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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年多来黑龙江省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有成绩
黑龙江省高级干部，从一九五○年开始系统的理论学习以来，已获得成绩。
该省高级学习组，主要是由省、市处长级以上干部组成，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个别程度相当的县委委员也参加了高级组，共一千人左右。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即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前三章和“实践论”。一九五二年五月间，各单位均先后开始学习“矛盾论”，至九月末结束。十月中旬开始学习联共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十二月初开始学习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完后即将转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
对于高级干部的学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一贯非常重视。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大都认真参加学习和领导学习。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亲自领导省市主要负责干部进行讨论，并给他们解答问题。前省委副书记杨英杰同志，也经常给省府厅长级干部讲解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省府主席于毅夫同志一向努力学习，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除按规定时间学习外，还在休息时间学习一小时。他已学完十二本“干部必读”和全部“资本论”。他并且对省府党组学习抓得很紧，常常亲自召集各厅长出席学习讨论会；在会上先作启发性的发言，最后并作总结。他还经常在学习会上进行表扬和批评，对不出席讨论会者追问原因。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剑白同志，经常讲课和解答问题；省委组织部郑学孔同志，也把领导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其他单位，如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铁路党委书记等也都亲自领导学习。在写论文时一般都是负责同志先交卷。赵德尊、李剑白等同志的论文都在东北日报上发表过。
在组织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中，该省采取了如下一些办法：（一）督促检查，坚持制度。如省委组织部规定每天早晨坚持两小时学习，大家在一起集体阅读；每星期下午坚持讨论。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使大家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因此，在今年七、八月间正是整党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们也坚持了学习。在督促检查方面，省委主要是抓紧定期举行的讨论会。在讨论之前，主动督促各单位首长、小组长，规定讨论内容；在讨论时，省委又有重点地派人去参加，搜集问题、掌握情况、研究经验，以指导其他单位，同时也督促了其他单位。（二）抓重点、抓典型、抓积极分子、抓骨干。省委选了省府党组为重点，从中吸取经验，推动其他单位的学习。对于高级干部个人学习，省委选择了有威信并有自学习惯又能以身作则的同志，培养典型，主动帮助他们制定个人或小组学习计划，通报传播这些计划，来督促和启发其他同志。此外，在各单位学习小组里，领导同志还抓积极分子、抓骨干。在省府厅长级干部中，就有八、九名同志是积极分子。有了这些骨干，在讨论中就能把问题谈得更集中更深刻，也就影响了别人积极看书和准备意见。（三）通报表扬，介绍学习情况，交流经验，按期写读书报告与学习论文。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曾发过十余次通报，这些通报不仅是表扬好的单位、个人，同时又介绍各单位学习情况，起了督促学习交流经验的作用。当学习告一段落时，省委还督促大家写学习论文，以检查学习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该省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是有显著的收获的。首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对于党的各种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一般都有了提高。比如在“矛盾论”的学习中，对中国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两种矛盾及其互相联系，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等问题，一般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很多同志在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如外因论、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及不进行具体分析硬套公式的教条主义等），也得到了纠正。在学习马林科夫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当前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很多同志都检讨了自己过去总认为如果战争要爆发，主要是在两个阵营之间，而忽视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本质等思想。其次，理论联系实际，并运用理论指导了实践。在“矛盾论”的学习中，各部门都找到了本单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省府党组用四次讨论会的时间，依次的研究了各厅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很多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都用“矛盾论”的观点，联系检查了自己部门的工作，找出了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第三，认识到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处理工作的重要，检查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官僚主义作风，转变了领导方法，树立了正确的作风。如刘振尧同志在领导省市整党建党时，对干部的思想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和具体分析，因而抓住了主要问题，问题就解决得集中深刻。党校张玉瑞同志，在论文中检讨了党校过去在进行教育中多从一般抽象的条文出发，缺乏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对于每期对象的不同及存在的不同思想问题，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够，因而在教学工作中，就不能作到很好的对症下药。文教厅梁志超同志在论文中说：由于过去没学习矛盾论，因而处理工作，解决问题，往往从主观想象、片面经验和文件指示的条文公式出发，不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以工作上有官僚主义；不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致工作一般化，不能前进。今后必须系统周密的研究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第四，提高了对理论学习的认识，学习空气增长了，影响和帮助了下级干部的学习，加强了各部门的政治工作。经过了二年多的学习，过去那种认为理论学习是与工作对立的观点已经不存在了。在
“矛盾论”学习中间，大家经常议论的是如何抓主要矛盾，如何解决主要矛盾，从那里找理论根据来证实自己的意见。省府张骇青同志身体不好，虽然组织批准不参加学习，但是他自己早晨仍然坚持学习，并按时出席讨论会。一部分同志已经养成了自学习惯，每天和一般干部一同起床看书，并能挤时间学习。另外，由于理论学习开展起来，对各部门的政治工作也加强了。
但是，该省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中，也还有一些缺点。首先是制定的学习计划不够周密，情况估计不够准确。比如“矛盾论”的学习，原计划五月开始到六月末结束，但实际上到九月末才结束。其次是在这些学习中，有些能够作的工作还没有作到。比如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虽供给了各单位一些参考材料，但在内容指导上作的很不够，在督促检查上还不全面，对较差的单位没有尽到全力督促的责任；所以有些单位学得还不够好，有些同志学得也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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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领导干部检查与改进理论学习
石景山钢铁厂领导干部学习了人民日报有关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文章后，检查自己忽视理论学习的思想，改进对理论学习的领导。
人民日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必须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的社论、“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等文章后，石景山钢铁厂的七个负责干部即认真地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在讨论中，他们首先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对理论学习的错误认识。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书记崔映国说，他过去对理论学习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错误地认为“工作有时间性，而学习是长期的”，因而就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对一般干部学习的领导。厂长周家华也批判了过去认为“学不学理论与工作无关”的错误想法。其次，他们检查了该厂过去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中的一些问题，正确地认识了理论学习对改进当前工作的重大作用。大家认为：过去虽在口头上承认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但没有很好执行。因此，在学习理论时不是不联系实际，就是使联系实际形成了单纯的汇报工作。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虽然也注意了找生产中的主要矛盾，但却并未坚持下去，因而没有使大家切实体会到理论学习对改进工作的重大作用。东北工业部的经验对大家启发很大，使大家得到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认识，体会到理论学习不仅是为了指导当前的工作，而且是为了指导今后的工作。大家还批判了强求一切理论都要直接解决当前工作问题的片面想法。一致认为必须学习高岗同志的学习精神和领导学习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学习和改进对干部学习的领导。再次，通过上述的检查，他们进一步地认识到负责干部的学习虽然主要是要依靠干部自觉，但是也应有严格的学习纪律和必要的学习制度加以保证。此外，他们并认识到负责干部必须帮助中级、初级班干部学习理论。因此，决定经常讨论和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并按学习的需要作专题报告。
现在，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正研究在学习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报告的第二部分时，如何联系实际、检查厂内工作；并准备选拔厂内联系实际较好的典型作示范报告，以便更好地推动全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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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争取重型机器制造业的进一步高涨
苏联“劳动报”十月十九日刊载了苏联重型机器制造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甫采夫的论文，探讨苏联重型机器制造业在争取完成它在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中，应注意改进的一些工作缺点，摘要如下：
进一步改进工业工作的质量指标，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在出产具有更高度使用性能的机器时，必须使每件机器上所花费的时间、劳动、金属、燃料和电力的数量大大减少，并不断降低产品成本。而工会组织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是起着不小作用的。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六次全会在它的决议中指出，必须使生产竞赛者们不仅注意完成计划和生产定额，而且注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它的成本，厉行物资和机器的节约和更好地运用技术。每个工会小组长都应当遵循这个指示劝告工人；他们除了对零件的数量还须对有关减少金属消耗，更好地利用工具和提高制作的精确度的具体条款负责。同时，实际地帮助他们履行责任。可是工会积极分子的这个重要责任竟常常被忘却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工厂委员会的主席都能确切了解每个车间在过去一昼夜中工作的情形。某个车间制造了多少成品，企业怎样坚持照工作图表完成产品的生产。但是同时，却也有很多车间委员会
（更不用说工厂委员会了）常不能说出在上一个班中未履行自己责任的工人的名字。这类通报常每隔十天才做一次，有些工厂甚至仅在月底才汇报一次。在这类情况下，试问怎能及时帮助落后者呢？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更具体和有效地领导竞赛。工人没有履行其所负责任的每一事件都应在当日通知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
目前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已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很多工厂为这一目的正广泛地采用郭瓦廖夫工程师的方法，详细研究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法并编纂他们的著述。但是我们对进步方法的采用却仍是慢吞吞的。问题在那里呢？主要原因是采用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法还没有成为车间行政的必须的职责。有些工厂，直到现在，对于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新办法如何采用，仍然犹豫不决，虽然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本人早已提示了这一任务的解决方法。
要掌握新产品就必须采用更完善的技术程序，加强零件制造的精确度和使企业的全部生产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工会组织应当特别关怀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不应当以大多数工人已在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学校和各种小组中学习而感到满足。必须为学习者创造适当的环境，必须监督课业的质量，并批判地审查现有的教材。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大大不够。
技术学习在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却还存有很多缺点。不论多么令人惊奇，在我们的工业部门中确没有最低技术知识的统一教学大纲。每一个工厂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制订自己的大纲。这些教学大纲的不能适应今天向冶金工人所提出的新要求，自然也是不足为奇的。一个读完最低技术课程的工人往往缺乏对几何学的概念。试问他怎样能够进行工作，例如，检查切削槽口的角度呢？现在，把几何、理化的基本知识列入最低技术课程，已经是时候了。重型机器制造业部的各个有关部门应当和重型机器制造业合理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共同拟订一个统一的技术教学大纲。
依照重型机器制造工业所面临的新任务，各个工厂实验室的作用也更为提高。根据它们工作的意义和性质来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们是工厂的科学研究院。除了基本的科学研究和监督工作以外，这些实验室在深刻地研究和综合先进的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方面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的。
苏联的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稳步地沿着专业化和企业的广泛合作道路前进。目前，当每个部门都面临需要掌握独特技术的任务时，生产合作的意义也就更为增加。很多的新机器的，及时制出大抵依赖于几种企业的协调的和精确的工作。可惜，这一道理还没有被普遍地了解。一些个别工厂经常破坏供应机器枢纽部分和零件的限期，也就妨害了整部机器的装配工作。工厂和车间的职工委员会对于完成邻近各厂的订货工作如果能够组织公共监督，那是切合时宜的。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苏联“真理报”于十月二十九日刊载了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院长阿拉比雪夫的论文，题为“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文中以该学院的实例说明科学工作者和企业合作的重大意义。摘要如下：
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的创造性合作，是技术进步的灵魂，是用以发展祖国技术的取之不竭的泉源。它们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科学中的探讨工作，扩大研究的实验基础，并使科学上的发现、发明和改进能迅速运用到生产中去。
列宁格勒的科学机关和工业企业签订了合作的合同。一些高等技术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的一切科学研究工作的主题，大都面向生产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需要。
创造性合作产生了科学组织和生产组织互相联系的新形式。创造性合作的结果积极地促成了列宁格勒工业的技术进步。单在一九五一年，就已开始制造几百种新的现代机器、仪器、机床和器具，其中包括强大的透平、发电机、电气机器、光学仪器和机械仪器。在科学家的帮助下，想出了运用高频率电流从事机制金属的先进方法。现在高速金属切削法已在科学上有了确实的根据。此外又想出了关于制造塑胶的更经济的方法。生产中大量地采用了自动化。不断地丰富创造性合作的成果使列宁格勒的机器制造业达到了能够制造最新式的各种复杂机器的水平。
巩固创造性的合作和对工业的社会主义帮助成为了工学院各科系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最近，“加里宁”工学院与国内九十四个企业和机关订了合同，进行着一百四十二项关于当前问题的大规模研究工作。
科学家们表现出爱国主义的主动精神，协助工厂更快地和更好地完成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定货。机器制造学的科系工作人员在斯大林冶金工厂里组织了综合小组以探寻制造复杂的水利透平枢纽。这个小组提出了制造零件的先进方法，这种方法保证了高度生产，同时也显著地提高了制品的质量。目前这个工学院的七十四个科系五百四十名研究员已在从事合作合同上所规定的工作。列宁格勒的五十六个工厂和企业的技术委员会里，都有科学家在办公。工学院学生约七百名也积极参加合作。他们在各科系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工作，写作具有实际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在生产实习期间并在工厂中进行研究工作。
与企业订立综合的合同，规定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促进工厂的技术进步—这是创造性合作的新方式。签订了这样合同的不是一个科系而是许多科系。工学院的十九个科系今年与“基洛夫”工厂签订了一个联合的合同，便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合同规定若干科学研究机关与工厂实行合作以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问题。
科学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对工学院的教育工作发生了良好的影响，最新的，实际的工业成就已使教学工作更加丰富，在训练专家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由于这种合作，专家们对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实际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创造性的合作是解决生产的技术进步根本问题的最可靠的方法。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所规定的重大任务，责成苏联科学家不断地巩固与飞速发展的工业的联系。苏联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努力巩固科学与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种合作以实际的经验来丰富科学，并能帮助实际工作者更迅速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应当更大胆地把科学研究的结果用到实际中去，以便保证在最小限度的消耗人力的情况下，全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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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检举“黑虎军”反革命案件时遭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难
刘金仙讲
编者按：刘金仙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的事件，说明我们某些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如果不坚决肃清，不仅是一般地影响领导机关与人民的关系，而且会使大的反革命组织漏网，造成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其重大的危害。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必须继续对官僚主义进行不疲倦的斗争，经常检查并揭露一切官僚主义现象。现在，这一案件已作初步处理：刘金仙在河南禹县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了控诉，反革命分子孙中羊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其他案犯也已分别判刑，秦楼村干部中的坏分子已全部撤职，其他违法失职干部正由有关机关研究处理，刘金仙在被迫流亡中所化的钱由反革命分子赔偿。现将刘金仙的控诉发表于后。
最近各地进行司法改革运动，我十分高兴。同时使我想起我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揭露以孙中羊为首的“黑虎军”反革命案，被逼得无家可归，流浪二年多的痛苦遭遇。我先后到河南省禹县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过十八次，到禹县人民法院控告过十次（我丈夫孙跃曾的控告还不在内），到河南省人民法院许昌分院控告过四次，都不能解决。一直到最后向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控告之后，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了数十个革命干部，其中多半是司法干部，他们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人民不负责任和旧的司法作风以及丧失立场等现象，使我遭遇了说不完的阻难。
我是河南省长葛县刘庄村人。我以前的丈夫柳汉杰于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为汉奸孟锁臣逮捕枪杀了。敌人继又杀死柳汉杰的弟弟柳兰和妹妹柳新妞的全家六口人。我也是逃得快，才免遭汉奸们的毒手。一九四七年十月长葛县解放后，长葛县三区区长王海州让我留在地方上工作。不久大军南下，土匪猖狂，我被土匪抓去，并遭非刑吊打。最后土匪要活埋我，幸亏解放军赶到，我才没有被害。这以后，我就一直在地方上参加搜捕土匪、特务等工作。从我的这些历史来看，可以想到我是如何痛恨反革命分子。
一九四九年起，我和我现在的丈夫孙跃曾居住禹县四区（原十区）桑庄乡秦楼村。我因为特别仇恨反革命分子，就时常注意着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这期间，也就是我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受到重重阻难的时候。
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秦楼村人，解放前干过国民党匪军连长、土匪队长等，无恶不作，外号“山大王”。孙匪在武庄地方杀害过农民袁大兴，并霸占了袁的妻子。一九四七年一月，孙匪又杀害曾经参加八路军地下工作的李长发，并霸占了李妻。后又诬告李妻“伙谋害李”，以致李妻被禹县人民法院扣押，还没有释放。我军解放禹县时，孙匪曾经组织抵抗。解放后，孙匪又指派其爪牙孙福安控制了秦楼村政权，担任农会主席，勾结伪保长孙广华、伪科长孙广裕等压制群众。我得知这些情况后，便有意地和孙匪的女人拉上关系，经常去孙匪家打探情况。一九五○年二月间，有四个人（后来知道即土匪首要分子杨建章、武庚臣、武庚申等，都是孙匪组织“黑虎军”的“师长”、“团长”，孙匪本人系“司令”）到孙匪家来，行动可疑。我从孙匪女人处知道他们都是土匪头子。他们企图组织附近匪徒，到鲁山县四棵树地方找大土匪头子李银安和纪国贤（此二人已枪决）组织反动武装“黑虎军”，攻打我解放军。孙匪负责组织土匪到长葛、密县、登封一带活动。一九五○年五月间，我向中共桑庄乡支部书记桑绳五谈了这情况，桑说：“他想死哩！”以后就不管了。但敌人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我又把上述匪情告诉了乡武装委员张孟水。那知张孟水立场不稳，被孙匪用金钱、“美女”拉得蜕化变质，竟和孙匪拜了“同盟兄弟”，甚至把我谈的情况也告诉了孙匪。于是村中孙匪的爪牙便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对付我，并侮蔑我是“妓女”。最后逼得我一家五口人搬离该村。一九五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秘书刘清瑞只让我“进一步了解”，就不管了。发土地证时，孙匪指使秦楼村干部强迫我回到秦楼村，一方面向我索取“道木钱”、“辘辘钱”、“井绳钱”、“灯油钱”等等，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刘金仙是坏人，没有土地证；谁借给她东西，就开除出农会。”孙匪把我叫到他家，威胁我说：“你不长眼！乡、村干部都听我的话，你还能胳膊扭过大腿？”我第二次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回来后，孙匪手下的村干部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强迫群众“通过”不让我吃水、不发给我土地证的
“决议”。孙匪又接连用硬的、软的手段对付我，并计划谋害我和我丈夫孙跃曾。被迫无法，我和丈夫逃到白沙水库去做工。为了把反革命分子捕捉归案，我又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找区长赵晓兴诉说。赵一见我就说：“听说你是妓女”，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却置之不理。后来我丈夫把情况写下来，我拿着去找区里另一负责人张子厚（现在的区委书记）。张先追问我：“是谁写的”；又问：
“你当的啥干部？你管这事干啥？他反革命不反革命与你啥相干？……”我又碰了钉子。同时，区干部桑振志也用种种手段和我作对，威胁别人不准帮助我。后来，我到中共禹县委员会控告。县委会秘书高郁周和白沙水库保卫股长马一五取得联系后，才把孙匪扣押到区里。民主运动时，县公安局派来干部，发动群众诉苦。我和十多个受过苦的贫、雇农到区人民政府去诉苦，一个姓杨的区干部却大声喊叫：“你们来干啥？”“不带介绍信不准进！”
“就你成天捣乱！”区文书刘清瑞对大家说：“今天不是诉苦，是讲理，允许孙中羊说话。”我诉苦时，他们让区上的通讯员拿枪对着我，而让孙匪畅所欲言。我诉到伤心处哭起来，刘清瑞大发脾气：“不许你说！哭着算啥样子！”其他群众诉到被逼粮、逼款时，刘清瑞说：“老百姓都是利心，不要说啦！”因此孙匪就得意洋洋地，死不承认他的罪行。刘清瑞讽刺我说：“刘金仙，这事就你知道？”并大拍桌子骂我：“你这娘儿们胡捣鬼一气！”后来县里搞“三反”，区人民政府竟又把孙匪放了。
今年一月，我第一次到县人民法院控告，法院把孙匪扣押到县里，但区、村的反革命势力继续猖狂活动，我仍然不能回家生产。我第二次到县人民法院催，他们说是“三反太忙”，叫“等待几天”。我第三次到县人民法院时，法院干部王光曾不满意地说：“法院忙得很，能光给你一个人办事！我们把反革命分子给你（！）扣起来了。”又说：“你这娘儿们就是不好，在村里脱离群众。”我第四次到县人民法院时，法院干部杨甲荣批评我：“不劳动，好惹事。”这样一次一次地催都无效，我只好借了路费到河南省人民法院许昌分院去控告。见到了分院干部张志海、石永安、周静民，他们写一封信给我，叫我到县人民法院去。我回到县人民法院把信交给杨甲荣，杨把信一扔，说：“你等着吧。”王光曾则说：“反革命分子判了刑，你还来干啥？”我第二次去许昌分院，见了比较负责的李明玉同志，他打电话给县人民法院，但县人民法院却骗他说：“扣起来了好几个”（实际只扣了一个）。我回到县人民法院把许昌分院再次给我的信又交给杨甲荣，杨说：“停几天再办”。今年五月，我变卖了一部分衣服，第三次到许昌分院，分院又写两封信：一封给禹县县长张宝山同志，一封给禹县人民政府秘书高启东同志。县人民政府批给了我一百斤安家粮。但村里的反革命分子仍未被扣押，我仍然不敢回秦楼村，只好暂时回到长葛县娘家去住。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今年六月下旬我第四次到许昌分院。这次我见了张志海、石永安、周静民和分院院长边成武四人。边院长说：“李明玉不在家，你这事没人管。”周静民说：“就你的事多，你检举反革命算有功啦！”又说：“老百姓都检举反革命，谁像你这样！”“政府能光给你办事！”我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竟碰了这许多钉子，当时有些灰心了。可是我想起我第一个丈夫的死，想起了我要被活埋的情况，想起了孙匪的一切反人民的罪行，我又鼓起勇气去斗争。我更想到：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总会把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的。今年七月上旬，我再一次借了路费，到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控告。这里的同志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详细地听了我的控诉后，马上打电报指示河南省人民法院认真检查处理，并且给了我路费。河南省人民法院也很认真地指示了许昌分院，分院派李明玉同志到禹县会同中共禹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组织了检查组，今年七月下旬才算把问题弄清，把孙中羊、孙广华、孙广裕扣了起来，破获了“黑虎军”组织，把杨建章、武庚臣、武庚申等首要分子也逮捕了起来。
这就是我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的经过。我除了坚决拥护司法改革运动、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外，对孙匪中羊案的处理特提出以下意见：一、坚决镇压阴谋组织暴动的首恶分子，对帮凶依法惩办。二、丧失立场的干部应该受处分，官僚主义者应该好好检讨，并保证今后改正。三、希望人民政府派干部深入我们区、村，把未翻身的贫、雇农发动起来，以彻底肃清敌人。四、李长发的女人，请赶快查明释放。五、我的意见，希望让老乡们知道，并请号召大家都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
（杨恒珊 泉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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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举行音乐会
庆祝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柯达伊七十诞辰
今天是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最高级柯树特奖金获得者佐尔丹·柯达伊的七十寿诞。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为了庆祝柯达伊的七十寿诞，研究与学习柯达伊在发扬民族音乐遗产方面的宝贵经验，特于今日在北京举行唱片音乐会，内容有柯达伊的代表作品及其他匈牙利作家的名曲等。
柯达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在反抗匈牙利封建势力和霍尔第法西斯主义暴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里度过的。柯达伊的作品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生活的深切感情和热爱，并鼓舞人民去为崇高的目标进行斗争。几十年来他曾与他的朋友贝拉·巴尔多克一起收集了两万多首民歌，并掌握了它的规律性，将许多民歌加以复制和改编，这对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一九五一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奖励他的匈牙利民歌集第一集的出版和他的创作“考拉双人舞”（合唱一首由民歌改编的，描写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的叙事诗）授予最高级柯树特奖金。柯达伊的作品也为全世界人民所爱好，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合唱“普沙姆斯·洪加利古斯”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亦定于今晚八点三刻至九点半播送柯达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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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杨春发
—一个工人出身的工程师
俞平
共产党员杨春发同志，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念过四年书的普通工人。现在是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的钻探工程师。
几年来，杨春发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认识到钻探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地位，也清楚地知道：只有迅速地发现地下资源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他在工作中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习与推广了苏联先进经验，改进了钻探事业的技术管理，创造了许多经验，还编写了“钻探工程概论”等书籍，为国家培养了八百余名钻探技术人材。
他的钻探工作的效率，今年比一九五○年提高了两倍，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一倍，使全年的工程总进度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三，降低成本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今年一月到现在，为国家节省了一万五千吨粮食的财富。
从一九五○年八月他从一个普通的钻探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以来，他给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使大家确信，只要肯努力学习政治，钻研业务技术，一个普通工人是可以当工程师的。杨春发同志现在已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懂得较高的钻探技术理论的工程师了。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机械设备
杨春发同志在钻探工作上的革新和创造，是和他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分不开的。杨春发同志为了提高钻机的效率，很早就尽了很大的力量钻研，但是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一位苏联专家到了长春，杨春发和这位苏联专家会了面。在谈话中，苏联专家提出了有关钻探工作的三个问题：（一）提高效率必须提高钻机转数；（二）保证井壁质量一定要多给钻粒；（三）钻地的保安设施问题。杨春发同志根据苏联专家的指示，当场进行了试验。他把机械回转速度，由每分钟一百转，提高到一百四十转至一百八十转，钻进效率随之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这次的试验给杨春发同志研究提高钻探效率开辟了道路，为旧机器的改进工作打下了基础，从此，他研究的信心更高了。
他开始在粘土上钻进，领导方面为了支持他的试验工作，就专门给他拨出一台机器，后来，他在岩石上进行试验也成功了。但是，当时提高机械转数，只限于用在苏联的钻机上，苏联的钻机上装设有调速箱。当时在钻探工作中大部都是使用旧机器，这种机器没有调速设备，因而整个钻探的效率还是提不高。他碰到了这个问题，就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进旧机器的方法，将机器的主动轮扩大，缩小被动轮，提高旧机器的回转效率。实际试验的结果，使旧机器由每分钟一百转，提高到一百八十转至一百九十八转，在这次试验成功之后，即在全公司所属钻探队中推广。目前，全公司所有的由过去每分钟六十转到一百转的旧机器，都提高到二百四十转到二百八十转，最高的达到三百转，平均提高了一百八十转，大大地发挥了旧机器的回转效率。
推广一次钻粒补给法，提高钻进效率
在杨春发同志发挥了机器效率的同时，又发生了新问题：补给钻粒浪费时间很大，钻具的磨损率也比较高，井壁质量不好；于是，他研究如何缩短生产中断时间（非钻进时间），如何发挥机器的更高效能和减少钻具的磨损，提高井壁质量。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多给钻粒，保证井壁的空隙增大和提高钻进效率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现场去，推广多给钻粒的方法，获得如下的结果：一、钻进的效率；由日进零点五公尺，提高到一公尺以上；二、岩心采取率大大的提高，六点五度到七度的岩石，可采取百分之百；三、缩短补助工时，提高机器的实际开动时间；四、保证了钻探的质量，采取出的岩心都是在一公尺以上；五、防止了钻进中钻具的故障。目前全公司各队都实行这个方法。
作好保安工作
今年的春季各钻探现场的机械、人身等事故发生的比较多。杨春发同志发现了这问题，又根据苏联专家的指示，深入到现场了解各种事故发生的原因。他在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时，首先提出“不论大小事故，都是工作上的祸害”，并且指出事故的狡猾性。他说：“事故不仅凶恶残忍，而且还最会钻空子，工作上稍一不谨慎，就会受到它的侵害”。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他一方面教育工人学习技术，建立责任制；另一方面，把钻探公司各队发生的事故，经过了调查分析、总结，写出了一本“如何防止事故”的小册子，发到各队，作为向工人进行技术安全宣传教育的材料。他并且亲自拿着材料到现场给工人讲解。石嘴子工程队在没有学习“如何防止事故”之前，发生了人身死亡事故共十次（死亡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七人），机械事故共十三次（重大六次，一般七次），学习了“如何防止事故”之后，即扭转了这种局面，人身伤亡事故和机械事故有的消灭了，有的减少了。这些成绩是与杨春发同志的创著分不开的。
培养后备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加速祖国的工业化，迅速发现地下资源，必须要有大量熟练的钻探技工。杨春发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牢牢地记住了党所给他的任务，在工作中除积极钻研技术，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理论之外，每天在业余时间给工人讲二小时技术课，把这一个工作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很注意其他老技术工培养徒工情况。在给徒工讲技术课时，听取徒工在工作中学习技术的反映，发现老技工有“不愿带徒弟”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这时杨春发同志即召集老工人开会，转变了老技工不愿带徒弟的思想。有的老工友在老技工会上订出了制度，大大提高了徒工学技术的积极性。
三年来，杨春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及国家举办的训练班中，共训练和培养钻探技工八百余名，这些人在目前已成为钻探工作中的骨干。散布在东北有色金属及中南、西南、西北、煤、铁矿的工作岗位上。目前杨春发同志又在三千技工的学校里担任教师，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人材。
为了介绍钻探工作中的先进工作方法，自己十九年的实际钻探工作经验及近三年来所体会到的钻探经验，制度，及先进工作方法，编写了“试钻工程概论”、“钻探管理汇编”等书籍，这些书已由东北工业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钻探质量问题，如何防止事故，快速钻进初步总结，新式钻机讲义黄泥浆讲义等数种。他所编写的书籍内容丰富，工人易懂，对钻探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困难阻挡不住前进的道路
杨春发同志在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问题，但是，他始终相信：无论工作怎么困难，只要认真地研究、分析，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多困难问题，就在这样的精神下逐渐被克服了。如他在推广“一次补给钻粒”法时，很多工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方法，怕出故障，有的工人说：“人吃饭吃多了，还得胃病，何况是机器。”也有的人勉强执行了，但是当钻管磨坏发生故障时，就埋怨是“多给钻粒的结果。”杨春发同志遇到了这些问题，就根据工人所反映的意见，进行研究，直到找出了原因向工人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