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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检讨
欧阳山
编者按：各地文艺机关团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所提供的事实证明：文艺部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同样是严重的。因此，在文艺部门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地展开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当前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欧阳山在华南文联的领导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欧阳山同志已作了自我检讨。这个检讨虽然还不够深刻，但就他所暴露的许多错误思想和作风来说，已足够引起文艺界的警惕。
两年来，我在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的具体表现是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使文艺界不能很好团结，创作不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展开，文艺干部和文艺青年得不到很好的学习和培养，文艺工人的福利得不到很好的改善，机关的贪污浪费很严重，个人的生活趋向腐化。这些错误造成了党和人民在思想战线上很大的损失，国家的财政经济上相当大的损失。
这些错误是怎样造成的呢？是我领导作风上的家长式的统治，高高在上，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
我过去有一种荒谬的想法。我以为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能否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能否实现，华南的人民文艺事业能否开展，不用依靠什么别的，就看我手上有没有干部、金钱和摊子。就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个人中心的想法代替了华南文艺工作的方针，使我用家长式的统治来领导文艺工作。在军管会文艺处的时候只有干部，没有金钱和摊子。后来我当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和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会主任，有了摊子，我就把干部调到那两个摊子上，又把人民、乐善、南方三个戏院放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管理和经营之下，这样又有了金钱。此后在学院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两大摊子中又铺开了许多小摊子，像人民剧团、粤剧团、四种杂志、合作社、美术供应社等等。在两大摊子之外，又搞了一个大摊子，即珠江制片厂，此外还兼了许多大摊子，如中苏友好协会、文艺工会，最后还兼了文教厅的工作。按照我自己的逻辑，华南的文艺工作既有了干部、金钱、摊子，应该可以顺利开展了。但事实的回答是相反的：任何一个工作都没有做好，并且任何一个工作都越弄越糟。
这是因为：摊子多了，干部不够，只好逼着要一个同志兼几样工作，并且在几个摊子之间乱拉乱扯，使他们不只不能从事创作和批评，就是整天忙于几头行政事务，结果连行政事务也做不好，思想混乱，情绪低落，苦闷得很。我自己呢，也是忙得要死，整天忙于巩固旧摊子，建立新摊子。钱虽然有了一些，但是不够，又忙于找钱养摊子。这样，就使得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摊子和管理戏院上面，完全放弃了思想领导、创作活动、批评活动。
当时在工作步骤上我是这样看的：第一步是建立摊子，把工作做出来，再慢慢加强；第二步是培养青年，使他们受很短的训练之后，便出来支持工作，并下乡下厂，从事创作；第三步才是把原来的文艺干部从摊子中抽出来，从事创作，或到实际斗争当中去体验生活，以便和那些文艺青年一起，并带领他们从事创作、演出、出版、批评等活动。现在看起来，这个步骤显然是错误的，主观的，本末倒置的。干部陷在摊子之中，拔不出来，问题越弄越多，一点也得不到解决，工作如何能加强？像人民剧团的方针不明，工作停顿；像美术供应社的方针错误，贪污腐化，最后不得不解散，都是明显的例子。其次，干部一方面陷在摊子之中，日夜忙碌，一方面本来已经从实际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又未曾整理出来，拿什么东西去培养青年？而将来这些青年同志，是否能把代替大家做行政工作、从事创作的双重责任负担起来？按照文艺学院的性质不明，学制混乱，管理不善，教学内容没有认真改革等情形看来，恐怕很难达到这个目的。而又其次，许多同志要去体验生活，许多同志已经体验过一些生活，要求充分的时间来写作，都被这样的步骤所限制了，实际上是阻塞了创作。
自然，大多数的同志是反对我这个主观主义、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方针和步骤的。我的上级也是不同意我的方针和步骤的。按上级的指示，是要我坚持思想领导，克服事务主义，放弃一些摊子。按同志们的要求，是要立刻组织创作，展开批评活动。他们无疑是对的，而我坚持了、并且一直坚持着我的错误。
为了坚持我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维护我个人的名誉地位、威信尊严，我采用了家长统治的领导方法。首先，既然我用主观主义的幻想和灵感来建立工作，我当然一切都自以为是。例如：文联出版四种杂志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我硬要他们企业化；我想起把那个干部和工友调到那里就调到那里；我觉得应该把那笔钱拨到那里就拨那里，这就出现了我负责的单位的财经混乱，账目不清，并且违反会计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的局面；我主观要办一个艺术干部学校，要办一个电影制片厂，就不管条件如何，硬要办起来，办起来之后就陷于左支右撑，不能自拔，更谈不到思想领导；我主观认为必须解决文艺学院全院同学的膳费衣着，就把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已有供给的同学的助学金也领下来，打算匀给全体同学平均使用，又把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拨给学院的文艺教育补助费全部拿去建筑宿舍等等。其次，同志们如果对我的所做所为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不但不去倾听，不但不加考虑和采纳，反而在党内党外都用会议通过，个别谈话，巧言辩护，强词夺理，上级决定，服从组织等等方法来压制批评，压制民主。我经常用轻描淡写，敷衍应付的自我批评去堵塞别人的嘴巴，甚至用自我批评的形式去批评别人。总之，我要大家变成只听我使用，不会独立思考问题的干部。我把小资产阶级必须经过思想改造的道理当做一种僵硬的教条来理解，遇着同志们批评文联没有组织创作的时候，我便回答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一切都谈不上。我这种恶劣的领导作风使我对自己的错误长期不能认识，更谈不到改正；使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变成或者唯唯诺诺，或者自由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最后，使我既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又严重地脱离了干部，变成一个高高在上，十足的官僚主义者。
因为我有了这样的领导作风和思想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本位主义、小公家思想和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我不能正确处理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的关系上。对自己管的工作就关心，对别人管的工作就不关心。对华南文工团、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南影片经理公司，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的文教厅文艺处，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对“乘风破浪解放海南”我没有发表意见，对“广州工人文艺”杂志我没有写稿，对华南影片经理公司和以前的文教厅文艺处没有丝毫帮助的真正原因。这种宗派主义又产生排内性和排外性，所以我和广大文艺界的团结老是搞不好。和外来干部如洪藏、丁达明、王流秋，和本地干部如符公望、丁波、华嘉等都团结得不好。和其他文艺界人士如陈卓猷、谢加因、黄如文、游允常等，也都团结得不好，使他们或者离开，或者虽未离开而不能安心工作。这种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待文艺批评的问题上，如南方日报批评新粤剧“刘永福”，我是抗拒并组织别人和他们争论的，对南方日报一月十一日发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新闻，我口头上不敢反对，心里面很不满意，以为报馆和文联有成见，对广州曲艺大队排演的“血债血还”，我因为不是自己所管的工作，就夸大它的缺点，把它批评得很厉害。
此外，在这种家长统治、官僚主义的领导下面，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文艺工人的福利得不到很好改善，青年同学的教育和生活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机关的贪污浪费严重，个人的生活腐化等等现象。例如：对人民、乐善、南方三个戏院的工友我自以为曾有过一些照顾，便没有同意他们的星期补工；对乐善戏院的守闸林文战侮辱女工，贪污票款，我只给以撤职处分，没有通过群众来教育他，党内对他的处分也迟迟未有决定；对文艺学院一年制的同学的毕业期间和生活待遇问题，长久不能解决，对一些不能参加土地改革的同学，没有组织他们学习，只是派他们出去工作，或通知他们回家休息；机关浪费初步检查如购买汽车，购买房屋，请客招待等即达四亿元左右。第一天反贪污动员大会上自动坦白的即有八个人，贪污数目合计一千万元以上；我个人生活的超制度支出据初步检查两年来共达一千二百万元左右，这里面还买了一些牙膏之类的外国货，每次宴会都喝酒，有时喝醉后胡言乱语，大叫大闹，不够检点等等。
我的思想、立场、作风和思想方法既然如此，当然没有可能领导大家来划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没有可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路线，没有可能和大家一起来创作为工农兵的普及作品，并用工人阶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提高这些作品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没有可能团结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可能为工人和青年的教育和福利而奋斗，没有可能防止机关的贪污浪费和个人的铺张浪费，享乐腐化。这样，就必然使党和人民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受到极大的损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做出这种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的事来，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十分痛心，十分可耻。
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我的顽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我生长在城市贫民的家庭，从小就养成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幼年受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加深了这种思想意识。往后又受帝国主义电影，西欧资产阶级文学和中国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的影响，使我在自私自利之外，加上自高自大。又加上我曾长期从事写作生活，更使我脱离群众，妄自尊大。一九四○年到解放区以后，既没有经过什么实际斗争的锻炼，又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组织上给我的教育很多，但我自己接受的很少。那保留下来的、顽固的个人主义一碰到解放后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猛烈进攻，立刻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逐渐向资产阶级投降，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种顽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经抬头，并和侵袭来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结合之后，就使我逐渐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向着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工人阶级的方向走去。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立场，使我产生了功臣思想，特权思想，官僚架子，唯我独尊，从而形成了我的家长统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享乐腐化等丑恶现象。
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头的时候，我既不了解中央的政策，也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以为把铺张浪费的数字开列出来，再轻轻检讨一下自己的官僚主义，就可以过关。经过大家三个星期的帮助以后，才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才知道不立刻改正这些错误，就不能置身在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路迈进。
我诚心诚意接受党和群众给我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我保证放下架子，继续不断地经常反省，接受批评并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我保证做好上级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并希望能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改造。我要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拿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和资产阶级作战。我要实践毛主席的指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并做到奉公守法，服从纪律，廉洁俭朴。
感谢党和大家给我的帮助，使我获得改造的机会。（原载二月六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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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统计数字驳宽恕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种种说法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孟宪章
民族资产阶级是组成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四个阶级之一。过去曾有若干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参加革命；自解放以后，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抗美援朝捐献，纳税竞赛方面，也有不少工商业者表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各级人民政府中，在各地协商委员会和人民代表会议中，也都有很多的民族资本家参加。甚至在一九五○年三月财政收支统一、物价稳定后，过去倚靠通货膨胀，畸形繁荣的工商业，纷纷倒闭，政府并用贷款、加工、定货、收购成品等办法，大力予以扶植，使得度过难关。民族资本家像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所享受的优遇，是在反动政府时代所绝对梦想不到的。
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具有损人利己、假公济私、不择手段、惟利是图、腐化堕落的本质。如当政府调整工商业时，他们多不把政府贷借或定货之款作正当经营，而竟用于投机倒把，贪图暴利；而对政府加工原料，则以少报多，用坏顶好。大运毒犯马鸿藻等并利用铁路行车便利、走私贩运大烟土五千四百五十多两，料面一千一百二十两。而对于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医药、橡胶腿、菜类、棉服，亦设法掺假，甚至竟盗运战略物资资敌。如一九五○年秋奸商曾其滔曾运锡出口达二十七万公斤以上（见叶剑英一月三十一日在广州市第四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他们利用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侵蚀各个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根据全国各地针对资产阶级对国家和人民的猖狂进攻所展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的统计材料，在北京，坦白和检举者达十五万件，牵涉三万余工商业户，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干部之犯贪污罪者百分之八、九十和工商界有关。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在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迄今为止，在北京工商界中已经查出以行贿、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手段，盗窃国家财产在一千万元以上者有九百八十九家，其中盗窃一亿元以上的一百九十二家，就盗窃了国家资财二千亿元以上。二月七日刘澜涛同志在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天津市坦白检举材料达十六万余件，根据天津税务局初步的极不完全的结算，解放以来天津不法工商业者仅偷漏国税一项即达八千亿元以上。又据该局一九五一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税源调查，在被调查的一千八百零七户中，偷税的达百分之八十二，共一千四百九十户。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饶漱石同志在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自一九五○年六月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处理贪污案件的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数达人民币一千二百四十二亿元。在一月中旬，上海工商界扩大代表会议中，仅奸商竺培农一人即坦白在报缴一九五○年所得税时曾偷漏税款一百十八亿二千多万元。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西北仅西安市工商业者已坦白和检举出向干部行贿达人民币五十四亿，由此达到偷漏税款和盗窃国家财产大于此数很多倍。截至二月初，西安检举不法工商业者的非法事实已近六千件。在武汉，截至二月一日止，检举不法商人的案件已有九千三百多件。在重庆，除以前曾检举七千多件外，仅二月一日全市店员代表大会上，即检举一千四百八十二件，且曾破获私营钢铁机器业奸商秘密组织“星四聚餐会”，收买国营企业人员，垄断政府加工定货，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财产一百二十多亿元以上的严重案件。在广州，仅酿酒业偷漏的税款，只货物税一项即在一百一十亿元以上。据沈阳朱其文市长在一月二十六日沈阳市工商界代表会上的报告，仅根据一九五一年一至四月工商界反偷漏税运动中自己坦白的，就有一万四千余户，加上政府检查出来的共有二万一千余户，几占沈阳市工商业户的三分之二以上。以上种种材料，都证明资产阶级正用种种卑鄙恶毒手段，腐蚀革命政权，破坏经济建设，它不仅在进攻，而且是非常猖狂的了。
有人说，资产阶级既无武力，也无组织，说猖狂进攻，未免有点过火，太刺激了。而不知他们所用的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正在腐蚀革命阵营中一部分干部，使腐化堕落，甚至脱离革命。中国有句古话：“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它这种进攻，实在比军事进攻更恶毒。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之所以叛变革命，正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结果。对于资产阶级这一猖狂进攻，大张旗鼓地予以反击，正是为了使他们在霹雳一声雷之下，赶快猛省，安分守己地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遵守共同纲领，共同从事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这样做，实挽救了一部分不法工商业者，一点并不刺激。
有人说，对于资产阶级如此攻击，未免有损资产阶级尊严，影响团结。不知中国工商业，在目前物价稳定，行庄存款利率不过一分左右，放款利率也不过二三分的情形之下，一般利润平均在十五分到三十分，不法资本家竟还不知满足，而用种种非法手段，获取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暴利，这一部分人，已经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对敌人只有发挥阶级仇恨，依照国家法律，严厉惩罚，还能顾及什么尊严！毛主席曾根据实践告诉我们：“用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用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这样做，正是巩固团结，加强团结。
有人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使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干部，无官僚主义作风，无贪污浪费现象，资产阶级如何能乘虚而入？这也是一种掩饰资产阶级罪恶、麻痹一般人警惕性的说法。人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不过我们新政权是建立在几千年旧社会废墟上，特别是在伪政府时代，因官僚资本残酷剥削人民，使贪污恶习侵蚀全国，这种恶习当然不是在两三年内可以肃清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一部分干部固然有弱点，但若不是资产阶级用声色货利等糖衣炮弹，加以进攻，也许不至如此腐化堕落。且根据科学，是细菌先侵入而后物腐朽，并不是物先腐朽而后细菌侵入。苏联快进入共产主义，最近仍强调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仍在全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更要雷厉风行地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加以彻底肃清，才能在政治上移风易俗，在经济上积累资金，缩短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决不可用种种歪曲说法，模糊了这一伟大运动的中心目标。
粉碎资产阶级的种种不法活动，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干的。由于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的作风，在这次运动中，群众真正是发动起来了，不惟职工可以检举店主，而且子女可以检举父亲，真正形成了一个四面八方围剿的形势，这是我们有绝对把握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最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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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惩丧心病狂的不法资本家
邵宇 华君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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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肺结核疗养的经验
傅连暲
三十年前，我曾经是一个严重的肺结核患者，曾经因肺结核病卧床两年，发热咯血，消瘦无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活不久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想。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革命，和无数彷徨在旧社会的青年们一样，我在受着精神和身体的折磨。
我出身于旧社会贫困劳动人民之家，生活非常困苦，住室得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更谈不到什么清洁营养。尽管父母是健壮的劳动者，但对我的健康却无法顾及。加之，我在学校的时候，半工半读，生活非常艰苦。医校毕业后，工作繁重，更削弱了我的抵抗力。我曾经目睹许多有为的青年，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病无法就医，精神郁闷，以至丧失了前途、丧失了生命。我却在濒死的路途中，由于革命对我的解救，获得了新生。
我和疾病斗争的历史，是和我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分不开的。我现在愿意把我和肺结核病斗争的经验告诉大家。
过去，我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职业者。我整天奔波劳碌，虽然说是为了卫生事业，为了服务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出于狭隘的个人观点和地方观念。工作中间，患得患失，经常为琐碎事情而自寻烦恼，思想包袱很多。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爆发，我初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获得了新的启发。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我亲自医治了革命的伤病员，直接参加了红军医疗工作，我和革命同志开始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我受了他们的影响，认识了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本质，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旧观点，看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我的眼光扩大了，思想开展了，我抛弃了一切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包袱，参加了革命，我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革命，我把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也即因此，我的身体从此得救。
参加革命之后，我走入了战争环境，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踏过了雪山草地，不仅没有死，反而一天天地健康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我获得了革命的人生观，我把我自己交给了人民，我把自己的前途和革命的前途融成了一片，我丢弃了从个人利益出发的顾虑，我并没有什么患得患失彷徨苦闷的心情了。我既然不在狭窄的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自然就很愉快。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恢复健康完全没有依靠医药的帮助和饮食起居的注意，而仅仅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治疗；我是说，思想的解放是我的身体转好的一个起点，一个重要的关键。我自己是一个医生，我深深体会到：我战胜了肺结核，一方面固然由于医疗得法，另一方面则由于思想走入了正轨。
三十年来，对于肺结核的药物治疗和休息方法，我有如下的经验：
第一、我曾长期试用过结核菌素注射，由十万分之一逐渐增加到十分之九，在小心注意之下，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副作用。我认为结核菌素对于初期的肺结核，特别是在无热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不过在今天来说，像链霉素PAS药对某些结核病，确比结核菌素的效力要好得多，而且很少危险。因此，现在我并不提倡结核菌素。此外如人工气胸术、人工气腹术，我认为如应用得好，有辅助治疗作用，我自己没有经过这些手术治疗，这只是我从别人获得的经验。我相信，将来必然会发明比链霉素功效更好的“灭痨素”，而且由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手术疗法将来可能没有必要。
第二、很多对症疗法，可以减轻痛苦，增加抵抗力，所以也很有效。具体办法和用什么药剂应由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病人当时的症状来决定，不可一概而论。广告上所宣传的那些药品，切不可轻信。
第三、设法使睡眠充足和心神安定，对肺结核治疗帮助极大。有很多人问我，用安眠药的利弊到底如何，我的回答是：适当使用，非常有益。我虽不随便向人介绍安眠药，提倡安眠药，但以我自身体会，安眠药确实在保护我的健康上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工作繁忙，我常患失眠，三十年来，我常常需要求助于安眠药。许多病因用睡眠疗法而生效，在苏联医学上已得到证明，我对此尤为深信。
第四、任何病都不能完全依赖药物治疗，对于肺结核，尤其如此。在许多药物和手术疗法发明之前，一般对结核的治疗是提倡休息、营养、阳光和新鲜空气，今天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特殊疗法，这四项注意仍非常重要。我的经验是：一、有发热、咯血、剧烈咳嗽、出盗汗等症状时，一定要安静卧床休息，病状消失之后（如食欲良好，体温正常，体重增加，血沉趋于正常，痰中结核菌绝迹，X光检查病变已停止活动者），可以慢慢起来活动。但活动要适可而止，随身体情况之进步，渐渐增加。二、在不妨碍胃肠消化及条件许可时要加强营养。三、室内要有充足阳光，但不可直接晒太阳。四、新鲜空气，绝对必要。
第五、要注意防止其他疾病，那怕是感冒或者一般的胃肠病也要加意预防，因为那怕是小病也足以使体力减弱，给结核病的活动造成机会。多年来我对于冷热和饮食都非常注意。
第六、养病就如任何一门学问，要有修养。我是病人，我深知养病不可急躁。不要因病状稍有逆转或治疗见效不大而即灰心失望，必须体会摸索，寻找规律。只有把医生的科学指导，变成自己的养病常识和生活习惯，才可以说是得到了秘诀。我又是医生，我深知对待病人，切要耐心，切不可草率从事，轻易定案，而必须仔细调查研究；更不可暴躁从事，病人稍有违抗，即表示不满，而必须循循善诱，体贴至微。医生必须是病人的先生，又是病人的学生，又是病人的朋友。病人要有信心有耐心，医生更要有信心有耐心，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战胜疾病。换句话说，病人要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医生要抱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战胜疾病。
以上，是我的经验。为了说得更明白，我不妨把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再重复说几句：
第一个问题是思想问题。要想得通，想得开。怎样才能想得通，想得开呢？专在个人问题上转小圈子，不把眼光放远，其结果一定是钻牛角，想不通，因而自寻苦恼，影响身体。如果真正建立了革命人生观，事事从为人民服务出发，就不会有苦恼，只会有愉快。
第二个问题是休息和工作的问题。休息很重要，但疾病停止之后，就应有适当的劳动，这种适当的劳动对身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必须随时争取休息。我认为，一个身体弱的人或工作多的人，每天睡午觉是很重要的，睡不着也不要紧，闭上眼睛，静卧半小时到一小时，总会有益处，这是我多年的体验。
有结核病的人一定要相信结核并不可怕，可以治好，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但结核病对人的危害，切不可漠视。要消灭结核病，一定要从预防着手。除去国家的防痨措施之外，个人卫生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都懂得结核传染的道理，每个人都懂得怎样预防结核，结核就自然难以逞其猖狂。做防止结核病的广泛宣传，是医生的应有责任。我自己是不放弃任何机会做这种宣传的。
随着新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预防疾病知识的增加，我相信，结核病在中国一定会逐渐减少。而且，从全人类来看，随着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灭亡，随着人类文化科学和幸福生活的无限发展，我相信，结核病一定会被人类彻底消灭。那时候结核病三字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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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友谊
冯真、乌恩、苗地 曾善庆、郝宏章合作
（四）就这样抢救了两三个钟头，他们已经从水中救出四十二个人来，其中二十八个是小孩子。这些小孩子被洪水冲激多时，都在打寒颤，杜拉索夫摸摸孩子们的身体对轻油车司机说：“孩子们是最有希望的，先把他们送走，然后再来接我们。”
（五）不久，往开原路上的一处桥梁也被洪水冲断，轻油车不可能再开回来了；清河桥头已成为汪洋中的孤岛，守桥部队的大部分存粮也被洪水冲走。这时，天色已逐渐黑暗，但是战士们被杜拉索夫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都更加勇敢地在冰凉而湍急的洪水中抢救灾民，结果抢救出一百五十多个灾民。
（六）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小孩袁永昌。他被洪水冲到清河桥下时已经是十四日的傍晚，他努力爬上了钢梁下部的斜梁，但是没法子爬上来。在斜梁上冻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