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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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应充分发挥党的宣传网的作用
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东北各地党的报告员和宣传员,已带动广大的群众的宣传队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并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效。最近沈阳和吉林、辽西等省市召开的宣传员代表大会,都给报告员、宣传员布置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的斗争任务;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宣传会议,规定各机关、企业、工厂的每个报告员和宣传员都要深入群众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并印发宣传员讲话材料,动员各市区文化馆负责编写黑板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画刊及通俗文艺材料,影院进行幻灯宣传等;鞍山市委宣传部也都向报告员和宣传员布置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的工作。东北日报在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社论,要求党的报告员和宣传员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集中火力揭露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盗窃国家资财、腐蚀国家干部的种种罪恶行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检举这些破坏国家和人民事业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及时注意粉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在运动中的各种花招、谬论和各种反动谣言。特别要善于抓住典型事例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腐朽丑恶的面目,并要使广大人民了解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对于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重大政治意义。二、介绍那些坚持坚苦朴素传统的工作人员,勇敢和奸商斗争的积极分子,以及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的典型事例,向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发扬正气,在运动中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的邪气,让那些资产阶级的恶习无法侵蚀党和工人阶级健康的肌肤。
各地党委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像东北那样,加强党组织对宣传网的领导,适当地分配宣传员工作任务,运用党的报告员和宣传员,作为骨干来团结大量的群众宣传队伍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广泛深入的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宣传鼓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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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北京市反贪污斗争中的厂矿企业宣传员
宝伦 彭静
在追捕大贪污分子的斗争中,北京各厂矿企业的党的宣传员利用各种宣传方式,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有力地推动了运动。
运动中,有些贪污分子假装积极,不肯坦白,宣传员就针对这些人展开了宣传攻势。北京车站工务段线路股的关治政是该股的围攻对象,但是最初他不但不坦白,而且假装积极地“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企图蒙骗群众,混过“关”去。为了彻底揭露他、孤立他,宣传员有计划地对他进行了斗争,把他慌张不安、躲躲闪闪的一举一动都及时地画出漫画,配以快板,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如针对他伪装积极编出快板:“有问题,不肯谈,背着包袱‘做宣传’,表报一月还做不完,疑神疑鬼坐不安。”针对他谈小不谈大编出快板:“周围的标语似炮弹,打得他坐卧不稳心不安,群众压得没法办,这才谈出点小事件。”有一次关治政到食堂吃饭,看见那里正在宣传反贪污,他感到压力很大,拿了馒头转身就走,却慌慌张张把铁桶踢倒了。宣传员又抓住这事给他编了快板,到处说唱。与此同时,宣传员又在他的周围布置了一个反贪污的宣传工作:在中午,敲着锣鼓,拉着洋片,揭发他的贪污事实,并且在办公室里组织流动宣传队,抽空子进行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关治政两次被迫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态度很不老实。于是宣传员又给他画了一张漫画:两只手挤一筒牙膏,一只手上写着“小组会”,一只手上写着“步步紧”,针对关治政的思想顾虑,又写上“面子”牌。这样关治政的假面具就完全被撕破,在群众围攻中完全孤立,又被迫承认偷了一些电线等等。
对于某些单位的麻痹思想,宣传员及时进行了纠正。电信局电话二局话务室职工在开始突击搜查大贪污分子的时候,表现很麻痹。有的人甚至还说怪话:“我们这儿不会有贪污、浪费,顶大贪污一把泥,来回走路浪费两条腿。”有的人连小组会都不愿参加,认为“没意思”。为了突破这个“落后点”,宣传员唐淑琴搜集了一些较大的贪污事实,特地到话务室做了一次宣传。她列举了仓库管理员关锡珍偷盗器材的事实并联系话务室的情况说:“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还直怕影响市民用电话;可是,贪污分子捣捣鬼,就可以使咱们全功尽弃。像关锡珍把话机里的注音器来一个以旧换新,人家用户就得责问话务员:‘干吗我们花钱没好电话用?’”接着她说:“反贪污人人有责,话务室同志们应当和其他单位职工一样地参加斗争,这样就能加强我们反贪污阵营的力量。”由于唐淑琴的宣传是利用事实、联系职工思想进行的,所以效果很好。有些职工当时就改变了态度,说:“有这些贪污事实,为什么不早反呢?”在讨论关锡珍的问题时,话务室职工都踊跃地参加了大组会,并且对关锡珍提了很多意见。目前,关锡珍已在群众压力下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偷窃仓库的重要器材共值一千六百多万元。
宣传员贯彻宣传了党的政策。邮政局机工股有个大贪污分子叶多绩,泄露标底,使国家损失八千万元;但他死不坦白,抵抗反贪污运动。宣传员白家盛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和青年团员张浩、李桂馨商量了一条办法——“送礼”。就是把叶多绩的各种贪污事实,编成快板,当做礼物,当众唱给他听。这个“礼物”中,有向群众揭穿他抵抗运动的,如“叶多绩,真顽固,他在会上装糊涂,咬定牙关不坦白,‘没向××借过钱,仅仅借了一百万’”。有向他讲解政策,动员他坦白的,如“叶多绩,快清醒,别再跟我们耍花灯。快交代,别害怕,交代了问题可宽大。……打掩护,死不谈,前途一定要玩完”。宣传员唱完以后,叶多绩小组的另一个宣传员代表小组声明:“我们小组非常欢迎这几位同志送给叶多绩的宝贵礼物,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彻底坦白。”当时,有二百多个职工在场,这种当众替他“脱裤子”的办法,督促叶多绩加强了思想斗争,迫使他当晚坦白了贪污八百多万元,第二天又坦白了一千五百多万,共二千三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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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宣传员在围攻大贪污犯宋恩铭的斗争中是怎样活动的
宝伦 彭静
大贪污犯宋恩铭原在北京人民印刷厂机务科任修造股长。解放后三年来,他用吃私、坏料顶好料等方式贪污了一亿六千多万元。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刚开始时,宋恩铭很“稳”。群众提出了一些怀疑问题,他不是装出一种不屑一答的神气,就是以“我老了,事情记不清了”为藉口来搪塞。宣传员分析了情况,知道他是想在全车间火力还没有集中的时候,轻轻滑过小组会这一关,漏网而逃。因此,宣传员很快地结束了一般性的宣传,把宣传火力完全转向他的身上。首先,宣传员们搜集了一些大家记不太清的事实,编出了快板:“我们科,刚解放,管理不周制度乱。偷材料,送人情,收发材料弄不清。宋股长、刘培仁,狼狈为奸耍花灯。旧料当作新料买,劣货硬说‘没问题’。到如今,要认清,公家财物大伙盯。”同时,在宋恩铭办公地点的墙上,贴上大标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想过这关,彻底来坦白”,“不要依老卖老装糊涂,只有坦白是出路”。另外,又把小组会上大家所提的怀疑问题。如:“一九四九年宋恩铭经手买的管子,为什么一边厚,一边薄?”“他买的‘刀头’为什么钢性不好?”等,通过黑板报一一公布出去,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那些问题没有提出?”有些工友,特别是过去跟宋恩铭学过手艺的工友,刚一看到这个号召,还有些破不开情面,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时宣传员就组织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反复地讲解反贪污的意义,讲解反贪污人人有责等道理。这样一来,群众的视线就开始集中了,有的说:“我倒把他给忘了。”有些认为宋恩铭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人也开始仔细考虑。结果,小组会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问题都是提给宋恩铭的。有的工友当众揭发宋恩铭说:“一九四九年他买的管子非常不好,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糟糕,他说:‘凑合用吧,以后有好处。’我现在要问他,这话怎讲?”
在群众压力下,宋恩铭开始有点慌张了,他开始承认了一些和私商拉拢,吃吃喝喝等问题;但是,“谈小不谈大”、“谈远不谈近”。为了不给他以喘息的机会,乘胜追击,宣传员就又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首先,他们演了一个揭露、动员他的快板活报剧:先由扮做宋恩铭的人把宋恩铭避重就轻的情形,用快板唱出:“有什么事儿,我都说,不能‘再背那黑锅’。以前的问题特别多,不该把人家的‘茶来喝’。现在的贪污‘我没有’,有人送钞票,可是我不留。叫同志:请你们查,开条路来,嗳!我就顺杆儿爬。”然后,由扮本车间工人的上场把他加以痛斥,并用快板对他讲道理,讲政策:“过关思想请放下,还是说点老实话。各种问题在面前,还是请你快点谈。谈得清,那就行,不清不明可不成。”“大伙儿是好意,你却不考虑,你要不坦白,只好把你来检举。到那时,莫后悔,鬼来鬼去,你呀,砸了自己的腿。”和演这个活报剧的同时,又通过漫画加强了对他的揭露。如,画宋恩铭住着的“顽固堡垒”已被炮火攻破,他慌张地跑了出来想逃命,但仍死死地抓住“贪污”包袱不放,后面一个巨大的强壮的工人用手指着他说:“一定要扔下包袱!”又如,画宋恩铭站在众人中间,他的身上贴满了膏药,有的膏药上写着“吃私”,有的上写着“受贿”,众人用手指着他说:“你的病我们全知道。”此外,还给他编了洋片,每天中午演唱。为了督促他进一步展开思想斗争,给他送“对联”,如,“打消顾虑,彻底坦白”(右联)、“前途茫茫,回头是岸”(左联)、“一次谈清”(横联)等。这些宣传对进一步揭穿、孤立宋恩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跟宋恩铭学过手艺的工友在问答栏上写道:“宋恩铭:我是你教出来的,但是我没办法帮助你,因为你太不老实了。现在我警告你:赶快坦白,否则我们就要集中力量向你进攻。”
所有的群众都一致行动起来揭发他的贪污事实,宋恩铭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又交代了些问题:承认了一些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的小额贪污事实。但是,不彻底。针对着这个情况,宣传员立刻把他交代的问题编成快板,把他和刘培仁坦白不一致的地方编成洋片唱出去,发动大家继续提问题、找矛盾。这个洋片很成功,洋片的第一篇就直接而又含蓄地指出:必须抓住贪污分子的矛盾穷追猛打:“自从厂子里搞‘三反’,小组就把贪污谈,老宋说:‘那次受贿一万块,给了老刘两千元’,老刘说的可拧劲儿啊,他说:‘不对,不对,是五千元。’矛盾统一才算对呀!唉哟,这样不老实噢,大伙说该怎么办?”与此同时,宣传员又有计划地对他进行了各方面的启发、动员。当时,有一个积极分子还针对着宋恩铭编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和尚,他专会给老虎治病。有一次在山里,遇见一只得了重病的老虎,他看了一下,很快地就找到了病源,他对老虎说:‘你得这病,是因为吃人太多了,要想治非拔牙剐肉不行。’最初,老虎怕疼不敢治,当时和尚就对它说:‘你做了坏事,本应自食其果。但是,今天既遇见了我这个专会给老虎治病的人,我就一定要给你治治。’后来,老虎忍疼拔了牙、剐了肉,病也好了。”他常在宋恩铭在场的群众场合下,联系实际、有声有色地讲。有的工友听完这个故事说:“老虎的病都治好了,我就不信贪污分子的病治不好。”
在宣传工作使宋恩铭抬不起头、立不住脚的情况下,一月七日全厂开了反贪污斗争大会,会上逮捕了大贪污犯王画堂。这对宋恩铭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抓住了他的心理变化,会后有关方面马上又对他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一方面再一次对他指出:两条道路摆在他眼前,如果继续和领导方面和工友们耍鬼,拒不坦白,就只有走王画堂的道路;另一方面向他指出:他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现在如果还不彻底坦白,只有死路一条。至此,宋恩铭完全无路可退了,因而在这次谈话中他一连交代了八个问题,并承认了三年来共贪污一亿六千多万元。
机务科宣传员在总结他们这次宣传工作时,提出三点经验:(一)要毫无保留地进行揭露。(二)宣传火力要集中。(三)要快,要“步步紧”。这些经验,对目前围攻贪污分子的宣传工作是完全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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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两点经验
本报综合稿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山西省全省范围内已经迅速展开。二月初,大部地区已进入紧张的围剿“大老虎”阶段。大贪污分子的堡垒已被攻破很多。专区和县级机关已经制定作战计划,并开始了战斗。有些专区和县级机关已经捉到了不少的贪污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围攻大贪污犯的形势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一时期的运动中,对于如何突破大贪污分子的堡垒,如何克服右倾情绪,突破落后地区,山西省已经获得初步经验。
一、怎样围剿大贪污分子
围剿大贪污分子是一场激烈艰苦的斗争。大贪污分子十分狡猾。有勇无谋,是不能斗倒他们的。大的贪污案件无例外的是贪污分子和奸商勾结共谋的。这些人在运动开始前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订了“攻守同盟”。在运动的前一阶段,有些单位的群众勇气很足,声势浩大地向大贪污分子大斗了一阵,但结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许多机关接受了这个教训,在放手发动群众之后,立即引导、组织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大老虎”们虽然狡猾,但他们内部的矛盾和弱点是很多的。根据这一情况,许多单位采取了上下夹攻、内外围剿的办法。割断贪污分子和奸商的联系,挑选积极分子组织“打虎队”,到各个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有些机关不仅在本市进行调查,还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调查,取得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同时,还须在贪污分子的家属中进行动员工作。贪污分子的家属们虽然多半不能够完全站在国家、人民的立场上去检举自己的亲人,但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找寻出路,他们在动员贪污分子坦白这一方面还是有作用的。山西建筑公司的“大老虎”王耀武,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的阵势下被捕获的。王耀武从前是一个封建把头,后来又做包商,钻入山西建筑公司后,曾和他的爪牙集体贪污一亿七千多万元。在这次运动中,王耀武拒不坦白。甚至在坦白检举大会上被人检举出来后,仍然一口咬定说自己是“两袖清风”,承认“行贿”,不承认贪污,任凭怎样动员追问,总是死不承认。以后,山西省工业厅基本建设处改变了方针,采取调查算账,内外夹击的办法。群众耐心地把他到山西建筑公司以后所有的收入、支出以及他所承认的行贿数目仔细计算核对,从中找出破绽,以此进行追问。同时,又到王耀武所工作的运城某工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在那里,王耀武的贪污集团已经动摇分化,有的人已经开始坦白。负责调查的人抓住了当时替王耀武当会计的赵福植,对他反复进行教育,交代政策,讲清利害。赵福植检举了王耀武等当时集体贪污的情况。从这里终于找出了王耀武等的集体贪污账。抓住了这些证据以后,群众向王耀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王耀武恐慌了,甚至表示要自杀。领导方面又抓住这一机会,派人动员他的妻子,告诉她王耀武曾表示要自杀,要她动员他坦白。当天王耀武回家后,他的妻子就极力动员他从坦白中找出路。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势下,王耀武这个堡垒终于被攻破了。第二天,他就拿上赃物,找领导方面坦白了自己的罪恶。
集中力量,攻破贪污分子之间以及贪污分子和奸商之间的“攻守同盟”,是捕捉“老虎”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对于这个问题,山西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在省直机关坦白检举大会上宣布了这样的政策:“凡主谋订立攻守同盟而又拒不坦白者,加重惩处;凡能首先揭发订立攻守同盟的阴谋,并能彻底坦白者,酌情减轻或免予处分。事先拒绝、事后又告密者,将功折罪。”这个办法,粉碎了许多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会后,许多贪污分子争先恐后地向领导方面坦白他们订立“攻守同盟”的阴谋。许多机关的群众创造出了许多巧妙有效的突破“攻守同盟”的办法。
二、怎样扭转右倾思想突破落后地区
山西省全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是很不平衡的。特别是在一月份内,许多机关在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走了弯路。许多机关的领导干部对这次斗争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对上级指示没有很好钻研,执行不坚决,在战斗中指挥无方,斗争无力,对“堡垒”束手无策。有些机关的首长在运动中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不承认贪污浪费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看不见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猖狂进攻。住在乡下的说:“我们这里没有资产阶级,谈不到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影响”;住在城里的说:“我们是行政部门,清水衙门,没有贪污”;做经济工作的则说:“我们这里会计制度很严格,不能贪污,顶多抹个零头。”因此,这些机关在运动开始时根本就没有进行战斗的思想准备。一月十日以前,这种情况在多数专区、县机关中是普遍而且严重的。还有一类机关,在运动开始时搞得很好,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这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为这样就“差不多了”,准备收场。但是运动没有深入下去,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小贪污分子没有完全搞出来,大贪污犯根本没有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临汾专署级机关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单位,本身问题十分严重,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人是背着包袱指挥战斗。运动开始了很久,仍然一筹莫展,收获不大。阳泉工矿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山西省领导方面针对这些情况,着重地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右倾情绪,同时采取了以下几个具体步骤:
一、由中共山西省委会委员带头,推动各级机关的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的干部进行认真的检讨,一次通不过,再来二次。中共山西省委还要求省级各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在向自己机关作检讨的以前或以后,到省委进行一次自我检讨。这样就可以收到上下夹攻之效,使这些领导干部彻底转变官僚主义的作风,勇敢地指挥战斗。对于那些压制民主,拒不坦白的领导干部,则坚决撤换,以便扫除运动的障碍。在一月份内,山西省撤换了两个专区级的干部和四十多个县级干部。
二、省委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到运动落后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去,指导那里的运动,给那里的群众撑腰作主。在一月份中,省委已有重点地派出地委级干部十一人。比如,阳泉工矿区的问题十分严重,但是那里的领导干部互不团结,对运动的指挥十分无力。后来,省委派出中共榆次地委书记岳宗泰,省人民检查委员会秘书主任席荆山和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贾慧生去指导运动。最后,省委第一副书记解学恭又亲自前往。这样,终于打破了阳泉工矿区运动中的沉闷、僵持局面,扭转了指挥人员在作战中的犹疑动摇现象,一周中捉住了很多大贪污分子。阳泉的指挥员战斗员的气势大振。
三、省委派出检查组巡回检查和推动各地区的运动。这种办法对各专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例如,忻县地委在接受了省委检查组的意见后,地委书记麻贵书和全体地委委员立即动手,纠正他们缺乏战斗姿态的错误。这样,不到三天,情况就大有改变,运动就开展得非常迅速、猛烈,原来他们的运动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结果发现了一大批贪污分子,使他们大吃一惊。
四、省委负责同志分工负责,亲自指挥、检查省级各机关运动的情况。并把省级机关的经验,通过报纸、广播电台、电报通报或派人下去等各种方式,传播下去,指挥各地的运动。同时,由解学恭同志在广播电台每周广播一次至两次,专门指导专区和县级机关的运动,表扬好的,批评坏的,纠正错误,介绍经验。用这种办法指挥专区和县级机关的斗争是迅速而且有效的。
现在山西省委正一面对落后地区进行具体的指示,一面继续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和大批的检查组,指导并推动这些地区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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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于一月二日召开首次会议,遵照中央及华东教育部关于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所作的指示的精神,及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和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的决定,结合浙江省具体情况,作出如下调整计划:(一)浙江大学工学院和之江大学工学院合并调整。(二)浙江大学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三)以浙江大学文学院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成立浙江师范学院。院址现设之江大学。省文教厅和浙江大学合办之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师范学院为专修科部门。(四)之江大学财经学院改为独立的浙江财经学院,院址暂时仍设原址,由省文教厅直接领导调整。
为切实有效地做好调整工作,决定在调整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分设三个委员会:(一)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调整委员会,(二)浙江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三)浙江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争取在寒假中完成调整计划,以便打好基础,进一步准备秋季的扩大发展,使浙江高等教育得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上述三个委员会决定在二月间开始具体的调整工作。
▲人民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同志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在报上公布后,北京市郊高碑店文化馆馆长许克,体会了这一新识字法的精神,认为在政治觉悟高的农民中是同样适用的。他就在高碑店组织了二十六个学习要求高的青年男女农民,自一月十日起,开始了“速成识字法”的实验工作,现在已获得初步成绩。他们每天晚上学习两小时,注音符号学了三天,拼音学了四天,复习一天,自一月二十一日开始突击认生字,到二月五日的十二天(春节放假四天)中,学员们已认识了六百一十八个生字,有二十三个学员能够按照字表的行列顺念,倒念或横念。现在,估计到二月中旬可以突击完一千五百个生字。北京市文教局为帮助这一实验工作已发给他们五套通俗读物。此次实验结束,将总结成绩,研究进一步推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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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民族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执一
一、民族情况
中南区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统治较强的地区,民族压迫政策较之其他地区实施得更为彻底和残暴。因而,中南区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各少数民族,很早就被迫分散到偏僻山区,聚居区都很小。少数民族人民在残酷的压迫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能继续斗争、生存直到今天,充分地说明了他们是极为优秀的。
民族压迫的内容之一是土地侵占和经济掠夺。杂居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土地,绝大部分被汉族地主巧取豪夺去了。聚居区的土地和经济,事实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多为汉族地主所控制。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狭小,处在大块汉族地区之间,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需要输出自己的土特产,换进粮、盐、布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之,中南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切地和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着。
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施了“以夷制夷”和怀柔同化政策,有意地培养收买利用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败类作为工具,用以压迫剥削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并在各少数民族人民中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和进行反动的宣传教育,来达到它统治的目的。因之,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不能正常发展,甚至停滞。但由于各民族的劳动人民间的长期接触,各民族劳动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并没有照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中止。
国民党匪帮更有意地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长期压迫歧视和强迫同化的结果,甚至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不敢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此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帝国主义者的教会侵略活动,也曾给了少数民族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毒害。
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中南区汉族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革命中曾有不少的共同斗争的范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直到全国解放,广西左、右江瑶族和僮族及海南岛黎族、苗族的劳动人民便直接参加了革命战争。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战斗,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等等是各族人民的公敌,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中南区的少数民族,据初步了解,有苗、瑶、侗、僮、回、黎、蒙古、满、维吾尔、犹太、倮儸、畬、伶、倈、毛难、越南等十六个民族。其中属于僮族语系统的又有自称侬人、偏人、高橄人、沙人及僰人的。属于苗族系统的又有被称为仡佬、锹家的。属于瑶族语系统的又有自称山族的。如果连这些算上则有二十四个民族。这些民族中以苗、瑶、侗、僮、黎、回六个民族人口比较众多。僮族总数约有六百万人;苗族总数约四十八万人;侗族总数约二十五万人;瑶族总数共约四十六万人;黎族总数约三十万人。回族总数约三十五万人。全区少数民族总计约有八百到九百万人。
解放前中南区各少数民族大部地区的封建剥削关系,采取了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汉族封建地主压迫少数民族农民,汉族商业高利贷者剥削少数民族土特产生产者;在某些地区又表现为少数民族中的僮族和侗族的地主阶级压迫苗、瑶族农民,黎族统治阶级压迫苗族的复杂形式。这就造成了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即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也不相同。
根据现有不完全的材料来看,僮族、侗族社会长期停留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了较大较多的地主。瑶、黎民族内部阶级分化比较不甚明显,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劳动,参加生产,多为汉民族封建地主阶级所直接压迫和剥削。黎族生产方法,至今使用木犁的还很多,铁器甚为罕见。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是相当落后的。苗族社会形态介于僮、侗二族和瑶、黎二族之间。过去湖南西部苗族中的反动地主阶级多和国民党匪帮勾结,且有世代为匪的。如湖南西部巨匪龙云飞等有“匪世家”之称,祸害苗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甚深。回族多在城市及城镇附近地区,和汉族杂居,一般多从事小商业或手工业,少数从事农业,间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社会,聚居的基本上同于苗族、瑶族或黎族,散居的同于汉族。
在经济上,各少数民族一般缺少土地,生产力小。生产资料如农具、种籽、肥料等,生活资料如食粮、盐、布等,都非常缺乏。土特产遭受不等价交换,且不易售出,以致生活贫困,每年平均缺三至五个月的食粮。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甚为恶劣,疟疾为害很大,妇婴疾病多,死亡率也很大。
各少数民族人民一般都具备着勤劳、勇敢、聪慧和忠诚的优秀品质。他们克服了“天水田”(在山上开的小块荒地,靠雨水耕种)、“挂牌土”(即斜陡七十五至八十度的山坡田)的自然环境,反抗了反动统治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上是中南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概况。
二、中南区二年多来的民族
工作的成就和缺点
中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结合中南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安定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做为中心工作之一。二年多来经过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实施,以及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开展,各民族间开始建立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关系。各民族人民衷心热爱毛主席,体会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曾先后派遣访问团到湘、桂、粤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各级人民政府协助和参加下,进行了宣传慰问等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
其次,敉平了在少数民族地区为祸最烈的蒋匪帮残余和历史性的匪患:并及时采取了减征或免征公粮的措施,拨出了大批粮食、衣服和贷款,结合组织生产,帮助各民族人民度过了灾荒;并使他们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安定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放的救济粮和贷粮约有一千余万斤,款达数百亿元。
第三、各民族地区先后开过一至三次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乃至超过人口比例地吸收了各民族代表参加各种代表会议。一般的区乡政权都有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当了正副区长、乡长、县长或副县长。贸易、文教等部门也吸收了不少的各民族干部。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在广西龙胜县、湖南通道县及广西大瑶山区等地都已完成;另有不少县、区、乡都正在进行民族民主政权建设的筹备工作。这些都为各民族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在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农民和汉族农民一道进行了反恶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公平合理地分配了斗争果实和土地。解决了他们生产和生活上的主要困难,奠定了少数民族人民发展进步的基础。
第五、在农林和贸易上,国营贸易公司曾努力在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不少的贸易机构,公平合理地调整了物价,并保持了物价的稳定。收购了大批土特产,供给了大批生活必需品,如盐、粮食、布匹等。
第六、在文教卫生方面,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卫生部门,在各民族地区,努力恢复旧小学和建立新小学,开办夜校、识字班和干部训练班,并在中学里设置少数民族学生公费名额。中南成立了民族学院,广东在南方大学内成立了民族班(正在筹设民族学院),湖南革命大学开办有民族干部班。少数民族入学,除免费外,并在录取标准、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卫生工作方面建立了卫生机构,并派出医疗队、防疫队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部分地区进行了牲畜防疫和治疗的工作。中央访问团湘西访问团在各民族地区巡回医疗,办短期卫生训练班,并赠送给少数民族一部分药品。
二年多来的经验教训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的工作同志,不善于掌握民族政策,不善于结合当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大多数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再加上各民族地区县以上的干部多自外来,他们过去很少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乡以下干部又多是新干部,因此在干部间很容易不自觉地发生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例如,在民族民主建政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要求实行区域自治是少数民族人民在“闹分裂”,“闹宗派”,“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的,就是各民族人民的,何必又什么自治不自治”!还有的认为“已经吸收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政府工作,事实上已经自治了”。因此他们对推行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就采取不切实不认真的态度。
在进行土地改革或社会改革工作中,有些地方硬性地搬用汉族地区的经验,强迫命令,不顾少数民族人民的觉悟程度,不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如个别地方在进行下山分田工作中,不经过汉族农民和住在山上的少数民族农民间的充分协商,性急地分了田,结果少数民族农民在山下住了个把月,又迁回山上去了。宣传执行婚姻法,也有不顾客观情况强制执行的,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有过分强调政治、文化水平和出身、成份的现象,把一些新提拔的民族干部安排在不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的另一表现,就是不信任少数民族人民,也不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强调困难,怕惹麻烦,藉口言语不通,情况不熟,不宣传民族政策,把民族工作放在一边,消极等待,不闻不问。
上面所述这些忽视民族特点,不注意民族关系,工作方法一般化的缺点,形成怕麻烦反而更麻烦,怕走弯路反而走了弯路,这都是忽视民族政策,缺乏群众观点的结果。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向也应重视。如有人说:“区域自治了,我们这一民族单划一区,不要汉人”,“铜不沾铁,苗不沾客”,盲目的保守、排外的思想等等,同样地也妨害民族团结和本民族的进步、发展。
就目前中南区情况说,上面这两种偏向,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是前一种,即大民族主义的残余影响。
其次,中南区的民族工作,在许多具体工作上,还有着无计划、无步骤的混乱现象。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压价抢购木材,使少数民族遭受不少损失,留下了不好的影响。
这些缺点虽然是发展过程中难于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和及时纠正。
三、中南区今后民族工作的
任务
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决议,结合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精神,提出在明年一年内,中南区的民族工作,主要任务是:
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贯彻推行区域自治的方针。其具体布署,根据几种不同情况,拟在阶级分化不明显,民族关系显著或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早日建立民族的区域自治,并加强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为开展增加生产运动作积极准备。其中有一部分居住石山上,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人民,拟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迁移。
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汉人地区相差无几,工作有相当基础,或土地、山林绝大部分属于汉民族地主阶级,以及当地人民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都在迫切要求土地改革的地区,则随着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解决土地或山林问题。但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土地改革或下山分田以后建立区域自治,以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
对散居在城市和农村的回族、蒙族、满族等,保障其民族平等的权利,扶助其生产,帮助其就业或转业。凡聚居的,则重点推行区域自治。
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团结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尤应照顾和帮助曾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过功绩,坚决靠拢人民的领袖人物。这项工作过去有些地区做得较差,今后当力谋改善。在中央的财力和人力的帮助下,大力展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扶助或发展少数民族的生产。文教、卫生工作方面,拟办好县及重点区的学校和医院、卫生所、防治所,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治疗。防治流行性的各种疾病。要做好上列几项工作,必须扩大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影响,打通思想,早日建立和健全各级民族事务的机构,提拔和训练大批民族干部;并教育和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安心工作,做为终身事业。为了使干部安心工作,必须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干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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