已证实了这一点。
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十七日的期间，美国侵略者连续在北朝鲜广大地区，用不同的方式，投下含着各种细菌的各种虫类。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些凶恶举动，并不是一些零细的、个别的、尝试性的暴行，而是有计划、有长期准备、大规模地来发动细菌战争的一种表现。
美国侵略军在今天发动这种细菌战争，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所进行的什么“运动战”、“阵地战”、“杀伤战”、“飞机绞杀战”，在遭到中朝人民部队毁灭性的打击后，已完全失败。它竟然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毒害朝鲜无辜的人民和中朝人民部队，妄图作垂死挣扎。
美国侵略者这种残杀朝鲜和平居民和中朝人民部队的罪行，很清楚，只能更加激起中朝人民的愤怒，而对它在朝鲜军事惨败的局面是无法补救的。
无论美帝国主义的动机怎样，我们现在必须把它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和它威胁世界善良人民的阴谋，尽量揭发出来。美帝国主义对制造细菌武器的准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大约在两年以前，新时代杂志曾经报道过在美国康普、狄特里克地方，在“特别计划部”的伪装名义下，专门研究各种惨毒的细菌武器；同时它在西德若干地方从事种种类似的布置，例如在土秉根的生物化学馆专找极容易繁殖的细菌；在汉堡生物化学馆专找毒心剂。无疑的，这一类的组织和当时加拿大国防部主席索兰德所主持的七个细菌武器实验室多少暗中是有联系的。这些只是有关试验阶段的事实。到了一九五一年，它如何把这一类实验结果，应用在朝鲜巨济岛北朝鲜十二万五千多战俘身上，又如何使用日本细菌战犯，在朝鲜布置细菌作战计划，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一日电已经扼要地报道了。这些事实不能不让我们相信美帝国主义这一次的暴行是有计划的，也是有长期准备的。这种暴行，也显然是它企图发动再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准备。
警告美国侵略者：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人民，为了我们祖国的安全，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正义，对残暴的侵略者将坚决斗争到底，而且有信心能够得到完全的胜利。任何鬼蜮的伎俩，决不能丝毫阻挠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作恶者和帮凶者必须记着：将来有一天，他们必然要自食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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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细菌学者要献出一切力量，保卫人民，保卫祖国
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 汤飞凡
美国战争贩子已完全灭绝了人性。它在侵略朝鲜遭到致命打击后一面假意和我们举行停战谈判，一面却更加紧对我们进攻，现在更完全暴露了它的狰狞面目，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术了。细菌战早已为凡尔塞公约所禁止，一九四二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细菌学会也曾通电反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破坏人类文明，灭绝人道的野蛮行为，是全世界人民连美国人民在内所一致反对的。美帝国主义也是凡尔塞公约签字国之一，现在竟然不顾全世界人民正义的指摘，使用细菌战术，更加证明了它的疯狂和无耻，也正表现了它已走到穷途末路，在作垂死挣扎。
细菌战和原子战一样，是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德、日法西斯强盗以前都曾进行过细菌战，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最后受到了正义的裁判。美国强盗继承德、日法西斯的衣钵，最后也难逃这个命运。我们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细菌学者们，要紧紧团结起来，献出一切力量，研究防御办法，保卫祖国人民。我们有信心完成祖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神圣任务。
美帝国主义和沦为它的奴才的科学家们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他们要对细菌战所引起的一切恶果负完全责任，将来必定要受到全世界人民正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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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控诉美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北京市志愿赴朝公共卫生工作队队长 何观清
正如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一日电所报道的，我们在朝鲜时看见美国侵略军在我军前线和后方撒放细菌毒虫。这些活毒虫有的是在雪地上发现的；这是美国侵略军利用飞机撒放这些毒虫的铁证。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有充分的力量消灭这些毒虫，打击美帝国主义。
除了原子弹以外，美帝国主义曾使用各种最新式的武器和卑鄙的手段企图挽救它在朝鲜无法挽救的军事惨败。这次它又灭绝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我们控诉美帝国主义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滔天罪行，并决以实际工作回击美帝国主义残害和平人民的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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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
我认识了我自己
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 杨人楩
在前一阶段的教师学习运动中，我认识到：只有作为一个参加者来自愿学习，旧知识分子才能改造自己。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更坚定了我这一认识。
因为理解到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都参加进去，我也是如此。除北京大学外，我更一度参加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小组工作。这些工作教育了我，同时也考验了我。这些工作使我更深切地明白这个运动的意义，使我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什么要根绝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又明白了在根绝这些腐朽思想时，我们要进行一个怎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作为一个要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更要在自己思想上进行更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个运动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最初只使我从客观现象上认识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及其必须根除的道理。虽然我已体会到旧知识分子都可能有官僚主义、贪污和浪费的毛病；虽然我参加了此一运动并且相信此一运动必将胜利完成；可是，我不曾在自己思想上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参观北京大学两次反浪费展览会及反浪费大会以后，我在小组中说明我的感想时，我曾说：有些学理工的人轻视学社会科学的人为空泛、无计划和不讲效率，今日看来学自然科学的人也有同样毛病，学社会科学的人可以出一口气。“出一口气”四个字就暴露出我的思想根源。
虽然我在运动中学到不少，但我思想上隐藏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所谓学到不少只是客观事实的体认，而不曾结合自己的思想来检查。结合思想检查以后，我才发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之所以有同样毛病，只因我们都不曾站稳人民立场。我们不能摆脱自我中心思想的支配，于是商人所能犯的罪行如垄断、隐瞒、欺诈、投机取巧、假公济私及其他一切，我们都可能有，彼此虽有程度和形式之不同，然而无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的结果，我才认识到我是满身疮疤，我是这么渺小而可耻。
这个运动就这么使我深切地认识了两点：第一、我们旧知识分子早已或多或少地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这种思想阻碍我们做一个人民教师，我们必须把这种思想斗争掉，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服从人民的利益。第二、我参加了运动而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只因我在形式上参加而不曾在思想上参加，要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斗争掉，必须在思想上也始终是一个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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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主任 黄瑞纶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前，在农业大学大家公认我系是团结最好的一系，我也颇以此自豪。在运动中，有人提到宗派主义，我不承认我系有宗派，更不承认我自己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最近在系里师生学习会上，展开了批评，严厉地指出我的错误，发掘到我的思想根源，经过两夜不能合眼的思想斗争，我才能体会到我确乎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我系的宗派主要表现在我和汤佩松先生之间的关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人民大学三农学院合并以后，我是系主任，汤佩松是农业研究所所长，一系里有两个头，两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有基本上的不同，但都是自高自大，都觉着各有一套。对外则标奇立异，各拉关系，各找出路。对内则各立门户、各树势力。见面则嘻嘻哈哈，作些庸俗的应酬，其实各打自己的算盘，每人都有意见，但都不当面说穿。所以就形成了两个势力范围，有“东西半球”之分（办公室各占东西，故有此称呼）。我们看看这两个宗派对系里的影响如何。
先生们尤其是助教先生们，处在这环境之中，受了我和汤佩松先生宗派主义的影响，风气所至，都想以旧而庸俗的方式各找出路，各找机会投入到宗派的怀抱里。有的更首尾两端，分身在两个宗派里打圈圈，以追求本身的利益。“东西两半球”里也各有其小宗派，甚而至于两个人之间因为在某一宗派里的地位关系也闹意见。有的鄙视着这种宗派关系而置身于两大势力范围之外。这样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不团结，自然会使人心情痛苦，大闹情绪，当然在教学上不能仔细而耐心地为同学考虑问题，在研究上更不能尽量发挥能力，造成严重无形的浪费。试举一、二例来证明这种事实。
三院合并以后，汤佩松先生讲授生物化学课程、我对于内容有些意见，可是我当面不提，仅在背后叽咕，袖手旁观，抱着“反正搞坏了与我无干，也许对我更有利”的态度，而从未为同学在这课程学习上着想。农业化学系的学习的方向，根据合并以后的条件决定分为四组，虽然在当前都有需要，但在程度上各有不同。因为顾到表面上的和气，当和同学们谈到学习方向问题时，我总是先把汤佩松先生所领导的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理的需要强调一些，然后再提到农业分析化学和病虫药剂方面，而不明确地指出当前农业建设的需要，使同学们模糊了学习的方向，发生情绪上的苦闷。同学方面因为受先生们的宗派主义影响，再加上“拉学生”的作风，风气所至也同样地学会了自找出路，走有力教授们的路线，也形成了搞宗派的情绪。有的同学彷徨着无所适从，无人照顾，成了道旁的弃儿，自然大闹情绪，心情苦闷。在二月五日的全系师生学习会上，有的同学因为学习的方向不明确，为了选课的问题闹情绪，不能安心地学习，有的同学因受到“天才教育”的压迫，都当场痛哭着诉说。我曾作了十几年的系主任，从未想到有这样严重的事。我当时感觉到仅知闹宗派，不以国家干部需要为重，不以学生学业为重，造成学生们的心情痛苦，是何等的罪恶！我以前也经常以“误人子弟罪莫大焉”以自勉，虽然我主观上不想误人子弟，而事实上我的作风是引着青年们走入了卑鄙龌龊的宗派主义的途径。宗派主义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考虑青年们的前途，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
宗派主义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宗派主义影响了教师们的教学和研究，耽误了青年人的光阴，浪费了系里的经费，这笔无形的浪费账目，是无法清算的。现在我深自忏悔过去的错误，我要彻底清除我的严重宗派主义思想，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求和汤佩松先生消除成见，建立新的关系，建立在同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上，大家密切地靠紧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把所有的力量发挥出来，为新中国农业建设努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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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看到了学校中的丑恶的一面
天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石先
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半年过程中，我们已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广泛存在。但绝未意料到，在整个教育机构内，它的渗入普遍性及侵蚀破坏性达到如此之严重！从目前已被揭发的不完全的数字来看，贪污现象相当严重，而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别在教师中，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远比贪污要大！当然，大多数高等学校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整个旧社会腐朽业已透顶，高等学校自不能清白。再加上资产阶级两年来的猖狂进攻，要和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高等学校是大知识分子集中的处所，必然是主要阵地之一。所以我们发现有的教育工作者自身就是资本家，就是商人，而潜伏在学校内作教师作职员，一贯利用职权和地位，来进行假公济私和损人利己的勾当。有的人是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为商人拉过去作董事、顾问，或者当伙友和坐探，卖身投靠，共同来窃盗人民或国家的财产。在私立学校内更有大批投机分子，披着教育的外衣来作“无本万利”的经营。在那样一个组织之内，必然造成一个贪污集团，吸取人民的膏血来肥壮自己，从上到下，使贪污蔚为风气。各种有形的直接的危害在全国高等教育上已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至于无形的、间接的，那实在难于估计的！
这种形形色色极端丑恶的事实，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都被群众彻底地揭露了。阴沟里面的臭泥见到了太阳。贪污分子此后固然需要洗心革面重新为人，其他教育工作者也要严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肃清过去的不良作风，洗一个大澡，来更好地从事于培养人民干部的神圣任务！让我在这里预祝中国教育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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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伙不法资本家怎样把吸血管插进了中国医药公司吉林省公司
常辰生
四年前，私营长春环球药房的经理孙逊，丢下了“一本万利”的买卖，风尘仆仆地跑了二百四十里路，赶到吉林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投考”。他一本正经地表白他的“爱国”热情，表白他“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央告政府留下他，“干点什么工作都成”，真有点“热血沸腾，耿耿此心”的样子。过了两年，这位“能干”的先生当上了中国医药公司吉林省公司的经理。“为了发展业务”，他“团结”了两位“热心卫生事业”的朋友：一位叫王忱元，是吉林市私营春明制药厂的经理；一位叫刘雨田，是维尔西药店的老板。这两位热心朋友，在公司成立当天就送来电表一块，庆贺“开幕之禧”。随后，就常常拿来瓜果梨桃、鸡鸭鱼肉、洋酒罐头甚至钞票、手表，帮助公司人员“调剂胃口”、“解决生活困难”。后来，就更加“照顾”得周到了。他们二位常常撂下自己的买卖，给公司职员的家属预备房子，安排家具，陪公司职员出去“散心”。这还不算，他们还帮助公司找了一位“忠实可靠”的店员贾宝贵；公司“人手不足”的时候，王忱元老板更可以放下半天生意，“兼顾”公司仓库和行情的管理，在公司里充当“半职半薪”的“干部”。这些“好心肠”的家伙们的所作所为，在反贪污反盗窃斗争的怒潮中被冲刷出了真实的面目：这一切，原来都是他们为了盗骗国家财产所设的一个骗局！
奸商孙逊、王忱元、刘雨田，两年多以来，就是靠着这个骗局成了中国医药公司吉林省公司的管理者，把国家用来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机关，变成了他们偷盗国家财产、大发横财的工具；两年多来，他们把持着医药公司，吸吮人民的血汗，成了臃肿的大臭虫。在这个可耻的阴谋里，三个奸商分工合作，各有各的骗术。
拿春明制药厂来说，经常通过孙逊占用国家资金。有一次他就赊走了价值三亿元的药料，做投机倒把的勾当，直到三个月后才偿还公司。除了占用国家的资金外，王忱元还公开骗取国家财产，偷盗公司的资财。在孙逊、贾宝贵等人合谋之下，奸商王忱元用大批变质的废药套取国家钱财。特别是一九五○年十一月，朝鲜前线需要大批止咳精，黑心贼王忱元、孙逊等，竟毒辣到丧失人性的程度，把八百磅已经发生沉淀的止咳精送上了前线，从中骗得现款一亿四千万元。王忱元还公开地说：“没关系，这批药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们就是这样对待那些用血肉守卫我们祖国的英雄们！这群唯利是图的奸商们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有时候，王忱元嫌诈骗麻烦，就干脆伸出贼手，通过前仓库负责人李书铭偷出药品、材料，并偷出了一本盖有全部印章的医药公司的发货票（约五十张），用来偷漏国税，用来打着医药公司的招牌推销废药。这样，医药公司就成了王忱元的“义务推销站”和“金库”。臭名远扬的春明制药厂的出品，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推进了医药公司；国家的大批资金都流进了王忱元的皮包。春明制药厂的产品质量十分低劣，大大破坏了医药公司的信誉。因为用了春明制药厂出的“葡萄糖”后，病人发抖不止，向医药公司质问的就有敦化、蛟河林务局、吉林妇婴保健站等许多单位。王忱元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曾用白糖大量制造“葡萄糖”，在社会上出售，骗取钱财；并且严重违法私用大烟造吗啡暗中出售。为了证明王忱元的犯罪行为，还要提一下他的根底。一九四九年春天，王忱元只不过是一个借用吉林市河南街“渡生堂”药房里一块两公尺见方的地方，摆一个药摊的药贩子。可是自从和孙逊合谋以后，一年多工夫就大摆大摇地开起制药厂来了。
为了弄清这三个奸商的阴谋，还应该看一看经济内奸贾宝贵的活动。这个家伙在公司里以“虚头八脑”“溜须拍马”出名；另外的长处，就是常常把药品、医疗器具弄错，他可以把“肋骨剪子”写作“内服剪子”。可是他到公司以后四个月，就被孙逊“提拔”当上了仓库主任、营业部负责人，因为他对于奸商盗窃集团是忠实的走狗。奸商们自前年七月起一年半来，把吸血管插遍了公司的要害。他们首先指使贾宝贵把药价作低，由刘雨田、王忱元等出面“买去”；等到药缺时，再由公司用高价“买回”，转手之间就骗去国家大批财富。这些胆大妄为、藐视国法的盗贼们竟敢连国家为照顾群众特别控制的连霉素，也随便套买。国家规定持有医师介绍信的，每次只能买一支，但贾宝贵只一次就“卖”给刘雨田连霉素四十支，而且比应售价格便宜一半还多。他们非法卖出的吗啡等，更多到无法计算。奸商们最疯狂的时候，竟指使内奸贾宝贵压下中国医药公司东北区公司拨来的药品，先批上“春明药厂出品”。他们甚至公开地指着贾宝贵的鼻梁叫骂斥责：“你他妈的忘本了？”
更严重的是，这群奸商在反贪污运动开展后，继续和祖国人民为仇作对，订立“连环式”的“攻守同盟”。在孙逊公开抗拒运动同时，贾宝贵就奉命挑拨仓库部的同志“向门市部开火，把他们压下去”。特别是奸商王忱元，不但在运动开展后继续进出公司仓库，收集经济情报，甚至竟极端蛮横地威胁公司里坦白自新的人。当营业员周善铭坦白了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财产的材料后，王忱元在二月四日黑夜把周善铭扯进小胡同里，探听情况，百般威吓，逼死了周善铭。
盗贼们可耻的道路已经走绝了；人民决不允许盗贼们再危害人民，破坏祖国！人民的铁拳已经落在盗贼们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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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儿童队员蒋宗秀检举了贪污分子杨坤
新华社记者 赵玉昕
一月十一日的上午，天津市第一区蒙古路公安派出所里来了一个身穿学生服、结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她进门来就找所长，态度非常严肃地说：“我要检举一个贪污犯，他偷盗了国家的重要器材！”“你是来检举的，太好啦。”派出所的文书张同志让她坐下，兴奋而亲切地鼓励着她。她定了定神，接着说：“这个贪污分子叫杨坤，是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职员，他在工厂里偷盗过一箱子收音机上的真空管和两个军用电报机上的电表。这些东西，都是托中央电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职员吴毓璋偷卖的。”张同志问她：“你怎样会知道的呢？”她爽朗地回答说：“因为他两人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这位小姑娘叫蒋宗秀，今年才十四岁，是天津铁路管理局第四职工子弟小学校的学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她是该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六年级的班主席。上学期期终考试的时候，她名列全班的第四名。老师常夸奖她是一个成绩优良和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好学生。蒋宗秀所检举的贪污分子杨坤，是她父亲蒋公达的好朋友。解放前杨坤和蒋公达原在一起工作。解放后蒋公达调换了工作。可是他们还经常来往。
一九五○年秋天的一个夜里，蒋宗秀听见她爸爸对她妈妈说：“杨坤这家伙的胆子真大啊！解放以后还敢从仓库里偷两只电表出来。这种电表是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上的。”蒋宗秀听了，暗想：“怎么杨伯伯也做起贼来啦！”
隔了不久，蒋宗秀正帮着妈妈洗碗，和她家以前做过邻居的陆大婶来找她妈妈聊天。陆大婶的丈夫陆银海和杨坤在一起工作。她们见了面便谈起杨坤来。陆大婶说：“你没见近来杨坤的老婆多么神气呀！”妈妈问：“杨坤升级了吗？”陆大婶说：“他立了功啦！前些日子法院从工厂里逮走了一个偷了一箱子真空管的工人，听说这件事是杨坤发现的，所以他老婆见了人就卖功。可是杨坤的根底还能瞒下咱们吗？依我看偷真空管的事一定和他有关系，因为他掌管着仓库的钥匙呀！”妈妈接着说：“前几天吴毓璋拿来几个真空管，偷偷摸摸地叫宗秀的爸爸看，说是杨坤托他卖的，别就是这一箱子里头的吧！”这次谈话在蒋宗秀的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又有一次，蒋宗秀到杨坤家里去找他的大儿子杨伯寅玩。杨家正要吃饭，再三让蒋宗秀一起吃。饭菜很好，其中有一样是蒋宗秀很少吃过的糖酥鱼。饭后，她又看到杨家的床下放着一大筐鸡蛋、许多水果。蒋宗秀回家后就问妈妈：“杨伯伯能挣多少钱啊？”她妈妈告诉她，杨坤一个月挣五百多斤小米，比她的爸爸还少二百多斤。她想：“咱们比他家少两口人吃饭，怎么还不比他家富裕呢？”她就肯定杨坤一定是拿偷盗东西得来的钱过自己的舒服日子的。从此，当她每次想到毛主席教导她们的“五爱”道德中“爱护公共财物”这一项时，她就想起偷盗公共财物的“杨伯伯”来。
今年一月初，蒋宗秀当了天津市第一区河南路街道居民的宣传员，经常做些拥军优属和其他的宣传活动。一月十日，她听了中共天津市第一区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要不彻底铲除它们，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引起了蒋宗秀很大的注意。她想到在画报上和电影里所看到的苏联的儿童，生活是那样的美满。她希望自己的国家早些建设得和苏联一样。
这天晚上，蒋宗秀没有睡着觉，她想起杨坤偷盗工厂里的电表和真空管的事情来，觉得应该去检举他，她兴奋地坐了起来。但她同时又想到爸爸和杨坤是好朋友，爸爸会同意她检举吗？杨坤如果进了法院，他一家人不就苦了吗？那个杨伯母挺厉害，到家里来大哭大闹怎么办呢？但是，她想到她是少年儿童队员：“我不检举他能对起红领巾吗？我既然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勇敢，要坚定，一定要去检举他！”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清早，她就和爸爸商量这件事。她爸爸起初阻拦她说：“你杨伯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又说：“杨坤是我十几年的老朋友，你老子进铁路局就是他介绍的，现在我虽然离开了铁路局，可是咱也不能检举他呀！”蒋宗秀就和她爸爸争辩，最后，她爸爸表示让步地说：“你的话也对，可是就犯了‘急性病’，过两个月他不坦白，咱们再检举也不算晚啊。”蒋宗秀见她爸爸不同意，就坚决地自己去派出所检举了杨坤的偷盗罪行。
蒋宗秀的检举材料很快转到了中央电工器材制造厂。该厂领导方面对杨坤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动员，杨坤终于坦白了他的贪污事实，并且把尚未卖出的两只电表缴回了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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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国青年”一九五二年第三号已在二月二十日出版。这一期发表了中国青年社和青年团华北工委宣传部编写的“青年团的基本知识教材”（初稿）。这个教材是根据青年团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发布的“‘青年团的基本知识’讲授提纲”编写的，共分十一课（把原提纲第二课和第六课各分为两课叙述）。本期先发表了前五课，下期全部登完。
这个教材可供向工农青年团员讲授团课的学习辅导员讲授团课时的参考，并可作为具有初级中学以上程度的青年团员的自修读物。这个教材的发表，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加以重视。
该刊本期的中心内容仍是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着重说明分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界限的问题。
▲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北楼主办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参加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展览会分为“积压”、“损失”、“其他”三馆，于二十二日举行预展，二十三日正式开幕。参观时间每日上午八点半至下午五点止。展出日期约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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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惩杀人不见血的不法资本家
苗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