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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从崔运的严重错误中检查我们的工作和思想
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魏士珍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崔运擅自挪用（息借）国家修建费二十二亿五千万元，居民迁移费存款十亿元，搞机关生产；在处理机关内部生活上则有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如用四千万元修筑了两个花房，用一亿三千万元，修建讲究的奶牛棚，这都是严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对此，崔运已经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召开的中共河北省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和同年十二月间召开的石家庄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自动进行了坦白，作了初步反省，并两次写信请求河北省委给以处分。中共河北省委已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撤销崔运的市委秘书长职务。这篇文章，就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对这一事件的检讨。
在中共石家庄市第三次代表会议上，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全体代表同志，严肃地揭发和批判了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崔运同志在领导机关生产中所犯的违反财政制度，非法挪用公款，损大公肥小公的严重错误行为和机关内部的铺张浪费现象。这使我深刻地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党的侵蚀的严重性。同时使我们市委认识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以致未能及时发觉和纠正崔运同志的错误，这都是应作检讨的。
崔运同志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党员，过去曾在白色恐怖下和敌人作过斗争，并坐过很长时间的牢狱，对革命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由于崔运同志长期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及贪图享受的思想，加上他自己不注意学习和不经常过党的组织生活；同时我们对他的工作缺乏经常的检查和具体的帮助，致使崔运同志进城后，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在经营机关生产中一再违法乱纪，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另外，他在处理机关生活上铺张浪费，助长了某些同志的比享受、比待遇、闹排场的思想。
崔运同志是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对于他的错误，我们不但未能及早觉察予以纠正，甚至有时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健康，而助长了他的错误的发展。因此，我们对崔运同志的错误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应当向党向人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愿接受上级党的组织的批评和处分。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以非政治观点对待机关生产，对本机关的机关生产不加过问，不加检查，因而使机关生产失掉了政治领导和政治监督，给崔运同志以独断专行、违法乱纪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国家财产缺乏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其次，在机关生活上，一年来经费超支三倍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浪费。重大的铺张浪费设施多由崔运同志自己主持、倡办；有些事我们虽然知道，但没有坚决制止；有些事我们则熟视无睹，甚至表示赞同。机关内有些同志对崔运同志的铺张浪费行为一再提出意见，但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些意见。这说明我们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严重的。此外，我们和崔运同志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缺乏原则性的斗争。过去我们也知道崔运同志有不少缺点，例如生活散漫，爱享受，不好学习，常在琐屑事务及铺张陈设上打圈子等等，但是没有把这些现象提到政治原则上来看，往往笼统地归之于个人生活作风及工作能力问题，并常因他坐了多年的敌人的监牢，损坏了身体和脑力，而多方迁就和原谅。这种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纵容了崔运同志的错误思想，使他在泥坑中愈陷愈深。我们没有尽到党委的职责，没有站在同志的立场上热诚地帮助崔运同志进步，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会犯以上的错误呢？主要是由于阶级立场不稳，本来，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就指示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对于这一点，我们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麻木不仁地看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一颗一颗地打来，而让它侵蚀我们党的组织。明明近两年来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日益滋长着学“大方”、讲形式和追求享受的思想，而且像崔运同志和另外一些人还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我们对此熟视无睹，缺乏警觉，这给我们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从崔运同志所犯的错误中，我们发现了我们思想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如果我们还不彻底检查和纠正我们思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今后就很难负担起党所给予的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领导全市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方面在全体党员、干部及全市人民的帮助下彻底检查和纠正我们的思想工作及其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另一方面积极带领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作风，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发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任何糖衣炮弹无隙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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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立功赎罪
崔运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我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侵蚀；检查了在领导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生产中的违法行为；同时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
自入城以后，我受了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生活上要“城市化”，要“排场”，于是就陷入浪费腐化的泥坑里。修花房时，有的同志曾提出不该这样铺张，我却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的“土气”还没有去掉，根本不去考虑这些意见。我见机关生产赚了钱，就追求享受，吃点喝点，满不在乎，还任意用公家财物送礼请客。这种公私不分、任意挥霍国家财富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快乐的”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这就明显地看出了我没有继承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光荣传统，而是严重地沾染了剥削阶级奢侈享乐的思想。现在我认识到，过去的那种以为自己是“首长”，多花点钱不算什么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反映；也是盗窃浪费国家资财的贪污行为的“挡箭牌”。
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腐蚀，更突出地表现在我对机关生产的领导上。
为了谋取暴利，我不顾国家法纪，私自挪用巨额公款，搞机关生产，完全陷入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泥坑里。加上我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总想使自己领导的机关生产，人人说好，于是在天津市私营贸易行投资，作非法生意。而且我还认为这样作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钱赚到手里了，很是得意。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专款专用的制度，但因为只为本单位的利益着想，就错误地认为公款在银行白放着也没用，付上利息，借用一下似乎也不算什么。于是利用职权，达到了这个目的。这说明我自己十分缺乏国家观念、整体观念，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及特权思想，这是党纪和国法所不容的。
我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很严重的。这表现在我整天在行政事务里打圈子，而不是集中精力注意大的问题。对机关生产的领导，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检查，只是到一定时间问一问“赔了还是赚了？”赔了就赶紧想办法补窟窿，赚了就自鸣得意。机关生产虽有表报，但我不大看；就是看也只是草草地看看赔赚而已。另一方面，对干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自己很少了解，如这次石家庄市党的代表会议上，有人反映下边同志们生活上有很多困难，无法解决。但在这以前我是根本不知道的。这说明了我缺乏群众观点，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在担任市委秘书长职务期间，我是失职的。
造成以上严重错误的根源，主要是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功臣”、“自满”、“享乐”思想，既不好好学习，又不积极参加严格的组织生活，不听取、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独断专行。因此，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思想觉悟不能提高，在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猛烈侵袭下，不能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光荣传统，以致发展到违法犯纪，任意挥霍和浪费国家资财，给党的工作和国家人民的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至于给党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的。现在，我已认识到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我请求党给我以严格的纪律处分，以严肃党纪，挽救和教育我自己。同时，我请求党给我以悔改的机会，我保证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立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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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思想改造的一些体验
蓝公武
在旧的政治舞台上进行过活动的人，要改造思想，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过去代表利害各殊的阶级，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经历一久，就有很深的成见，要进行深入的检讨，就有极大的苦痛。
我是知道这里头的甘苦的。例如我在民国初年，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并且生活苦闷，有各种矛盾心理，以致发生神经错乱。一直到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自己对过去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检讨，并在行动上加以彻底的改变，心里才豁然开朗，感到无限的舒适。
因此，希望有像我那样经历的人，也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中密切地联系自己，彻底暴露和批判自己的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自己旧日的错误，洗清自己的积污，真正改造自己的思想。
由旧民主到新民主
我在英国留学时代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尤其是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当时立志要做三件事：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回国以后，遇着辛亥革命，这三件事一一实现。可是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我就推求袁世凯能够解散国会的原因，觉悟到当时国会议员的选举，并未由绝大多数人民登记投票，仅由一小撮土豪劣绅，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包办推选。例如江苏省官僚豪绅盗用粮串上的人名，雇人投票，一人一次，投数十票或数百票，制造出众议员初选当选人（民国初年国会是复选制，众院议员由初选当选人选举）。参院则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但可以用联合方法，一人有十余票即可当选。而省议员之选举又是和众议员相同的。因此，所有国会议员都不是人民所选举的，当然不是人民的代表，其存在或解散，都和人民无关。国民党是以南方几省都督为护符的。都督被袁世凯打倒，国民党议员就完蛋。进步党是以袁世凯为靠山的。在袁世凯不需要时，进步党议员也就完蛋。当时国会中有一些人，深知这种危机，很想制定宪法，来巩固国会地位。但这些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议员，要制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宪法，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所制定的宪法草案，也没有一条是和人民直接利益有关的，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我想通这个道理以后，便认为欧美民主制度虽“好”，恐怕不能在中国适用。过了一个时期，我进一步去了解日、法、美三国议会的情形，才知道这些国家的一切政党和国会，都受财阀操纵，其腐败黑暗，远过中国之国会。因而我深深感到欧美这种民主制度本身是包含着绝大缺点的。后来我读英国戴雪的英宪精义，知道英国国会议员自当选以后，就和选民无关，自由行动，丝毫不受选民限制，故非选民代表。于是我断定以议会为中心的欧美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民主。不久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我的思想也有了许多转变。在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方面，我认为卢梭民约论的总意说，虽很精辟，但是他以为人民总意无法把握，又分为团体意志、党派意志等等；要通过这些意志，才能达到近似的总意，所以他主张多党政治。法国近代是多党政治，似乎实现了卢梭的理论；但法国政治依然是操在少数人手中，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我当时对于旧民主制度虽然知道是少数人的民主，但我对于工农大众却缺乏了解，总以为群众是没有政治理想，是不能实行民主的。后来到了老解放区，一切所见所闻，使我的思想全然改变。我参观了村选举，参加了各种会议，在农村中又居住很久，观察了农民的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参加军队等等运动，认识了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其后我在学习中，在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能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一切政治任务、生产事业如得不到工农大众的拥护，是一点也不能搞好的。这样一来，我就开始认识了新民主主义的真实内容，并了解到更高度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
新人生观的追寻
我生平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几十年来，不知从这里头打了多少筋斗，到后来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真正懂得人生。
早年，我曾从桂伯华学佛。中年，因有政治烦闷，又再度学佛。我看过了不少经论，最后发现一个中心问题，即任何经论，不问其推论如何微妙，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轮回问题。所谓解脱，只是要解脱轮回；而解脱轮回，又千难万难，必须像唯识论中所说的，要经过无数“劫数”。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轮回，这种种苦恼岂不自然消灭？因此，我否定了轮回，不再参经论、谈修持了。
我曾涉猎过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重要著作。但经过多少年后，我觉悟到这些哲学理论，不问其逻辑如何精妙，最后必然像康德对于一切玄学所说的话：都是想证明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等。因之这些哲学著作解决不了我的人生问题。
我也曾在理学上费过心思。谈理学便想到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先生晚年要以王阳明学说治世。王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致良知。致良知必须先有一个唯一不变的良知。但现实的良知，却是极其不同的。地主有地主的良知，农民有农民的良知，工人有工人的良知，资本家有资本家的良知，各不相同，互相对立，致良知便成了一句无意义的空话。因之阳明学说解决不了人生问题。
我所以常有人生问题，是因为在民国十二年后，虽然断绝一切政治关系，却找不到一件真正有益的事做。教书做文章，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的压迫，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自己感到很苦闷，于是对人生发生怀疑。经过长年的辛苦探索，仍然找不到出路。只是到了后来，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才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正确的了解。在抗日时期中，我做了一些抗日工作，被日寇捕去，坐了将近一年的牢狱，我进一步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以后到了老解放区，我才真正了解为人民服务是最正确的人生观，多为人民服务，便可以扩大人生的价值。我在以前也曾想要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一切苦痛，但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意愿，自到老解放区跟着中国共产党学习，逐渐了解实现这种意愿的具体条件和进行步骤，我的革命人生观，就更加确定了。
以上的情形，虽然只能说明我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刚刚摸到了门径；但是这个门径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心由此门径继续深入，力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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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鼓舞我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腐蚀
董万里
我来到长春市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工作，是在一九五○年四月。当时，正是建校时期，我被分配到管理科做运输员。苏正家是我们的副科长，负责全部采购工作。我们经常一起出去买材料。过了不久，我就发觉苏正家的采买方法有点奇怪：从校里拿起采买单就走，有时一眼都不看就交给私商，他自己却同奸商去看电影、下馆子。日子长了，事情就露了马脚。原来苏正家和“德盛五金行”的奸商有勾搭，他经手采买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这家的。学校里一有修建工程，他老早就送信给奸商。有时不等开工，奸商就把材料准备好了。“小五金”成车往学校送，苏正家看都不看就收下。常常东西用了，价钱还没讲，奸商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另一个奸商叫李沛烈，本来是个倒腾“破烂”的，从苏正家手里弄到了商业专门学校的采买证，到处去收买暖气片，每天从中能赚东北币一千多万元。就这样“白手起家”没过几个月，开起一处铁工厂。靠了苏正家，李沛烈可以随便在商业专门学校出出进进，他的小舅子也混进学校里工作。
他们干的勾当，开初本是避着我的。后来，便想把我也拖下水去。有一回，私商请苏正家吃饭，硬把我拉了去。坐在那里我就想，自己是一个革命干部，怎么能吃奸商的酒饭呢？越想越不对，我就站起来不吃了。回学校时一边走一边想：我是个青年团员，又刚刚参加工作，决不能和这些坏分子同流合污。当晚，我把这回事向马秘书写了书面报告，第二天又跟管理科王科长讲了。但事后他们都没有追查。
过些天，这事被苏正家知道了。他当面问我为啥“乱汇报”！他说，和私商吃顿饭是工作上的“方式方法”，算得了什么错误！以后，工作上的“小脚”就多了。和他同样有私弊的人都和我作对，他们一说话就是对我敲打、讽刺。开汽车的常常卸了货就把车开跑，故意把我扔下。我觉着工作难做，不能这样下去，便两次去找修建处的夏主任，向他反映情况。他只鼓励我几句，事情也没有得到处理。
在这段时间里，私商曾对我使用了各种引诱办法。他们看我手中没钱，便要借钱给我；看我脚上的鞋坏了，就要给我买鞋。……见了我就说：“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好干啥，我挣一天够你挣一年的了。”去年夏天，家里人从锦州来看我，住在旅馆里。奸商李沛烈得信就跑了来，他以为这回可是个机会，嘴头上甜言蜜语，表示万分关心。临走还一再说：“用钱不怕，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明天到我那儿去拿吧！”我明白他用心险恶，就更加警惕，决不上他的圈套。我暗自想着，共产党是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自己是个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为人民做事不是一句空话，每做一件事都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要是沾上一点污秽，那不就等于变了节。
我从管理科转到工程科，又转到总务科工作。苏正家也同样转了两次，一直是我的科长。他想了各种办法明里暗地打击我。评薪的时候，别人都提高了，单把我的压到最低额；在科内会议上批评我不服从领导，看不起他，说我是高岗主席指出的“第三种干部”。奸商这时又上来威吓我说：“你斗得了人家？啥年头不是当官的说了算，在人家手下工作，胳膊还想拧过大腿！”当时我心里又气愤、又苦闷，也感到没有办法。我把这种情形向团小组的同志们讲了，好多同志支持我坚持斗争；一个在部队上的表哥（他是个党员）也常来信，他用自己在战场上负伤立功的事迹，鼓励我不要灰心，为人民的利益斗争下去。这时我感到自己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党对我是最大的鼓舞，党就是我的希望。去年九月前后，我又两次写材料给领导干部，并在会上直接给苏正家提了意见。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我心里非常高兴。为了弄清一些事实，我到奸商李沛烈家里去了一趟。他满脸殷勤，买了好多东西招待，我不吃；他的两个老婆也凑了上来，一边拍打着我一边说：“这个年轻人多好啊，赶明儿给你介绍个对象吧！”这些卑鄙手段简直令人作呕！
检查组来到我们学校，我把这些事情“兜根”讲了出来，我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忘了乏累、忘了饿，帮助检查组搞清了问题，亲眼看着政府逮捕了贪污分子苏正家等人。一年来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我从这里更加看清了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我们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永远提高警惕，站稳立场，无论资产阶级如何疯狂进攻，我们也一定会把它镇压下去的。我决心努力学习，对一切盗窃国家财产的盗贼继续作斗争，更好地给人民做事。
（原载一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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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贩卖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黄色剧本
上海小剧社张涵编的独幕剧“美国式的‘英雄’”，是一本内容极端荒谬的黄色反动剧本。这个剧本描写一个驻日的美军准尉冒充“一拳击毙三个朝鲜人”的美国“英雄”回到旧金山，居然受到“整个”旧金山以至全美国的热烈“欢迎”和“尊敬”。及至发见他是冒牌的“英雄”以后，众人即转而奚落、怨骂这个“英雄”。这本书把英雄二字加上了引号，意思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冒牌的。这是何等的荒谬！剧中对旧金山以至全美国对这位“英雄”的欢迎和尊崇，极尽无耻渲染的能事。作者虽然指出剧中主要人物是“美国普通市民”，但在剧本里，不仅美国劳动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和要求和平的情绪连影子也找不到，而且这些人物的心理竟都被描写得和战争贩子的差不多，他们没有一个对侵略战争是没有兴趣的。显然，作者的立场是十分错误的。作者表面上好像是讽刺美国生活方式，实际上却是向读者炫耀自己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熟悉，并用全部篇幅尽力加以宣扬，毫无批判。剧本中还采用了许多英语的庸俗的对话，令人不屑一读。作者自己醉心于美国资产阶级的无耻的丑恶的生活，做了它的俘虏不算数，还要把这种无耻的和丑恶的生活以及反动思想，大肆向读者贩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这本书是上海火星出版社出版的“火星文艺丛书”之一。丛书的编者在序言中说，他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工农兵大众通过文艺的形式吸收新的知识”，并表示由于过去一套反动的、黄色的文艺已完全不适应（仅仅是“不适应”！）于今天，所以要出版这个丛书。可是，这本“美国式的‘英雄’”和过去那些反动的、黄色的书籍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作品”和美国反动宣传的报刊上所载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呢？像这样荒谬的书，居然打起“教育”工农兵的招牌来欺骗读者，这是能够令人容忍的吗？丛书中尚有以“如此美国生活方式”为总题的五个短剧本，内容集中地描写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盗窃、欺诈、暗杀、卖淫、通奸等等。作者虽在每剧前后，插上“序曲”“尾声”各一段，对这些丑恶堕落现象加以批评，但这些概念化的批评对于剧本内容的形象化的描写是不能起什么作用的。那些描写是客观主义的，丝毫看不出作者对敌人的仇恨。美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在这里也是完全看不见的。其结果就是在实质上和黄色书刊一样，向读者推销美国资产阶级的堕落生活和反动思想。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督促上海火星出版社负责人对这个出版社的工作、对“火星文艺丛书”认真加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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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天津日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刊登奸商照片有失立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用照片来报道这个斗争的伟大力量和声势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必须是表现人民群众勇敢检举和热烈斗争的场面，必须是表现那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和奸商在群众力量面前的战粟丑态。有些报纸却违背了这一原则。例如一月二十六日的天津日报二版和天津进步日报一版，刊登了被人民政府逮捕的拒不坦白的奸商杨健庵等三十一人的单人半身照片，这些照片被客观地排列在一起，照片中的许多奸商的形象，依然是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的，丝毫没有把这些国家蟊贼在人民群众压力下的丑恶嘴脸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敌我不分的错误的报道方法。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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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上海市各大学、专科学校，为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纷纷酝酿建立学习领导机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学习委员会已先后成立，并建立常务委员会和办公室等机构，将统一领导教职员逐步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浙江临海县土地改革后，在农民迫切要求文化娱乐的情况下，农村剧团有了蓬勃的发展。全县现有农村剧团一百八十八个，自开展群众性的创作运动以来，已获得显著成绩。其中一百二十一个剧团，创作了剧本三百九十二件，较突出的如东塍区十二个乡、三十九个剧团，已编剧本二百零六件，做到乡乡都有剧团，乡乡自编自演。自编的剧本中有不少优秀作品，如东塍区岩潭乡自编的“上冬学”，庙西村自编的“婚姻自主”，都得到群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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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五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五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两个世界——两种结果”为题发表社论说：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一九五一年取得了卓越的胜利之后，现在以不可战胜的精神踏进了一九五二年。社论指出：伟大的苏联一年比一年富强，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地超额完成。去年苏联最特出的事情是广泛地进行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中国人民一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面解决并且已经解决了一些最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国家的工业水平已经比战前提高了半倍以至三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去年顺利地开始了第一个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更加加强，它们和群众已经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群众当中得到了更大的威信和影响。社论接着说：去年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削弱的一年，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深刻和更加扩大的一年。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它们的四分五裂，它们竭力要维持统治地位，因而力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帝国主义阵营的统治者正在加紧使国家制度法西斯化。这都是他们企图作垂死挣扎的措施。社论最后说：和平民主阵营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它在日益成长壮大。和平民主阵营正在走向胜利，并且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本期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维尔纳的“西德人民加紧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一文。维尔纳说：日益众多的德国人民从他们亲身的经验认识到，西德统治集团正把西德拖上走向战争和灾难的绝路。阿登纳政府并不想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东德和西德、建立爱好和平的独立的德国和签订和约。相反地，它想使德国更为分裂，想加紧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这个政策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空前巨大的抗议和反抗运动。在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赞成缔结和约的公民投票中，人民不顾禁令和迫害而表现了越来越大的积极性。西德各工会组织发动了抗议运动，抗议反动工会领袖同意波恩政府的重新武装计划。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分子和普通党员也公开谴责重新军国主义化。有些地区的农民展开了强大的运动，反对美英战争贩子在阿登纳政府帮助下夺取农民土地来进行军事建设。许多不同教派的教士也参加了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保卫和平的运动。维尔纳强调指出：在最近几个月内，保卫和平的斗争是更加紧张而且规模更大了。许多事实证明在西德有展开争取和平的运动的巨大机会。为了更广泛地在西德组织和平阵线，就必须进行有系统的解释和教育工作；向群众解释：在彻底保卫民族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是可能的；必须要求举行全德会议，进而举行全国的自由民主的选举，进而缔结和约。
本期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里瓦伊的“铁托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雇佣兵”一文。里瓦伊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铁托法西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这个协定明白地证实了南斯拉夫已变成了美国侵略者的军事据点；南斯拉夫的军队已变成他们的雇佣军队。它明确地标志着铁托分子在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利益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并且表示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已公开担当了美帝国主义者军事阴谋执行人的角色。里瓦伊指出：华盛顿统治者所以对南斯拉夫关心，首先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跳板。里瓦伊并说：今天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统治，是靠着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来支撑的。他们的地位愈是不稳固，他们就愈加不惜孤注一掷和进行军事挑衅。南斯拉夫是一个战争的温床。因此必须要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仔细注意南斯拉夫法西斯集团的挑衅行动。
本期还发表了米丁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著作”一文，论述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再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的历史意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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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 邵国寰 作
（七）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热情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用脑筋，想办法，丝毫没想到个人利益。所以整整三年中，他没穿过一双皮鞋，一套呢子衣服。过着朴素的生活。
（八）去年九月，他到穆棱分局作业所去作试点工作的时候，又和往常一样和工人们住在工棚子里。工人们拿出鸡蛋辣椒来送给他，他实在推辞不下，才收下几只红辣椒，烤一烤就窝窝头吃。
（九）有一回，别人特意从上海买支钢笔送给他，他不要；他只把别人使旧了的、丢了笔帽的一支水笔，拣起来套上个毛笔帽，蘸水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