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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我们认识了基本建设的重要
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书记 崔映国
石景山钢铁厂的基本建设工作早在一九五○年就开始了，但是，从党委领导思想上来检查，切实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还是最近一个月的事。
自一九五○年建立基本建设处以来，我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就是机构薄弱干部缺乏的问题。一九五一年底，全处职工不足百人，其中只有六个党员；“三反”运动以后，虽然抽调了十几个技术人员，吸收了几十个技工，但由于缺乏老干部作领导骨干，特别是在基本建设中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以致设计力量不足，工作效率不高，内部显得紊乱。基本建设处没有完整的财务、工务、设计和施工的制度，有时一个工程连最起码的备料预算都没有。有的工程师这样说：“作了再说，作错了将来检讨吧！”因此造成不少返工浪费的现象。今年我厂基本建设工程共十项任务，只完成了六项，其主要原因是设计工作没有作好。例如：修理铸铁机时，我们的工程师只是抄了人家一份修理计划，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分析这个铸铁机的具体毛病，结果化了很多钱，修理了一年多，不能很好地发挥铸铁机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党组织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办法，及时加以解决。今年七月以后，领导方面虽然派了一个副厂长，两个党务工作的干部，和一部分技术工人到基本建设处工作，但由于厂内党政领导干部对基本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肯放手调出更多的干部到基本建设部门工作，结果这个很重要而又很薄弱的机构，终于不能迅速地加强起来。今年九、十两月两次党委会议研究了给基本建设部门调配干部问题，当时决定调六个技术人员，结果只调了四个，还“借”了两个。原来提出要先抽出两个科长级的老干部到基本建设部门去，但结果连
一个也没有抽出。
十一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厂矿长会议，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社论，这才向我们敲起了响亮的警钟。我们以三天的学习时间，向全厂共产党员、行政工作人员、工会和青年团干部作了动员，并组织了学习讨论。至此全厂领导干部在思想上闹清了两个问题：
第一，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问题，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此以前，很多同志包括我们领导干部在内，把基本建设局限在修修补补的小的方面，而对更多更大的厂矿的建设很少考虑。即使有的同志偶然想到这个问题，也认为“这是上边的事”。因而有不少的工作干部只满足于追求完成当前的生产数字，而对于如何为明天更大规模的生产创造条件，则缺乏明确的远见。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上而下对基本建设不够重视的现象。经这次学习讨论，很多同志反映：“我们要从生产方面抽出干部，把基本建设机构建立起来”。过去所谓“人少事多忙不过来”，“生产上离不开”，“干部太弱”等等不正确的保守的消极的想法，都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因为在新的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面前，只有积极地培养、提拔工厂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的力量，才可能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
其次，要做好基本建设，为国家工业化创造条件，首先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以前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在充分运用现有力量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着保守和依赖思想的。调干部等上级解决，不肯从生产部门抽调。只希望要现成的技术人员，不从培养技术人员着眼。可是现在从厂部到各部门的领导方面一致认为“从生产部门抽出干部，是解决基本建设干部不足的主要方法”。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使用干部的几个原则：（一）基本建设部门的干部只许调进，不得调出；（二）今后分配来厂的学生，一律派到基本建设部门；
（三）从厂内抽调大批优秀职工到基本建设部门；
（四）各生产单位主管设副职，以便正职抽调后，生产不受影响。修理部在本厂来说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同时本身的力量并不强，这次厂里决定由该部调出部主任、党总支书记和两个工程师到基本建设部门去，他们则积极地提拔和培养干部，补充缺额。其他每个生产部门的同志也都作了抽调干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虽然在生产部门抽调了不少干部，但是仍然保证完成生产任务。
由于党委的领导思想认识了把基本建设放在第一位的必要性，由于全厂干部弄清了以上两个基本问题，从生产方面抽调干部到基本建设部门去的工作便顺利地完成了。
这次抽调到基本建设部门工作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原生产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全厂总计在技术人员中抽调了百分之六十三·四，其中抽出的工程师占全部工程师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科长级以上的老干部中抽出了百分之五十（不包括公安处老干部），科长以下的工作人员中抽出了百分之十二·九。原工厂党委会宣传部长调任基本建设处分党委会书记，技术教育科科长贾曙渊（党员），调到基本建设处担任副处长，行政副厂长马洗凡（党员），调到工程公司任经理。原来厂工会副主席、青年团支部副书记都调到基本建设部门去，领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原工厂副厂长周冠五同志，开始总觉得基本建设部门工作难搞，不如搞生产方便，经过这次学习，不但积极地要求到基本建设岗位上去，而且表示“一定要从资料收集、设计施工、机器安装直到生产，来好好学习”。其他调往基本建设部门去的同志也是以同样的热情开始工作和学习。这样就扩大和充实了基本建设机构，加强了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力量。
我们体会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我们这次所以能打开这一关，大胆地大量地抽调提拔干部到基本建设部门，就是因为在上级党的指示下，我们全体干部通过认真的学习，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过去我们眼光短小，走了这一步，看不到下一步应如何走法。这次学习后，我们眼睛亮了，看得远了。不过，这仅仅是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开始，我们决不以此满足。我们一定要虚心、谨慎地继续努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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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省大苗山地区和青海省海晏县
分别成立苗族和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省宜山专区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于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六日在融水镇（旧融县城）召开首届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出人民政府县长和委员，正式成立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原为融县、三江、罗城三县的一部分地区。境内有苗、汉、僮、侗、瑶、水家、高山等七个民族，大部分为苗族聚居区，全境十六万多人口，苗族人民近七万人。今年七月，广西省民族工作会议接受大苗山各民族人民的要求，决定成立自治区，并组成工作委员会，派遣工作队分赴该地各区进行工作。三个月来，该区已建立了十个区、一百三十五个乡的民族民主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使大苗山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二百八十五人。他们以慎重负责的态度选出了杨文贵（苗族）为县长，马振东等二十八人为委员。代表们对这次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选举非常满意，他们快乐地唱道：“门前竹子开细花，少数民族当了家，选举文贵当县长，建设苗山有办法。”
会议通过了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和施政方针、大苗山团结公约，还讨论了人民政府的征粮办法和计划。代表们满怀信心地表示回去一定做好宣传工作，带头交纳公粮，完成征粮任务。
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贝江河两岸，各族人民莫不欢欣鼓舞，从四面八方赶到大苗山苗族自治区的首府——融水镇来庆祝；有些六七十岁的苗族、侗族老大爷也从一百多里地以外赶来。各族人民兴高采烈地跳民族舞，用本民族的语言欢唱着：“各族人民一条心，永远跟着毛主席。”
（新华社）
青海省海晏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十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该自治区位于青海省的青海东面。区内有藏、蒙、汉、回、土等五个民族，共一万零五百七十二人，其中藏族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六。全区除小部分农业区外，大部是藏族和蒙族人民聚居的游牧区。三年来，该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区内民族团结已日益加强，地方秩序已经安定。由于人民政府提倡轮牧、组织副业生产和发放畜牧贷款等工作，使畜牧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各族人民生活都得到改善，加之各族人民觉悟的逐渐提高，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中共海晏县委员会和海晏县人民政府，为了贯彻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在半年前即与各族人士广泛进行协商，并组成了包括各民族代表参加的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十月初，该县还派出五个工作组，深入牧区帐房，反复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文件。各族人民听了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后，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十一月二日到五日，海晏县在召开首届第三次各族人民代表会议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第四条第二款，便正式成立海晏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会议在民族团结基础上，还订出了自治区一九五三年畜牧业增产计划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计划。会议并决定将在蒙族人民聚居地区成立相当于区级的蒙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十一月十五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同曲和（藏族千户、原任海晏县人民政府县长）、副主席苏胜轩（中共海晏县委员会书记、原任海晏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木谈（蒙族）和各委员，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各族人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庆祝。各个部落和蒙旗的蒙、藏族人民，都热情地给自治区人民政府献旗和献哈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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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有成绩
天津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一贯重视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很好，并取得相当成绩。天津市现有人民监察通讯员八百七十八人。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一年天津市监委所受理的三百三十一件案件中，有九十九件是监察通讯员反映的，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二年六月至十月，天津市监委受理案件三百七十六件，有一百三十七件是监察通讯员反映的，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六（不包括“三反”运动中的案件）。
由于监察通讯员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因而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和反映问题。天津市依靠他们的积极活动，不仅揭发了某些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打击了某些官僚主义分子，教育了干部，改进了工作，而且为国家和人民挽回了不少损失，使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例如：市立第二医院监察通讯员曾反映护士冯国玺贪污连霉素，危害病人。辽东省工业厅驻津购销处监察通讯员朱明，反映该处所属兴业油毡厂在配材料上发生错误，致使两万多卷油毡全部变质，国家遭到一亿九千八百余万元的损失。对外贸易管理局监察通讯员曹东，反映华北区油脂公司所存两万多吨花生米发生虫蚀，仅在重量上即损失一百八十余吨，价值近十亿元。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监察通讯员梁满存，反映该公司用燃煤四千多吨填坑垫道。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王寅生监察通讯小组，反映纺织管理局违反劳动政策，私雇临时工，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后经检查，发现该局各厂一九五二年一至四月即发生工伤事故一百六十二起，一年来私雇临时工达一千五百三十三人。这些案件，都已经天津市监委适当处理，或正在慎重处理中。
有些监察通讯员不仅对本部门的工作起了监督作用，而且能与其他机关的不良倾向做斗争。例如市立第一医院的监察通讯员在医治某失火案中的受伤人员时，即去了解了该案的情况，向天津市监委作了报告。税务局监察通讯员马德茂在检查私商的账簿中，发现海关某干部受贿五万元，便报告了天津市监委。后经监委与海关联系，查出了一件贪污八百多万元的贪污案件。还有一些监察通讯员除积极反映有关机关干部的问题外，并能密切联系广大人民，向群众进行人民监察工作的宣传教育，向市监委反映人民的呼声。例如市公安局的监察通讯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不但经常反映一些有关干部违法失职的线索，还向市监委反映了很多群众意见和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他们不但是监察机关的耳目，也是监察工作很好的宣传者。通过他们，扩大了监察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天津市监委工作中的主动性。特别是在“三反”、“五反”、生产竞赛和司法改革等运动中，事实已经证明：大部分监察通讯员是各单位发动运动的骨干。他们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使运动得以更顺利地开展。
天津市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所以取得这些成绩，主要原因是天津市监委一贯重视这一工作，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指导他们的工作；并注意了监察通讯员的选择、培养和提高。天津市监委在建立监察通讯员之初，便经常召开会议，向他们报告有关监察工作的性质、职权及当前的方针任务，布置他们进行工作；并按照不同的业务部门召集监察通讯员小型座谈会，抓住工作重心，以有关本部门业务的实际材料对他们进行教育。例如：市监委曾经以生产保安工作为中心，向工业局所属各单位的监察通讯员报告了某厂关于工伤事故的系统检查材料，并组织大家结合本厂情况进行讨论，大家都感到对自己工作有帮助。对于市卫生局所属各单位的监察通讯员，市监委曾抓住医疗事故，向他们介绍检查市传染病院的全面情况，使大家能结合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形，反映出不少问题。
市监委对于监察通讯员所反映的问题，都作了比较认真负责和及时的处理。不论问题大小，都注意了事事有结果，件件有交代，鼓励了大家的工作热情。有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也作了及时的答复，说明了原因。在处理问题时，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这种做法，也是该市人民监察通讯员工作得以开展的原因。
天津市监委对于监察通讯员的质量和组织上的纯洁很注意。该市在“三反”运动前共有监察通讯员六百四十九人，大部是在整风、审干等历次运动中发展的。一般都经过了相当的考验，有一定的质量和工作能力。“三反”运动后，市监委又在新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新发展监察通讯员二百七十五人。并且经过这次伟大的运动，对过去的监察通讯员做了全面的考查，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其中本身有贪污腐化、历史不清、丧失立场等问题的六十五人，虽情节都不太严重，也都解除了他们的监察通讯员职务。对于一些长期不起作用的监察通讯员，如市传染病院的监察通讯员张幼博，对该院一年来所发生的一百五十余次事故没有做过一次报告；公安七分局通讯员刘世通对于该局警士冯景泉侵犯人权、滥用职权、随便给人戴手铐的违法乱纪行为，身历现场，竟不反映，也都一并解职。
此外，天津市监委还编印了“通讯员小报”，介绍工作方法，交流工作经验，这对于工作的开展也起了相当作用。
在建立监察通讯员的方式上，天津市监委过去多是采取“请各该单位领导提名推荐，报由市监委审核批准”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也保证了监察通讯员的相当质量和水平，但由于没有通过民主讨论和群众的选举，因此在扩大人民监察工作的宣传教育上，特别是在监察通讯员和群众的联系以及争取群众的支持上，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天津市监察通讯员的发展也还不平衡，许多单位还是空白点或人数很少。如塘沽全区才有三十二名监察通讯员，天津县一县只有八名，全市的街道通讯员迄今尚未着手建立，这都与客观情况的发展和需要有着相当的距离。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天津市监委准备采取广泛的民主讨论和群众选举的方式，普遍设置监察通讯员，贯彻政务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通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