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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华北局宣传部召开工矿宣传会议
讨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工矿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曾于十月下旬召开了第二次工矿宣传会议。明确指出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前夕工矿宣传工作应有的转变。
华北区的工矿宣传工作在今年七月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以前，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改革运动。在各种政治改革运动的宣传中，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也初步地推动了生产改革。目前，工矿中的各种政治改革工作即将基本结束，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因此，工矿宣传工作必须向前发展一步，以适应新的情况。
会议认为：推广先进经验是工矿企业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因此，做好先进经验的宣传工作，就成为工矿宣传工作为实现新的转变而必须抓紧的一个中心环节。
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如：做国家主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掌握先进技术做机器主人的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在推广先进经验中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诱导职工自觉地把自己和先进思想对照，是扫除职工中保守思想，推动职工积极学习先进经验的根本方法，也是工矿宣传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但是宣传先进思想，首先必须端正对待工人阶级的看法和态度，必须看到工人阶级的优秀本质；看到三年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政治觉悟已大为提高。如果看不到这种事实，就不能很好地依靠工人阶级，就会犯错误。所以，每个厂矿的宣传工作者首先必须在职工中充分地进行先进思想的宣传，善于在职工的具体体会和实践中，及时发现先进思想的萌芽，加以总结提高，用职工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职工自己。工人们有了这种先进思想做为前进的动力，就能高度地发挥劳动热忱和智慧，主动克服生产中的困难，钻研创造新的技术和操作方法，并积极帮助别人学习先进经验。
工矿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宣传在今后仍然十分重要，但生产中的政治宣传必须与技术宣传密切结合。因为先进的技术是在生产中具体体现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的，不进行技术宣传，先进经验的推广是不可能的。技术宣传一般应结合工人自己操作的切身经验，宣传先进经验的基本精神与科学道理，以便于职工学习。进行技术宣传，必须发动技术人员参加，必须贯彻党的团结改造技术人员的政策，教育全体党员和工人，认识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教育技术人员学会和工人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领导他们在生产技术上做出成绩，使他们从实践中懂得依靠工人的重要。从而使他们得到改造。党的宣传干部要纠正“技术是行政的事，党只管政治”的错误看法，要在日常的生产工作中学习必要的生产知识，做到不仅政治上先进，而且在技术上也先进。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今后应适当地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中发展宣传员。今后，一般厂矿宣传员可发展至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并争取每个生产小组都有一个宣传员。
至于时事政策的宣传（例如国内外重大事件、中苏友好、工农联盟、贸易等）也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宣传抓紧进行，使职工正确地了解时局的发展和本厂的发展方向。否则，就会产生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此外，生产宣传上还需注意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宣传。因为重视质量与安全，不仅是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产量、质量、安全、成本等都是实际生产中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部分。达不到质量指标，实际上也就达不到产量指标；安全出了问题也必然失掉了完成任务的保证。因此，厂矿中的宣传员必须在广大的职工中树立质量观念与安全观念，反对那种只责备职工不按操作规程，而不进行必要的保安设备的片面宣传。
为了有力地从政治思想上推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会议指出：党的宣传部门的干部必须认真地学习有关经济建设的理论知识与必要的业务知识，再不容许只限于空泛的领导。不懂的东西要坚决钻进去，学会学好。要锐敏地注意新鲜事物，经常研究和总结，广泛创造和运用既深入又红火的新的宣传形式。使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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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梁思成
解放三年以来，中国人民已经建造了面积达几千万平方公尺的房屋，其规模之大，是我们建筑工作者所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我们因为缺乏经验，在设计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主要是设计思想上的错误，这不能不给建筑工作以不利影响。
中国过去绝大多数的建筑师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从美国学得建筑技术的。在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蝟集在南京、上海、重庆、昆明；服务的对象只是些官僚、军阀、买办、地主；所设计的都是少数个别的“洋房”。我们每人都想出奇制胜，标新立异，赶时髦，赛“摩登”。解放之后，我们虽然明确认识了为谁服务的问题，但因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影响未能根除，在建筑设计上仍然保持着旧的一套。苏联都市计划和建筑专家们曾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
我在两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接触过若干位苏联专家，其中两位曾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一位是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同志，他曾经随同苏联都市计划权威、建筑科学院舒舍夫院士共同工作过多年，有丰富的智识和经验。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阿谢普可夫教授——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对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已有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给我们在思想上的帮助可以概括为五个要点。首先而最重要的是建筑的任务要服务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对人的关怀”的思想；其次是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因此，第三就要明确认识建筑和都市计划的思想性；其中包括第四，一个城市
（乃至整个区域、整个国家）的建筑的整体性；和最后，同时也是极重要的，建筑的民族性。
穆欣同志在若干次报告和谈话中，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到，无论在设计一座房屋或整个城市时，建筑师首先就要具有“对人的关怀”的思想，就是说，他在建筑上要时时刻刻表现出对于使用房屋的人的关怀。北京市在过去三年中曾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但是穆欣同志认为有许多住宅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工厂的领导人和建筑设计师都没有更好地关怀到工人的生活。比如说，住宅区里既没有文化娱乐设备，也没有小学校、托儿所。而在苏联，这一切都被看成工人住宅区中绝不可少的构成单位，这就是“对人的关怀”的表现。穆欣同志有一次参观了我国某处铁路工人住宅区，他看见工人们正在筑花台，种花草，在墙上做黑板，并用图案把它装饰起来。他立即指出，这一切都是工人所爱好、所要求的，建筑师应该替他们预先设计好的；然而我们没有替他们做，他们就自己动手来弥补建筑师工作中的缺点。
阿谢普可夫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的课程是“工业建筑”，在第一讲中，他就指出：“苏维埃建筑的创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道主义就是苏维埃建筑创作的基础。‘人’就是苏维埃建筑的最基本的服务对象。因此我们苏维埃建筑和资本主义建筑不同之处就在于苏维埃建筑对每个苏维埃人的关怀。……每个人是在工厂中度过他的大半个生命的，所以工厂也就成为工人的学校和公共的活动场所。工人们不仅要在这里进行政治和技术的学习，还要在这里劳动、休息、饮食……，所以我们在设计时必须注意到工厂建筑的光线、空气、美观、车间的清洁、完善的设备以及工厂区域和道路的绿化。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特殊性质。”
我们过去虽然在口头上常说建筑是为了“人”，但只是为了那少数的、吸吮人民膏血的官僚、买办等等的“人”，我们的设计只是为着他们的利润，只是为着满足他们的享受。听了阿谢普可夫教授的讲课，我们才正确地认识到建筑设计的目的性。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在以往，某建筑单位曾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引用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同志的话说：“建筑作品必须同时完成两个任务，即实用的和美丽的。”穆欣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他引述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联共中央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计划时所写的一段话：“党中央和部长会议认为城市建设工作应全部达成艺术形态，不论是住宅、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谢普可夫教授更进一步为我们阐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宣布了美观和实用的统一性——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艺术造形和实际用途有机的统一。”他还告诉我们：“……建筑的美观是属于所有人民的，就像建筑所产生的实际用途一样地为人民服务。”他曾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说：为了在建筑创作中表现高度的艺术性，一个建筑师不仅要注意建筑艺术，还应注意、研究绘画、雕塑，乃至戏剧、音乐、舞蹈、服装等“外围”的艺术及其历史。他在评阅学生的设计时，一看见有艺术性的表现，手指便随着图上的线条色彩移动，并不时地说“好”。我们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体会到他对建筑的艺术性的喜爱。
从和苏联专家的接触中，我们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他美不美”的思想是错误的。穆欣同志曾经说过，“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
建筑既然是一种艺术，设计师的思想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穆欣同志看了我们百十种建筑设计图和都市规划图，每看过一张他都要问：“它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拿北京的文教区来说吧，我们最初的计划虽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但在道路系统上未能充分表现科学院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设计者思想不明确的表现。经过他的帮助，我们把它修正了。又如某单位的总平面图上，建筑物的大小和位置都没有秩序，也不分主从，内部道路也没有能将行人合理地引导到各座建筑物，而且又拐了几个弯，在某处做了一个“转盘”，面临“转盘”的——这一般被认为是全布局中最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医务所。穆欣同志在看到这张图以后，幽默地问道：“把医务所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是不是因为这单位的工作特别危险呢？”
穆欣同志以北京城做为一个例子，说明那条伟大的南北中轴，以皇宫为中心的整个城市格式，辉煌壮丽的故宫建筑群体，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时代的建筑特色。他要求新中国的建筑师要在建筑设计上表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色。
关于建筑设计的思想性，穆欣同志特别提到两个要点：就是城市建筑的整体性和建筑的民族性。他指出我们这里现在有许多建筑还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一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下。而在建筑形式上，英国式、法国式、美国方匣子式……都有，而自己的民族形式，却不为建筑师所乐于采用。穆欣同志在谈到建筑艺术的统一性的问题时，说道：“如果要保证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建筑师首先必须注意到建筑的整体性，就是说，建筑设计必须满足人民生活全面的需要。其次，建筑师还要注意到建筑在艺术上的群体性，就是说，这些建筑群体，在艺术形态上，要表现出人民的社会思想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就保证了达到这种整体性的可能。
关于群体性，穆欣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要求达到艺术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布局上的和谐性。他说：在苏联，建筑艺术的群体性表现在城市结构上，就是使城市结构成为一个统一体，犹如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样。强调建筑艺术的统一性，就是为了要使建筑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和美丽。有些人称建筑为“凝固了的音乐”。那样，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大交响乐，建筑师就是音乐家。假使每位“音乐家”都各行其是地吹吹打打，请问这个城市将成为什么样的一种“音乐”！因此，他指出一个城市的“乐队”必须有一个“指挥”，那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而“指挥”必须先有“乐谱”，那就是都市计划总图。因此他认为每一个要大规模兴建的城市必须立刻找一个“作曲家”，以达到城市建筑的统一和和谐。
关于建筑的民族性问题。穆欣同志和阿谢普可夫教授都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
穆欣同志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苏联的建筑师间流行着一种意见，以为建筑只是为了方便，只要房屋，不要高塔。苏联有许多教堂，这些教堂都有高耸的钟楼，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钟楼了。但是斯大林纠正了这种看法。斯大林提醒建筑师们：古代俄罗斯城市是多么美观，有教堂，有金顶，有鲜明的色彩，有丰富的雕刻。我们虽然不修教堂，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俄罗斯传统。
穆欣同志批判了“材料和结构决定建筑艺术”的错误理论。他指出：决定建筑艺术的是社会思想意识，材料结构对它只能起一定的影响，它只是完成目的的手段。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就履。所以，“钢筋水泥不能做民族形式的建筑”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有些同志认为木材可以加油漆，水泥是不应上油饰彩画的。穆欣同志幽默地笑着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的幸运，因为条件不好，倒能修建美好的建筑。今天都是建筑材料的罪过，使人不能美化它了！”
阿谢普可夫教授在“工业建筑”这门课程的第一讲中，就提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遗产的问题。他说：苏维埃建筑是过去几世纪内优秀建筑遗产的承继者，它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内，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的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没有矛盾存在的。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句话对苏维埃建筑的发展有着伟大的意义。
阿谢普可夫教授热爱中国的建筑，认为它是我们一份无比丰富的伟大遗产。他到了北京不过两个多月，却已上过午门历史博物馆若干次，去看我们的“伟大祖国建筑展览”。他自己曾以十五年的长时间研究西伯利亚建筑遗产，出版了重要的著作。他极力鼓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中国建筑。他在看学生设计习题时，立刻就能指出学生在民族形式上的错误，用熟练的笔法为他们改正。他对于中国建筑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鼓舞了我们。他在短短时间内就能那样中肯地了解并掌握了中国建筑形式的特征，更使我们对他无限钦佩。
就这样，苏联友人帮助我们对于祖国建筑遗产重新作了认识。他们给了我们以意味深长的启发，使我们澄清了紊乱的思想，不复徘徊歧路，无所适从。其实，在总的方向上，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主席早已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为我们指出来了。只因我们学习得不好，未能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加上观点方法错误，所以不知如何做起。在这一点上，苏联专家们以他们三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能比我们更深地了解毛主席的意思的，所以在结束一次谈话的时候，穆欣同志说：“中国建筑师在建设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应以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为基础。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现在我就以毛主席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几个月以来，在苏联专家耐心的、友好的帮助下，新中国的建筑师已开始端正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思想，我们在今后要将基本建设引导上正确的方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我们已完全按照苏联建筑学院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工作。我们教学的目的性明确了，方向正确了，这都是在苏联专家大力帮助下获得的成就。我们将努力学习，在一切设计中，首先要记住“对人的关怀”；我们要使一切设计达成高度“艺术形态”；我们要为城市和建筑的整体性不断地努力。我们必须向苏联老大哥看齐，逐步使新中国的劳动人民生活在同苏联劳动人民一样伟大壮丽的城市中；使中国各民族都创造更美好的民族建筑，以丰富世界的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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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深入检查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过去错判案件
在司法改革运动中，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学习委员会为了作好检查工作，曾要求各下级人民法院和广大群众揭发该院工作中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最近该院已收到许多群众来信，这些来信要求重新审理某些案件，纠正法院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和改进法院工作制度等各方面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些群众来信非常重视，已经审查处理了一部分，其余部分也正在缜密研究中。群众来信中所指出的审判不当的案件中，确有因审判人员有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而判错的。对过去判错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分别重新改判。其中，甄吉昌、赵金普、米顺奎等二十六户农民向地主于汇川等追诉退还解放前代垫公粮案，就是已经改判的案件中的一个，这件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
佃农甄吉昌、赵金普、米顺奎、党中和等二十五户在解放前租种“福裕堂”（地主于汇川、刘君实、刘树春、宋长媛等于一九四五年集资在北京南苑西玉顺购地十一顷五十亩，起名“福裕堂”，以便于管理）的土地五顷八十二亩（包括一部分荒地），每亩地交租三至四斗玉米，荒地交租一斗至一斗七、八升玉米，均为上缴租（即今年预交明年的租子）。地主于汇川等的管家刘玉亭实际负责收租记账。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搜刮粮秣，规定每亩地由地主缴纳三十五点三四斤玉米，佃户缴纳二十一点三四斤玉米，作为田赋公粮马料等款项。并规定“租佃人代地主纳粮，不问地权属谁，只向现耕现收之佃租人征粮。佃租人得以交粮收据抵缴下年租子，并以九斤抵租十斤。”用以欺骗农民替地主缴纳公粮。当时于汇川等只缴了一部分粮款，其余则通过其管家刘玉亭诱骗佃户代为缴纳。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刘玉亭即召集各佃户在南苑南小街张顺茶馆开会，要求佃户代为垫缴，并答应“借九还十”，在一九四九年缴的租子里扣还。最初农民不愿意，后经过多方“劝说”，各户都或多或少地代缴了。总计二十六户（连同刘玉亭）共替地主于汇川等代缴玉米四四四九斤、谷子三○三七斤、红粮一○九九斤、小麦一五三斤、黄豆八十六斤。
解放后，北京郊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甄吉昌等即向地主提出退还垫粮的要求，而地主于汇川等则避不见面。一九五○年农民甄吉昌等向北京市人民法院起诉，市人民法院判决地主于汇川等归还农民代垫的全部粮食。于汇川等不服，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此案的干部张拙民（旧司法人员）认为农民“故意麻烦地主”，判决发回北京市人民法院重审。市人民法院承办此案的干部张济昌（旧司法人员）未作调查研究，采信了“福裕堂”管果木园人毕明远的伪证，驳回了农民的要求。农民甄吉昌等不服，又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又照市人民法院的更审判决，驳回了农民的请求。该区农民及区、村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人民法院给地主撑腰，不给农民办事。”以后，农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声请再审。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个案子处理得有问题。经过调查，证明了毕明远的作证是伪证。最高人民法院又研究了全部案情，遂改判地主于汇川等如数偿还农民所垫缴的粮食，并加息百分之三十，作为三年累讼农民损失的赔偿；又令于汇川等到当地向农民认罪。对于毕明远受贿作伪证事，因其在“三反”运动中已坦白，免予处分。此案承办人阶级立场模糊，脱离群众，“坐堂问案”，以致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拖了三年之久，经过五次审判才得到彻底解决，现已作了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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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人民司法机关应该有错就改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改判了过去错判的案件，说明我们的最高人民司法机关是勇于纠正错误，有过必改的。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学习这种精神和做法。
在我们的人民司法机关中，过去存在着许多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因此错判和判决不当的案件也为数不少，这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怎样挽回这种损失呢？其有效步骤之一，就是发动群众揭发过去一切处理不当的案件，同时用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研究，进行重新处理和改判，对受了冤曲的群众进行道歉和慰问，并设法补偿群众遭受的物质损失。
有人以为改判案件有损法院的“威信”，这是反动的“官无悔判”的旧法观点，必须加以严格批判。人民的司法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对人民严肃负责，有错就改，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沈阳、西安、太原等地人民法院都曾召开群众大会，改判过去处理不当的案件，结果是得到广大群众的同声赞扬。群众说：“自古以来没有听见过法院判错了案还向人民公开道歉，我们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不仅没有因此失掉威信，反而更为人民所爱戴和信任了。西安市人民法院在改判三个错判案件的大会上，收到八十二份群众写来的拥护司法改革和揭发司法人员坏作风的意见和材料，说明公开改判不仅可以挽回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而且是进一步发动群众作好司法改革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对过去错判的案件采取置之不理或找寻种种藉口拖延不作重新处理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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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河间县人民法院的“问事处”
陈希 王锡古
河北省河间县人民法院从一九五○年起，设立了一个接待人民和处理一些简单案件的“问事处”，收效很大。问事处所解决的案件几占该院全部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所以它实际上已经等于一个“临街法庭”。
“问事处”设在法院门口，既无门岗，也不需要状子就可以进去。群众来时，登记一下即可。问事的，当场给予解答。原告和被告一同来的，笔录双方口供后，当场调解；若难于调解或调解不好，即作为收案，再作处理。如当事人只来了一方，登记后即预订下次双方同来的日期，并由法院通知另一方；如果另一方经通知而不来，或易判决难执行的，即作为收案，再作处理。某些案件情况简单，但当事人有一方没来，问事处取得起诉人同意，便介绍回原区、乡、村调解。某些案件，经问事处调解或回原地调解不成，但案情已大白，也不再转民庭或刑庭从头审讯，只由法院的院务会议讨论判决后写成简明的判决书，交问事处向当事人宣判或送给当事人即可。
逢县城赶集，问事人多时，即延长问事处的工作时间，或增加工作人员。所以，一般的事件都是及时处理了的。在问事处的墙壁上，挂有关于各种法令的图解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判例，来问事处的人们可以随意阅览。有不少赶集的群众，即使没事情，也会到问事处来看看，或坐着听听案件的调解。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员即随时依据案件内容，进行有关法令、政策的宣传教育。如在调解案件时，当事人经过一再说服教育而仍然坚持错误，即发动旁听群众参加意见，形成群众性的对错误者的批判，使案件顺利结束。问事处还随时和有关部门联系：如在离婚案中，女方思想不通时，即请县民主妇联协助解决；又如军属问题，必要时即请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协助解决。
这样的“临街法庭”——问事处，减少了法院的不少不必要的手续，给群众以便利，密切了群众与法院的关系。群众反映：“现在一进门就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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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对青年夫妇——任小群和王顺英
王青
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
——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章第八条
河南省鲁山县大沙河迤北，有个沈沟庄，庄里有
一对非常要好的青年夫妇。男的叫任小群，今年二十二岁，女的叫王顺英，今年十八岁。这一对年青人全村、全乡的群众、干部都夸奖，今年十月底鲁山县贯彻婚姻法模范代表大会上，代表、模范们又评他俩为一等模范夫妇。
王顺英、任小群的恋爱过程并不复杂。顺英娘家在十区八里乡。一九五一年旧历正月十六，娘叫顺英去接姐姐来住娘家。顺英姐姐叫淑范，嫁给沈沟庄的沈石头。顺英一进姐家大门，正好碰见小群。本来，顺英和小群从小就认识，只是没说过话。后来慢慢长大了，顺英看中小群老实能干，手巧心细；小群也觉得近村的年青妇女没一个赶得上她。但在旧社会，未婚男女说句话，就要受到责备。两人只好把心事藏在心里。婚姻法颁布以后，两人都有个打算。这次见了面，两个人虽说都心跳脸红，可一气谈了大半天。从谈话中，顺英知道小群是青年团员，村民兵队长，学习模范；小群也知道了顺英是青年团员，学习也好，担任着村妇联主席。双方又都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过去的基础，又有解放后的进步，两人在谈话中就彼此透露了互愿嫁娶的意思。
顺英回到家里，娘看出闺女脸上喜气洋洋。一问，顺英说了实话。娘活了一辈子，没听说过自由恋爱，觉得闺女眼中太无爹娘了，便生着气说：
“你自个找主？那可不行！”顺英想跟娘闹一场；又一想，爹死得早，姐姐早已出嫁，娘平日最疼的就是自己，还是先劝一下。顺英说：“娘，解放后，毛主席领导咱翻了身，分了地，如今又颁布了婚姻法，都是为咱好。你给姐姐包办了婚姻，两口子不和，姐姐成天挨打受气。她回来一趟哭一场，你也陪着淌泪，你不心烦？俺自己找好对象，准不让你挂心。”劝说了半天，娘居然回心转意了，答应顺英：“随你去吧，以后可别埋怨俺！”小群回到家里，把满肚子的高兴，一下子告诉了娘。娘是个受苦人。从小群的爹往上推三辈，都没有寸地片瓦，都是租种地主的地过日子，苦处说不完。那时，地主家的男人，不管眼瞎腿瘸，都可以讨三五个老婆。八区王庄乡就有个地主讨了六个老婆。可是穷家孩子，再是个人材，讨老婆也费难。小群在同年岁的青年中，啥都拔尖，可是长到五尺多高，还没人给提过媒。娘早就盼着抱孙子了，一听小群说，非常高兴。小群家当时只有三口人，爹六十多了，常犯心痛病，不大管闲事。两个哥哥在前几年就分出去过日子。娘一同意，就算全家通过。
过了半个月，顺英又来姐姐家。那次谈过话以后，小群天天都来这里，希望碰见顺英，深谈一次。这次两人见了面，彼此谈了些分手后的情形和今后的计划，便算订了婚。以后两人又见过几次面，还在董村庙会上一起看过戏，吃过饭。
小群和顺英恋爱，在沈沟庄的群众中有不同的反应。青年妇女觉得婚姻法真好，自己能掌握命运，再不会任别人摆弄着“嫁鸡”“嫁狗”了。她们说话声音更高了些；路上碰见小群就笑玩一阵。有几个未婚的青年找到小群，说要参加民兵，争取入团，工作一定积极起来，要像小群一样，以后自找对象。上年纪的老婆老汉，虽然看不惯，议论纷纷，说小群、顺英“不怕出丑”，可是因为干部支持他俩，也没敢出面阻拦。也有人想从中破坏。比如淑范的婆婆，原想当个媒人，把顺英说给她姐姐的儿子，如今一看风头不妙，就回到娘家（和顺英住同村），尖着嘴向顺英娘捏造小群工作如何不积极，人长得如何矮，等等，结果被顺英娘抢白了一顿，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这时，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决心传到了这里。当地人民政府号召群众参加治淮。这件事使小群做了难。不报名吧，现在自己是个党员，义不容辞；报名吧，爹的心痛病又犯了，娘也正犯着病。虽说自己走后乡亲们能照顾一下，可是那能方便？他去找顺英商量。八里乡的民工也正报名。不知顺英从那里听说小群没报名，正满肚子气。两人一见面，几乎吵起来。小群耐着心把情况谈了一遍。顺英问：“那怎么办呢？”两人研究了半天，觉得只有结婚，由顺英照顾家庭这一个办法为好。可是那时顺英十七岁，不够结婚年龄。最后才决定，明年开春第二批民工治淮时，小群一定参加。
第二年，也就是今年，旧历正月二十六日，顺英、小群用新的仪式举行了婚礼。旧历二月上旬，乡里举行治淮民工第二次报名大会。小群早就耐不住了，而且心里很懊悔——上次不该为了家庭把国家大事推在后头，况且爹娘的病不久也好了。他曾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给顺英，顺英同意他的看法。这次报名大会上，他第一个抢着报了名。临动身，顺英背着背包送了他一程，路上嘱咐他不要挂家；小群也嘱咐顺英在家好好工作和劳动。
小群走后一个多月，一天晚上，顺英和同村的妇女去董村看了一出戏。戏名叫“雷老七雷老六治淮”。剧中演出了两人治淮同去同回，老六得了模范，老七被评为二流子的故事。看戏的时候，顺英就想到小群，回来的路上，满脑子也想的是“模范”、
“二流子”。到家，天色已晚，顺英躺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睡梦里，顺英看见小群一推门进来了，垂头丧脸，两眼无神。顺英问：“治淮完啦！”小群说：“没有。我想家，跑回来了。”一下顺英就火了：“你临走说的啥？不是保证治好淮河才回家？回去吧！要不我也不在你家了！”小群赖着不走，顺英气得大哭起来。婆婆住在隔壁，半夜听见顺英哭，不知媳妇受了什么委屈，披衣下床，过来推醒了顺英。顺英醒来知道是做梦，可是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顺英匆匆吃完早饭，跑出去找到学校的袁教员，代给小群写了封信，勉励小群好好治淮，切勿想家。
小群的工地在禹县白沙镇。小群这个班是运土班，全班十五个人，他是班长。九个班是一中队，中队里有二、三十个民兵，大家推选小群当队长，保护民工们的安全。临来，小群就蹩足了劲，工作走在人头里。他推的那车土，每次都装得满满的。休息日，他领着班里的人，到近村帮助军属挑粪、抬尿（做肥料用），收拾庄稼。当地群众告诉他，当年淮河的恶水怎样淹没了人口、田地和房屋。河南人民受水灾的苦处，小群是知道的。他更联想到过去全家悲痛的遭遇：被地主打来骂去；没吃的，借一斗，还三斗；大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今天自己翻身了，淮河却还统治着沿河的人民。回到工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全班。以后，民工们干活更起劲了，土装得更多了，车推得更快了，抽空子还帮助其他班。小群接到顺英的信，不用说多么高兴了，工作更加努力了。当晚，小群写了回信，讲了下自己的情况，勉励了顺英。
顺英过了门，送走了小群，在家里担任了主要劳动。地里活，家里活，样样都行。全家一团和气。互助组的妇女也有了个好领导人。顺英娘家人少，生产忙时，顺英回去照看一下。村里人看新媳妇这样能干，工作又强，个个称赞。河南有句俗话：
“旱出蚂蚱涝出鱼”。今年麦收后，天有点旱。本区有一个乡发现了蚂蚱，三亩半谷子，被吃了一多半。区人民政府发下通知，让各乡注意。顺英是乡妇联委员，听说这件事，回去和互助组组长一块下地察看。她们在村北山坡上发现不少蚂蚱，蝻子多的地方，一脚下去能踩死几个。乡的党支部书记李德富和顺英在一个生产互助组，顺英回来告诉了他。支部研究后，向党员做了布置。当晚，沈沟庄开了村民大会，动员大家打蚂蚱。开会中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北山坡的地是外村的；本村人忙，还是让外村的自己来打。顺英一听话不对头，站起来说：“老乡们，咱们还都记得十多年前的事吧：民国三十一年天旱，地里没收成；三十二年，庄稼长得倒不坏，蚂蚱一过，什么都完啦；三十三年，又是闹蚂蚱。三年天灾，咱鲁山逃荒的成了队。那时谁管咱老百姓的死活？如今人民政府领导咱们打蚂蚱。北山坡的地是外村的，可是蚂蚱不分村，今天不打，明天就会下山。再说，蚂蚱吃了外村的庄稼，咱们不心疼？”话刚一落地，满场的人都连声说对。大会通过决议：明天一早打蚂蚱。顺英回来，找了几个破鞋底，做成拍子；又出去帮助有小孩的妇女做了几个。第二天，人们一个比一个起得早，天还不大亮，就拥上山坡。连续打了三天，共打了二千八百多亩，打死蚂蚱二百八十多斤。以后顺英又领着人们去外乡帮助打了几天。
打完蚂蚱，天还没下雨，旱象越来越严重，地里都犁不出湿土来。很多农民心里发了急：种不上玉米，今年可没着落。正在这时，当地人民政府发出了抗旱的号召。顺英的互助组讨论怎样抗旱，她的意思是想让妇女们也都能参加。可是妇女们提出了困难：全组十个妇女，五个有小孩。孩子变成了累赘，又不能丢在家里不管。顺英想起农忙托儿所的办法，一讲，大家都同意。妇女们具体分了工：年纪大、腿脚不便的在家看孩子；能走动的往地里送茶水；其他人都打井。本庄其他互助组的妇女，也都学了这个办法。打井是件重活，特别是打出水来以后，人在井底闷气。顺英人长得结实，卷起裤腿，和男子轮流下井打了两天。井打成后，顺英领着妇女点种玉米。她还和一个力气大的男组员挑战，看谁挑水挑得多，结果谁也没失败。天旱，井水不多，点种的地有限，顺英又想了办法：互助组有一口井，靠近村边小河，河底浅，挖不多深就有水。顺英把互助组近半数的人调来这里挖河，在河身的
一边凿了个斜坡洞，通进井身，让河水流进井里。人们不断挖河，大股河水不断往井里流。顺英互助组去冬搞副业生产赚钱买的新式扬水机，抬到这个井上，一气浇了十六亩。全组在抗旱中共种玉米四十亩，是全村最多的一组。抗旱过去，全乡评选模范，顺英是妇女中的第一名。
天一热，乡里的人们挂念着治淮的民工，各户都捐出鸡蛋，找人送到淮河工地上。顺英想着自己在家抗旱，不知小群治淮如何了，又捎了封信给小群。信上提出要求：争取模范回来！小群没辜负她的期望，在旧历六月初一，带着模范班回来了。两人见面后，自然是又亲热，又尊敬。当天晚上，小群打趣顺英说：“回来的不是个二流子吧！”
“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注〕，小群、顺英也有着自己的希望。
小群、顺英两人学习都很积极，可是论识字，小群要占上风。小群在治淮临走前，买了两本“农民文化课本”第三册，一本自己带着，一本留给顺英。这期间，顺英这本还有几页没读完，小群读过了几遍。在治淮时，黑板报上、会上，小群常受到表扬；临回来，他又被评为全中队的学习模范。小群在治淮期间学习特别努力，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工地上，他亲眼看到推土机的作用；司机坐在上面，两眼望着前方，一个人顶多少人干活。小群看得很眼馋。他知道将来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机械化，种地用拖拉机。一天，他抽空找了个干部，要报名学开拖拉机。干部告诉他，学开机器，文化程度高一点好，勉励了他一番。小群把话记在心里，每天天朦朦亮就起床，看书，写字。治淮回来，路过鲁山县城，他买了本速成识字法读本，让村里的教员教会了他，然后又把国音字母拼法教会顺英。当拖拉机手，是小群的愿望；顺英和小群的想法差不多，不过是当拖拉机手呢，还是进工厂，她自己还在考虑。但两人当前共同的目的都是一样：工作、生产、学习，样样搞好，将来好去北京见毛主席。顺英比小群多的一条是争取早日入党。祖国为她底年青的一代铺好了前进的阶石，青年人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支付着自己的力量。
〔注〕见“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