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论领导经济机关的布尔什维克方法
苏联 斯列波夫
苏联人民成功地完成了战后五年计划的任务，共产党在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正在组织着国内生产力的新而有力的高涨。干旱地区的植林工作，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强大水电站的建筑，在土库曼、乌克兰、克里米亚，在罗斯多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的运河和灌溉系统的建筑——这一切都证明着苏联国民经济进一步的有力高涨。苏联经济建设的新的巨大高涨，无论其性质和规模，都是人类过去全部历史上所无与伦比的，它标志着在我国正成功地建设着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求党的州委会、市委会和区委会，要求各党组织尽力提高领导经济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我们所要求的，是一切党的组织都能掌握领导经济的布尔什维克方法，彻底抛弃一些党组织从事管理经济的实际工作的不良习惯，因为这种习惯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党内工作，造成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代替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现象而有害于事业。
列宁和斯大林在其一些著作中，关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全部事业的实质、性质和方法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
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和斯大林就提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明确划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之间的职能。这一要求的根据是：不能把党和国家机关混淆起来，党领导国家的经济生活，但它并不直接管理经济。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与国家政权不是也不能是一件东西。”
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党在自己的许多决议中经常强调：不容许把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
随着领导经济的经验积累，估计到环境的特点和党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所提供的新东西，党的一般原则性指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例如，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当新的工业部门，千百个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来，便要求党的组织要有丰富的业务知识来领导经济，要钻研技术、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各种复杂问题。党提出并实际地解决了培养精通各种经济部门知识、善于改进组织和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干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党全面地研究了关于生产管理和建立一长制的问题；党的组织为整顿工业企业的管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党组织对农业的状况和发展的关心和责任加重了。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言论和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决议，对集体农庄经济的领导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联共中央全会上关于领导经济机关的布尔什维克方法的指示，对于制订正确领导经济的方法有特殊的意义。党组织根据这些指示，在自己工作中已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加强了党的政治工作。
党在领导经济机关方面的一些重要要求，在联共第十八次全苏联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明白地提了出来。会议指出：党的市委会、州委会、边疆区委会以至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都有可能直接地、最客观地、不考虑本单位狭隘利益地研究企业情况，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并帮助经济机关消除这些缺点。
在党的决议中尖锐地强调了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几个方面，如经济领导者的个人责任，取消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正确配备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加强党对经济机关工作的监督，经济工作要与政治工作结合，尽力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召开生产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会议以吸收下级工作人员的经验等等。
因此，党坚决而彻底地遵行了这一原则，即经济的直接管理权应当掌握在国家机关手里，而党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则应通过经济机关来实现其对经济的领导；所以不容许把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不容许排挤经济机关对经济的领导，尤其不容许党的机关包办代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组织职能愈扩大，党也就愈加坚决地实行这一路线，把它看作是加强我国威力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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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党机关在战时环境下，往往不得不从事管理经济的实际工作。在那种条件下，这是正确的。但这也造成了党组织工作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削弱了党内工作，同时代替了国家机关与经济机关。正因如此，所以党在战后提出了要把提高对国家和经济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水平的任务当做党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说明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原则时指出：一九三七年联共中央二月—三月全会决议草案中所包括的关于党组织摆脱经济琐事和加强党政工作一项的意义，并不是要党组织抛弃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是要党组织不要代替经济机关和使其无人负责。斯大林同志说：“因此，就必须掌握领导经济机关的布尔什维克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有系统地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地巩固它们，不是离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来领导经济。”
（“列宁和斯大林论党的建设”，第二卷第六七六页，一九四一年俄文版）
这就是说，如果某一个经济机关工作做得不好，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代替它们和使其无人负责；而应当去巩固它们，帮助它们，使它们能完全地实现所担负的职责。
党委会是政治领导机关，它的使命是组织和指导一切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党委会对经济负有责任，而且绝不是象征的。党应根据经济方面和劳动者的文化生活设施方面的实际效果来判断某一党组织的工作。但是党组织虽不代替经济机关，不负直接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也是有可能对经济建设的进程、对经济机关的活动给予应有的影响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我国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离开党的指令。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因此，党、地方党机关在制订关于工业或农业、贸易或文化建设方面的计划时，应颁发指示，规定计划的性质和内容，以及有关机关的工作方向，保证无数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行动的统一和有目的性。
党对经济机关的领导，不仅限于一些指示。重要的是党的决议能真正实现。“……决议的制订只是第一步，是党领导的开始……领导的基础不在于制订决议，而在于执行决议，实现决议。”（“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七○页，俄文版）
正确的挑选干部，对于经济机关的领导有决定作用。列宁曾指示说：“政策是通过人来实行的……”斯大林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就必须挑选工作人员，使在职人员善于执行党的指令。如果在职人员不能执行指令，那么，即使多么好的指令，也会落了空。
党很重视培养、教育和配备经济干部。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选拔能够了解党的指令的意义并又能坚决为它的实现而奋斗的优秀的组织者，以及把实行党的指令当做光荣的事业和自己崇高职责的工作人员。党及其地方组织在实现对经济机关的领导时，不只是把干部分配给各个经济部门，而且要监督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实现党和政府的决议，保证经济干部得到群众的支持。
因此，布尔什维克式领导经济的必要前提，就是要细心选拔干部，保证苏维埃机关及经济机关有坚强而有能力的干部，时时刻刻教育一切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其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并在思想上理论上培养和训练干部。如果没有这一工作，那么在国家和经济建设任何一个部门的有成效和有益的工作，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和坚强起来，他们已在战时和战后经历了很大的考验。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党组织竭力支持和鼓励经济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党组织加强了对干部工作的注意，然而还有一些不正确地对待经济干部的挑选和教育的事实，有时以命令主义代替了教育工作。也还有这种情形，党委会对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没有必要的严格要求，以致不能巩固对党和国家的纪律。党组织在领导经济机关时，应以对缺点采取布尔什维克的不可容忍的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经济干部。
政治领导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党组织要监督经济机关的工作。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当国家正面临必须改革党的工作的新任务时，联共中央便提出了巩固地方党机关的任务，使它们能够对地方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实行实际的监督，批评和消除它们工作中的缺点，同时也执行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与组织的作用。
经验证明，党组织在领导经济机关的工作中，已日益摆脱了代管经济机关的琐碎事务和对它们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干涉。党组织摆脱了经济的烦琐事务，就有可能集中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如动员内在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高度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技术，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提高田地收获量和畜产率，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等等。实践证明，不代替经济机关，不但不会削弱、反会加强党对经济的领导，改善对经济领导者的工作的监督，加强经济干部的思想锻炼，广泛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
但是，某些党委会仍然企图担负不是它们所应担负的实际管理经济的工作，而忽略了重大问题，忘记了前途，放弃了党的政治工作。这种情况直到最近还存在，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州的许多党组织内。例如，众所周知，我们对农业机关有着如何高的要求，尤其是当进行合并小集体农庄的工作时。斯大林格勒州的许多区委会，不去加强农业机关，有时甚至连州委会在内都要代替这些机关，企图以党机关的力量来解决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结果，具体领导播种、收获、农产品的采购等工作，都集中在党的州委会和各区委会中。与此同时，拥有很多熟练工作人员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却找不到正确的工作方向，感不到真正的党的领导，丧失了主动性，因而被利用得远为不够。这一切不能不造成经济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同时也影响到党的政治工作，许多区中的政治工作都是无人照管的。
党委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竭力协助生产部门的党组织正确利用联共党章赋与它们的监督企业行政活动的权利。党的基层组织，根据生产和工人文化生活设施方面的任务和需要，能够而且应当对一些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部门实行毫不减弱的监督。及时地揭发和防止缺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企业和集体农庄中党基层组织的工作问题，特别是它们实行监督权利的问题，应成为党的区委会、市委会和州委会的注意中心。这件事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现在仍有这样的事实：把党监督行政工作的问题孤立起来看，把它和基层组织的党的政治工作分割开来看。十分显然，基层组织的全部党内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在党组织实行其监督权利的实践中和实行这一权利的方式方法中表现出来。大家早已知道，在企业全体人员中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对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漠不关心，便不能很好地实行对经济的监督，因为这些问题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党组织要成功地影响企业或集体农场的工作，只有在共产党员已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他们自己能够学习并去教育别人，能以自己的范例带动非党群众，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以不可调和的态度对待缺点的时候，才有可能。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对行政工作进行实际有效的布尔什维克的监督。
某些党委会领导经济的不正确方法，也可以由党委会中各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证明。它们不集中注意于该部企业工作的根本问题，不极严格地监督企业的经济领导者对党和政府指令的实行情况，不去选拔和教育干部，时常却把力量花费在寻找缺乏的零件、“招揽”订货、解决细小的经济问题，从而变成供给机关和许多机关和部门的各种斡旋者。因此，这样的部便由协助党委会的一个环节、由具有原则性的党的地位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机构，变成了经济机关的附属物，同时其活动也不能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水平。
许多州委会都在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个缺点。阿尔泰边疆区的各部，过去主要是从事经济问题并没有深入到各党组织的活动中去。现在，它们已更多地注意各党组织和党的政治工作问题了。
正确安排各个部的工作，将协助党委会很好地把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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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组织，是以监督经济机关的工作，检查工作人员对党和政府指令执行的情形，选拔经济干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经验等等，来影响经济工作的。但是在这中间，党组织影响经济工作的主要杠杆，仍然是党的政治工作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积极自觉地参加经济建设。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经济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巩固和持久，全赖于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经济的成就是不会巩固的。这一切都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与政治的不可分离，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作用。在苏维埃条件下，不依靠积极分子，特别是其先进阶层——共产党员，不高度发动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就不能管理经济。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联共中央二月—三月全会上批评了两种工作人员，一种认为为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就，可以轻视党的政治工作，另一种相反地认为可以抛开经济，只搞党的政治工作，他说：
“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就和我们不能脱离政治一样。为了研究方便，人们通常从方法论上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但这样作只是方法的、人为的，只为了便于研究而已。相反，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一起存在，一块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而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而加强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会陷入绝境。”
领导经济的全部经验，证实了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经济的成就多半赖于党组织能在工人群众中造成高度紧张的劳动气氛，发动群众去克服困难；能根据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给经济工作人员提示最正确的道路，动员内部资源和未被利用的潜在能力以完成计划，能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精力和力求达到既定目的的坚决精神。
党和经济的领导者已从许多例子中确信，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何等密切的互相联系。他们已经深信，不进行党的政治工作，想在经济上获得重大而巩固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有经验、有才能的经济组织家的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永远是把领导经济与对全体人员的教育工作和组织人们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教导他们联系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工作人员，是十分关心加强群众中的政治工作的，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这是达到、巩固和发展生产成就的重要条件。工人的积极性越高，领导企业就越有成效。每个集体的成员，都应当高度发挥完成计划的责任感。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工作人员不害怕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相反地，却认为积极性是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只有事务主义者和气量狭小的人，或是高傲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教育。
斯大林同志曾强调主观因素在我们前进运动中的决定作用。在目前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条件下，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者对他们的任务和必须克服的困难了解越深刻，那末经济建设中所获得的成就也就越大。任务在于要通过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来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与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
许多党的组织由于把党的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获得了成就。白俄罗斯党组织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它在群众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政治工作方式，即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在劳动者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仅两个月内，在共和国各集体农庄和企业就有七千五百多人作了报告。
同时事实指出，在政治工作中还存有重大缺点。例如，不久以前，在伊凡诺佛州许多企业的党的政治工作和州委会对党的工作的领导中，都揭露出严重的缺点。伊凡诺佛州委会对于企业中的党的政治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没有教导企业中基层组织的书记从事党的工作。企业中的许多党组织在动员男女工人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产品质量方面，做得不够。州委会没有要求经济组织和职工会组织的领导者改善对居民的文化生活设施，忘记了注意群众需要、关心满足劳动者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要求，是党、苏维埃和职工会组织的首要职责。
党组织的使命是要更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教导劳动者关心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经常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种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主义方法。
某些党委会容许自己工作中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这些委员会通过大量决议，而对组织检查执行方面却漠不关心，只吸收一小圈子人积极工作，而不动员党的群众和劳动者去执行这些决议。例如，一个乡村区委会有时只限于派遣代表到集体农庄去，而不对它们进行真正的领导。这就使区委会产生脱离党的基层组织，脱离积极分子，脱离集体农民群众，缩小工作基础，并丧失广泛而全面地影响集体农庄工作情况的可能。如果只吸收一小圈子人积极工作，那么任凭他们多么有才干、有知识，也是代替不了整个企业或集体农庄全体人员的主动性和经验的。这不是党的领导原则，而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原则。
还有这种情形，党的领导者去访问一个企业时，只是会见厂长、总工程师，并不找时间去和党组织的书记谈话，了解党组织在完成经济计划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及如何克服它们的。区委会工作人员到集体农庄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是经常认为需要和党组织的书记、党员和普通集体农民们谈话。这便大大缩小了党的领导者所接触的和在自己领导工作中应当依靠的人的范围。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底举行的乌克兰全共和国集体农庄党基层组织书记会议上，暴露了这方面的一些典型事实。“列宁之路”集体农庄（哈尔科夫州，萨赫诺夫申斯基区）党组织书记说：“区委书记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首先找集体农庄主席。甚至遇到党组织书记时还问道：‘主席在哪儿？’他只是和集体农庄主席谈话。”不用说，这个不和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谈话的区委书记，不是党的领导者，而是很坏的行政官。
党委会在领导经济中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这是最正确和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了解工作情况、揭露主要缺点、决定改善工作所必需的手段的最可靠的方法。如果州委会或区委会密切地联系党的基层组织，它能够及时地了解工作的不良情况，共产党员会提示给它利用潜力的新的可能性。
党委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帮助基层组织使用它的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利，发挥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共产党员和劳动者去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战后时期，要求党组织认真地转变党的政治工作，而许多党委会在这方面是取得了重大成绩的。但是仍有简单化地认识这个要求的情形。有些党的领导者这样议论：既然现在我们在会议上所讨论的党的工作问题多了，而经济问题少了，不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党工作的转变吗。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尽管所讨论的党的政治工作问题比经济问题多得多，但毕竟还是可能违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原则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正确配合，并不是说要在党委会的会议上所讨论的经济工作与党的政治工作的问题之间规定一个数量上的比例。重要的是，每一经济问题都要根据党的精神（不是狭隘本位地）予以解决。例如，就拿讨论产品质量问题来说，这可以在狭小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讨论，可以向企业领导者或技师发出许多与经济命令无甚区别的指示。也可以用尖锐的政治眼光提出这个问题，发动广大群众为产品质量而斗争，力求发掘未被利用的潜力，也就是说，以政治领导机关应有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某些党的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要竭力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党组织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对经济的注意，不去解决经济问题，而只搞党的工作。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党工作人员的任务，是要给经济工作人员指出克服困难、动员补充后备力量以完成国家计划的办法。为此就要有深刻的经济知识，不仅善于搞目前的运动，而且还能预见将来的任务。
在企业、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场中党的工作的进一步提高，必然加强党组织对于经济的影响，提高党对企业、集体农庄和区的全部经济文化生活的领导作用。党的工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党的当前任务的手段；党的工作应该完全是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如果党的工作未获得经济上的成绩，那就等于白做。
同时，只有积极参加经济生活，大力提高共产党员对企业或集体农庄生产活动的关心和注意，党的工作才能广泛展开，党内生活才能活跃起来。党的会议、党的委托、理论学习、党员全部日常活动，党的全部工作，只有在为了实现党组织的经济任务时，才能活跃、热烈和有内容。
战后时期，共产党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达到了最巨大的成就。五年计划在最重要部门的超额完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苏联人民所达到的重大成就，说明党及其地方组织能够真正深入发动城乡人民群众，开展全民的社会主义竞赛。
党委会在日益深入地掌握领导经济的布尔什维克方法，时时巩固着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而进一步改善党领导经济的方法，竭力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则是共产主义建设获得新成就的保证。
（原载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五一年第二期，本译文根据“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九号的节译文补全，并作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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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区科学普及工作迅速发展
华东区科学普及工作迅速发展。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已建立了上海、浙江、福建、安徽、山东等八个分会及二十八个中等以下城市的支会，共有会员六千多人。两年中，各分会共主办通俗科学演讲一万多次，放映科学幻灯片二千五百次，举办科学展览会三百次，受到教育的群众共有五百五十万人。这些工作，在提高各地劳动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推动工农业生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印行的通俗农业科学小册子，已在福建、浙江、山东等省广大农村中普遍流传。关于养蚕的小册子，仅在浙江一省就销行三万多份。在安徽省屯溪市郊区，去年和今年先后发现稻苞虫、负泥虫、螟蛉、蜘蛛等十多种害虫。当地农民缺乏农业科学知识，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神虫，不能捉，越捉越多。”屯溪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利用幻灯、漫画、展览会等形式，集中地向农民宣传害虫的来源和危害，破除了农民的迷信。该地这些害虫终于被迅速扑灭。
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总会九日到十三日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区各省、市分会工作汇报会议，了解科学普及工作在华东区进行的情况，并着重地组织各分会代表讨论了明年科学普及工作如何进一步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问题。会议初步确定：一九五三年应在华东地区再发展会员一万人，并将工作量扩大到现有规模的一倍到两倍。会议对一些分会所发生的单纯依靠专职干部和单纯使用会员积极分子的偏向，进行了批判。会议着重指出：应发动工作组自主自动地进行工作，同时大力协助和推动其他群众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科学普及工作。会议认为应在工厂、医院、学校、机关中大量建立工作组和工作据点，一九五三年内将工作组由现在的七十九个扩大到三百四十五个，并建立四百十六个工作据点，以便使科学普及工作更为广泛和深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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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色的秋天里
周立波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附近有一座山，原先叫神山，现在改名为乔巴山山。山上有一片枫林似的丛林，一到秋天，叶子变色了，远远望去，一片金黄。由于这山上的秋色，乌兰巴托的人们把秋天叫做金色的秋天。
今年，在金色的秋天里，为了参加蒙古政府举办的“蒙中友好旬”，我们飞到了蒙古。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由于友好旬的举行，蒙古的美丽的首都更添上了一层节日的欢喜。
友好旬从我们的国庆日开始，蒙古人民把我们的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一样来祝贺。在乌兰巴托的宽阔的苏赫·巴托尔广场的中心，在乔巴山元帅的陵墓的前面，插着几面迎风飘展的、巨大的红旗。国家剧场的漂亮的建筑上挂着巨幅的斯大林画像，两旁是毛主席和泽登巴尔的肖像。斯大林大街和乔巴山大街两边的每一根电线杆子都插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一切工厂、学校和许多居民的住宅都并排的挂着斯大林、毛主席和泽登巴尔的画像。广播电台播送着“东方红”和“乔巴山颂”以及中蒙两国其他优美的歌曲。电影院放映着“白毛女”、“钢铁战士”、“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等影片，剧场上演了蒙语“白毛女”，歌舞剧团和马戏院都为友好旬排演了精彩的新节目。人们谈论着“白毛女”和“钢铁战士”。他们从新中国的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里，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的苦难和斗争的英勇。新中国的图片展览会和工业展览会引起了蒙古人民的莫大的兴趣，尤其是后者。在乌兰巴托参观我们的工业展览会的有十三万人，超过了乌兰巴托全体居民的数目。许多蒙古的男女骑着马和骆驼从遥远的乡间赶来看我们的展览会，许多干部和居民一连看几回。乔巴山夫人就是参观了两次以上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中国文艺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许多报告会和座谈会，介绍了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情况和成就；中国歌舞团演出了许多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节目，这一切都受到了蒙古政府和蒙古人民的热烈的欢迎。
蒙古的党政领袖和劳动人民看到中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卓越的成就，都感到钦佩和欢喜。而蒙古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也都使得我们深深的佩服。
在三十多年的建设中，蒙古已经从接近中世纪的游牧社会进到了接近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惊人的飞跃的发展。蒙古人民革命党大量的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紧紧的联系着蒙古的实际条件，改良了牧业，并且围绕着牧业建立了蒙古从来没有的新型的工业和农业。蒙古的各个城市，出现了好多现代化工厂，而在辽阔的草原上，已经使用新式的割草机和拖拉机了。
蒙古人民得到今天的成就，是不容易的。中国人民胜利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三面包围着，共和国政府不得不用国家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来巩固国防，因而减低了建设的速度。而在国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派遣的特务打入了政府的机关，几次图谋颠覆人民的政权。蒙古的开国领袖苏赫·巴托尔，就是被特务匪徒毒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内部也曾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告与关怀之下，在苏联的无私的帮助之下，蒙古人民革命党正确的领导着人民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稳步地走上了今天的道路，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蒙古的草地、马群和矿藏，也没有忘记这个高原可以作为进攻苏联的最好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以后，就无耻地扬言，他们要到乌兰巴托阅兵了。但是，除了俘虏以外，没有一个日本兵活着到过这个新兴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
蒙古的封建势力曾经是根深蒂固，很难拔除的。一九二一年，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带领部队解放库伦的时候，蒙古正被白俄扶植的大汗统治着。为了照顾当时觉悟不够的群众，特别是照顾十万以上的喇嘛，蒙古人民革命党决定不废除大汗，把国体订为君主立宪制，但人民跟大汗订立了“誓约”，严格地限制着他的权力。直到一九二四年，大汗包格多格金死了以后，蒙古人民革命党才领导全体人民把君主立宪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把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用汉文来说，就是“红色英雄城”。
三十一年间，蒙古人民革命党遵照着列宁、斯大林的亲切的教导，在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的正确领导下，把蒙古建设成了一个完全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全国土地已归国有，全国的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其他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工业和农业都是从无到有，切合蒙古的实际，稳步前进的。牧业虽有百分之九十还是由私人经营，但是生产合作社已经开始建立，并逐渐推广。目前政府大力举办的事业就是用机器打井，用先进的方法培植牧草，并且大量设置兽医站，对牲畜普遍地进行防疫注射。现在，牲畜群里的癞病、口蹄疫和炭疽病等等疫病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蒙古的文化教育和文艺都有辉煌的成就。革命以前，蒙古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全国识字的人数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七；全国只有一所封建贵族的学校，一种报纸；可是大喇嘛庙却有七百多个，小的还不计算在内，喇嘛总共有十万人以上。今天，全国识字的人数已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这就是说，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根据今年的统计，蒙古全国有幼儿园六十所，招收儿童二千二百九十五人；小学校三百七十七所，小学生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一人；七年制中学三十一所，中学生八千五百六十四人；十年制中学，即完全中学二十一所，中学生一千四百五十六人；技术专科学校十四所，学生三千○五十四人，此外，在乌兰巴托还有国立乔巴山大学一所和高级党校一所。
革命以前，蒙古没有一个诊疗所，现在有大诊疗所四十九个，小诊疗所三百七十个。
革命以前，蒙古没有话剧、歌剧、杂技和马戏，现在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之下，这些艺术形式都已经有了，而且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马戏里面的“摔跤”，发扬了蒙古传统的勇武的精神，成为一种健壮的、富有蒙古民族色彩的独创的节目。
蒙古的音乐、美术、文学和建筑都有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建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是很多的。革命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乌兰巴托盖了许多新式的大厦和楼房，其中的一些是很漂亮的。政府大厦，国家剧场和乔巴山大学的建筑，都很悦目，又各有特点。蒙古在建筑方面的这种成就是由于建筑的技师和工人（其中有华侨）坚决地排斥了庸俗的、刺目的、美国式的作风，学习了优美的、新鲜的、苏联的风格，并且加上了自己的独创；建筑技师和工人都费尽心机，尽量使得每一座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成为精致的、可爱的艺术创作。
稳重、踏实、能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而且虚怀若谷的蒙古的党政领袖们，紧紧地靠拢着苏联，把一个长期落后和穷困的蒙古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丰足的国家，并且把它的首都经营得非常的美丽。现在，全国人民，在新兴的工人阶级带领之
下正向着社会主义稳步前进。
蒙古人民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维持着亲密的友好的关系。他们的卓越的领袖泽登巴尔曾经说：
“蒙古人民认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与伟大苏联和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始终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乃是它的自由与独立的坚固保证。”
蒙古人民正是依照泽登巴尔的话来处理它和中苏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在蒙古的期间，受到了蒙古政府和人民的异常隆重的、热情的接待，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把我们当做中国人民的代表，他们爱中国，因此也爱中国派去的一切人们。
在友好旬里，蒙古的城市和乡下，都挂着蒙古的美术家们所画的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在一个国家农场里我们看见了许多用中文写着的“毛主席万岁”的红纸标语。在最高党校，有些学员正在研究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乌兰巴托的一所幼儿园里，一班五岁左右的孩子唱着中文的“东方红”。
在微冷的秋天，当我们坐上中苏民航机，离开乌兰巴托飞回祖国的时候，大家的心里充满了对于蒙古党政领袖和蒙古人民的深深的感激，感谢他们对于我们文艺代表团的深情厚意的招待，感谢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敬爱。同时，我们也想起了我们所看到的蒙古的经济和文化的辉煌的成就，对于他们的成就我们十分钦佩，也十分欢喜；我们所以怀着欢喜之情，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兄弟国家的成就都会对于和平有所贡献的，而争取和平正是我们中苏蒙三国和其他兄弟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附图片）
九月三十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了“蒙中友好旬”的开幕典礼，图为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蒙古人民参观在乌兰巴托举行的中国工业展览会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蒙古人民参观我国工业展览会中的纺织工业品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