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
——“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
陈白尘（续昨）
宋景诗黑旗军在同治二年正月底和地主武装展开战斗；而和满清政府军队进入战斗状态，则是从这年的五月起才开始的。在二月初到四月底，黑旗军对满清军队所取态度是地主阶级所谓的“半私半官”：他们驻扎在馆陶、堂邑一带，“来去自由”，清军不敢干涉。“仅未显与官军对垒耳。”而把力量全部用在对付地主武装上。而所以这样做，似乎是与张锡珠、张玉怀等取得联系合作的一种分工。因为黑旗军看住了以柳林、范寨为主的地主武装，张锡珠等便可以转动自如地对付满清政府的部队。这就是满清山东道监察御史王兰谷奏折所说的：“竟与贼（按指张锡珠等）为犄角之势，官军受其牵掣，民团畏其倾害，……贼遂恃为护身符、逋逃薮，出没自如，毫无所忌。”
但满清朝廷并非不了解这种情况。只因自己“兵力未足”，所以指示直隶总督刘长佑对宋景诗：“仍暂为羁绁，以孤贼（张锡珠等）势而纾兵力。”对谭廷襄也指示说：“止可于羁靡之中寓防范之意。”这是二月间的态度。到了三、四月间，因为张锡珠阵亡，杨朋山、张金堂（锡珠子）先后牺牲，清廷便指示僧格林沁要：“将宋景诗设计调至大营，讯明正法”了。但谭廷襄则以为张玉怀、杨朋岭等教军部队力量尚在，还主张“暂事羁靡”。宋景诗则在此时协助张锡珠等败退的部队，收留在自己营中，以保存革命军事力量。到四月底，张玉怀等也都或牺牲或被诱擒，教军瓦解。满清政府对宋景诗的“羁靡”政策已成过去；宋景诗黑旗军对满清军队敷衍政策也无必要，双方便正式进入军事状态。
五月初，宋景诗令刘厚德引马步千余人驻临清城南，与清直隶提督恒龄军队隔运河对峙，隔绝了柳林团与清军的交通。并占领临清之南尚店、荆林、翟科、李官庄、幞头等十数村庄，又把原住馆陶等处部队移近临清，自卫河之尖冢，至运河之魏家湾，绵亘百余里，设卡巡警，严密布防。而以岗屯和小刘贯庄连接起来成为大本营。在堂邑、莘县、临清、冠县、聊城各村庄竖立旗号，招集人马，挖濠筑寨，囤积粮草，训练部队，准备迎战了。
满清军队从四月底消灭了张玉怀等教军部队以后，便纷纷进入山东。以直隶总督刘长佑督办直、鲁、豫三省“剿匪”事宜，专“剿”宋景诗。而以恒龄等交给他指挥。刘长佑自己兵分三路，由馆陶、南馆陶、临清尖冢三处进兵，攻黑旗军大本营岗屯之西南、西北及正西三路。令直隶提督恒龄及萨萨布、成保等马队由临清分东西两路渡河包剿，攻东北及正北。并令僧格林沁的翼长苏克金专防北路。东路则令山东按察司呼震及曹州镇总兵保德及各州县民团在聊城、堂邑防堵。南路则以直隶大顺广道祝垲、大名镇总兵伊绵阿及冠县知县孙善述所率民团为第一批，山东臬司丁宝桢的楚勇为第二批由冠县进军。从四面八方来包围黑旗军。但经过一个月的布置，到六月初，刘长佑还是不敢轻于言战。初五日，丁宝桢遵刘之命派人劝说宋景诗：要他保留兵勇一千五百人，造名册候点验。又想来一套“招抚”之计。但初六日夜宋景诗便命刘厚德、杨殿乙两度抢渡运河来答复他。刘长佑无计可施，这才在初八日分三路进兵至冠县清水镇，向岗屯进攻。这就是当地农民们所艳称的六月初八的清水之战。据农民们说：刘长佑这天派了一万七千人来攻岗屯，岗屯里只剩下一十八名战士看守大营；当时正发大水，被迫做向导的农民许老刁故意引他们到水深之处的东门，他一个濛子凫进岗屯报信，十八个战士都翻出圩子伏在麦田中吹起筚篥来作为疑兵。刘长佑的人马还在试水的深浅，已经被淹死许多人了，一听筚篥，马上退兵。但宋景诗得了信已分三路回来，一路迎战，两路埋伏。刘长佑中了埋伏，那些新募的兵勇不战而溃，“拖着刀枪，只顾逃命，不敢还手。黑旗军杀官军像割高粱头一样。三队官兵死了两队，死人遍地，看不见道儿。”“宋大帅得了装满两屋子的抬枪，还得了好多大炮，放在小刘贯庄，叫大家随便看。”这一次作战，僧格林沁系统的恒龄“期会不至”，刘长佑忍气吞声，不敢参奏，从此只有“简直不敢朝黑旗的面儿了。”
六月十五日，又以恒龄为主向岗屯进攻了一次。恒龄率领成保、萨萨布、海群、益谦、王佐臣、姜国仲、音登布、葛开泰等部马步五千余人，并约会刘长佑及丁宝桢、保德和柳林团等同时进兵。这次地方系统的丁宝桢、保德以及柳林团也同样回敬了恒龄一个“期会不至”，恒龄在向岗屯进军的半路上——黎儿庄、潘庄一带就被黑旗军杀成两截儿。或者三截儿，“队伍乱了，没人指挥，就向回跑”。恒龄自己亲率的“二千五百人，都被杀光。”一直逃到“临清的车营，才保住性命。”其余人马除了姜国仲部先退了，还“遗失炸炮一尊”，别的不用说，都被打垮了。黑旗军这次又“得了好些铜炮。”而恒龄从此也“不敢出去打黑旗军了。”偶一出阵，宋景诗便笑道：“恒龄又送马来了。”
刘长佑和恒龄都退到临清，只剩下一个山东地方系统的丁宝桢在敷衍局面。而宋景诗对于丁宝桢更是不放在眼内，只跟他“来回闹腾转湾，丁宝桢跟在后面，可打不了他。”而宋景诗则集中力量随时去攻打柳林，范寨。
到了六月末，刘长佑又让丁宝桢与保德出面在辛集与宋景诗会见。会见的结果不传，但有两个旁证，一是就在会见之时，宋景诗乘其不备，又攻袭柳林范寨：“掩杀六十九人，尽焚附圩屋室。”一是后来僧格林沁因此事参了一本，清廷便谕：“刘长佑降三级留任，丁宝桢、保德革职留任。”可见这次会见阴谋又是画虎不成的了。七月一个月里，刘、恒二人坐困临清，丁宝桢则躲在柳林、范寨的保护之下不敢出头。黑旗军便在此时扩大其后方到冠县、莘县，并突入朝城、清平县境。而参加黑旗的农民“人数益众。”因为宋景诗在堂邑、莘县、冠县、聊城四州县，勒令地主把所收麦谷一半分给佃户，一半送给黑旗军，更获得了农民的热烈拥护。
满清朝廷慌了手脚，这才派遣那最大一张王牌——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来到山东，令刘长佑以下均归其调遣。同治二年八月初一他到达清平县魏家湾，分军驻扎堂邑梁家浅。（即梁水镇）由东南方进攻黑旗，而令“月余之久，仍扎临清”，“坐拥重兵，迁延不进”的刘长佑攻其西北；令丁宝桢保德等攻其南；令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严防卫河与运河；恒龄、苏克金、舒通阿等则归其自己直接指挥。地主武装中柳林、范寨不用说，那些“半私半官”的辛集、堆堌、小屯等团也都露出本来面目，积极地来参预这次自以为必操胜算的大“围剿”了。僧格林沁本人更是刚愎自用，恃其在山东百胜之威，认为宋景诗是群“土耗子”，不足平。并说大话：“黑小子还不够垫我马蹄子的！”但一交手，便“连战不克”，“势几不支”，“兵欲溃者数矣！”僧格林沁只得亲自爬到柳林西武庄的瓦窑上去督战，并说：“我要平不了宋景诗，我投降他！”但依然不中用。恒龄败回来了，刘长佑也败回来了，苏克金、海群也败回来了。据农民们说：大将们“跪在地下请借王爷的大旗用一用，王爷许可了他们，扛着王爷大旗又出战。”但黑旗军却说：“王爷！王奶奶来了也不怕！”大将们又败下来了。据说：“王爷气得连牙都咬下来了。”然后命令五营齐上，但依然被黑旗军压了下来，四十个“方城子”都被打破了。黑旗大将杨殿乙——杨二马鞯并且直杀到僧格林沁督战的窑根底下。吓得海群跪下说：
“请王爷升马吧！”僧气急地说：“我就死在这窑上吧！”最后，是陈国瑞的五百红孩儿洋枪队救了他。因为黑旗军从没遇见过这样多集中的火力，说：“看不见人影，不对头就死人！”并且从岗屯撤退到小刘贯庄。僧格林沁的优势兵力逼使黑旗军不能不撤退：“由李官庄到布寨纵长十五里，由运河到卫河横长百十里地的战线来打黑旗”，这才往后撤了三里地。但僧格林沁接着命令一千五百人在庄外挖壕放水，用围困太平军李开芳的老办法来围困小刘贯庄。宋景诗看到形势危急，他这才一面针对僧格林沁刚愎的性格，叫人给他下战表，表示不服输，约他明日再战，僧格林沁果然中计，命令停止挖壕；同时一面叫圩子上遍插旌旗，锣鼓不停，将棉被垫在地上，用大车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撤走了，黑旗军也全撤退了。第二天僧格林沁扑进小刘贯庄空圩子，只见倒悬绵羊，羊蹄击鼓；老牛?车，车插旌旗。僧格林沁暴怒之下，分兵穷追。苏克金和成保等一路追至朝城大场，黑旗军早在此埋伏下了，又被杀得大败而逃，成保并被黑旗军所俘。
黑旗军撤退计划胜利完成，便改变了被动的内线作战为主动的外线作战。八月十三日起至二十七日，黑旗军由冠县向南疾行，经莘县、朝城，绕范县、濮州，西行入直隶之清丰、开州，进入河南之滑县、浚县，北走临漳、内黄，渡漳河再入直隶之成安、肥乡、邯郸、永年、曲周、鸡泽、平乡，再北上巨鹿、隆平、新河、武邑、阜城、交河，由东光泊头以南之霞口渡运河之东，再南走吴桥、宁津，入山东德州，回至夏津、高唐。半月之间，驰骋于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三十余县之广大平原上，逼得僧格林沁和刘长佑两军完全失去主动，只有跟在“迄无定向”的黑旗军后面日夜穷追。使得清军“微持声势难于联络，即信息多不得通。”但黑旗军绕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是有“定向”的，它到八月二十八日，分为两枝，杨殿乙率领一枝在运河之东分成若干小队，绕至清军后路“东击西逝，南截北逃。”使得清军无从捉摸。而宋景诗自率的一军则由康庄（今平县城），戴家湾渡过运河，避实就虚，绕道而行，突然回到堂邑，猛扑那仇深似海的敌人——柳林团。但成为黑旗军和宋景诗千古遗恨的，是这一次依然没有打开柳林，只在大桑树杀了八十八个向柳林逃难的地主。这就是柳林、岗屯一带农民津津乐道的“八月二十八，杀了八十八”的大桑树之役。
阴九月初一日，宋景诗率军由柳林解围去，几乎和小刘贯庄撤退的路线相同，又从直隶开州，经河南再入直隶，重回山东，初七、八折回开州，渡黄河而南，于十月间到达安徽下蔡，与最后终于“叛”了满清的苗沛霖暂时合作。当宋景诗渡黄河时一般都说他只剩下单人匹马了，但他在十月二十九日与苗天庆一同由下蔡突围时，据说共有三千人，其中已经可能有宋景诗的部队在内；而同治三年正月，据“剿平捻匪方略”卷二百十说：“苗（沛霖）逆余党苗添罄（天庆）复有纠合宋景诗溃匪图窜孝感之信”，更可见黑旗军是有一部分和宋景诗一同渡过黄河了。不久，宋景诗便在湖北和捻军梁王张宗禹部会合。同治四年正月，太平天国与捻军联合部队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柱、荆王牛洛红等先败僧格林沁于河南鲁山，斩恒龄等。宋景诗便参与了这一战斗。二月逼开封，三月攻信阳州，北走确山、遂平、郾城，东攻扶沟。宋景诗便“由确山带领马贼约二千人，分股疾趋，”“声言欲回堂邑与柳林团寻仇。”就在这“声言”掩饰之下，宋景诗便引导着太平与捻联合大军由河南入山东，绕由江苏再入山东，诱得僧格林沁在后面一味穷追。四月二十四日，宋景诗与联合大军到了山东曹州黄河边上，在这儿联合了郓城地方人民武装共数十万人，设下天罗地网，而佯装着败退渡河模样。僧格林沁追到曹州，那肯罢休！便向黄河边上追去，追到高楼集，太平与捻的联合军已经抄到他的背后了；僧格林沁急忙撤退到郝胡同，联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突围不得了，并在四面挖壕放水，像他在冯官屯围困李开芳那样地想困死他。僧格林沁乘夜逃走，遂被联军杀死在麦田里。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也被阵斩；陈国瑞也受重伤；僧部大军溃散殆尽，洋枪队更被全部杀光；所有辎重、武器、马匹，均被俘获。这一仗宋景诗不仅参与其役，而农民们说，杀死僧格林沁的便是宋景诗的大将杨殿乙。“回堂邑与柳林团寻仇”，不过是宋景诗黑旗军的宣传攻势，而对黑旗军的生死仇人僧格林沁可真算报了仇了。
五、黑旗军与人民的生死关系
及英雄宋景诗之死
黑旗军是农民自己的军队，因此军民之间造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直到现在，广大农民群众对宋景诗及其黑旗军依然是交口赞誉的。与我们见面谈话的七百十九位老人当中，除了三五个地主、商人出身的以外，他们对黑旗军所表示的热爱与拥护，是难以形容的。就连这三五个地主、商人分子，口中虽骂黑旗为“贼”，但具体地谈到它的纪律，也不得不承认是“好”，对宋景诗更不得不承认是个“好人”。农民之热爱黑旗军，自然是因为黑旗军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体现了他们的希望。农民所直接仇恨的是地主与衙役，黑旗军便打倒他们。黑旗军强迫地主多纳粮草，富农少纳，而贫苦农民不独不纳，并且要“沾黑旗的光”分得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农民如果自愿地送些什么来，黑旗军照样送还他些什么。对残废的加以供养，普通“老百姓有到黑旗来的，一月半月也随便吃喝。”别处来投黑旗的百姓，“到这儿有吃有喝，一样给他地种。”在后期，更强迫地主与佃农平分所收麦谷：一半分给佃户，地主的一半则送到黑旗军营。对反动及逃亡地主的土地与粮食则分给贫苦农民耕种、食用。黑旗军对于衙役，特别是收钱粮的，如“挖升子”之类的所谓“衙蠹”，是抓到就杀。连黑旗军政权所及以外的地区如临清城内的衙役，也时常被黑旗绑到车营来杀了。
黑旗有严格的纪律：不许敲诈民财；不许占住民宅；不许拿妇女衣裳；不许奸盗邪淫。走路行军绝对不踩庄稼；到一个地方只在漫野里扎营，不进村庄；有时怕惊扰百姓，都绕从村子外边走；埋锅造饭了，老百姓送锅子来就借用，不借就使瓦盆烧，不得进入民宅；有谁逗得人家孩子哭了要受罚；打人骂人要受罚；奸淫妇女更是立即正法。——特别是犯了奸淫罪的，那些被正法的人的姓名农民们至今都还举得出来。黑旗军到一处都先出告示安民，公买公卖，不赊不拿，农民说：“别说你家吃麦子，就是吃银子黑旗也不拿你的。”“连供像都不毁你的。”因此人民群众为黑旗军下了定评：他们说宋景诗自己在革命当中没有置过一房一地，他做了大帅，家中还是那两间破房子；他的大将温连科在全盛时劝宋说：“你得修坟立墓啊！”宋景诗大不高兴说：“你这是糟踏我！”农民们更说，不仅宋景诗个人，整个黑旗军都是如此的。他们肯定地说：
“没听说过谁当了黑旗发了财的！”
人民群众对于黑旗军的协助自然是无微不至了：妇女们为黑旗巡风；小孩子为黑旗溜马；黑旗来了农民们迎接，走了欢送；“官兵追黑旗的时候，没有一个老百姓告诉官军说黑旗往那里跑的；”与官军对阵时，农民们扬土助阵已经是很平常而普遍的事情了；像岗屯卖菜农民许老刁那样把刘长佑军队引到水深处去的事才在农民中间作为美谈流传着；还有像在贾镇的那种积极打击清军、帮助黑旗的英勇行动，也是军民之间的佳话：“官兵在镇上住了十二天，用枣木插了两道大营挡御黑旗。老百姓在黑夜里纷纷把水瓢、水桶什么的都丢进全镇独一的水井里，把井塞了。大家拚着没有水喝，就把官兵逼走了。”
正因为黑旗军和人民结下了这样的生死关系，所以当从小刘贯庄撤退时，便把全庄的百姓都带走了。也正因为这样，地主阶级对于不曾撤走的黑旗家属以及一般农民的屠杀和迫害达到疯狂的程度。
“山东军兴纪略”自认官兵和地主所屠杀的农民二千余人，但农民们说，仅仅范寨团就杀了几千人。他们每天出去捉拿黑旗“余党”，一串串捉回来，五十人一批地集体斩首，范寨西门外死尸堆成了万人坑。范寨的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连活人都要吃，很久时间大白天里都没人敢从范寨过。而这样地捉拿据农民说：“一直捉了两年”，——满清的邸报则证明到十几年以后还在捉。他们不仅是捉黑旗，而是“一家当黑旗，八家遭殃。”好多村子被杀得没人了。然而黑旗和农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大多数都是英勇地慷慨就义，如刘厚德、张逢海等大将不用说，为宋景诗抱大令的许三哈哈被捉到僧格林沁面前都“满脸是笑，面色不改。”孙四羊儿被活埋时，自己跳进坑去躺下来，说：“你们埋吧！”还有许多将士在撤退之前就了解了家属的命运，比如大将薛礼，临走前杀了自己的妻子，他说：“我不杀她，也得叫人家杀了。”高桐五跟黑旗走了，“留下妻子和十岁的女儿。他妻子怕官兵把她女儿抓去糟踏，便带着女儿到水塘边去玩儿，她含着泪，在水塘边转了一上午，末了，当她女儿不留神时，一把推到塘里淹死了。她还绕着水塘转了半天。”而这类悲壮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更是无耻地加以掠夺：岗屯和小刘贯庄全部房屋、家具、牲口、财物完全归柳林和范寨，这两个庄子被夷为平地，房屋都被拆光，连石槽、罗床甚至缸碴子都抢走了，人家的祖像也都抢去当画儿挂，“岗屯只剩下庙子前三棵树没搬走”了。而遭这样灾害的，并不只这两个村庄，东西布砦、前庙上、岳庄、梅庄、梁庄、莘县的白马庙、大李王、于家（村）……都有类似的传说。而最残暴的掠夺，则是没收农民的土地。“山东通志”招认说没收了“岗屯、小刘贯庄附近‘逆产’二十六顷八十亩。又堂邑、莘、冠、馆、朝各县‘逆产’六十二顷零。”再加其它县境的约计百顷。但这是远低于实际数字的，比如冠县一县就查抄了“数十顷”。——这还是“冠县县志”说的；根据农民们说，在没收“贼产地”的时候，凡是“跟黑旗说过话的”，“沾上点潮气的”的人家也在恐吓讹诈之下同样被没收了；和“贼产地”连界的土地，也不管是谁家的，被看中了也就丈量进去，随便霸占，谁也不敢吭声。而这些土地实际上全归了地主阶级。——如小刘贯庄的全归柳林团，岗屯的全归了范寨团。于是几万家自耕的贫农顿然变成了佃农。农民们的土地所有权变成地主的了，转回头再向地主租自己的地种。而租种这种“贼产地”的除了缴纳固有的钱粮以外，还要缴“贼产粮”，——每亩地等于完三亩地的粮。农民们不敢种这种地，“但为了活，又非种不可。”还有些农民，土地被霸占了，但“没有地也得完粮”，“好多人急得上了吊。”最后，地主们又把这些没收去的土地卖还给农民，一直到一九三○年还没卖完！而岗屯和小刘贯庄的农民对于柳林、范寨地主阶级的仇恨也延续了近百年都没有消灭。不久以前，小刘贯庄的人都还不到柳林赶集，岗屯的人也不跟范寨的人通婚。——虽然这阶级仇恨已被地主阶级在形式上改变成了地区间的仇恨。
但鲁西农民们的仇恨，主要地则表现在以后连续不断的革命行动里。小刘贯庄撤走以后，许多黑旗军依然潜伏在附近各县。被称为宋景诗“余党”的农民武装活动，从同治二年以后，就没有断绝过。同治四年歼灭僧格林沁之役，东昌一带的“余党”就曾加以策应。同治七年张宗禹部队到达东昌地区，这里的农民武装又一度活跃。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山东农民便在白莲教领导之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而冠县正是义和团发祥地之一。宋景诗恰巧也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回到岗屯，有着前来参与领导这一运动的意图。但此时利用义和团来排外的毓贤调去山西，山东新任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镇压不遗余力，宋景诗似乎未能得志，不久就又远离山东了。
宋景诗在同治七年张宗禹败退徒骇河投水自尽以后，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满清朝廷极不放心，一再追问他的下落而不可得。到了同治十年，安徽巡抚英翰——一位冒功的能手——才在亳州捉了一个为人符水治病的许连升，硬说是宋景诗所化名的，报奏清廷，奉旨在安徽省城杀了，并令“传首肇事地点”示众。但和我们谈话的七百多农民没有一个人承认宋景诗是死了的。（当然不是说现在还没死）连柳林地主的后代也没人说过宋景诗的首级曾被传到东昌或堂邑来示过众。而岗屯一带的农民则坚决地说光绪二十六年宋景诗回来过。其中像杨守德并说亲眼看见过他，当时他有七十五、六岁了，住在黑旗大将温连科的家里。而温连科的儿子温丙承对这件事还有顾虑，他虽然否认宋景诗住在他的父亲家里，说他父亲在光绪二十六年已经死了，但宋景诗回到过岗屯并且打听过他父亲的事他是肯定地加以证明的，他并且还描绘了宋景诗当时的外形和性格。因此同治十年在安徽被杀的许连升，不过是英翰冒功的工具而已。岗屯的许继之对这件事说得好：“宋景诗没有死，满清朝廷杀了一个人，就说宋景诗伏法了。——认为宋景诗死了，他们心里就踏实了。”完全戳穿满清朝廷的卑怯心理。
宋景诗回到岗屯来，一般的传说是因为那年水灾，宋景诗指点农民挖掘枯井的藏银来救济百姓，但金银已被人盗走，宋景诗便飘然而去了。但乔庄的老人则说他回来办过“团”，李静慈同志的“关于宋景诗二三纪事和传说”一文里也说他“后来还当过义和团大师兄们的师父。”他之回来挖掘藏银救济百姓之说不过是失望后的掩饰之词罢了。但不管怎样，七十七岁高龄的宋景诗是始终没有忘怀人民的苦难，没有忘怀农民的革命运动的！
宋景诗生于一八二四年，到今年是一百二十九岁了，当然早已不在人间。但农民们对于他的晚年只传说他还在陕西，或者还在山西，甚至说在蒙古，在关外、在南边，但都没有说到他的死。因此英雄宋景诗之死和许多历史上人民英雄的下落一样，成为一个谜了。但这个谜的本身也是真实的，因为英雄宋景诗在鲁西广大农民的心中是没有死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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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影片“钢铁的城”
邹荻帆
原著：艾生·厄本编剧：奥达卡·克巨那导演：马丁·弗立克
翻译：陈叙一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片厂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译制
“钢铁的城”是第一部配有华语对白在我国放映的捷克斯洛伐克影片。这部电影系根据艾生·厄本的原著改编，由名导演马丁·弗立克导演。这部影片曾在卡罗伐维所举行的五届国际电影节中获得“社会进步斗争”奖，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界曾称誉它是：取得思想性与党性的原则的胜利的一部影片。对中国观众来说，这部影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和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资本主义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资产阶级恐慌万状。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厄运，不惜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对工人阶级更进一步加紧压榨。影片一方面描写了资本家为了企图解雇捷克斯洛伐克卡洛伐虚钢铁工厂的四百五十名工人，用降低工资的办法，雇佣失业的德国工人来代替原来的工人，并使用各种可耻手段，破坏工人的团结；同时也描写了捷克斯洛伐克卡洛伐虚钢铁工厂的工人联合德国失业的工人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与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历史上的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已经看到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时又获得了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第五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以哥特瓦尔德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因此，工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无可忍受的压榨下，展开了罢工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工人阶级不但打击了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教育。罢工运动展开后，资产阶级更形疯狂。他们利用特务、宪警，以及威胁、利诱的手段来分化工人，逮捕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想用高压的手段使工人们屈服，但是资产阶级的懦怯的愿望是徒然的。在影片结尾时，工人阶级的队伍像汹涌的洪流一样前进着，他们高唱国际歌走向警卫森严的桥梁，尽管宪警们开枪射击，但狂风中飘扬着红旗，人类的希望出现在我们眼前！
影片的情节就是这样的。
这部影片所描写的一九三一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旧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政权，而且国家的经济枢纽，都操在大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许多工业部门都由国际的卡特尔和康采恩〔注〕支配。仅在捷克州一州，就有二百五十个康采恩，它们在实际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那些工业部门中，拥有七百五十个以上的最大企业。这些康采恩掌握着捷克斯洛伐克全部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资本。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工业与财政，为最大的股东银行所统治。在这些银行里，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法国的）具有很大的势力。当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后，就更能充分了解这部影片了。影片一开始，就介绍了巴黎证券所大厅、法国金融巨头军火大王尤琴·史纳德的办公室和矿务冶金公司的董事长兼四十个联营公司理事会理事长普利兹博士的办公室里的人们神经紧张、惶恐不安的情形。这是在影片上没有多露面的，资产阶级的幕后人物。我们从影片里继续看到了工厂经理陶德尔及其保镖奥太指挥着宪警，特务哈利克伪冒工人进行破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领袖哥特瓦尔德在国会上发表抗议迫害工人的演说时，资产阶级代表们蹬脚、吹哨的情形。影片里的这些场景是国际资产阶级活动的缩影，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物，都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
某一些暴露旧社会罪恶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很容易过分刻划受侮辱与受迫害者的悲惨的命运，以致使作品失去了力量。而影片“钢铁的城”却不是如此的。伟大的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这样讲过：“我们作家们的事业，是困难而复杂的事业，它并不只限于批判旧现实，及揭发旧现实之缺陷的传染性。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具体地描写，并借着这些手法来肯定新现实。青年作家们，必须学习观察在旧的腐败物冒烟当中，未来的火是怎样地燃烧起来，怎样的越燃越旺。”
“钢铁的城”正是这样，它给我们带来的场景，不仅是受压榨的人们的呻吟和失业、饥饿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在如何有组织、有领导地与资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于这斗争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而又是英勇的，因此这部影片充满了乐观的战斗气氛，使观众具体地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斗争性的坚强和力量之不可摧折。
这斗争所以是乐观的、有希望的，是由于它是在苏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之后。早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斯大林大元帅就这样说过：“十月革命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它同时还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础，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础是世界革命运动从来未曾有过的，而现在它却能把这个基础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全世界各国的无产者和被压迫的民族团结了起来。当斗争不是孤立无援，而又有着光辉的榜样的时候，斗争就更英勇而乐观。影片中的工人们在谈话中都羡慕着苏联工人的生活，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生活无限地向往，这对他们的斗争是很大的鼓舞。
影片以巧妙的手法，讥讽了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威力前，感到途穷路绝，不得不耍弄花招，而终于被揭露现出了丑态。这样的描写，更加重了工人阶级战斗的乐观色彩。我们从影片里看到当工人们罢工的时候，工厂的烟囱已经不再冒烟了。卡洛伐虚钢铁厂的经理陶德尔和工程师柯得那，为了动摇工人罢工斗争到底的意志，表示自己能够另外找到工人（实际上是毫无办法），便以谎骗的手段，把垃圾搬到锅炉中去烧，使工厂的烟囱冒烟，欺骗厂外罢工的工人，让他们以为他们的罢工阵线已被瓦解了，工厂已有很多工人上工了。这种欺骗和捣鬼是该厂经理和几个资本家的走狗亲自动手作的。当罢工的工人们看到烟囱里的浓烟，正感惶惑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爆炸声，爆炸的原因是经理和走狗们没有烧炉子的经验造成的。工人们亲眼看到了经理陶德尔等所演的丑剧：他们被烟火薰黑了脸，狼狈不堪地从锅炉房走出来。这种讽刺的手法，使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和斗争的乐观情绪更加强了，使资产阶级的虚伪、欺骗、卑怯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影片这样处理历史题材是恰当的，首先作者与导演掌握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使影片能够真实地将历史描写出来。而这种描写，在影片里又不是繁琐或死板的，而是把历史事实加以概括和集中。所以这部影片，不但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而且也把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贯串在影片里。影片通过艺术形象和工人生活的描写，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斗争才有胜利，妥协和后退都是没有出路的。影片批判了那些纯粹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而破坏罢工的个别工人，因为这些个别的工人最后依然陷入悲惨的命运，这就强有力地教育了我们为一切劳动大众而战的必要。
影片“钢铁的城”，由于它对阶级间的关系作了尖锐和忠实的描写，以肉和血充实着思想，所以它充满了力量，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鼓舞力。
〔注〕“卡特尔”和“康采恩”均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联合形式。“卡特尔”是资本主义各个企业为了要维持一个标准价格而订立的一种协定。“康采恩”是资本主义各企业由于金融上彼此互相依赖，而建立的各种联系和结合的企业集团。
第3版()
专栏：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西南区司法改革工作全面展开
西南区各省、市的司法改革工作已全面展开，并已先后进入紧张的检查和检举阶段。其中云南省已结束了重点试验工作，运动正普遍地向各县深入发展。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司法改革工作的进行情况是正常的、健康的，以重点试验为主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已取得良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将用以指导今后各县的司法改革工作。
全区的司法改革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贵州省是以省人民法院和贵阳市人民法院为重点，吸收全省县人民法院院长以上的干部参加，使他们在运动中统一思想，明确方针，吸取经验；并先行检查自己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然后按照全省的统一计划，由上而下地逐步开展工作。中共贵州省委对司法改革工作极为重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曾固亲自主持全省司法会议，亲自动员和听取小组汇报，督促省人民法院院长作了三次检讨。这种作法，解除了某些旧司法人员认为是只“整”自己的思想顾虑，也打破了某些老干部自认为没有旧法观点的抵抗情绪，为今后全省的司法改革工作扫清了道路。云南省是先以省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法院和楚雄专区分院为工作重点，取得经验后，再召开包括省分院和重点县、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参加的司法改革会议，布置全省的司法改革工作。该省已在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召开了全省司法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重点试验的经验，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作出了全省司法改革工作的决议。现在该省的司法改革工作已普遍深入到各县。西康省是把全省各县、市人民法院的主要干部集中在省参加司法改革工作，作为实地的训练。这一作法的优点是解决了缺乏骨干的困难，缺点是没有发动当地的群众，不易把运动搞得彻底和深入。但该省在发现这一现象后，已经一面指示各县发动群众检举，搜集材料，一面让受训的干部回去以后在发动群众上作补课工作。西南行政区一级的司法机关和重庆市的司法改革工作，也已普遍展开。重庆市人民法院经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后，十月中旬已进入最后处理阶段。四川省的司法改革工作开展较迟。该省在十月十五日召开了全省分院院长和部分县人民法院院长参加的司法工作会议，拟订了全省司法改革工作计划；但因领导上抓得不够紧，运动的劲头还不大。
全区多数省、市和个别专区在司法改革工作中，一般都贯彻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了由内到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的方法。在运动开始时，一般都是先动员干部学习文件，进行检查，同时由内而外地宣传、发动群众。根据重庆市的经验，要使内部检查深入开展，必须由染有严重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带头下水，然后对问题严重的典型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批判。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干部中的思想顾虑，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使他们敢于大胆地暴露和分析问题。在内部检查和外部发动群众都有了一定成绩以后，应该选择群众迫切要求处理的典型错判案件和严重违法失职人员，适时地召开改判大会或当事人大会。法院的负责人应在会上向群众作检讨，宣布改判错判案件或处理违法失职人员。昆明市把内外群众揭发检举出来的两千多件材料加以核实查对后，在九月二十三日召开了九百人出席的改判大会，当场改判了四个重大案件，法院的干部作了公开检讨。九月二十九日又召开了一万二千人的群众大会，当事人在会上进行了检举控诉，法院改判了四个案件，并由市人民政府宣布撤职查办违法乱纪的刑庭庭长李尊五和值日庭副庭长张丕缓，法院院长当众作了检讨，副市长和市协商委员会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这两次会议的收获都很大：首先是密切了群众和人民法院的关系，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许多群众反映：人民政府真是青天，错判了还要改判。要是在国民党时代，冤死也没人管。又说：今天的法院确实是人民的法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其次是教育了司法干部，推动了内部的深入检查。许多干部参加改判大会后，都认为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危害太大，决心好好检查自己。
全区各省、市的司法改革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方针和方法进行的，因而充分地揭露了人民法院中存在的问题，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基础。到十月初旬，昆明市收到群众的各种材料两千六百多件，重庆市收到一万多件，云南省楚雄县仅县城群众检举的材料就有四百多件。这些材料揭发了人民法院中所存在的不少贪赃枉法、敲诈勒索、违法乱纪、错判案件以及各种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同时也提出了今后改革司法工作的建设性意见，有的地方已把检举的材料核实查对完毕，根据政府的政策方针，分别对违法失职和有严重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的人员作了处理，运动即将进入建设阶段。多数地方仍在通过典型事件和对群众的重点访问，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在法院内部进一步检查和批判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内部检查一直未能深入下去，外部发动群众的工作也未能作重点深入，因而收效不大。这种情形急须改变。