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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华北的雨量和华北的旱涝问题
卢鋈
一九五一年六月至八月华北各地的雨量
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前，华北地区、内蒙自治区，以及和这些地区相连的西北区的陕西北部和宁夏东南部，因为经常在干燥的大陆气团的控制下，旱情相当严重。这一地区六月份普遍缺雨，全月雨量除河北北部和平原省外，一般都在五十公厘以下（一公厘合零点零三三寸），而且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察哈尔和绥远二省以及陕西北部和宁夏东南部大部分都在十公厘以下。和历年平均数比较，少了五十到六十公厘不等。六月份不仅总雨量比历年平均数要少，同时还集中在月初或月终，分配不匀，以致旱灾更为严重。只有平原省在月初下了一场雨，下旬下了两场雨，分配得比较均匀一些。
去年七月份华北地区南部，由于海洋气流向北推进，和大陆气流经常发生冲突，雨量大为增加。平原省和相连的华东区山东省全月雨量平均都在二百公厘左右，部分地区还超过了二百公厘。比历年平均多了二十五到五十公厘，山东中部甚至多了一百五十到二百公厘，这是酿成严重水灾的主要原因。平原省二日到五日和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下了两场大雨；安阳二日到五日的雨量共计一百三十四公厘，占全月总量百分之六十；新乡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的雨量共计一百一十三公厘，占全月总量百分之七十。华北地区北部、内蒙自治区以及和它相连的西北地区的东部，除部分地区而外，七月雨量依然不多，大致在五十到一百公厘之间。河北、山西和察哈尔之间的三角地带以及内蒙自治区，而且还在五十公厘以下。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东南部七月份的雨量比历年平均少了一百公厘以上。
八月份平原省以及和它相连的山东省的北部，全月雨量都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公厘之间，和历年平均相差不远。不过由于时间太集中，分配情形很不好。新乡二十七日一天里就下了一百三十二公厘，差不多等于全月雨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山东东部由于下旬受了台风的影响，全月雨量超过了三百五十公厘，比历年平均多了两倍，但是范围很小，影响不大。河北和山西北部全月雨量大致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厘之间，比历年平均稍多。这些雨量大部分都集中在十一日到十六日这几天里。山西南部、察哈尔、绥远以及陕西北部和宁夏东部一带，全月雨量约四十到六十公厘，除察哈尔比历年平均少了一半外，其他都和历年平均数接近。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不能满足农作物的需要。
华北雨量的特点
华北经常发生水灾旱灾的天然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气候和地形两方面。气候方面，主要的就是雨量问题。根据北京和天津长期的气象纪录看来，华北雨量有以下五个特点：
1、总雨量少。华北气候带半干燥性，大部分地区全年雨量平均都在四百到五百公厘左右。大约只有长江流域的二分之一，华南的三分之一。燕山南坡、太行山东南坡和泰山邱陵地雨量虽比较多，但是也不过在六百到九百公厘之间，雨量最少的地区像河北中部、山西汾河流域以及北部靠近内蒙自治区一带，都还不到四百公厘。
2、集中于夏季。华北各地全年雨量，差不多有四分之三以上都集中在夏季三个月（六月到八月），其他时间雨雪稀少。华北夏季的雨量并不比同季华东和中南区的雨量少，只是由于春、秋、冬三季特别少，全年总量也就远比不上以上两个区域了。以天津为例，这个地区五十年来全年雨量平均为五百三十八公厘，四季分配情形如左：十二月—二月
三月—五月 六月—八月 九月—十一月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十二
天津夏季雨量占全年百分之七十五。七月雨量最多，占全年百分之三十五（一百九十一公厘）；八月次之，占全年百分之二十八（一百五十公厘）；而冬季三个月总共才占全年的百分之二。这种情形，在华北各地极其普遍。全年雨量绝大部分集中在热的季节，对农业来说，一般地是有利的。不过因为夏季集中，却产生以下的三个缺点，都对农业生产有不好的影响。
3、暴雨多。华北全年雨量不多，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而夏季的雨量，却又是集中在很少数的日子里。七月或八月的全月雨量，往往只是两三次暴雨的结果。这种暴雨，因为下降得太猛太急，不但土壤不容易吸收，对农作物很少利益，而且常常汇集到河流里，引起下流的洪水泛滥而造成水灾。此外，对土壤的冲刷作用大，使河流含沙量增加，垫高河床，也是间接造成河流泛滥的一个原因。天津近八年来七、八两月的雨量，一日间下降五十公厘以上的暴雨大约占二分之一，一日间下降一百公厘的暴雨也要占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4、变动过大。华北历年雨量变动大，也是气候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各地历年雨量平均变动率多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夏季各月平均变动率一般地都超过百分之六十，春夏之交的雨量尤其不可靠。天津六月份的平均变动率达百分之九十。天津五十年来夏季各月份的雨量最少可以只有几公厘到几十公厘，最多可以多到平均雨量的三倍到四倍。
全年 六月 七月 八月
平均 五三八 六五 一九一 一五○
最大 一二二二 二一九 八六一 四三三
最小 二五四 四 三五 一八
5、春旱。华北春夏的温度相当高，因此蒸发很盛。根据计算的结果，北京的平均蒸发量和雨量（包括雪量）比较起来，只有十一月到三月是雨量超过蒸发量，但是因为这几个月的雨雪量并不多，土壤里含水有限。到了四月以后，温度上升很快，蒸发量远大于雨量，土壤水分大量消耗，就是在正常年份，土壤缺水量四月至少为十三公厘，五月至少为七十五公厘，六月为七十三公厘。也就是说，必须灌溉更多的水，才能保持土壤不至于完全干燥。七、八两月份，雨量比较丰富，土壤水分有存储；秋季的几个月虽然蒸发量又超过了雨量，不过土壤里有存储的水分，而且消耗量不大，还不至于完全旱化。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肯定两点：甲、华北的春旱（四月到六月）是个经常的现象。乙、春旱的原因是由于冬季和春季的雨雪量太少，而且春季温度上升太快、蒸发消耗土壤水分过多所致。
假定以北京七十一年来的温度（蒸发量）和雨量做根据，并且假定土壤含水量最大不超过一百公厘，可以统计出华北地区“旱”的可能性六月为百分之九十四，七月为百分之三十六，八月为百分之二十六；“涝”的可能性六月为百分之六，七、八月都为百分之三十六。这虽然只是一种大致的估计，但是也可以看出在华北地区天然条件造成的涝旱现象的严重性。这必须用人工发展水利灌溉和造林等办法来大力予以克服。
怎样预防旱涝
从北京和天津历年来气候纪录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春旱夏涝，在华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现象，不是局部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抗旱和防涝的工作必须有全面的计划，大规模地及早进行。我们建议：
一、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开源节流、蓄泄兼施是解决华北水旱问题的最基本的办法。在这一方面，目前人民政府已经在动手作；不过短期内还难以见效。
二、广植森林。在平原地带有计划地种植防风林，既可以防止风的破坏作用（如吹走田地上的细土和种子，吹坏作物幼苗等）又可以减少地面水分的蒸发和作物水分的挥发，对于防旱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的。此外，在河流的上游及山地普遍植林，以保持土壤中的水分，防止冲刷地面土壤，对防洪和灌溉都有良好的作用。
三、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各种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如开渠凿井、推广水车、储水养冰、改善对水利机构的管理、合理用水等，这是目前防旱抗旱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目前可能作而且应该作的一件大事。
四、选种抗旱作物。高地不易灌溉，选种抗旱作物是克服山地旱荒的最好办法。
五、广设气象台站，加强预告工作。苏联农业气象的服务方面多着重气候的长期预告。温度的高低和雨量的多寡，一般的都能在一、两个月以前预测。这种预告对于防旱防涝当然可以起相当的配合作用。此外，气象台站如果设置得合适，通讯联络迅速，对于一般的洪水预告和大风、大雨、降雹、霜冻等警告是可以有相当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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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阳市逮捕大盗窃犯赖永初
赖犯在贵阳解放时混水摸鱼，窃取国家财产拒不坦白
贵阳市人民政府二月六日逮捕了大盗窃犯、大奸商赖永初，并查封了赖犯所有的财产。赖犯原为伪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在贵阳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利用伪职，窃取国家银元四十六万多枚，并焚毁账册，贿买干部，妄图掩盖罪行。赖犯在这次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仍然拒不坦白。
贵阳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赖犯永初曾有计划、有步骤地盗窃了大量的国家财产。据初步了解，从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到十一月十五日贵阳解放时止，赖犯永初即用他独资经营的怡兴昌银号、恒兴酒厂、永兴盐号，并先后借利盛庄、泰兴号、兴华行、大昌农产行、同泰丰、源生庄、德泰孚号、强兴公司、宝和丰号、仁实孚号、震昌贸易行、福丰行等名义，向伪贵州省银行贷款十八万五千二百元（银元）。除贵阳解放前几天归还伪贵州省银行一部外，解放后，尚欠银元十三万八千二百元。这笔巨款，本应全部以银元折合人民币归还国家，但赖犯永初却乘火打劫，用偷天换日的卑鄙手段，主使伪贵州省银行业务课副课长罗得铭（留用在人民银行贵州分行业务科储蓄股工作），抽回全部贷款契约，把所借银元改为“银元券”。我接管工作开始后，赖犯便以假契约办理移交。到一九五零年二月，赖犯才把以上贷款按银元与银元券一比四十的比价折合人民币陆续还清。仅这一笔，赖犯永初就直接盗窃国家财产银元十三万零八百五十元。同时，赖犯又曾用亚兴庄、裕民字号、荣祥实业公司、泰兴行等名目，向伪贵州省银行借得银元五万六千四百元，用同样办法归还，从中盗窃了国家财产银元五万三千八百六十元。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也就是贵阳解放的前五天，赖犯永初向伪中央银行“借”得银元二十万元，折合黄金二千两，吞入私囊。
在贵阳解放后的第二天，赖犯永初又和伪贵州省银行出纳课长兼发行课长陈培源勾结，叫伪职员李永明、朱永恺拿伪“银元券”一万二千元直接盗换国库银元一万二千元。解放前夕，赖犯又曾挪用库存准备金银元七万多元。在贵阳解放前一天，赖犯曾抛出大批盐巴和一部黄金，换取银元券，蓄意在解放后弥补他盗窃的国家库存。
仅据以上初步材料统计，赖犯已盗窃国家银元四十六万六千七百一十元，使国家财产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三令五申，号召群众和旧军政人员缴出隐匿的国家资财。但是，赖永初这个有计划、有步骤地盗窃国家财产的大罪犯，始终不愿改过。人民政府接管初期，赖犯觉得仅靠他勾结伪贵州省银行会计主任蒋珏璋所制造出来的那一套假账，是无法掩盖他的强盗行径的。于是，他又勾结伪贵州省银行业务部经理游芝升，把该行库存三联单全部焚毁，企图消灭罪证，并破坏人民政府的接管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人民政府债权债务清理委员会曾就关于伪贵州省银行接交事宜，准备向赖犯提出质问。这项消息事先被留用人员董承典（在贵州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知道了，偷告赖犯。赖犯便召集有关帮凶，开会商议逃避罪责的“对策”。他威胁到会人员，说“大家都有责任”，并利诱说：“只要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大家都有好处。”同时，赖犯永初对一批被留用下来的人员大肆贿赂收买。一九五零年初，债权债务清理委员会清理伪贵州省银行时，伪银行职员罗得铭、王玉衡、陈明和、陈培源、李镇伟等因替赖犯改换契约“有功”，每人得贿赃款四百万元。其中罗得铭因被留用，事先把国家当时决定的银元和银元券还款的比价，泄露给赖犯永初，故又多得贿款五百万元。为进一步拉拢帮凶，赖犯又贿赂罗得铭、陈培源、陈明和、李镇伟、邹祖彬等黄金一条（重十多两），叫他们五人均分。
赖犯永初不仅是盗窃国库的巨犯，同时也是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奸商。赖犯除在解放前经常干着贩运毒品的勾当外，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一月，又令他的昆明庄的负责人罗文彬，买两千两鸦片，经贵阳转运长沙出售。同年三月，罗文彬又从昆明贩运鸦片及曹达二千多两，在贵阳销出。
（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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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右倾思想重整旗鼓发动群众
北京电业局围攻大贪污犯三天获大胜
北京市电业局领导干部克服右倾思想，重整旗鼓，发动群众，围剿大贪污犯，迅速取得了成绩，在三天之内，打了一个大胜仗。
一九五○年以前，电业局的供电、管理、营业等部门，曾陆续发现十几起贪污案，一度引起领导干部的注意。但领导干部在这次反贪污的斗争中，由于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由于过高估计了职工教育的成绩，产生了麻痹思想。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后，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但电业局的中共总支委员会有些同志却认为：过去曾经在群众大会上处理了十几件贪污案，群众受到了教育，并且当时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的思想都波动了，要求调动工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电业局即使有贪污，也不会太严重；挪用公款的可能有，贪污一亿元以上的不会有。”事实上，材料科正副科长都是“大老虎”。运动开展以后，他们消极抵抗，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坦白。而电业局的领导干部却认为：材料科在一九五○年曾因发生贪污案件而全面改组，正副科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会有大问题；因此，对他们采取姑息态度。直到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材料决定撤销他们的职务时，电业局部分的领导干部还在犹豫，恐怕“冤枉好人”，还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因此得以和私商串通口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小贪污分子坦白或被检举以后，有些人便满足于已取得的微小成绩。当运动的锋芒转向大贪污分子时，领导干部便失去了信心和决心。贪污分子王殿卿和孟庆祝，经过群众的检举和斗争以后，一度承认曾经勾结奸商，受贿贪污，但过几天后又推翻口供，说是被迫承认的。在大贪污分子顽强的抵抗下，领导干部动摇了，怕“斗错了下不了台”。甚至认为自己从查账中查出来的资料都不足为凭。因此，在春节前，打“虎”的队伍虽已组织起来，但领导干部却按兵不动，使运动暂时陷于停顿状态。
这种情况，在春节后开始转变。总支委员会根据市委的指示，批判了右倾思想，并根据初步分析的情况，提出了保证打“虎”的数字。他们重整旗鼓，在供电、管理、营业部门组织四个“志愿打虎队”，由各部门的党委、团委领导。二月四日起，他们向贪污分子进行第一次围剿。在第一天晚上，营业部门就捕获了大贪污犯谭伟一；在五日、六日两天内，管理部门、供电部门又捕获了石桂泉、李忠、魏玉祥等大贪污犯。
这次的胜利，彻底地肃清了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大大地增加了职工捕捉大贪污犯的勇气和信心。原来，领导干部对这些贪污分子的情况是估计不足的，把他们当作“小老虎”或“中等老虎”来斗争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大老虎”，有的已变为资本家。如被领导干部认为是“中等老虎”的谭伟一（南城营业站的抄表员），是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官僚。在解放初期，他利用职权和奸商勾结，用报装过户倒表的办法，帮助私商偷电，从中贪污。他调任长辛店营业站主管后，则和某电料行勾结，介绍包工，使这家电料行攫取暴利。在群众检举、“打虎队”围剿下，仅仅两小时就承认曾在一家电料行入了股，曾倒过四十多个电表，少给用电户算杆线贴费，从中贪污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又如被领导干部认为是“小老虎”的石桂泉和李忠，解放初期都在门头沟景门营业所当电工，利用职权给北营煤矿挂线甩表、偷电，按月到各煤窑拿赃款。一九四九年二、三月份，他们每人每月收到赃款一、二万斤小米。有些煤窑还有他们的股份。他们曾经使国家遭受一百万度电的损失。在群众猛烈的围剿下，他们很快地就承认：差不多门头沟所有的小煤窑都和他们勾结偷过电，有的还偷过器材；石桂泉共贪污了一亿五千多万元；李忠贪污了四亿二千多万元。
领导干部和职工的眼睛都明亮了。他们初步估计：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被偷的电达一千万度。如果其中有四分之一是被贪污了的话，就被贪污了二十亿元，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他们正在乘胜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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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最可爱的人，我检举了奸商王康年
上海大康药房会计主任 董渊
丧尽天良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巨款的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经我检举以后，已经在二月四日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
我是大康药房的会计主任，今年二十六岁，一九四七年进大康药房做出纳，以后担任会计主任，到今天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从工作中我了解大康药房并没有多少固定资金，全靠王康年在外面东拆西借投机取巧来支持。王康年经营这个药房，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花样百出的。对外做生意，报纸上已经揭露了他多种多样的不法行为。一句话，无论什么卑劣无耻的手段，只要能赚钱他都使得出来。对职工则又是一套，压制、利诱，软硬兼施，极尽卑鄙之能事。大康职工的工资，和一般同业比较起来是高的。他对我们说：“大家好好地干，生意好了再增加津贴。”他就是用这种“照顾”来笼络我们，企图使我们驯服地为他利用。
他对工会非常仇视。他晓得我们要参加工会，就威胁我们说：“你们加入工会，我只有关店。”后来，我们加入了工会，他就利诱当时还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员王祖蕃，宣布叫王做副经理，企图以此阻止王祖蕃加入工会，破坏职工团结；但王站稳了阶级立场，看穿了他的阴谋，坚决拒绝了。
在解放后不久，王康年伪装进步，发给职工每人一套列宁装（其实他只出了一半钱），让大家穿起来，他对我们说：“这样，以后税局来查账我们就不怕了。”王康年一贯伪装积极，暗中却以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做违法的生意。各地来上海采购的干部，不少人上了他的当，他曾无耻地对我们说：“大康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我每一想到此事，就感到自己在大康工作，真是一件羞耻的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他竟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地盗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货款。开始时我因为思想上麻痹，没有发现。到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应该交货的那一天，货栈里的职工马维善和滕仲年才发现货色还缺一半，他们很着急，立刻反映到写字间来。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在劳资座谈会上当面向他提出质问，但王康年却轻描淡写地说：“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王康年这种滔天罪行，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破坏了抗美援朝运动，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上海市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后，当时在全体职工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极少数的人反对检举，怕关店失业；另一种认为检举不检举与自己无关；再一种就是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坚决主张要检举这个不法奸商。
我曾反复想过：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又是工会的组织员，在这次运动中应起带头作用，检举王康年的罪行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在职工学习小组上，我就向大家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澄清大家的混乱思想；启发大家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批判了“店存在、我就存在”的依赖思想；并且又抽空深入职工进行个别访问，尽量争取更多的职工同志站到正义这边来。
我很清楚，像王康年这样万恶透顶的奸商被检举以后，大康药房立刻关店是毫无问题的。我思想上起初也曾有过顾虑。但是想到王康年罪行的严重，想到在朝鲜前线艰苦作战的志愿军，再也没有丝毫理由容许我考虑个人的问题，因此我决定检举他，决不让这种人人痛恨的丧尽天良的奸商逃出人民的巨掌。
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我把检举信投寄给华东军政委员会饶主席所设的第六五七号信箱。
经过这次事实的教育，落后和中间的职工都认识到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思想上提高了一步，一致表示要在工会的领导下，搞好运动，争取在运动中更加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到今天为止，大康药房全体职工检举奸商的罪行已有一百零一件。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收集奸商材料，和全市店员同志们一起，坚决地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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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必须惩罚破坏治淮工程的奸商
南京市在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令人切齿痛恨的事件。南京市益大、竞成、泰成、泰来、祥记、永成、钜?、华昌、裕丰等九家木行奸商，为了图谋暴利，竟勾引治淮工程局干部，在卖六千根桩木和一万呎洋松给治淮工程局的两笔生意中，把价格抬高一倍；并且把已经发黑、开裂、坍边的旧的腐烂的木板，混在好木板中交货；用江西最坏的“武宁西木”冒充质量好的“广木”。这六千根桩木由南京运到蚌埠卸货时，就已折断了几十根。据初步估计，奸商在这一笔买卖中，就盗窃了国家资财三亿元以上。现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已把罪大恶极的奸商益大木行负责人戴云啸、竞成木行经理赵松涛及掮客宋世康三犯逮捕法办。
根治淮河是新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作斗争的一件伟大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即根治淮河的第一年，新中国诞生还只一年多，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百端待举，但中央人民政府仍投资五十万吨大米，作为治淮经费。沿淮数百万民工热烈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忘我地劳动，和洪水搏斗。他们知道，根治淮河工程的完成，将消灭淮河历史性的灾害，把淮河千年的水患变成永远的水利。淮河两岸人民将永不会再过“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悲惨日子。全国人民，则以无限热情和人力物力来支援沿淮人民，表现了新中国人民的高度友爱精神。但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奸商，为了牟取可耻的暴利，竟不顾淮河两岸七千万人民的死活，把坏木料卖给治淮工程局作为修治淮河的材料。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声讨这些可恶的奸徒，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人民的司法机关，应该使这些丧失了人性的奸商受到严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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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从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事实中
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进攻的猖狂性
编辑同志：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奋勇杀敌。但在他们负伤治疗时，却碰到了奸商李寅廷替美帝国主义伸出来的尖刀——带有化脓菌的烂棉花絮成的救急包。李寅廷的这种罪行，是所有爱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万难容忍的，我们要求政府赶快给奸商李寅廷以最严厉的惩处，以泄全国人民之恨。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得到一个沉痛的教训：不法资本家唯利是图，对祖国、对人民、对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他们仇视祖国人民，仇视为祖国、为人类和平而战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应当从这个事实中，更清晰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及其严重的危害性；我们应当团结得更紧，来全力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北京市公安局干部 高希礼 宁学臣 刘尚煜
孙淑珍 易象详 冯 挚 石育英
莫 堤 孙 儒
人民空军某部王志善等建议
判处大奸商李寅廷以叛国罪
编辑同志：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的滔天罪行，引起我们无比的愤怒与仇恨。为了支援在朝鲜前线英勇战斗的志愿军，为了给“不该牺牲而牺牲了”的志愿军同志报仇，我们坚决要求武汉市人民政府，治大奸商李寅廷以叛国之罪，给以最严厉的惩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 王志善 区慧娴
高 峰 赵鸿钧 孙洪祥 吴 超
陈贵昌 李 新 陈 颂 寗子斋
薛淑春
为被暗害的志愿军伤病员报仇
编辑同志：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的罪恶行为，和我们全国人民一点一滴地节省几百元、几千元用来支援我们志愿军的爱国行为，是多么显明的对比呀！奸商们真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祖国人民的叛徒。
这一事件，使我们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到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也说明了这些奸商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死敌。我是人民解放军一个普通的战士，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容忍这些罪大恶极的奸商。我要求政府严惩李寅廷和犯有同样罪行的奸商，为那些被他们暗害的残废或牺牲了的志愿军伤病员报仇！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石 斌
河南洛阳打包厂职工刘桂柱
要求严惩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李寅廷
编辑同志：读了奸商李寅廷暗害志愿军的消息后，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愤恨！
无耻的奸商李寅廷，唯利是图，竟不顾祖国人民的安全，暗害志愿军的生命。这和美帝国主义直接侵略杀害我们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能对资产阶级的这种猖狂进攻袖手旁观吗？让我们发出最坚决的呼声：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严惩美帝国主义帮凶分子李寅廷！
河南洛阳打包厂职工 刘桂柱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
坚决拥护李雪三团长代表志愿军对奸商的控诉
编辑同志：我们北京大学全体同学看到各地揭发出来的不法奸商暗害志愿军的滔天罪行，感到莫大的憎恨与愤怒。奸商们穷凶极恶的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了。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女——英雄的志愿军部队，用他们的鲜血和头颅保卫着中朝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而这些奸商们却在背后干着伤天害理的禽兽勾当。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北京大学的全体同学坚决拥护李雪三团长代表志愿军对奸商的控诉。我们要求政府公审这批灭绝人性的罪犯，给他们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把这一撮吸血鬼，全部、彻底地从中国人民的行列中清除出去！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
中共杨柳青镇委书记刘蒂贪污受贿应受处分
中共河北省杨柳青镇委书记兼镇长刘蒂，违犯国法党纪侵占农民土地，动用大批救济粮、地方粮，投入机关生产，并明目张胆地偷漏国税，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损失。
一九五○年春，天津专区灾情很重，刘蒂却动用救济粮二万六千五百斤，投入机关生产。刘蒂又非法动用市政建设费、卫生事业费等，合粮食十二万四千斤，动用公款（罚款）一亿元，搞了油坊、磨坊、成衣局等。他霸占农民土地二百余亩，开办三个砖窑厂，并吓唬农民说：“谁不拿出土地，谁就是不抗美援朝！”
刘蒂为了个人享乐，曾支持税务局局长常建偷盗国税一千五百万元。一九五一年，杨柳青镇五个生产单位偷盗国税九千六百多万元。刘蒂经常大吃大喝。据初步揭发的数字，他个人贪污八百万元。在他的享乐思想影响下，杨柳青镇委机关只一九五一年即挥霍了八千多万元，全镇各机关共挥霍一亿一千多万元。
另外，刘蒂曾接受张子善三百五十万元的贿赂，为了隐蔽自己的罪行，他曾假装积极，反对刘青山、张子善。他曾贿赂中共镇委员会秘书董诵之七十万元，要董帮他改账，但被董拒绝。他规定各部门不许单独作反贪污工作的报告，由镇委统一报告。对于这些行为，他在检讨中一直没有交代。因此，至今天津地委对刘蒂的罪行还一直蒙在鼓里。
我认为刘蒂这种盗窃国家资财的违法乱纪行为，已使国家财产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失，并严重地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我建议党、政领导机关，应给予刘蒂以党纪国法的制裁。
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天津专区分署 张 增
编者按：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天津专区分署张增来信所揭发的中共杨柳青镇委员会书记刘蒂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们认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应派人切实调查，按照党的原则，严肃地处理这件事，并将结果在报上公布。
江西省遂川县人民银行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
有关部门应彻底检查该行工作
编辑同志：江西省遂川县人民银行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该行好几个干部都兼做生意。如周晋三卖毛线；秘书周作楹卖布，甚至贩卖银元、私放高利贷；业务股长黄澄清曾买了三百担谷子到南昌去卖。该行股长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到私商家吃过饭。行长也有以私人名义借款做生意的行为。去年土地改革时，当地群众拿分得的斗争果实——金银等到银行去兑换现款，他们乘机用克秤减色的办法进行剥削。农民兑换了合十三亿元的金银，他们从中贪污了一亿二千多万元作为本行的“家当”。这件事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银行账目的混乱也是很少听到的。他们的账本是活页的，也不编号码，更没有结转，给贪污分子造成了很多的空隙。该行丢了一百块银洋，直到现在也没有下落。
该行的浪费现象也是惊人的。只办公费一项每月就是一千多万元。他们报销时都不用单据。该行举办一个有奖储蓄开奖大会，布置会场就用了五百万元。内部开会也会餐。
行内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令人愤慨的。行长不下楼，有事就打电话，见条子就批，以致造成执行政策上的错误。如一九五一年八、九月的木材贷款，应该是扶助木材外运，解决群众困难。而该行竟贷给投机倒把的商人，使他们扰乱市场，乘机抬价，牟取暴利。在开展牲畜保险业务时，银行干部下乡不通过区，见牛就保，听说死了就赔，也不调查了解，以致给坏人钻了空子。有的人在耕牛保险后，故意将牛饿死，既卖牛皮赚钱，又可得赔款。因此，该行在牲畜保险当中赔本不少，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而该行负责同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上述问题，竟是一问三不知。
我认为遂川县人民银行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同志，必须认真地对本行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周维明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北京私立儿童医院
对袁芝三孩子死亡事件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二月七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反对医务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信件，其中有一段是批评我院的。刘光芸护士确实取错了药，张文瑞大夫又不加识别，即行注射，致把袁芝三的孩子治死了。但是其中有一些与事实略有出入：当时注射时，因孩子血管细，不易找到，确实扎了好几针，费了一些时间，但不是“乱扎”，也没有费一小时长的时间；又注射完毕时，医师并没有“欢笑而去”。但是这一事故的发生，确是由于张文瑞大夫及刘光芸护士对工作粗枝大叶、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的作风所引起的，而且它与我院各部门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也是有关的。这个过失是不可宽恕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曾经立刻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向卫生领导机关呈报，并请求司法机关给予处分。同时，院方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宣布了这一事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认为以后必须加强政治学习，随时检查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北京私立儿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