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苏同盟是远东和平的坚强保障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国立清华大学教授 张奚若
中苏两国人民是今日改造人类历史的伙伴。在这个改造人类历史的伟大工作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障碍和敌人。不甘放弃剥削劳动人民的封建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一定会企图来拦住解放军的马头，一定想要把历史钟针拨回去。他们不是煽动支持国内反革命，就是组织外国侵略军。苏联革命后的经验是如此，中国革命后的经验也是如此。因为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导师斯大林大元帅的亲自领导之下中苏两国就签订了同盟条约，以防帝国主义敌人之侵袭。这就是两年来全世界著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当时已经感觉这个条约意义之大，今日，在两年的深切经验之后，更深一层地认识这个条约意义之大，影响之广。
今日不管美国战争贩子们怎样叫嚣，怎样威胁，他们心中毕竟有数，他们总不能忘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在。不但不能忘记，他们还须时时估计这个条约究竟何时发生效力的问题。去年麦克阿瑟被免职一事至少证明华尔街的走狗杜鲁门、马歇尔、布莱德雷、艾奇逊之流，在别的方面虽然和其他战争贩子们一样，愚蠢得可笑，但在了解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这一点上比麦克阿瑟聪明些——至少谨慎些。
出卖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吉田茂近来宣布他为服从他的美国主子的意旨要承认流亡台湾的一撮国民党匪帮为“中国政府”，并与之订立“和约”。这自然是美国战争贩子们所导演的傀儡戏。美国帝国主义者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和豢养李承晚蒋介石的目的当然是为侵略中国和苏联。不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已有见及此。这个条约的第一条便载明：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现时止已经发生很大的影响，它在将来当然还要继续不断地发生大影响。它是远东和平的坚强保障。我们当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订立二周年纪念日，不能不感谢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大元帅和毛泽东主席。我们祝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日益坚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和平阵营的力量日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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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人民—真正幸福的人们
柳青
自我开始严肃地考虑起人生问题以来，在生活中和在工作中一遇到触动人思想的事物，我就盘算起一个问题：一个人活一辈子究竟向世界（或集体）要求多少和对世界（或集体）贡献多少才好呢？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中看见罪恶的地主和勤劳的农民，我盘算起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中行军和作战的时候看见战士们艰苦的生活和英勇的战斗，我盘算起这个问题；就是在平常自己遇到物质的诱惑和工作的困难时，我也盘算起这个问题。去年冬天在苏联旅行和参观的两个月，我几乎随时随地被生活在最先进的社会制度里的人们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所感动。
我赞美过莫斯科新建筑的雄伟，赞美过列宁格勒冬宫陈列的丰富，赞美过斯大林格勒的重建，赞美过巴库油田和萨姆哥尔斯基水渠。我当时想：如果在若干年前我参观苏联人民为自己建设的乐园，我的羡慕之情该是多么激动！但是现在，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们在中国大陆的罪恶统治以后，我参观的时候内心就不仅是激动而且还满怀着兴奋，因为一个为数近五亿的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有着毛主席这样英明的领袖，处在纬度适中的丰饶的国土上，又和苏联这样的好邻居是朋友和同志，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呢？人们不应该光羡慕人家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学习人家创造这些成就的精神。两个月里，我时时注意着我所遇到的苏联人的行动，他们给我造成了这样一种永忘不了的印象：那就是积极的工作精神和朴素的生活态度已经不止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具有，而是变成社会道德的一般水平了。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富足的，到处是食品店，百货店挤得人浑身冒汗；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能劳动的人是坐着享受的。我在“莫斯科饭店”住的时候，每天来收拾房间的是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她穿戴着洁白的围裙和头巾，笑眯眯地抹地板和打扫浴室。我问过她的年岁以后，不由地注意着她，心里想她一定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虽然如此，过后我想起关于养老金的制度，还是放不下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我们熟了，好奇心促使我要和她谈谈她的遭遇，了解她为什么这样大年纪还做这个工作，每天端着茶盘在走廊里过来过去多少次啊。我竭力注意她的表情，只要她一显露痛苦，我就不再往下问了。可是我的估计完全错了。我们借着铅笔、手势加上我懂得的一点俄文单字，谈清了来由：原来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长者。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次大战中牺牲了；另一个带着媳妇和孩子们在西伯利亚做工程师。她因为不喜欢那里的气候，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她也不孤独：大女儿在被服厂做工，女婿在十年制学校当教员；二女儿是大学生，连一个卢布也不需要家里给。她本人每月有一百五十卢布的养老金。……
“那么你为什么还做工呢？”我想她大约嫌收入少。
她却说：“因为我能做工。我在这里做工已经十五年了。”她说着，显得那么满意她的工作，咯咯地笑着。
我在苏联一出门，就看见许多许多这样的老太太。她们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扫雪，在建筑物的入口处管理寄存的大衣，在托儿所里看孩子，在各种商店里卖东西……她们的神情和“莫斯科饭店”的那个老太太一样愉快，她们是把工作和劳动当作一种享受。我曾经考虑过这许多老年人坚持工作的社会意义，在另外的地方看见的现象立刻说明了：那就是在工厂里、机关里和学校里工作和学习的无数成年人和青年人，现在和将来在经济战线上和文化战线上为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所做的贡献，其中也有那些参加轻微劳动的老年人的功绩。
凡是看过“乡村女教师”电影的人，都知道那种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始终不渝的精神。根据我所得到的印象，那种精神代表着一般苏联人对待事业的态度。莫斯科吉姆亮捷夫区第二百零一学校的校长已经六十来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只眼睛，在国内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被调到这个学校工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他的成千成万的学生中出现了多少为国家和人民所珍贵的人物，直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英雄，而老校长自己依然在这个学校里毫不厌倦地工作着。他领着我们参观学校的每一部分，讲解着这个学校扩充的过程，指给我们看他领导学生劳动创造的果园。一个十年制学校，设二十四班，容一千二百六十四个学生，经营着自己的菜园和果园，老校长还毫不满足地充满着憧憬，对我们讲解学校的扩充计划。在走廊里看见他和他的学生卓娅（丹娘）——苏联人民伟大的女儿一块浇果园的照片，我心里想：卓娅和她的同伴们的光辉的生命里渗透着这个老校长的精神。
我好几次在“大剧院”里看舞剧，都被头发苍白的老音乐家所感动。在人们的嘴里和在留声机片上到处响彻了他所作的歌曲，说明书在他的名字前面印着“人民艺术家”的光荣头衔，他一出现，池座里和七八层包厢的观众掌声如雷，但是他谦逊地向大家一鞠躬，然后毫不疲倦地挥动自己的手臂，为巴蕾舞指挥四五点钟的音乐。由于职业的近似，我简直忘了看舞台，而一眼盯着音乐指挥。我从他的动作中看到这样一种劲头：他对人民已经有了很大贡献，但他并感觉不到他有贡献，而依然热爱着这种长时间的肉体劳动。
我们参观乔治亚共和国萨姆哥尔斯基水渠在约拉河上的水闸时，被带到这样一个人的面前：他的衣服和所有现场的工人一样脏，好久没刮脸，胡槎爬了两腮巴，手黑得不能和来宾握手，一介绍说这是水闸建筑的总工程师。我们参观巴库海底采油的工程，在海面的桥上遇见了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和油田总工程师，他们和我们见面握着手就告别，很抱歉地说明他们到海上来处理一件事务，已经一昼夜没睡觉了，所以不能陪我们参观。这些高级的政治和技术的领导者，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真下手干！
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的人都是毫不满足自己和人民已得到的成就，愉快地努力地干。
我过去时常听说苏联人工作的报酬很高，我去过苏联以后得到的印象也的确是高，因为这标志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富。但是我的完全的印象却是：工作的报酬不仅仅拿卢布来计算，而更重要的是拿荣誉来计算。这对于那些问荣誉一斤多少钱的人，是难以想像的。荣誉——到处讲荣誉，而不大讲卢布。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每一个车站，我所到的每一条街和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到处挂着超过生产计划最多的模范人物的照片；最好的工作者胸前挂了一个又一个的勋章和奖章。在访问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呼密市附近卡里斯基区奥库米村的列宁集体农庄时，我们和姓布利斯基里亚的一家农民见了面。他家有三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一年收入九万零五百二十卢布，领到的谷物还不算。一个人生活过得很好每月也只需要六百卢布。我们研究过他们怎样才能把他们的收入花掉呢？他们穿得和大家一样，房舍没有特别扩充的必要。他们把剩余的钱买国家的公债，捐献给为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父母的孩子们所办的孤儿院，帮助公共事业的建设，招待来访的记者和找他们交流经验的人……我们有人问过一个每年收入二万三千卢布的普通农民：“你可以买一部小汽车啦？”他回答说：“如果我愿意，随时可以买；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有了汽车，难免要妨碍工作。”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想法，劳动英雄就更不必说了。
我在苏联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仅仅是为了金钱和物质而工作，他是做不出甚么事来的，正如一个人计算着稿费写文章，这文章就没什么读头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计较物质报酬，忠心耿耿为国家、为人民和为自己的荣誉而尽最大的努力，他甚至可以创造奇迹。同样的一条很浅显的道理：人仅仅吃得肥胖穿得漂亮是不能惹人爱的；而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他会到处受尊敬，如果他比一般人还简朴，那就更受尊敬。
奢侈和工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奢侈的要求在人的脑子里挤掉工作的要求。贪图物质享受使人脱离工作、脱离集体。人不做工作不接近群众，脑子里能产生什么好的思想呢？列甫·托尔斯泰在他一八五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要做一个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根据‘凡追求精神目标的行为都是良好行为’这个原则来考虑自己的一切行为。”我参观雅斯亚那·波利亚那的托尔斯泰故居，深深地被这个老人的言行一致的生活态度所感动。他的太太在楼上过贵族生活，他在楼下他父亲的仓房里写“战争与和平”。他把仓房的铁窗子改为木窗子，把潮湿的石地板改为木地板。南半面的四个挂东西的铁环取不下来，他就拴上绳索锻炼身体。很显然，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光有天才而无“从事紧张的、非常的劳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参观过托翁冬天在莫斯科的故居，在楼上的正房里他的太太接待她的贵族访客。这正房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到一个拐角的小房间，在这里托翁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好像一幢房里住的两家人家。这走廊是托翁开辟的，因为他的客人嫌经过太太的房间不方便。这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写给朋友的信里重复他的思想说：“凡增进或可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凡一切缺乏这个主要目标和使别人忘记这个主要目标的人们，我都不能同情他们。”老人因为不堪雅斯那亚·波里亚那“有毒的”生活，厌弃“无理性的奢侈”而出走，死在一个小车站上刚刚七年以后，爆发了十月革命。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鼓舞之下，完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和全体人民的意识。我想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来说明我所见的苏联人的精神状态：他们是“随时向精神目标前进的人”，这个精神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他们是根据“凡追求精神目标的行为都是良好行为”这个原则过生活的！
我要在这里举出几个庞大的数字：仅仅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就藏书一百四十五万册，每天有五千个读者，全年借出书八百万册。有一千五百个工作人员在那里为读者服务，那里形成了莫斯科生活的重要中心之一。我多少次为苏联人读书的嗜好所吸引：饭店里管钥匙的人成天坐在那里读书；商店里卖东西的在没顾客的时候读书；地下铁道车站的这里那里坐在长椅上或伫立候车的人在读书；站在地下铁 道出入口的自动升降梯上往下看吧，多少男女在读书。他们的时间好像经常是拿秒来做单位计算的。随便一个什么人，可以和你谈论从普希金到最近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家。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小说和诗集与农业技术书籍一同摆在书架上；在莫斯科“小汽车工厂”工人宿舍里，一个普通工人不假思索地举出几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一个事实是：他们都不是有闲的人，而是他们在贪婪地追求着精神滋养。我问过很多人看过某一本名著没有，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看过啦，”而没有人耸耸肩说：“我太忙，还没有看。”我想起：五年以前在大连有一个苏军少校对我说，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和他谈“青年近卫军”，他穷于应付，女儿看出他没有读过，他脸红了；于是他就在一星期中挤时间读了，然后转来和女儿谈这本书的优缺点。
一个诗的朗诵晚会的票子可以在霎时间一售而光，那些诗不能逗人大笑，只能发人深思；因为那些诗歌颂人民英雄，发抒高尚理想，号召积极行动。人常说写诗要有诗的感情，那末去听诗的朗诵而没有诗的感情，谁花钱在稠人广众中别几个钟头呢？好几次我都密切地注视，但是我没有发现坐不稳的和早退的现象。穿军衣的和穿便衣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满足地鼓着掌。十一月九日的晚会没有排上西蒙诺夫的节目，台下几次三番递条子，使他不得不在最后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苏联清楚地感到一点：假如只有面包、奶油、啤酒和大楼……而没有好的小说、诗、戏剧、电影和音乐……人民的生活该是多么贫穷！
这是实在的——马雅可夫斯基生前住的小屋所给我的印象不比莫斯科大学和斯摩林斯克大厦的巨大建筑所给我的印象差多少。当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这位大诗人一个小房，家具还要他自己置备。房子是这样的小，以至于普通的家具不适用，必需定做。外屋有两个沙发，仔细一看不是沙发，而是两个较宽的软凳，两块条纹布钉在墙上垂下来盖着凳子，看起来好象是靠背。里屋有一个真的大沙发，但是到夜里就变成了床。衣橱的门扇上开一个小方口，拿开来就可以放他刮胡子的用具。他做了一个玻璃桌面的很小的写字台，揭起来可以取他需要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房子太小；但是就在这小房子里，马雅可夫斯基给世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他经常在群众中朗诵，当需要他的时候，他甚至演戏，而不计较是什么角色，我们在他的故居看见他扮演一个阴谋分子的剧照。我参观的时候完全被一种高贵的生活气息所笼罩，好象诗人并没有死！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我把我在苏联旅行的两个月当做我生活里最有意义的时间中的一段。在那里我处处看到人们向世界（或集体）要求得少而尽力对世界（或集体）贡献得多。这是真正幸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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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
王芸生
反贪污反行贿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规模地展开。这一斗争，势必获得全胜，一定要坚决、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自从薄一波主任指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工人日报社论又揭出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这一运动遂明确提高到阶级立场的水平。
在这运动汹涌开展之际，资产阶级提出抗议式的问题了，说：“资产阶级并没有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举行进攻，更没有猖狂进攻。”又说：“这是有意制造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答复。
反贪污反行贿斗争是伟大的爱国运动
我首先要说明的，反贪污反行贿斗争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为了我们国家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使国家建设顺利向社会主义前进，毛主席特为当前国家提出三项中心任务，即：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和思想改造。为了保障这三项中心任务的胜利达成，毛主席又特别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毛主席的领导和号召是伟大而正确的。在反贪污的斗争中，已发现贪污现象的严重程度足以危害我们人民革命事业的根本胜利，而三年以来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更加严重，非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行贿的斗争不可了。
机关干部的贪污蜕化，绝大多数是和不法商人的行贿勾诱分不开的。这样，人民国家的财富大量大量地被侵吞，革命干部工作人员不断地被腐蚀变质。这种情形，业已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它将障碍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再发展下去，就可能要毁灭了我们国家建设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不能强大建设成功，帝国主义阵营就必然更猖狂侵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能避免，那就危害了世界和平。这情形还不严重吗？这问题的性质还不严重吗？
我们一定要严正认识：反贪污反行贿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运动。我们能够争取到反贪污反行贿斗争的彻底胜利，就保护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就保障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就保证了国家建设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保卫了世界和平。这一斗争，具有如此的庄严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运动。
资产阶级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
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呢？这答案是肯定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是举行了猖狂进攻，而且是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资产阶级不承认曾经对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猖狂进攻，是歪曲了事实的。的确资产阶级未曾开过全国大会，未曾制定共同战略，未曾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下过总攻击令；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以各种不同的非法手段，争取自由发展，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却纷纷一致地为非法暴利的一个目的作战，就形成资产阶级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
资产阶级这种猖狂进攻，是非常毒恶的。因为他们用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糖衣炮弹。毛主席早就指出过这种危险，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事实正是如此。三年以来，资产阶级纷纷以糖衣炮弹向我们人民政权进攻，把革命干部“拉过去”，把资产阶级的奸细“派进来”，全国一致，内外夹攻，用的都是糖衣炮弹。这种恶毒的例子，全国报上登载的已经多不胜计，我们可以举全国各大城市的典型例子来看看：
在北京，大贪污犯薛昆山，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窃据了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的地位，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垄断价格，投机倒把，盗骗国家资财二十余亿元。另一个大贪污犯宋德贵，是被资产阶级拉过去的，他是中央公安部的行政处长，是革命干部，被奸商腐蚀勾诱，和奸商共同盗窃国家财产九亿余元。在天津，一次逮捕大奸商杨健庵等三十一名，个个都是腐蚀革命干部、盗窃国家资财的蟊贼。在沈阳，判处死刑的贪污犯那次公和奸商杨振铎，是奸商勾结机关干部盗窃国家财产的典型案件。在济南，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的集体贪污案，罪犯四十二人，都是和奸商勾结而被腐蚀蜕化的。在汉口，武汉市百货公司崔明卿贪污案轰动一时，他就是被奸商滕镇鲁的糖衣炮弹打垮的。在广州，广东省百货公司经理任海山等堕入奸商刘雄飞的圈套，被骗去国家巨款。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冼达熹，被奸商腐蚀，盗窃国家财产。在重庆，一批奸商非法组织“星四聚餐会”，垄断加工订货，盗窃国家财富一百二十余亿元。在太原，奸商苏学敏等经常以行贿、嫖妓等下流手段，勾贿国家工作人员，他一个人就腐蚀八个机关的二十三个干部，窃取国家财产十亿元以上。在上海，人民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贪污案是个典型，这个典型，说明一个具有十二年党龄的革命干部是怎样在奸商的金钱女色引诱之下被腐蚀蜕化的。在杭州，奸商张长根因偷税漏税被检举因而杀死职工陈连仲，更是凶恶。这些例子，只是挂一漏万的略举各地典型，就足以证明不法商人的丑恶罪行已经形成资产阶级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事实如此，无可否认。
上海不法厂商忘恩负义
上海初解放时，上海工商界已整个陷入绝境。国民党匪帮穷凶极恶的搜括，首要的目标在上海。冥钞式的“金圆券”，把上海工商界的黄金美钞掠夺一空。解放以后，国民党残匪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对上海进行封锁和轰炸。至一九五○年二六轰炸时，上海工商界真是疲癃残废，困顿不堪了。在这时，是人民政府以四川的粮食、华北的煤及东北以至全国的大量物资，来救济上海。继此而后，人民政府调整公私关系，收购厂商囤不能售的冷货，以维持生产；限制国营公司的销场，使私营商业得到销路；又以加工订货使各厂发展；人民政府又号召工人阶级自我牺牲，让资方整编机构，减少工资，以度过难关。直到去年夏秋之间，以原棉接济不足，人民政府又令各纱厂停工一个半月，停工期间的工资由政府照发。由此，工商业情况普遍好转了，普遍有利可图了，人民政府对工商业的照顾，上海工商界受惠最多。人民政府对待上海工商界，真可谓仁至义尽。上海工商界怎样对待人民政府呢？至少占上海工商界极大比数的不法厂商，是报答人民政府以行贿、偷漏、盗窃等忘恩负义的行为。
不信，看看事实。新华社记者徐中尼所报道的
“上海不法厂商的忘恩负义行为”，那还只是万中检一的典型。像中国化学工业社接受肥皂、香皂的定货，虚报油脂香料成本，骗取暴利十亿余元。大中金属材料厂纠合同业抗拒华东工业部的加工任务，又纠合同业对市工商局抬高工缴费，强调损耗率，暴利四十余亿元。糖商程顺康假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的紧张时局，操纵市场，哄抬糖价，攫取暴利。大中华电器材料行负责人绰号“钨丝大王”的奸商夏盈奎，操纵钨丝市场，暴利数十倍。制纸业公会负责人为抗美援朝捐献一亿元，得到表扬，上了镜头，拍了电影，而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却偷税漏税一百一十八亿余元。像永祥华行老板陈国珍那一套腐蚀国家工作干部的方法，陪嫖伴赌，送贿赂，小老婆招待。这说明资产阶级为了赚钱，为了暴利，什么无耻不要脸的手段都用得出来。还有更令人不能容忍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以假药次货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采购药物的巨款，影响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的健康。上海奸商真是丧尽了天良！上海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刚才开始，大大小小的“老虎”可能成千论万，还待捕捉。上海工商界还有隐瞒敌产的案子在检举中，内容可能是惊人的。至于工商界知名之士利用国家经济情报以操纵物价获取暴利的，已成社会谈资。也有民主人士介绍子弟进政府机关工作，搞经济情报，做生意。总之，上海商人的花样多得很，“大老虎”也多得很。侵吞国家财富达一亿元者就是大贪污犯，这在上海普通得很。打虎的阵势摆开了，剿尽大大小小的“老虎”，尤其莫叫“大老虎”漏网！
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贪婪无耻！上海不法厂商尤其忘恩负义！
资产阶级思想想占上风
上海工商界是拥护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的；但表现出来的不是完全拥护，而是有条件的拥护，不是全面的拥护，而是片面的拥护。正如许涤新局长所说：他们是撇开了国营经济的领导，把“公私兼顾”了解成“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他们是取消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来谈“劳资两利”的。有困难时就“公私兼顾”一番，情况好转时就“顾私不顾公”。据我的接触体会，上海工商界不仅不甘心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想把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上风。资产阶级的思想基本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此外还有多方面的表现。自从上海解放以来，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个表现是“是非不分”。上海刚一解放，银元贩“敲大头”，哄物价，沸反盈天；擒贼先擒王，军管会查抄了证券大楼，捕捉了勾结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操纵银元贩以扰乱金融物价的“大老虎”，工商界民主人士就向政府来说情求饶。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表现是“敌我不分”，以至“借敌利己”。工商界人士大规模地隐瞒敌产以为己有，就是一个例子。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个表现是“公私不分”，以至“假公济私”。这如同利用个人的政治地位，盗窃国家情报，是明显的例证。资产阶级思想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分庭抗礼”，以至想“占上风”。例如瑞有天茶食糖果店劳资纠纷事件，该店资方陈森是那样的刁钻古怪，以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职工，小题大做，扩大纠纷。纠纷延续半年以上，最后开扩大市协商委员会，兴师动众，会议开了八个半钟头，才算了结。市店员工会表现了工人阶级忠厚宽大的气质，发表了公开检讨书。在另一次市协商委员会上，工商联领导人厉声责斥上海各报不该在发表新闻中批评瑞有天的资方，要求各报做公开检讨。会后我向负责首长说：瑞有天事件的迁延扩大，店员工会和工商联的领导皆有责任，店员工会做了公开检讨，工商联也应该做公开检讨。各报无错，无可检讨；工商联有责，却不检讨。那次事件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由此发展下去，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在新民主主义的体系中争取领导的地位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市府委员会的会议席上，工商联领导人要求修改陈毅市长对上海市二届三次代表会议的开会词，因为开会词中有这样几句话：“必须坚决地确立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批判一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错误的思想，不允许任何反动思想来损害人民革命与人民民主事业。”说是经过工商界代表们的讨论，一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是四大民主阶级之一，为什么说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以至反动的呢？并且提出了拟好了的修改文字。这个违反原则的提议当然通不过。会后，有人认为那次会议上出现了阶级斗争。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想争取“分庭抗礼”以至“占上风”吧！
今天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
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这答案是否定的，事实证明，是资产阶级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今天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之下开展反贪污反行贿的斗争，乃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事情严重到今天的程度，如果工人阶级再不反攻，让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更猖狂地发展下去，我们国家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保，抗美援朝的胜利就不能保，国家建设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不能保，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更猖狂，世界和平也不能保。情势如此，义无反顾，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国家政权领导阶级的工人弟兄们，要一致接受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是一场保护国家人民利益、保障抗美援朝胜利、保证社会主义前途、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爱国斗争，英勇前进，誓争全胜！在这场伟大的爱国斗争中，是不是就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呢？是不是就要把民族资产阶级驱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呢？不是的！我们的斗争，是要捕捉侵吞国家财富的“大老虎”，是要击退资产阶级对人民政权的猖狂进攻，是要争取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那一面黑暗腐朽的思想本质。所以这一斗争的胜利结果，不仅是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斗争的胜利结果的另一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获得改造，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更加巩固。所以这斗争，还是为了团结，为了更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正当的工商界人士，大家站稳人民的立场，站稳遵守共同纲领的立场，接受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投入反贪污反行贿的伟大爱国战斗，检举不法商人，帮助落后商人进步，由此整顿工商界的队伍，取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进步。（原载二月九日上海大公报）
第3版()
专栏：
两条道路由你挑
陈正作词
刘炽曲
第3版()
专栏：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 冯真 邓澍 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庆 梁玉龙 韦其美
黄均作
（二十八）刘正明终于站稳了立场，检举了奸商徐仁德的逃税漏税的不法行为。
（二十九）刘正明通过这次战斗，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在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勇敢地帮助其他铺子的店员和不法商人作斗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