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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新华日报召开店员工人座谈会
揭发奸商行贿偷税等不法罪行
店员工人表示：奸商不坦白，就坚决检举他！
南京新华日报编辑部曾召集南京市许浩等三十九名店员工人举行座谈会。从座谈会的发言可以看出，南京市店员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次运动中已大为提高，他们正继续加强团结，勇敢地对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
会上，店员工人揭发了南京市不法商人行贿、偷税、盗窃国家财产等罪行，以及奸商们在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中对店员工人进行威胁、利诱、欺骗、离间等无耻手段。
太平路协记水电行店员马永萱说：协记水电行资方在过去承包公家水电工程中，有严重的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在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中，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向人民坦白认罪，反而用各种可耻的办法来威胁我们，妄图阻止我们对他不法行为的检举。资方对我们玩的第一个花样是利诱。如最近某军事机构有一批工程要我行去做，资方就对我们说：“这一次的工程，由你们劳方去做，我不做了。”又说：“你们要揭发我，这是我们内部闹不团结。”用这些话来模糊我们的阶级观念。对他这些鬼把戏，我们当然不理。他见软的不行，就威胁我们。一天他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事实，你们要检举，就是‘破坏分子’，就是‘反革命’。”并跑到店员刘启华的家里，恫吓他父亲说：“如果刘启华检举了我，我就对你不客气，我说你家里有枪。”另外，他现在整天说穷，停发我们的工资。最近因为我们时常给工会打电话，一月二十日，他把店内的电话也撤了，妄图阻止我们同工会的联系。
下关天发池浴堂工人孟学杰说：自从我参加店员工人代表会回去后，天发池浴堂资方就跟我特别客气。但当我向全体店员工人传达大会情况时，老板却在隔壁偷听。我报告后请大家发表意见，很多人就因为老板在隔壁而有顾虑。显然老板是有心在暗地里控制和阻挠我们开会。过了两天，资方放出一种空气说：“孟学杰开了一次会，我店就加了三成税款。不得了，店要垮了。”另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老板就在隔壁房间里恐吓大家说：我要叫你们
一个个给我滚蛋！
建康路杨汉记搪磁店店员段国章说：反行贿、反偷税运动开始后，不法资方即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威胁利诱店员。如水西门德泰衣庄资方在店员把他的非法行为检举后，就把店员的饭食改坏。中山南路庆华斋帽店却采取了相反的办法。在反行贿运动以前，店中吃小菜，运动开始后吃四个菜，这是资方向店员工人讨好。金昌帽厂资方怕店员出去检举他，便设法阻止店员学习，有一天更叫女儿陪某店员打牌，后来终被店员揭穿。我们店内资方对店员同志说：“我想不起要坦白些什么，希望你们供给材料，好帮助我去公会坦白。”我们知道他这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都没有理他。
中华路新共和书局店员赵锦文说：新共和书局老板逃税约四百万元，听说我要揭发，他先用“撞死在你面前”来威胁我；我不理他，仍要检举，他便跪在我的面前，要我饶了他。如果我饶了他，我不就是对不起我们工人阶级了吗？
参加座谈会的店员工人一致表示要和不法的资本家斗争到底；如果奸商不彻底坦白，就坚决地检举他们。
中山东路申复兴米厂工人赵长友说：当反行贿、反偷漏税运动开始时，申复兴米厂资方就拉拢个别落后工人打击积极分子。他的诡计失败以后，就联合几家米厂的老板天天开会，开完会，就暗中抽资。我们质问他时，他威胁我们说：“我宁愿坐牢，店不开了。”又说“要转业了”。实际他是为了逃避运动。但我们厂里的工人兄弟有信心，一定和他这种不老实的作风斗争到底。
下关绥远路国民茶庄店员叶梓龙说：我们茶庄的老板营业态度很不老实，暴利思想很严重。他把坏的毛茶当好货卖出，四千元一两的龙井他当八千元的货卖给顾客。造假账偷税也是常事。他一次假造七百多斤茶叶的假账、假发票。在这次运动中，他还威胁我们，叫我父亲带我回家去。以后又向我说：
“给你增加薪金，只要你不检举我，什么问题都好办。”他这些阴谋毒计我已看透了，我们一定和他斗争到底，揭露他的原形。
树木竹业店员李元麟说：我们树木竹业中，有些店家的老板，现在所坦白的事情都是小的，不是大的。很多老板都在观望，还想看风色，想逃避这个运动。如汉中路永大木行等资方，恐怕人家拖出他的尾巴，在发年终奖金时，发给每个店员九个月的红利，准他们还乡过年，给一个月假期，照发薪金。但我们工会在响应总工会号召后，正在多方搜集材料，决心要把奸商们的无耻罪行揭发干净。他们想在这次运动中逃过检查是不可能的。
姚义兴石灰行店员陈静仁说：姚义兴石灰行老板在店员揭发了他的偷税罪行后，就恶毒地把店中货物运走。我们四个店员坚决跟他斗争。我们接到很多工人同志来信鼓励我们，使我们增加百倍勇气。我们誓与不法商人斗争到底。
珠江路飞龙百货店店员刘学义说：群谊机米厂工人检举出老板的不法行为后，老板便用解雇威胁他们。但经过工人的严重抗议和斗争后，老板便不敢解雇了。可见我们工人只要团结一致，力量是很大的，老板决不敢胡作妄为。
耀身绒线公司店员堵明初说：耀身绒线公司老板一贯抽资逃税，经常造发票、开伪发票。解放后抽资共达三千磅毛线之多。最近在调整资本中又抽掉资金一千五百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老板假意要我们帮助他“坦白”。他想套我们口里的材料。我们干脆告诉他：“你心里有数，你坦白你的，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检举我们的。你到你的公会去坦白，我们到我们的工会去检举。”就这样我们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使他没有办法，只有坦白。
他们在座谈会上谈到，团结和发动职员，是把检举运动搞好的关键。光陆石油行店员陈安逸谈了团结账房先生的必要。他说：运动开始后，光陆石油行老板连夜造假账。我们晓得他造假账、偷漏税的行为是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便想检举他。可是老板的账目只有账房先生最清楚。账房先生开始觉悟不高，不愿意检举。后来经过我们工会小组几次向他进行动员，他终于检举了老板的偷税行为，并检举了老板有一次在石油里掺水的不法行为。因此，我觉得在这一运动中，争取账房先生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账房先生对老板的账目十分清楚。账房先生们也应该表现出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检举不法奸商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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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查获二十名大贪污犯
各犯利用职权骗取公款泄漏机密罪行重大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各直属单位，自一月二十日起开始集中火力，围剿大贪污犯。截至六日，已先后查出利用职权骗取公款，盗窃国家经济机密，贪污一亿元以上的以及情节重大的大贪污犯达二十名，其中十三名因拒不坦白，已由人民法院逮捕法办；对其余的大贪污犯，正继续动员他们彻底坦白交代问题。
已经被捕的十三名大贪污犯，绝大多数都是未经很好改造的留用人员和解放后打入银行工作的新人员。这些大贪污犯，或是不法商人派进来的坐探，或是被收买拉过去的奸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插到国家银行内的吸血管。这些贪污犯利用职权进行违法活动的方式，据初步分析有以下三点：
（一）大量骗取公款：如解放南路办事处业务外勤吴树柽，去年三月间考入人民银行；去年六月间，吴的父亲吴禹生和他的舅父李寿彭（均已被捕）等，在十区烟台道借了一个货栈的地方开设麟贸马尾绒毛加工厂，并和解放南路办事处建立了往来关系。这个厂仅有资本四百万元，但是通过他们派进来的奸细吴树柽，用伪造征信调查表的手段，欺瞒这个办事处领导人，半年内就骗取了国家贷款八亿五千万元。去年七月份，得到一笔流动质押放款四亿二千万元，超过这个厂的资本一百多倍。使国家资金遭受很大损失。又如奸商泰丰贸易行沈尔昌等，开始营业时，既没有流动资金，也没有贷款的抵押品，后来收买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员蔡秉衡、赵学恭等，先后骗取国家贷款达二百九十亿元，从事非法经营，得以“白手起家”。蔡、赵两犯利用职权，出卖国家利益，从中接受沈尔昌和其他二十多家贸易商的贿赂达两亿元以上。
（二）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郭士钧和倪邦逵，本身就是奸商。一个是惠隆行的监理；一个是敏信贸易行的股东。他们经常把对外贸易机密泄露给自己经营的贸易行，使国家财产遭受很大的损失。如倪邦逵在听到外汇牌价要调整时，就泄露给和他勾结的奸商，让他们赶快来结汇；又如一九四九年对外贸易缩小易货范围时，倪犯事先告诉给敏信、辛中等贸易行的奸商，叫他们赶快申请易货许可，以致影响当时对外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
（三）盗窃公款与奸商共同经营地下钱庄：如该行解放南路办事处业务外勤吴北章，扣押收揽来的定期储蓄存款，不向行里报账，而给奸商李新铭（天津仁记西栈经理）等经营地下钱庄，先后达二亿三千万元。
这些大贪污犯的发现，除暴露了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外，也给那些抱有单纯技术观点的领导人一个很好的教训。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倪邦逵、郭士钧为留用人员，在解放后仍被任为科长，长期窃居要职，偷窃经济情报，就是该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单纯重视他们业务技术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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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旱地棉花也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河北省肥乡县天台山等二十六个村旱地棉花丰产经验的介绍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河北省邯郸专区 棉花丰产调查组
华北地区“十年九旱”。过去在没有水利灌溉的地方，有时棉花就不能播种，当然更谈不到提高产量了。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情况就有了变化。一九五一年河北省肥乡县天台山等二十六村的旱地棉花，平均每亩收籽棉一百八十斤的事实，就说明了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不但能够作到及时播种，而且也能够作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天台山等二十六村是河北省邯郸专区肥乡县的老植棉区。在解放前因棉价没有保障，植棉面积忽多忽少，每亩产量平均最多只能收籽棉六十到七十斤。解放后，棉田面积已逐步扩大，单位面积产量也很快增加。去年二十六村共种棉六万二千一百五十亩，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八十斤。劳动模范和植棉能手所种棉花的产量更高，每亩平均产籽棉都在二百五十斤以上。南杜齐村植棉能手杜文华，五亩棉田平均每亩产籽棉三百三十斤；吕家堡张贵荣种八亩棉花，每亩平均产籽棉三百八十斤；吕家堡张德芳更创造了每亩产籽棉七百二十五斤的高额产量（按张德芳的地是旱地，但去年他在播种和施追肥时借别人的井浇过两次水）。
为什么天台山等二十六村的旱地棉花也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呢？
（一）抢墒借墒，及时播种。去年春天播种时天旱不下雨，能不能及时播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过去在反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农民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农民王瑞说：“过去种棉花是干等雨；有雨就多种，没雨就不种或少种。今年人民政府号召大家组织互助，挑水点种；我们种棉的办法也越学越高明，不下雨也能种。”去年当地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及时播种问题，就领导农民实行抗旱播种，发挥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智慧，组织对墒土有经验的农民帮助没经验的人查墒、验墒。在“有墒就抢墒种，墒少就借墒种，没墒就点种”的口号下，到谷雨节前后，二十六个村就全部完成了播种计划。二十六村抢墒借墒播种的占三分之二，挑水点种的占三分之一。经验证明，要作好抢墒借墒，还必须保墒养墒。这就要在头年作好秋耕和冬耕工作，并在播种前精细地进行整地工作，使土壤里保持足够的水分。这二十六个村因前年收棉晚，上冻早，秋耕和冬耕地仅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去年春天惊蛰节前后，当地农民又趁早把没犁过的地都普遍犁了一遍，接着就进行了耙地整地。许多棉田在去年冬耕后就耙了一遍到两遍，今年春天地一解冻，又开始耙；有的地到播种时，共耙过六遍以上。耙地是减少水分蒸发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大量向土地投资，增施肥料。棉花丰收，棉价有保证，购买力不断提高后，棉农就开始向土地大量投资，增施肥料。根据九个村的村干部、劳动模范在座谈会上的估计，这二十六个村在解放前每亩仅施粗肥一车（约一千斤左右），施细肥很少；解放后，施肥量一年比一年增多，去年除每亩施粗肥一车外，有四分之一的棉田每亩施细肥三十到四十斤，去年除上粗肥一车外，有三分之二的棉田每亩施细肥四十到五十斤。再根据任堡、南杜齐等三村三十七户调查，前年除每亩施粗肥一车外，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棉田每亩平均施细肥三十二斤；去年施肥量更多，除每亩施粗肥一车外，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棉田每亩平均施细肥四十斤。劳动模范和植棉能手的施肥量更大，根据十四户丰产户的一百一十二亩棉田统计，每亩除施粗肥一车和细肥七十八斤为基肥外，其中有三十一亩又施追肥五十三斤。去春人民政府贷发豆饼，对农民的帮助也极大。
（三）注意改进植棉技术。这一带的棉田每亩植棉株数一般都在三千到四千株之间，如吕家堡张贵荣的八亩丰产地，每亩合三千三百株；南杜齐村杜文华的五亩丰产地，每亩也在三千六百株左右。在密植的基础上，这一带的农民也同时注意了改进整枝打杈、选种、治虫等技术工作。例如过去这一带棉田施肥少，对棉花管理只摘心不整枝。去年大量增施细肥后，棉株发育较旺，许多农民也就进行了整枝。在选种方面，过去这一带都是用的斯字四号棉种，绝大部分农民都有选种习惯。在防治蚜虫方面，去年蚜虫开始发生后，县区人民政府就大力组织各村合作社供应药械，并在“集体配药互助治蚜”的口号下，普治了两遍到三遍，使蚜虫没有造成灾害。这些对旱地棉花丰产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在去年丰产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除继续发扬以上的优点外，还要着重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一）要注意及时供应细肥。据三个村三十七个丰产典型户调查：今年施细肥的棉田将占全部棉田的百分之九十一。从这里我们知道农民对细肥的需要很迫切，必须注意及时供应细肥。
（二）进一步改进植棉技术。去年各村棉田缺苗仍达百分之十以上。如南杜齐村技术能手杜文华的棉田，每亩平均三千六百株，产籽棉三百三十斤，但他的棉田还缺苗百分之三十三；如不缺苗，产量就还可以大大提高。棉田缺苗原因：一是抢墒借墒的技术还不熟练；二是没有移苗习惯。因此，切实教会农民掌握抢墒播种技术和移苗办法，保证棉田不缺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三）切实防治蚜害。去年二十六村的棉田普遍发生蚜害。虽然受害较严重的棉田每村只有一百到二百亩，但在防治蚜虫时，还发现了药械不够和防治不及时的现象，使小部分棉田成熟过晚。今年应及时准备好治虫药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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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天津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展览会看到的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林沫
在天津市举办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展览会中，陈列着资产阶级向人民疯狂进攻的各种各样的武器。
这些武器的一部分，就是黄金、美钞、珠宝玉器，五光十色的衣服和用具，鸦片，美国的裸体画和中国的“百美图”，各式各样偷税的假账，偷工减料的秘诀，引诱干部的法术。在每种东西后面，都隐藏着阴险狡诈和贪婪无耻的野心。
营造商边献臣向华北纺织管理局技师王仲达进攻的时候，事先探知王仲达曾经有过抽鸦片的嗜好，于是乘王仲达监工到深夜、精神疲倦的时候，布置专人在王仲达旁边抽鸦片，一步一步地勾起王仲达的烟瘾，随后就大批供给王仲达鸦片。这时王仲达就身不由己了。奸商们于是放手地在施工中偷工减料，并把国家的大批建筑材料偷走。现在，王仲达坦白了自己的错误，逃出了奸商的陷阱。在展览会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向观众介绍奸商的罪行。
展览会的陈列品说明：中央贸易部所属各大公司在天津的分公司如进出口公司、百货公司、油脂公司、畜产公司等，是奸商们集中进攻的目标。他们一面从外面围攻，一面派人打进去做内应。各公司里都有他们的奸细，有的并掌管了重要业务。这些公司被打开了很多缺口；资产阶级插进了很多吸血管，大量地吮吸人民的血。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百货科科长傅继柽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奸细，他把公司一个季度的采购计划偷去送给私营鑫昌贸易行。鑫昌贸易行就根据计划购买大批货物，放在香港，傅继柽说公司要什么，他们就来什么。这样内呼外应，非法盗窃国家财产约八亿元。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易货室秘书王德苓是个打进来的奸商，他白天在公司办公，夜晚就到自己开办的中国五金行指导业务。由于他能自由地盗窃公司的商情机密，利用公司的各种方便，他的五金行的资本由几百万元迅速发展到四、五亿元。和他相好的永华贸易行也发了大财。在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帝国主义分子、瑞士籍奸商裕泰洋行经理麦士霖收买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工医药科科长徐孟德的黄金和美钞。单这一部分行贿的赃款，就合人民币三亿多元。
展览会中陈列着不法资本家们各种各样的偷税方法和假账。他们偷税的方法有：座商包庇行商、造假户头、假报销货成本、少报营业额、大批资金逃在账外等共十八种。仅华阳烟草公司经理、大奸商杨健庵一人就偷税二十三亿元。这里有某资本家用英文记的假账。有奸商刘荫轩用暗码记假账用的破旧的历书。有德顺和药铺记“内账”用的残破的旧式药书。利昌五金行为立假户头偷税，前后曾私刻了六十五块假图章。有一段粗粗的被挖空了的甘蔗，是奸商张庆华装着四十一只手表进行走私逃税的工具。许多奸商卑鄙的走私、偷税行为，曾一再被税务局查出。但他们始终不肯放下自己的武器。华丰纸行经理、奸商张景珩曾先后向税务局写过二十一次具结书，每次都写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一类的鬼话，但始终不肯把全部偷税行为交代清楚。天津不法工商业者的偷税行为对国家的危害有多大呢？根据天津市税务局的调查，解放三年来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款额达到八千亿元。这些钱相当于五百五十三架战斗机的价值；可以建设八个三万锭子的纱厂。据天津市税务局一九五一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税源调查，在被调查的一千八百零七户中，偷税的达百分之八十二，共一千四百九十户。
展览品指明：许多不法的资本家们在为国家进行加工定货生产或和国营经济部门进行交易中，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破坏生产和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是十分丧心病狂的。这里展览着他们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劣品、次货，从军用雨衣到大量生产的布匹，以至人民每天吃、穿和使用的必需品。这些偷工减料的产品，有许多是根本不能用的。奸商乔铭勋、李炳甲等承制军用加工雨衣时，把好布偷换成次布，少用胶料和汽油，制出的雨衣透明漏水。为混过灯光检验，就在胶布里面涂上一层黑烟子。这批货曾使国家遭受损失一百二十五亿元。天津有大小六百多家私营纱厂给国营花纱布公司天津市公司加工生产，现在发现绝大部分都有偷工减料的行为。他们在纺纱时掺坏棉，织布时掺坏纱。织一幅布，可以少用数根以至六十多根经线。某两家较大的私营纱厂，从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加工中用上述办法非法盗窃国家财产五十亿元。振华，国华、建华、永明等电线厂，在承制国家大批加工、定货生产时，在电线两头用好铜丝，中间用坏铜丝；用白布涂上油墨，代替涂胶的绝缘布；用臭油代替沥青；用坏石腊代替好石腊；两头用绝缘胶皮，中间用白布。他们的秘诀有“十大偷”、“八大偷”。偷到最后，在交货时还不够尺码。一根电线被他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偷盗的结果，就成了残品废货。使用起来，非常容易跑电、着火，造成灾害。这里陈列着不法资本家们使用偷盗法术所承制的各种产品：一条新的花色鲜明的被单，经过一次水洗，就红绿不分，颜色模糊；一双球鞋，只能穿十天半个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通过靖元、东华贸易行买了七十亿元的墨灰，拿它作成油墨，却印不出字，因为墨灰是假货。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贪污分子倪鸿恩和奸商宋子佳相勾结，给公司买了二十亿元的假黄油，用它润滑机器，会使机器着火。奸商们为着攫取暴利，竟不惜把人民置于水火之中！全国人民把抗美援朝当成神圣的事业，而私营利兴蛋厂却忍心地偷盗人民志愿军的饷粮。去年七月，利兴蛋厂曾代理加工支援人民志愿军的蛋粉八十万斤，他们竟将每罐（一斤）少装了一两到三两半。
这里展出的只是不法资本家们恶迹罪行中很少的一部分。每一个有良心的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可恶的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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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推广旱地植棉丰产经验
我国目前能够灌溉的棉田仅占全部棉田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全国的主要棉区——黄河流域棉区，更是十年九旱。因此，如何提高旱地棉花产量，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河北省肥乡县天台山等二十六村，六万亩旱地棉花，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八十斤，超过一般旱地棉花平均产量的一倍。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旱地棉花丰产的首要条件就是及时播种。天台山等二十六村的经验证明，这是能够作得到的。棉花播种是否及时，产量相差很多。小满前后播种的棉花比谷雨前后播种的棉花产量要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一九五一年棉花播种时，天旱不雨，许多地区因为等雨或单纯强调担水点种（因担水点种费劳力多，种得慢），因而延迟了播种期，对棉花的产量影响很大。天台山等二十六村的经验证明，只要作好秋耕深耕及早春细耙，把墒土保持好，在不下雨的情况下，采用抢墒、借墒的办法，也能按时播种。这就打破了许多人认为天不下雨，旱地棉花就不能按时播种的说法。
要使旱地棉花获得高额产量，还必须推行棉花密植和增施肥料。天台山等二十六村保持了棉花密植的习惯，是获得丰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和曲耀离的水浇地棉花丰产经验完全一致的。至于增施肥料，天台山等二十六村的经验证明，旱地棉花不仅能施基肥，而且也能施追肥，这是因为一般干旱地区主要都是春旱，到七、八月后，一般都不缺雨，有足够的水分分解肥料，供给棉株吸收。这就打破了某些人认为旱地缺水不能多施肥的说法。这些经验都值得各地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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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江西省彭泽县县级机关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应速彻查
编辑同志：我原在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政府担任秘书兼文教科科长，现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我除了对我的错误——简直是罪恶——作深刻的检讨外，我要检举彭泽县县级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
一、克扣冒领各种事业粮。一九五○年民政科领来十三万斤救灾粮（大米），实发九万斤，其余四万斤，二万斤抵补了以前建设科修堤超支，二万斤作为修堤贷粮。上级催报救灾粮时，县里就派民政科科员费义良（留用人员）到各村欺骗群众在领救灾粮名册上按指印，算作报销救灾粮的“单据”。以后建设科曾把修堤粮上报，已归还民政科二万斤。建设科虚报冒领事业费粮二万多斤米，并积余事业费一千多万元未上报。文教科在一九四九年克扣教员薪金及其他事业费积余一万一千斤米；一九五○年收入学田粮五万多斤，只上报二万多斤，打埋伏三万斤；克扣民办公助小学补助粮二万九千斤（领米三万斤，实发一千斤），报销时动员各中心学校校长和小学教员写假领条。一九五一年县里虚报县人民代表会议一次，冒领经费米约二千斤，把生产会议的总结修改了一下，当作人民代表会议的总结，经费开支的假单据由财政科编造。一九五○年县里克扣春耕调查经费粮五千多斤（实领一万二千斤，开支六千多斤），县长方述才派我找各区区长写假领条时，区长们不干，经过请客才答应写。县人民法院从来没有开支过事业费，找商人造假单据或从秘书室借单据向上级虚报冒领事业费五百多万元，买桌椅开支约一百万元，其余四百万元以月息一分的利息贷给机关生产。
二、克扣各种财政收入。一九五○年县里超征公粮七十多万斤，除三十多万斤抵其他粮外，余三十多万斤报专署。九江专署指示“别往省报告，以后我们分给你们一部分。”财政科主张把征收的育林费八、九百万元全部上报，但县长却主张克扣一部分，究竟克扣多少，不详。县里没收私商收购的杉木二千根，价值二千多万元，专署听说这件事，要县上报，县政府报告说：“只没收了七、八百根，其价值尚不敷运到河边运费的开支。”专署后来不再追问，县里就全部扣下了。此外，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年征收之公粮田赋代金、柴草代金都有克扣现象，数字不详。
三、搞机关生产的非法部分。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年底经营杉木站，动用公粮约十多万斤作资金。县里不准群众砍伐林木，杉木站却砍伐林木作生意。一九五一年春，杉木站停止砍伐林木后，又收购群众旧存杉木，卖给建设科作防汛用，赚钱算是机关生产收入（杉木站共赚了一亿至二亿元）。开办染织厂，要从银行贷款，按规定不能贷给。银行经理说：“你们可以找私商顶名贷”，后由我找商联会主任，又找一户私商，一个出名，一个担保，骗取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县里把长江水底轮船一艘
（明令禁止不准私捞沉船）卖给私商，得款三千万元，县政府、公安局各分得一千五百万元。县里派五个干部跑行商，到南京出售木炭九万斤，盗卖农贷粮四万斤，五个干部一出门即“玩姑娘”，来往三个多月，盗用公款三百多万元。机关生产中不准私人入股，民政科副科长（县长的爱人何淑华）却在机关生产中投资一百多万元，四个月得利五十万元。
四、县政府、县委员会各修大楼一所。县政府原编造预算一亿多元，九江专署专员史梓铭嫌编得少，把材料价格提高一倍，改编预算为两亿多元。省府只批准县府、县委共一亿二千万元。县府和县委各分得六千万元。县政府大楼开支一亿五千万元（木料是从山上砍伐，未计在内），除用超征公粮“奖励粮”三万斤外，并非法挪用民政事业粮三万斤，建设事业粮一万斤。县委员会新修大楼与县政府大楼相仿。县公安局亦自修建楼房一座，开支情况亦须检查。县委员会修建楼房时，因包工者无法购得洋灰，即欺骗上级以修水闸为名套购洋灰八千斤。
五、由于县级各机关、各企业大兴土木，“动员”居民搬家者六、七十户。民房折价低廉，如县委员会修大楼时，“动员”了二十多户居民搬家，房子只折价约二、三十石米，但只拆砖一项的收入，即值六、七十石米。
总之，我们彭泽县县级机关以县委员会为首的违法乱纪行为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和人民观念，把国家一切财政制度都变成克扣虚报冒领的科目。为了自己贪图享受，不顾人民的死活。如县委员会修大楼“动员”居民搬家，并不是地基不足，而是因为民房在前面挡着大楼，不能全貌出现，显示排场。我所检举的这些情况，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望彭泽县级领导机关深刻检查，公开检讨。并请江西省领导机关直接派人到彭泽县严格检查。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二班三组 王振华
编者按：江西省彭泽县县级机关违法乱纪的现象是严重的。中共江西省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应该深入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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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奸商石利如应受严厉惩处
编辑同志：我看了二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北京市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后，认为广达粮栈经理石利如的罪恶达到了极点。石利如为了谋取暴利，竟卑鄙地在志愿军定购的菜干中，大量掺土。为了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志愿军在前线上过着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而奸商石利如却毫无人心地在他们身上进行剥削。凡是热爱祖国的人民，都一定不能容忍石利如这样的奸商。我希望人民政府对石利如这个大害虫，给以最严厉的惩处。
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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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不能容忍奸商欺骗志愿军
编辑同志：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彭真市长在政务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北京市在这次斗争中就发现违法的资本家在卖给慰劳志愿军的菜里掺杂大量沙子，甚至为志愿军伤员制造的橡胶腿也用再生胶……。”我们看了，极为愤恨。志愿军——我们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和平的日子在朝鲜受尽艰苦，流汗流血，甚至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爱他们甚于爱一切。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支援他们。可是奸商们却用欺骗的手段对待他们。谁能容忍奸商们这样的行动！再回想，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家们，不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照顾备至，但是竟然还有这样一批资本家做出这种万恶无耻的事情来。可以说他们已失掉了人性，他们是豺狼、老虎！我们要求人民政府给以最严厉的惩办。
北京鼓楼黑芝麻胡同三号
宋静 邓团子 王利文 崔延荣王怀喜 张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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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海银行总管理处工会第八小组
建议人民政府惩办资耀华
编辑同志：我们看到二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载天津市金融业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斗争，资耀华坦白不彻底引起公愤的消息后，全小组立即展开讨论。大家认为：资耀华过去是一个金融业中的“政客”。解放后，他伪装积极，并以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混上了天津市上海银行经理的职位。但是，他的作风非常恶劣。他一贯利用在政治上和金融业中的地位，以欺骗、胁迫、假公济私等不法手段与人民为敌。在这次运动中，虽经有关方面对他反复启发教育，希望他彻底坦白，可是他还是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甚至抗拒运动。我们坚决拥护人民政府揭露他的各项违法事实，并建议给予应得的处分，清除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上海银行在去年十一月改组为公私合营）内的不法分子，为搞好我们的企业，扫除障碍。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定能够获得彻底胜利。
上海银行总管理处工会第八小组全体会员
道德宇 李斌耀 杨逖先 张延祥 李华德 于邦杰 金子祥 胡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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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松江地委一级机关反贪污斗争正深入发展
编辑同志：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了耿浪同志揭发中共松江地委某些领导干部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表现不积极的来信，我们经过研究后，答复如下：在一月七日以前，松江地委一级机关学习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文件，进行机关内部初步整编。这个期间，代理书记杨纯同志和第二副书记余克同志先后在地委会议、科局长联席会议以及党员大会上，传达党中央及上级党的决议，并对地委本身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作了初步检查。由于当时地委某些负责同志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运动没有真正展开。七日，地委对前一段运动进行了检查，余克同志在全体机关人员会议上，进行了较彻底的检讨反省。地委过去在修建中铺张浪费，在生活上讲究舒适，超支一亿三千四百万元；破坏乘用汽车制度（规定一辆，实用二辆，有时地委负责同志的孩子老婆也坐汽车）超支一千九百多万元；在请客招待上，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的庸俗应酬作风，个人生活费用也常超支。以上表现了地委负责干部存在着功臣自居，特权思想，利用职权破坏制度，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的错误。我们对这些主要问题，都作了较深刻的揭发。经过这一战斗，群众是普遍地发动起来了，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获得了基本解决。自十七日起，运动进入了高潮。经过十多天轰轰烈烈的斗争，坦白的贪污分子已达四百二十九人。现在运动的缺点是深度不够。根据各方材料来看，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在松江地委、专署一级机关内也是存在的。因此，自二十六日起，又重新布署，实行全面搜山，层层包围，内外夹攻，跟踪追捕的办法，捕捉大小老虎。
中共苏南松江地方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