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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有名的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的韩恩互助组，从今年开始，正稳步地走上农业合作社的道路。这是韩恩领导着互助组的组员开会。他们正在讨论土地入股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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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挽救无法挽救的军事惨败
侵朝美军疯狂撒布细菌
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必将予以正义声讨和最严厉的制裁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一日电】本社前线记者报道：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正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进行以大规模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和朝中人民部队为目的的细菌战争。自本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七日为止，美国侵略军的军用飞机连续在朝鲜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的上空，大量撒放传布细菌的各种毒虫。计：
一月二十八日，敌机在伊川东南之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一带上空撒放为朝鲜居民所从未见过的三类小虫：第一类状如黑蝇；第二类状如跳蚤；第三类状如壁虱（又像小蜘蛛）。
一月二十九日，敌机在伊川上空撒下一批苍蝇及跳蚤。
二月十一日，敌机又在铁原一带的我军阵地上空投下大批纸包、纸筒，内装跳蚤、蜘蛛、白蛉子、蚂蚁、蝇子等类小虫。
二月十一日，敌机在市边里附近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苍蝇；同时又在朔宁一带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在平康一带地区上空撒下跳蚤、苍蝇、蚊虫、蟋蟀等类小虫。
二月十三日，敌机又在金化地区我军阵地上空撒下苍蝇、蚊子、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二月十五日，敌机在平康一带地区撒下苍蝇、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二月十六日，敌机在北汉江以东红树及乌川里地区上空撒下蜘蛛、虱子等。
二月十七日，敌机四架在平康以北之上甲里、下甲里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苍蝇等类小虫。
根据我方军医部门初步化验结果，敌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
从敌人自己的报刊的报道里，我们看到美国军方早已在准备和制造细菌武器。据美国“生活”杂志（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报道，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驻在马利兰州德第里克兵营的细菌作战部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生活”杂志并且无耻地夸耀说，这个细菌作战部已经发明了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的足以大批杀害人命的十六种细菌武器。美国侵略者在朝鲜也进行同样的罪恶的准备活动。早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总部的卫生福利处处长赛姆斯准将曾率领侵朝美军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到元山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试验细菌武器。据美联社记者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从朝鲜巨济岛的报道，这只登陆艇很快即自元山港开到巨济岛，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进行细菌试验。这个记者说：“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三千次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就使“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十二万五千多北朝鲜俘虏中，有一千四百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百分之八十染有某种疾病。”美国其他的报刊亦曾报道有关这只干着惨无人道的勾当的登陆艇的情形。
敌人的灭绝人性的嗜血者的暴行，不但是经过长期准备，而且是在与朝中人民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勾结下进行的。据电通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仰光电引述拒绝透露姓名的两名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称，这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了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了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实验的对象，并且将提出关于在冬天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的报告。而这三个“细菌专家”就正是一九五○年二月一日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提议设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加以审判的五个大细菌战犯中间的三个大战犯。
以上这些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证明敌人企图以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的行为来挽救它在朝鲜战场上的已经无法挽救的军事惨败，证明敌人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进行更残酷的战争。疯狂、残暴到如此程度的敌人，必将受到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的声讨和最严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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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上海南京等地不法资本家
盗窃国家资财破坏治淮工程
治淮委员会已组织工作队赴各地调查
【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丧尽天良的奸商在治淮工程中大量盗骗国家资财，使关系淮河流域五千五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伟大建设遭受很大损害。奸商们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出售治淮各种器材时以坏报好，以旧报新，以少报多。他们甚至派出“坐探”打入治淮组织的内部，有计划地组织贪污集团，明目张胆地盗窃资财。济南利生商行经理孙英才是这些不法资本家中的一个。去年治淮委员会向利生商行购进大批流速仪、经纬仪、马表、水平仪、水准仪、望远镜等水文和测量仪器。孙英才为了进行诈骗，首先把采购仪器的助理工程师赵祖翼、验收仪器的副工程师陈金林等拖下水，然后用大部分粗制滥造甚至不能用的旧货冒充新货卖给治淮委员会，结果获得非法利润三亿八千万元。由于这些仪器是破烂的旧货，淮河一百五十多个水文站、雨量站八个月来关于淮河及其支流的水文记录失去了应有的准确性。水文站和雨量站上数百名工人和技术人员不避风雨八个月的辛勤劳动大部分白费了。但最令人痛心的还不是人力、财力上的重大损失，而是因为水文记录不准确，使今后治淮工程的设计失去精确的依据，严重地影响了治淮工程的进行。孙英才除了谋取非法利润外，还经常盗窃治淮机关内部的器材。他去年曾为此从济南赶到蚌埠，勾引治淮委员会工程部的赵祖翼、陈金林、高声奇、朱晓白等工程人员结成一个贪污集团，由陈金林等把治淮委员会内部的绘图仪、绘图尺、皮尺、照相机等器材偷出来，再以利生商行的名义卖给治淮委员会，伙同分赃。孙英才后来索性把赵祖翼、陈金林等拉拢入股，准备在蚌埠开设利生商行的分行，买空卖空，专做治淮委员会的生意，以便更大规模地偷窃人民的资财。
上海奸商李汉民（原是掮客）在去年一年仅仅通过一个采购器材人员，就盗窃了国家资财六亿元以上。他把三十七万元一只的千斤顶（汽车上用的）稍加油漆，另换假商标，标价一百三十五万元；他把价值二亿元的旧发电机油刷一新，冒充新货，标价二亿八千万元；他经手向慈丰车料行定购的一千辆架子车，交货时竟有七百辆是偷工减料的次货。这些器材运到工地上有的根本不能用，有的一用就坏，严重地影响了工程的进行。李汉民经手买的三轮车一共有三千三百辆，现已有一半毁坏不能使用。两部旧货冒充新货的发电机运到板桥水库工地上，时常停电，影响五万多民工不能上夜班。推土机上用的十八只缸套，大部分是坏货，因而使五部推土机停在工地上不能转动，每天耽误一万五千公方的压土工程。抽水机由于水管的接头处缺少琺瑯盘，运到白沙水库工地上无法开动，工地上的积水不能排除，以致十二万民工四、五天不能顺利进行工作，浪费了很多人力。
河南治淮指挥部向上海第一机器造船联营所定购的四副闸门，现已查出不合规格：闸门的重量不够，闸门上的绞车少做了两个手摇轮，最重要的轴凹包着一层坏铜（应该用好铜），螺丝帽也是破旧的。价值九亿元的四副闸门就这样变成废货，不能使用。这四副闸门幸而尚未安装，假如安装上去，很可能因为闸门漏水而造成水灾。
南京益大、竞成、泰成等九家木行把劣质的木材冒充好货卖给治淮委员会，也严重影响了治淮工程。去年春天，治淮委员会为了在夏汛之前赶修一处水闸，曾派干部赵钟秀等到南京采购木材。益大木行的负责人戴云啸等即恶毒地把赵钟秀拖下水，伙同盗窃人民的资财。在成交的六千根桩木中，本来讲定“广木”，交货时奸商们却搀杂了大批江西质料最差的武宁木；在一万英尺的洋松中也搀杂了很多发黑、开裂、坍边的旧板。奸商们认为治淮急需木材，哄抬木价，把木价提高了一倍左右，仅益大、竞成两家木行就因而获得非法利润两亿元以上。
不法的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大的非法利润，他们派出代理人打到治淮机构的内部作为“坐探”，经常偷窃工程情报。苏北水利局的工程师谢树模就是扬州王殿记、伟达等十多家营造厂的代理人。谢树模过去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苏省建设厅任职，一贯和这些奸商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治淮工程开始，王殿记等营造厂就送钱送衣服给谢树模，要他参加治淮工作，于是谢树模便设法混进了当时淮河下游运河工程局当了副工程师，作为奸商们的内线。当时运河工程有十二个涵洞要修建，经设计后招标。谢树模先后把这些涵洞的设计和底价全部告诉了奸商，并把向上级呈报的十二个涵洞的预算也抄给了奸商，因而投标的奸商全部中了标。议价时，谢树模又故意提高价钱，使奸商获得暴利。谢树模因此得到奸商贿赂一亿元以上。奸商们在施工中毫无顾忌地偷工减料，十二个涵洞有百分之八十的材料是次料，钢筋是旧的，开闸的铣杠也不合规格，有不少涵洞刚刚完工，洞身和翼墙就都裂了缝。现在，这些工程都必须重加修理。
不法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只图私利，丧尽天良地破坏了治淮工程。淮河流域的人民过去长期处在灾难之中，一九五零年淮河泛滥，沿淮就有一千四百万人受灾，因此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财政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巨额的粮款，决心治好淮河。全国各地的人民热烈支援着这个工程，淮河流域的人民更是空前欢欣地投入这个伟大的建设。沿淮三百万民工在淮河两岸克服一切困难，已经艰苦地战斗了一年。农民们曾在零下十五度的酷寒中下水挖土，工人们曾在灼热的阳光下修建水闸。他们满怀信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把多灾的淮河流域建造成幸福的乐园。但是不法的资本家却在后面放暗箭，要把淮河流域的人民重新拉回深重的灾难中。
反对奸商的斗争在各地展开后，许多偷窃人民资财、破坏治淮工程的蟊贼不仅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有组织地企图顽抗到底。济南利生商行经理孙英才在运动开始时赶到蚌埠，召集被他拖下水的干部开会，威胁利诱，组织了“攻守同盟”。孙英才要贪污犯高声奇负责上下疏通，说情解释；赵祖翼负责通讯联络，打听情报；陈金林负责保管活动经费。孙英才说：“我们坚决不要坦白，我是个商人，破了案，大不了用钱，你们是干部，破了案可要坐牢。”孙英才还布置了最后一着：到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全部逃跑。可是人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孙英才、赵祖翼、陈金林等蟊贼一个人也没有来得及逃跑，就全部落网了。现在，治淮委员会已组织了九个工作队分赴上海、济南、天津等地调查侦察，一定要把这些盗窃人民资财、严重破坏治淮工程的蟊贼一一逮捕归案。这些蟊贼将受到人民严厉的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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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
关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
本报二月一日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已作出检讨，现在将他们的检讨发表于下：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二月一日所载“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一文后，立即召集了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府民政厅、人事厅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员，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几次认真地研究了人民日报这一批评。大家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和态度进行了自我检讨。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对我们过去所犯的重大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对过去所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财政问题上的某些本位主义偏向和违法乱纪等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民日报这一次批评，对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和加速改正我们的领导作风有重大的作用。我们和省人民政府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作进一步的全盘检讨。
几个重大的错误事件
（一）关于金溪错误事件问题。金溪县主要领导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逐渐滋长了麻痹轻敌、腐化享乐的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发生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有个别干部发展到背叛革命）、贪污蜕化，甚至近半数老干部相继逃跑等一系列的严重事实。上述错误中的某些问题，虽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有所发现，我们也曾电令查究，但当时并未深追。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转来控告信一封，并令我们查处，仍未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延至四月十六日才令抚州专署查处。六月二日收到专署“关于金溪县干部贪污浪费的报告”，我们开始认识到金溪问题的严重。六月九日，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会同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前往该县检查，发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但有些复杂问题未搞清楚。当时该专区部分领导干部对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也还认识不一致）。七月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将六月间联合检查的初步报告（此一报告提出金溪有些问题尚须由专署继续彻查，并提议由专署提出处理意见）交给我们，而我们对此问题仍未及时抓紧处理。直到八月初我们去庐山参加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时，才对金溪错误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在该会议的报告和总结中，曾以遂川错误问题为典型（遂川问题在该会议中已作处理，应法办的人员已经逮捕），同时也曾不指明地指出了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以警惕和教育大会全体同志。抚州代表团也曾着重以金溪问题为例组织了讨论，检查了抚州地区党和政府的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但因对该案一些重要情节尚未查明，故未提出处理意见。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在八月底结束后，我们在九月初又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再度协同中南领导机关来员赴该县继续检查，历时二十余天，问题才基本查清。当时曾指令抚州专区领导机关先行提出处理意见。专区领导机关的处理意见在十月二十四日送给我们，是时省人民检察署又奉中南检察分署之命须彻查该案，乃于十一月十七日又派人继续调查，才将该县人民政府秘书赵建业等集体贪污案件全部查清。我们拖延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发出正式处理决定。从上述事实经过看来，我们对此问题处理迟迟拖延不决，同时又未将该案处理迟缓原因及时上报，其原因除由于案情逐渐发展逐渐暴露，老是等待材料齐全，未按一事一决的原则及时作出处理结论外，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
（二）关于江西省在粮食和财政管理方面若干违法乱纪破坏制度的混乱现象问题。我们于一九五一年一、二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派清查组来江西以前，对我省各地在财粮问题上某些乱支乱用打埋伏等错误行为，特别是公粮数目上的混乱，已有初步发现，并开始予以注意。中南财委清查组来省时，我们即同时抽调了干部二百余人会同中南财委清查组五十余人分两期到各地进行检查。第一期检查四月底告一段落。我们听了检查组的汇报，进一步了解到我省各地财粮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不但在粮食方面有大量虫害、粮食霉烂、调运和加工中的损失；财政上存在着打埋伏、挪用公粮、虚报账目、扣押事业费作生意、贪污浪费等违法乱纪现象，而且也发现了自印饭票、乱开条子、乱摊派等混乱现象。当时我们曾就所得材料，分别通知有关专署对所发现的问题再行检查，抓紧处理并报上级，又曾先后数次彻查各地虫害、霉烂公粮的情形。三、四月间由省财委发出了几次文电严禁打埋伏。四月十二日由省人民政府发布了禁止摊派的布告，并对高安粮食局长挪用公粮，南昌恒元米厂盗卖公粮，与铅山、崇仁两县粮食局长贪污等违法问题加以法办。我们的错误在于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但由于官僚主义作怪，这些措施有些并未完全贯彻，而且在当时只偏重于追查打埋伏的公粮（已发现的打埋伏公粮数量较大者均已追回，但一定还有未发现的），抢救虫害、霉烂公粮（虫害、烂霉粮最后查出实损失二百余万斤）等方面，对于全盘财粮制度的坚决贯彻，财政纪律的认真执行，并未予以强调，财经工作上的思想政治领导也极为薄弱，特别是对一般违反财经制度的干部很少及时处分（如赣县县长隐瞒公粮用作机关开支，没有处理。湖口县长私用公粮三十余万斤作修建，也拖延很久未处理），以致财粮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问题未能及时克服。如用事业费做生产投机买卖的很多，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彭加伦先后动用合计十六亿元事业费作生产，引用了一些有政治问题的人，并也因此断送了某些干部，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省级和各地不少机关，也有套取国家财物建立小家务，化大公为小公的严重现象。司法、公安部门对罚款和没收的财物不交国库，自行动用者甚多。如省法院以司法罚款到袁州做大米生意，水上公安局长胡子清擅卖废登陆艇两只。在木材经营管理上，部分地方也发生了乱砍乱伐的严重现象（如宁都莲花山地区，军政机关部队在山上进行了剃头式的砍伐），破坏了护林政策，侵犯了群众利益。在土产交流上，曾发生了一些互相封锁违反政策的错误行为。还有吉安等地大肆修建的严重浪费现象。所有上述严重问题，都给了我们财经工作上以重大损失，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些很恶劣的影响。七月底接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江西财粮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当时我们正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中曾将此文件印发各代表团，也指出了这一文件中所提出的许多缺点错误，确实反映了我们干部思想作风上与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并提出必须彻底纠正。但是在党代表会结束后，我们只是感到上述问题多数已曾分别通知各专署处理，并想在思想检查运动中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江西省三届党代表会决议以反骄傲松劲脱离阶级斗争与反贪污腐化倾向为主在全省展开一个运动）。因此，省里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具体检查，一直拖延了三个多月之久，也未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察委员会作过报告。虽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于九、十月间先后三次催促我们办理具报，我们始终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未能亲自负责督促检查，只在公文上兜圈子，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由省财政厅拟了一个处理报告，但只报到中南财政部，未及时呈报中南军政委员会，更没有针对财粮问题上已发现的各项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逐一清查，进一步进行处理，以严格执行财政纪律，以致客观上形成对上级指示和命令的漠视和拒绝的态度，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错误。
（三）关于隐瞒假报一九五零年节余民政事业费问题。我们确曾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将一九五零年度节余的民政事业费粮一千零四十余万斤（除干部家属补助粮和工人失业救济粮外，包括后来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拨给我省烈士子弟学校经费六百万斤粮食在内），全部当作一九五零年的决算浮报中南领导机关。当时的动机是：因为片面地顾虑到一九五一年整个国家要紧缩开支，事业费可能减少；同时又顾虑到本省财政困难，而各种事业的必要开支不可缺少。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违反财经纪律的恶劣行为。至四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派员前来检查账目，当时省财政厅和民政厅认为上述浮报数字既无单据账目又和实发各专署数字不符，因此，曾企图将浮报数字造假账。后因事实上假账不能造，感到责任严重，怕受处分，乃藉口下面账目尚未报来，竟以浮报之分配表向中南民政部来员敷衍应付。当中南民政部来员要去专署检查时，民政厅即先派干部去南昌、抚州、袁州三专署通知他们按省民政厅浮报分配数字认账，以掩饰漏洞。当时此事虽曾遭到上述三专署之反对，但我们未及时对此极端可憎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去年十一月间，邵式平同志到汉口开会时，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副主席曾严肃提出我省民政厅有造假账行为，当时邵式平同志仅声明：“这虽是严重错误，但只是有此企图，未成事实”，后又在省里某次会议上作过检讨，但直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并于一月十五日给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毛主席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中，初步进行了检讨。关于隐瞒的民政事业费节余之处理，由于去年春荒时，省府先后贷出四千余万斤粮食，特别是由于中央及中南领导机关对我省人民关怀，又拨给了我省一部社会事业费，解决了我省去年春夏荒及其他救济事业的困难，故这笔节余粮，去年上半年未曾动用，我们在六月间才将这批浮报隐瞒的节余粮，投资办一机制砖瓦厂，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社会事业生产作长期打算（并非为了机关生产），然而由于我们从严重的本位主义出发，以致造成瞒骗上级，违反财政纪律的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给了下级政府及工作人员极坏的影响，并且助长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追究此事责任，应完全由我们负责。人民日报所指出：“省的最高首长究竟是谁”这就是我们。我们除竭诚请求上级严重处分外，关于该事件详细经过，我们正在和有关人员分别作彻底检讨，并决定限期将各人检讨分呈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审查。
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从上述错误事例和我省遂川县党政组织，金溪县多数负责干部堕落蜕化的典型事件，以及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所发现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实看来，我们过去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偏向，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使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我省工作受到不少损失。我们的官僚主义错误正如长江日报所指出的不仅是在于我省的许多错误现象未能及时发现，而严重的还在于已发现了的许多问题，未认真及时处理，这说明我们对人民事业，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财政检查组已将我省财政工作的若干严重问题于一九五一年四、五月时向我们汇报过，我们也曾因此发过数次命令、指示、布告进行纠正和处理，但是为什么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尤其缺乏检查，了解下情少，常常停留在发布告、命令、指示和批公文、写决议上面，这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过：“正确组织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这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肯定说，我们的缺点与缺陷，十分之九都是由于缺乏组织得正确的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发了命令，下了指示，作了决定，却很少切实组织检查执行的情形。事实上我们不少的指示和命令早已变成公文或例行公事，形成无限期地公文旅行，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就会令人惊异。如去年九月十三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催查我省财粮检查处理结果的电报，限我们于同月二十日前具报，限期只有七天；而我们只是照转省财委，财委又照转财政厅；财政厅竟将这一电示束之高阁（一直到这次检查此电示时才查明），我们也一直没有督促检查。试想：还有比这样更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吗？特别是对上级限期催办的事，我们竟然采取了这样的漠视态度，这还能容忍吗？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上，也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许多事情拖拖拉拉，例如金溪问题，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一直在继续检查处理，但却一直拖延八个月之久，才最后处理。在我们省人民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缺乏应有的配合，许多事情互相等待、旷时废日。上述这种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由于我们思想上存在着本位主义偏向，对于全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空前统一集中的新形势认识不足，我们的思想还残留着过去那种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时期分散经营的一些陈旧观念。因此有时就片面地强调了地方的局部困难，不了解在全国政权统一的新形势和条件下，任何地方的局部困难，只有在坚决贯彻中央统一的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如果强调了局部利益，违背和妨害了集中统一，不仅局部的困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全局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事实证明，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已在本省许多地方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恶果。不仅使财政制度经济政策不能很好贯彻，政治上产生了一些坏影响，断送了不少干部，松懈了革命的组织和纪律，如果发展下去，则必然会分散和破坏国家统一建设的力量和计划，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思想上的最基本的根源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深刻指示，未能及时领会和掌握。一方面，对于全国革命胜利后由战争到和平，由农村到城市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中，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可能产生的各种错误偏向估计和预防不足；同时，对于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侵袭的危险也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另一方面对于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需要更加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在工作中的思想政治领导薄弱，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重视不够。同时由于我们未能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对人民监察工作重视不够，人民监察机构长期处于不健全的状态，以致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因而我们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也就不易及时发现和纠正。
上述各项就是我们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要思想根源，也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的重大教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决在毛主席、中央、中南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下，能切实记取这些重大教训，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彻底努力，我们的错误一定能够迅速改正并取得新的进步，今后的工作也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纠正错误的措施
我们除了感谢中央、中南领导方面不断给我们的帮助教育及这次人民日报给我们的批评外，我们认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号召的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对纠正我们过去的严重错误思想和行为，有决定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仅我们将会继续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将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遭受更重大的损失。因此，我们十分诚恳接受这次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并决心采取下列措施，以纠正我们领导方面和工作方面的错误。
1、坚决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到底，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自己的领导思想作风作一系统的、全面的、彻底的检查。我们拟在省一级机关“打虎”运动结束后，即召开政府委员会，专员、市、县长联席会，省协商委员会，机关干部等会议，由我们作深刻的检讨，高度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作出书面检讨发至各专、市、县，并责成各专、市、县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精神作同样检讨，在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逐级检查中，必须首长带头，层层检讨。其目的除要彻底根绝贪污浪费现象外，还要着重揭露和克服领导方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以及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达到确立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实际密切联系的民主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廉洁奉公的作风。
2、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进行经常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员中，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强调把思想领导当作头等任务。要经常地定期地了解各个时期中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情况，要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偏差，不断提高人民和干部思想水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应特别注意以资产阶级向人民事业各方面进攻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的危害性，教育和警惕所有干部，以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达到从思想上来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
3、要坚决展开和贯彻反对违法乱纪的严肃斗争，加强法纪教育，对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员，必须彻查到底，并根据不同情节坚决迅速处理，以整饬法纪。任何迁就姑息，必须坚决反对。
4、尽速限期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监察机构和检查机构并迅速配备得力干部，加强其组织和工作以便发挥人民监察制度的重大作用。
最后，为了严申纪律，教育我们以及全省干部，我们竭诚请求中央和中南领导机关给我们以严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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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上
我方痛斥美方关于中立国的荒谬论点
【新华社开城二十一日电】二十一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上，我方继续指责对方毫无理由地反对我方所提出的中立国家的蛮不讲理的态度。对方荒谬地声称：“联合国军认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出自那些不与朝鲜邻近而且没有过去参预朝鲜问题的记录的国家。”我方痛斥对方的这种荒谬论点，严词质问对方根据什么逻辑排除邻近朝鲜的国家作为中立国。我方指出：“如果我方提出的中立国家在朝鲜问题上有任何记录的话，那就是它们坚决反对干涉朝鲜战争，它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你方不能否认我方所提出的每一个中立国都是符合于双方协议的中立国的定义的；你方不能否认苏联是反对干涉朝鲜战争与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你方提不出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中立国家。”对方无词以对，竟称“这是我方单方面的理由，不能加以讨论”。我方再次建议对方郑重考虑我方所提出的合理解决方案：双方同时并一次对另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国家表示同意，并撤消对方对于我方所提中立国家的毫无理由的反对。
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双方就我方二月二十日所提草案各款修正稿措辞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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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中部队攻占北汉江两高地
全歼守敌百零三名
并毙伤反扑敌一百多名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一日电】本社前线记者报道：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这五天中在前线上最大的一次战斗是十四日夜我军一部一举攻占北汉江以东六六二高地及其西南另一高地，全歼守敌李伪军第三师搜索营、二十三团搜索连、三营十连的各一个排，并一个火器排的一部，共计一百零三人。十五日晨，敌军一个营向该地反扑，复被我军猛烈炮火击退，又毙伤敌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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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成立传问处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于危害国家利益、又一直没有彻底坦白的不法工商户，除了派检查小组进行检查外，又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传问”，即把违法工商户传来询问，要他们交代问题。
为了及时处理违法工商户，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二月十二日成立了“传问处”，各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也相继设立了“传问组”，专门负责传问工作。传问的过程是：把被检举的违法工商户传来后，即向他讲清政策和办法，说明彻底坦白的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要受到严厉惩罚；同时并说明：如果在传问中坦白彻底，即可免于检查，以鼓励被传问的人彻底交代问题。然后由被传问人进行坦白和检举。节约检查委员会即根据他的坦白材料和检举材料决定处理办法。
这种办法实行后，收到了效果。如建华板厂经理王增珩，某机关干部检举他行贿一千四百万元，盗窃国家财产二千九百万元；在传问中，他供认的材料基本上和检举材料相符。又如某机关检举齿科材料行王振兴，经传问组多次的传问和教育，王振兴就交代了问题，其中一部分是检举材料中没有的。对一些态度不老实的商人，必须有熟悉情况的人抓住关键问题和他们具体计算。如景泰成琺瑯厂承制美术供应社作徽章用的靠地红三千斤，每斤计价六万元。但经过具体计算：每百斤成本费三百三十九万七千二百元，再加上挑费二十五万元，纳税四十二万元，百分之二十的合法利润八十一万三千多元，每百斤共合四百八十八万多元，每斤仅合四万八千八百多元。这样，资本家感到无可辩驳，也就交代了问题。
从本月十二日到二十日止，市、区传问处、组已传问了许多工商户，询问案件共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件，其中已经基本解决的约七百件。这说明这种传问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青岛市店员组成突击检查队
青岛市店员突击检查队在反对奸商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突击检查队包括各行业的基层工会干部、青年团员、积极分子，以行业为单位组成队部，由行业的工会主席担任队长，队以下分小组。检查时，他们首先召开店员会议了解情况，或以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该店关键问题然后进行突破。突击队的检查在广大店员中迅速激起了检举高潮，四天之内检举出的材料即达三千三百件，并且案情都较过去检举出来的为大。很多“顽固碉堡”也被攻破。
突击检查队员并积极地发动老年店员和会计参加检举运动。
上海市各区争取团结高级职员和老年店员
上海市各区正在召开各行业的会计、跑街、老年店员会议。目前已有许多事实说明：凡是能争取、团结高级职员、老年店员的地方，便能捉到大盗窃犯。而团结会计、跑街等高级职员的主要关键，在于消除他们怕受处分的顾虑。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受过资方的小恩小惠，被资方利用做过违法事情。动员老年店员，要用回忆过去的方式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切实保障他们的职业。现在各区店员工会正号召青年店员必须团结高级职员和老年店员，集中力量围剿不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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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关于青年入团条件的解释
具备什么条件的青年，才能加入青年团呢？团章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凡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均按实足年龄计算）的男女青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积极奋斗，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承认团章，服从决议，参加本团工作者，皆可申请入团。”
由此可见，要求入团的青年，第一、年龄必须符合上述规定；第二、他的历史必须审查清楚（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假装革命混入团内，进行破坏）。除此以外，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可按入团手续吸收入团。这三个条件就是：（一）思想进步；（二）工作积极；（三）承认团章团纲，服从团的决议。
应当了解这三个条件的内容与相互的关系。
一、思想进步。这就是说吸收一个新团员要求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自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自愿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也就是说，要求他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彻底实现的唯一领导者，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忠实的亲密的助手，每个团员应拥护党的主张，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二、工作积极。一个要求入团的青年，不应只是懂得以上的革命道理、表示愿意照着这样做，而且必须有实际的革命行动。他应该积极参加党和人民政府所号召的爱国主义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当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等，并为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自觉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例如工农青年在生产岗位上，部队青年在抗美援朝前线和国防的岗位上，学生在思想改造、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岗位上，机关学校各方面青年工作者在各个业务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承认团纲团章、服从团的决议。每个要求入团的青年，应该懂得青年团是根据团纲团章组织起来和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因此，他要申请入团就必须承认团纲团章，并决心服从团的决议，积极地完成团所分配的各种任务。
以上三个条件是完全统一的，不应有任何偏废。如果忽视了“思想进步”这一条件，就会发生根据一时的积极表现吸收一个青年入团；而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他入团后可能时冷时热，不能继续积极工作，或者他入团不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和建设祖国，而是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如果忽视了“工作积极”这一条件，就会吸收一些光讲不做，言行不一的空谈家。如果只强调“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两条，而忽视了“承认团纲团章、服从团的决议”这一条，显然也降低了入团条件，削弱了团的组织性和战斗性。这些不正确的作法，在过去发展团员中曾经发生过，已经纠正并须继续注意防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思想进步”要求过高，规定必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要求达到“候补共产党党员”的水平，或者对“工作积极”一条要求过高，认为必须经过几次大运动的考验，一贯地表现积极才够格，若不是这样，即使一个青年完全符合规定，历史清楚，在当前的一次大运动中思想觉悟提高了，工作很积极，承认团纲团章，愿意服从团的决议，还以为不够入团条件，或片面消极地了解巩固团的组织，而拒绝发展工作；这样就把已经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长期关在团的门外。这种认识和作法也是不正确的。这在目前已成为发展团员的严重障碍，应该彻底纠正。
还应当了解为了正确地掌握入团的条件，及时地接受先进青年入团，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经常地有计划地进行考察和教育。每一个被吸收入团的新团员，是否符合团章所规定的条件，是与团组织对他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为此，每一个团支部，除了在各种实际斗争和工作中对一般的青年群众进行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以外，还应当有计划地对在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分配团员采用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教育，并在工作中根据团章所规定的条件作全面的考察。这应成为支部经常的工作和每个团员的义务。这样，对团章所规定的条件才能正确地掌握和健全地巩固与壮大团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