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西南区许多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
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
打入分子和指派者多人已被逮捕
西南区各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他们窃取经济情报、侦探国家机密，从内部瓦解和勾引我们的工作人员，用里应外合的卑鄙手段，达到盗窃国家资财的无耻目的。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机关变成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的工具。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土产公司、百货公司和基本建设处，就发现了这样一连串的事实。
去年八月，重庆市场上的棓子（一种药材）涨价。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由土产公司大量抛售，以促使棓材价格稳定或回跌。负责这个工作的职员张治湘，把消息报告给立达山货行，并帮助立达山货行把土产公司所抛售的棓子全部买去。当时市价已经涨到每担二十七万五千元，张治湘是按每担二十六万三千元出售的。同时，他们知道国家再没有力量压低这一商品的价格时，便拚命去市场收购。及至大批商品掌握到手，便把已经高涨了的价格再提高到每担三十二万元。张治湘和立达山货行就这样利用国家压价的政策，使物价猛涨起来。人民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他们获得一亿数千万元的暴利。另一件事是：当桃仁产地价格过低、销地价格太高的时候，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直接到产地收购，以提高产地桃仁价格，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但土产公司的职员邱耀庭，把这个经济情报报告了裕昌干菜行，使他们先一步到达了产地，乘国家收购人员到达以前大量收购，从而掌握了桃仁市场的主动权。及至桃仁收回，国营公司决定出售时，裕昌干菜行又在邱耀庭的指引下先一步抛出，使国营公司大批桃仁不得出手。这批桃仁使土产公司在利润和利息上损失九千五百六十万元。同年八月，土产公司收购黄花，当时市价每担三十四万元。邱耀庭却以每担四十万元的价格向裕昌等私商大量收购，等于公开地把土产公司的公款一千三百多万元送给了私商。原来张治湘和邱耀庭，都是奸商特地派来的。邱耀庭本是私营裕昌干菜行的可靠的“学徒”，是在去年三月乘土产公司招考工作人员时，由裕昌干菜行派来混进土产公司的。据邱耀庭说，他先后泄露过八种商品的机密，都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土产公司，同时发现几个职员都是奸商派来的，其中有的是私商的侄子、弟弟或亲戚。如：土产公司门市部山货组熊光世，是由他的父亲（山货商）和万县私营合记烟行股东罗国祯勾结，由罗出面作保考进公司的。去年四月中旬，当土产公司快要提高土烟售价的前几天，熊光世连忙以原价卖给合记烟行土烟一百件，使公司损失八百多万元。同年八月间，刨丝烟原料市价每担七十二万元，熊光世却以每担七十一万元的价格卖三百零五担给奸商苟德明，使公司损失三百零五万元。去年土产公司存有大批柳烟不易出售；但是当国营湖北沙道观百货公司来买货时，熊光世反将采购人员介绍到他父亲所在的福群烟栈，购买了一百八十担，以致公司的柳烟长期积压不能出售，损失难以计算。土产公司门市部业务员陈希尧，是私营兴祥纸号老板的弟弟，由祥太昌纸号出面作保介绍到公司来的。陈希尧在土产公司负责经营土纸。当下级公司送来土纸时，他把甲等货压到乙等收下，但另一面却把这些好货卖给他的哥哥和保人。这些奸商就以低价买好货的办法，经常盗窃国家的财富。
更严重的是贸易部的基本建设处，那里住满了奸商的耳目。某些工程负责人，本身就是营造商。像第九工队长韩培森、北碚工区负责人许钦山，就是重庆营造商界的“能手”。在他们负责的工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是由包商“介绍”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旧相识。韩培森不但公开代表包商勾引基本建设处的工作人员，而且竟把有关国家机密的工程计划、预算和蓝图偷给包商。据现在已调查清楚的材料，和韩培森扭成一气或互相勾结包商，在重庆有“华丰”“倪玉记”“合兴成”等三家营造厂，在成都有“蜀光”营造厂。华丰营造厂的经理李介文，解放前同韩培森一起承包工程。蜀光营造厂经理是韩培森在国民党政府做事时的上司。他们之间，向来是“不分你我”的。在韩培森的密谋下，重庆包商组成了以李介文为首的包商集团，使西南贸易部的工程建设无论如何跳不出韩培森等所摆好的圈子。同时，他们又在基本建设处内部，组成了以设计科长相均之为首的贪污腐化集团。两个集团内外呼应、狼狈为奸，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偷盗活动。在他们卑鄙无耻的阴谋下，一方面把基本建设处搞得乌烟瘴气、毫无革命气息；一方面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他们不仅把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流氓兵痞收做“干部”，而且把奸商李介文用来勾引干部的七、八个职业舞女，也编制在工程队里，美其名曰“辅导员”，“做工人工作”。特别是韩培森直接掌握的第九工队，几乎找不到一个手上干净的人。韩培森等就利用这伙无耻之徒，掌握并统治了贸易部分布在重庆、成都、昆明、贵州等地区的工程建设的大部分。他们侵夺的国家财产十分惊人。据基本建设处处长的粗略的估计：去年投资于基本建设的资本是六百多亿元，实际收回的工程不值四百亿元；损失总数不下二百亿元。基本建设处曾把北碚工程做了初步检查，发现由许钦山等人负责收买的二十五根大梁，便有二十四根不能用。价值两三万元的楼板，他们报账三十万元；土石方工程按正常合理的价格不过一千四百多万元，他们报了一亿三千六百五十万元。报价和市价相差十倍的工料费用还有许多。一幢同样的仓房，有的报账五亿元，有的报账十六亿元。然而他们并不以这为满足，而且发展到公开的掠夺和耍无赖。由李介文集团承包的重庆地区的四处工程，没有做完就放下不管了，并且狂妄地说：“钱是我拿了，工程不做了，要扣要罚由你们吧！”李介文集团就用这种流氓手段，赖去国家现款十五亿多元。他们就这样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地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机关变成了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血汗的工具。
在百货公司，还发现运输科员陶铭右，是重庆合众轮船公司业务经理陶伯宣派来的。中国工业器材公司西南区公司调拨科员吴仁，是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所指派。这两案都是父亲做外线，儿子做内应进行无耻勾当，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
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打入国家经济机关的耳目和代表，西南区领导机关已经予以高度注意，并先后逮捕了打入的“坐探”韩培森、许钦山、吴仁以及指示他们打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华丰营造厂经理李介文、倪玉记副经理庄茂彬、合兴成经理赵叔达和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等。 （本报记者林里）
第2版()
专栏：
北京市最近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
（续昨）
复兴裕记营造厂经理马云生，在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还敢持对抗态度，曾隐藏和焚毁账目，表现极不老实。马犯的不法行为，据现已查明的，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约计六亿元，偷税二千二百多万元。据他自己承认：向干部行贿款有七百五十万元，曾窃取永定门粮食仓库及丰台工人宿舍修建工程的标底。
泰成五金行经理李长振，一贯以请吃饭、“借钱”、逛公园、找野妓等方式，向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李犯以廉价收购国家资财，又以高价卖给各机关、企业，获得非法利润近三亿六千万元。一年来，偷漏税款，除所得税一时无法计算外，仅营业税、印花税两项，就偷税六百五十万元。
大鹏新记汽车厂经理邵宝桂，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开业时，资金才四十万元。两年多来，邵犯和各机关作交易时，一贯向干部行贿，用次货报好货、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国家资财。如在一九五一年春，邵犯曾向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几个司机和干部行贿，得到代购汽车费十二亿五千万元。结果，邵犯代买了九辆车，就用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了国家财产三亿七千九百万元。据现已查明的材料，邵犯向干部行贿的款项有四千二百万元，偷税款四千一百四十万元。盗骗得的国家资财，达五亿八千五百多万元。
瑞兴祥印刷厂经理郝逸岑，曾以“送礼”，伪造发票等方式，向五个机关的十七个干部行贿六千二百多万元。当这些机关要印货、购纸时，贪污分子即事先通风报信，甚至帮助估价。因此郝犯得以抬高价格，包揽定货，公然窃取国家巨额财富。郝犯并以多种卑劣方式，偷税一亿一千多万元。在运动中，郝犯仍然抗拒、破坏，和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
文升木厂经理杜会文，是个流氓商人。木厂资金系由汉奸、特务张文晋、王凤巢等供给和杜犯偷盗拐骗来的。杜犯一贯勾引干部，偷漏国税，盗骗国家资财。仅据去年八月以后的统计，杜犯就行贿二百四十多万元，偷税一千三百多万元，并勾结喇嘛，私拆庙宇，盗卖国家财产二千二百多万元。杜犯又曾开空头支票十五张，数达三千一百多万元，扰乱国家金融。
德昌营造厂经理邵青山，拉拢干部盗窃国家财产。在他承包的工程中，几乎没有一处没有偷工减料、套购物资、以少报多等非法行为，共计盗窃国家资财四亿六千余万元。因此，许多工程不合规格。另外，邵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一千多万元，漏税流水额二亿六千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邵犯竟装病住院企图逃避；并威胁店员，压制检举。
华中义记皮件被服厂经常为我军事机关做活。该厂副经理赵国树（主要主持营业的人）却丧尽天良，一贯拉拢干部，偷工减料，影响军需。据初步统计：该厂拉拢干部二十多人。以坏货顶好货、偷工减料、假公济私，使国家损失达四亿三千多万元。仅一九五一年一月该厂假某军事机关的名义盗运皮子一万多尺，就得到非法利润一亿二千多万元。一九五○年给某军事机关做防寒皮鞋八千双，合同规定用全皮，而该号却暗中大部用了边皮和牛头皮，得到非法利润五千一百万元。另外该厂用假单据、假户头、假进货、账外活动等方式大批偷漏税款，据查明有三亿六千多万元。
天发祥粮店前总经理吕霭廷，一贯不遵守政府法令，在给公家加工磨粮时竟用掺水、掺假、盗卖、换粮及勾结粮食公司干部多过分量等无耻手段窃取国家财产，前后共达七千多万元。一九四九年替粮食公司加工磨玉米时，事前过了水，使加工的五十七万七千余斤的玉米面，多出了三万四千多斤，获取非法利润折合现值三千六百多万元。该店漏税情况也相当严重，三年来合计漏税款达一亿四千多万元。
惠通栈裕记经理杨麒信、副经理张耀文，经常用“介绍爱人”、“吃女招待”、“打野鸡”、“拜干亲”等极端恶劣的手段拉拢机关干部，通过被扯下水的干部“借”用公款进行投机倒把或是放债生利，借此大量获取非法利润。据统计先后借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竟达五亿五千多万元，以“出利息”为名向干部行贿有五千多万元。三年来，偷漏税款共计六千余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杨、张二犯坚不坦白，妄图以篡改账目、“订立公约”等手段蒙混过去。
义泰电料行经理曹国桢，解放之初买卖很小，到一九五一年，全年流水额就上升到二十一亿元。但曹犯不老实做买卖，专门勾结干部，干盗窃国家资财的勾当。曹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四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偷买标底，获取暴利。又以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盗买物资等方式，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三千多万元，漏税五千多万元。
北京消防器材制造厂经理徐温如、副理吕秉权，在一九五○年九月开业时，资本才六千五百万元。一九五一年一年中，就赚了四亿八千四百多万元，其中，偷税就偷了两亿多元。徐犯为了达到攫取暴利的目的，经常以行贿手段拉拢干部。据已查明的，就曾向十多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行过贿，款数近七千万元。徐犯替机关装置灭火机时，经常以次货顶好货、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资财，合计三千四百万多元。
聚成电料行经理李士元，在承做国家工程中，一贯施行贿赂，偷工减料。仅其中一项工程，李犯就向干部行贿二千六百万元；因而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据不完全材料，获得非法利润在五千万元以上。在这次运动中，李犯又主动找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对贪污分子说：“头可钻洞，不可揭发。”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李犯始终抗拒，丝毫不谈。
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一贯牟取暴利，不顾广大人民利益。他经常把次茶冒充好茶出卖，在茶叶中掺杂大量桑叶、枣叶。仅仅一九五零年，就掺了五千多斤。李犯并大量行贿，大量偷税，前后偷税共达六亿七千多万元。其中一次就行贿四百多万元，因而得以偷税七千六百万元。此外，李犯又非法倒卖黄金三十两，银元三千块。
义和造纸厂经理王子和，曾向干部行贿一千六百多万元，并漏报流水，偷税款六千六百多万元。该厂资金的十二分之十一是敌产，这一部分现已由公营燕京造纸厂代管。王犯就借“经理”身份，挪用公款一亿七千多万元借给亲友，收买原料，高价卖给厂方，王犯又勾结代销店，私自以低价出售纸张，使国家损失六亿二千多万元。此外，在北京解放时，王犯并曾窃走自来水公司和燕京造纸厂等公营企业存放在该厂的大批器材。
增隆志记杂货糖庄经理李志中，曾以三千八百多万元贿买干部，五次偷窃国家经济情报，在食糖牌价提高前大量抢购，扰乱市场，国家资财所受损失无法计算。此外，李犯并多次低价骗购公家食糖，非法攫取暴利五千六百多万元。李犯经常在食糖中掺假出售，非法获利六百六十万元；又以卖货不走账、不开发票等多种卑劣手段，偷税一千多万元。
恒丰铁行经理程斌，在和公营企业交易中，一贯行贿，从而盗骗国家巨额财富。据不完全材料，仅对自来水公司一个单位，程犯就向干部和工人行贿二百二十多万元；在交货时，程犯就抬高价格，以坏顶好，以旧顶新，攫取暴利二亿六千多万元。程犯又以漏报进销货等诡计，偷漏国税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在运动中，程犯还竭力抗拒，收买职工，打发职工回家。
广达粮栈经理石利如，曾行贿八百三十七万元，并以掺土掺假、骗购木材、私借公款、私卖公家存粮等卑劣手段进行非法经营，共盗骗国家资财四千二百多万元。连志愿军所定购的菜干，他也丧尽天良地大量掺土。石犯并私刻图章，套购粮食，囤积居奇，非法获利六千九百多万元。此外，石犯漏税二千九百多万元，偷窃客商所存的价值二千二百多万元的食粮，并非法倒卖黄金、银元。
启源电机行经理王化民，向六个机关的二十个干部行贿在一千万元以上。在承做国家工程中，王犯以高估价格，多报少用、偷工减料、盗卖剩料等卑鄙手段，窃取国家资财共达一亿四千多万元。此外，王犯并漏报流水，偷税七百万元。在运动中，王犯又勾结贪污分子，相约互不坦白。
新兴营造厂经理董忠义、副经理佟世忠，向九个机关的十九个干部行贿达九千三百多万元，从而进行非法经营，窃取国家财富，无法计算。在承做某军事工程中，董、佟二犯即冒领价值三亿多元的材料。此外，董、佟两犯并大量偷工减料，非法攫取暴利十三亿八千多万元；偷税六千多万元。
大业营造厂经理遇崇基、副理刘思义，在承包工程中，经常以工程委托者的名义向国营企业以低价购买木料，然后又以市价卖出，从中盗骗国家资财。据现已查明的，共计二亿多元。遇犯还经常高估单价、偷工减料，仅三项工程，就攫取了非法利润十亿三千万多元之钜。该犯为了谋取暴利，曾向机关干部多次行贿，款数已查明的就有六千三百多万元。此外，该犯还偷税近七千万元。
欣生西药房经理庞耀庭，一贯以跑单帮、开假发票、“代客销货”等方式，前后偷漏税款三亿八千多万元。庞犯并不顾人民利益，伪造商标，出卖假药，高抬价格，以少报多，据不完全统计，非法获利一亿九千多万元。此外，庞犯曾向干部行贿二百三十多万元，并多次非法贩卖毒品。
复兴科学仪器化学药品商行经理徐晶柱，以销货不记账、私自代销等方式，偷漏国家巨额税款，据现已查明的，已达三亿一千九百多万元。该犯一贯囤积居奇、攫取暴利、扰乱市场，据初步估计，三年来约获暴利十亿元左右。像每斤仅七百元成本的氟化钙，他就要卖八千元一磅。他向机关干部行贿约有三千万元。
聚泰祥电料行经理齐九如，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以少报多，使国家资财损失甚大。据现已查明的，就有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如齐犯在承包军委托儿所工程时，以“电”字线等不好的电线顶换“大明线”（好线），以六十五万元一个的壁灯顶换一百二十万元的壁灯等。为了获取暴利，齐犯曾向有关机关的干部多次行贿，并偷税一千二百多万元。
大地营造厂经理陈达林，一贯向干部行贿，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他勾引干部的手段很多，连干部的老婆去绥远，他都管送、管买车票。向干部行贿的钱，达七千多万元。就这样，陈犯从开业来，包了大小二十个工程，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达六亿四千七百多万元。此外，他还偷漏税款六千八百多万元。
同兴铁工厂经理于文霖，曾在去年初先后两次和华北农业机械厂第一分厂签订四吨半铜管的合同。第一次误期一百零八天，第二次误期二百五十五天。按合同应该赔款，但于犯向华北农业机械厂第一分厂的某科长行了贿（一千三百六十万元），结果未按合同赔款，使国家损失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三兴汽车商行经理刘耀庭，专门拉拢机关干部，盗买干部偷出来的物资，或者通过受贿干部非法盗用公款。据初步统计，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多元。向干部行贿九百多万元。另外该行偷漏税款有二千八百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刘犯竟和受贿干部秘密集会，妄图掩饰自己的罪行。
大同照像制版厂经理李林森，一贯勾结干部以预收货款的名义，骗用国家资金。他先后行贿一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骗用国家资金三亿七千多万元。该厂还一贯高抬货价，欺骗国家机关，攫取非法利润。如李犯自己供认二·四烂铜板每吋市价七千六百五十元，但是卖给机关时却按九千元计价。这次运动开始，李犯坚不坦白，找各受贿干部订立
“攻守同盟”，互约“敲牙也不说”。
大光电料商行经理李浩林，曾向二十三个干部行贿二千六百多万元，阴险地混进公营企业，并七次盗窃标底。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李犯一贯偷工减料，非法获取暴利。李犯共包做公家四十七项工程；仅据其中八项调查，就攫取暴利一亿元以上。该行并偷税四千九百万元以上。在运动中，李犯又到处串通，勾结贪污分子，企图混矇。
永信印刷厂经理王书祯，向人民银行等单位干部行贿二千三百多万元，窃取标底十几次。在几家印刷厂共同承做公家定货中，该犯一贯在幕后操纵，平均提高标价百分之二十，并掺用二成坏纸；向公家卖货，该犯经常提高货价，平均也在二成以上，国家所受损失无法计算。此外，王犯偷漏国税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并非法倒卖黄金。
同丰营造厂经理王维礼，在营造厂登记中，虚报资金，伪造工人名单，骗取了二级营业执照。王犯向干部行贿九百九十万元，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曾窃取标底，并以高估单价、虚报工料、以次顶好、以旧顶新等方式大量偷工减料，非法牟取暴利二亿二千多万元（内一亿三千万元，经工程委托者发觉已追回）。王犯还盗窃公家价值一千三百多万元的洋灰，并偷税一千六百多万元。
裕丰纸行经理吕钧丰，一贯肆无忌惮地从事非法经营，人称“纸业四大家族之一”。吕犯以一千七百多万元贿买干部多人，套用国家资金九亿四千多万元，一贯从事囤积居奇；在经营上，又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非法攫取暴利五亿七千五百多万元。吕犯并大量偷税，数达二亿七千多万元。此外，吕犯还私刻图章、套购外汇，并隐匿敌产一千多令报纸。
天福营造厂经理李镜秋，诡计多端，在承包工程时，拉拢干部，多次盗窃标底，使国家资财受到的损失难以计算。前后行贿就有五千多万元，李犯在历次包工时还非法套购物资，获取非法利润一亿九千多万元。用偷工减料的方法窃取国家资财达二亿二千多万元。漏税一千多万元。
同昌营造厂经理王槐卿、副经理谷济生，用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偷盗物资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资财达十二亿元之多。仅某军事机关的工程一项，多报运费及工资就有二亿多元。王犯还用开假收据、立假户头、假购货等方式偷漏税款九千四百多万元。并用各种无耻手段向干部行贿，据初步统计有八百多万元。 （完）
第2版()
专栏：
中央财政部通告
修订胜利公债还本付息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三十一日发布修订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的通告，内容如下：
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业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本部公布施行在案，兹因东北、新疆币制统一，原还本付息办法第八、九两条有关新疆发行债券及本期债券在各地兑付办法修订公布如下：
八、本公债在新疆省发行并在新疆省兑付本息者，由新疆省各地人民银行按照新疆省人民银行公布之牌价，折合人民币付给。
九、新疆省发行之债券如携至关内及东北各省者，为持有人兑取便利起见，特指定关内各地人民银行及东北各地人民银行为转办行，指定兰州、西安、北京、天津、上海五地人民银行分行及沈阳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为代付行。兑付办法，按照新疆省牌价付给之。代付行可凭券即付，转办行收到债券应掣给收据，迅即函转代付行，代付行查对无误后，将应付本息汇交转办行转由持券人凭收据领款。关内各地发行之债券携至新疆及东北各省者，指定迪化市人民银行及沈阳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为代付行，按人民银行总行牌价付给之，新疆省内各地人民银行及东北各省内各地人民银行为转办行，其转办办法与上述同。
第2版()
专栏：
胜利公债还本抽签结果
今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一九五○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二次还本抽签大会，二月一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今天二十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报告抽签结果，并且在当日二十一点四十五分记录新闻时间播送中签号码，供各地抄收。
第2版()
专栏：
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
向全国印染厂职工发起增产节约竞赛
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为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向全国印染厂职工发起友谊竞赛的挑战。他们的竞赛条件，已经在一月八日召开的四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
在产量方面，他们保证提前二个月完成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分配的任务。他们保证的产品质量标准：印花布的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四；纳富妥色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五；一九○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五；六○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六；三○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七；精元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硫化元青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硫化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硫化灰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七；漂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在一九五一年度的基础上，他们保证再降低加工成本百分之十四。他们保证消灭责任事故，预防自然事故。他们保证：组织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文盲参加文化学习；要在一九五一年度的基础上再扫除文盲百分之五十；到年底止，要使文盲人数不超过全厂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组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参加业余学校。他们保证做好安全装置，进行安全操作法和卫生教育；保证在一九五一年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工伤人数百分之五十。他们保证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出勤率（包括公出和学习人数在内）。在加速流动资金周转方面，他们保证一九五二年内周转八次。他们保证在今年内培养一个模范车间；在每一车间至少培养一个模范小组。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认为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向全国印染职工发起友谊竞赛，对于在全国印染厂的范围内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有极重要的意义。国营青岛印染厂去年的生产成绩很大，成本显著降低。今年这个厂的全体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提出在去年的基础上，再降低成本百分之十四的奋斗目标，并订出具体的奋斗条件，向全国印染职工挑战。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希望全国印染职工研究了青岛印染厂职工的挑战条件后，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奋起应战，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而奋斗。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新乡地区铁路系统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编辑同志：平原省新乡地区铁路系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乡地区铁路系统的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只自己做了一个多月的检查。这样，运动就不能普及到全面。职工们眼看其他部门都已进入坦白检举阶段，而自己铁路单位却老不开展起来。领导方面说，搞好民主改革运动后再彻底进行这次运动。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到这次运动中去，才能真正搞好民主团结工作。现在，有些职工已在怀疑：为什么我们单位的这次运动不能进入高潮？我觉得新乡地区铁路系统应立刻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仲敬庭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
不应推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编辑同志：我是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的疗养员。疗养院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展开。疗养院的领导方面只在一月十九日作了开展运动的计划；然后，竟强调春节快到，把运动推迟了。疗养院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如疗养院订了一个爱国公约，领导干部一共只检查过一次。很多疗养员有意见不敢提，怕因此被领导方面找出岔子叫出院。据我知道，出院的工人就有几个。我想，疗养院的领导方面应迅速领导群众开展这次运动，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 王希荣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罗惠春的贪污事件警醒了我
编辑同志：报上登载的国营医药公司副经理兼东北区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因贪图个人享受，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完全丧失革命立场，变成了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犯的事实，引起了我高度的警惕。
早在一九四二年我便和罗惠春相识，那时我们一起在延安边区医药学校学习。但后来我们有七八年没见过面。直到去年七月间他来北京休养，我才和他见了面。当我见到他时，我感到他很阔绰大方。他招待我吃饭，并说：“钱我是不在乎的，一开口就是几亿、几十亿，上级很信任我；拿几千亿（东北币）叫我办好医药公司，责任很大！”他还说不久要到天津去，现在先叫下级到天津给他找顶好的房子，买些好家具等等。当时我并不介意，只是问：“用公家钱买？”他说：“上级这样大的责任让我担任，这点生活小事算什么！”我听了，就以为他真能干，有办法，“享受一些也是应当的”，没有进一步去追查、揭发他这种腐化生活和贪污行为。相反地，我却被他这种言词迷蒙住了。他临走时叫我到他那里工作，说是叫我当院长（据他说要成立医药公司职工疗养院）；我就回答：“只要你能办到，我一定愿意。”他说：“只要我给卫生部首长一提，就可调动。”
我羡慕别人掌握经济大权，生活享受得好，这足以说明我已开始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侵蚀，这是极端危险的。我现在职权不大，也没有管钱，但如果不从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一有机会，我就很可能走罗惠春的路！罗惠春的事件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今后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检查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徐展力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盐业公司贪污分子史凤玺
和奸商订“攻守同盟”被揭穿
编辑同志：中国盐业公司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曾发现奸商勾结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的事。这个公司的干部史凤玺经手在武学印刷厂印制“盐业教材”时，曾接受武学印刷厂贿赂三百万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虽经耐心教育，但史凤玺却不坦白，反而去找印刷厂的行贿分子辛勉之订立“攻守同盟”。双方决定谁也不许讲，企图抵抗这一运动。后来经过盐业公司数次派员前往武学印刷厂调查，印刷厂方面知道已无法隐瞒，才写了一个坦白材料送给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但贪污分子史凤玺仍执迷不悟，拒不坦白。最后，公司召开了斗争大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又加以证据确凿，史凤玺才不得不承认这一贪污事实。又，中国盐业公司工会干部、青年团员赵念仁，在西单永兴商行购买文化娱乐用品时，吃了回扣九万元。运动开始时，他虽已交代了这件事，但永兴商行的负责人却拒不坦白，反顽固地立了“并无回扣行贿等情，否则愿负被检举之责”的字据，企图矇骗过关。经一再追问和教育，永兴商行才把真实情况坦白出来。
上面的事实说明：一切“攻守同盟”、隐瞒等花样，在群众面前，必将遭受可耻的失败。
祁瑞生
第2版()
专栏：
看了志愿军订节约计划的照片
我更恨奸商和贪污分子了
编辑同志：我看到了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正在前线订立节约计划。我看了照片以后，激动得几乎流下泪来。这更使我加强了对奸商的仇恨，加强了我的斗争勇气。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卫祖国和亚洲和平的最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对敌人作战，嘴唇和手被冷风吹得破裂，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和财富而战斗，而且不断地赢得胜利。相反地，那些无耻的奸商却在偷盗国家的财富、偷工减料、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漏税、追逐暴利，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看了这幅照片以后，使我的爱和憎格外分明：我敬爱的是保卫祖国的“最可爱的人”；我恨的是那些偷盗祖国财富的奸商，那些贪婪、堕落、自私的贪污分子。我觉得这幅照片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看了以后，我准备更深刻地和全面地检查自己和本部门的工作。
杨毅
第2版()
专栏：
上海市私营华成染厂
资方企图非法解雇工人
有关部门应进行调查迅速解决
编辑同志：上海市私营华成染厂资方虚设字号，企图解雇工人。这个厂的经理陈敏珊在一九五○年把厂里的颜料等大部分资金运往杭州藏匿。在存货登记时，陈把各种货物登入私人名下，再把这些货物用高价卖给厂里，抽回现金。陈敏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工厂关闭，以便解雇工人。厂里的工人坚决反对这种卑鄙行为，要求资方把五、六年来买进的染布机器装置起来。工人们并把厂里所存颜料十几桶向银行抵押，再用这款买其他机器。工人们装好机器了，陈敏珊却以虚设的“鼎顺”字号向工商局登记。他对工人说，设立“鼎顺”字号是为了对外争取业务，对厂里内部并不分开。但接着他就雇用了四个临时工，并要利用他们搞两个机构。工人们认为在同一工厂、同一锅炉、同一机器等的情况下，分成两个机构是不合理的。很显然，资方的目的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想把这个厂引到关闭的道路上去。工人们曾要求工商局、劳动局处理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劳动局的同志说请工商局处理；可是，工商局的同志又叫工人们自己和资方协商。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进行调查，迅速协助工人解决这个问题。
华成染厂工人 李有元 王顺华等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罗惠春贪污案中所谓给贺诚“送礼”一节与事实不符
编辑同志：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田流同志作“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堕入资产阶级泥坑”一文内说：“他还把‘礼物’一直送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处。”对于这个问题经我向各方面作了调查，查明这事的真相如下：
罗惠春供称曾送汽车给卫生部。但事实上这只是罗惠春盗窃国家财产的一个骗局。事实是这样的：
一九五○年春军委卫生部曾由刘喜海（司机）向罗惠春以旧卧车一部（这部卧车常停驶，以致误事）和三轮摩托车一部，由天津换到另一部旧卧车。据刘喜海最近说明：换到的那部旧卧车当时曾作价一亿元，而罗惠春当时由军委卫生部拿走那两部汽车当时至少价值六千万元。罗惠春当时叫刘喜海不要把换车的经过告诉我，另一方面他却向东北军区卫生部以给我“送”汽车为名领了“机关家务”东北币十亿元（按当时币值折合为人民币九千万元）。这就是说，本来只须补足四千万元的交易，却被罗惠春利用来盗骗了公家资财五千万元。如果他的供词为另送卫生部一辆汽车，他就总共贪污了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两者必居其一，尚待查清。我当时没有发觉，这是我疏于检查的责任。
除此以外，罗惠春还说送过又一辆汽车给军委卫生部。这是指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送给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用的一辆小车。这辆小车后留军委卫生部公用，不合财政制度，现在决定退回。
至于罗惠春所说曾送给我一些衣料、鹿茸精和两千多万东北币一节，除罗惠春确曾送给我的妻子周越华同志几瓶鹿茸精外，完全不是事实。
根据上述事实，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所说罗惠春把礼物一直送到贺诚处，是与事实不符的。希望把我的这个说明在报上公布。
贺诚 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