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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省克服反贪污运动中的右倾思想
商业厅长郝怀仁抗拒运动被撤职
现正重整旗鼓集中力量追捕大贪污犯
宁夏省省级机关在克服反贪污运动中的右倾思想以后，已开始集中全力向大贪污犯攻击。中共宁夏省委代书记李景林深刻检讨了省委过去没有认真领导这一运动的错误，开始亲自领导运动前进，并坚决撤销了压制民主和抗拒反贪污运动的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
宁夏省反贪污运动中的右倾思想是在中共宁夏省委在二月七、八两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扭转的。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正如李景林同志在会上所说：“这是宁夏解放以来，高级干部之间，第一次相互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检查了领导思想上和作风上的错误。”会议着重检讨和检查了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原因，纠正了认为“宁夏穷，没有大的问题”的右倾思想；对省工业厅厅长雷恩钧不重视反贪污运动和商业厅厅长郝怀仁压制民主和抗拒反贪污运动等错误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雷恩钧为了调解两个干部的私人纠纷，费了三天时间，而对反贪污运动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却不去理睬。对这种严重情况，省人民政府邢肇棠主席曾在某次会议上进行过批评，并责成雷恩钧切实领导反贪污运动。但雷恩钧没有具体地组织群众向贪污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仍纠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对群众提出的某些负责干部有贪污行为的线索也没有组织力量深追，反而主观地认为：“老同志，大概没问题。”在省委扩大会议确定省级机关围攻大贪污犯计划时，雷恩钧也不敢大胆提出工业厅打“老虎”的计划，充分暴露了没有决心贯彻反贪污运动的右倾思想。会上，同志们公开揭发了雷恩钧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分析。雷恩钧在会上进行了公开检讨，认识到不重视反贪污运动是自己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也是个人平时不重视学习，又背着“老资格”的包袱所造成的。雷恩钧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并向党保证：限期完成任务，使工业厅反贪污运动迎头赶上，如果完不成党所分配的任务，愿受党的纪律处分。”
省商业厅厅长郝怀仁骄傲自满，背着自己是大革命时代加入共产党的包袱，不愿接受下面干部的批评，并进行私人拉拢，结成小宗派，打击和排斥坚持真理敢于批评他的干部，使商业厅不能发扬民主，不能开展批评，歪风压倒了正气。对这一系列的错误，去年群众曾用匿名信件提出控告，当时商业厅党支部曾召开过六十小时的会议进行了讨论，批评了郝翽怀仁的错误，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郝怀仁口头上表示“同意”组织的批评，但在背后却积极活动，反抗组织对他的批评，说宁夏省委批评他是“上了特务分子的当”，并毫无理由地要求组织向他“承认错误”。在反贪污运动开始后，他不仅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和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阻碍下面干部向领导人提意见，省委决定由人事厅厅长苏晓蒙帮助商业厅进行反贪污运动，郝怀仁也表示不满，并把领导同志动员贯彻反贪污运动叫做“疯狂”，“想害干部”。更严重的是，群众用匿名信件控告宁夏省贸易公司省南分公司经理王鸿翽贪污、浪费行为后，郝怀仁没有深入调查，就向领导方面说：“这又是特务在搞我们干部的鬼哩！”同时把王鸿翽调到银川，会同商业厅秘书主任何治中（商业厅党支部书记）等，向宁夏省委写了一封信，公开反抗组织。对郝怀仁这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但郝怀仁不仅不深刻检讨错误，反而欺骗组织，包庇自己的错误。为了搬掉阻挠运动的绊脚石，充分发动群众，宁夏省委决定立即改组商业厅党支部委员会，以彻底纠正商业厅领导干部压制民主、抗拒反贪污运动的错误。二月九日，宁夏省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和省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撤销郝怀仁省人民政府委员、商业厅厅长的职务，呈报西北军政委员会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并立即把郝怀仁调离商业厅进行审查，由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子珍暂时代理商业厅长；同时决定商业厅秘书主任何治中停职反省；省贸易公司省南分公司经理王鸿翽拒不坦白，又压制民主，反抗组织，抵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即撤职查办。
为切实贯彻上级的指示，会议决定在机关中重整旗鼓，展开捉大贪污犯的斗争，并在工商界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李景林同志担任省级机关围攻大贪污犯的总指挥，具体指导和组织队伍，并亲自到问题最多的机关进行检查。宁夏省级各机关，已在李景林同志率领下，组织“打虎队”，向大贪污犯进行猛烈的攻击。 （崔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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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以为小城市没有大盗窃犯
山西长治荫城镇捕获大奸商徐秋盛
在偏僻的中小城镇里，奸商们同样向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进行猖狂的进攻。山西省长治县荫城镇的复兴铁货栈的徐秋盛，就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大奸商。几年来，他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腐蚀了我们成百个干部，盗窃了国家资财十一亿元。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展开后，经过广大职工、农民和干部的检举揭发，人民政府已把徐犯逮捕。
徐秋盛向国家进攻的手段是非常卑鄙毒辣的。他首先拉拢有关领导机关，骗取所谓“政治资本”。他在搞私人铁炉之初，曾骗取了中共壶关县委员会、壶关县人民政府股金各一千万元。从此，每逢过年过节，就用大车给机关送肉、大米、月饼、白酒等。他对驻在荫城镇的机关团体，则以请吃饭、送礼、借款等无耻手段，骗取干部在他那里入股。他还假装积极，以骗取领导干部对他的信任，作为他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盗窃资财的资本。
徐秋盛广泛行贿，密布圈套。中共壶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安喜，在土地改革中，曾领导群众向徐秋盛作过坚决斗争。但当一九五零年他受了徐秋盛的贿赂后，竟说徐秋盛是个“好人”。徐秋盛为了收买他村群众，假意借给群众粮食，然后公开地谩骂党和政府，并挑拨离间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但受过他贿赂的干部却故意装着听不见。
徐犯的主要进攻目标是长治专区某工厂。为了大批盗窃国家资财，徐犯曾费尽心机，勾引这个厂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下水。除大批行贿送礼外，一九五零年春，徐秋盛还吸收这个厂的经营科长马履勤股金四百零四万元。去年前半年，马履勤请他给算账时，徐犯告马说：“那还算什么，本利已到两千万元了。”这显然是行贿。徐犯为了盗窃国家资财，还使用美人计。他把他的亲闺女送给某厂副厂长牛德夫为妻。从此，徐犯即自由进出工厂，大肆活动。这些工厂修宿舍、开粉坊、购原料、卖废品，大小事都离不了徐秋盛。正如工人反映：“我们工厂可把徐秋盛养肥了，进了厂门，大摇大摆，厂长把他供为上宾。”工人对此十分不满，纷纷议论：“他们到徐秋盛那里，花天酒地；人家徐秋盛拿根骨头就把他们（指副厂长等）哄得晕头转向，让人家把牛牵走了。我们厂出了败家子。我们辛勤俭省，还不够他们送礼的。”
徐犯布置好圈套后，就勾结这些贪污蜕化分子，里应外合，大批盗窃国家资财。二年来徐犯在马履勤、冯春旺、牛德夫等人的帮助下，曾先后在长治、壶关、陵川等地，购买工厂生铁二百六十万斤。这批生铁不但价格低，并且据现有材料及徐犯自供，其中还拣出钢料二十三万斤、灰生铁两万斤、铅铁三百斤，还有机器零件、盘簧钢、竹节钢、锡工工具等物。单这一项，就盗窃国家资财五亿四千二百多万元。某工厂出售汽油桶，市价十八万元一个，徐犯只用八万元就可“买”去。
徐秋盛还用承揽定货、领取定金、迟不交货的办法，占用巨额公款，投机倒把。徐犯还经常偷漏国家税收。已查明的有两千一百余万元。仅据现有材料统计，二年来，徐犯共盗窃国家资财十一亿元。
（康丕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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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哈尔省积极兴修水利防旱抗旱
省人民政府指示各地立即领导群众打冰漕，运冰块，提早浇地，防旱保墒
察哈尔省在去年遭受了普遍严重的旱灾以后，深刻地体会到发展农田水利是保证农业丰产的首要条件。去年秋后，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就确定今年的水利工作方针是发展群众性的水利工作，提出了要求全省平均每人增加半亩水地的口号。省人民政府通过专员和中共地委的联席会议，劳动模范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和水利代表会议，贯彻了这一方针，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具体的水利工作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全省利用一切水源（地上水和地下水），采取各种方式扩大水地面积一百七十万亩，保证全省从扩大水地面积方面增产粮食一亿斤。此外并决定大量修建谷坊，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在沿河流容易受水灾威胁的地区注意修防洪工程，防止水害。
从去年秋天开始，到今年一月止，全省各地就积极领导群众，进行了各项水利工作。全省秋冬浇地共达六十多万亩；并用各种办法蓄水养冰，只怀安县劳动模范李河旺领导农民在洋河蓄存的冰和万全县农民在四道沙河蓄存的冰，今春就可浇地三万五千亩左右。察北有的地区的农民已开始把冰块运到地里准备保墒。现在不少渠道已开始打冰漕浇地。打井工作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直没有停顿。现在察南、察北、雁北三个专区已完成打井六千五百多眼，正在动工的有六千六百多眼。水车制造正在大力进行，各地预贷水车已有二千四百五十多部。各地已修好的渠道有一百一十四道，可浇地五万二千多亩。
目前察哈尔省因为去冬今春雨雪稀少，省人民政府已紧急指示各专区专员、县长加强防旱抗旱工作，展开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并指示要立即进行下面两件工作：第一、要迅速发动群众打冰漕、垒冰堰，提早引水，昼夜浇地，并要注意派人看管渠道，防止冰块堵塞渠道，掌握浇地深度，节省水量，扩大浇地面积。第二、沿河道等有水源地区，要大力组织人畜，运冰上地，并要注意运冰距离要近，上冰地的面积要集中；如果不集中就会失去保墒作用。（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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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去年打井十一万多眼
旱地变水田产量提高一倍
据不完全的统计，山东全省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十一万多眼水井，贷出了二万五千多部水车，很多地区有了水井灌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往年提高了约一倍。
去年一年，山东各级人民政府曾大力推广打井和贷放水车。各地都曾用实际事例向农民广泛宣传打井的好处，肥城县为此曾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莱阳县农民于桂舟打井丰产的事实去年在莱阳专区普遍传播的结果，全专区去年就增加了两万多眼水井。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共贷放了一百九十七亿五千万元的打井、水车贷款；各地合作社供应了大量的打井器材；各级人民政府还派了一些打井和安装水车的技术人员下乡帮助农民。（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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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哈尔劳动模范马益谦去年怎样领导冯庄农民战胜旱灾
去年察哈尔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全省平均只得到了三成多年景。但是怀仁县冯庄却得到七成年景。这个村的水利条件并不比其他的村庄好，但是这个村的农民在劳动模范马益谦的领导下，却战胜了旱灾。
前年冬天，为了防旱保墒，马益谦就领导群众滚压冬地，使土地保持了一定的水分，这对春季抗旱播种起了很大作用。去年春天发生了旱象，他领导大家用“干寄籽”和随种随压（用砘子压）的方法完成了抗旱播种。他为了继续向旱灾作斗争，在小苗出来以后，又向群众们提出“浇一棵，保一棵”的口号，发动群众打井和挑水浇苗。此外，他根据“锄头底下三分雨”的道理，增加了中耕的次数，改变了冯庄农民只锄两遍的老习惯，用多锄的办法防止水分蒸发。冯庄农民在去年七月下旬得到透雨后，在马益谦领导下，一天内完成了五百亩抢种补种的任务。
马益谦在每项具体工作中都起了带头示范作用。去年政府号召挖井修渠抗旱备荒时，冯庄有一部分群众有侥幸等雨思想。他们说：“浇也没用，早晚要干死。”“浇不了多少，还是等雨吧！”马益谦就用他在前年挖了一眼井，浇山药两亩半，收了二千五百多斤；而其他没挖井浇水的每亩只收了两百多斤的实例来说服一些不愿打井防旱的农民。同时，冯庄十几个青年团员也配合了他的宣传，首先给一个军属浇了半亩葵花。群众看见浇了的葵花枝叶由蜷曲变为舒展，就很快地克服了等雨思想，接受了打井灌溉的办法。冯庄农民在四天内就打井二十眼，连旧井十七眼共浇地一百五十多亩。
马益谦在发动群众用“干寄籽”办法春播和勤锄抗旱的时候，也都是用实际例子来说服不相信的人。拿勤锄可以抗旱说，起初冯庄有些群众想不通这个道理，而不愿意多锄。在马益谦试验以后，群众见经过他勤锄的庄稼枝叶茂盛，就认识到勤锄、细锄的好处，全村大秋作物都锄了三遍，有的甚至锄到四遍、五遍。这对防旱保苗起了很大的作用。
去年七月旱灾严重时，为了发动全省农民战胜旱灾，马益谦和冯庄全体农民就发起向全省劳动模范、农民挑战，保证做好抗旱备荒工作。他们的挑战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把全村的男女老幼动员起来，打井修渠，不让苗子干死；并保证不旱坏烈属军属一亩地等。
马益谦和冯庄全体农民向全省劳动模范、农民的挑战和许多地区劳动模范、互助组的应战，进一步推动了察哈尔全省规模的抗旱备荒运动，使全省农民在向旱灾作斗争中做出很大的成绩。仅就修渠、挖水池和打井来说，到去年秋天为止，全省就修了一千八百八十多条渠道，挖了十三万个抗旱防洪两用蓄水池，打了四千三百五十多眼井；使不少地区保住了庄稼，战胜了旱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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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专门制造“糖衣炮弹”的工厂
——重庆大汉烟厂奸商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罪行录
李思恒
重庆市大汉烟厂可以说是一座专门制造“糖衣炮弹”的工厂。只要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一和它接触，这个厂的经理、奸商刘武清（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和王祖寿就千方百计地进行腐蚀，直到那些意志薄弱的工作人员都成了他们的俘虏，成了他们盗骗国家财产的助手。
刘武清、王祖寿为了偷漏国税，盗骗国家资财，首先选择了重庆市税务局的秘书杨洁为进攻对象。杨洁是留用人员，在解放前手脚不干净。刘武清当知道杨洁的朋友的未婚妻要找工作时，就一口承允：“没问题，到兄弟的厂里去工作。”这样拉上了线。以后就请杨洁吃饭、打麻将、密谈，渐渐上套了。杨洁的老婆要由成都来重庆，刘武清马上挂长途电话叫大汉烟厂成都营业处把“旅费”送上门去。杨洁的老婆来重庆的路上遭到匪劫，失去衣物，刘武清立刻送上一笔“制装费”。要过旧年了，刘武清给杨洁准备了“过年费”。刘武清晓得杨洁的母亲爱抽烟，就送来筒装的外国烟。后来刘武清摸透了杨洁的心，知道杨洁要打点“经济基础”，想做生意，马上送来三箱纸烟，开了个“蓉谊烟店”。以后“蓉谊烟店”垮台了，刘武清仍然无限地“借”给杨洁钱。就因为这样，凡是政府要调整卷烟货物税的核价的时候，杨洁总事先“关照”大汉烟厂早作“准备”；并且教刘武清钻税法的空子，连没有成包的盘子里的散烟，也一齐报了税，大肆偷漏。有关大汉烟厂偷漏税款的案子，杨洁便亲自动手办，不管应罚几百万、几千万，照例批上“免罚”、“轻罚”字样。
刘武清、王祖寿和重庆市税务局货物税科长蔺学熙、卷烟税股股长孟继文也是称兄道弟，关系暧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无非为了上下其手。所以杨洁不管如何处理大汉烟厂的案子，蔺、孟也装聋卖傻。
货物税方面的空子钻通了，刘武清、王祖寿又打工商税的主意。他们用“糖衣炮弹”射中了重庆市税务局直接税科科长王鸿桢。照例，钱可以蒙住任何贪污分子的眼睛。王鸿桢也被拖下水了。一九五零年夏天，大汉烟厂由许昌买来的大批菸叶没有纳税，被重庆市税务局查出来了。按照规定应当补税和罚款四亿五千万元。王祖寿行贿的结果，竟被“免予处罚”。
刘武清、王祖寿对税务局派来的驻厂员也没有放松。他们首先向由西南服务团来的青年干部裴康年进攻。裴康年很快地就成了不法资本家的保护人。他每次回税务局汇报时都为大汉烟厂吹捧，说大汉烟厂如何“奉公守法”，刘武清如何“拥护税收政策”等。他并帮着刘武清“说服”工人，叫工人延长工时，加夜班，给刘武清创造超额利润。裴康年被调走了，又来了一个青年干部张宗祥。刘武清邀他打牌，张不敢打。刘武清便故意打输，让张宗祥替他“铲土”（捞回本钱的意思），赌赢了算张宗祥的，赌输了刘武清认账。张宗祥就掉进他的陷井里去了。刘武清、王祖寿还经常大摆筵席，请驻厂员大吃大喝。驻厂员在大汉烟厂搭伙食不要钱，还给打条子让驻厂员回税务局报销饭钱。过新年、旧年照例大送“恭贺年禧”的纸烟。光张宗祥一人就是十条。大汉烟厂又藉口“照顾驻厂员生活困难”，几次送银洋给另一个驻厂员董润生和助理员刘箎。刘武清充分供应驻厂员吸烟；吸不完的，驻厂员还可以拿出去卖。刘武清知道刘箎喜欢喝酒，就备好泸州陈年大曲酒，让他上班也喝得醉薰薰的。这样，董润生就乱开税票，刘箎也装聋卖傻，依样画葫芦。驻厂员在奸商“糖衣炮弹”的连续攻击下，完全解除了武装。查点出厂烟箱数目和贴印照证的责任，一概由奸商“包办”了，甚至连盖烟箱、印照骑缝和税票查验的戳记，就交给厂中“代为保管”了。驻厂员只管吃饭，拿钱，抽烟，打麻将，搞女人，向税务局报假账。而刘武清、王祖寿正好趁这机会明目张胆地大量漏税。这样，大汉烟厂在一九五零年一年就漏税十二亿元之多。另外，刘武清又指使人在税票上涂上肥皂，等烟出厂后就揭下来再用第二次，第三次……。据保守的统计，大汉烟厂每月出三百三十箱烟，按最低漏税三分之一计算，半年就漏税五亿多元。连前面几宗加起来，国家税收遭受了二十四亿元的巨大损失。
大汉烟厂盗窃国家财产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看到几颗“糖衣炮弹”都“开花”了，“打中要害”了，就掉转炮口，把“糖衣炮弹”向西南区税务管理局的货物税科发射。刘武清、王祖寿和货物税科科长严子静、科员王汾、及经办卷菸税的王汝琳关系非常亲切。大汉烟厂就曾用“借款”名义向王汾行贿二百一十万元。一九五○年五月，重庆卷菸厂商叫嚣“税重”，西南区税务管理局派王汾去调查。王汾是“吃人的嘴软”，当了奸商的应声虫，回来写报告说：“各厂负债甚多，有的资金缺少，无法购买原料，陷于停顿状态。”货物税科科长严子静的签呈上也写着：“卷菸现为旺季，生产日见萎缩，现象反常，断定资金周转不灵是主要原因。”于是以严子静为首，坚持要实行“卷烟货物税记账出厂办法”：月产五十箱以上的大烟厂，可以在烟出厂后半月到一月再缴税。这种办法美其名曰“加速资金周转”、“培养税源”，实际上是使奸商大量利用滞纳税款投机倒把，夺取暴利。后来中央认为这个办法不合规定，电令各地在当年七月十五日一律停止。然而严子静、王汾、王汝琳这伙蟊贼，却强调“商人困难”、“公私兼顾”、“中央不了解情况”，一拖拖到十月底才废止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废止后，奸商很不甘心，一再“请愿”，要求西南区税务管理局内部的贪污分子再度坚持延续，终在同年十二月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分期纳税”的办法。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又电令停止这个办法。刘武清、王祖寿又串通重庆市税务局的蔺学熙、孟继文等在九月通知各税务分局：大汉等六个烟厂的卷烟税，在企业公司出售纸烟后三、四日再统一缴纳。中央第三度没有批准这种和税法抵触、便于奸商捣鬼的办法。前后由“记账出厂”而“分期纳税”而“先出厂后纳税”，花样变了三次，本质却是一个，就是：西南税务管理局、重庆市税务局、重庆市企业公司的贪污分子一齐串通，替不法资本家服务，使刘武清、王祖寿等奸商可以从容不迫地“依法”捣鬼，大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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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西南区森林的木材蓄积量占全国第二位。解放前，这些森林都遭受过多年的滥伐。解放后人民政府一面恢复原有的林区，一面发动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去年上半年，西南全区人民造林达六十四万亩。云南省去年六月植树一百九十四万株，超过解放前二十多年的植树总和。西南各地普遍成立了护林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护林运动。据统计：现在西南全区共有一万多个护林小组。在这些护林小组的保护下，乱伐林木的现象较前大为减少。为进一步植树造林消灭荒山，去年秋、冬两季，西南全区已采集树种一百一十五万斤。今年春季，西南各地将大力推广合作造林的办法，发动农民广泛组织造林合作社，迎接行将到来的春季造林运动。
▲去冬今春东北农村参加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大超过了往年，许多村屯都做到了“家家有生产、户户无闲人”。黑龙江省洮南、瞻榆等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副业生产，人数较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而且各地参加副业生产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都参加了互助组，改变了往年“冬季组织不起来”的现象。据黑龙江、热河、吉林三省三十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年前副业生产收入的总值已达七千四百多亿元，折合粮食一百一十万吨。副业生产收入这样大，对今年的农业生产将起很大的作用。
▲据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统计，去年一月到十月全国食盐产量，已超过原订全年生产计划百分之三十点五八，等于一九五○年实产量百分之一百七十一点五六，超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任何一年的产量。一年来各产盐区盐工普遍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工人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零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到一倍以上。各地区出产的食盐质量也显著提高，一般都够得上标准；质量最高的含氯化钠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打破了历史纪录，并超过红海和地中海出产的盐的标准百分之二点五。
▲我国云南普洱专区的车里、佛海、南峤等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普洱茶，味浓色艳，年产量约有八万担。解放前十多年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普洱茶叶生产逐年萎缩，靠种茶为生的僰、阿卡、蒲满、碧约等几十种少数民族茶农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人民政府拨了大批专款收购普洱茶，并以预购方式贷款给茶农或茶商。佛海国营贸易公司帮助茶农组织生产合作社；云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派技术人员到佛海指导茶农生产。这些措施使各民族茶农的生产情绪大为提高。数万茶农都铲除茶园里蔓生多年的杂草，加紧中耕施肥。
▲宁夏省阿拉善旗是蒙古民族人民聚居的地区，是一片天然的大牧场，面积约十五万平方公里。这里出产的驼毛，品质很好，毛细长而多绒，年产量最高时有一百多万斤，数量、质量都是全国第一。解放前，阿拉善旗的驼毛市场受到马匪鸿逵的垄断，掠夺性的不等价交换，使驼毛产量一天天减少。解放后，国营贸易部门正确执行了合理的价格政策，并组织贸易小组和发动私商深入巴格（行政单位，比农业地区一个乡稍大）收购驼毛，同时供应牧民各种日用必需品。阿拉善旗驼毛的销路就此完全打开，阿拉善旗的经济也跟着繁荣起来。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现在全旗的骆驼已比解放前增加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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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应重视护林防火工作
读者来信综述
最近有许多读者给本报写信，指出不少地方因为不重视护林防火工作，给国家的林木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读者李星谷来信说：皖北无为县新建乡东园村农民刘业贵，去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在当地后里山一带放火烧山，燃烧面积达九十五亩，烧毁普济圩国营农场青山分场造林区的树苗一万六千多棵，和毛竹园等村群众的山草二万八千多斤。青山分场已把刘业贵送到新建乡转法院处理。在刘业贵烧山时，东园村某些群众竟坐视不救。青山分场事务长王先南发现烧山，赶去呼救，东园村群众仍置之不理。幸而毛竹园村妇女代表施云霞率领群众前去急救，火灾才不再蔓延。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东园村人民政府平日对群众没有进行护林防火的教育。
读者赵克让来信说：河南嵩县乔沟乡是山林地区，上月十三日有群众上山打柴，因在山上烧柴，而把山林燃着。太山庙乡一个民兵立即上山捉住肇事人，并把他送到区政府处理。但乔沟乡政府的干部没有动员群众扑救山火，致山火蔓延达三里，燃烧四百多亩，把二万多株橡子、五千多枝小树、两个竹园都烧毁了。如果乔沟乡群众及时抢救，是可以避免这个重大损失的。这充分说明这个乡政府的干部十分不注意护林防火工作。
读者黄茂林、张汇川来信说：河北抚宁县一区大所各庄一带，松林很多。上月十二日早晨四点多钟，忽然发生山火。有一农民在早晨拾粪时，看见起了山火，马上跑回村中呼救。这村中共支部书记王胜云立即组织人力，前往抢救。大家奋不顾身地把火扑灭，才保住了松林。救火人当时在半道上捉住放火犯一名。据供，同谋者有五人，但都跑了。抚宁县政府闻讯，已派专人去调查追究。读者一致要求各地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并加强对群众的护林防火教育，严办破坏国家林木的放火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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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第十三区店员工人张敏等
揭露奸商李洪保暗害志愿军的罪行
北京市第十三区海甸镇“聚源魁”号奸商李洪保，一贯偷漏税款、欺压工人、阻扰组织工会。他在给志愿军作豆豉时，偷工减料，暗害志愿军。
一九五一年，土产公司委托李洪保为志愿军加工豆豉。当土产公司干部到“聚源魁”号检查时，李洪保便请干部在海甸镇的“海顺居”饭店吃饭，并且送酱油、酱菜等“礼物”给干部。结果，验货的干部被李洪保俘掳了，他们甚至把验货的戳子交给李洪保随便使用。从此以后，李洪保更是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豆豉本来应该用高酱油和“八一粉”加工，李洪保却用泡黄豆的水和最坏的面粉顶替；在夏天，李洪保甚至使用已经发臭的或者已经生蛆的面粉；豆豉干了，李洪保便用水泡，甚至加细盐在豆豉内，使豆豉涨分量。志愿军同志们吃了这种豆豉是很容易生病的。
我们认为奸商李洪保是有意暗害志愿军。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李洪保的态度很蛮横，抗拒坦白。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迅速检查，并请人民政府严办李洪保。
北京市第十三区店员工人 张敏 常继武 马恩义 王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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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石家庄市私营汽车运输业
有严重漏税和非法经营行为
编辑同志：石家庄市私营汽车运输业中，有严重的漏税和非法经营的行为。石家庄市经营运输业务的私营汽车，在私营行栈的包庇下，从解放以来就没有纳过税，国家税收受到很大的损失。汽车经营运输是应该纳税的。据我所知，他们的业务情况，每部车每月的平均营业收入有一千万元，如按行商税百分之五计征，每部车每年就应纳税六百万元。石家庄市私营汽车运输业现有汽车，如按十部计算，一年就应当向国家纳税六、七千万元。事实上，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石家庄市私营汽车的数目比现在还多。
这些私营汽车运输业不纳国税，经营成本相对减低，于是他们就施用各种手段和国营汽车公司竞争。例如，每次调整运价时，他们都不照协议的统一运价执行，而是任意抬高或降低。为了把持客货，他们还组织了“搂包”，在街口要道乱拉乱扯，甚至欺诈旅客，造成市容和汽车运输秩序的混乱，引起旅客的极端不满。他们为了组织更多的力量和国营汽车公司对抗，更用拉拢、行贿等卑鄙手段，拉上了很多搞机关生产的汽车（如国营农场、分区司令部等单位的汽车）。因此，不少干部和工人被拖下水。该市的私营行栈为了把持客货，牟取暴利，竟在市内自行车行、理发店、杂货铺等处设立售票处，大大发展了“搂包”组织。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容许继续存在的。我建议石家庄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反行贿、反偷漏税运动中，对私营汽车运输业做一次彻底检查，取缔非法的“搂包”组织，并让他们补缴偷漏的国税。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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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大学医学院清点全院物资
发现严重浪费和积压物资现象
编辑同志：北京大学医学院最近清点了全院的物资，揭发了大量的浪费事实。总计我院浪费人民的资财达四十八亿多元，积压物资的现象非常严重。细菌科有一架高空抽气机，买来数年，一回也没有用过；有检查口腔椅八十三台，使用的只有四十三台，光这一项就积压资金二亿多元。生化科积压着贵重物理仪器百余种，积存丙酮三百多磅，去年只用四磅多，依此推算，这三百多磅丙酮可用七十年。全院有两架照相机就够用了，但是每科至少有一两架（解剖科最近又买了一架）。药学系有幻灯机一架从未用过，但是另外有一科又从外边买回了一架。一九五○年底医学院方面在三天的时间里，抢购了七亿多元的物资，其中有很多是不适用的。药理系的价值四千万元的折光器，以及口腔医学系的价值一亿元的十五架电机和价值六千万元的两百个机头，都是不合规格的。细菌科的高压蒸锅只值四百万元，却以九百万元的高价购进。在使用器物的时候，因使用不慎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药学系同学，一九五○年实验时损坏的仪器，其价值达一千七百万元。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损失数字更大，所建楼房的暖气设备，全部不能用，损失了两亿多元，其他因设计不周，或为奸商偷盗而损失的达十二亿元。北京大学医学院之所以有这样严重的浪费，是和我校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好排场”思想和本位主义分不开的。通过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我校将彻底清除这些恶劣现象。 北京大学医学院节约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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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
深县邮局不该放弃报纸发行工作
编辑同志：某部于一月十四日在河北省深县王家井邮局订了五份人民日报，订单上写明自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发报。可是到了一月三十一日还没有见到报纸。经过追查，据王家井邮局答覆：“我们已把订报通知单交到深县邮局，他们因为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没有向上报。现在已决定通知他们派人将款取回。”我认为深县邮局因为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不顾报纸发行工作，是不对的。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各地人民都迫切要求人民日报来指导与推动运动，因此，各地邮局除了应做好本单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之外，应该更努力地开展人民日报的发行工作。像深县邮局这种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希望邮局领导机关迅速检查纠正。 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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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天河煤矿胡运生小组
吸取先进经验精细分工
创手镐采煤的新纪录
编辑同志：江西天河煤矿胡运生小组，创造了手镐采煤新纪录。这个矿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后，工人们都在努力想办法。他们眼看萍乡煤矿一再创新纪录，心里很着急。为了吸收先进经验，领导方面组织了采煤工人参观小组，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往萍乡煤矿参观。回矿后，工人们就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改进操作技术。过去，一个工作面由采煤工人和支柱工人合做，没有实行分工。这种方法，浪费了很多的工作时间。现在，他们把整个工作面分为三个、四个，采煤工人先把第一工作面采完，再让支柱工人架棚子。第二、第三工作面也是如此。这种采煤工人和支柱工人的分工循环工作法，使采煤效率比前提高了七倍。因此，这个矿就出现了一次比一次高的新纪录。一月二十四日，柳志龙小组创造手镐采煤五十吨的纪录。二十六日，萧竹青小组又创手镐采煤七十二吨的纪录。二月一日，胡运生小组再创手镐采煤八十吨的新纪录，已达全国最高点。胡运生小组不但创造了新纪录，而且还节省了十八个人工，以及三点五公斤灯油。
顾耀青 矿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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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云南日报检讨刊登不完整的形势图的错误
编辑同志：我们完全接受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在“报纸刊登形势图必须完整无误”一信中对于我们的批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只从技术上考虑问题，没有从政治上作周密的考虑，只把形势图当成“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介绍”这一资料的图解，资料中没有提到“东沙群岛”，我们在绘图时也把“东沙群岛”漏掉了。
我们除了接受这一教训，决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负责、周详慎重地处理类似问题外，并要加强编辑人员的政治学习，以防止错误的发生。
云南日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