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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李炳来坚决和贪污分子作斗争
王守荣
共产党员李炳来，是公营张垣纸烟厂的会计，今年二十九岁。他从一九四一年入党后，十几年来，在财经工作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公私分明，手续清楚，不占公家一点小便宜。特别是进城以后，他随时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经常向贪污分子进行斗争，坚决执行财政制度，维护国家利益。
一九四九年，李炳来被调到企业公司新成立的职工合作社工作。这个合作社，仅有两间房子，既没有厨房，又没有宿舍。一些从前和李炳来在一块工作的同志，见了他这个小机关就说房子太小了，太困难了。可是李炳来却愉快地进行合作社的筹备工作。当时，企业公司的同志让他买新桌子、新椅子。李炳来说：“公司里放着不少旧桌椅，修理一下用，不是很好吗？”李炳来就在节约的精神下把职工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后来，合作社业务逐渐有了发展，合作社主任陈德正便介绍来一个王登有，这人带着一身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的恶劣习气，一进革命阵营就想抓一把。他为了抓着方便，首先就想用请吃饭、看戏的办法，把品质优良的李炳来拖下水去。但李炳来的警惕性很高，早就看出他的鬼把戏了，他随时调查了解王登有的恶劣行为，终于发现了：王登有是一个挂着革命幌子，做着自己的买卖的家伙。为了教育王登有，李炳来根据真凭实据，向王登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可是王登有并没有丝毫悔改。有一次王登有被派到大同去推销纸烟，李炳来对他很不放心，趁回家（山西五台）的机会，在大同下车检查王登有的工作。王登有一见李炳来就嬉皮笑脸地说：“在机关里咱们吃喝玩乐不方便，这回到了大同，该好好玩几天吧！”李炳来当时十分严肃地向他说：“革命干部到任何地方也不能吃喝玩乐，只有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王登有对李炳来两次进攻失败后，并没死心，他又准备了一笔钱，乘着李炳来回家上车时，就塞到李炳来的衣袋里，李炳来立即把他碰了回去，并建议合作社领导方面把这个无耻的王登有开除出去。合作社领导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开除了这个家伙。
一九五○年一月，李炳来被调到张垣纸烟厂作出纳工作。刚到工作岗位不几天，会计科长、贪污分子王静轩（留用人员），就要动用公款。李炳来当时说：“动用公款是不合法的，没有经过厂长批准，一分钱也不能动用！”王静轩觉得这有点丢科长的“脸”，就怒气冲冲地说：“你太死心眼啦，科长借点钱你还这样顶！”可是李炳来并没有被这位“科长”吓住，批驳了王静轩破坏财政制度的错误行为，坚持执行了财政制度。后来，王静轩曾几次想动用公款，都被李炳来坚决拒绝了。王静轩笑在面上，怒在心里，耍着各种花样卑鄙地打击李炳来，但是李炳来始终掌握原则，在他这个关口上，王静轩没有得到贪污一分钱的机会。
李炳来管成本会计以后，出纳由张树春担任。当他交代手续时，很恳切地告诉张树春说：“你管出纳，无论如何要坚持会计制度，不能让任何人随便动用公款。”可是张树春不能坚持原则，当出纳不久，王静轩就动用了公款。李炳来发觉后，马上向纸烟厂领导同志提出意见，领导同志随即召开全体会计人员会议，当场严厉地批评了王静轩和张树春。从此以后，张、王二人对李炳来有了意见，但李炳来并没有让他们的邪气吓住，一直坚持正义的斗争。逼使张树春不得不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张树春检讨以后，李炳来又很耐心地教育张树春说：“只要认识错误，痛改前非，共同向贪污分子作战，人民还是欢迎你的。”在李炳来高尚的品质感动下，张树春不仅承认错误，而且后来变成了反贪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由于李炳来的坚持斗争并耐心教育，会计科的大部人员，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站在运动的队伍里来，向贪污分子展开强有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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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此可忍，孰不可忍！
张致祥
据说，有人直到现在还不愿意听“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猖狂的进攻”一类的话，认为这是“无的放矢，别有用心”。这种人往好里估计，可能是毫无阶级斗争知识的书呆子；往坏里估计，简直是不法资本家雇用的代言人。
但是不管这班代言人多高明，他的嘴也不过是两瓣，讲道理，是讲不过人民的。谁都知道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给予英勇的朝鲜人民以伟大无私的援助，不惜贡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广大的劳动人民都敬爱他们，热烈地支援他们。但是资产阶级呢？竟在志愿军身上也打起发财的主意来了！像大家所知道的，国家曾向私营橡胶厂，为志愿军订制了大批雨衣，不法资本家却从中偷工减料，使雨衣很快胶绽雨漏；国家曾向私营橡胶厂，为志愿军荣誉残废同志定制假腿，不法资本家却用再生胶，使假腿很快坏了不能用。象这类不法资本家，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抗美援朝胜利的奸细！
要翻一翻抗美援朝捐献簿，这些不法资本家，大概也是捐过款的，但可以肯定他们的捐款，不过是所盗窃的暴利的零头。他们曾经以为自己是名利双收的高明骗子，一经戳穿，原来是挂着骗人的幌子的无耻盗贼。
难道说，对于这类不法资本家还不应加以严惩吗？
他们已具备三大吃人的罪状：（一）抗美援朝的款，是人民的血汗钱，被不法资本家当作暴利吃了；（二）雨衣也好，假腿也好，是工人劳动制作的，其劳动剩余价值，被不法资本家当作超额的利润也吃了；（三）最后雨衣假腿很快就不顶用，志愿军的健康，也被不法资本家吃了。此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革命军人牢记住毛主席所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教言，是毫不能动摇的；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不致遭受破坏——不管来自外部或内部，永远要握紧人民给予的武器！甜言蜜语的捧场后面，有无橡胶厂老板那样男盗女娼的勾当，是要擦亮眼睛，仔细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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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桂山怎样受了笑里藏刀的奸商的陷害
潘荻 牟承启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轻工业管理局所属几个工厂的采买人员，都被奸商张德文用毒辣手段拖下了污浊的泥坑。第四造纸厂的材料员杨桂山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桂山原是安东第八造纸厂的材料员，一九五○年四月，被派驻沈阳做采购材料工作。当他来到沈阳时，业务股长曾交给他一个任务：催促商人张德文迅速把承卖的十吨铜运到安东去。这样，杨桂山便认识了这个专门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奸商张德文。张德文本是一个没有资本、光靠介绍买卖赚取佣钱的经纪人。由于他善于谄媚、贿赂、拉拢干部，曾获得不少暴利。他承卖给第八造纸厂的十吨铜，便是这样一笔卖空的交易。他自己并没有十吨铜，但看上了这笔买卖的利润很大，于是极力应承了这个买卖，并约定在安东交货。他的意图是想谈成交易后，再贿赂干部先付款，临时去买铜。杨桂山刚来沈阳，不了解这个诡计，于是上了奸商的圈套。
杨桂山去催货时，奸商张德文满面陪笑，低头哈腰地献殷勤，并说：十吨铜早已发运安东去了，希望早点付钱。接着便请杨桂山上馆子。吃、喝之后，他就逼着杨桂山要款，并挂长途电话给安东造纸八厂。同时拍着杨桂山的肩头说：“这笔买卖赚不少钱，够咱哥儿俩花的。”三天之后，钱果然汇来了。杨桂山不知底细，便把十吨铜的钱，全数付给了张德文。奸商张德文当时便塞给他一千二百余万元（东北币）。过几天之后，八厂来信说：铜只运去三吨。但这时杨桂山已受了贿赂，嘴被封住了。从此，奸商开始对准这个目标，更进一步用糖衣炮弹进攻。
杨桂山第一次接受了贿赂后，奸商张德文想尽办法让杨桂山到他家住，以便独揽八厂的买卖。开始他带杨桂山去他家玩，并殷勤招待。以后又经常拉杨桂山去，每次都是打酒买肉请吃饭。并且还好象体贴得无微不至似地表示说：“兄弟，你想吃啥？吃鱼？吃肉？……”如果杨桂山三天不去，他便假心假意地去电话说：“兄弟吗？你可把哥哥惦记坏啦！怎么不来了呢？可不要在外边瞎胡闹呀！”不久，张德文打听到杨桂山的老婆在安东，便花言巧语地对杨桂山说：“何不接弟妹来沈阳见见世面呢？吃、住都算你哥哥的。”他又经常甜言蜜语地对杨桂山说：“咱们哥儿俩今天交朋友，就好像生死弟兄。哥哥不光今天这样待你，就是你有不干的那一天，哥哥吃什么穿什么，也叫你吃什么穿什么。”杨桂山竟真的被奸商张德文这些殷勤假话蒙骗了，觉得张德文对他比自己亲哥哥还强。因此张德文说啥话，他都十分听信。
奸商张德文不仅从感情上取得了杨桂山的信任，他还要从思想上生活上来腐蚀杨桂山，使杨桂山能完全和他同流合污。当杨桂山到他家去时，他故意摆出牛奶、鸡子、白面，显示他的呢料衣服和皮大衣，诱惑地说：“哥哥吃得这样好，穿得这样好，没钱能办到吗？我看你革命白革啦，没钱啥都是白扯。”他又故意讽刺地给杨桂山取个外号叫“破棉袄”，并说：“你再怎么革命，还是破棉袄，哥哥不革命，粳米白面断不了。”同时他还毫不知耻地夸说：“哥哥光老婆就换上十来个啦，只要有钱，兄弟，你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他又常带杨桂山上馆子、逛窑子。就这样逐渐地使杨桂山对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生活发生了兴趣。
奸商张德文见杨桂山上了圈套，已完全被他掌握住了，便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他的用意：“干采买工作可真是个好差事，这要不弄一把，可真是傻瓜。过了这个村可再没这个店啦！”并且他还怂恿杨桂山脱离革命工作说：“等咱们捞上一大把之后，咱哥儿俩带着老婆到天津做买卖去。”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张德文认为机会到了，便向杨桂山造谣说：“兄弟，我看这一回共产党可快完了，咱们借这个好机会赶快捞一把吧！”随后鼓动杨桂山勾结轻工业管理局仓库保管员张成山，盗卖没有记账的物资。并且威胁杨桂山说：“怕什么，早先你都吃过钱的，一不做二不休，哥哥还不是为你好。”杨桂山在奸商的策动下，果真勾结了张成山，由张德文经手，前后共盗卖三次物资，获得二千七百余万元（东北币）。张德文从中窃取了大半。
一九五一年四月，杨桂山被调到锦州第四厂工作，仍驻沈阳负采购责任。张德文见杨桂山身上还有利可图，对杨桂山仍然是殷勤异常。这时杨桂山已把老婆接到沈阳来了，住在张德文家中。张德文在杨桂山老婆面前，弟妹长、弟妹短地把她当“老太太”一般孝敬。
但是，奸商像苍蝇一样，哪里有甜的脏的东西，它就向哪儿趋附；一旦这些东西没有了，它便反目他去。
杨桂山因事回锦州后，一个来月也没有回沈阳。张德文知道杨桂山被派到哈尔滨去工作了，就化个假名跑到哈尔滨去找杨桂山，想找机会做投机买卖。结果和想的完全不一样，杨桂山在那里不是用现款采买，而是由公家调拨。这一下子张德文感到杨桂山没用了，从他身上刮不下“油水”来了，就把原形一现，暴露出资产阶级的更丑恶的面目，耍无赖，向杨桂山要路费，不然就要揭发杨桂山过去盗卖物资的事情。杨桂山被逼迫没办法，虽然自己没钱（过去杨桂山得到的脏款因信任张德文而寄存在张德文家里），只得把公款一百一十万元（东北币）给了张德文。
又过了一个月，杨桂山由哈尔滨回到沈阳。刚一进张德文的屋门，他的老婆就抱住他大哭起来，悲恸地诉说了这样一段经过：
奸商张德文自从哈尔滨回来以后，对杨桂山的老婆就完全变了样。他和他老婆整天当着杨桂山老婆的面，痛骂杨桂山说：“杨桂山，我日他祖宗的，把老婆放在我家里，叫我给养活，天下哪有这些好事！”从此，不但叫杨桂山老婆干那些生炉子、煮饭、洗衣服、端尿盆的活；有时候张德文和老婆故意不回家吃饭，家里也不预备米，杨桂山老婆就得挨饿。虽然这样，奸商张德文还觉得“不够本”，又看杨桂山老婆是个乡下女人好欺负，就想从她身上再“捞一把”。于是张德文欺骗杨桂山的老婆说：“弟妹，杨桂山坏良心啦，他在哈尔滨发了财又搞了个女人。他说跟你离婚，我看你别指望他了。”又叫他老婆劝杨桂山的老婆说：“弟妹呀！你心眼活动点，怎的不是活呢。我看你自己找个出路吧！就跟小二（小二是一个常到张德文家去的妓女）干那一行倒不错。”他们就这样阴险地想要把杨桂山老婆推下水去，沦为娼妓。杨桂山的老婆说啥也不答应，只是痛哭，盼望杨桂山有一天能回来。张德文为了达到他那卑鄙无耻的罪恶目的，就采用更毒辣、更阴险的手段：一天晚上，张德文和他老婆假装去看电影，把杨桂山的老婆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走后，暗地叫他一个流氓小舅子偷偷跑进屋里来，想强奸杨桂山的老婆。因为她用力挣扎，并大声叫喊，才把这个流氓吓跑了，没有受到污辱。杨桂山的老婆病了，好几天没能起床；就这样，张德文每天还撵她走。
杨桂山听他老婆一边哭一边讲完这些事情后，脸都气青了，想要马上到派出所去控告张德文和他小舅子。但是，奸商张德文把眼珠子一瞪向他说：“哼！你还敢控告别人！你是政府工作人员，你贪污受贿不怕犯法吗？”杨桂山一下子就被威胁住了，半天没有吱声，只得叫老婆马上收拾东西搬到旅馆去住。临走时，奸商张德文用“饭钱”的名义，不但敲诈、勒索杨桂山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和一个金镏子，还野蛮凶暴地把杨桂山的雨衣硬扒了下去。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猛烈地展开了。杨桂山终于猛醒过来，大胆地向上级坦白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无情地揭发了奸商张德文陷害自己的罪行。他悲愤地说：“从前，我没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被奸商张德文陷害了，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今天，共产党、毛主席又把我救活了，使我又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我除了请求上级给我应得的处分外，我保证改正错误，立功赎罪，并且坚决向政府要求严惩奸商张德文。”
（原载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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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听一听巴甫洛夫和波波夫响亮的声音
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有的教师把自己“苦心钻研”的科学论文送到美国的杂志上去，有的指望能送到美国的杂志上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科学论文和出现自己的名字，那才“无上光荣”，那才显得自己够得上“国际水平”。他们还有一种“理论”，那便是“科学无国界”。
有的同学抗议了，说：“这些先生吃的是人民的小米，但吐出来的是美国论文！”
很明显，这些人是忘记了他们所生长的地方；这些人忘记了自己是新中国高等学校的人民教师；这些人忘记了他们应该为谁服务。
是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科学论文和出现自己的名字就“无上光荣”么？是“科学无国界”么？请听一听伟大的俄罗斯的唯物论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声音罢。当美国医药协会代表乔治·希克斯向巴甫洛夫说：“我能安排一切，总之，从人类的观点看来，你在那里工作都是一样的。”但巴甫洛夫是怎样“回敬”这个美国资本家的代表的呢？他说：“一样？不，亲爱的先生，对我才不一样呢。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一定要有祖国。我是俄国人，先生！好好坏坏，我的国家在这儿。我不是一只老鼠，你知道。”
我们的高等学校教师中的一些留恋“美国标准”的先生们应该好好检查自己的立场。而且应该知道：这不只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这同时是一个民族立场问题。因为那种所谓合乎“国际水平”，实际上只不过是合乎“美国标准”而已。这是眼热资本主义的“文明”和谄媚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从思想意识上去依附帝国主义的反爱国主义的行为！
请再听一听天才的俄罗斯学者、无线电发明家阿·司·波波夫的声音。当法国商号的代理人向阿·司·波波夫提议出卖他的无线电发明权时，阿·司·波波夫曾经是如此愤怒地宣称：“我是俄国人，所有自己的知识，所有自己的劳动，所有自己的成就，有权只献给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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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马大猷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的认识是不够的。以为贪污和浪费和自己没有关系，官僚主义虽然难免，但也似乎并不严重。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所负的责任的重大；尤其是没有认识到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曾给人民招致了多大的损害。因此，当工学院的初步检查发现这些贪污浪费情况时，我还以轻松的口气和旁观者的态度向工学院和全校的教、职、员、工同志们作自我“检讨”，并责备嘲笑了很多人，找到不少借口，只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敷衍了事。这可证明我对人民财产是如何的不关心！劳动人民对于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是非常爱惜的，如果听到了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一定要愤恨万分，而我却用极不严肃、极不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可证明我的立场和劳动人民有多大距离！我的立场使我不能认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也使我不能体会到“首长带头，亲自动手”的意义，甚至在运动开始时，我还有暂时离校的计划。幸亏马寅初校长纠正了我的错误。我这种态度当然要引起群众的极端不满。
以前我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不正确的看法。我常把自我批评当做抵制别人批评的武器。例如当化学工程系两位教授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帮助他们从原则上去看问题，解决他们的争端，以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反而把自己的感情和成见加入，推波助澜地把争执更扩大了，到后来闹得几乎不可开交，我这才以“和事佬”的姿态，约请系中全体教师到一起，把一切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并没有真正检讨的意思，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我以前做的“自我批评”都不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只是拣几顶帽子，比比差不多就戴上了事。我批评别人时就不同了，常常是夸大事实以耸人听闻，丝毫没有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意思。所以有意见是平常不提，在大会上大批评一番，甚至于用尖酸刻薄的口气使受批评者无地自容，以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效果是在所不计的。这种“油腔滑调，尖酸刻薄”的批评态度，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互相攻讦的办法，把它带到人民祖国来，实在是污辱了“批评”这两个字。我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把他们象敌人一般来嘲笑奚落，这再度证明我是如何缺乏人民立场，资产阶级的意识是如何的浓厚。
解放已三年，我为什么还有这种表现，而不能更快的进步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只看见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毛病，自己对自己根本不认识，当然无法检讨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三年来一直没有认真学习。解放后，我对于政策、文件、时事等的学习好像是努力的，因而表现得也还进步。但实际上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没有真正体会它的实质，从来也没有用学得的理论，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把旧思想、旧作风作一彻底批判。所以三年来，我的思想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在外面披上了华丽的外套，里面的肮脏污浊却是原封不动。
从我处理建筑系问题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三年来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朱兆雪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到北京大学作建筑系主任，我从开始时就对他有意见。首先，朱先生是中法大学毕业，比利时留学，这两重资格都不能引起我的重视。在我的眼光中，至少是美国或者是德国的博士才能算是专家，比利时留学的算什么呢？因此对于朱先生的学术水平是不信任的。尤其使我不能容忍的是朱先生个性非常强，他有他的办法，不听话，这和我的自高自大意识正好针锋相对。因为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关系，就使我和朱兆雪先生无法调和了。因而我也对建筑系有了成见。建筑系有很多优点，我都看不见，而它的某些缺点我却尽量加以扩大。因为和朱先生闹意见，并进而把建筑系看成眼中钉，在解放前，我就经常说建筑系没有必要属于工学院，因为它和工学院其他各系共同的地方很少。解放后，我还暗中向上级反映，说建筑系如何不健全，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前，当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令其停止招生。当命令到达学校以后，又压置了几个星期，等四年级同学离校，三年级同学也出发实习后才发表，以减少执行的阻力。系中师生听到停止招生消息后，立刻大哗，三年级同学也从实习工地赶回学校，要求重新考虑，我对此一点也没有管，我只凭个人恩怨，绝对没有想到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并用“我只能执行上级指示”为辞，毫不考虑大家的意见。经同学多方奔走，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最后才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请朱先生回校继续负责。但这时已经有几位先生离校，根本不能回来了，建筑系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那时因已过了招生时期，朱先生提出招生问题时，我以北京大学向来不招第二次生为辞又拒绝了他。现在建筑系三年级只有三个同学（还是由他系转来的）。在国家建设中需要大批土木建筑人材时，我们用很大力量一年只培养三个同学，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就是这样，凭个人成见，高高在上，不考虑群众意见，不顾人民的利益，玩弄手段，使国家受到了不可补偿的损失的。但是我并没有从这次事件取得教训，提高自己的认识。去年暑假朱兆雪先生为私事逗留上海多时，在他回来时，我又故态复萌，表面是希望他辞去兼差回校领导系务，或是只担任课程，但主观上却还是希望他不来。他果然要辞职，我就写信敷衍了一下，他仍继续要辞职时，我就不再劝了。李酉山先生（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应该并且也可能争取他留校，但我不加重视，并且向汤用彤副校长讲，允许他辞职也好，以免他妨碍院系调整工作；对系中先生和同学则说学校已准备接受朱先生的辞职。我就是用这种可耻的两面派的办法来达到驱逐朱先生的目的的。当然，我不这样做，朱先生也许还是要走，但是我不应当用这种恶劣手段来排挤他，我身为院长，就是他有错误，也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对他进行教育，但我对他所采取的是非同志的态度。这也可以看出，在三年中我的思想和作风是基本没有改变的。
我在考虑问题时，缺乏人民立场，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的原因是我早已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自二十五岁起我就是在所谓“上层”社会中混，经常接触资产阶级。自一九四七年做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后，因为学校缺少设备，就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搜集物资。比如用拖账方式向伪救济总署购买机器和电料，利用伪法币的迅速贬值，用少数钱购得大批物资。向伪公路总局借来材料试验机，后来借口不还；自官厅水库在工学院存贮物资内取出电动机、水泵、柴油机等。工学院的设备很多就是这样用骗、赖、偷的方法搜集来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用这些不正当的方法为学校搜集实验设备，当然无所谓对不对，可是这种明抢暗夺、投机取巧的作法，显然的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资金的卑鄙手段，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指导的道路。这样做得惯了而不在自己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是不可能的。首先，它增加了我的自高自大感，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任何人都高，因而看不起任何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其次，它使我喜欢卖弄聪明，耍手腕。推动工作常常不是提高到原则上来解决同志们的思想问题（我自己也不从原则上看问题），只是当作一件任务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加以说服。这样更加强了工学院中同志们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并且有时就不能不给同志们以不诚恳的印象，使同志们怀疑我别有用心。我因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失去警惕，不仅不因为过去采取了很多的卑鄙手段，觉得痛心，觉得羞耻；反而自觉神通广大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充分表现了我思想中所存在的毒素么？在解放后，那些公开的盗窃行为当然是非法的了，但是对于已到手的物资虽然不少是学校中无法充分利用的，可是我却以得来不易，将来总会有用为借口，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态度紧紧的守着，不肯让给其他单位使用。这批积压的设备如果组织起来或者使用在适当的地方，是可以为人民创造大量财富的，并且也要在国家工业化中起一定的作用。但我却让这些宝贵的财富白白地闲置着，生锈、坏毁，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所表现的对人民财产不知爱惜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罪过。人民把工学院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却一直让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支配着我，把大批人民财富浪费着，自己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思想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素是严重的。由于不肯认真联系自己思想进行学习，对于自己的污浊肮脏思想行为一直没有认识。并且相反地，我还自高自大地认为自己是洁身自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在这假面具下做了不少可耻的事。解放后，我还是一直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领导着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工作，窃据要津，贻害人民，在人材培养上，在物资利用上都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使人民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后只有倍加努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稍赎我的罪过。我深深地感谢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使我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省，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免带给人民更大的灾害。我也要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诚挚和耐心的帮助，使我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有充分的勇气和信心，加紧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为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人民干部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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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不住！
华群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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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友谊
冯真、乌恩、苗地、曾善庆、郝宏章合作
（七）午夜的时候，杜拉索夫又到桥上巡视，突然见桥下有小孩子呻吟的声音。
（八）他伏下身子从枕木缝中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斜梁上爬着，他立刻招呼看桥的工人来救孩子。
（九）看桥的工人用斧子把压梁木砍断，杜拉索夫说：“压梁木断了可以再修，而人是最宝贵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