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
几年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已认真处理了很多群众和干部的来信，解决了他们急迫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并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若干可行的制度。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典型案件后，这个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一是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及群众觉悟、群众积极性都提高了，人民来信、来访的空前增多，扩大了党、政府和群众联系的范围；二是各级领导机关比较普遍地认识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但缺点仍然是严重的。除制度不严，积压漏办，草率处理，掩饰包庇，照转应付等现象仍多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并未真正认识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思想上不重视，对具体工作缺乏应有的督促检查和领导，使这个工作长期处于零乱和薄弱的状态。这正是许多严重缺点产生的根源。为彻底克服不重视此项工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在全区范围内和一切机关中做好这个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均应深刻认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帮助人民、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它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重要工作，绝不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小事情。从几年来的实际经验中也可以证明，群众来信和接见群众的工作，对于我们有极重要的意义：（1）使我们有可能及时揭发并肃清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官僚主义分子，从而成为我们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条重要战线。（2）由于群众的来信，及时反映了历次政治运动或中心工作的面貌、动态、进程和成就，供给了开展与深入运动所需要的情况、意见和建议，并锐敏地揭露了在运动中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使我们有可能丰富运动的内容并及时纠正损害运动健康发展的偏差，从而使这项工作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3）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个别问题和某些具体要求，其中有很多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的政策问题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工作上的主要问题，有可能引导我们去从根本上解决某些重大问题，从而起了推进全盘工作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切党的与非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府、法院、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团体、军事机关和重要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均应深刻了解此项工作的深邃而严重的意义，并成功地运用这种方式，以不断增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这种意义，抱持着若干错误见解。一种意见说：这是“小事情”，因而处理不够认真。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是从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并为人民群众解除疾苦、谋求利益的，如果不关心人民群众“细小”的但是迫切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无疑是要脱离人民，而失掉其存在的意义的。因此，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乃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一种意见说：我们这里没有像张顺有事件那样严重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早解决了，所以群众来信中没什么大问题，也抓不到什么典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只能掩盖错误，麻痹自己，对人民不负责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抓住典型大张旗鼓的处理，会影响不好，惹出事来。这种意见的错处在于，不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会教育干部、教育人民群众的，使人民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处事严肃，对人民负责的，因而可以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并推进工作。
这些错误认识，都是妨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
（二）做好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重要的是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而党委加强领导，经常关心并检查其情况，则为加强这个工作的关键。因此：
1、党委及其管理此项工作的专门机构，应定期召集同级各部门和所属下级党委管理此项工作的同志开会，交流经验，检查工作，表扬好的，批评落后的。总之，党委必须采取种种方法干与并检查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以求迅速加强并做好。
2、各级党委应在办公厅（室）设置极精干的专门机构（省委及省属市委以上）或专职干部（地、县委），以为承办此项工作并督促所属组织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工作的组织；无人管的状况必须改变。
3、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工作。各市、县人民政府或人民监察委员会，应按照政务院的决定，最少要建立起一处人民问事处或接待室，以为经常接见群众的公开机关。各级人民团体、分区以上军事机关、大的企业在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都要有适当的干部管理此项工作。
4、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上述部门或干部的具体领导，定期督促检查他们的工作，听取报告，帮助克服困难，建立制度，批办重要信件和严重的案件。一切不闻不问，推手不管，都是错误的。
（三）县以上的党委、政府直接接到的人民群众来信，通常情况下，应分交有关部门及下级适当的组织调查处理。问题复杂、性质严重或遇到重大阻力非一个部门或下级组织能够单独处理者，应由党委或政府出面，直接组织、主持和解决，效法处理张顺有事件的方法，作典型处理。鉴于各地，特别是地、县级尚未处理的重要案件仍多，今冬均应选择一、二典型，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或其他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一方面教育干部，一方面鼓舞群众大胆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热情与勇气。
（四）必须以最负责的精神，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并认真切实地解决人民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凡应解决而又能够解决者，均须切实迅速解决。问题复杂者，虽需较长时间，亦应在一定期限内处理完毕。处理后均应以口头或书面答复本人，征询意见，如有不适当处，再行解决。某些问题虽应解决，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尚不能彻底解决者，应明确答复，并进行解释。要求不合理者，亦应予耐心解释，指明不合理的地方。不管问题能否解决，对来信人或来访者，均须热情相待，体贴照顾备至，务使其感到党、人民政府对人民是无限关怀、热爱和负责的。对于故意夸大事实，播弄是非者，查明后应予以批评纠正。个别坏分子诬告好人者，应采取适当形式予以揭发，严重者并应分别情况予以应得之处分。
（五）为保证处理好群众提出的问题，凡情节较复杂的案件，均应在有关地区或有关村庄的群众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发扬民主，以弄明实况，正确处理问题。一切不依靠群众，只相信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偏听偏信的做法，必会造成错误，应高度警惕。当然，通常情况下，不依靠组织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六）在调查处理中，遇有压制群众，布置封锁抵抗者，必须严加追究，加重其处分。扣压来信，企图包庇坏分子者，应受连带处分。消极应付，不认真处理者，应受批评。有错误而能主动承认，并说明真实情况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处理后，被控诉者本人或指使其亲朋向原控诉人进行报复者，应视报复行为严重程度，加以惩办。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下级干部或群众此种报复行为听之任之，不予解决，甚至有意包庇者，视情节轻重予以适当的批评教育或处分。
（七）凡能不屈不挠、坚持原则精神，无情揭发官僚主义错误与违法乱纪现象者；或在上级调查处理时，能够积极帮助，供给真实情况，使能正确处理问题者；或与压制民主，包庇坏分子的人进行坚决斗争，得到恰当处理者，不管是干部和群众，也不管是党员与非党员，均应分别予以奖励和表扬。
（八）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的工作，目前以县级为最差。不少群众迄今仍不相信县级可以解决问题，不得不跑到省级和华北级领导机关来申诉。为切实迅速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加强和健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领导，是十分迫切的，各省委和地委，应帮助县委做好这个工作。
（九）干部。凡管理此项工作的干部，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熟悉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有高度的热爱，有踏实、耐心、细致、严肃认真和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且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程度，增加各方面的知识，要特别熟悉党的各项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熟悉当前政治运动的情况、政策和问题。这就要依靠主动的、不倦的学习精神。各个领导机关则应负责帮助他们取得各方面的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政策与工作水平。
（十）制度。为保证各级党、政机关及时准确地处理人民来信及人民口头所提出的申诉、控告，防止错误，不断改进工作，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华北局办公厅所制订的“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程序”，各省、市委和各地委、县委均可参酌执行。
以上指示望各级党委讨论执行。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第3版()
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
检查、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
为检查、改进华北各地处理人民来信与接见人民的工作，中共中央华北局于十一月十日召集华北一级各单位及华北各省省委，北京、天津、太原、保定、归绥、新乡等市市委及定县地委负责这一工作的干部三十余人，举行了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派人出席指导。会议经过三天的报告、讨论，已于十一月十三日结束。
华北各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自今年“三反”运动后期华北局大张旗鼓地解决了“张顺有事件”之后，已有了显著改进。过去，曾有许多机关和干部，把人民来信看作是“小事情”而不闻不问。对来访、申诉的群众多方为难，东推西拖。“张顺有事件”的彻底处理，引起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工作的重视。很多地区组织了对“张顺有事件”的学习，进行检查，作出有关决定，清理积压的信件。有的省市的负责干部亲自批阅人民来信或定期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山西省临汾专署规定专员须定期接见群众，猗氏县长已决定每月一、十五接见群众。不少地方充实了人民问事处的机构。如河北省定县专区十二个县已有十一个县建立了问事处，绥远省归绥市设立了八个问事处和二十一个意见箱。山西省交城县和太原市还建立了“批覆牌”和“处理卡片制”，以保证妥善处理群众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地区更采取了华北局处理“张顺有事件”的方法，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人民来信、来访中所揭露的重大事件，如廖中一、张三元、沈君一、杨月辉、郭金升、河北易县台底村等事件，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大大伸张了正气，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人民来信、来访空前增多。据华北各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除“三反”“五反”检举的材料以外，已收到人民来信、检举材料五万余件。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在四、五月间，每日平均收到人民来信一件，来访者十天一人；“张顺有事件”处理后的三个月中，每日平均收到人民来信六件，来访者两天有三人。这就为今后继续揭发并肃清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现象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根据华北局办公厅主任梁膺庸在会议上的报告及会议中各地干部所反映的情况看来，这一工作在某些地方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好，还没有满足党和人民的要求，必须继续加强。有些领导机关的某些干部由于宗派主义或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违法乱纪分子有意无意地姑息迁就，没有及时处理人民群众所提出的问题，以致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机关和干部仍不能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倾听人民的申诉，对下推手不管，任其推拖积压，不检查，不督促，对上则是“交卷主义”，原文照转。特别是有些干部在解决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重大事件时，由于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突不出干部的小圈子，偏听偏信，被一些欺上瞒下、封锁顽抗的干部钻了空子，掩盖了事实真相，得出完全不合实际的结论，使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台底村等事件长期不能被揭发，就是这个原因。保定专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李锦堂就曾误认为台底村事件中罪行累累的流氓分子牛洛连还“够党员条件”，并反诬揭发牛洛连罪行的赵亚震是“诬告好人”。
根据会议中所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作了总结发言。他特别强调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思想领导问题。他指出这一工作是有关广大人民利益的大事情，是党与政府直接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而又向群众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群众观点，也直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和要求，为党和政府提供了指导当前工作的具有很大意义的丰富材料。作为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我们没有权利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置之不理或草率处理。应把这一工作作为揭发违法乱纪现象，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要善于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所反映的材料，从中发现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治、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有政策性的问题。要主动而有计划地把这一工作与当前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要善于发现优秀的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勇敢大胆地揭发官僚主义、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遭到打击仍不消极的人，以他们做典型教育大家。至于对因罪行被人揭发而寻仇报复的恶劣分子，则须坚决进行斗争，严加惩处。接着，他又对这个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作了很多具体指示。
会议期间，大家还听到毛主席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尽管毛主席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仍亲自批阅并亲复某些来信，检查处理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人民来信的定期报告，毛主席都亲自审阅，并给以切实的指示。他谆谆嘱咐中央办公厅作这一工作的同志要重视此项工作，重视群众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关心这些问题，使我们的党和政府能与群众取得进一步密切的联系。刘澜涛同志对此项工作也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的。他除批阅并亲复某些来信外，还经常给华北各地各机关的负责同志写信，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并督促各地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大家听到这些事实，看到了毛主席对于某些来信的批示和亲笔写的信，都受到极大的感动与教育，进一步更深刻地认识到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这一会议是在刘澜涛同志的指导下召开的，会前与会中澜涛同志都不断地听取报告，并给以明确的指示。华北局组织部长王从吾同志也曾到会讲话。这一会议对华北各地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将起其重要的作用。
华北局根据这一会议提出的要求，已于最近发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华北局办公厅也已拟就华北局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程序”。各省、市即将根据会议和指示的精神，有组织地深入传达，以加强各级特别是县级党政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的工作。
第3版()
专栏：
介绍“我的集体农场生活”
陈维仁
苏联安奇林娜著时代出版社出版
凡是读过“最主要之点”一书的读者，无不为本书作者——一个由雇农变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女拖拉机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安奇林娜（前译安格林娜）为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所鼓舞。“我的集体农场生活”是她的另一个自传体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作者以她生动的文笔，描述了自己的成长和苏维埃集体农场制度的血肉关系，以及由这个制度体现了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在教育改造农民方面的伟大功勋。由于集体农场的普遍发展，苏维埃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农民摆脱了落后和贫困的境遇，变成了新型的人物，每年都从他们中间涌现着许多著名的苏维埃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以对共产主义前途坚信不移的信念，用勤奋的、忘我的劳动支持和拥护苏维埃制度，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和平堡垒。
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匪徒曾妄想毁灭这个堡垒，但正如作者面对着那些被炸毁了的建筑物时所说的：“德国人能够把铁梁弯屈，可是不能够使苏维埃的人屈服。”这句话充分表现了苏联人民的毅力和英雄气概！在“我的集体农场生活”一书里，读者随处可以体会到这种气概。
安奇林娜一家曾在沙皇制度下渡过苦难的岁月。现在，孩子们在新生活里成长起来，已经不知道旧时代那些可诅咒的生活了；只有老人家，像她的母亲每当看到集体农民和拖拉机手们在她家里集会，热烈地讨论着集体农场的事情时，还常因受感动而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想起早已逝去的旧光景。她对她的女儿安奇林娜说：“啊，这才叫做生活，这才是你热爱的那种生活！”正像作者所说的：“当妈妈的年龄像我一样大的时候，她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人有过什么好处，但现在她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她的生命对许多人都有好处了。”
确是那样，在集体农场里，老年人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越过越年青。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奥克里米奇，在战后人们给他安排下悠闲的生活，但他却不安于平静，跑到农场来说：“什么事也不做，把我养得胖胖的——这真害苦了我，我要活着，集体农场的生活才是好的。”人们就这样感到不劳动的难过！
安奇林娜这一辈，现在要算是中年人了。一九三○年她成为全苏联第一名女拖拉机师时，也还不过十八岁。虽然在革命初期的那些年头，生活是艰苦的。但有了苏维埃制度，人们就有了一切。她——一个雇农的女儿，比母亲们获得了更多的教养，变成了全苏联闻名的英雄人物，参加过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国务活动。
在苏联，一个农民会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本来不算一件什么稀奇事。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场制度为他们开辟了走向政治活动的道路，使他们的眼界不仅限于他们的家庭和农庄，而常常是关注着全国和全世界。在美国和英国这些资产阶级国家里，情形就是另样，人们从未听到过在这些国家里会有一个著名农民的名字被举出来，因为在那些充满虚伪和欺骗的国家里，著名的不是劳动者，而是依靠别人劳动为生的寄生阶级的绅士们。
安奇林娜是一个劳动者，她的事业确实是了不起的。这样的人物——新生活的创造者，是集体农场制度所产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教育的。她的每一个创举，都影响到全国。“真理报”一位记者第一次到农场去访问她时说：“你所立下的良好榜样，已经照耀出一条新的道路”。当她第一次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同时，他就在“真理报”上看到了报道她的拖拉机队的消息。此后，她就不断收到从全国各地给她寄来的信，她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爱。
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她和全国广大的集体农民一样，以忘我的爱国主义的劳动，为苏军保证了粮食供应，为工业保证了原料。当她的拖拉机队达到了每公顷土地出产三吨粮食的丰收时，斯大林同志曾为此致电祝贺她说：“我感谢各位女曳引机驾驶员们送给红军的礼物。我个人衷心地敬重你，帕莎·安奇林娜。”这份电报在她身体里注入了新的力量。所有的集体农民们都知道，工作和斗争是人类品质的最好考验。所以在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她和她的拖拉机队不仅战胜了旱年，争取了丰收，还在农业技术的改良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就。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授予她“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这一切的事实证明了：苏维埃农民的劳动功绩，是被拿来和军功相比拟的。安奇林娜就曾经因为自己的不朽的劳动功绩而在克里姆林宫受过勋。这是她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最高贵的荣誉。
“我的集体农场生活”不仅从叙述作者的劳动功绩中，充分体现了她在苏维埃制度抚育下的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同时还告诉我们苏联的集体农民是怎样热爱生活，并从许多具体的事例中，反映了集体农场制度充沛的生活力。
远在一九二九年，安奇林娜还在集体农场的牛奶棚里做挤牛奶的工作时，已是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了。她带上了红领巾，开始上学。她在牛奶棚里度过许多冬夜。她常常在空闲的时候，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她热爱生活，自然也就热爱许多反映伟大俄罗斯民族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即使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也不忘记从各方面去丰富自己的知识。她很确信“时间产生智慧”这句话。譬如在一九三四年的收获季节，她和她的女拖拉机队，忙着在七个不同的集体农场上工作，并获得了良好的收成。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晚间她还常在家里朗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战后的日子里，她们的工作更加异乎寻常地紧张。拖拉机白日黑夜不停地在田里开动着。可是在空闲时，她还常常翻阅“普希金全集”，因为她很早就爱上了普希金的诗。
她的大女儿史芙特兰娜，是更年青的一代。这一代孩子们在苏维埃制度下所获得的教养，是比爸爸妈妈更好了。安奇林娜这样说：“我很喜欢听史芙特兰娜背诵诗歌或者坐在我们的大钢琴前弹奏萧邦或柴可夫斯基的乐曲。这时我便坐下来听着，只看见她的脸，只看见她丰腴的小手像鸟雀一般的在琴键上跳跃着。”回忆起以往，她说：“我的童年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形。音乐的思想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脑子。爸爸和妈妈很少笑过，更少唱歌或跳舞。”现在可不同了，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孩子们，聪明、伶俐，十分明辨真理，从小就学会用思想，懂得爱和恨。在卫国战争胜利以后，安奇林娜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她说：“我将以我的孩子们的快乐为快乐，他们会使我的内心得到喜悦，他们的生命中将有我的血液在跳动。”
苏联的农民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幸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忘记：“太阳并没有普照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它并没有使每一个人都快乐。”远在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希特勒匪徒及佛朗哥政权的时候，安奇林娜和所有的苏联人民一样，曾寄与西班牙人民以极大的同情。她和她的拖拉机队曾写信给西班牙的朋友们说：“保卫你们民主共和国的心脏——革命的马德里，放勇敢些，集合你们的力量，组织起来，保持纪律，你们一定要胜利的！……”
苏联人民也正是这样在卫国战争中击败了希特勒德国的。
苏联农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绝不干涉别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坚决反对某些人企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安奇林娜和她的拖拉机队员们，时常在农场里谈到战后由美国喧嚣起来的国际的紧张局势。集体农民们轻蔑地嘲笑战争贩子们想用原子弹来威吓苏联，妄图使它的人民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此，他们说：“请杜鲁门总统先生坐在他那小小的白宫里，安安静静地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吧。”
美国帝国主义者还到处宣扬他的科学文化，但在苏联的集体农民看来：“资产阶级只想发财，不喜欢文化。”甚至于“他们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美国绅士们还常宣扬他们的“舒服”生活，但在苏联的集体农民看来，那不过是充满血腥味的荒淫与无耻。一个名叫史特潘·瓦西里耶维奇的普通集体农民，列举他一年的工作日和所得的报酬时说：“我可以用那些钱买到不止一个真空扫地机。但是我现在不需要那种‘奢侈品’。让我坦白告诉你——那一种舒服不是我所想望的。我们一家今年在书籍和杂志上面就花去了两千卢布。我们已经有一个收藏几百本书的小小的家庭图书室了。”照这位集体农民所说的：“这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苏联的集体农民就是这样生活和思想的。
“我的集体农场生活”是一本鼓舞人们为新生活而斗争的书。它告诉我们：苏联的集体农民，是怎样在苏维埃制度下成为新的人物。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令人兴奋的前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确实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3版()
专栏：
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树立在新中国的大地上
——感谢苏联生物学家对我们的帮助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陈凤桐
自苏联生物学家努日金博士、斯托列托夫教授在中国讲学之后，我国生物学界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学习就形成了热潮。接着苏联农业、林业、牧业、及兽医专家不断应聘到我国来举行讲演会、报告会和讲习班，把我国生物科学思想和农业、林业、牧业建设事业逐渐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次为参加“中苏友好月”而来到中国的苏联生物学、农学专家格鲁森科、别洛沙普柯等，又走遍新中国的南北各地，到处宣传米丘林生物学说，对于改进中国生物科学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米丘林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唯物主义生物学理论，使苏联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的设计，特别是其中的草谷轮作制，已成为苏联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巨大行动。他们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造大自然的工作。以李森科院士为首的全苏联生物学界，继承着米丘林的科学事业，并使它不断向前发展。有名的植物阶段发育的理论，就是李森科院士所创立的。现在植物阶段发育中的春化、光化理论，已被广泛应用到生产上去。他们每一件新的发现和发明，都很快被应用到经济建设事业上，为国家创造巨大的财富，为人民增加无限的幸福。苏联今天已基本上免去水、旱、病、虫等灾害和畜牧业上的传染病，以及其他自然界的灾害，保证了农牧业的稳定丰收，保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顺利完成。苏联冬小麦、棉花的栽培正向新的过去认为不能栽培的地区扩展，果树、蔬菜的种植已由欧洲部分扩展到西伯利亚，扩展到北极圈附近。苏联农牧业产量还在不断提高。要求每公顷产一百公担的小麦品种和年产一万六千公升牛奶的奶牛，品种正在被研究培育着。苏联的一切生物科学工作者都正在进行新的研究，以迎接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
我国大规模新的建设即将开始，它将逐渐为新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提供条件。今后，随着这一伟大的建设事业的进行，我们必然要逐步进行改造大自然的工作，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和实行草谷轮作制。这首先须要广泛地有计划地组织科学工作者来进行调查研究，以期彻底了解我国各地现有的可供改造大自然用的林木树种、果树种和它们的繁殖栽培法、了解各地现有可供实行草谷轮作制所需要的多年生禾本科、豆科牧草以及大量优良的农作物、工业原料作物的种子和它们的区域化的栽培法。更重要的是，草谷轮作制的推行，将为畜牧业的大量发展提供条件，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研究和繁殖大量区域性牲畜优良品种，并研究和改进其繁殖法和饲养管理法。我们祖国的土地是极其辽阔广大的，物产也是极其丰富的，但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科学事业是极其落后的。我国农、林、牧各业产品类别繁多，而耕作栽培和饲养繁殖的方法还很不科学；牧草种子，特别是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十分缺少，这一切都远不能适应当前生产建设的要求和将来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制度下的大量需要。这些，我们都需要从头作起，需要从头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加速学习米丘林学说和苏联先进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缩短工作时间，迎头赶上新建设的迫切需要。
我们衷心感谢苏联科学家、生物学家对我们的高度热情的帮助，我们决心学好米丘林、李森科的生物学，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米丘林工作大队，以答谢斯大林同志，答谢苏联劳动人民和苏联科学界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海南某些机关漠视和抗拒报纸的读者批评
新海南报向海南党政领导机关提出申诉
要求各有关机关在一定期间内答复并作出总结性的检讨
海南行政区某些机关抗拒群众批评，漠视报纸读者来信的现象非常严重。新海南报今年一月到十月发表的批评建议稿件和转交各有关机关处理答复的读者来信，有四百五十二件未获答复。更严重的是，少数单位竟公开抗拒批评，甚至追查或报复写信人。如新海南报在一九五一年发表通讯员黄显谦批评海口市府城云里路办事处主任陈焕南强迫居民陈振镛等增加捐献数字的稿件。陈焕南不仅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对黄显谦的老母和陈振镛等进行威胁，强迫他们写声明到报社“更正”。此事发生后，新海南报即将事情经过通知海口市人民政府，要求督促陈焕南检讨，并作适当处理。其后并曾多次催促。但海口市人民政府至今仍未答复。又如新海南报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发表读者林秀明的来信，批评人民银行海南岛分行用游行送奖的方式宣传有奖储蓄，会降低有奖储蓄的政治意义。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海南岛分行领导同志不虚心检讨工作中的缺点，反而抗拒批评，不肯认错。该行工作人员李梅竟直接到报社追查读者来信。新海南报曾函请该分行对读者的批评作出答复，但该分行一直置之不理。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十一月二十日，新海南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各地某些机关积压读者来信抗拒批评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海南行政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书列举了海南某些机关抗拒批评和漠视读者来信的事实，并提出两项要求：
（一）对报纸发表的批评建议及转请处理答复的读者来信未予答复的各有关机关和个人，应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驻在海口市者限五日；驻在其他各县者，按距离海口市的远近，分别限十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三十日内答复。
（二）各级机关在十二月二十日前作出一年来处理报纸批评和读者来信的总结性的检讨。
该报在申诉书中并请求对严重积压来信、抗拒批评的机关和个人，进行检查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
新海南报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刊载了这一申诉书的全文和对报纸发表的批评与建议及转往请处理答复的读者来信未予答复的有关机关的名单。
中共海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函复新海南报，表示完全支持新海南报的要求，并认为这一要求不但完全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复信中并指出：漠视读者来信，抗拒批评，是违反党的决定和政府指示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是极端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行为和作风如不立即纠正，是党纪不能容许的。因此中共海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除直接督促各有关机关检查外，并电有关的各县委、海口市委、海南一级直属机关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进行检查；有关机关和个人应在新海南报要求的期间内作出答复；各级机关在十二月二十日前应作出一年处理报纸批评和读者来信的总结性的检讨；对犯错误者应分别给以应得的党纪处分。中共海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个党的组织重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建议，检讨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3版()
专栏：
采取有效的步骤加强处理人民
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
“三反”运动特别是“张顺有事件”以来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是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的加强，不但可以使领导机关及时发现与肃清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官僚主义分子，并且可以使领导机关发现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从而推进全盘工作。
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来检查讨论此项工作，总结经验，研究改进办法，发布正式指示，规定工作的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其他地区，也同样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步骤来加强此项工作。如果谁认为这是小题大做，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至今为止，虽然有许多地区已经认真改进了此项工作；但是仍然有不少地区继续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今天本报发表的海南行政区某些机关的情形，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机关不但没有及时地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有的竟像追查罪犯一样去追查写信揭发自己缺点和错误的人，对揭发者实行可耻的威胁、报复与打击。这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如果不愿使自己脱离群众，在工作中遭受失败，而愿意发动群众的积极性，真正把工作做好，就必须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并参照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做法，迅速改进这一工作。
每个革命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彻底批判与纠正对待人民来信和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错误态度。这样才不会使这一工作的加强与改进成为形式主义的或技术性的，而能真正推进工作。
第3版()
专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起
邀请赴朝慰问团的同志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十二月十四日起到十二月十九日止，邀请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同志广播。每天广播时间为下午七点到八点。广播日期和内容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一）副总团长陈沂讲：“我们从朝鲜回来”；（二）第二分团演唱少数民族歌曲：“歌唱领袖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歌唱工人农民”、“歌唱毛主席”。
十二月十五日：（一）副总团长、中国民主建国会胡厥文讲：“伟大而高贵的志愿军战士”；（二）第一分团副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振瀛讲：“我们带回来了志愿军的斗争精神和他们热爱祖国的心”；（三）第一分团白凤鸣演唱京韵大鼓：“大战飞虎山”。
十二月十六日：（一）第六分团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国营天津纺织机械厂副厂长钱嘉光讲：“我会见了志愿军英雄张守义”；（二）第一分团代表、全国铁路劳动模范郭春林讲：“在朝鲜前线铁路上工作的英雄们”；（三）第五分团康立本演唱山东快书：“三只鸡”。
十二月十七日：（一）第四分团代表、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的父亲、农业劳动模范张本周讲：“我见到了我的儿子张积慧”；（二）总团文工团、中国戏曲研究院第一京剧团团长叶盛兰讲：“赴朝观感”；（三）第六分团曹宝禄演唱连珠快书：“蜈蚣岭”。
十二月十八日：（一）第一分团代表、全国学联副主席关若鸾讲：“朝鲜前线战斗中的青年们”；（二）第四分团青年代表、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哈宽贵讲：“我会见了朝鲜小英雄朴金素”；（三）第二分团赵明兰演唱河南坠子：“模范军属王大娘”。
十二月十九日：（一）总团长刘景范报告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二）总团文工团合唱：“东方红”、“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进军号”、“我爱我的祖国”、“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