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上海奸商庄子屏等组织垄断集团
有计划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合谋进攻国家企业并多次制造市场涨风
上海市五金商业中的奸商们以大奸商庄子记五金号老板庄子屏为首，在解放后组织了一个垄断性的集团，有计划地向国家企业进攻，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奸商们的这一重大的不法行为现已被揭露。
庄子记五金号设在上海北京东路。为了大规模地盗骗国家财产，该号老板庄子屏联合五源、五康、久源、怡和祥等五金号，从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就共同在国际饭店和汇中饭店长期包了房间，作为经常开会策划的地方。他们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分别负责联系国营企业单位，各派专人向联系的企业单位的办公室、验收处和仓库的有关人员行贿，安设据点。一旦窃取到国家的采购计划后，他们便迅速集中到国际饭店或汇中饭店开会，共同商议骗取国家财产的办法。
这个五金商业的垄断集团向国营企业进攻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为了达到从生活上腐化干部的目的，他们在崑山花园附近豢养了一个“交际花”，专门带他们需要勾引的干部去跳舞或打牌。如果某个国营企业是大买主，第一次即使是一笔小额交易，他们也不惜投下大本钱。一九五零年二月，淮南煤矿驻上海办事处向庄子记买进六寸白铁管子两百根，货价不过一亿元左右，而庄竟以金条两大根向这个办事处的处代表行贿。这个垄断集团经常使用“拉过来”的方法俘掳干部，以便窃取国家企业的采购计划和同业中投标的标单，以达到他们排挤同业独占市场窃取国家财产的目的。一九五零年上海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时，庄子屏就串通华东纺织管理局机料处职员窃取到华东纺织管理局要进大批泗汀管的采购计划，计划到手后，他便布置由五家分头报价。报价时，他们经常是四家高一家稍低，结果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而这“低价”却比市价高出很多。如果探听到其他行号的报价，他们也常以稍低的价格投标，但随着又玩花巧，声明自己进货很少，不能多卖；要多卖只有提价。
大奸商庄子屏每次和国营企业交易时，总是诡称在香港、广州、天津等地已经大量进货。待生意到手，骗取到定金后，才去市场上收进废管旧管，交给鑫大、铭丰、惠丰等拉管厂代为加工。他们把黑铁管涂上红丹粉冒充泗汀管，把旧管子电镀后冒充新货，把炉子管拉制泗汀管，然后通过受贿的贪污分子高价交货，价格有时竟高过原价好几倍。
大奸商庄子屏组成的垄断集团曾多次制造市场的涨风。如一九五零年七月，上海电力公司经徐兴隆锅炉厂介绍向庄子记买进管子两千尺，每尺单价五千七百六十元。庄子屏在接生意时，佯言货在天津，等到徐兴隆锅炉厂向庄子记提货时，庄竟推说“没有货”，一面又直接和上海电力公司交涉，并把价格提高到七、八万元一尺，因而一度造成市场价格的飞涨。
由于大奸商庄子屏组成垄断集团有计划地向国营企业进攻，使国家财产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单拿庄子记一家来说，一九五零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华东纺织管理局向庄子记进货额共达二十二亿八千五百多万元，由于庄以黑铁管充泗汀管，旧货充新货，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受损失就有七亿七千多万元；华东纺织管理局第一、第二机料库现存庄子记售出的货品，其中各种规范的钢管有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假货。又如河北省公营染织公司委托上海五金机器分公司向庄子记买进一寸半泗汀管五十九尺六寸，规定压力三百磅。庄为贪图非法利润，竟不顾工人生命安全，以旧日本货黑铁管混充，压力仅一百二十磅，装置竣工正拟使用时，幸为五金机器分公司发觉，急电停用，才没发生事故。卖给上海电线厂的管子，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已。由于全国各地公营厂矿向这一集团买进的货品很多，国家经济建设工程上的损失可想而知。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资产阶级坐探周裕如等混入天津铁路局石家庄分局
勾结流氓奸商盗骗国家财产三十多亿元
案犯已全数在石家庄、太原等地落网
资产阶级派进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材料厂的“坐探”周裕如、前工务段材料室主任刘迎春勾结大流氓、蒋匪党棍、蒋匪军官、大奸商李聚林、滑保义、王志达、史泽波、李同轩等盗窃国家财产三十多亿元。这个巨大盗窃案最近已被破获。有关案犯除刘迎春已因贪污在去年被人民法院逮捕外，全数在石家庄、太原等地落网。
资产阶级的“坐探”周裕如、刘迎春，都是流氓商人出身，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前，就混进铁路局工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留用。自被留用以后，周、刘两犯就和大流氓、伪自卫团长、伪保长李聚林、蒋匪国民党铁路分区书记滑保义、阎锡山匪军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蒋匪国民党石家庄市党部书记组训科长王志达和大奸商李同轩等合谋盗窃国家财产。
一九四九年初，周裕如、刘迎春盗取了铁路建设需用大批砖瓦的经济情报，和李聚林等勾结，在石家庄筹设义生砖瓦厂，由李聚林任经理，准备包揽铁路局的定货。但他们没有资金，周、刘两犯就采用订假合同、先支付定货款的办法，套取了铁路局的大量现款。他们采用的办法是非常卑鄙的。先是李聚林用“义生砖瓦厂”经理的名义，承做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材料厂洋灰瓦九十万块、红砖五十万块；合同规定先交定款百分之十，但周裕如、刘迎春却暗中先支付给李聚林百分之七十的现款。李聚林就用这笔现款盖了二十间房，买了两部制瓦机，并买了大批家具，然后才开工生产。因此到期不能交货。仅预支定货款和延期交货这两项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有二十多万斤小米。
到同年年底，据不完全的统计，义生砖瓦厂和石家庄铁路分局的交易总额为三亿二千多万元。义生砖瓦厂从中盗窃（简直可以说是掠夺）的铁路资财就有两亿元以上。
这些被资产阶级派进人民企业内部的“坐探”，每时每刻都在损害着国家建设事业。拿义生砖瓦厂承制铁路定货中的偷工减料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初义生砖瓦厂建厂起到一九五一年底止，在已查明的七次定货中，国家财产就蒙受九亿九千多万元的严重损失。其中如一九四九年四月和九月两批洋灰瓦，义生砖瓦厂盗窃国家洋灰和交纳的坏货，就折合小米十三万斤以上。这些不能使用的坏货，至今还有三千多块扔在材料厂。最严重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义生砖瓦厂向铁路交纳的五十万块红砖，破损率占了百分之三十。
周裕如、刘迎春更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到处进行投机倒把。如一九四九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周裕如就把这一情报告诉了李聚林，为了逃避购买公债，李聚林就把大批资金疏散到太原开设了一座分厂。李犯在太原又勾结了由石家庄分局调到太原铁路分局任石料股股长的李东成（李聚林的侄子）。两犯互相串通，大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诈骗铁路巨额公款，进行投机活动。三年中，把太原分厂逐渐扩展成为拥有八十部制瓦机和五亿元以上资金的大砖瓦厂。一九五零年春，南同蒲线和石太线站房工程开始兴工，需用大批砖瓦。周裕如又把购置四百万块红砖和八万块洋灰瓦的计划泄漏给李聚林。李犯就把石家庄市内各砖瓦厂生产的红砖以每块一百五十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又以每块二百元的价格转卖给石家庄分局。只这一转手间，周裕如、李聚林等就获得暴利两亿多元。 （薛孔）
第2版()
专栏：
一九五一年各地发动群众战胜旱灾的几点基本经验
徐达
一九五一年各地干旱情况
一九五一年三、四两月，长江以北地区，除山东半岛外，普遍少雨，各地雨量仅有历年平均雨量的一半。长江以南，四月雨量过大，约当历年平均雨量的二、三倍。五月除淮河流域外，全国普遍缺雨；华北地区直到五月下旬才下了几场透雨，但不甚普遍。六月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除河北北部和平原省外，依然普遍缺雨，察哈尔、绥远两省、内蒙自治区及西北各省几乎全月无雨，旱象严重。江西、云南、湖南、广西各省雨量也少，吉林、黑龙江、热河、辽西部分地区一直没下透雨。七、八月份河北北部和察哈尔、绥远、内蒙旱象持续。江西、湖南、皖南、皖北旱象也相当严重。
春夏两季雨水失调，春季北方干旱，南方雨涝，入夏南北都有旱象。受旱地区包括内蒙自治区、察哈尔、绥远、河北、江西、川北等省区的大部地区，山西兴县、忻县两专区，皖北滁县、宿县两专区，皖南池州专区，陕西绥德、榆林专区，湖南西南各县，湖北孝感、宜昌专区，川南乐山、内江、宜宾专区，川东万县专区及吉林、黑龙江、热河、辽西、福建、苏北、山东、广东、贵州等省少数县份，受旱耕地面积共一亿二千五百多万亩。其中内蒙、察哈尔、绥远、河北、江西、川北等地旱灾特别严重。
察哈尔省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正当作物成长季节，旱情严重，受灾面积约占全省耕地五分之二，全省总计因旱减产约五成。绥远省除西部黄河灌溉区外，中部、东部旱灾严重，绥中武川、固阳、清水河等县小麦减产五成，莜麦减产六成，豆类、马铃薯产量更低，绥东大小麦减产三分之二。河北省共有七个专区三千九百多万亩土地受旱，山区尤为严重。内蒙没有播种的土地及播种之后出苗不及二成者，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江西五六两月，久晴少雨，七月中旬到九月上旬又历久不雨，九个专区干旱，有些河流池塘和水井干涸，部分旱地不能下种，已播种的水田稻苗干枯，受灾面积之广，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
一九五一年各地发动群众抗旱的几点经验
各地旱象发生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以抗旱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领导农民，展开了广泛的抗旱运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抗旱的结果，消灭了部分地区的旱灾，减轻了大部地区的旱灾。但是，与旱灾斗争的主要缺点是事前对旱灾的警惕不足，准备不够，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全国因旱成灾的耕地仍有三千五百万亩，减产粮食在八十亿斤以上，是农业生产上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今年必须接受的一个严重教训。现在把去年各地发动群众抗旱的几点经验介绍如下：
一、领导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发挥群众抗旱力量：在发生旱象的地区，党政领导机关，都把抗旱工作当作最紧迫的工作。华北各省人民政府、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南农林部、中共川东区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在旱象发生时，立即发布抗旱指示，号召受旱地区的干部站在抗旱斗争的最前线，战胜一切困难，坚持抗旱斗争。专区、县除留少数人员在机关工作外，其余一律深入区乡布置，检查、推动抗旱工作。各县、区、乡接连召开了干部会、农民代表会、劳动模范会、老农座谈会，进行思想动员，分析受旱情况，研究抗旱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平原省人民政府罗玉川副主席、辽西省人民政府杨易辰主席等并亲自率领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农民抗旱播种、浇苗、开发水利。在旱象开始发生时，不少地区的农民有“人忙天不忙，早晚一大场”“丰收靠天顺”“久旱之后必有大雨”等侥幸麻痹的思想，或对抗旱缺乏信心。甚至个别地区还发现求神拜佛迷信求雨的事情。但是通过深入宣传动员，以具体算账、诉旱灾苦等办法，严厉地批判了麻痹大意、听天由命的思想；同时又反覆地以当地或外地的有效经验和抗旱典型事例教育农民，这样就不断提高了农民战胜旱灾的信心。经过思想发动后，群众普遍动员起来，各地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旱播种保苗运动。华北区完成抗旱抢种的棉田占植棉面积的百分之七十。陕西省三个专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凿井六万眼。江西省受旱地区的农民、工人、部队、教员、学生都动员起来，参加了抗旱斗争，有的地区临时挖渠四十里，引水浇灌秧田，有的村几十个妇女集体从几十里外，担水抢救一亩稻田，有的日夜接力车水，上山过岗。湖北省石首县团山区农民在抗美援朝增产捐献的爱国热情鼓动下，自动组织起一千二百多人，五天之内开小沟二十五条，疏大沟七条，完全战胜了旱灾。湖南省长沙县农民通过检查爱国公约，推动了抗旱工作，使全县百分之九十五的受旱田地免除旱灾。泸溪县一区武溪镇没有旱灾，组织起抗旱支援部队，到邻区帮助农民车水。
二、周密组织人力物力，发挥集体抗旱力量：和旱灾作斗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许多地区一方面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教育农民，发扬互助互济的精神，同时以各种互助变工办法，把一切人力、畜力、整劳力、半劳力分别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从事抗旱工作。如江西南昌组织起水车二万七千六百部，人停车不停，日夜轮班车水，并集体担水，接力车水，抢救受旱田禾四十九万亩。小蓝村农民翻山越岗车水，不仅未受旱灾，反而增产一成。皖北组织起龙骨水车八万八千多架，车水浇苗，抢救秧田。
三、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有效的抗旱措施：（1）抗旱播种：河北、平原、察哈尔等省，为保证及时播种，各地群众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抗旱播种的办法。这些地区为了防旱保墒，在第一年秋收后，就实行秋耕深耕、细耕细耙、起垅储雪；播种前实行细耙多耙，保持土壤水分；在播种时期就采用抢墒、借墒等办法播种，使种子周围土壤能供给足够的水分，保证出芽。在墒土不足无墒可借的地区，就采取挑水点种的办法，在点种前先用水把种子泡湿，或把高粱秆、玉茭瓤泡湿，饱含水分，和种籽一齐播入土中，这样用水很少，并能保证种籽出芽。（2）开发利用一切水源：战胜旱灾的根本办法，是开渠、挖井、掏泉、挡坝截水、挖“透河井”、补充各种汲水工具。这些办法在一九五一年的抗旱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内蒙昭乌达盟仅在阿鲁科尔沁等三旗就用开渠浇地和利用各种盛水工具打水浇地等办法，浇地六千多垧。哲里木盟开鲁县号召每个劳动力打井一眼，全县打井一万零四百多眼，浇地五千多垧，完全打破了群众“天灾不可抗”的听天由命的想法，确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察哈尔省怀安县柴沟堡劳动模范李河旺积极领导群众兴修水利，使一万三千亩庄稼获得丰收，大麦每亩收三石五斗，小麦收获二石以上。皖北为抗旱挖井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一眼，挖塘六千口。湖南永顺专区，在抗旱期间整修和新建塘一千多口，坝三千八百多座，沟渠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水筒车一千多架等，可灌溉稻田十四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百分之十五。（3）管制用水：在有水源可用的地区，各地大多由当地水利委员会或抗旱委员会中选派公正农民统一管理用水，提出“一碗水，一碗稻”、“多浇一挑水，多保一条命”的口号，号召全体农民，珍惜水量，要求不放走一滴水，不浪费一滴水；同时号召农民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相互调剂用水，订立公约，大家公议，分别轻重缓急，先浇近地，先救受旱严重的田；到旱灾严重时，则集中水量，抢救可救的田。使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的效用。
第2版()
专栏：
不法资本家千方百计破坏国家的海关
海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予以坚决反击
全国海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普遍发动起来，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海关是国家的门户，在保卫国家经济主权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是，三年来，资产阶级却用了种种办法破坏我们的海关。他们采取请客、送礼、借钱、行贿、入股、分红、拉旧关系、派“坐探”以至诱吸毒品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勾引海关人员，以达到他们偷盗国家资财获取非法暴利的罪恶目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各海关贪污现象十分严重。邻近港澳的华南各关及华南海关处，贪污现象特别严重。各海关并发现不少海关人员直接是进出口贸易行的股东或幕后人物，有些经常搭配做生意。
资产阶级向海关的进攻，除一般地在修建、采购、保管物资等方面偷盗国家资财外，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进行走私。自一九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共有六万多起，仅仅查到的私货就值几千亿元，没有查到的估计在几万亿元以上。走私进口的都是些我们不准进口的奢侈品或国内已有出产的东西；走私出口的则都是些我们不准出口的战略物资或重要必需品。除一些零星走私外，所有重大案件都是资产阶级有计划的犯罪行为。如广州市德昌报关行奸商曾其滔，贿赂广州海关黄沙车站办事处主任梁德辉等数人，偷运锡（禁止出口的物资之一）出口，前后共有二十七万公斤。温州支关查私员潘辉，为商人收买，贪污七百多万元，放走的私货值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广州海关验货员潘雨浦受走私商人的贿赂八千万元，放走的私货价值无法估计。更严重的是，这种走私不仅偷盗国家大量财产，而且是直接帮助了国民党残余匪帮和帝国主义。
二、偷漏关税。奸商串通一些海关工作人员，以低估货价或故意把税则分类列错，或伪造单证以偷漏关税的案件，各地发现了很多。如天津海关工作人员廉惠生对进口货经常低估价格偷税，先后受贿七千六百多万元，使国家损失税款十二亿多元。青岛海关监管员沈增龙，一贯贪污受贿，泄密报信，协助私商，贪污一千七百万元。因此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天津海关化验员王大均，以不及格柴油为及格，受贿一千万元，使税款损失二亿三千万元。另一方面，不法资本家更多方违犯海关章则和破坏对外贸易管制法令。
三、窃取机密。这方面的案件也很多。如海关总署前税则委员会主任秘书卞鼎孙，利用职权，窃取新税则机密，用暗语告诉香港商人。天津海关有一个办事员曹贵波，被奸商收买，把还没公布的“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细则附表草案”私自多打一份送给奸商，使国家遭受无可计量的损失。
这些严重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某些地区的海关干部，还有对贪污情况估计不足的右倾麻痹思想，应迅速纠正，以便更进一步地深入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彻底追查一切贪污分子；特别是应对大贪污分子应即展开围剿。要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勾引串通海关工作人员，实行走私、漏税、逃汇、套汇、诈欺等不法行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向新中国海关的猖狂进攻！ （蔡渭洲）
第2版()
专栏：
大同矿务局组成坚强的“打虎队”
破获销售处集体贪污二十九亿多元巨案
大同矿务局所属销售处最近破获了一个数达二十九亿多元的集体贪污案。这个集体的大贪污案，是在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书记徐志远亲自指挥下，依靠全体矿工，带领坚强的“打虎队”，层层包围，内外夹攻，跟踪追击而破获的。贪污犯们在二月三日到六日全部落网。
大同矿务局销售处，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完全变质，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国营企业里面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据点。这个集体贪污案的主谋人之一、大贪污犯王葆瑛，原是阎匪锡山手下的下级军官，解放后混进大同矿务局任销售处统计员、业务股股长等职。一九五零年三月间，王葆瑛和销售处会计科副科长、大贪污犯吴秉轩（假名吴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奸商出身）等人计议，有意识地用“糖衣炮弹”把销售处副处长刘文定（共产党的叛徒，一九四八年又混入党内）等人拉进贪污的泥坑。当时王葆瑛曾和大贪污犯李润清、吴秉轩合伙盗窃了一千吨煤，价值一亿二千五百万元。王葆瑛一面向刘文定报告说“有人偷煤”，来刺探刘文定的口气，同时暗地里送给刘文定大批赃款。这个意志十分薄弱的刘文定，三次共收了贿赂四千万元。所以，虽然刘文定知道有人大量偷卖煤炭，但因为吃了贿赂，就再也不管这回事了。王葆瑛抓住刘犯见钱眼红的弱点，又摸准刘犯爱喝酒的习气，王犯等这群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坐探”，就常常请他喝酒，并在喝酒时，畅谈过去如何艰苦，今天应当“改善生活”等等。他们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诱惑刘文定之后，就在酒馆里订下了贪污的“合同”。从此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的贪污。被“糖衣炮弹”打中的刘犯文定，从此再度叛变了党，变成人民的公敌、大集体贪污案中的主谋人之一，成为资产阶级“拉过去”的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代理人。中共支部书记王克现，一九五零年八月调到销售处工作，不久就被这群大贪污犯包围起来，也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每次集体贪污到的赃物，王葆英等都给王克现送一份。这时销售处已成了极端腐烂的贪污集团，大部分干部成了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贪污犯。他们和奸商勾结，两年来盗用了国家大量的车皮，盗窃了国家大量的煤，向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走私运煤。仅根据初步计算，这个大贪污集团共盗窃了二万一千多吨块煤和混合煤，还勾结奸商盗用了三百七十五辆火车皮。总计贪污数字是二十九亿元。至于使国家经济因此遭受的严重损失，就难以计算了。
（张毅）
第2版()
专栏：
商邱专区棉农代表座谈
结合当地各种具体情况
学习曲耀离的先进经验
河南省商邱专区植棉指导区，曾召集商邱专区民权、柘城、睢县等五个县四十四个棉农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曲耀离的植棉丰产技术经验。亲自到山西解县访问过曲耀离的专区特等植棉模范李连学作了报告，接着大家就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大家认为除每棵棉株留少数木枝发泄养分的整枝法，还需要继续研究外，其他经验在商邱专区都可以采用。他们并特别提出要从下面几点来学习曲耀离的植棉经验：（一）要学习曲耀离的“保墒防旱”办法。大家认为商邱一带春季多旱，只有学习了“保墒防旱”的办法，才能保证作到及时播种。
（二）要学习曲耀离的多施肥办法。代表们认识到自己棉花收的少是因为上粪太少。一九五二年要保证每亩最少多施一车底粪（约一千斤）。（三）要学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代表们首先检查自己种的棉花为什么产量低？大家认为自己种的棉花，每株平均结三十个桃以上的很多，但每亩最高产量没有超过三百斤；再看曲耀离的棉花每株平均不过二十个桃，结果一亩就能收籽棉九百一十二斤。大家认识到这主要是吃了稀植的亏，这样大家就下决心要学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民权县代表赵清彦要回去宣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保证一九五二年全县棉田每亩至少要植棉一千四百棵。（编者按：每亩种一千四百棵仍然是稀植，还应更密一些。）他自己要试验每亩植二千六百棵。观音堂区代表王公诗要每亩种到三千棵。（四）要学习曲耀离的合理灌溉办法。许多代表都表示回去要打井浇地。（黄电）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天津市有些不法商人
以“新经营方式”逃避资金
模糊工人店员阶级意识
编辑同志：我在天津参加反贪污、反行贿检查组的工作时，有些工人向我反映：在新年和春节前后，有不少商号实行了所谓“新经营方式”。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基本办法是：资本家把大部资金抽走，留下极少量的资金从事经营。如果经营得好，劳资双方均分利润（甚至包括一部分资金）；如果经营得不好，让商店垮台了事。如天津二区起发顺饭馆资方，自今年一月一日起，把大部资金抽走，留下三十袋面（还没有过去两天的营业额多）作资金，实行“新经营方式”。资方管账，劳方掌握现金。资方每天从当天的营业额中提取六万元作“家庭生活补助费”；劳方（十个工人）提取七万七千元作工资。每天剩余的款项积累下来，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提出百分之二十的“公积金”，其余劳资双方均分。如果营业不好，需要补充资金，劳资双方谁有办法谁去借，借不到则垮台了事。天津南市华顺成果子铺在春节以后，也实行了和起发顺饭馆类似的“新经营方式”。资方抽走了大部资金，剩下三袋面、五十斤油作经营资金（约等于过去一天的营业额）。资金统由劳方掌管，资方只作些“跑街”、“开会”的杂活。但资方每日除从营业额中抽取一万元作“家庭生活补助费”以外，每月还要抽取价值一袋半面粉的“月钱”。将来营业好，由劳资双方均分红利；营业不好，资方不负任何责任，让铺子垮台了事。
在天津，实行所谓“新经营方式”的商店现在不是个别的。据初步调查，天津市货栈、豆食、果子、饭馆四个行业中，实行这种办法的，就有一百多户。我曾问过几个资本家，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新经营方式”。他们说：“你们以前说我登黑账，偷税漏税，现在实行新经营方式，营业公开，工人掌管，发展生产，劳资两利。这都是按照政府的意思办的。”他们把逃避资金的行为，说得非常冠冕堂皇！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这是资产阶级违反发展生产的政策，抵抗反行贿运动的非法行为。现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及其他各地的注意。
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 费重阳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不要让不法营造商漏网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私营义合公营造厂承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中华医学印刷厂的一部分厂房。在修建期间，营造厂经理偷了拆下来的大批旧木料和旧砖；完工时，他更明目张胆地拉走了一部分木料。印刷厂工人向奸商责问，奸商谎称是折价买得的。据初步检查，他偷工减料，使国家财产损失了四千多万元。现在，他们所修建的厂房屋顶已漏水，山墙和灰顶都裂了大缝，很可能在雨季到来时要倒坍。
这个奸商利用向干部行贿的办法，把质量很坏的工程交上了。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奸商拒不坦白，还和印刷厂某干部订了“攻守同盟”。印刷厂某干部虽已由领导部门处理，而奸商仍逍遥法外，我建议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迅速检查，不要让这种不法营造商漏网。
志医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工人们粉碎了奸商呼良图的诡计
编辑同志：永信铁工厂经理呼良图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开始后，就和他的大老婆狼狈为奸，用金钱收买司账员刘长运（呼的外甥）。奸商知道刘长运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就托人给刘的父亲捎去二百五十万元。他们指使刘长运烧掉有问题的账目。刘长运受了贿赂，就把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的偷漏税的账目全烧毁了。
奸商呼良图想收买全厂职工，给每人做了一套棉制服，还改善了伙食。他还威胁职工说：“你们斗来斗去，能得到什么好处！”“工厂斗倒了，你们也得受罪！”他叫工人们回家过新年，以分散工人的力量。但是，任他用尽方法，使尽花招，还是没有阻止了工人们对他的检举。司账员刘长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了奸商的诡计，终于揭发了奸商呼良图的罪行。 邱祖华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
不应违反国家财政纪律
编辑同志：绥远省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违反国家财政纪律，扣留解库款项，大搞生产，使人民财产遭受到很大损失。
一九五一年，归绥市没收一贯道首的财产，共达十亿多元。这些款本来应该完全上解入库，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却全部用来搞地方生产，和留给公安、司法部门支用。又公营新绥面粉厂去年的利润收入约一亿元，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竟藉口“解决实际问题”开支了。去年年初，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用绥远省拨给归绥市的生产基金两亿元和向财政局提取的一亿五千万元，开办了一个和平麻袋厂，由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但由于他们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结果这个厂在十一月间就倒闭了。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到很大损失。
由于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财务，市属各单位遇到有关财政开支的问题，往往直接找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去解决；而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也不按制度详细审核，就胡乱批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本身，每月要花销“招待费”几百万元。
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这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是不能容许的，希望该会立即检查纠正。
唐富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办事员吴石民
检举了指使他当“坐探”的奸商
编辑同志：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储运处办事员吴石民，原是上海永华工业原料行的店员。他曾帮助资本家偷税、逃税和贿赂干部。去年五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在华东招考职员时，他受永华行经理的指使，混入国营企业当“坐探”。他到北京总公司后，虽因分配在储运处工作，很难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不能达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目的，但他仍到处钻空子找材料。去年十月，他借故去上海，把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到货发票上的化学工业品品名、数量、规格等留底抄给永华工业原料行一份，并以总公司的名义，介绍永华行经理的外甥，打入中南区工业器材公司作“内奸”。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他坐立不安、怕受处分，总是不敢大胆坦白。可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参加北京公审贪污犯大会和听到薄一波主任在大会上的报告后，他消除了顾虑，彻底交代了自己打入国营经济机关和供给奸商材料的经过，并检举了永华行经理的偷税逃税、卖假货行贿干部、做黑市买卖、骗取进口执照等非法行为。我认为当地政府应该严惩不法奸商永华工业原料行经理虞寿常、虞寿慈等。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 张雷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偷工减料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应进行检查
编辑同志：北京铁路分局专运科去年十二月在北京“瑞蚨祥”绸布店订购了六十条新棉被，当时讲明被中充垫新棉花加厚的丝网套（比普通的厚一倍），并规定了被子的规格尺寸。我们错误地以为像“瑞蚨祥”这样的老字号，一定不会有问题，因而在验收货物时，就没有认真检查。最近我们检查从私商手中购买的货物，才发现这六十条棉被中，除了十条合乎规格外，其余五十条被子的棉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用漂白粉漂过的旧棉花（我们把所有的棉被都拆开看了），网套也没有加厚，尺寸有的还短一些。
我们认为“瑞蚨祥”绸布店这种偷工减料、贪图暴利的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建议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这个商号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
王忠义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花纱布总公司
对石家庄分公司计算棉纱标准发生错误的检查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读者王世震对石家庄花纱布分公司委托厂商织布，计算棉纱标准有错误的批评后，本公司就和石家庄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作了检查。
我们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加工厂偷工减料，或不按规格织造，要负全部责任，他们必须按照合同规定，赔偿损失；但石家庄花纱布分公司在一年多的加工过程中，竟没有发觉自己多付了棉纱，也没有发觉私营厂商有偷工减料行为，也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有关工作人员，应该深刻检讨，并切实改进今后的工作。总公司因河北省公司没有把原加工合同报来，也没有主动地去检查，工作中也有缺点。
私营纺织业的偷工减料是很严重的。过去，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处理加工业务时，有过分照顾私营工厂的右倾偏向。这不但直接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也助长了部分私营工厂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不法行为。我们认为合理工业利润，应该从加工工缴费中取得，但原料必须根据实际用量计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精打细算，并为产销双方实行经济核算打下有利基础。我们希望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助我们深入检查纱布生产实际情况和需用原料的合理标准，以便及时纠正和防止多付棉纱和厂商偷工减料的现象。
中国花纱布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